符号模型检验

符号模型检验（精选四篇）

符号模型检验 篇1

本文中的历史剧是指经过创作者艺术加工, 在强调历史真实性同时, 适当运用想象以丰富叙事, 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和历史风貌的“历史正剧”。典型文本如近年来热播的《雍正王朝》、《汉武大帝》、《贞观长歌》、《大明王朝1566》、《朱元璋》、《大秦帝国》等。

对影视文本的分析旨在把一个文本背后的假想、神话和主导性话语剥离出来。要达到“剥离”这一目的, 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影视的意义来自于符号, 来自于汇聚符号的系统, 必须从文本中探究”[2], 而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 s ure) 、巴特 (Roland Barthe s) 以及费斯克与哈特利 (J.Fiske&J.Hartley) 等人的理论则为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影视文本提供了依据。据此, 本文以《大秦帝国》为例, 首先, 选取一组典型镜头 (“商鞅赴刑”) 进行个案分析, 对其符号的技术符码进行解读, 并对社会符码进行表意层次上的分析, 进而揭示其意识形态符码, 藉以展示这一组叙事中符号运用及意义实现的过程。然后, 采用聚合分析的方法对选取的10个样本进行分析, 将整个历史剧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符号系统”, 对其进行意识形态解读。

一、“商鞅赴刑”的符码解读

在符号学看来, 几乎所有的传播都包含了符号和符码两种要素[3]。符码是指一套有组织的符号系统, 它的使用规则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共识之上。这里借鉴费斯克和哈特利的分析方法, 对历史剧文本这一复杂的符号系统作三个阶段的解读, 即技术符码、社会符码与意识形态符码。

(一) 技术符码解读

伯杰 (Arthur Asa Berger) 主张, 在电视研究中“应该注重该媒介的符号功能 (function) 层面, 它与符号的传递 (carrying有所不同”, 由此, 他提出电视最值得探讨的便是其所使用的摄像机镜头类别, 并给出一个电视镜头的分析模型:

从上表可以看出, 镜头的变化、摄影机的运作被视为能指, 而其所指层面则分别表达一定的意义。对镜头符号的调度并非随心所欲, 而是在一定规则内组合, 这种规则须由使用这套符码的文化成员所认可。其中, 镜头遵循拍摄距离符码, 运用技巧则遵循镜头运动符码, 两者都属于电视技术符码范畴, 是传媒藉以再现“现实”的符码。依据这个分析模型, 下面对《大秦帝国》第五十一集中的“商鞅赴刑”[5]这一组镜头中的典型镜头进行分析:

(Ⅰ) 甘龙和公子虔作为监斩官入座—— (中景、仰拍) ——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 压制性权威;

(Ⅱ) 押解商鞅的囚车缓缓驶入—— (溶入、仰拍) ——吸引人注意商鞅形象:一袭白衣, 昂首挺胸, 毅然赴死的洁白高贵、熠熠生辉形象;

(Ⅲ) 整个刑场的全景, 身着白衣孝布的老百姓跪迎商鞅—— (俯拍、全景) ——展现老百姓、保守势力以及商鞅三者之间关系:执法势力的旁观与冷酷、老百姓的痛惜挽留、商鞅的无所畏惧。在这种构图中, 观众的爱憎情绪被潜在地引导;

(Ⅳ) 商鞅走上刑台, 白衣被树枝挂住—— (切、特写) ——即时出现的意外情况, 表现草木也不舍的天意;

(Ⅴ) 甘龙与刑台上的商鞅对话—— (中景、仰拍、俯拍) ——取景时二者高低位置不同, 对甘龙的俯拍镜头表现反面势力在精神上的渺小, 对商鞅仰拍, 表现其人格的威严崇高;

(Ⅵ) 商鞅坐于刑台, 聆听百姓颂词—— (特写、仰拍、淡出) ——一种亲近且不失崇高的形象, 其背景亦是巍巍大山, 展示其人格与山齐高。淡出则结束这一画面, 将镜头交给另一个叙事——安置公主;

(Ⅶ) 刑场纷纷扬扬下起雪来—— (淡入、远景) ——雪的意象昭示着冤屈, 远景而为揭示这个地方的环境, 下雪也引出了另一个人物的出现——白雪。

(Ⅷ) 一袭白衣的商鞅与一袭红衣的白雪刑台上执手对饮—— (特写、仰拍、中景) ——特写亲密尽显柔情, 为情而死的无悔与感伤;仰拍表现爱情的高贵, 中景表现两人相依相亲、生死相扶的关系。接下来的商鞅与白雪相拥而亡, 纷然落下的雪掩映在白的和红的衣服上, 画面诗意唯美。

(Ⅸ) 追忆商鞅与白雪相识相知, 以及与嬴渠梁共建伟业的往事—— (淡出、切、淡入) ——在不停地切换中, 追溯商鞅一生, 追忆商鞅与白雪这段感情的真挚美好;追忆商鞅打造强国的光辉历程——所谓“江山不负美, 美人如江山”。

(Ⅹ) 新君嬴驷送别商鞅 (远景、仰拍、俯拍、淡出、拭消) ——表现环境和新君送君情意, 送别队伍的连绵不绝, 全剧结束。

(二) 社会符码解读

社会符码主要包括行为符码、服饰符码、语言符码等, 是藉以解读“现实”的符码。围绕符码组合的符号在这组三十分钟的镜头里被密集地呈现。这些具体的符号如何在影视中实现意义?对影视社会符码解读也即需要对符号做表意分析。菲斯克和哈特利在巴特的《神话学》基础上, 提出符号表意系统的三个层次:

其中第一个层次是一种“自足完满”的关系, 到了第二层次, 原本简单的促因性意义提升至文化的层次, 即符号的意义不单纯地来自符号本身, 而是源自社会使用与评价能指和所指的方式。到了第三层次, 在第二层次所产生的文化意义范畴, “结合凝聚成为一个全面性、文化性的领悟, 一种现实世界观, 一种一致且连贯的观点”[6]。这里以商鞅走上刑台时“白衣为枯木所系”这组镜头为例, 做符号表意层次的解读:

(1) 这组镜头中的核心符号有“枯木”、“白衣”、“商鞅”等。符号在传播达成的第一层次, 先是逼真的物质图符。逼真的“枯木”、“白衣”图符作为一种纯粹的物质形象是第一层次的能指;所指是由物质形式所联想到心理上的一种概念, 如“枯木”是“已近死去 (也或者是在冬天落尽了叶子) 的一种靠光和作用生长的生命物”, “白衣”是“人为御寒用棉麻制成的白色的衣服”。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是由于分析的目的才将能指与所指截然分开。而在实际生活中它们结合得如此紧密, 以至于它们间的关系显得自然、正常而且是既定的, 即“自足完满”。

(2) 当符号的意义从具象性质提升至文化意义时, 它即进入了第二层次的表意阶段。而在第二层次中, “枯木”“白衣”变成了新的能指, 所指的则是一种基于约定的文化中的精神意义, 也即巴特所说的“神话” (myththology) 。

神话的领悟离不开符号在第二层次表意过程中所扮演的两种角色。在这里“枯木”“白衣”具体化了某种价值, 其体现的“文化意义”, 即“迷思”。启动这种概化的迷思, 必须剥去符号所连带的特定所指, 在此“枯木”也就不仅仅是长在刑台边的一株枯木了。它启动了我们脑海中的“迷思链” (myth chain) , 并藉此让观众领悟到商鞅命本不该绝, 上苍也试图挽留他的事实。这是第二层次中符号的第一种角色——迷思制造者 (myth-maker) 。第二层次的符号还扮演另一种角色是内涵意义的因子 (connotative agents) 。这主要是指镜头的角度、灯光、背景音乐, 表达符号的内涵意义, 传递价值、情感与态度。

这里通过镜头调度, 引人联想, 而这些联想一方面是基于特定的文化积淀——“白衣书生”的士子形象, “枯木留人”万物皆有灵, 能汇通天意等;另一方面则是观众的配合, 即隐喻和转喻的领会上对电视符号进行解码和想象。

(3) “符号意义受主观感受的影响……符号的意义, 只有在文化成员彼此统一之下才产生一定的意义, 也就是所谓的‘相互主观性’”[7]。在相互主观性具有组织作用的同时, 迷思本身, 彼此之间也具有联合性和组织性, 而这种迷思的组合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在第三层次上, 第二层次符号系统构成第三层次符号能指。所指即是文化性的领悟, 一种现实世界观, 即商鞅代表的法制精神、改革精神顺应天意。

(三) 意识形态符码解读

商鞅赴刑的呈现为什么不是一身破烂的囚衣、枯木根本就没有挂住衣服?商鞅还可能在登刑台的时摔了一跤……然而这组镜头没有这样处理。事实上, 传播者享有对符号资源的优先建构权, 他们所享有的价值立场有条件通过文本传播得以实现。符号的组合后将产生新的意义, “商鞅赴刑”这一组镜头组合为相对封闭的“符号系统”, 传播者的意识形态也就依附在系统的机构里。

基于技术符码和社会符码解读可以观察到:在“商鞅赴刑”这组镜头中, 技术符码的运用“亲疏”有别, 隐藏着传播者的价值判断, 同时作为讯息被传递也影响了观众的文本体验;而社会符码层面的符号运用——公子虔丑陋的面具, 甘龙脸上的刀疤、虬曲的拐杖等, 商鞅的一袭白衣, 白雪的一袭红妆, 漫天飞舞的白雪等同样隐藏着传播者的价值介入。文本的叙事进行中, 精心设计的符号被密集地呈现给荧幕前的观众, 观众的体验被牵引着自觉地站在“商鞅”一边——为他惋惜, 痛恨复旧势力。透过这层情绪上的引导, 不难看出, 传播者也在向观众推销一套看不见的价值。这套价值我们可以概括为——“要法治不要人治”[8]。

二、对《大秦帝国》文本的聚合分析

符号必须组合成系统才具有意义, 这是因为符号意义源自它在符号系统结构中的位置。“商鞅赴刑”这组镜头是一个小型的相对封闭的符号系统, 而五十一集的历史剧《大秦帝国》则组成了一个更广阔的符号系统。这里尝试在个案分析的实践基础上, 用特殊观照普遍, 对《大秦帝国》整个文本进行考察。

由于符号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构, 索绪尔提出用共时的 (synchronic) 和历时的 (diachronic) 的两种维度考察文本符号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历时的方式即组合分析, 研究构成叙事的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 (即组合结构) 。这也就属于叙事学的分析任务了。在这里本文的内容分析框架只通过共时的方式研究文本, 也即聚合分析。聚合分析就是探究元素之间的关系, 即发掘文本中隐含的两两对立模式 (即聚合结构) 。“在所有文本中, 必然存在某些系统化的、相互关联的对立组, 并可以揭示出来。”[9]于是在聚合分析的应用中, 符号学可以考察符号系统中的二元对立。

具体到《大秦帝国》这部历史剧中最重要的对立就在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 这里用法治和人治两个概念来概括, 展示文本中的二元对立。对整个文本的分析统计如下 (这里样本选取依据为:“法治”和“人治”符号同时出现并形成正面对抗的镜头) :

对这10组镜头的分析发现, 其符号的运用皆与第十个样本“商鞅赴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对于“商鞅赴刑”的典型分析, 从技术符码、社会符码和意识形态符码三个层次, 同样可以用来观照这上述的其他样本。在《大秦帝国》这部历史剧中, 以此二元意识形态对抗为线索, 则可视整个文本前后的符号系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产生出意义与角色, 其历史剧文本中的隐藏的意识形态诉求——“要法治不要人治”在符号系统中一以贯之。

转型时期的中国, 法治尚待健全, 人治依然大有市场, 在社会普遍要求公正的历史背景下, 呼吁法治精神、“商鞅”式法治人格, 有意无意间都流露出传播者对这种对社会的理解和判断。在收看了这部历史剧, 有后见之明的观众那里, 不可避免地引起意识形态的共鸣。

三、历史剧文本的符号分析模型

通过上文对历史剧文本的电视符号分析展示, 这里将分析模型总结如下:

首先, 以文本元素“A”为个案分析来验证假设。可以通过技术符码、社会符码、意识形态符码三个层次实现对这一小型符号系统的符码解构。其中技术符码借鉴伯杰的镜头分析模型 (表1) , 而社会符码则依据表意三层次分析框架 (图1) , 进而实现对A符号系统意识形态X的揭示。基于X对A符号系统做二元对立的总结区分 (如+A对-A) 。

其次, 围绕X设计抽样标准, 对文本展开统计, 抽取样本。将对A符号系统的解读方式推及至B、C、D等符号系统的解读, 实现对样本微观层面把握。

然后, 基于二元对立 (如+A对-A、+B对-B等) 的线索, 对整个文本展开聚合分析, 使“文本T1”实现向“文本T2”的转换。从而在二元对抗中揭示历史剧文本作为整体的符号系统所蕴含的意义。

综上, 在借鉴索绪尔、巴特、费斯克与哈特利、伯杰等人符号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上, 本文尝试构建对影视文本进行符号分析的一种可能路径, 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历史剧文本分析中, 藉此以期实现对影视文本符号解读, 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一次扩展。

摘要：一切对历史的当代阐释都在表达着当代人的价值与想象, 而这些价值和想象必然通过符号隐含在改编的影视文本中。本文以《大秦帝国》为例, 尝试将索绪尔、巴特、费斯克以及伯杰等人的符号理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 提出历史剧文本的符号分析模型, 藉以探讨符号分析在影视文本解读中方法论上的意义。

关键词：历史剧,意识形态,电视符号,分析模型

参考文献

[1]“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被赋予了多元内涵, 本文所涉及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是指文化学意义上的解释——“一种观念, 理想, 或信仰的体现”, “是一种文化围绕其主题产生意义和角色的方法”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 等,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76) .

[2][美]阿瑟.阿萨.伯杰.媒介分析技巧[M].李德刚,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19.

[3][英]约翰.费斯克.传播符号学理论[M].张锦华, 译.台湾远流出版, 2001:89.

[4][美]阿瑟.阿萨.伯杰.媒介分析技巧[M].李德刚,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46.

[5]选取“商鞅赴刑”作为个案分析基于以下两点:[1]这是一组历时较长的样本 (约30分钟) , 符号的运用全面、充足、丰富;[2]该组镜头是整个剧中正面冲突非常集中的一段, 作为结尾, 亦是该剧高潮之一.

[6][美]J.Fiske&J.Hartley.解读电视[M].郑明椿, 译.远流出版公司, 1993:30.

[7][美]J.Fiske&J.Hartley.解读电视[M].郑明椿, 译.远流出版公司, 1993:34.

[8]此句为《大秦帝国》中秦孝公与商鞅在坚持变法, 抗拒各种阻力的过程中, 所说的最多的台词之一。

符号模型检验 篇2

对于白酒行业来说，各品牌的目标消费群重叠较多，如何让消费者的眼里只有你呢？你可能在广告里说了，我的酒口感好、品质佳，但在消费者品尝前，这是无法判定的。消费者选购白酒时一般是先从价格带开始大体选定后，再进行品牌选择的。譬如，在餐厅，如果是好朋友之间聚会，点白酒时，过得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一定是茅台、五粮液之类的，50-80左右的价格带是首选，然后才会在这个价格带内，再选定哪一个品牌；如果是商务宴请、招待贵宾的话，那么，首先确定的价格带必然是100元以上的，否则，既有失自己的面子，也对贵宾不敬，更可能危及自己的生意，不过即使是商务与公务，也会考虑承受能力。

可见，在白酒消费过程中，价格带的选择是置前的，比品牌选择更加重要。目前中高档白酒市场已经逐步形成了三大价格带：新贵水井坊现在处于最高价格带；舍得、茅台、五粮液、国窖1573等处在第二价格带；蓝色经典、红花郎等处于第三价格带。如果有一种酒建立了清晰的价格带识别体系，当消费者初步确定价格带的时候，就会首先想到该品牌，无形中增加了被选中的机率，产品本身的销售力自然增强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品牌鲜明的档次形象对于中高收入者而言，可以降低消费者决策的风险，对中高收入者而言，可以彰显对客人和送礼对象的尊重。例如，某中低收入的消费者到酒店请客吃饭，想要选瓶白酒，这时在他的脑海中，哪个品牌的价格最清晰，最适合自己的购买力和当前的消费场合，他会在促销小姐开始推荐产品之前便完成购买决策，避免促销小姐推荐太贵的品牌而可能带来的尴尬。相反，对一个高收入者和商务宴请场合，品牌的档次形象越鲜明，就越能起到对客人的尊重。

品牌档次形象的清晰化，主要的途径就是“档次－符号对称”，符号可以是瓶型与瓶子的颜色、包装的特色与颜色总品牌、副品牌、副品牌的VI设计，

旗下的不同档次的产品都要有一个鲜明的符号。符号的特色必须达到足以让客户看一次并记住，而且能说得出与品牌旗下其它产品的符号的区隔。

徽酒的高炉家就是通过强力塑造88元的中档价格识别定位，获得了巨大成功；洋河蓝色经典销售非常成功，在中国中高端白酒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因为洋河蓝色经典的瓶型和色彩上与普通洋河大曲有了明显的区隔。请客者和被请者都知晓蓝色经典的身价，请客者尽到礼节，被请者领情了，皆大欢喜，销量自然上去了。“泸州老窖”（国窖1573除外）和“沱牌”等其余老名酒企业，旗下拥有产品线众多，同时全部采用同一品牌名，各产品档次对称符号不清晰，使得消费者选中的机率大大降低。消费者几乎无人记住并且说得出那一款沱牌是高端的。

其实，中国白酒品牌的竞争远远未到文化驱动阶段。有多少人知晓蓝色经典的“男人情怀”，有多少人说得清楚何谓男人的情怀是什么内涵。大家买它，无非是蓝色经典符合自己的消费档次，并且消费中不会被别人误以为是低档的洋河大曲。所以，对于价格总体偏低，但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老品牌而言，如果要进军高端市场。其实，最直接的成功方法，就是为高端产品创意设计一个外观符号，并且通过传播让最多的人知晓这个符号的产品的价格档次。凭着这一招，再加上依托老品牌的底蕴，就足以成功了。“符号－档次对称识别”模型足以推动品牌在高端市场的成功，这个老本可以吃上几年，等到这个老本推动成长乏力的时候，再来推动品牌文化的建设。如蓝色经典已经到了品牌文化驱动阶段，如何让“男人的情怀”可感知化、真正感染消费者，就不能停留在影视、报纸和户外的浅层次沟通，而是要通过消费者主动卷入的公关活动和增值服务等深度沟通的形式把文化渗透到消费者内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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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模型检验 篇3

关键词：通胀；消费模型；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居民消费；产能过剩；投资与驱动；美联储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4-0014-04

一、引言

目前我国面临经济下行，产能过剩的困局。增长的长期投资驱动，是造成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是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相关研究文献表明，受制于社会保障、教育、住房、人口结构、可支配收入、消费信贷等一系列与消费相关因素的直接约束及其预期影响，是消费增长难以实现期望目标的主要因素（余永定、李军2000、刘建民、欧阳俊和靳云汇2003、刘晓越2004、何新华2005、李武2007、高铁梅2007）。上述结论基本是基于经验数据，采用适应性预期计量模型得到的，其面临消费收入关系检验独立于环境变动的卢卡斯批判质疑（Lucas 1976①）。因此有些文献通过提出理性预期框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刘建民、欧阳俊和靳云汇2003）；以及假定我国通货膨胀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等价（余永定、李军2000）方式规避卢卡斯批判。其表明在我国采用理性预期理论方法的消费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别是近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经济严重失衡，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巨增，背景环境的陡变，导致经验信息作用弱化，需要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信息作用。

问题在于如何刻画居民消费行为中的理性预期。预期概念出自对就业与通胀关系的宏观研究。包括1967年费尔普斯（Phelps 1967②）借鉴卡甘（Cagan 1956③）提出行为人根据以往经验教训对未来预期调整的思想，提出的适应性预期概念，以及1972年卢卡斯（Lucas④）在穆斯（Muth 1961⑤）提出的理性预期概念基础上形成的理性预期理论体系。明福特（Minford 1992⑥）给出的理性预期定义为：在可获信息条件下，行为人对未来结果预期的主观概率分布与实际概率分布是一致的。若将理性预期概念应用于居民消费研究，其关键是居民未来的主观预期如何测度，以及其与实际分布的一致性又怎样识别。美联储在其公布的FRB/Global（1997）相关通胀测度模型中，给出利用经验信息矫正居民长期通货膨胀率主观预期的处理技术。本文将其应用于中国实际，提出具体操作方法，并将该处理方法称为预期理性修正。本文基于这一概念构建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混合模型，测度通胀以及分析影响我国消费的因素作用。研究发现基于季度数据的理性预期修正模型可较好地解释我国消费现实。其中，收入对消费影响程度增加的信息，表明近年社保相关改革，已降低了居民的风险预期，增强了其消费意愿。但另一方面从通胀预期上升，但居民仍然出现储蓄意愿增强和消费下降，以及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表现出的负相关信息中，也得到目前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程度不足与住房支出压力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其仍然是约束消费增长重要因素的结论。

二、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FRB/Global（1997）相关模型，建立可支配收入、实际利率、消费占收入比例、劳动力供给占人口比例4个因素决定居民消费机制模型。其中FRB/Global将实际利率需要剔除的通胀因素界定为预期长期通胀率。

1. 预期长期通胀率形成机理。FRB/Global将时期定义为季度，其以年度表示长期。因居民预期是基于经验信息的，为适应性预期。FRB/Global采用在这一适应性预期中逐步加入理性预期修正信息，以递归线性混合模型给予测度。第一层次模型为：dpexp=？籽1dpexp.r+（1-？籽1）dpexp.a。式中的dpexp表示预期长期通胀率，其通过理性预期长期通胀率dpexp.r与dpexp.a适应性预期长期通胀率的加权平均机制得到。权重为0<？籽1<1，其反映理性长期预期通胀率的边际通胀份额。第二层次是对理性预期长期通胀率与适应性预期长期通胀率测度的线性模型：dpexp.r=？籽2dpc1+（1-？籽2）dpexp+1与dpexp.a=？籽3dpc1+（1-？籽3）dpexp-1。式中dpc1是以本期t前四期（季度）实际环比通胀率？仔t-1～？仔t-4计算得到的长期（年度）实际通胀率；dpexp-1和dpexp+1分别是本期t前和后四期（季度）预期环比通胀率？仔et-1～？仔et-4和？仔et+1～？仔et+4计算得到的预期长期（年度）通胀率，其中？仔e均为居民的主观预期值。这样理性预期长期通胀率是通过权重0<？籽2<1参数对dpc1和dpexp+1信息加权的均值；适应性预期长期通胀率是通过权重0<？籽3<1参数对dpc1和dpexp-1信息加权的均值。显然通过建立实际数据信息矫正居民主观预期信息的机制，可以修正居民主观预期概率分布与实际概率分布的偏离。对上述两个层次线性模型合并整理可得：dpexp=[（1-？籽1）？籽2+？籽1？籽3]dpc1+（1-？籽1）（1-？籽2）dpexp+1+？籽1（1-？籽3）dpexp-1。其中若设？籽1=？籽2=？籽3=0.5，则有：

2. 我国消费预期理性修正模型。构造以实际居民消费支出cc为被解释变量；以实际利率，即扣除预期长期通胀率dpexp的长期利率rl，实际可支配收入ypd，劳动力供给lf占人口pop.x比例lf/pop.x，消费cc占收入ypd比例cc/ypd为解释变量的我国消费预期理性修正模型如下：

3. 经验研究变量数据定义。（1）实际居民消费支出cc由价格指数调整名义居民消费支出c？淄=c？淄ch×pech+c？淄nc×penc得到。式中c？淄ch和pech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人口，c？淄nc和penc为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和乡村人口。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相关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源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相关人口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年度数据的季度调整。（2）预期长期通胀率dpexp采用（1）式。其中季度实际通胀率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得到；两个预期长期通胀率，是通过搜集并综合2011和2012年度，各机构对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预测数据得到的。（3）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ypd由价格指数调整名义可支配收入yp=ypch×pech+ypnc×penc得到。式中ypch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pnc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数据也源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三、计量分析

1. 样本数据说明。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0—2011年。其中对存在季节性变化变量进行了季节调整。

2. 平稳性分析与估计。其中表1为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2和（4）式为估计结果。

方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正有负，说明各因素对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变动的作用方向交互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长期预期通胀率变动一个单位，使得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的短期波动负向变动0.012 9；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短期波动变动1%，使得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的短期波动正向变动0.618 7%；个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变动1%，使得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的短期波动负向变动1.197 7%，各变量的影响均是显著的。

3. 消费分类计量分析。为了解释个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与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呈负向变动关系，本文基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的消费分类，通过居民消费分类支出信息，分析消费构成的影响。其包括，居民居住消费支出cc2、居民交通与通讯消费支出cc3，居民娱乐与教育消费支出cc4以及扣除上述4项以外的居民消费支出cc1。因实际通胀率在消费支出分类后的统计检验不显著，因此分类消费模型设定为：

相关经验估计工作包括：（1）数据定义。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0—2011年。各变量采用名义季度价格数据⑦。（2）平稳性分析与估计。表3为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4和（6）式为估计结果。其中注意到四个分类消费与可支配收入比变量系数和为0.968 0，这是与可支配收入系数0.963 2极为接近的信息。一个解释是相比可支配收入，分类消费变量较小，可支配收入仍然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空间

其一，美联储在其公布的FRB/Global（1997）相关消费模型中给出利用经验信息矫正居民长期通货膨胀率主观预期的处理技术。本文将其应用于中国实际，提出具体操作方法，构建了通胀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混合模型，并通过2000—2011年季度经验数据测度通胀，以及分析影响我国消费的因素作用。本文研究所设定消费函数通过统计检验，结论与中国消费事实基本一致，其表明基于季度数据的通胀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混合模型可以较好测度中国的通胀，对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二，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中，存在三方面并不一致的信息，一是可支配收入仍是主要影响因素。与国内前期研究比对，我国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表现出增加趋势。二是通胀预期上升，但居民仍然出现储蓄意愿增强和消费下降。三是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表现出的负相关。综合其信息可以得到，一方面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改革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风险预期，但目前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程度没有出现根本性提高，其仍然是约束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因购置住房相关支出没有包括在消费统计范围之内，其是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也为消费增长的重要约束。

注释：

①参见Lucas Robert E. ，Jr.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 In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 Ed. K. Brunner and A. H. Meltzer，19-46.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76.

②参见Phelps，Edmund（1967），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Economica， 34， 254-281.

③参见Cagan， Phillip （1956），The Monetary Dynamics of Hyperinflation. In Friedman， Milton （ed.）.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0-226-26406-8.

④参见Lucas， R.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4， pp. 103-124.

⑤参见Muth， J.（1961），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 29（3）： 315-335.

⑥参见Patrick Minford. （1992）， Rational expectations macro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handbook. Oxford， UK： Blackwell.

⑦缺失的农村数据采用的补全方法为：2001年第X季度/（2002年第X季度/2001年第X季度），X=1，2，3，4（其中，居住、交通与通讯只取X=3，4）。

参考文献：

[1]Levin，A.，J.H.Rogers and R.W.Tryon. A Guide to FRB/GLOBAl，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Series 588，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97.

[2]Qin， D1.. Aggregate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1，（15）：132-141.

[3]Yu，Yongding.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R]. Working Paper Circula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1993.

[4]帕特里克·明福德.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M].方福前，王小波，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23-133.

[6]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140-153.

[7]刘建民，欧阳俊，靳云汇.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理性预期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1）：55-59.

[8]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35-44.

[9]李武.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6）：67-69.

[10]喻胜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

[11]黄赜琳，傅冬绵.居民消费演变特征事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2）.

[12]高铁梅.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3-14.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⑦缺失的农村数据采用的补全方法为：2001年第X季度/（2002年第X季度/2001年第X季度），X=1，2，3，4（其中，居住、交通与通讯只取X=3，4）。

参考文献：

[1]Levin，A.，J.H.Rogers and R.W.Tryon. A Guide to FRB/GLOBAl，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Series 588，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97.

[2]Qin， D1.. Aggregate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1，（15）：132-141.

[3]Yu，Yongding.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R]. Working Paper Circula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1993.

[4]帕特里克·明福德.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M].方福前，王小波，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23-133.

[6]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140-153.

[7]刘建民，欧阳俊，靳云汇.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理性预期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1）：55-59.

[8]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35-44.

[9]李武.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6）：67-69.

[10]喻胜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

[11]黄赜琳，傅冬绵.居民消费演变特征事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2）.

[12]高铁梅.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3-14.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⑦缺失的农村数据采用的补全方法为：2001年第X季度/（2002年第X季度/2001年第X季度），X=1，2，3，4（其中，居住、交通与通讯只取X=3，4）。

参考文献：

[1]Levin，A.，J.H.Rogers and R.W.Tryon. A Guide to FRB/GLOBAl，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Series 588，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97.

[2]Qin， D1.. Aggregate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1，（15）：132-141.

[3]Yu，Yongding.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R]. Working Paper Circula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1993.

[4]帕特里克·明福德.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M].方福前，王小波，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23-133.

[6]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140-153.

[7]刘建民，欧阳俊，靳云汇.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理性预期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1）：55-59.

[8]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35-44.

[9]李武.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6）：67-69.

[10]喻胜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

[11]黄赜琳，傅冬绵.居民消费演变特征事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2）.

[12]高铁梅.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3-14.

符号模型检验 篇4

关键词：认知模型,符号主义范式,联结主义,SOAR,ACT

0 引 言

所谓“认知模型”(architecture in cognition),大致是指作为认知科学的概念、方法和数据之基础的一种“组织性的框架”。目前没有统一或公认的界定和用法。总体来说可分为认知子领域的局部架构、统一认知架构和计算机智能体。认知模型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时期:前人工智能时期;经典符号处理模型时期;联结主义模型的兴盛时期。

认知科学的统一模型是对局部模型进行了全局组织(globel organization)。迄今有三种著名的统一模型。其中两个是符号主义处理模型,分别是SOAR和ACT;另一个是联结主义模型PDP,即神经网络。以往的中文核心期刊大都是从心理学方面阐述认知模型,本文主要从计算机科学方面阐述认知模型的构建。[1]

符号主义范式的基本方法是探究智能或认知是由理性的符号表示的;符号主义认知模型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典型代表。目前主要的符号主义认知模型包括:GPS——“通用问题求解程序”、机遇问题求解(opportunistic problem solving)、EPAM(初级知觉和记忆程序)、R.Quillian的语义记忆系统、MEMOD(人类长期记忆模型)、HAM(人类联想记忆)、SOAR、ACT。

1 SOAR和ACT模型

1.1 SOAR

SOAR是由纽威尔等人于1986年开发的称之为“通用智能的一种框架”,SOAR的字母意思为状态、算子和结果,简单来说就是应用算子改变状态和产生结果。SOAR主要讨论知识、思考、智力和记忆等问题,是一个应用范围非常广的认知结构。

SOAR模型实现了短时记忆的功能,并且很好地使概念、事实、规则有机结合在一起。SOAR是围绕着算子的选择和应用功能来组织的。算子就像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样,人要是解决一个问题可以有许多种方法,这就牵涉到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下面具体介绍一下SOAR结构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SOAR的高层结构由控制策略、成果记忆区和工作记忆区组成。控制策略包括选择算子、创造状态、学习新成果等;成果记忆区:成果可以由用户创造,每一个成果都有一套状态和一套行为,当状态与工作记忆中的对象相符合时,行为就执行。SOAR在工作记忆区保存着目前问题的解决的状态和解决问题的算子,工作记忆是由表结构组成的。

建议的候选算子被放在工作记忆区中。参数选择过程对这些候选算子进行比较,选择出一个作为目前算子。然后目前算子中的成果改变工作记忆中的元素,进而改变状态。这个过程的循环就是SOAR的执行过程。目前算子的选择和作出决定组成SOAR的执行循环,具体包括:1)输入,新的感觉信息进入工作记忆中;2)建议,成果为目前状态建议算子(开火)和撤销被建议的算子(收回)来解释信息,比较被建议的算子(算子比较);3)决定,一个新的算子被选择或者一个困境被检测的同时一个新的状态被创造;4)应用,目前算子的成果开火来应用算子(算子应用);5)输出,输出命令被送到外部环境。其中的决定循环持续,直到一个暂停行为被SOAR程序发出或SOAR被用户中断。决定循环在决定阶段只有一个算子被选择时的过程。如果决定循环过后有多个算子,而不能决定应该选择哪个算子时,就出现了困境。困境发生后,SOAR结构创造出新的子状态来解决它,具体困境解决过程可参看参考文献[2,3,4,5]。

1.2 ACT

ACT系统是安德森继HAM以后建立的。ACT是一般的认知模型:ACT可以通过程序来完成许多种认知课题,除了有长期记忆以外,ACT还有关于活动概念的短期工作记忆以及一个可编程的“产生式系统”。详细来说,人们获得新知识有三个阶段,分别是陈述性阶段、知识编辑阶段以及程序性阶段[10]。在陈述性阶段,人们获得的是有关现实的陈述性知识,并且运用一般可行的程序来处理这些知识;陈述性知识是以组块的结构表征的,一个组块由一独特的识别器和许多具有一定值的空位组成,空位可以是另一组块也可以是一个或一系列外部客体,从而实现了各个知识点的连接。在知识编辑阶段,学习者通过形成新的产生式规则或用新规则代替旧规则,使得新旧知识产生联系。最后是程序性阶段,学习者形成与任务相适应的产生式规律,这些产生式规则被写回各个子模块中:产生式可以被扩展(概括)、具体化(辨别)及根据使用程度不同得到强化或削弱。ACT中的信息结构如图1所示。

图1包含的系统模块:用来辨别视野中的物体的视觉模块;控制手的运动的手动模块;获得记忆中信息的声明/描述模块;清除目前目标和意图的目标模块。中心成果系统实现模块间行为的调节和信息的处理,它仅仅对堆积在模块缓冲区中的信息作出响应。执行过程为模块中信息调入缓冲区中,缓冲区中的信息被基本神经中枢系统中的成果规则改变,再写回子模块。下面对各个子模块作些介绍。

感觉-运动系统

当一个成果需要定位一个物体时,这个成果详细描述一系列约束条件,然后位置系统返回满足这些约束条件的位置的堆。约束条件是一些属性价值对,这些属性价值对是以对象的空间位置(例如顶部)和对象的属性(例如红色)为条件来进行搜索。

目标模块

人类问题解决中常常观察到两个特点:问题选择和目标逼近。Hanoi塔是一个经典的目标操作性为研究对象的范例,目标模块存储着类似Hanoi塔中的子目标。

描述记忆单元

描述记忆模块存储了大量的知识,例如3+4=7的知识。描述记忆单元中的知识以堆(块)的形式被存储,在一个问题解决中,描述记忆中的块的选择由块的活动水平决定。块的活动水平是基本水平活动和相关活动的总和,基本活动反映了它在过去的一般应用情况,相关的活动反映了他与目前环境的关系。

过程记忆

过程记忆存储了问题解决的方法,具体到一个问题应该选择哪一个方法是由下式决定:

Ui=PiG-Ci

式中Pi是可能性估计,即如果成果i被选择,目前的目标获得的可能性;G是目前目标的价值,Ci是这个成果获得这个目标的花费(一般用时间测量)的估计。过程记忆的方法所产生的知识存储在描述记忆模块中,具体公式推导可参看文献[7,8]。

2 SOAR与ACT成果选择的比较

在SOAR中,成果的选择是由算子选择阶段分为九个步骤来完成:每一个步骤处理一个具体类型的优先选择。这个过程的输入是候选成果算子,这个过程的输出包括:

1) 候选算子的子集,或者是一个空集,或者是唯一的一个候选算子,再或者相互冲突的很多候选算子。

2) 一个困境类型 在ACT中,成果的选择由一套成果被选择的可能性是由成果的效用所决定的。成果的效用被定义为:

Ui=PiG-Ci,(成果效果等式)

如果有n个成果匹配,根据公式,选择第i个成果的可能性和效用与n个成果中Ui的效用相联系。

$p{}_i=e{}^{ui/t}/{\displaystyle \sum _{j=1}^{n}e}{}^{uj/t}$

在式中,t控制着效用的噪音。

3 新的认知通用模型

虽然目前大多数认知模型非常理性地来解决问题,但是现实中的人是把偏见、片段记忆、信心等状态密切地渗透到“理性的”推理中,因此对认知模型中信念模块的构造研究至关重要。下面将引入这样的一个模型,如图2所示。

本模型的特点:

通过XML使用可以实现低内聚,松耦合;数据驱动方法,并且可以允许一个客户支持多个不同的认知中心核版本。

gSKI简化了模拟和与认知中心核的工具界面,事实上消除了本认知模型各成分之间的底层耦合。目前认知中心核已经在某些认知模型中应用。这种机制在几种通用的语言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和抽象的核心API应用。具体优点是:

1) 花费更少的时间到认知模型核心系统与模拟的连接。

2) 我们可以迅速连接到用其他语言(Java或者Visual Basic)编写的系统上。

3) 我们能够很容易在多线程和多处理器环境下运行本认知模型。

gSKI是一个连接应用与认知中心核的粘合剂,它隐藏了Soar核数据结构,提供一些额外的功能,例如线程安全。最初gSKI是由C++实现的,C++扩展库提供C++编译器支持的模板和帮助类。C界面包括在C++界面里,因为大部分语言都支持C函数,因此C语言提供认知中心与其他语言的接口。这个系统中有许多转换层,转换层控制对核的处理;这些转换层支持客户端的gSKI界面,这样使得转换层对于客户是透明的。

本模型认知中心核中不但包括了ACT的大部分模块,而且还实现了信念功能。信念系统由信念、价值观、规条组成,是一个人的人生观,所有意念行为的思想基础。它操纵着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是做或不做任何事的基本决定原则。信念系统使我们能主动去思考和行动;主动的意思是潜意识完全控制,以便空出意识去注意环境出现的信息。

信念模块中的块的搜索可以参照ACT中的公式:

Ai=Bi+∑WjSji(活动公式)

在这个公式中Bi是块I的基本水平活动,Wj反映了目前目标的一部分元素的注意权重,Sji是从j到I的相关力量。

信念系统的实现过程:当基本的神经中枢进行调用描述模块选择问题解决的方法时,就要把信念模块中的信念调到信念缓冲区中,然后参考放在信念缓冲区中的相应的信念、价值和方法,对解决方法进行筛选。

信念模块内容的来源:

1) 感觉模块的感应。

例如,当感觉模块感觉到火烧伤,由基本的神经中枢处理获得火能伤害的知识,做出远离火的行动,进而把处理的结果通过信念缓冲区保存到信念模块中。

2) 模型观察他人的经验。

例如,当视觉模块见到同学顽皮而受罚﹐基本的神经中枢知道怎样的行为不可以在上课时做,而把处理的结果通过信念缓冲区保存到信念模块中。

3)

由本模型的编程人员直接把成果输入到信念模块。

4) 自我思考作出的总结。

例如某人总是拒绝我的善意﹐通过基本的神经中枢调用描述模块进行思考得出结论﹐因为他妒忌我升级比他快。

4 结 论

目前,认知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神经网络上。即使是符号主义认知模型,虽然有很多,但也存在着各自研究各自领域的状况,针对各种认知模型的综合研究还比较少。然而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神经网络与符号主义范式的模型互相取长补短,基于符号主义范式统一认知模型的分析与研究一直是认知科学研究的重点。本文在分析两种重要的符号主义统一认知模型基础上构造出了具有信念功能的认知模型。虽然信念系统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对认知模型中信念模块的构造的研究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熊哲宏.认知科学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3-131.

[2]John E Laird,Clare Bates Congdon.The Soar User s Manual Version8.6.http://sitemaker.umich.edu/soar.June14,2005.

[3]Douglas Pearson Bob,Jon,Karen,Trevor,Devvan.SML:A New Inter-face into SOAR.http://sitemaker.umich.edu/soar.June17,2005.

[4]Pearson,Marinier,Stokes Dunham,Voigt.An Uncoupled Interface to Soar using SML.http://sitemaker.umich.edu/soar.

[5]Karen J Coulter.Implementation of the Soar Kernel.http://sitemaker.umich.edu/soar.June17,2005.

[6]jcrossman,wessling.gSKI Summary Document.

[7]John R.Anderson,Daniel Bothell.An Integrated Theory of the Mind[j].Psychological Review,2004,111(4):1036-1060.

[8]Dan Bothell John,R Anderson.ACT-R6Proposals,2005.

[9]信念系统——处理世界事物的依据.http://www.nlpu.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2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