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精选六篇）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篇1

一、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

邓小平一生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曾是党的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也主办过红军机关报《红星报》。新中国成立后，结合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工作实践，就新闻工作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这些论断构成了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邓小平文选》三卷文本之中，就新闻宣传工作的专题讲话而言，邓小平的新闻观可以追溯到1950年5月16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他对新闻工作作专题讲话的唯一一篇报告。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新闻观多散见于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报告、讲话、批示里面。在他的这些讲话当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他的新闻观，这些新闻观，涉及新闻工作的原则、方针、性质、任务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继承且发展了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二、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

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邓小平将新闻宣传看成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 (1)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干革命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 (2)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为此，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1981年1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增强党性。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表现。……决不能把党性要求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3) 他指出：“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之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4)

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是为党、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坚持党性原则是新闻媒体在舆论引导上的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邓小平具有一致性，都强调要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要讲政治，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对新闻战线如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任何情况下，新闻事业都必须坚持讲政治这个原则。

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5) 所以，“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主义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 (6)

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开始一切向钱看，邓小平指出：“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7)

党的新闻宣传事业，是党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舆论导向正确的重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服务，这应当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最高社会效益。这就要求新闻宣传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向钱看，反对精神产品商品化，为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宣传工作应坚持什么样的最高准则、应如何坚持最高准则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指引着我党的新闻事业改革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在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总是把新闻宣传事业看作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他明确提出：“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8) “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 (9) 这就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工作的作用，规定了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工作的任务，有利于促进全国安定团结，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为我们在新时期如何处理好、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如何以稳定促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邓小平还强调，宣传工作者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倡导理想信念，使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做“四有新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把新闻宣传工作者的使命和任务提高到教育人、塑造人的高度，有利于新闻宣传工作者明确自信心、增强自豪感和使命感。他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邓小平有丰富的新闻宣传经历，新闻宣传何时应掌握哪些方法，他是深有体会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明确提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 (10) 体现了邓小平新闻宣传观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在邓小平看来，“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 (11) 因此，新闻宣传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批评宣传为辅, 既要有质, 又要有量。“在突出的方面集中力量, 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 用一个月时间, 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 不仅是质, 也是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 量也要加大, 各方面围绕于此, 才有量。” (12) 坚持正面引导, 又注意为群众所接受, 新闻宣传才能真正将“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13) 这也是我党群众路线和党的群众观点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生动体现。

三、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价值

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新型媒体不断出现，网络的正确舆论引导和安全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新闻宣传工作肩负着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和新的历史课题，邓小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我们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和教训的集中总结和理论概括。它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闻事业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和作用，真正做好党的喉舌，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常常在论及党和国家的形势、任务等重大问题的过程中，谈到新闻宣传工作。他把新闻事业作为宣传和实现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重要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在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不断取得新进展，邓小平的新闻观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解决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新闻宣传工作的原则、最高准则、主要任务、主要方法等问题，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廓清了人们在宣传思想工作上的认识困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又开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思想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第681页, 第684页。

[2]《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145页, 第146页, 第149页, 第150页。

[4][5][8][9][10]《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1994年版, 第272页, 第163页, 第255页, 第255页, 第364页。

观《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感 篇2

“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题记

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19:30，我们作为光荣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党支部在1105教室举办的民主生活会。本次民主生活会观看的是党性教育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四十五和四十六集。该剧集详细介绍和讲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解决“香港问题”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而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看完这两集，我有些意犹未尽。总的说来，这些历史、这些感动将远远印在我们的心中。我国在历经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进行拨乱反正，使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其中的贡献，少不了邓爷爷这位老人。现在就根据我在影片中所看到的，想到的谈谈一些浅显的感受。

剧中展现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好切合了当今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五代领导集体开展的经济政治改革。“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人民民族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想这也是党支部要传达表达的深意。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摸石头过河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未来的路如何走，如何确定，完全在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历史观。古人云：“读史使人明志”我们要好好学习研究我国的发展历程，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不断探寻、求索。剧中邓爷爷的一席话“不怕的，黑暗是暂时的，走出去就亮了” 鼓励着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们奋勇向前，新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但道路是光明的，鼓励我们不断学习、积极工作、勇于创新、百折不挠。这也必将成为今后国家改革发展的指路明灯，指引着我们在未卜的前途上摸索探求。

剧中展现的解决香港问题，巧合地与当今香港社会激进人士进行的“占中”问题形成了良好的呼应。一些反华势力利用民众，在港澳地区制造混乱，妄图挑战法律底线，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抛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顾。其行为恶劣、影响严重，给我国香港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作为青年学生，我们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国情，开拓国际视野，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被不法分子利用，理性爱国就变得无比重要。我们要相信“一国两制”这一方针政策，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便更好的理解国家各种重大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香港的实践证明，这个伟大构想是切实可行、合乎实际的，这也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前瞻性，所以我们要相信党、拥护党！我们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落实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为国家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我是9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是，是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一代，也是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祖国内陆的一代。我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茁壮成长，我们享受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政治改革带来的丰厚硕果。我们见证着自己的改变、家庭生活的改变、故乡的改变、同时见证着国家的发展、和壮大！如今，我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中国的高铁将开始贯穿世界，“中国制造”开始转变成“中国创造”。劳务输出已经开始转向技术输出，中国正以自己铿锵有力的步伐向更高的目标奋进：大国复兴之路，“一带一路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结合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科技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共同展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宏伟蓝图，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世界，一定少不了中国。

回想有记忆的时候，邓爷爷说了一句话——“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起初我还年幼，无法明白这句话其中的深意和他对国家对人民的那种情感；当今回想，却是热泪盈眶。抛开他的政治作为不谈，单从邓小平个人而言，我就无比敬仰。年仅16岁的他，远赴欧洲学习，从那时起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旅欧支部，开始为无产阶级的权利开展了斗争，不失为一个有志青年。瞻仰过一部描写他《我的法兰西岁月》的电视剧，我更加坚定了我政治道路，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人生理想。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同时也用他的实际行动激励着我们青年到底该干什么、怎么去干，以及遇到挫折如何面对，对我们的人生道路发展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最后，感谢党支部的同志们精心准备和挑选了这样一部具有无比意义的党性教育片，也同时感谢为策划这次活动付出的人以及在他们策划活动的时在背后默默支持、奉献的家人、同事、朋友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给予我们同志们的关怀！

学号：XXXX 姓名：XXXX 辅导员：XXXX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

刘建武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依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等重大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依据

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历史经验、苏联模式衰败和世界社会主义多样化演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走自己的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弄清本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只有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真正弄清楚为什么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列宁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的相对和平，给每个国家和民族集中精力进行建设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抓住机遇，寻求发展，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后来人们把他们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商品、货币和无市场。“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以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勇气，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结合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彻底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就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遵循什么样的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力争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的和平。这是邓小平总结经验，给我们指出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中国特殊的两制关系，不仅仅指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更多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新的道路，开创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三、收获和启发

过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一条适合中国独有国情而与众不同，有着明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我们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又“特”在哪里呢？对于这些问题，只是从教科书上的知识有模糊的了解。通过对《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一书的阅读，重新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深入了解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这一理论。未来是无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仍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通讯作者：

观《邓小平》有感 篇4

周五晚上在毛概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观看了电影《邓小平》。影片中真实展现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划分特区、香港回归、南巡讲话等与小平同志紧密联系的事件，以及他带领人民励精图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使神州大地从百废待兴的局面到奇迹般的辉煌建设，体现他卓越历史功勋和不朽伟绩的光辉形象。

接触邓小平，我往往只从课本触摸到他的伟大历史功绩，观看影片后，我深刻体会到，其实小平同志作出一步成功的决策——在我们现代的人看来是毋庸置疑的政策，在当时那个中国“红色革命”时代是多么的艰辛和困难重重。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结束，小平同志恢复党内工作，面对神州大地百废待兴的局面，他首先做的工作即是为知识分子平反，画面中“文革”被下放农村改造思想的知识分子，听到这一消息，我从他们表情上看不到有多么兴奋，可是我却看到他们的内心留着热泪。

当《人民日报》社论员发表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时，全国各地议论纷纷，认为这是违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和胡耀邦针对党内外人士和群众对文章的犹豫和徘徊的时候，发表意见“高个子顶不住，矮个子来顶”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坚定了人民群众的信心，随即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极大的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的思想，这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富裕的时代。影片中小平同志在党内不少同志对于“分田到户”的行为表示反对和顾虑之时，率先提出支持的呼声，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使我国的农业在那些年中有了飞速的发展，小平同志随即一步步解放人民群众的思想，从城市经营体制的改革和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一步一步地使神州大地走上辉煌建设的时代。

在香港回归问题的事件中，小平同志与英国首相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强硬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尤其让我记忆深刻，小平同志的开场谈话总忘不了他的烟，据说后来戒烟是听了撒切尔夫人的忠告，“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这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仍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他那种“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光辉形象真的让我深深地感到敬佩，“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土地和人民。”邓小平这内心深处的心声在此刻完全表达出来，自己的命运始终紧紧相连着祖国的改变，此后对香港的政策逐步演变为“一国两制” 的创造性的构想，让人遗憾的是小平同志没能到香港的土地上走走，去看看他收回来的土地……

邓小平西学观特点探析 篇5

[关键词]邓小平西学物质文化民族自信

邓小平的西学观，是指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观上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虽然是以文化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科学地认识邓小平的西学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就邓小平西学观的突出特点予以探析。

一、建构世界文化观框架，强调中西文化融汇的整体性、互动性

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事实上长期扮演着世界现代化引领者的角色，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本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认识和借鉴西方文化是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议论，出现了“中体西用论”、“西学中源论”、“全盘西化论”、“国粹论”、“中西调和论”等诸多学说，这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西文化持有不乏独到的见解．但都没有摆脱中西体用论的框架，围绕中西主次优劣关系争论不休。邓小平西学观跳出了体用割裂的狭窄思维方式，建构世界文化观框架，对西学采取务实的开放态度：不在中西文化主次关系上纠缠，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对全球化经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西学观的理论起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世界文化观框架。邓小平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获得迅速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创造的所有文明成果，都可以成为大胆借鉴的对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当然也在借鉴之列。为了解除借鉴西方文化的思想顾虑，邓小平运用世界文化整体性的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尽管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不能把差异作为借鉴西方合理因素的障碍，不要被一些所谓的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手脚和头脑，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是世界整体文明的一部分。邓小平进而指出，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不要“怕”，大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同时，邓小平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也就是说，世界文化的融汇是具有互动性的，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彼此寻求发展的必然．吸纳西方文明成果不仅不可怕，而且是非常自然和有必要的。因此，对待西方文化的科学态度应该是，立足于现代中国国情，有效实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思维独特而开阔，在深刻体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点基础上，他摆脱了近代以来中西体用论的束缚，以非凡的勇气和务实的作风，以世界文明的整体性和互动性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从而使近代以来的西学观达到新的时代高度，这是邓小平西学观的突出特点之一。此特点再次表明，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务实性极强的远见卓识者。

二、优先吸收西方物质文化成果

早在50年代初期，中国就曾仿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尝试借鉴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特别是过多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中国借鉴西方变得越来越谨慎和艰难。至7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晚年失误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时代主题已从过去的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发展思路。它促成了邓小平西学观的另一突出特点，即优先吸收西方物质文化成果。其具体表现是：

其一，借鉴西学的根本动机是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了解国外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从1978年10月起，邓小平频繁地出国访问考察，在对西方国家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发达的经济有着直接的体验和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其二，邓小平对西方物质文化成果予以基本肯定。邓小平实际上是把西方文明成果分为两个吸纳层面并分别待之以不同的态度，对于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等物质文化层面的因素是基本肯定的：“有些东西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可以全方位地借鉴西方物质文化建设合理因素，“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与对待西方物质文化成果的积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待西方精神文化层面的因素，邓小平则慎重许多，特别强调鉴别和批判。邓小平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

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其三，生产力标准为最终评价尺度。借鉴标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创见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生产力标准是带决定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认为，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都应该是吸收和利用的对象，市场经济也不例外。邓小平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是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反之，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西方因素．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自由化等，则要予以坚决抵制。

从上述邓小平关于借鉴西学的根本动机、基本肯定西方物质文化成果及借鉴的标准等方面的基本观点看，可以综合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始终把物质文化建设放在优先地位，侧重于西方物质文化建设合理因素的吸纳和借鉴，是邓小平西学观的又一突出特点。

三、坚持民族文化自信，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纵观近代以来“中西”之争，时常为中西文化两极对立的倾向所困扰：即当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时，往往容易全盘否定，而对西方文化则推崇备至，流露出妄自菲薄的心态：当我们强调民族自尊、珍惜传统时．又往往闭关自守，流露出夜郎自大的心态。邓小平西学观跳出了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思维．坚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邓小平坚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邓小平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给予了充分肯定，主张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强调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家文化合理因素的复兴，他更加强调弘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的革命传统。邓小平认为，它们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和升华。邓小平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靠“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大力发扬这些精神，不但共产党员要有这些精神，还要“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其二，反对民族文化保守论。邓小平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侧重于静态、封闭，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是动态和开放的，绝不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邓小平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主张对传统文化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取。

在坚持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现代化绝不是西化，吸纳外来文化“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因此“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所以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现代中国国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如果盲目全盘接受西方模式，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邓小平的回答非常明确，“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因为“全盘西化”会使中国丧失发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因此，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篇6

[关键词] 邓小平 按劳分配 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中，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个人收入理论进行了大胆突破，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宝库，又为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生动实践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走向胜利。

一、突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束缚，强调既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必须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1958年前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都曾出现借口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左”的错误思潮，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按劳分配原则在我国的贯彻实行。邓小平同志以其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敏锐地觉察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下，既无法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经典式按劳分配，但又必须坚持植根于中国土壤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按劳分配制度，以此“刺激大家努力向上”，“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

针对六七十年代国内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左”的思潮，邓小平多次重申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早在1961年，邓小平在其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中，就强调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并对“大跃进”中把按劳分配当“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作法进行了纠正。1975年8月，他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这篇谈话中指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78年3月，他在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又强调：“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

邓小平不但一贯主张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而且反复强调必须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首先，按劳分配要体现差别。他说：“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明确指出：“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其次，按劳分配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而不是按政治态度分配，也不是按资格分配。邓小平指出：“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他还进一步明确提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一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再次，按劳分配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邓小平强调：“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么做。今后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的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提级，不合格的就不提。”

二、突破“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的思想障碍，创造性地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和政策

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上存在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收入比较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别，就认为是两极分化，背离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国分配实践中平均主义现象十分突出，形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最终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共同贫穷。邓小平深刻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他强调：“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否则“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

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坚决反对平均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允許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以后他又多次强调了这一思想。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1983年8月，他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984年2月，他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邓小平的“部分先富”的思想和主张逐渐得到了全党的赞同和拥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决定的形式把“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确定为党的一大政策。

三、突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传统界限，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社会主义分配的最高原则，一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会在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形成一定的收入差距，这是否意味着允许和鼓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存在呢？对此，邓小平坚定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分配的最高原则是共同富裕，决不允许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这篇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说真是走了邪路了。”他还解释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鼓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1985年8月，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进一步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98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进一步强调：“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邓小平一再提醒，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1986年12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 1990年12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详细分析了两极分化的危害性：“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初，他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不仅再一次强调了防止和克服的两极分化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具体办法。他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

四、突破“按劳分配唯一论”，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补充论”，并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未来社会主义将建立在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之上，与此相适应，未来社会主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将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按劳分配一直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分配方式来实施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同样一直固守这条“社会主义原则”，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在极力排斥其他分配方式的存在和发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历史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在所有制上，现实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分配上，现实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而只能是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补充论”进行了初步阐述：“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补充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党的十三大还首次明确提出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存在：“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这就为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0，30，101，351，30，130，51，101，102，152，25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155，155，155，23，52，111，166，172，172，172，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