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理论对比

中西翻译理论对比（精选九篇）

中西翻译理论对比 篇1

根据史料记载, 中国翻译实践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外籍僧侣和华籍胡裔僧人的私译活动。当时尚未有翻译理论的指导, 翻译人员一般都采用直译、死译或者胡译的手段。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 译场开始出现, 翻译活动由私译转为官译。佛经翻译家支谦出著名篇《法句经序》, 以书面形式较为系统地讨论佛经翻译的方法, 这可视为传统译论的开端。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典译论时期, 始于东汉支谦, 止于鸦片战争。这个阶段的翻译理论主要讨论佛经翻译的问题, 对后来的翻译思想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东汉的支谦、东晋的道安和鸠摩罗什、唐代的玄奘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支谦打破直译的套路, 追求文字的典雅。与支谦不同, 道安法师在主持佛教译场时, 唯恐翻译失真, 主张严格的直译。他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 三不易”的翻译原则, 认为在翻译佛经时, 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的面目, 翻译中有三件事情是很难做到的。鸠摩罗什主持佛经翻译达四百卷, 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对翻译方法有很深刻独到的看法, 但是鲜有文字记载。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主要问题, 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梁启超用四个字“天然识趣”概括了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 十分精辟。玄奘被视为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 他提出了“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 认为译文必须忠实原文、通顺流畅。第二阶段是晚清译论时期, 始于鸦片战争, 止于五四运动。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 翻译家们秉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 主要从事科技翻译。因此, 这个时期的翻译理论又具有务实性的特征。这个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建忠、严复以及维新派和洋务派等。马建忠提出“善译”, 严复则提出了“信、达、雅”。第三阶段是民国译论时期, 起于五四运动, 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译界引进了大量外国文学, 文学翻译欣欣向荣。鲁迅提出了“一当然力求期易解, 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瞿秋白提出“对等概念”, 陈西滢提出形似、意似与神似, 茅盾提出“再现意境”, 傅雷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第四阶段是当代译论时期, 即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间的译论, 这个时期翻译家们开始关注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1951年, 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的建设》, 中国译论开始转型, 朝着有目的有体系的方向发展。1990年, 刘宓庆出版《现代翻译理论》, 标志着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

2 西方翻译理论概述

西方翻译实践的肇始阶段是古希腊没落和古罗马兴起时期, 尽管古希腊开始衰落, 但是其文化仍然优于古罗马, 因此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时, 翻译的重心主要是古典文学, 尤其是荷马史诗。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 他首次区分了“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 这便是直译和意译的由来。

西塞罗之后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 他们观点各异。昆体良提出“与原作竞争”;还有哲罗姆“文学用意译, 《圣经》用直译”;奥古斯丁的语言符号理论和“《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到了中世纪, 有但丁的“文学不可译”和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 不要风格优雅”。文艺复兴时期有多雷的翻译五原则, 有马丁路德的人文主义观点。在17至18世纪, 有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施莱尔马赫的口译与笔译、及文学翻译与机械翻译的区分;洪堡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与不可译性;以及纽曼的“评判标准在于读者而非学者”。在20 世纪, 西方译论研究范围开始横向拓宽、纵向深化。费道罗夫针对翻译研究提出“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还有雅各布森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即科学”、“翻译即交际”;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以及塞莱斯科维奇的“翻译释义理论”。在这个时期, 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个各种思想流派, 如翻译研究派、翻译科学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交际学派、语篇语言学派、话语结构学派、释义学派、解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

3 中西翻译理论的相似性

尽管中西方在地理位置、风俗习惯、文化体制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性, 但是, 翻译活动作为语言文字的实践活动,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都遵循着一般的规律, 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

3.1中西译论都发轫于古典文学翻译。

翻译实践推动着翻译理论的发展, 翻译理论反过来指导着翻译实践。如果不将人类早期部落间使用的手势或动作交流视为翻译活动的话, 那么, 人类最早有文字记的翻译实践应该是古典文学翻译。在中国, 最初的翻译活动是东汉末年的佛经的翻译, 当时的《法句经序》被学术界推为最早带有翻译理论色彩性质的文章。此后的几百年时间, 佛经翻译盛极一时, 涌现出许多佛经翻译家, 如鸠摩罗什、玄奘和真谛等, 他们对佛经翻译的原则与方法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在西方, 翻译实践源于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 开始是荷马史诗翻译, 后来是《圣经》翻译。对比中西宗教翻译, 可以发现,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家们讨论的核心问题, 并且直译的呼声更显高涨。

3.2中西译论的核心主题一致

纵观中西翻译理论的发展史, 虽然各家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但是仔细探究, 便可窥探出中西方翻译家们探索翻译理论时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主题, 那就是内容的忠实性、表达的流畅性、风格的一致性。中国从支谦、道安法师、玄奘到严复、马建忠, 到陈西滢、钱钟书, 再到董秋斯、刘宓庆;西方从西塞罗、哲罗姆和奥古斯丁到多雷、洪堡、施莱尔马赫, 到奈达、纽马克, 再到后来的各个翻译流派, 各人各派对翻译标准的表述确是异彩纷呈, 他们也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和创新, 但是译论核心主题始终不变。在古代, 中国的佛经译论《法句经序》提出“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的观点, 即译文必须要遵循原文, 忠实于原文, 不得随意篡改原文。无独有偶, 西方翻译理论家哲罗姆认为:“宗教的翻译, 如《圣经》的翻译应该采用直译。因为《圣经》中的词序…是一种玄义, 对《圣经》原文的句法结构不得有半点改动, 否则就会损害圣经的深刻含义, 降低译文的价值。” (转引廖七一, 2012:5) , 到了近代, 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之说, 与同时代的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文字表述不一样, 但是意思都是“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 译文必须通顺, 译文的风格必须与原文的风格保持一致。”虽然“忠实、流畅与风格”是翻译理论永恒探究的主题, 但是, 这不代表他们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内容, 古往今来, 翻译理论一直都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之中, 新的翻译思想为翻译实践活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4 中西翻译理论的相异性

虽然中西译论都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之上, 具有很多相似性。但是各国语言文字分属不同语系, 语言结构和语言文化各具特点, 加上各国历史演变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西译论的发展和形成也呈现出许多差异性。

4.1 西方译论系统抽象, 中国译论具体实用

中西译论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都是零散的、片段的, 不成体系的。西方最早见于西塞罗提出的“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中国则最初始于支谦提出的“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连同稍晚提出的观点, 这些早期翻译思想都仅仅是当时翻译实践者们对于翻译方法总结出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谈不上是系统的翻译理论。但是, 从翻译理论整体发展历史来看, 西方的翻译思想更加的系统化和抽象化。很早, 多雷和泰特勒等人就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雅各布逊也发起阐述翻译的分类, 奥古斯丁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学问题。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翻译理论家们则对翻译进行了专题研究, 把翻译问题的底层操作提升到了上层的理论分析和系统总结。纵观整体, 西方译论借助了多学科的知识发展和丰富了翻译的视角, 包括语言学、文艺学、修辞学、传播学、交际学、生态学和符号学等, 涌现出许许多多翻译流派。因此, 后人又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大主线, 即语言学翻译理论主线、文艺学翻译理论主线和阐释学翻译理论主线。由此可见,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更为注重对翻译活动的客观描述, 并且从这些描述中抽象出指导翻译实践的方法。然而, 相比较而言, 中国翻译理论则偏于具体实用。从支谦到严复, 从陈西滢到董秋斯, 从傅雷到钱钟书。每一代翻译家关注的几乎都是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的问题。涉及的问题总是围绕什么是翻译、如何翻译、怎么评价翻译, 他们关心的是提出的翻译理论能否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 对翻译活动有没有帮助。中国译论不成系统也不成流派, 更加没有将翻译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当代中国译论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 开始意识到翻译科学建设的迫切性, 但是, 发展较为缓慢。

4.2西方译论详细明确, 中国译论含蓄凝练

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性, 中西译论在表述方面也存在着不同。在西方的传统译论中, 所有的翻译思想都是由译论家们的明白无误地进行解释和界定的。译论家们喜欢凡是都说个清楚, 讲个明白。模棱两可的表述被认为是“定义含糊、逻辑不清”, 会遭到人们的非议和排斥。或许受西方哲学家们的影响, 西方翻译理论在表述时十分重视推理分析和形式逻辑。比如, 泰特勒提出“同等效果”原则, 他会首先阐释同等效果的界定, 然后就如何在翻译中达到同等效果提出了三大原则, 并对其进行清楚明白的逐条加以阐释。再如, 纽马克在提出文本类型理论时, 会引用大篇幅文字介绍其理论根源布莱尔和雅各布森等语言学家对语言功能的划分, 然后, 根据语言功能对各种文体文类进行划分, 并提出各自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可以说, 这些译论的论述都十分清晰明了。正因如此, 西方译论中也就产生了大量的翻译术语和系统的翻译论著。中国译论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表达方面比较含蓄, 也就是讲究悟性。中国译论喜欢使用凝练的词语对翻译思想进行高度概括, 比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等。这些翻译思想虽然形象贴切、易于记忆, 但是其中的内涵的界定也让人费解, 因为这些翻译想想的提出者并未对其具体的标准进行详细的阐释。所以, 在理解上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5 结束语

中西翻译理论同属翻译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人类翻译实践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中西译论不存在孰重孰轻、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的问题, 它们根植于翻译实践活动, 但孕育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文化土壤之中, 因此, 各具特点。本文尝试对中西译论做比较分析, 一是为读者提供全新的视角, 对中西译论的主要框架有一个粗略的认识。二是通过比较分析, 把中西译论的共通性和相异性提取出来, 深化读者对中西译论的认识。中西译论的相似性多于相异性, 但相异性的意义重于相似性, 正因为不同, 我们才需要取长补短, 优势互补。

摘要：中西译论根植于翻译实践活动, 具有诸多的相似性;但它们孕育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中, 故又各具特色。该文对中西翻译理论进行概述和对比, 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认识中西翻译理论发展的框架及各自的特点。

关键词：中西译论,相似性,相异性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谭载喜.中西译论的相似性[J].中国翻译, 1999 (6) :25-28.

[4]谭载喜.中西译论的相异性[J].中国翻译, 2000 (1) :15-20.

中西翻译理论对比 篇2

从国家制度上来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国度里的民主，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意志，施行的是资产阶级享受的民主，不可能给被他们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的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是人民的利益，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必然要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从民主主体上来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就其阶级本质来说，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民主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是少数人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是国家中的最大多数人，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亿万人民，人民掌握一切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是民主的主体。

中西方民主在理论基石上有着明显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民主理论为基石，西方民主则是以天赋人权学说为基石。这种理论基石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西方民主的实现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人民民主理论基石之上的新型民主。人民民主，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度。但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总是同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相联系的。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石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鲜明的优越性，但由于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又缺乏民主法制传统，加上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的时间还不够长，人民民主的具体制度和形式还不够完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受到各种因素限制。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愈是发展，人民群众享有的民主权利也就愈多。

虽然这些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和中国理论界有些人宣扬和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通过中国的计划生育等政策否定中国人民的民主。但中国有着我们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并且已展现出突出的优越性：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以国家主人翁身份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从根本上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弊端，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的政治优势。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了国家的统一稳定，有利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

关联理论下中西方问候语的对比分析 篇3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问候语；关联理论

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7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地球村”（globel village）这个概念，用于表达世界在逐渐变小，人与人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拉近这样的观点。来自不同国家和大洲之间的人们彼此就像是邻居一样的交往着。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在交际中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成为了跨文化交际失败的潜在诱因。本文首先会对中西方问候语的差异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然后会用关联理论的核心概念去对在中西方问候过程中所产生的误解和障碍进行处理。

一、中西方问候语的差异及原因

问候是最短暂的一幕社交，但是能够映射出参与者的自我感知和他们感受相互关系的方式。美国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 1971提出问候是交际开始的标志和认定。根据他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和了解，问候体现礼貌身份或是地位，以及相互间的平等关系。英国人类学家J.R.Firth 1972认为问候是对交际活动可行的确认，它具有建立和延续人际关系的作用。中国学者胡文仲认为问候大致分为语言问候和非语言问候。前者是通过语言行为进行的问候，后者是指人们见面或相遇时，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口头打招呼，而是通过点头微笑或者挥手致意等面部表情或體态动作进行的问候。这里我们主要将讨论的是语言问候。胡文仲又根据问候者的关注点不同或者是方式有别，把语言问候分为祝愿式的问候、关心式的问候、交谈式的问候、称谓式的问候、称赞式的问候等五类。

中西方问候语的最大差异表现在问候内容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共性至上的群体性原则，强调人的社会性。为了密切人际关系，联络感情，打招呼时细致入微，见什么问什么，甚至明知故问，如“吃了吗?”、“去哪儿啊？”等，充满了中国式的人情味。自上古时代的中国到现在的中国，问候语内容的不同体现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从上古时期的“无它乎”和“无恙乎”，到始于战国的“吃了吗”，从改革开放的“下海了吗”，到现在的“离了吗”和“你买iPhone4了吗？”等。而西方人认为这些问题会涉及到听者的隐私，会破坏到对方的独立性，属于不适合问候的内容，他们会选一些中性的话题，比如英国人见面会以讨论天气来开始一段谈话，或是赞扬某人的衣服等。有些带有争议性的话题是他们在问候时所避讳的，比如说工资、年龄、婚姻状况等，亦或是宗教、政治等。

中西方问候语中的称谓也是不一样的。称呼问候语一方面让我们可以向对方表达礼貌，一方面可以确定彼此之间的关系，让使用者知道自己在社会的定位，知道自己的辈分，同时可以呈现出上下关系的意义，这样也可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和礼貌。这样看来，称呼问候语就是一种中华民族重视事物关系和上下结构的传统思维以及敬礼习俗的产物。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有着很强的伦理观念。

二、关联理论下的中西方问候语

关联理论是1986年Sperber&Wilson在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明示-推理模式是基础，编码-解码模式只是附属于它的一种过程。该理论提倡从话语认知角度去解释会话的含义。其核心的概念包括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关联原则，明说和隐含，互明，语境等。关联理论中的“关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程度的区别。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也越强。

Sperber和Wilson认为发话者意欲传递一个设想集{I}。从受话者利益出发，{I}当然应该是发话者可能得到的关联性最大的信息。但是，发话者与受话者的利益在这里并不需要重合。发话者可能想把手头关联性最大的信息留给自己；她可能有自己的理由，只传递关联性较小的信息。从受话者的利益出发，发话者应该在该范围内选择关联性最大的刺激信号，即需要最小处理精力的那个。这就是最佳关联性程度。

例如：约翰是来自美国的某大学的交换生，王强是他的同班同学。一天早上他们见面了。

约翰：早上好。王强：早上好，约翰。你吃了吗？约翰：怎么了？我牙上有菜叶吗？王强：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在美国人的认知环境中，“你吃了吗？”这样的问句是和吃有关的话题，听者根据最大关联可以推断出的是不是早上吃的蔬菜留在了牙上。而在中国文化中，类似“你吃了吗？”这样的问句只是问候语的一种，属于上面提到过的关心式问候。如果约翰想要达到最佳关联，他需要了解中国式问候语的功能用法等，加上额外的推理努力这样的不良沟通是可以避免的。

语境对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的认知语境是不一样的，即使是他们共享同样的物质世界，他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语言代码是通过阅读、讲话、收听被发送和接收的，而行为代码测试通过体态语、情境、客观环境等发送的。

关联理论是强有力的认知语用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从语用与认知角度解释跨文化交际中的问候语的新的途径。运用关联理论解释跨文化交际中的问候语，有利于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跨文化交际中问候语成功和失败的本质。这种方法为问候语以及其他言语行为，如赞扬、拒绝、称谓等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李庆明，尹丕安.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M].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中西翻译理论对比 篇4

本文选取了中国英语媒体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作为语料进行研究, 前者主要是新华社和《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 他们的报道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经常被外媒作为信息源引用, 后者选取在西方影响力较大的报纸、杂志和新闻广播机构, 有《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时代周刊》 (Time) 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 。笔者对以上媒体报道中出现的中国特色表达进行搜集、分类和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类别下, 中外媒体翻译策略有的十分相似, 有的则大相径庭。

2 时政词汇

时政词汇指的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当前重大时事和制订大的方针政策中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词汇和概念, 与中国的政策和大的发展方向息息相关。在翻译这类词汇时, 中国英语媒体和西方媒体在翻译策略上大同小异, 基本上是用解释性的翻译方法, 或者直译+解释的方法。有些外媒甚至直接引用中国英语媒体的表达, 有的则在语言上做出一些调整, 使译文更加简洁, 更加符合英语本土读者的文化、思维和表达习惯。

譬如新华社、《中国日报》和《华尔街日报》对“群众路线”的翻译均是the“mass line”campaign。《中国日报》对“八项规定”的翻译是the CPC CentralCommittee’s eight-point guideline in 2012 that required government offi cials to get closer to the people through cleaning up undesirable work styles, including extravagancy, formalismand bureaucracy;《华尔街日报》的翻译是:an eightpoint rule against pomp and extravagance。尽管都是解释性翻译, 但是《华尔街日报》翻译得更加简洁, 使用的词语更加符合目的语的文化和习惯, “归化”的味道更浓。下面这个例子也印证了这一点。新华社对“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翻译是Xi described the rectifi cation of the undesirable workstyles as“look into the mirror, straighten the attire, take a bath and seek remedies.”《纽约时报》的译文则是the“check the mirror, fix your clothes, take a bath, see the doctor”campaign.

然而, 在谈及和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不同的政治概念和事物时, 西方媒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翻译的时候经常会使用贬义化和异质化翻译, 在翻译里加上一些带有有色眼镜看中国的理解。譬如《时代周刊》和其他西方主流媒体在谈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时候一般不会直接用它们的官方译名, 而会加上自己的理解, 会将他们分别翻译成Xinhua, the official Chinese news agency和The party’s mouthpiece, the people’s daily。在谈及中国的时候, 有时也不直接说China, 而在China前面加上red, communist等词语, 这也表明西方主流媒体在译介中国时, 有时候所选用的表达建立在西方媒体对于自身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的基础上, 带有东方主义色彩, 用固有的模式来解读中国。

3 中国传统文化词汇

传媒大亨默多克曾说过:“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方法, 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西方媒体除了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这些领域的大动态以外, 也将触角伸向了中国的文化、社会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在翻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事物的表达时, 西方媒体通常会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彰显差异, 引进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西方媒体对风水、阴阳、功夫和麻将的翻译几乎都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分别是Fengshui, Yin Yang, Kungfu, Mahjong, 然后分别在后面再加上解释性的内容来阐明它们的意思。《时代周刊》对“赤脚医生”的翻译采取的也是一种直译+解释的译法:The“bare foot doctors”that tended to the poor during the Mao Zedong era long ago。尽管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强势语言, 主导了世界话语权, 在翻译其他语言时, 通常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从而避免他者文化对本土的渗透, 但是从这个几个例子我们也看到了西方语言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西方文化在向全世界范围内渗透的同时, 东方语言文化价值观也会照样渗入西方, 如佛教和东方传统哲学对西方当代思想的重大影响, 英语中借自于汉语的表达方式有kowtou (叩头) 、kungu (功夫) , 甚至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 等等。 (王东风, 2003:8) 。在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2》当中也随处可见这种保留和引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译介方式, 譬如“师傅”被翻译成Master Shifu, “乌龟”大师被翻译成Master Oogway, 电影中的主角——熊猫的名字Po, 是中国汉字“宝” (Bao) 的音译, 虽然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表达仅仅是为了让电影与众不同、充满异域风情从而吸引眼球获得票房的成功, 然而不能否认, 这样异化的翻译方式对中国语言和文化起到了引进和推广的作用, 也能激起西方受众更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好奇心。

中国媒体在翻译以上中国传统文化时, 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西方主流媒体没有大的分歧, 翻译方法基本一致, 也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除了上述的例子以外, 在中外英语媒体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中国特色表达还有Hutong (胡同) , guanxi (关系) , goji berry (枸杞) 等。中国媒体在翻译时没有采取同化的翻译而是彰显差异, 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背后体现了中国英语媒体对本国文化的自信, 也体现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 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思想。从文学性上来讲, 差异性和不连贯的译文可以让译文陌生化, 使译文读者在阅读异化的译文中获得异域审美体验。 (刘佳, 2014:166) 西方主流媒体这种保留差异的翻译方式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的新闻报道更加吸引眼球, 从而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也能显示西方主流文化和语言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这种翻译更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

4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相关表达

近几年, 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十分关注, 经常会报道中国的大企业, 譬如百度和阿里巴巴。在翻译相关的中国特色表达时中外媒体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媒体一般是直译+解释, 外媒则更倾向于引入一个西方本土的类似企业名称来阐释或者直接代替这些中国特有的事物。

BBC和《时代周刊》在介绍百度的时候, 都引入了google, 直接说成是the Google of China, 有时甚至连百度这个名称都不提及;中国英语媒体则一般翻成Baidu, China’s largest search engine provider或类似的表达, 偶尔也会引入google, 但是次数不多。对于百度百科, 《中国日报》和新华社都是正面直接翻译, 而《时代周刊》的表述则是:The firm’s version of Wikipedia, 笔者根据上下文可以猜测这里说的就是百度百科, 但是阅读完新闻后发现, 通篇都没有出现Baike这样的字眼。类似的翻译在外媒中屡见不鲜, 譬如BBC在翻译新浪微博、微信和支付宝时引入了Twitter, Whats App和Pay Pal。《时代周刊》对阿里影业的翻译是a Chinese Version of Netflix, 其实阿里影业本身有自己官方英文名字Alibaba Pictures, 而《时代周刊》在其名为The Capitalist Jack Ma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 而是直接引入了美国著名的视频网站Netflix, 对其进行了代替化翻译。

苏珊·巴斯内特和埃斯佩兰萨·贝尔萨曾经说过, 新闻报道要迎合目标读者, 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因此新闻翻译归根结底是归化的 (Bielsa&Bsaanett, 2011:10) 。韦努蒂认为看似只是为服务于译文读者的归化翻译, 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掠夺行为, 译文被强加上了译语的语言特征和文化价值观。中国媒体偶尔也借用西方的概念来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本土事物的做法则显示了中国媒体对英语本土读者的服务意识。如果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 每次都要引入西方经济社会中的概念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那对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恐怕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在翻译一些当代经济社会比较流行的词语时, 笔者发现中西方媒体在翻译策略上又很一致, 譬如富二代、剩女、裸婚、APEC蓝等, 基本上都是拼音+解释或直译+解释, 解释部分也基本上不会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来帮助目标读者理解, 比如BBC和《中国日报》对富二代的翻译都是:fuerdai, the rich second generation。

5 结论

由于受到新闻传播理念、语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 在一些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表达上, 西方媒体与中国英语媒体的表达有一定区别, 经常透出一种西方“以自我为主”的解读, 不论西方媒体在译介中国时与中国媒体的翻译策略是否一致, 往往习惯以东方主义的眼光将中国“他者化”, 用一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来解读中国, 常常会加入很多带有感情色彩的修饰语。中国英语媒体习惯于直译或不带感情色彩的解释性翻译, 力求读者明白大意即可, 较少做更深层次的解读。

参考文献

[1]Bielsa, E.&Bassnett, S.Translation in Global News[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1.

[2]刘佳.后殖民翻译权力话语:后殖民主义译论与当代中国翻译[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中西翻译理论对比 篇5

关键词:功能对等;《返老还童》;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190—02

一、关于字幕翻译的研究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开放,文化开放的步伐也渐渐加快,全球的跨文化交流已成为一种现实。近年来,韩剧、日剧、美剧以及各个国度的影视文化,我们几乎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气息,影视翻译已经越来越重要。影视翻译包括配音翻译和字幕翻译,初期我们所看的外国影片以配音翻译为主。“近年来人们则更愿观赏原滋原味的英文和西方文化,经过配音的影片总让人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因此保持英文原音,采用中文字幕成为一种最佳的折衷方式。”[1] 但在中国能看懂英文电影的观众毕竟是少数,字幕翻译便给观众带来了方便。特别是互联网上字幕翻译小组的出现更是让大众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欣赏到国际上最新的电影。

“西方学者从翻译视角进行影视翻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欧洲近年来影视翻译的相关研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有关影视翻译的学术会议近年来日益频繁,由于参会有众多者来自字幕翻译盛行的北欧,很多会议的学术重点是在字幕翻译的研究上。”[2]目前在我国,既有从事影视翻译的专业机构,还有民间或者业余字幕翻译团体(目前主要是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各个字幕组)。

二、关于对等的研究

在国外,最早提出对等概念的是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F.Tytler),他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给优秀的翻译定义为:“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植在译作语言之中,使译语使用者象原语使用者一样,对这种优点能清楚地领悟,并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3] 雅各布森(R.Jakobson)分析不同语言词意的对等,他说从不同语言中寻求意义对等是语言的基本的问题。奈达提出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指出“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纽马克(P. Newmark)提出的交流翻译,也是强调在译语读者身上产生的效果,和奈达的功能对等是相似的。切斯特曼(Chestman)和巴斯奈特(Bassnett)都认为对等是翻译理论的中心问题。贝克(Mona Baker)还从词、短语、语法、篇章、语用等层面分析对等,她说“由于受语言学和文化诸方面原因的影响,因而对等总是相对的。” [4]

在中国,早在公元7世纪,翻译实践家玄奘就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喻俗”即强调翻译后达到的效果。茅盾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疑问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得感受。”金隄在《等效翻译探索》一书中说“等效翻译所追求的目标是:译文与原文虽然在形式上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同样顺利地获得 或基本相同的信息,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5]

三、运用功能对等理论对字幕翻译进行比较研究

1.功能对等理论运用于字幕翻译的“可行性”[6]

奈达的功能对等,即最接近自然的对等,强调的是对读者的影响 (impact)。字幕翻译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其目的是能否在有限的时空内配合画面和声音让电影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接近于电影对源语观众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奈达的理论是适用于字幕翻译的。

2.影片内容和语料信息

影片《返老还童》由菲茨杰拉德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本杰明·巴顿。他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竟以老人形象降生人世,倒着成长,越活越年轻。这部电影曾获2008年度三项奥斯卡大奖,即最佳美术指导、最佳视觉效果和最佳化妆奖。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所有人都要经历父母的辞世、儿女的成长以及自己的老去。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这部电影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可以让我们用一种较好的方式去化解一生中紧随而至的悲伤,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体会到时间流逝和韶华不再的真正意味。译本来源之一是由北京东方影音公司出版发行的DVD版(以下用A表示),一个是网络TLF字幕组的译本(以下用B表示)。下文所选语料均为主人公本杰明和黛西之间的对话。

3.对比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的李运兴教授在2001年《字幕翻译的策略》说“由于时、空的制约,字幕译者常常要采用缩减的翻译策略。”[7] 以下实例分析以主人公聚合为主线,采用压缩性意译和删除法。压缩性意译指用尽可能短的语句译出原话的意义即可,删除是指在不影响译文主要信息的情况下去掉一些次要信息,当然这些次要信息还是可以在画面和人物的表情中得到补偿的。

例一:— Don’t be a chicken.Light it.

A:别这么胆小,快点啦。

B:别那么胆小,快点。

例二:— Well,I heard Muma and Tizza whispering.

A:— 我听见妈妈和蒂奇说悄悄话。

B:— 我听见妈妈和蒂奇私下聊天。

这两个例子选于本杰明和黛西初次相识到第一次分别之前。例一的“chicken”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内涵意义”[8] 是不同的,译成目的语时要照顾影片对目的语观众的影响,即意译为胆小。例二中的 “whispering”译成“聊天”感情色彩不符,因为这里有怕被别人听到的意思,所以译成“说悄悄话”更能照顾到目的语观众的感受。“Well”没有实质性意义,画面可以有所补偿,删去即可。

例三:— I just can’t believe we’re both here.Must be fate.

A:— 真不敢相信我们有见面了,这一定是命运。

B:— 真不敢想,我们又见面了,这一定是缘分。

例四:— Do you know about Edgar Cayce,the psychic?

A:— 你知道预言家爱德·凯西吗?

B:— 你知道埃德加·西吗?就是那个会通灵的。

这两个例子选于两人第一次分别后的重逢,这时的本杰明已经年轻许多,黛西也已经是一位美丽的姑娘了。在分别的七八年里,本杰明参加了二战,经历了与船友的生死离别,战争结束后,他回家了。一天早晨,她透过窗户看见黛西回来了。黛西见到本杰明非常激动,不停地说话,以上两句话都是黛西所说。例三的“fate”,我认为译成“缘分”更自然。后来黛西又称两人的重逢为 “kismet”,前者译成“宿命”,后者译成“天意”。我认为“缘分”和“天意”在中国文化中对于恋人来说是常用的词汇,带有重逢的喜悦。例四的译文A不仅语言精炼且表意明确,特别是 “预言家”一词,让大家一下就明白爱德·凯西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两人这一次的重逢很短暂,本杰明虽然很爱黛西,但他觉得黛西还很年轻,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还是黛西走了,她回到纽约,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子。

例五:— I thought I’d come here.

and sweep you off your feet or something.

A:— 我以为我可以来把你迷倒。

B:— 我本以为我突然过来

会给你个大惊喜。

例五的这个短语本意是“获得压倒性胜利”。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本杰明去纽约看望黛西,此时的黛西却只顾自己开心,对本杰明的突如其来反而生气了,本杰明说了上面的一句话。本杰明在影片中一直给人一种沉稳的感觉,虽然他知道自己在变年轻,但是“把你迷倒”这样的话还不至于说出来吧,译文B中“惊喜”一词很好,但译文较长,何不缩减一下“我本以为来这儿会让你惊喜”。

例六:-I don’t want to ruin it.

A:— 我不想破坏气氛。

B:—只是不想破坏气氛。

车祸让黛西放弃了舞蹈生涯,她回到了本杰明的身边。本杰明含情脉脉地看着黛西,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的 “it”译为“气氛”可谓传神。虽然观众可以从本杰明的表情中体会这种微妙的情感,但是准确的字幕翻译更是让观众豁然开朗。

例七:— You know,you might’ve got a few more years out,

but you chosed something so special and unique that there was only a short window of time you could do it.

A:— 你本来可以再跳几年舞,

但你选择做独一无二的事,

而且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

B:— 也许,你能够多跳几年舞,

可你的事业太与众不同,

只有几年的黄金时间可以发展。

例八:— Okay.How can I be a father when I’m readying in other direction?

A:— 我一直变年轻,怎么能当爸爸?

B:— 这么说吧,我这样一直变年轻,怎么能当好一个父亲?

两人终于在人生的中点相遇,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黛西由于不能继续跳舞,心理不平衡,例七是本杰明劝慰她的话。译文A和B都压缩成四字成语,但“独一无二”是唯一的意思,而原文是说舞蹈这个行业特殊,我认为用“与众不同”更确切些。用“几年的黄金时间”来说明舞蹈行业的年龄限制更为贴切,而用“很短的时间”则让人不知所云。例八中的“readying in other direction”译为“一直变年轻”,简洁明了,让观众清晰易懂。“You know” 和“Okay”在句中不承载实质性意义,可省去不译。

然而,幸福并不总是长久的,本杰明逐渐变年轻的客观事实挡在两人爱情的中间,本杰明还是选择了离开……。

四、结语

奈达的功能对等强调目的语读者的感受,而影视翻译亦在于追求这样的对等。字幕翻译给翻译人员提出了要求,在了解源语观众对影片感受的基础上,通过字幕翻译让影片对目的语观众产生的影响接近于对源语观众产生的影响。我相信我国的字幕翻译工作者将能够在更多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译出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

参考文献:

[1]朱小晶.浅析互联网美剧字幕翻译[J].长江学术,2008,(4).

[2]康乐.中西方影视翻译理论研究发展与现状比较[J].科学教育家,2007,(10).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64.

[4]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35-49

[5]金隄.等效翻译探索增订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40.

[6]吕敏杰.功能对等理论在英语影视字幕汉译中的应用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语言学,2007.

[7]李运兴.字幕翻译的策略[J].中国翻译,2001,(4).

中西翻译理论发展比较刍议 篇6

一、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线索谈起

西方的翻译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两条线索：一条是文艺学线索，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家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翻译理论家(捷克)列维和(前苏联)基维·加切奇拉泽。按照这条线索，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再创造。理论学家除不断讨论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的利弊之外，还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进行了分析。他们强调尊重译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文学天赋。另一条线索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派，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索。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上的对等。

二、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来谈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

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晋、前秦时期，道安继而在《俾婆沙序》中提出了“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的主张。而唐代僧人玄奘，其指导原则是：“既需求真，又需喻俗。”

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清两代

首先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开创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天演论》等;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更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

“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茅盾、郭沫若、钱钟书等一大批翻译家。茅盾是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语调”，即强调“神韵”这一观点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译”的说法。此外，傅雷、陈西滢、林语堂、朱生豪等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第四次翻译高潮：改革开放至今

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在翻译方法和文学翻译的风格上、翻译方法理论和与文体的关系方面、翻译研究领域里提倡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等方面，许渊冲、刘宓庆、王佐良等的见解都拓深和加宽了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三、中西方译论发展的一致性

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不同的观点往往会使译者采取不同的方法，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文。中西译者都面对着“信”和“达”的矛盾，历史上对这一问题也争论不休。18世纪英国的坎贝尔和泰特勒几乎在同时提出了十分相似的翻译三原则：(一)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三)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

过了约一个世纪，中国的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翻译三原则———信、达、雅，被奉为翻译之圭臬。从那以后虽有人不断想修正甚至取消它，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什么别的标准可以取而代之。有人认为严复受到了泰特勒三原则的影响，但从严复的论证及所引来看，这个标准应当是从我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注意到了忠实、通顺、传达原文风格的必要性。双方都把忠实放在了第一位，这是由翻译的实质所决定的。

翻译不同于创作，译者不能随意在原文中增加原文没有的思想和内容;但仅传达内容是不够的，还要使译文可读，如果原作是文学作品，那么译作也应是。无论是“三原则”还是“信达雅”，都较全面地概括了译作所应达到的要求。但现代有些理论常常只重视了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比如“读者反应”论就过分迁就译文读者，而在传达原文信息(尤其是文化信息)方面做得不够。不过“三原则”与“信达雅”这两种提法都过于简略，对于翻译中实际困难的指导意义不大，比如一个“信”字，疑问很多。“信”即“忠实”，那么在原文形式和内容发生矛盾时忠实于谁呢?这个问题还需要不断探索。

关于直译和意译。所谓“直译”指字对字、行对行的翻译;“意译”则指通过忠实而又自由的重新述说来进行翻译。在翻译实践中，主要采取意译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批评家的严厉批评，如林纾所译的小说和蒲伯翻译的荷马作品。由于翻译这一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它既要忠实于原著，又要有艺术创造性，就像德莱顿所说的“好比把两腿捆起来，在绳子上跳舞”。所以直译意译之争往往走向折衷。“可能时尽量直译，必要时尽管意译”，正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接受。

四、中西译论发展的不同之处

中西译论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在面对翻译问题时，往往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做出不同选择，或者论述的侧重点不一样。例如，在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近现代的翻译活动中，中国译论对翻译的功用强调得比较多。如康有为在《强学会章程》中把“译印图书”放在第一位;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也十分强调翻译工作对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翻译常常是不发达国家在寻求知识和觉醒的斗争中唯一有利的武器，另一方面中国向来讲究经世致用，传统文论也比较注重文学的教化作用。所以在翻译实践中，东欧弱小民族和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如易卜生的戏剧得到大量译介;在理论上，对翻译功用强调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在西方的文论中，对可译性问题谈论得比较多。首先提出不可译问题的是在《圣经》中。处于对上帝的虔诚，不可译论者认为《圣经》的语言是神秘的，它包含着神的指示，谁要去翻译它就是对上帝的亵渎;而那些持可译论者则认为上帝的启示应该向民众传达。

西方由于语言学发生了革命，翻译理论从语言学汲取了养料，从而使语言学的翻译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译论虽然在语言学方面并不发达，但在文革后的新时期出现了一股“文化热”，主要研究翻译和文化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在西方也越来越多，不少翻译理论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文化翻译的问题。如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专列了一章来谈论翻译与文化。不过中国似乎更有理由在这方面多做文章，因为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间的转换，更涉及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而中西方由于地理、历史、政治制度以及思维方式等的不同，文化差异很大，反映在语言中则成为翻译的障碍。

就总体而言，西方译论与语言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也是现在“翻译是科学”论的基石。这种观点认为翻译是语言学的一支，应该用语言学的概念和术语对翻译进行科学的描写，而中国现在的翻译理论则与文化联系较为紧密。但无论是中国的翻译理论，还是西方的翻译理论，在对翻译的本体与外在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之后，翻译似乎依旧处于杂乱状态。对于翻译的各类问题，如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传达风格重要还是传神重要，仍然各执一词，中西方也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翻译学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不论如何，所有的努力均非徒劳，一门学科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有了一个终极结果，而在于它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宓庆.翻译理论研究展望.中国翻译, 1996, (2) :2.

[2]乐眉云.语言学与翻译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引言部分) .

[3]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 1991:4-7.

[4]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4 (代序部分) .

[5]Peter Newmark.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Hertfordshire: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94-103.

[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7]杨自俭, 刘学云.翻译新论[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8]朱志瑜.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话说”[J].中国翻译, 2001.2.

[9]杜承南, 文军.中国当代翻译百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4.

[10]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对比语言学视域下的中西方典籍翻译 篇7

对比语言学是以“求异”为目的的对不同语言进行研究和比较。其在对具体的语言进行翻译的时候可以将源语言和目的语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求形合和意合,这就需要将词汇、语法和语序在不同语言环境下进行比较。本文我们以《论语》为例,来阐述中西方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差异。

一、文化的差异

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又代表着存在差异的地域文化。一个地区的语言决定了这一地域的思维方式及地域文化。在典籍翻译的时候,我们要充分了解各个地域的文化特点。

1.哲学理念的差异性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决定了中西方文化在翻译的时候必须以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及思维方式为基础合理选择翻译方式。从古至今,中国一直以“和谐”的思想去观察世界,并且将“和谐”作为为人处世和思考问题的准则。在中国,人与自然和平相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是传统观念追求的目标;在学术方面也不重视对事物的具体叙述,而是重视抽象的理解和阐述。所以,对事物的描述通常具有模糊性和整体性的特征,词语含义的理解也需要放在整体的语言环境中细细体会。而西方文化一直以科学严谨的逻辑方式去看待世界的事物。

2.西方缺少对“仁”的定义

“仁”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也是《论语》的精华,更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论语》中的每一句话都渗透着“仁”的哲学思想。然而,什么是“仁”,如何通过“仁”的概念理解和翻译文章的整体意思是目前翻译《论语》过程中存在的一大难题。

在西方文化中,一贯以直接的方式定义一个词的含义。但是,在《论语》中,儒家思想的叙述方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地思维方式。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秉承着“仁”的观点,其对于“仁”的叙述是通过情景模拟和形象刻画来实现的,但是,如果要像西方国家那样给“仁”下一个定义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要翻译好《论语》首先明确中西方这一文化差异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要尽量多的与语言文化的渊源进行交流,将两种语言意识形态进行适当的结合。因此,要了解一国的语言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多翻阅历史名家的著作典籍,对国家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样就可以在翻译的时候更多的使用描述性的语言,尽量少的使用固定性、概念性词语,更便于理解,翻译也会更加到位。

二、词汇的差异

在汉语的语言方式中,名词、形容词、动词等都可以做主语;而在英语的语言方式中,大多数都是名词和代词做主语。同时,在翻译理解中文典籍的时候,不能死板的逐字逐句翻译,很多时候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以及对上下句的理解进行翻译。

三、语法的差异

由于汉语中缺少词形的变化,所以,虚词和语序成为了汉语表达中的重要方式;而在英语中,词形变化十分多样,所以,英语一直借助时态、单复数等来表达不同情况下的语言含义。

1.语序

英语和汉语相比在语言表达上显得更为灵活。在符合原文基本意思的前提下,英语句子中的成分可以不确定固定的位置。例如:他有了一个新想法。用英语翻译成:A new idea came to him,或者He had a new idea。这是由于在这一句英文中有主宾格的变化,同时也有时态的变动,所以,变换语序对句子意思的表达没有影响。但是,汉语中缺乏这些变化,所以,只能通过语序来表达语法关系。

所以,在翻译汉语的过程中,要结合汉语的语言特色,将汉语意思完整的转化为英语。这就需要对汉语中原有的固定语序进行适当的调整,将逐字堆砌的汉语结构进行划分,按照英语的表达方式对原句进行重新组合,以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

2.谓语

在英语中,谓语之一个句子核心,对主语和宾语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在一句英文中如果有几个动词连续出现一般用顿号或者“and”进行分隔,但是在汉语中,只要能够完整表达句子的意思就可以,对于句子的结构就显得不是太重要了。即使句子中缺少一部分,只要能够表达出文章的意思也是可以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明确英语和汉语的不同之处及各自语言的特点是十分关键的。

结束语

总之,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随之产生的语言也存在各自的特点,要将两种语言之间相互转化,完整的进行翻译,需要我们充分的了解中西方历史文化的渊源,并且,根据各自语言特色进行翻译。

参考文献

[1]蓝艳芳,顾亚娟.话语语言学视域下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探讨[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92-96.

[2]王兆男,姚欣.对比语言学视域下中医典籍英译探析[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04:488-491.

[3]张瑜.翻译的修辞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

功能目的理论与英汉对比翻译 篇8

当代功能翻译理论当以德国的功能翻译学派为主流。凯瑟林娜·赖斯首先提出了翻译功能论, 她认为目标文本的形态首先应该由它在目标语境中需要完成的功能和目标决定, 翻译是一种互动的语用行为, 互动由目的决定, 而目的随着接受者的不同而不同;汉斯·威密尔创立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翻译目的论。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在这一框架中, 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受众, 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 对译文有不同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将功能翻译理论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 将翻译的外延扩大至各种跨文化转换。翻译行为是她的核心基础理论。曼塔利认为“翻译”是一个狭义的概念, 它涉及原语文本的使用。而“翻译行为”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它涉及译者为翻译所做的一切;克里斯蒂安·诺德针对功能翻译理论的不足, 他还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理论模式。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

功能目的派将翻译原则分为两类:适用于所有翻译过程的普遍原则合适用于特殊情形的特殊原则。功能目的派认为, 目的法则和忠诚法则是贯穿所有翻译过程始终的两大支柱准则, 除目的法则外目的论还有两个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

二、从功能目的的角度拓展英汉对比的思路

(一) 以谚语的英汉对比为例

谚语是民间语用艺术开出的山花, 是民族各种实践经验凝聚的智慧结晶。汉语句子多采用意合手段, 英语句子多采用形合手段。因此, 在寻找汉语谚语句型与英语谚语句型对应时, 首先要分析双语谚语句式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关系, 再套用各种关系句型。

(1)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A.plant melons and you get melons, sow beans and you get beans.

B.You reap what you sow

分析:从汉语的表层结构看, 两句话的形式都是四字词组, 但它们各自的内部深层结构不同, 组合关系因此不同。翻译A是直接根据表层结构译成的对应句, 种什么, 收什么, 是直译;从功能目的论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我们把此谚语用于日常生活中, 那么我们会用译文A即Nord的纪实性翻译。B则是从深层结构把握, 比喻做了什么事, 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时我们会用译文B, 即工具性翻译。因此, 一个汉语谚语, 在上下文中, 根据不同的文体和翻译目的, 可以采用不同的英语句型。

(2)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A.When the old man on the frontier lost his mare, who could have guessed it wa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Danger is next neighbor to security.

C.A loss may turn out to a gain.

分析:从汉语句型来分析, 此句为反问句。译文A根据汉语谚语的表层结构

把它译成对应的英语句子, 属直译, 由于译文读者不了解该谚语的背景, 无法理解它的直译, 因此, 译语难以实现源语功能;而译文B、C都把汉语中的隐含义在译文中表现出来, 具有深邃的内涵影响。经意会读者虽然一时受到损失, 也许反而能得到好处, 也指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变为好事。因此译文B、C属意译, 是对等功能翻译。

汉语和英语谚语的句型虽都比较固定, 但相比之下, 由于汉语句子连接采用意合的手段, 汉语语法的句型相对来说较为复杂, 而英语句型则较为容易识别。但是不管怎么说, 如果把汉语谚语译成英语, 如可能, 就套用英语的句型。反之, 如把英语谚语译成汉语, 可用读者所喜闻乐见, 雅俗共赏的汉语句式来翻译。如:He robs Peter to Pay Paul.拆东墙补西墙。Diamond cut diamond.强中自有强中手, 能人背后有能人。

(二) 以广告的英汉对比为例

广告是一种具有很高商业价值和实用性的文体, 一则广告必须具有说服力和记忆价值。广告最大的特点也是其说服功能——说服消费者采取行动实施购买行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功能派理论对于广告英汉互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以译文的功能为目的, 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在进行广告翻译时要“入乡随俗”, 做些“文化处理”。例如, 政治和宗教在西方一直都是敏感的话题, 当译者遇到相关的广告翻译时, 应慎重对待。“大鹏”牌卷笔刀曾被译为ROC sharpeners, 汉语中有“鲲鹏展翅, 鹏程万里”之说, 寓意志存高远, 前途无量。但ROC三个大写字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英语缩写, 势必会产生误解, 既不利于创立我国出口商品的良好形象, 也不利于维护国家的尊严, 如将ROC改为Giant Bird就好多了。

另外, 由于各民族对一些事物的联想意义不同, 在目的原则指导下, 译者就应该以译入语的文化传统作为出发点, 从而避免误解。“白象牌”, 译为“White Elephant”, 结果在美国市场上乏人问津。原来, “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给人的联想意义是“无用而累赘的东西”。中国人把“海燕”看做值得学习的榜样, 出口产品也常用Petrel (海燕) 作商标, 殊不知, 西方人对Petrel并无好感。《朗曼现代英语词典》中海燕有“预示灾难、纠纷、暴力行为即将出现的人或幸灾乐祸的人”之意。

为使译文在译语语言文化环境中达到预期的功能 (即促销功能) , 译者应准确把握住“西方消费者注重事实”这一尺度, 根据译语的接受习惯作适当调整。如:西口千层饼采用传统工艺, 制作精良, 质地松脆, 清香可口。

原译:Xikou Thoudand-sheeted Cake is home made, using natural foods and traditional procedures, The cake tastes good, smells good and is crisp.

改译:Xikou Qianceng Cake, with numerous clear sheets in it, is finely made in a traditional way.It is tasty and crisp.

原文中的“千层”是指里面层数较多, 并非是有一千层。译成thousand-sheeted cake容易造成英语读者的误解。这里在忠实原则指导下采用音译, 后面补充文字, 效果更好。

综上所述,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是以目的法则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 其核心是翻译目的或译文功能。它对英汉翻译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摘要：功能派翻译理论是以目的法则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 其核心是翻译目的或译文功能, 本文以谚语及广告语的英汉对比翻译为例, 论述了功能翻译理论对英汉翻译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功能派翻译理论,英汉翻译,谚语,广告

参考文献

[1].仲伟合, 钟任.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明.中国翻译, 1999 (3) .

[2].王德春.汉英谚语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中西翻译理论对比 篇9

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但是,当中国学生进行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时,会对原语言产生误解甚至不理解。这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地域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了语言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为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设置了许多障碍。因此,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形式的转换,还涉及到两种文化的沟通。

北京时间公元2008年11月5日12点,巴拉克.奥巴马先生,率先赢得297张选举人票,当选第56届美国总统,并发表了让全世界为之疯狂的令人震撼的演讲。本文将通过分析这篇演说词来说明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二、从“臭巴马就职演说词”英汉译本比较看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1.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或对自然的态度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则主张天人相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了汉民族汉语重意合和具像思维的特点。

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强调天人相分,往往以“物”为中心,注重客观事物对人的作用和影响。这就形成了英语重形合和抽象思维的特点。

1.1意合与形合

由于汉语注重意合,因此汉语语言无词形变化,语法形式的表达主要靠词汇手段。而英语则词形变化明显,组词造句多用连词、关系词、分词、动名词及不定式等。

例如下面这段演讲词:

英:When there was despair in the dust bowl and depression across the land,she saw a nation conquer fear itself with a New Deal,new jobs,a new sense of common purpose.Yes we can.

汉:当绝望和大萧条袭来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民族通过新政、新的工作和新的共同目的感战胜了恐惧。是的,我们可以!

由于西方语言中的句子总是有明确的逻辑中心,而句子中的附加成分、不管多么复杂,它总是要与中心成分保持清楚的逻辑关系,这段话中,句子中的附加成分与句子的逻辑中心“she saw a nation conquer fear itself”用介词“with”连接,保持清楚的逻辑关系。而在注重意合的汉语译文中,打破原来的顺序,按逻辑顺序重新排列。

1.2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汉式的具象思维和英式的抽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多用于表示具体概念的词语描写事物,阐述道理;后者却常用于表示抽象概念的词语描述事物,阐述事理。

例如下面这段演讲词:

英:I congratulate him and Gov.Palin for all they have achieved,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m to renew this nation's promise in the months ahead.

汉:我对麦凯恩参议员以及佩林州长的成绩表示祝贺。同时,我也期待着在未来与他们一起为振兴国家而共同努力。

原句句中的"all they have achieved"表示抽象概念的,译文同样将抽象概念具体化,译为“佩林州长的成绩”,以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2.东方的改造自然与西方的征服自然

西方的哲学家认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这使得他们常把观察或的视点放在动作的承受者上,因此英语中存在大量的被动语态。汉民族的思维深受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汉语常用人称作主语,当人称不言自明时,就用“有人”,“人们”,“大家”等泛指人称或省略主语的无主句(包惠南,2001)。

2.1将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

例如下面这段演讲词:

英:It was built by working men and women who dug into what little savings they

had to give five dollars and ten dollars and twenty dollars to this cause.

汉:这些劳动大众从自己的微薄积蓄中掏出5美元、10美元、20美元,拿来捐助我们的事业。

在这段话中,译文将原文的“It was built by…”译为“……捐助了我们的事。由被动句式转化为主动句式。

2.2将英语被动句转译为汉语的判断句

汉语中常见的“是……的”这一句式来说明人和事物的客观情况。这种结构可以与英语中的被动结构相沟通。一般来说,英语中的被动句在译成汉语时都被转译为判断句。

例如下面这段演讲词:

英:I was never the likeliest candidate for this office.We didn t start with much money or many endorsements.Our campaign was not hatched in the halls of Washington.It began in the backyards of Des Moines and the living rooms of Concord and the front porches of Charrleston.

汉:我一直都不是最有希望的那个候选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便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或支持。我们的竞选之路并不是从华盛顿的高楼礼堂中开始的,它从德梅因的后院、协和酒店的客厅以及查尔斯顿的门廊中迈出了第一步。

原文中的“Our campaign was not hatched in the halls of Washington.”在译文中被转译成“我们的竞选之路并不是从华盛顿的高楼礼堂中开始的”被动句被转译为“是……的。”

2.3将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无主句

汉语的句子可以不带主语,因此,当无须说出行为主体时,英语中的被动句往往译成汉语的无主句。

例如下面这段演讲词:

英:There is new energy to harness and new jobs to be created;new schools to build and threats to meet and alliances to repair.

汉:放心,我们会注入新的能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建设新的学校,面对威胁与挑战,修复我们的联盟。

原句中被动句“new jobs to be created”,在译文中被转译为无主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体现英汉的转换。

3.东方的过去时间取向与西方的未来时间取向

在对待时间的态度上,中国为过去取向,人们做什么都要考虑此事过去做过没有,而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人则习惯未来取向,主张一切着眼与未来(贾玉新,1997)。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偏重顺向的和螺旋式的思维,而西方人偏重逆向的和直线式式思维。

3.1顺向思维与逆向思维

中国人在表达方位时习惯“东西、南北”的顺序,而英美人则习惯于“北南、东西”(周方珠,2004)。这种对时间坐标的不同思维模式导致了英汉翻译中时空顺序的差异。

例如下面这段演讲词:

英: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tonight without the urtyielding support of my best friend for the last sixteen years,the rock of our family and the love of my life,our nations next First Lady,Michelle Obama.

汉:如果没有过去这16年来挚友的支持,没有稳定的家庭和对生活的爱,没有我们国家的下一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今晚我将不可能站在这里。

在这段原句中,句首的"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tonight"译为汉语后,被放在了句末,体现了汉语的顺向思维习惯。

3.2螺旋式思维与直线式思维

英美人的思维方式是“直线性的”,在语言的表达上,他们习惯于在语篇的开始就直接点题;中国人的思维活动则大多是螺旋式的绕圈向前发展,把做出的判断或结果安排在结尾(贾玉新,1997)。

例如下面这段演讲词:

英:It grew strength from the young people who rejected the myth of their generation's apathy;who left their hom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jobs that offered little pay and less sleep...

汉:我们的胜利来自于那些远离家人承担辛苦但收入微薄的竞选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反驳了关于他们是冷漠的一代的谬论……

例句反映了西方人直线式思维特征,在语篇的开始“It grew strength from the young people.”点题,接着下面以"who"引导的关系从句依次分析。但这与中国人螺旋式思维习惯不符,译文将“the young people"以总结的方式安排在结尾，将关系从句以定语的形式出现在年轻人之前。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