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中的诚信原则

2024-05-01

会计中的诚信原则（精选八篇）

会计中的诚信原则篇1

一、会计丧失诚信原则的分析

1.利益驱动使会计丧失诚信原则

会计造假之所以如此猖狂, 其主要原因就是会计造假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会计造假的受益人很多, 企业通过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可能骗到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有关管理机关的信任, 并因此获得投资、政策倾斜、核销贷款或减少税金支出等经济利益。单位的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 主管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可以因为“业绩优秀”而谋取更高的职位, 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帮助做假的中介机构可以因为“增加业务”而得到更多的收益;会计人员可能会由此获得薪金、升迁、奖励等利益。

2.外部监管不力, 成本效益失衡是会计丧失诚信的外部因素

我国目前涉及会计诚信问题的法律很多, 如《会计法》、《公司法》、《证券法》、《刑法》、《注册会计师法》等相关法律。但在执行中真正受到处罚的却很少。目前我国对检查出来的会计造假往往是“重经济处罚, 轻行政、法律处罚;重对单位处罚, 轻对个人处罚;重内部处理, 轻外部公开处理”, 削弱了法律的效力。从外部看, 外部监督包括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和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监督主要通过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等职能部门实施。其中政府审计由于编制、人员限制以及职能的转变, 监督重点由原来审计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向主要审计政府宏观管理部门和国家重点建设资金, 因而对企业的会计监督有所弱化;不能很好地发挥监督作用, 而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更是大打折扣, 被审计人成了它们的“衣食父母”, 这就决定了为了保住客户而产生偏离客观公正方向的可能。虚假的会计信息也存在供给与需求。对于造假者而言, 只要造假的收益大于成本, 造假者就肯定会做出造假的选择。由于造假收益明显大于成本, 加之监管不力, 造假之风愈演愈烈。

3.内部约束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到位,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 追求虚假经营业绩

从内部看, 一些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缺乏透明度, 自我控制, 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 缺乏有效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有些会计主体虽建立了一些内控制度, 但制度得不到真正落实, 形同虚设, 财会部门不能有效履行会计职能, 致使人为会计造假行为不可避免。内部审计由于受制于企业经营者, 缺乏独立性, 其对会计的监督很难有成效。在我国企业中, 尤其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 虽然企业内部均形成了包括职代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 董事长或总经理大权独揽, 监事会形同虚设, 起不到监督制约作用, 等等。某些企业的领导人为了完成上级下达考核指标, 强令会计人员调整会计账目, 致使会计人员违背现有会计法规屈从外部压力, 会计人员被动做假虚列收支, 假账真算或真账假算, 借以骗取荣誉, 捞取政治资本。

4.会计人员综合素质较低, 缺乏职业道德, 会计基础工作薄弱

在我国现阶段, 部分单位的会计人员综合素质较低, 不能实事求是, 恪守会计职业道德, 不能坚持依法办事, 有的利用职务之便, 侵吞公款中饱私囊; 有的会计人员为了追求金钱利益、个人享乐, 经不起物质、权利的诱惑, 在道德观念上出现偏差、严重犯罪;有的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薄弱, 财务监督失控, 内部管理混乱。如有些企业对财产物资缺乏严格控制, 一些财会人员不讲诚信, 违犯有关法律法规, 乱用会计科目, 恶意造成会计信息失真, 以达到贪污、挪用公款私饱中囊等不可告人的目的。

5.会计本身存在的缺陷和漏洞

现代企业财务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为确认基础, 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应计、预提和待摊项目。会计信息制造者可以通过操纵应计项目的确认时间来制造虚假业绩, 如提前确认收入, 推迟确认费用;低估收入和利得 (或相反) 来操纵利润。会计核算方法、会计核算程序的选择及财产价值的评估等, 都需要会计人员客观、公正的主观判断。如果会计人员不能完全排除利益的干扰, 其主观判断就会失去客观和公正, 这就为会计人员制造虚假会计信息提供职务上的便利。

二、会计丧失诚信的治理对策

会计诚信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笔者认为, 需从国家、政府、社会、单位、个人五个方面着手。

1.要加强法制和监管力度, 做到标本兼治

首先是国家要完善和健全法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其次是政府要加强监督, 对违法从事会计活动的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 决不姑息, 以起到警示作用。社会各方面要同心协力, 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劲往一处使, 对会计行业的各种违规行为要敢于揭露、积极举报、坚决打击。真正做到标本兼治。

2.必须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 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会计诚信是会计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广大会计人员要努力提高自身政治素质, 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 遵守职业道德, 提高业务能力。从自我抓起, 从点滴做起, 自觉地把诚信原则放在首要位置, 坚持不做假账。就是要求会计人员要树立“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行动准则, 为共建繁荣和谐的社会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3.加强社会教育机制, 启发行为人的良知

会计诚信教育的主要对象, 应当是掌握着会计诚信水平支配权的强势集团, 包括企业负责人, 能够控制企业负责人的政府官员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会计人员。我们长期以来企图通过提高会计人员地位和业务水平, 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事实上收效甚微。用提高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准来减少会计造假, 是隔靴搔痒, 作用将十分有限。

因此我们应大力加强社会教育机制, 启发行为人的良知。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是会计信息真实性的主要责任人, 把会计人员解脱出来, 集中打击关键目标;明确区分会计责任和企业负责人责任, 瓦解两者的欺骗联盟。

4.改善会计诚信的环境

既然市场制度本身滋生了会计诚信危机, 就要用非市场手段来营造会计诚信的新环境, 贯彻落实以《会计法》为主的财会法规, 加强普法教育, 使《会计法》深入人心。同时进一步完善与会计相关的法制、法规, 使会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切实建立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变激励措施, 防止管理者的短期行为, 将经营管理者的长期绩效补偿与短期工薪支付分开;通过持股结构的调整, 分散大股东的股权, 增加股权之间的相互制衡, 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 增强董事会内部制约机制, 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总之, “讲会计诚信, 做诚信会计”要蔚然成风。诚信更是每个会计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作为会计工作者, 一定要做到诚实守信, 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技能之外, 还必须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质, 二者缺一不可, 否则很难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以操守为重, 坚守准则是会计工作者的立业之本。

参考文献

[1]杨兴全.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J].上海会计, 2001 (9) .

论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篇2

汤维健

一、立法缘起：越出民法界限的诚信原则

《周易·乾·文言》中记载“修辞立其诚”，要求人们发表言论，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要有事实基础。所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等，说的也是类似的意思。在古人信奉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其中有一常即为诚信之“信”。可以认为，“诚信”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支柱性准则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将“诚信”这个道德范畴转译到法律当中，使之成为一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从而实现了所谓“道德规范法律化”的，首先不是在我国，而是在古代罗马法中。我国民法学研究表明，诚信原则乃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诚信契约是与严正契约相对而言的，在严正契约中，当事人只须严格依契约办事即可，无须承担契约文字以外的更多的义务；而依诚信契约则不然，当事人除需要依契约的文字承担相应的义务外，还需要承担该契约中未加明订的补充性义务，而这种义务是仰赖当事人按诚实和善意的要求履行的。在由此所发生的诉讼中，也即诚信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对当事人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予以职权化的调整，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抽象理念。可见，诚信原则最早发生在实体法中的合同领域，其目的不仅为当事人履行其合同义务课加额外的诚信义务，同时还据此赋予法官对实体问题的自由载量权，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又是对立统一的。

萌发于古罗马法上的诚信原则发展到现代社会，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丰富，它越出债法领域，扩及到了所有的民事法律部门，以至于许多国家民法均开宗明义将它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如作为现代民法样板之一的《瑞士民法典》就在其第2条中明文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也确立了该一原则的基本规范地位，其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由此来看，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民事实体法中已得到完全的确立。

那么，民法中的诚信原则能否延伸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并成为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呢？对此，大陆法国家的学者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

日本学界在战后对于民事诉讼法中引进诚信原则是持反对态度的，反对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条：第一，处理繁杂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客观地适用明确的基准、遵循具体的规范，而体现在一般条款中的诚信原则则有违反制度目的之虞。第二，具有诚信原则的价值判断已具体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因而无需在此以外再规定一条抽象的诚信原则，这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性抗争活动，只要双方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去进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规则之上再加上一条伦理规则。

但是，诉讼立法的实践为这种争论给出了答案，并划上了句号。1895年颁布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地陈述之”。这可以看作是真实义务的立法先河。该法并且规定，当事人所作的不真实的陈述属违法行为，如果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当事人应负损害赔偿的义务。不仅如此，该法第377条还规定，当事人宣誓后故意作的虚伪陈述可构成犯罪。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也规定：“当事人或代理人以恶意陈述显然虚伪之事实，或对他造陈述之事实为显然无理由之争执或提出显然不必要之证据者，法院应科以定额以下之罚款”。我国解放前1922年《民事诉讼条例》也借鉴了此一立法例，规定了诚信原则：“当事人故意陈述虚伪之事实，或对他造提出之事实或证据故意妄为争执者，法院得科以300元以下之罚款”。德国最高法院1921年6月1日下达判例，在判例中这样论述：“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事人的诉讼关系与他们在实体法上的关系同样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193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其第138条规定：“当事人应就事实状况为完全而真实的陈述”。此外，该法对真实义务的违反还规定了承担诉讼费用等方面的后果责任。真实义务是诚信原则的核心内容。受德国法的影响，意大利leq年新《民事诉讼法》第88条也规定：“当事人关于事实上之状况，应完全且真实陈述之”。日本1996年新《民事诉讼法》第2条则明确将诚信原则规定为统帅一切的基本原则：“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同时该民诉法还规定了大量的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内容，作为对诚信原则在具体诉讼环节上的落实和体现。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也采用德国立法例，于其第195条规定：“当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实应为真实及完全之陈述”。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则别具一格，它将诚信原则分解为三大原则加以规定，其第8条规定了合作原则：“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其第9条规定了善意原则：“当事人应遵守善意原则；当事人尤其不应提出违法请求，也不应陈述与真相不符之事实、声请采取纯属拖延程序进行之措施及不给予上条规定之合作”；第10条规定：“所有诉讼参与人均负有相互间行为恰当之义务，而律师与司法官之间有以礼相待之特别义务；当事人于文书或口头陈述中不应在不必要或不合理之情况下使用侵犯他方当事人名誉或名声之言词，或使用不予有关机构应受尊重之言词”。这是对诚信原则的扩大理解，也是诚信原则的一个新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定诚信原则，但其第5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这三大诉讼义务，实际上都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内容，尤其是第一项“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理论上把它解释为“诉讼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而权利不得滥用乃是诚信原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依此而言，应当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是确立了诚信原则的。其他的明显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具体内容亦为数众多。由此看来，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已经为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所确认。

二、原因解析：民事诉讼法为什么要确认诚信原则？

前已述及，诚信原则由伦理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再由民法中的法律原则演化为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原则，可以说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和必然产物。那么，具体地设问，原本作为私法领域中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能够在民事诉讼这一公法领域发挥作用呢？对此必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面，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要规定诚信原则，这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和民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精神上的关联性或一脉相承性。这里照例要引用一下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应当具有相同的内在精神，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也应当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如果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诚信原则的要求，则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贯彻。这是由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决定的。因为，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具有两个功能：首先它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其次，诚信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后一个功能是对法官而言的，不属于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因而与民事诉讼法不直接发生关联。但前一个功能，直接与当事人的民事行为相关，因而与民事诉讼发生联系。对当事人民事行为的诚信要求，必然延伸到民事诉讼行为领域。如果前者不能扩及于后者，则前者所具有的功能必定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若在解释论上涵盖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那么，从立法的一贯性和体系性上着眼，必然要在立法上认可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而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首先就成为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诚信要求。这种诚信要求乃是从民事实体法上直接转承而来，而非属民事诉讼法上的独创。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实体法的保障功能以及隶属性质。

另外一个层面，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是为了适应新型诉讼模式的需要。诉讼法的立法史表明，诚信原则并不是在任何一种诉讼模式中都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的。就职权制模式而言，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诚信原则主要是针对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来说的，其对当事人的规制意义较为微弱。而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审判制度所要求的，是由审判法或法院组织法来规范的，因而民事诉讼法对之可以不作规定。可见，诚信原则在职权制模式中并不具有必然性。事实上，诚信原则乃是在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抗制诉讼模式的预先存在是诚信原则赖以生成的逻辑前提。在对抗制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是诉讼程序的主导者，当事人的诉权对法官的审判权具有最大限度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当事人拥有最大范围的诉讼权利，当事人自治和当事人控制是该诉讼模式的基本表现形态和运作方式。凡属权利，均易致滥用。当事人在拥有充分诉讼权利的同时，其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现象。滥用诉讼权利，不仅容易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而且也影响法院的司法权威性，同时对诉讼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为了克服此种诉讼流弊，现代国家的民事诉讼法都不约而同地引进了本属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使私法原则公法化。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结果，乃是减缓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固有的对抗性色彩，加强了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的合作和协同。以德国为例，在德国，人们已不再把民事诉讼视为当事者之间对立抗争的关系，而是将其作为协同关系来把握并使这种思想渐露头角，造成所谓债权法上概念的信义原则与诉讼发生了结合。可见，诚信原则之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其目的主要在于纠正当事人主义的过头之处，使诉讼程序的过分当事人化倾向得到遏制。但这种遏制并非简单地向职权制模式回归，而是通过强化当事人诉讼义务的途径使当事人主义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到了这里，人类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充分地表现出了其自身规律和辩证逻辑。如果说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诉讼模式是对职权主义或职权制诉讼模式的否定，那么，由诚信原则所造成的程序模式的变化则是对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再次否定。其结果，一种脱胎于当事人主义同时又受职权主义启迪的新型诉讼模式由此得以形成。此种在诚信原则支配下所形成的诉讼模式可以姑且称之为“协同型诉讼模式”或“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协同主义诉讼模式较之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言乃处在更高的境界，毋宁认为，前者乃是后二者的优势综合的产物。就程序公正的价值而论，它较职权主义为优；就诉讼效率价值而言，它较当事人主义为佳。可见，诚信原则之在民事诉讼中的引入，所造成的结果绝不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增减，而是一个新型诉讼模式的诞生，因而，其意义乃是深刻而久远的，它反映了诉讼文明在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要求。

三、异同分析：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与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

既然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来源于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那这二者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自然不言而喻。这种联系集中表现在诚信原则对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诉讼行为的统一调整之上，反映了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民事实体法毕竟属于私法范畴，而民事诉讼法则属于公法范畴。私法领域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则延伸到公法领域，便使诚信原则发生了诸多的变异，并使之带上了诸多不同于民事实体法诚信原则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识：

其一，二者的功能不同。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是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前者要求当事人权利不得滥用，后者则意味着承认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可见，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在本质上乃是交易道德的基础和利益平衡的结合，它具有行为准则和裁判规范的双重机能。就规范的性质而言，诚信原则对当事人乃属义务性规范，它要求当事人按诚信的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法官而言，诚信原则乃属授权性规范，它授权法官以此对裁判结果予以具体的平衡，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诚信原则在实体法上方有“帝王条款”之称，它才因此而有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的特殊功效。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信原则也可以在两个意义上理解，一是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另一为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前者指的是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实施诉讼行为时，以及法官在履行国家审判权实施审判行为时，均应当诚实和善意；后者指的是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需维持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和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其实质乃是公正与衡平。可见，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具有三重机能：对当事人而言，诚信原则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准则；对法官而言，诚信原则既是法官行使审判权、履行审判义务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其平衡各种诉讼利益的基准。对于前两个功能比较好理解，但对诚信原则所具有的诉讼利益衡平功能则需要稍加解释。诉讼利益既具有独立的价值，又具有确保实体利益得以实现的作用。法官应当确保诉讼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始终处在平衡状态。这种诉讼利益的平衡状态一旦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而受到影响，法官则需依诚信原则对这种扭曲了的诉讼利益关系进行矫正。可见，与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相比较，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多了一个机能，并同时改变了一个机能。所多出来的功能表现为城信原则对法官行使审判权也起着行为准则的作用；所改变了的功能表现为它由原本的实体利益衡平功能转而变为诉讼利益的衡平功能。这便是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发展到诉讼法领域后所发生的功能上的转化。甄别或判断诚信原则是属于实体法律原则还是属于诉讼法律原则的分水岭，乃在于诚信原则的利益衡平功能的性质归属及其是否具有裁判准则的功能，而不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规范对它加以规定。举例言之，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法官有时会使用诚信原则。这时所出现的“诚信原则”，从性质上看，应属实体性原则，而不属于程序性原则。

其二，二者所规范的主体和行为领域不同。如前所述，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然对当事人起行为准则的作用，而对法官起裁判规范的作用，那么，其规范的主体自然包括当事人和法官两个方面。尤其是，它对当事人所起的规范作用乃是在正常的民事活动领域，而对法官所起的规范作用乃是在对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裁判阶段，因此，实体性的诚信原则是跨领域而发挥作用的，在时序上有着严格的先后性。与之有所不同的是，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则仅仅在诉讼程序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诉讼程序产生前以及诉讼程序结束后，它皆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不仅如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除继续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行为关系外，还调整法院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此外还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的诉讼活动起调整作用。因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在规范的主体上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所规范的主体，涉及所有的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它实际上是对所有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实施诉讼行为、从事诉讼活动所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当然，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由诚信原则所产生的拘束范围和内容便有所不同。由于当事人和法院是民事诉讼中的主要主体，他们所享有的诉权和审判权构成了诉讼程序赖以存在和推进的主要权利渊源，他们违反诚信原则对诉讼程序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因而诚信原则主要对当事人和法院产生规范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从国外诉讼理论以及相关立法例来看，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一般仅及于当事人，最多涉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而往往不扩及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将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扩展到法院，使之成为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个约束性原则，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的创造和发展。笔者认为，在规范主体上将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作普适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有其必要性的，这不仅因为法院需要借助诚信原则对诉讼利益关系作出动态的平衡，同时从司法监督机制上说，也需要利用诚信原则对法院恰当地行使审判权予以规范和制约。

其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木同。对当事人而言，其违反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仅仅限于实体法律利益，对法院而言，其违反诚信原则所损害的客体则既有实体性利益也有程序性利益。其实体性利益表现在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必定会损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或者会使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失去平衡；其程序性利益表现在，由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而这种损害的后果依法又可以、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予以补救或纠正。此一过程的完成势必要影响诸如程序效率、诉讼经济等诉讼价值的实现，这便又造成了程序利益的受损。可见，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既规范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又调整法院的民事审判行为，违反它所侵害的法律利益主要表现为实体利益，但也会间接地损害诉讼利益。

而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其情形恰好相反，它所损害的主要是或直接是诸如诉讼公正、诉讼经济等诉讼利益，但间接也会影响当事人的实体利益。比如，对当事人来说，如果一方违反诚信原则主张了虚伪的事实并提供了虚假的证据对该事实进行了证实，并由此取得了胜诉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诉讼公正直接受到损害，但同时其实体利益也遭到了间接的影响。再如，当事人一方滥用申请回避权，其目的是拖延诉讼的进程，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障碍性因素，这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显然影响了诉讼效率和审判者权威，妨害了诉讼利益的实现。但与此同时，此种行为也给当事人诉讼标的外的实体利益造成了损害，比如增加了诉讼费用、延长了诉讼周期等等。而这种实体利益的损害便成为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的间接客体。再如，对法院而言，如果法院违背诚信原则作出了突袭性裁判，使当事人觉得此一裁判结果的形成不可信赖，则法院的此种行为便损害了当事人所应当具有的诉讼结果可预测性的诉讼利益。同时，由于法院作出了突袭性裁判，当事人原本可以提供的诉讼资料或证据材料由于预测错误而未能提供，从而有可能影响该裁判的实体结果的正确性，这又使其实体利益存在着间接受损的潜在可能。可见，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甚或是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他们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其结果不仅直接地损害了诉讼利益，而且还连带地或间接地影响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的实现或保障。

由此可见，无论是违反实体上的诚信原则还是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也无论是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还是法院违反诚信原则，甚或是其他诉讼参与人违反诚信原则，其结果往往损害了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这双重法律利益，所区别的只是，违反了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主要是为法律所保护的实体利益，而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则主要是为法律所保护的程序利益，只是它们都兼及影响其他利益的充分实现。这既说明两个领域中的诚信原则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们不能互相替代，而都有必要在各自的法律部门中得到确立或体现，同时也说明实体法和诉讼法存在着内在的、紧密不可分的联系，违反了任何一个领域的诚信原则，一般都必然损及另一个领域所存在着的法律利益。两个领域中的诚信原则所存在着的这种紧密联系，又证明了诚信这种道德规范法律化之后所产生的普遍性和一体性影响。

最后，违反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后果是不同的。违反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事主体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权利或履行实体义务，此时所产生的后果是实体法上的责任，如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等等；另一是法官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上的载量权，此时所产生的后果乃是判决被改变或撤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国家赔偿责任或对法官个人的错案责任追究等等。但是违反程序法上的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后果就要复杂得多了：首先对当事人而言，如果其诉讼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则不仅能有可能导致程序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承担诉讼费用、被裁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等等，同时还会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侵权责任等等，如果情节严重，则还可能产生刑事法律上的责任，如伪证罪、妨碍司法罪等等。其次对法院而言，如果法官违反诚信原则，则可能导致因程序严重违法而被宣布审判无效，从而引起发回重审或再次审理的诉讼后果；情节严重者，也可能会因为被认定为错案而产生国家赔偿责任或错案责任之追究。最后对其他诉讼参与人而言，他们若违反诚信原则而实施诉讼行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会导致相关的诉讼行为被宣布为无效，如证词无效、鉴定无效或翻译无效等等；此外，对他们实施这种违反诚信的行为，法院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对他们施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等等，若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四、滥用起诉权：违反诚信原则的诉讼表现之一

如果说诚信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普遍性原则，当非夸张之语。诚信原则已经内化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成为民事诉讼程序建构时必须考虑的主要指针之一。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说是诚信原则的展开。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而言，我们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在民事诉讼基本原则部分将诚信原则明确地规定下来；另一方面，按照诚信原则的普遍性要求，拾遗补缺，在某些重要的诉讼阶段或环节上规定用以确保诚信原则得以实现的具体制度或程序规则。基此目的，笔者拟就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要求和内容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从违反诚信原则的主体来看，可以将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分为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法院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其他诉讼参与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以及，案外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等等。但从诚信原则的历史起源和前面介绍的立法例来看，诚信原则主要是对当事人的约束性规范，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实施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因此本文主要集中于对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的描述和分析之上，并同时就其预防机制和责任补救机制作出探讨。

学者们一般认为，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禁止反悔及矛盾举动；2．诉讼上的权能丧失；3．滥用诉讼权利，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延滞诉讼；4．有利的诉讼状态的不当形成；5．虚伪陈述、提供虚假证据或与他人同谋为虚假诉讼以获确定判决；等等。显而易见，这是司法实践表明的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典型形态。这些表现形态，有的属于当事人对纯属诉讼权利的滥用，有的则兼有滥用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内容。当然，对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这些列举性描述尚欠全面和系统。何况，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乃是不尽一致的。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起诉权的滥用；二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前者发生在诉讼启动之初，后者发生在诉讼过程之中。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滥用诉讼法所赋予的程序性权利，无非表现在这两个领域。

除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诉前保全程序被滥用而成为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最初表现形式外，从逻辑上说，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最初表现乃是对起诉权的滥用，由此使得诉讼诚信机制从一开始便处在被扭曲的状态。如果说滥用诉讼权利所产生的诉讼负效应仅仅局限在诉讼的某个环节，而一般不至于损坏整个诉讼程序诚信价值，从而对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形成否定性的评价，以致诉讼结果的有效性尚可补救的话，而对起诉权的滥用往往从根本上否定了诉讼程序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最为严重的表现形态便是对起诉权的滥用。

当然，滥用起诉权从滥用者主观状态来看也有程度不同的各种表现，而不是全然一致的。具体地看，滥用起诉权的表现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诈欺性诉讼。作欺性诉讼是原告在捏造事实和伪造证据的基础上提起的诉讼，其目的是借助诉讼技能获得法院的信赖，从而作出满足其诉讼请求的胜诉判决。它既可以表现为原告针对被告所实施的诈软性诉讼行为，也可表现为原、被告恶意串通，共同实施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诈欺性诉讼行为。可见，诈欺性诉讼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只不过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向作为被侵权者的相对方当事人实施侵权行为，而是通过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行为来助成其侵权行为。如果将通常意义上的侵权行为看作是直接的侵权行为的话，那么，诈欺性诉讼则属于间接的侵权行为。尤其是，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单一的法律客体即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别的是，诈软性诉讼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不仅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而且还侵害了诉讼程序中所必须具备的司法权威性，司法机构的信誉和尊严受到了挑战，诉讼中应有的公正价值基础和效率价值等等都受到损害。因此，诈欺性诉讼所产生的后果应当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应受民事侵权行为法的调整，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使之产生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妨碍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应对行为实施者科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同时由其承担败诉的诉讼费用以及对方当事人为应对此等诉讼所花费的合理费用，此外，情节严重的，对其伪证行为还应以构成伪证罪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刑法中应增加民事伪证罪的罪名。我国台湾地区曾有一判例涉及到诈欺性诉讼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在该判例中，某人执有系争支票，只持有支票影本，且明知其不享有该支票权利，但他竟以该支票影本取得支付命令并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此认为，该欺诈行为是为了故意不法侵害对方的权利，应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受侵害者可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德、法、英、美等国均认可此种滥用司法救济的侵权责任。应当指出的是，诈欺性诉讼并不构成刑法中的诈骗罪，后者所侵害的客体不涉及正常的司法秩序，同时诈骗行为也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实施的，对方当事人一直处在被蒙骗的状态，而前者虽然也涉及欺骗这个行为要素，但它所欺骗的是行使审判权并由此使其诈骗行为能够获得成功的司法机关，相反，对方当事人对此心知肚明，不存在被蒙骗的心理状态，因而与诈骗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不同。但是，诈欺性诉讼不仅虚构了事实，而且还伪造了证据，这就为审判权的行使设置了客观上的障碍，审判权出现了错误行使的实际风险。这就与单纯虚构事实产生了性质上的区别。如果不伪造证据而单纯虚构事实，法院不会认定该虚构事实的存在，从而也就不会判决满足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告虚构事实的目的未能达到。这种情形下所产生的后果一般不应扩及于刑事犯罪领域。可见，对诈欺性诉讼的构成来说，它不仅要有实际的诉讼行为和故意的心理状态，同时更关键的还要有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客观行为。至于其诉讼标的额有多大以及能否得逞，则仅属情节问题，原则上不影响诸法律后果的形成。

2．骚扰性诉讼。骚扰性诉讼是指原告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向被告提起诉讼，以给被告造成诉讼烦累或给被告带来名誉上的损伤为目的的诉讼行为。骚扰性诉讼与诈欺性诉讼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骚扰性诉讼在心理状态上并不以追求胜诉的后果为目的，其目的主要在于给被告带来诉讼中的麻烦，使被告被无谓地卷入诉讼之中空耗时间、精力与金钱，或者使被告在充当被告的过程中受到名誉上或商誉上的损害；另一是在骚扰性诉讼中，原告并不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自己的陈述外，他并不制作虚假证据。这一点与前一点是相连的，因为原告本身并不以获得胜诉为目的。比如，原告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宣告作为被申请人的被告企业为破产企业的申请。该申请要得到法院的接受和认可，必须要具备被申请人存在破产原因这一条件；如果不具备该一条件，法院则拒绝作出宣告被申请人破产的裁定。但虽然如此，被申请人的商誉可能会因此而遭到极大损伤，就这一点而论，申请人的目的也达到了。这就是典型的骚扰性诉讼。再如，一个公司员工因不满公司经理对她的工作安排，便捏造事实向法院控告该公司经理实施了性骚扰行为。在该诉讼中，原告除自己的陈述外别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所控行为。这便有可能构成骚扰性诉讼。当然，是否构成骚扰性诉讼，尚需要提供证据对原告恶意诉讼的心理状态予以证明。骚扰性诉讼除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外，还应将之视为侵权行为追究行为者的侵权责任。

3．盲目性诉讼。所谓盲目性诉讼，又称轻率性诉讼，是指原告在起诉前不作冷静的分析和调查，便向法院提起一个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诉讼。从定义上可以看出，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原告所提起的都是无根据的诉讼，同时也都没有伪造证据，并且都要遭受败诉裁判。但是二者却有实质性的差异：盲目性诉讼的提起者在主观心理状态上并不存在故意使相对方遭受不当损害的目的。他之所以提起一个毫无根据之诉，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缺乏对诉讼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比如说，原告向被告张三提起一个环境污染之诉，但实际侵权者是李四，而原告只要稍作调查便可知侵权者不是张三而是李四，对张三而言，原告向他提起的诉讼便是一个盲目性诉讼。再比如，原告诉被告还款，被告提出欠款已还的抗辩，原告此时才认真核对帐目并恍然大悟，承认被告确已还款的事实。这些诉讼都属于盲目性诉讼。由于原告提起盲目性诉讼都是由于事先未作合理调查而引起的，并且如果作出合理的、必要的调查和分析，便会避免此种诉讼的发生。因此，这里不仅需要将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乃至诈欺性诉讼等恶意诉讼区别开来，而且还要将它与其他合理败诉的情况区别开来。所谓合理败诉，就是原告在诉前作了合理调查，而且也相信自己提起的诉讼能够获得胜诉的后果，但由于客观上不具备事实理由或法律理由，或者由于举证不能而遭到了败诉判决。所以，败诉判决仅仅是盲目性诉讼得以构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败诉判决这个客观结果的条件外，要构成盲目性诉讼，还需具备提起诉讼者在主观上具有重大过失的心理状态这一主观性条件。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就规定了对轻率性诉讼的制止，它要求律师或当事人在向法院提交的诉答文书中签名确保诉讼并非轻率之举。当然，对轻率诉讼的判断也非易事。美国学者波恩教授对轻率诉讼是这样界定的：“（1）当原告提起诉讼的时候，知道事实依据在客观上完全或者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所主张的法律原理对事实的实质要求，或者（2）当原告未经合理调查即提起诉讼，而如果其进行调查，则案件的情况将如同（1）中的描述”。此一标准可供我们借鉴。

4．多余性诉讼。当事人滥用诉权提起民事诉讼，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非善意地提起无理由之诉，二是非善意提起有理由之诉。这里所谓“有、无理由”，乃是从实体法上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上说的。前面所述三种情形，均属这里的第一种类型。这里的第二种类型即指所谓“多余性诉讼”。多余性诉讼指的是原告在起诉前没有尝试与被告协商解决的可能，或者拒绝接受被告对其法律义务或责任的履行，在被告毫不知情或者愿意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即提起诉讼。这种诉讼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原告所提起的这个诉讼在实体上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被告确实对原告负有法律上的义务或责任，原告通过此一诉讼也的确可以获得胜诉的裁判结果；另一是，原告并无必要提起该一诉讼，因为被告对其所负有的法律义务或责任并不否认，只是基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履行该项义务或责任；换而言之，原告提起的该一诉讼缺乏应有的必要性，是多余的诉讼，原告行使其起诉权主观上具有非善意的目的。正是由于原告行使诉权的动机不良，因而该类诉讼也属于滥用诉权的范围。在实践中，这种类型的滥用起诉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表现形式是，原告在起诉前没有通过其他非诉讼的途径寻求与被告解决起纠纷。比如，被告欠原告借款已届履行期，原告没有提醒被告还款，也没有通过第三人与被告交涉还款事宜，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在接到被诉通知后立即予以认可而未加否认或争执，并同意立即还款。这便是典型的缺乏必要性的诉讼。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原告有可能不通过法院而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他拒绝接受被告实际所作的履行。比如被告欲还欠款但原告拒绝接受，反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意欲被告承担违约的还款责任。这种诉讼对被告而言也是在不经意之中形成的，因而也属多余的诉讼或突袭性的诉讼。这种诉讼的危害性在于滥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诉累。一般来说，提起诉讼是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依实体法律关系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前，虽然不是必须寻求和解或调解等非诉讼机制化解其纠纷，但为了使诉讼产生其必要性，或者使诉讼程序的启动具有诉讼利益，立法要求行使起诉权的原告证明其纠纷或冲突的实际存在或客观存在，从而使之产生诉讼动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要有“事实、理由”。这里的“事实、理由”就包含了发生纠纷的非正常的事实、理由，也就是义务主体拒绝履行义务从而引发冲突的事实；如果缺少非正常的事实、理由，诉讼便被认为是缺乏必要性的诉讼，缺乏必要性的诉讼就可被界定为多余性诉讼或突袭性诉讼。前述两种情形，一种是不知道对方会否履行义务，因而是否会发生纠纷尚处在不确定状态；一种是拒绝接受对方履行义务，从而使本不会发生的纠纷在形式上具有了纠纷的外观。实际上，无论是何种情形，其本质都是纠纷末实际发生，而纠纷的实际发生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正当化根据。缺少正当化根据行使诉权自然便属于对诉权的滥用。这种情况下的滥用诉权行为在程序上应如何处理尚需深入讨论，但无论在程序上如何处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原告的起诉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行为，对此，他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至于原告（即便胜诉）对本案诉讼费用的负担就更是自然之理。

5．重复性诉讼。重复性诉讼是指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当事人依然以同一诉讼标的向同一当事人提起诉讼。重复性诉讼是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诉讼行为，也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其实质是对起诉权的滥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这一条规定便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肯定。在生效裁判作出后，当事人如果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对于申请再审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诚信原则。为了限制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任意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其第3条规定：“同一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对同一案件只能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一次”。这一规定，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诉讼的反复进行或重复进行，从而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错误救济行为纳入到城信原则的轨道中去。同时，对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当事人如果向两个以上法院同时或先后提起诉讼，则立案在后的法院不得重复立案，或者在立案后发现其他法院已先行立案的，则将案件移送到先立案的法院处理。这一规定也是为了防止重复诉讼的出现，也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另外，在涉外诉讼中，如果某个诉讼正在另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那么，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诚信原则在处理涉外诉讼竞合时的一个具体表现。

6．琐碎性诉讼。琐碎性诉讼是指没有必要提交法院处理的日常生活中的小纠纷。比如，某人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了一脚，或者与人发生了口角受到了微小损害，便到法院“告那家伙”。这些诉讼往往可以被界定为“琐碎性诉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权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对权利过于敏感，以致违背诚信原则滥用权利给法院或对方当事人造成诉讼烦难，则此种行为也不受倡导和鼓励。相反，此种行为应被归结为滥用诉权的行为，应当受到诉讼中的不利益判断，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从原理上说，这可以看作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程序法对实体法律规范的反作用或制约作用。当然，琐碎性诉讼并不能等同于小标的额诉讼，但小标的额诉讼可以演变为琐碎性诉讼。二者之间的分水岭在于诉权的行使者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违背诚信原则的恶意。为了防止琐碎性诉讼的频繁出现，不仅有必要在现行的诉讼法构架内完善有关机制，以避免琐碎性诉讼得以顺畅地进入诉讼轨道，同时也需要完善简易诉讼程序，建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既确保小额权利救济渠道的顺畅性，又能够有效地防止滥用诉权的现象发生。

五、滥用诉讼权利：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表现之二

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既表现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初，也即滥用起诉权，使不该发生的诉讼程序得以发生，同时，在诉讼程序得以启动以后，当事人也可能在诉讼的某个局部环节或诉讼的某个特定层面实施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同属违背诚信原则，但它们所发生的领域不同，其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也不尽一致。如果将前者简称为“滥用诉权的行为”，那么，后者则可被称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前者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原发性的特点，后者具有局部性、特定性和后发性的特点。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滥用诉权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滥用诉权的行为在表现形态上前已述及，这里再具体分析一下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及其表现形式。

1．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所谓真实义务，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故意对案件事实作出虚伪陈述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中的对抗或者攻击和防御，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对案件事实的主张和陈述；当事人之所以发生纠纷，产生争议，以致诉讼成为实际可能，一个极其重要也极为常见的原因便是对纠纷事实存在着分歧性认识。比如说，原告主张被告借款尚未清偿，而被告则抗辩该借款已经清偿。这就使案件事实的陈述形成了相反的或者对立的状态。这种案件事实上的认识分歧是形成纠纷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若不存在此种分歧，则纠纷一般不会发生。这种事实主张上的分歧就其成因而言无非有两种：一是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发生均发生记忆上的错误，二是双方当事人或其中任何一方有意识地掩盖事实的真相。因前一种原因所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看作是“客观上的事实分歧”；因后一种原因所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称为“主观上的事实分歧”。对于客观的事实分歧，双方当事人无论如何主张，均不可能构成对真实义务的违反；对于主观的事实分歧，则有意识地掩盖事实真相的当事人对事实所作的陈述即可能构成对真实义务的违反。可见，是否违反真实义务，其区别的界限并不在于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在客观上符合案件事实的真相，而在于作出违反事实真相陈述的当事人对此在主观上是否明知而为。因而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有两个木可缺少的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在客观上违背了事实真相；二是当事人在作出此一虚假陈述的过程中持故意的心理态度。前一个构成要件说明是否违反真实义务要等到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判时方能予以判断；后一个构成要件的判断则也往往需要转化为客观的标准，比如一般的情况下，普通理智的人们是否会忘却案件事实；在提出该事实主张前，当事人是否经过了合理的调查和分析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加以判断。如果同时符合了此两个构成要件，则应当被认定为真实义务的违反。违反了真实义务，则要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如承担诉讼费用、罚款等等。当然，真实义务能否产生，则取决于特定国家民事诉讼法对此是否有明文规定。前引德、日、美等国均有此等规定；而我国则无此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由此可见，当事人是否作出陈述，以及作出何种陈述，皆一任其自由，而无必须符合真相之义务。既然当事人不负有真实陈述的法定义务，法院也就不能以当事人违背真实陈述之义务而对之施加诉讼上的制裁。

2．举证突袭。案件事实通常情况下是依赖证据加以证明的，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或者反证，就构成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行为，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便成为诉讼的主要使命之一。举证是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但是举证这个诉讼权利极有可能成为滥用的客体，而滥用举证的权利将会给法院的司法秩序造成混乱，同时也会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诉讼中的被动和烦累，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在实质上失去平衡。滥用举证的权利有多种表现形式，其最为常见的一种便是举证突袭。所谓举证突袭，指的是当事人有证据故意不在该举证的诉讼阶段举证，而等到另一个诉讼阶段或另一种诉讼程序再提供证据。比如说，当事人在庭审前不提供证据却在开庭时再提供证据，或者在庭审时不提供证据而在庭审后提供证据，或者在一审中不提供证据而在二审中提供证据，甚至在二审中也不提供证据，却到裁判生效后以提供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等等，不一而足。无论举证突袭的表现形态如何，它的构成都有两个要件：一是客观要件，即有证据不在适当的诉讼阶段提供；二是主观要件，即迟延举证者在主观上存有拖延诉讼或期望突袭取胜的心理状态。显而易见，举证突袭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在立法上要予以制止的非正当现象之一。

3．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是指通过故意毁损关键性证据的方法，阻止对方完成举证行为或给对方的举证活动设置障碍的行为。可见，举证妨碍也是典型的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举证妨碍的行为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另一是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这里的“证据”包括各种类型的证据，如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等。各种证据都有可能成为举证妨碍的对象。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举证妨碍的实体法律后果。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对此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该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规定，一方当事人所需要提供的证据处在另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中，另一方当事人便有义务提供该证据，该义务便是基于诚信原则所生。如果拥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该证据而拒不提供，则构成了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所产生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够产生诉讼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拘留等等制裁措施，这说明举证妨碍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另一方面，举证妨碍也会产生实体法上的后果，如举证责任倒置、推定事实的成立等等。

4．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民事诉讼法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赋予了他们大量的诉讼权利，但是这些诉讼权利都有可能背离其本来目的而被滥用，如滥用申请回避权、滥用管辖异议权、滥用申请财产保全权、滥用上诉权、滥用申请再审权等等。当事人滥用这些诉讼权利，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拖延诉讼的进程或者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人为的阻碍，也可能是为了给对方当事人增添诉讼负担，增加相对方的诉讼成本，迫使对方放弃对诉讼手段的有效使用等等。显然不能让这些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达到非正当的目的。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经设立相关的条款予以规范。如根据该法第9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前，可以视情形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该法第96条继而规定，申请保全发生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显而易见，设置这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依诚信原则行使财产保全的申请权，并对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申请保全所导致的后果予以补救。当然，对于其他诉讼权利的滥用，立法上也应当予以相应的规制和约束，从而形成一个在不同诉讼阶段或环节发挥作用的诚信机制，并将它们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5．禁反言。禁反言又称“禁止反悔及矛盾举动”，或称“不得否认”，意指若一方当事人实施某种行为后使对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该行为，并基此而实施了其他相应的行为，但该当事人又否认以往行为的合法基础，从而试图否认对方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禁反言缘起于英国衡平法上的一项法律规则，其理论基础便是依诚信原则所获得的信赖利益要受法律保护。禁反言作为一项法律规则存在于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等三大领域，因而又相应地分为实体法上的禁反言规则、程序法上的禁反言规则和证据法上的禁反言规贝。证据法上的禁反言规则比如，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这里最后一句规定便是禁反言规则的具体体现。再比如说自认的规定也是禁反言规则的体现。在自认作出后，对方当事人便获得了无需举证的程序信赖利益。诉讼法为了维护这种信赖利益的稳定性，便明确规定作出自认的当事人不得随意撤回其自认。学理上认为，禁反言规则的适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当事人前后实施了矛盾的行为；对方当事人相信了前一行为；如果认可了后一矛盾行为，对方当事人则必受利益上的损失。可见，禁反言的实质乃是要求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必须基于诚信原则，而不得“说话不算数”。

6．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纠纷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一定范围内社会秩序的破坏，意味着某种无序状态的产生，因而解决纠纷需要有序的过程和方式，利用法院行使审判权来解决纠纷更加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司法秩序。如果司法秩序本身混乱不堪，不仅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难以解决，尤其还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法院的尊严。因此各国诉讼法部赋予法院以足够的维护诉讼秩序的权力，该权力内在地包含在审判权之中，同时又成为审判权得以正常行使的保障机制。而当事人通过诉讼手段的利用进行对抗性的攻击和防御，为了追逐有利的诉讼结果而进行着诉讼中的“战争”，法庭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成为当事人角逐利益的“战场”。但现代意义上的诉讼制度只允许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不得违背诚信原则扰乱诉讼秩序。这也是协力型诉讼模式所要求的。有鉴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这也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和保障机制。

以上所述，是诚信原则对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的主要要求所在，但如前所述，当城信原则由民法领域发展到民事诉讼法领域之后，在接受规范的主体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诚信原则除规范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外，还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活动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乃至案外人参与诉讼、协助诉讼的活动起调节作用，这可以视为诚信原则由私法实现公法化以后所发生的波及效应。诚信原则要求法院公正、及时、准确地行使审判权，要求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作出最终的裁判之前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自己的内心判断和心证，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极，从而确保当事人接受公正裁判的权利，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出现；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也有相应的要求，如要求证人如实作证、鉴定人如实鉴定、翻译人如实翻译、案外人依法提供协助等等。为了保证诚信原则得到真正落实和贯彻，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建立宣誓制度。宣誓制度是一种确保陈述真实的预防性制度，它既适用于当事人，也适用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诉讼参与人。同时，还要加强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制裁的法律责任制度建设，比如在刑法上增加规定民事伪证罪和藐视法庭罪的罪名，在侵权行为法上应明确规定恶意诉讼或滥用起诉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诉讼法上要完善各种类型的惩治措施，包括诉讼费用的恰当配置、强制措施的适当运用以及诉讼上的推定制度等等。此外还应当明确规定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进行处理的程序机制，比如当事人提出动议的程序、法院依职权主动实施制裁的程序、违反者的补救机会及程序等等。总之，唯有在树立、强化全民诚信观念的基础上，在实体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预防和惩治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建设，诚信原则方能在民事诉讼中切实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注释与参考文献

《庄子·渔父》。

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9页。

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30页。

[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策1版，第16页。

《民事诉讼法论文选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8－79页。

[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68页。

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8－329页。

[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75－177页。汪安亚等：《论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3卷第3期。

转引自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39－340页。

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252－253页。

Robert G．Bone，Modeling Frivolous Suits，145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519，533（1977）．转引自[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绮剑）·伍著：《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徐卉译，法律出版社W年4月版，第109－110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日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74条。

论合同履行中的诚信原则篇3

关键词附随义务禁止权利滥用适当履行

我国《合同法》第45条（关于条件成就阻碍）、第60条（原则性规定）、第62条（关于合同补充）、第118条（关于通知义务）的规定都是关于附随义务的内容。而第119条“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即不真正义务，虽然不是合同义务，但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表现。另外，双务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的实行以及预期违约制度也依赖于诚信原则。

一、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原则

附随义务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判例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的社会利益意识逐渐增强，相应的也要求对合同自由原则进一步约束。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242条，即著名的“一般性条款”，规定：债务人有义务依照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第一次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合同的基本原则。此后，德国法院产生了大量义务不确定需依据诚信原则裁判的案例。

笔者认为，应当从制度价值的角度去考察附随义务，因此，对附随义务的解释应当是：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为使债权能够圆满实现或为保护债权人其它合法权益，基于诚信原则，当事人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应履行的合同未明确的行为义务。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附随义务不是合同约定中必然存在的义务，相反，是在合同约定之外具有或然性的义务；第二，附随义务的产生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其产生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本法律理念和是否产生的判断标准；第三，附随义务产生的目的旨在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实现或保护；第四，附随义务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而且可以在缔约过程中和合同关系结束后的阶段存在，附随义务的这一特征体现了合同义务的扩张趋势。附随义务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辅助合同债务人履行其给付义务，促进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保障当事人的人身、财产不受非法侵害，维护合同交易的安全。附随义务的产生和对合同关系的加入，使得过去只注重给付义务的合同履行由粗糙变得精细，使义务人对权利人的利益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关注，并贯彻于合同履行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从而符合法律对正义、效率和安全的真正要求。

二、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

权利滥用的特征有三：其一，权利滥用具有行使权利的表征或与行使权利有关，这是权利滥用的形式特征；其二，权利滥用是违背权利本旨或超越权利正当界限的行为，这是权利滥用的实质特征；其三，权利滥用是一种违法行为，这是权利滥用的法律特征。法律对此行为予以否认或限制其效力，即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权利滥用行为在实践中相当广泛，而且也较为复杂，既有绝对权之滥用，也有相对权之滥。并有财产权之滥用，也有非财产权之滥用。同为一种行为，在此时为滥用，在彼时则为正当行使权利。因此，权利滥用行为在法律上产生何种后果，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案情来定。主要有：

1、行为无效。权利之行使，若属于法律行为时，则该行为无效。如出卖人对于其出卖物品的瑕疵愿意为其除去，而买受人仍然坚持解除契约，这种解约行为应无效。又如，双务契约当事人一方，以相对人细小债务之不履行为理由拒绝自己债务之履行，属于同时履行抗辩权之滥用，应无效。

2、停止滥用。权利人之滥用行为，如果仍处于继续状态，相对人有权请求停止滥用或要求消除危险、排除妨碍。

3、损害赔偿。权利滥用致他人受损时，受害人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4、限制权利。对于那些可行使权利而不及时行使者，得限制其权利。

5、剥夺权利。一般情况下，滥用权利并不因之而丧失权利本身。这是原则，但也有例外。一些与社会利益有密切关系的权利，在法定期间内可行使但无正当理由而不行使者，可剥夺其权利。

三、全面适当履行的原则

全面适当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内容不确定或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应依诚信原则以适当标准全面如约履行合同。包括：

1、适当的履行主体。债务人是合同的当然履行人，除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以及性质上必须由债务人本人履行的债务以外，债务可以由债务人的代理人履行；也可以由经债权人同意的第三人履行。

2、适当的履行标的。债务人应当按照债的标的履行，不得随意以其他标的代替.这是实际履行的基本要求.但是经过债权人同意的除外；履行债务必须依照当事人的约定进行，在仅为部分履行，或不以原定给付履行的情况下，均不发生清偿使债消灭的效力；对于债务人的分期履行或迟缓履行，应按诚信原则衡量，如对债权人并无不利或不便时，债权人不得拒绝领受.法院也应该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衡量债权人的利害影响，酌定相当期限，允许债务人分期履行或迟缓履行；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代物清偿。

3、适当的履行地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应依其约定。当事人未为约定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依法律规定。在当事人未约定法律亦未有规定时，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合同关系的性质、当事人的交易习惯等确定。

4、适当的履行期限。当事人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的，应遵守约定。债权人无权要求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人提前履行时，如果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不能拒绝这种履行；履行期限可以依法律规定确定，也可以依据债务性质确定。

民诉法中的诚信原则篇4

在我国, 民事实体法早已将诚信原则以明文规定纳入其中, 《民法通则》第四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里的诚实信用原则 (简称诚信原则) 又被称为“经典原则”、“帝王条款”, 是各国民法体系公认的重要的民事实体法准则之一。而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与民事实体法不同, 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 其价值取向在于提供严格的程序规则, 以指导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 其形式的严格性决定了民事诉讼法中诚信原则的功能在于保障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 防止当事人滥用权利。民事诉讼法修改前, 诚信原则仿佛一个似有若无的影子, 新民诉法修改后, 在诸多条款中将诚信原则作了具体的制度规定, 引起较大影响, 从立法层面上回应了以往一些对诚信原则进入民诉法领域的质疑。

二、由一起虚假诉讼案例说开去

这是一起检察机关向法院抗诉, 法院已经再审改变原判决的案件。

申诉人林某于2002年从吴某手中购得住房一套, 双方约定价款共20万元, 其中18万元买房时支付, 余款2万元待产权证过户后支付。林某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了18万元, 并于当年搬入该房居住。2004年, 吴某办得房屋产权证, 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过户给林某, 但因房价上涨, 吴某产生了反悔的想法。2008年吴某的儿子向法院起诉其母, 认为涉案房屋应归其所有。母子俩在法庭上未有实质性争议, 只进行了象征性的辩论, 吴某即当庭承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依据吴某的自认, 判决该房归其儿子所有, 其儿子随即凭借法院判决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将已经卖予林某的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2010年底, 林某才得知这一情况, 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遂向检察机关申诉, 要求对吴某母子的虚假诉讼行为进行法律监督。

申诉人坚持认为在这起案件在检察机关审查过程中, 法院没有尽到查证义务。然而了解我国民事诉讼法律的人都清楚, 根据2002年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法院的查证权受到严格的限制, 除一部分特别情形外, 一般只能依当事人的申请才可以调查收集证据, 这是我国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发展的一个趋势, 该案其实反映了延续至今的我国民事诉讼中诚信缺失的一个典型现象———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现象的存在, 不仅直接损害了国家、集体、无辜公民的利益, 更为严重的是干扰了司法审判、执行的正常秩序, 极大地损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除了虚假诉讼, 妨碍对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诉讼行为还有以下几种类型:滥用起诉权, 不当发动诉讼, 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声誉及精神上的损害;在诉讼过程中以种种手段使诉讼迟延, 长时间阻隔争端的解决;以非正当方式取得法官的信任或好感, 以此为自己在诉讼中谋利等等。

三、进一步构建诚信诉讼制度的几点想法

(一) 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确立诚实信用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诚信原则已从民法实体法中独立出来, 逐渐扩大到法制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在民事诉讼中, 其作用是独特的, 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权利平等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保障, 那么诚信原则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限制。对权利的制约与对权利的保障一样是不可缺少的, 否则就无法实现诉讼的实质公正。因此, 以条文形式明确确立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十分必要, 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的引导作用, 持续地、稳定地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走向诚信。

(二) 通过具体的诉讼程序设计实现诚信原则的适用

诚信原则的适用既要达到防止当事人滥用权利的目的, 又不能妨碍当事人合法运用、处分自己的权利, 因此采取明确规定哪些诉讼行为是不诚信的诉讼行为, 哪些是应当限制实施或禁止的行为, 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合理设计成体系的防范性条文是比较可行的。这种方式是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 力求在诉讼法变革的时代, 在法律向更加重视当事人平等、独立、自由的诉讼权利发展的情况下避免法律漏洞, 实践中也便于操作, 是目前法制条件下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三) 确立和完善对不诚信诉讼行为的法律制裁制度

会计职业道德中的诚信问题研究篇5

摘要：诚信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在弘扬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环境背景下，开展诚信教育师提高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现会计工作目标的道德基石。

关键词：会计;诚信;职业道德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开展会计职业道德诚信教育是有效解决会计舞弊行为、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的重要基础，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深化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树立会计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是当前会计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与需求，因此本文重点对会计职业道德中的诚信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诚信在会计职业道德中的作用

诚信在会计职业道德中具有核心作用，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必须要建立在诚实守信的环境中，因为职业道德不具有法律约束效力，属于道德层面范畴，需要依靠会计从业人员的自我意愿，但丁曾经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会计人员只有具有诚实守信的意识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卓越的成绩，因此开展诚信教育是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

二、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虽然诚信在会计职业道德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健全，导致部分会计从业人员面对经济利益容易丧失基本的职业诚信，而做出对企业有害的行为，分析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主要是：(1)我国诚信环境氛围缺失。诚信师社会的灵魂，诚信是社会各个因素的`共同体，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部分从业人员仍然存在落后的思想，他们过分强调个人的经济利益，无商不奸的概念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在当前诚信环境缺失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会计从业人员也开始出现了缺失诚信意识的行为。(2)违规成本低。虽然我国各项法律制度在不断健全，但是企业的各种会计舞弊行为仍然存在，造成此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前企业诚信舞弊的违规成本比较低，以《证券发》为例，虽然该法对会计信息舞弊等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但是并没有涉及民事赔偿问题，这样就会造成会计从业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会计舞弊行为。(3)会计制度缺失。会计制度缺失是造成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首先会计工作岗位制度的不健全是诚信缺失的首要因素。会计人员在进行企业之后，他们的切实利益与企业管理者的意愿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会计从业人员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利益，他们不得不受制于企业管理者的意愿，对会计信息进行弄虚作假;其次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健全也会造成会计诚信缺失。企业内部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对企业的会计行为缺乏系统的监管，进而不能对企业财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最后我国会计注册师缺乏独立性。很多时候注册会计师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会采取非法手段帮助企业弄虚作假。

三、解决会计职业道德诚信问题的途径

会计职业道德中的诚信问题研究篇6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诚信

一、诚信在会计职业道德中的作用

二、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虽然诚信在会计职业道德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健全，导致部分会计从业人员面对经济利益容易丧失基本的职业诚信，而做出对企业有害的行为，分析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主要是：（1）我国诚信环境氛围缺失。诚信师社会的灵魂，诚信是社会各个因素的共同体，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部分从业人员仍然存在落后的思想，他们过分强调个人的经济利益，无商不奸的概念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在当前诚信环境缺失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会计从业人员也开始出现了缺失诚信意识的行为。（2）违规成本低。虽然我国各项法律制度在不断健全，但是企业的各种会计舞弊行为仍然存在，造成此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前企业诚信舞弊的违规成本比较低，以《证券发》为例，虽然该法对会计信息舞弊等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但是并没有涉及民事赔偿问题，这样就会造成会计从业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会计舞弊行为。（3）会计制度缺失。会计制度缺失是造成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首先会计工作岗位制度的不健全是诚信缺失的首要因素。会计人员在进行企业之后，他们的切实利益与企业管理者的意愿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会计从业人员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利益，他们不得不受制于企业管理者的意愿，对会计信息进行弄虚作假；其次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健全也会造成会计诚信缺失。企业内部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对企业的会计行为缺乏系统的监管，进而不能对企业财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最后我国会计注册师缺乏独立性。很多时候注册会计师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会采取非法手段帮助企业弄虚作假。

三、解决会计职业道德诚信问题的途径

（一）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首先政府部门要加强政策性诚信建设。我国政府要仅仅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展诚信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政府部门要加强法制诚信建设，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社会建立正确的指引；其次加强信息公开，提高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政府部门要大力发展电子政务，提高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理顺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最后加强市场行为的诚信建设。通过健全的法律法规对市场秩序进行有效地监管，保证企业的各项行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畴之内。

（二）强化会计人员的责任与风险意识。一是强化会计职业道德。解决会计职业道德诚信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道德修养，企业要多组织各种教育活动，比如以《论语》等为教材，强化会计从业人员的思想意识，督促会计从业人员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二是强化会计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企业管理者在会计诚信建设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想提高企业管理者的诚信意识就必须要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将企业的健康发展放在首位；三是强化企业内部的问责制度。建立完善的责任问责，降低企业会计相关人员的会计差别，是避免会计舞弊的有效策略。

（三）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首先要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

度。一方面我国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我国特殊国情的信息披露法规，促使会计信息披露法制化、规范化。另一方面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完善会计信用诚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会计信息体系；其次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是规范企业会计舞弊的重要手段，因此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切断会计诚信缺失的内在因素；最后要加强企业信用文化的建设。在企业内部树立良好的诚信氛围，加强对所有工作人员的诚信教育，形成人人相互尊重的氛围。

当然除上述几条之外，还要强化诚信意识形成的道德心理机制和道德文化基础的研究，促进会计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以此提高会计人员的诚信。总之基于诚信问题在会计职业道德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加强对诚信问题的研究，以深入开展诚信教育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 陈刚.会计的道德研究东北财大出版社出版 2002年

会计中的诚信原则篇7

在我国, 保险业在近20年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而我国也在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 随着加入WTO所带来各方面的挑战, 我国2002年修改了原有的保险法, 将诚实信用原则单列出来规定新的一条, 即第5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此次修订中总则部分唯一一处的修改, 该基本原则所受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法律的制定只是法律适用中的第一步, 如何具体实施这一法律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 这一重要原则如何在具体的保险业活动中发挥其基本原则的作用, 这是下文要探讨的具体内容。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总领性作用

毫无疑问,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我国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都规定了该项原则的纲领性地位。而该原则结合保险业的特性, 又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保险是指为了确保经济生活的安定, 通过建立保险基金, 对因特定危险事故或特定事件的发生所导致的损失给予补偿, 其目的在于分摊损失于众人, 使损失消失于无形。而在西方发达国家, 保险制度已经演变为决定侵权责任赔偿能否实现的基本条件。介于保险制度的这种“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互助协作精神, 平摊风险于众人的制度特点, 其对双方当事人的诚信程度的要求更为严格, 冠以“最大”的原因正是在此。

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实务中作用的发挥,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其作为基本原则指导性、补充性和兜底性作用的发挥。众所周知, 在民法总则中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 在无效法律行为的认定上, 具体合同条款的认定上均以其为准。而且缔约过失责任的法理依据, 合同中法定义务的出现均以这项原则为基础。那么最大诚信原则能否切实发挥其在保险业实践活动中的总领性地位?

在此笔者认为该原则至少可以发挥三大方面的作用: (1) 作为法院判案的核心标准。在具体的案件中, 情况往往千差万别, 但是笔者认为只有紧跟这一大方向, 才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判决。 (2) 作为相关任意性内容的判断标准。虽然在实务中, 保险合同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 但是对于个别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 允许双方自由约定的部分, 这一部分是否有效的认定, 以及失效后的处理方面, 诚实信用原则都是最为重要的判断标准。 (3) 弥补法律本身缺陷的作用。具体分析可知, 法律的语言难以做到完全准确, 因而在发生歧义的情况下, 应从诚实信用的角度出发处理双方的争议。而且法律总是有滞后性的, 新的情况的出现, 在法律还来不及规定时, 由该项原则进行规制, 加以解决相关诉讼。

由此可见, 这一核心原则的行使, 不仅有利于督促人们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谨慎态度, 同时也发挥了兜底性的作用, 弥补了法律缺失。

二、最大诚信原则在具体法条中的体现

从总体上而言, 笔者认为整部保险法的制定, 都从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选择出发, 根据最大诚信原则制定的。因而从整体角度而言, 最大诚信原则体现在几乎每一个法条中, 如《保险法》第三章关于保险公司的设立要求和运行规范, 很明显, 符合资质的主体是其是否能坚持本原则来指导自己行为的第一步。而第四章对于保险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与确保行业的诚信运作有着极大的联系。[3]进一步而言具体到相关条文中也是一种显著的表现, 在此笔者以保险合同为线索, 讨论在合同订立、履行这两个方面, 选取典型的法条进行分析说明。

(一) 《保险法》第16条———订立阶段, 如实告知义务的遵循

根据《保险法》第16条第一款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 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当事人或者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如实告知。”如实告知义务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提供的危险判断依据, 因此, 投保人告知的内容应当全面、真实、客观、不得隐瞒或欺诈。告知的内容一般为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承保条件的重要事实, 如有关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保险标的风险增加的事实、保险事故的发生以及保险标的有无重复保险等。在此, 将投保人如实告知的范围确立为保险人的询问, 笔者认为是合理的。保险人作为有特殊资质的相对人, 关于保险标的的认定, 风险的评定等方面具有全面专业的认识, 因而这种范围的限定是合理的, 但在投保人自愿提供的情况下, 法律当然也不会禁止。

但是笔者认为在如实告知的主体方面的规定有待完善。如实告知义务是最大诚信原则的直系产物, 它虽然在产生之初的确用以规范投保人, 但是随着具体实践的不断发展, 加之保险人的行业优势, 应将此范围扩大到保险人。从笔者身边的亲友来看, 大都认为保险经纪在介绍保险业务时天花乱坠, 而当具体履行中发现确实普遍存在内容被有意隐瞒的情况, 以至于保险业信用度处于极低的程度。如实告知义务的确立, 正是对这种现象的有力修正。

另外, 当然此条款存在着大多数我国法条规定的通病———规定的过于简略, 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问题。笔者承认在此条款中对具体救济方式规定的积极意义, 但也必须指出其存在着如实告知的程度, 当时不知而后知等具体实践中经常出现事项的缺失。

(二) 《保险法》第51条———履行阶段, 被保险人的注意义务

现行《保险法》中对于保险合同的正确履行有着大量的规定, 包括对被保险人、投保人和受益人事故发生的及时通知义务等。此处选择该法第51条进行分析原因, 主要是由于其能切实地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而且基于人类正常心理状态的分析, 保险制度的建立会引起道德危险 (即被害人故意行为) 的产生。根据美国某科研机构的调查结果的表明, 安全带的使用并未带来驾驶者死亡人数的减少。这正表明了出于相对安全状态中, 当事人容易麻痹的状态, 尤其在财产保险中, 由于对其财产的投保, 使其在使用财产中变得粗心大意, 即使财产损毁也没有关系。这种幸灾乐祸的状态大大增加了保险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只有靠被保险人的自我道德约束才可避免。如何将这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 最大诚信原则的确立实为唯一途径。

而我国《保险法》通过第51条的规定, 将其明确下来:“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 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笔者在此必须指出此条规定的进步意义, 其将道德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 大大规避了保险人的风险, 能够从很大程度上节省国家的资源。当然此条规定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但法律的完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应给予自我修正的空间。

诚然, 笔者认为经过两次修订后的《保险法》有了显著的进步, 但是由于保险业活动本身的科学性较强, 以及金融市场的错综复杂性, 使得现行法律的发展状态不甚理想。但是笔者认为种种弊端的存在既可以用最大诚信原则加以弥补, 同时也应在今后的发展中贯彻此项原则, 使其成为保险实务运行中的灯塔。

参考文献

[1]约翰.斯蒂尔.保险的原则与实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

[2]吴定富.保险原理与实务[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论会计和审计中的重要性原则篇8

关键词：会计；审计；重要性；比较

重要性原则对于, 提高审计与会计的工作效率, 减少审计与会计工作量，降低审计风险，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重要性原则的提出.

一重要性概念的提出

(一) 重要性概念的原因的提出

会计重要性被认为是会计人员处理大量数据而无能为力时设定的取舍条件，以提高效率。冗长而无关紧要的细节性信息会影响其他信息的理解。运用重要性提高效率，效用。

审计领域，受审计时间和审计成本等因素影响，已经从详细审计转变为抽样审计，而抽样审计的实质是通过用重要性确定重大风险领域，再对这些领域详细审计。注册会计师在所有重要方面限定下,发表审计意见。审计人员在不重要的事项上审计失败不会招致法律追究，但重大事项上审计失败就不相同了。

(二) 会计中的重要性概念

在会计核算之中对损益、资产、负债以及对交易事项有重大影响应区别其重要程序，并且对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合理判断的重要会计事项造成一定的影响。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会计程序及方法进行处理，而且要在财务会计报告中进行准确、充分的表述；相对次要的会计事项是准许适当的简化的前提是在不影响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正确判断以及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三)审计中对重要性的要求

2010 年出台的新审计准则认为假如合理预期错报（包括漏报）单独或者累计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根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对于重要性的判断是根据具体环境作出的，且受到错报的金额或者性质的影响，或者受到两者共同作用的影响；认为某事项对使用者是否重大，是在考虑使用者整体对通用财务信息需求的基础上作出的，因为不同使用者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差异也许很大，因此不考虑错报对个别使用者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会计中的重要性与审计中的重要性之比较

(一) 两者之间的联系

二者的提出目的相同。都为了提高会计和审计的工作效率。

二者是从数量和性质两个进行判断。会计核算中，从数量角度来说，重要事项包含了某一会计事项发生额到一定数量可能对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从性质角度来说，重要会计事项包含了该会计事项发生有并且可能对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审计上也相似。审计的重要性是有数量特征，错报金额到一定程度时归为重要错报，否则不重要。且审计重要性同样考虑错报金额的性质，性质严重的错报为重要错报，反之为不重要错报。

一定要站在财务信息使用者的立场上来对各因素具体分析是二者都强调重要性的判断。会计信息使用者关注的事项,会计应分项核算 ,详细表述，力求精准。对于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影响较大的项目跟在审计中必须实施详细的审计程序。

对重要性的判断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因为二者都会受不同的审计人员跟会计人员的知识、技能及经验的不同；审计人员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影响。

( 二) 两者之间的区别

1. 应用重要性概念时的考虑因素不尽相同。

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企业性质跟业务规模和经纪业务性质以及重要性跟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和会计报表的种类。但是子啊审计中应用重要性概念时，除上述几个因素外，还要考虑审计目的，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及业务风险水平，各种财务数据变动趋势等。

2. 对重要性判断错误所负的法律责任不同。

会计人员运用重要性时，不故意违反会计准则和制度，即使判断错误，通常不负法律责任。但错误判断审计重要性水平导致出具不恰当的审计意见，会使得审计报告使用的决策出现偏差，假如对决策者的误导影响重大会引起审计诉讼。

三、应用会计重要性和审计重要性时应注意的问题

( 一) 要确立较为通用的重要性判断原则。

因为不同行业和规模下的企业重要性不同，而同一个企业不同时期重要性也不同，所以只能每个企业的特定环境下讨论重要性。但过度强调重要性，会削弱信息的可比性。因此要求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

( 二) 要防止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滥用重要性判断。

虽然审计和会计中对重要性判断是站在信息使用者的立场。但难以指导每个特定情形下的判断。数量化的法则虽然便于具体操作,但重要性判断一旦作为数量化门槛, 很容易被误用或滥用, 成为不正当的会计处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