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中的诚信原则

论民法中的诚信原则（精选6篇）

篇1：论民法中的诚信原则

论会计中的诚信原则s0100

[摘要]近年来会计诚信缺失，会计假账非常普遍，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不仅对证券市场和投资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成为阻碍我国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巨大障碍。如何维护会计中的诚信原则，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会计问题。本文分析了现实中会计诚信原则缺乏的几种主要原因，进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和提高会计诚信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诚信原则会计信息会计造假诚信缺失维护会计诚信

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诚信在保障交易正常进行中具有重要作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游离于社会经济之外，因而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诚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内容，从道德追求进入到物质生活领域。这种诚信理念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传统文化的诚信强调内在品德修养，那么现代诚信则更强调“互利”和“双赢”。因此，诚信在伦理学家看是道德资源，在经济学家看则是经济资源，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矗在经济活动中，若道德缺失，信用遭破坏，就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交易链条中断。如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银行，信用就是其发展的基矗离开信用，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也都无法发展。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诚信的作用越重要。纵观中外的成功企业，都把诚信作为追求和必备的品质之一，无一不是以诚信为本而发展壮大的。如被誉为“腌菜之王”的海因茨，他成功的哲学就是“忍耐加诚实”。在1875年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为了守信，他赔本收购，后来连自己的企业也破产了，但他坚信“一个诚实的人不会在商场上倒下”，仍在四处借债履行合约。后来他成为商场巨人，他的腌黄瓜、蕃茄酱全球闻名，他的成功是经营理念的成功，也是诚信品质的成功。

诚信原则在会计行业中更显得尤为重要，正像中国现代会计先父潘序伦先生指出的那样，“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把信用作为会计工作的生命线，诚信不仅是一种责任，更与重大利益相关。守信者将得到更多的利益，失信者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对会计行业而言，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还是财力。诚信是财富，是指它有助于会计业务的开拓，市场的占有；诚信是财源，是指它不仅可以使客户增多，扩大实力，而且可以使同行合作者增多，在合作中取得利润；诚信是财力，是指诚信品牌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诚信一旦缺失，就意味着失去了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的通行证。当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会计信息越来越被广大决策者、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所重视，也为政府部门进行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然而现实社会中，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等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却大量存在，几乎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严重干扰着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题词，并多次强调“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帐”。其实，诚信对任何人都很重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诚信要求自己，都以诚信待人，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诚信的社会，和睦的社会。所以说诚信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而会计诚信更是我们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会计丧失诚信原则的原因分析

现实中，会计诚信原则缺失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的驱动是会计失信的根本原因

关于公司会计造假的案例早在1720年的英国南海事件就已发生，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不少公司铤而走险，屡禁不止，甚至在美国一个拥有成熟市场经济体系，法制健全的国家，都有公司进行会计造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会计造假的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作为动力。会计造假的受益人很多，单位的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主管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可以因为“业绩优秀”而谋取更高的职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帮助做假的中介机构可以因为“增加业务”而得到更多的收益；甚至职工也可以因为单位“效益好”而多拿工资奖金…，同时，非诚信行为的收益高而成本低、风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能自觉地恪守诚信原则呢？在非诚信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时，非诚信行为就会增加。两者的差距越大，社会平均的诚信水平也就越低，整个市场的诚信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会计诚信水平的下降。对于企业而言，它的目的是利润，只有当诚信能带来利润，不诚信会带来损失时，它才会讲诚信；对于个人而言，他们的目的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只有当诚信与自己的最终价值相等符合时，他们才会诚信，在利益的驱使下，关键时刻就出现了诚信的原则问题。虚假会计信息能实现“多赢”，正是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构成了虚假会计信息产生的内在动因。

2、内外监督约束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到位

从内部看，一些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缺乏透明度，自我控制，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内部

制约和监督机制。有些会计主体虽建立了一些内控制度，但制度得不到真正落实，形同虚设，财会部门不能有效履行会计职能，致使人为会计造假行为不可避免。内部审计由于受制于企业经营者，缺乏独立性，其对会计的监督很难有成效。

从外部看，外部监督包括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和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政府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管理和监督主要通过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等职能部门实施。其中政府审计由于编制、人员限制以及职能的转变，监督重点由原来审计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向主要审计政府宏观管理部门和国家重点建设资金，因而对企业的会计监督有所弱化；财政、金融、税务等专业监督部门又受到工作职责范围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发挥监督作用，这就需要强化社会审计对企业的监督。但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审计机构的规模和质量还远未达到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现行体制下社会审计委托关系存在实质性缺陷。审计关系的确立离不开审计人、被审计人、委托人三个关系人。但在我国很多时候经营管理者是被审计人的同时又是审计委托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得被审计人有权决定审计机构的聘用、续聘、收费等事项，被审计人成了事务所的“衣食父母”，这就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保住客户而产生偏离客观公正方向的可能。

3、屈从外部压力，会计人员被动做假。

在目前的经济社会中，单位负责人对会计人员的工作完全拥有着领导权和管理权。也就是说会计人员与单位负责人在地位上属从属关系，有了这种天然的从属关系，会计人员的诚信职业道德在单位会计工作中，能否发挥作用和发挥作用的大小，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从属性，而这种从属性又与所在单位负责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单位负责人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目的往往会向会计人员施压，虽然《会计法》从法律上给予了会计人员一定的保护，但企业会计在厂长、经理负责制下仍经常面临“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妆的尴尬局面，致使会计人员违背现有会计法规，在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因为这种从属性往往不以会计人员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在单位负责人的压力下，会计人员要严守会计诚信职业道德是很难做到的。调查显示，当前普遍发生的做假问题，大部分会计人员是没有主观故意的，如果他们没有接到授意、指使、强令，一般是不会主动造假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出政绩，搞花架子，盲目地下达经济增长指标，或者为完成国有企业扭亏任务和其他任务，逼着企业会计人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不得不偏造虚假的会计报表。

4、会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少数人员业务素质差。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不良风气给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时，个人主义、利已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逐步抬头，私欲不断膨胀，削弱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部分会计人员不顾会计行业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诚信原则。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一些财会人员不讲诚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及时和正确反映经济活动，乱用会计科目，甚至故意伪造、变造、毁损原始凭证、报表等会计资料，恶意造成会计信息失真，以达到贪污、挪用公款等不可告人的目的，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也有的会计人员默守陈规、不求上进，缺乏钻研业务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他们业务知识贫乏或知识老化，专业技术水平低，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相关的经济业务，凭想象和感觉处理会计业务，导致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会计行为失范。

5、会计本身存在的缺陷和漏洞

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我们常看到会计人员为一分钱的差错而折腾半天。会计给人们的感觉就像是一门非常精确的科学，但事实上会计是一门貌似精确但并不很精确的科学，这是因为会计原则或会计标准的选择余地较大。不同的选择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这就为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一是会计原则为会计信息虚假提供了操作空间。现代企业财务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为确认基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应计、预提和待摊项目。会计信息制造者可以通过操纵应计项目的确认时间来制造虚假业绩，如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用；而稳健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是建立在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基础上的，存在较强的主观随意性，会计信息制造者很容易借此高估费用和损失，低估收入和利得（或相反）来操纵利润。

二是会计工作内容需要凭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来进行，这为会计人员制造虚假会计信息提供了职务上的方便。会计核算工作就其内容而言，虽然具有客观的一面，但也不能完全脱离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在日趋复杂的经济活动中，会计核算方法、会计核算程序的选择及财产价值的评估等，都需要会计人员客观、公正的主观判断。如果会计人员不能完全排除利益的干扰，其主观判断就会失去客观和公正，这就为会计人员制造虚假会计信息提供了职务上的便利。

二、维护和提高会计诚信水平的措施

从会计诚信原则缺失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要维护会计诚信，一要靠人，而人应是有信誉之人；二要靠法规制度；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会计是要人来做的，只有诚信的人，才能使会计诚信恢复；但没有健全、完善的法规制度，即使是诚信的会计人也会陷入“囚徒困境”。而法规制度不仅指会计法规制度还应包括政府监管制度，法人治理制度、审计制度、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等等。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提高造假成本。

既然利益的

篇2：论民法中的诚信原则

汤维健

一、立法缘起：越出民法界限的诚信原则

《周易·乾·文言》中记载“修辞立其诚”，要求人们发表言论，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要有事实基础。所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等，说的也是类似的意思。在古人信奉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其中有一常即为诚信之“信”。可以认为，“诚信”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支柱性准则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将“诚信”这个道德范畴转译到法律当中，使之成为一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从而实现了所谓“道德规范法律化”的，首先不是在我国，而是在古代罗马法中。我国民法学研究表明，诚信原则乃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诚信契约是与严正契约相对而言的，在严正契约中，当事人只须严格依契约办事即可，无须承担契约文字以外的更多的义务；而依诚信契约则不然，当事人除需要依契约的文字承担相应的义务外，还需要承担该契约中未加明订的补充性义务，而这种义务是仰赖当事人按诚实和善意的要求履行的。在由此所发生的诉讼中，也即诚信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对当事人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予以职权化的调整，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抽象理念。可见，诚信原则最早发生在实体法中的合同领域，其目的不仅为当事人履行其合同义务课加额外的诚信义务，同时还据此赋予法官对实体问题的自由载量权，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又是对立统一的。

萌发于古罗马法上的诚信原则发展到现代社会，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丰富，它越出债法领域，扩及到了所有的民事法律部门，以至于许多国家民法均开宗明义将它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如作为现代民法样板之一的《瑞士民法典》就在其第2条中明文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也确立了该一原则的基本规范地位，其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由此来看，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民事实体法中已得到完全的确立。

那么，民法中的诚信原则能否延伸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并成为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呢？对此，大陆法国家的学者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

日本学界在战后对于民事诉讼法中引进诚信原则是持反对态度的，反对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条：第一，处理繁杂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客观地适用明确的基准、遵循具体的规范，而体现在一般条款中的诚信原则则有违反制度目的之虞。第二，具有诚信原则的价值判断已具体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因而无需在此以外再规定一条抽象的诚信原则，这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性抗争活动，只要双方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去进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规则之上再加上一条伦理规则。

但是，诉讼立法的实践为这种争论给出了答案，并划上了句号。1895年颁布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地陈述之”。这可以看作是真实义务的立法先河。该法并且规定，当事人所作的不真实的陈述属违法行为，如果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当事人应负损害赔偿的义务。不仅如此，该法第377条还规定，当事人宣誓后故意作的虚伪陈述可构成犯罪。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也规定：“当事人或代理人以恶意陈述显然虚伪之事实，或对他造陈述之事实为显然无理由之争执或提出显然不必要之证据者，法院应科以定额以下之罚款”。我国解放前1922年《民事诉讼条例》也借鉴了此一立法例，规定了诚信原则：“当事人故意陈述虚伪之事实，或对他造提出之事实或证据故意妄为争执者，法院得科以300元以下之罚款”。德国最高法院1921年6月1日下达判例，在判例中这样论述：“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事人的诉讼关系与他们在实体法上的关系同样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193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其第138条规定：“当事人应就事实状况为完全而真实的陈述”。此外，该法对真实义务的违反还规定了承担诉讼费用等方面的后果责任。真实义务是诚信原则的核心内容。受德国法的影响，意大利leq年新《民事诉讼法》第88条也规定：“当事人关于事实上之状况，应完全且真实陈述之”。日本1996年新《民事诉讼法》第2条则明确将诚信原则规定为统帅一切的基本原则：“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同时该民诉法还规定了大量的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内容，作为对诚信原则在具体诉讼环节上的落实和体现。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也采用德国立法例，于其第195条规定：“当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实应为真实及完全之陈述”。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则别具一格，它将诚信原则分解为三大原则加以规定，其第8条规定了合作原则：“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其第9条规定了善意原则：“当事人应遵守善意原则；当事人尤其不应提出违法请求，也不应陈述与真相不符之事实、声请采取纯属拖延程序进行之措施及不给予上条规定之合作”；第10条规定：“所有诉讼参与人均负有相互间行为恰当之义务，而律师与司法官之间有以礼相待之特别义务；当事人于文书或口头陈述中不应在不必要或不合理之情况下使用侵犯他方当事人名誉或名声之言词，或使用不予有关机构应受尊重之言词”。这是对诚信原则的扩大理解，也是诚信原则的一个新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定诚信原则，但其第5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这三大诉讼义务，实际上都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内容，尤其是第一项“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理论上把它解释为“诉讼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而权利不得滥用乃是诚信原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依此而言，应当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是确立了诚信原则的。其他的明显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具体内容亦为数众多。由此看来，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已经为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所确认。

二、原因解析：民事诉讼法为什么要确认诚信原则？

前已述及，诚信原则由伦理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再由民法中的法律原则演化为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原则，可以说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和必然产物。那么，具体地设问，原本作为私法领域中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能够在民事诉讼这一公法领域发挥作用呢？对此必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面，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要规定诚信原则，这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和民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精神上的关联性或一脉相承性。这里照例要引用一下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应当具有相同的内在精神，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也应当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如果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诚信原则的要求，则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贯彻。这是由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决定的。因为，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具有两个功能：首先它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其次，诚信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后一个功能是对法官而言的，不属于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因而与民事诉讼法不直接发生关联。但前一个功能，直接与当事人的民事行为相关，因而与民事诉讼发生联系。对当事人民事行为的诚信要求，必然延伸到民事诉讼行为领域。如果前者不能扩及于后者，则前者所具有的功能必定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若在解释论上涵盖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那么，从立法的一贯性和体系性上着眼，必然要在立法上认可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而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首先就成为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诚信要求。这种诚信要求乃是从民事实体法上直接转承而来，而非属民事诉讼法上的独创。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实体法的保障功能以及隶属性质。

另外一个层面，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是为了适应新型诉讼模式的需要。诉讼法的立法史表明，诚信原则并不是在任何一种诉讼模式中都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的。就职权制模式而言，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诚信原则主要是针对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来说的，其对当事人的规制意义较为微弱。而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审判制度所要求的，是由审判法或法院组织法来规范的，因而民事诉讼法对之可以不作规定。可见，诚信原则在职权制模式中并不具有必然性。事实上，诚信原则乃是在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抗制诉讼模式的预先存在是诚信原则赖以生成的逻辑前提。在对抗制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是诉讼程序的主导者，当事人的诉权对法官的审判权具有最大限度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当事人拥有最大范围的诉讼权利，当事人自治和当事人控制是该诉讼模式的基本表现形态和运作方式。凡属权利，均易致滥用。当事人在拥有充分诉讼权利的同时，其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现象。滥用诉讼权利，不仅容易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而且也影响法院的司法权威性，同时对诉讼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为了克服此种诉讼流弊，现代国家的民事诉讼法都不约而同地引进了本属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使私法原则公法化。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结果，乃是减缓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固有的对抗性色彩，加强了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的合作和协同。以德国为例，在德国，人们已不再把民事诉讼视为当事者之间对立抗争的关系，而是将其作为协同关系来把握并使这种思想渐露头角，造成所谓债权法上概念的信义原则与诉讼发生了结合。可见，诚信原则之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其目的主要在于纠正当事人主义的过头之处，使诉讼程序的过分当事人化倾向得到遏制。但这种遏制并非简单地向职权制模式回归，而是通过强化当事人诉讼义务的途径使当事人主义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到了这里，人类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充分地表现出了其自身规律和辩证逻辑。如果说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诉讼模式是对职权主义或职权制诉讼模式的否定，那么，由诚信原则所造成的程序模式的变化则是对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再次否定。其结果，一种脱胎于当事人主义同时又受职权主义启迪的新型诉讼模式由此得以形成。此种在诚信原则支配下所形成的诉讼模式可以姑且称之为“协同型诉讼模式”或“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协同主义诉讼模式较之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言乃处在更高的境界，毋宁认为，前者乃是后二者的优势综合的产物。就程序公正的价值而论，它较职权主义为优；就诉讼效率价值而言，它较当事人主义为佳。可见，诚信原则之在民事诉讼中的引入，所造成的结果绝不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增减，而是一个新型诉讼模式的诞生，因而，其意义乃是深刻而久远的，它反映了诉讼文明在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要求。

三、异同分析：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与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

既然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来源于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那这二者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自然不言而喻。这种联系集中表现在诚信原则对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诉讼行为的统一调整之上，反映了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民事实体法毕竟属于私法范畴，而民事诉讼法则属于公法范畴。私法领域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则延伸到公法领域，便使诚信原则发生了诸多的变异，并使之带上了诸多不同于民事实体法诚信原则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识：

其一，二者的功能不同。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是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前者要求当事人权利不得滥用，后者则意味着承认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可见，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在本质上乃是交易道德的基础和利益平衡的结合，它具有行为准则和裁判规范的双重机能。就规范的性质而言，诚信原则对当事人乃属义务性规范，它要求当事人按诚信的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法官而言，诚信原则乃属授权性规范，它授权法官以此对裁判结果予以具体的平衡，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诚信原则在实体法上方有“帝王条款”之称，它才因此而有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的特殊功效。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信原则也可以在两个意义上理解，一是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另一为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前者指的是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实施诉讼行为时，以及法官在履行国家审判权实施审判行为时，均应当诚实和善意；后者指的是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需维持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和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其实质乃是公正与衡平。可见，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具有三重机能：对当事人而言，诚信原则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准则；对法官而言，诚信原则既是法官行使审判权、履行审判义务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其平衡各种诉讼利益的基准。对于前两个功能比较好理解，但对诚信原则所具有的诉讼利益衡平功能则需要稍加解释。诉讼利益既具有独立的价值，又具有确保实体利益得以实现的作用。法官应当确保诉讼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始终处在平衡状态。这种诉讼利益的平衡状态一旦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而受到影响，法官则需依诚信原则对这种扭曲了的诉讼利益关系进行矫正。可见，与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相比较，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多了一个机能，并同时改变了一个机能。所多出来的功能表现为城信原则对法官行使审判权也起着行为准则的作用；所改变了的功能表现为它由原本的实体利益衡平功能转而变为诉讼利益的衡平功能。这便是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发展到诉讼法领域后所发生的功能上的转化。甄别或判断诚信原则是属于实体法律原则还是属于诉讼法律原则的分水岭，乃在于诚信原则的利益衡平功能的性质归属及其是否具有裁判准则的功能，而不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规范对它加以规定。举例言之，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法官有时会使用诚信原则。这时所出现的“诚信原则”，从性质上看，应属实体性原则，而不属于程序性原则。

其二，二者所规范的主体和行为领域不同。如前所述，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然对当事人起行为准则的作用，而对法官起裁判规范的作用，那么，其规范的主体自然包括当事人和法官两个方面。尤其是，它对当事人所起的规范作用乃是在正常的民事活动领域，而对法官所起的规范作用乃是在对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裁判阶段，因此，实体性的诚信原则是跨领域而发挥作用的，在时序上有着严格的先后性。与之有所不同的是，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则仅仅在诉讼程序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诉讼程序产生前以及诉讼程序结束后，它皆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不仅如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除继续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行为关系外，还调整法院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此外还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的诉讼活动起调整作用。因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在规范的主体上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所规范的主体，涉及所有的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它实际上是对所有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实施诉讼行为、从事诉讼活动所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当然，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由诚信原则所产生的拘束范围和内容便有所不同。由于当事人和法院是民事诉讼中的主要主体，他们所享有的诉权和审判权构成了诉讼程序赖以存在和推进的主要权利渊源，他们违反诚信原则对诉讼程序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因而诚信原则主要对当事人和法院产生规范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从国外诉讼理论以及相关立法例来看，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一般仅及于当事人，最多涉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而往往不扩及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将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扩展到法院，使之成为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个约束性原则，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的创造和发展。笔者认为，在规范主体上将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作普适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有其必要性的，这不仅因为法院需要借助诚信原则对诉讼利益关系作出动态的平衡，同时从司法监督机制上说，也需要利用诚信原则对法院恰当地行使审判权予以规范和制约。

其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木同。对当事人而言，其违反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仅仅限于实体法律利益，对法院而言，其违反诚信原则所损害的客体则既有实体性利益也有程序性利益。其实体性利益表现在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必定会损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或者会使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失去平衡；其程序性利益表现在，由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而这种损害的后果依法又可以、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予以补救或纠正。此一过程的完成势必要影响诸如程序效率、诉讼经济等诉讼价值的实现，这便又造成了程序利益的受损。可见，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既规范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又调整法院的民事审判行为，违反它所侵害的法律利益主要表现为实体利益，但也会间接地损害诉讼利益。

而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其情形恰好相反，它所损害的主要是或直接是诸如诉讼公正、诉讼经济等诉讼利益，但间接也会影响当事人的实体利益。比如，对当事人来说，如果一方违反诚信原则主张了虚伪的事实并提供了虚假的证据对该事实进行了证实，并由此取得了胜诉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诉讼公正直接受到损害，但同时其实体利益也遭到了间接的影响。再如，当事人一方滥用申请回避权，其目的是拖延诉讼的进程，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障碍性因素，这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显然影响了诉讼效率和审判者权威，妨害了诉讼利益的实现。但与此同时，此种行为也给当事人诉讼标的外的实体利益造成了损害，比如增加了诉讼费用、延长了诉讼周期等等。而这种实体利益的损害便成为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的间接客体。再如，对法院而言，如果法院违背诚信原则作出了突袭性裁判，使当事人觉得此一裁判结果的形成不可信赖，则法院的此种行为便损害了当事人所应当具有的诉讼结果可预测性的诉讼利益。同时，由于法院作出了突袭性裁判，当事人原本可以提供的诉讼资料或证据材料由于预测错误而未能提供，从而有可能影响该裁判的实体结果的正确性，这又使其实体利益存在着间接受损的潜在可能。可见，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甚或是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他们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其结果不仅直接地损害了诉讼利益，而且还连带地或间接地影响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的实现或保障。

由此可见，无论是违反实体上的诚信原则还是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也无论是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还是法院违反诚信原则，甚或是其他诉讼参与人违反诚信原则，其结果往往损害了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这双重法律利益，所区别的只是，违反了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主要是为法律所保护的实体利益，而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则主要是为法律所保护的程序利益，只是它们都兼及影响其他利益的充分实现。这既说明两个领域中的诚信原则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们不能互相替代，而都有必要在各自的法律部门中得到确立或体现，同时也说明实体法和诉讼法存在着内在的、紧密不可分的联系，违反了任何一个领域的诚信原则，一般都必然损及另一个领域所存在着的法律利益。两个领域中的诚信原则所存在着的这种紧密联系，又证明了诚信这种道德规范法律化之后所产生的普遍性和一体性影响。

最后，违反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后果是不同的。违反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事主体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权利或履行实体义务，此时所产生的后果是实体法上的责任，如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等等；另一是法官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上的载量权，此时所产生的后果乃是判决被改变或撤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国家赔偿责任或对法官个人的错案责任追究等等。但是违反程序法上的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后果就要复杂得多了：首先对当事人而言，如果其诉讼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则不仅能有可能导致程序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承担诉讼费用、被裁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等等，同时还会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侵权责任等等，如果情节严重，则还可能产生刑事法律上的责任，如伪证罪、妨碍司法罪等等。其次对法院而言，如果法官违反诚信原则，则可能导致因程序严重违法而被宣布审判无效，从而引起发回重审或再次审理的诉讼后果；情节严重者，也可能会因为被认定为错案而产生国家赔偿责任或错案责任之追究。最后对其他诉讼参与人而言，他们若违反诚信原则而实施诉讼行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会导致相关的诉讼行为被宣布为无效，如证词无效、鉴定无效或翻译无效等等；此外，对他们实施这种违反诚信的行为，法院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对他们施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等等，若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四、滥用起诉权：违反诚信原则的诉讼表现之一

如果说诚信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普遍性原则，当非夸张之语。诚信原则已经内化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成为民事诉讼程序建构时必须考虑的主要指针之一。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说是诚信原则的展开。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而言，我们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在民事诉讼基本原则部分将诚信原则明确地规定下来；另一方面，按照诚信原则的普遍性要求，拾遗补缺，在某些重要的诉讼阶段或环节上规定用以确保诚信原则得以实现的具体制度或程序规则。基此目的，笔者拟就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要求和内容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从违反诚信原则的主体来看，可以将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分为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法院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其他诉讼参与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以及，案外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等等。但从诚信原则的历史起源和前面介绍的立法例来看，诚信原则主要是对当事人的约束性规范，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实施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因此本文主要集中于对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的描述和分析之上，并同时就其预防机制和责任补救机制作出探讨。

学者们一般认为，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禁止反悔及矛盾举动；2．诉讼上的权能丧失；3．滥用诉讼权利，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延滞诉讼；4．有利的诉讼状态的不当形成；5．虚伪陈述、提供虚假证据或与他人同谋为虚假诉讼以获确定判决；等等。显而易见，这是司法实践表明的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典型形态。这些表现形态，有的属于当事人对纯属诉讼权利的滥用，有的则兼有滥用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内容。当然，对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这些列举性描述尚欠全面和系统。何况，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乃是不尽一致的。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起诉权的滥用；二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前者发生在诉讼启动之初，后者发生在诉讼过程之中。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滥用诉讼法所赋予的程序性权利，无非表现在这两个领域。

除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诉前保全程序被滥用而成为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最初表现形式外，从逻辑上说，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最初表现乃是对起诉权的滥用，由此使得诉讼诚信机制从一开始便处在被扭曲的状态。如果说滥用诉讼权利所产生的诉讼负效应仅仅局限在诉讼的某个环节，而一般不至于损坏整个诉讼程序诚信价值，从而对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形成否定性的评价，以致诉讼结果的有效性尚可补救的话，而对起诉权的滥用往往从根本上否定了诉讼程序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最为严重的表现形态便是对起诉权的滥用。

当然，滥用起诉权从滥用者主观状态来看也有程度不同的各种表现，而不是全然一致的。具体地看，滥用起诉权的表现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诈欺性诉讼。作欺性诉讼是原告在捏造事实和伪造证据的基础上提起的诉讼，其目的是借助诉讼技能获得法院的信赖，从而作出满足其诉讼请求的胜诉判决。它既可以表现为原告针对被告所实施的诈软性诉讼行为，也可表现为原、被告恶意串通，共同实施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诈欺性诉讼行为。可见，诈欺性诉讼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只不过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向作为被侵权者的相对方当事人实施侵权行为，而是通过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行为来助成其侵权行为。如果将通常意义上的侵权行为看作是直接的侵权行为的话，那么，诈欺性诉讼则属于间接的侵权行为。尤其是，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单一的法律客体即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别的是，诈软性诉讼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不仅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而且还侵害了诉讼程序中所必须具备的司法权威性，司法机构的信誉和尊严受到了挑战，诉讼中应有的公正价值基础和效率价值等等都受到损害。因此，诈欺性诉讼所产生的后果应当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应受民事侵权行为法的调整，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使之产生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妨碍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应对行为实施者科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同时由其承担败诉的诉讼费用以及对方当事人为应对此等诉讼所花费的合理费用，此外，情节严重的，对其伪证行为还应以构成伪证罪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刑法中应增加民事伪证罪的罪名。我国台湾地区曾有一判例涉及到诈欺性诉讼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在该判例中，某人执有系争支票，只持有支票影本，且明知其不享有该支票权利，但他竟以该支票影本取得支付命令并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此认为，该欺诈行为是为了故意不法侵害对方的权利，应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受侵害者可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德、法、英、美等国均认可此种滥用司法救济的侵权责任。应当指出的是，诈欺性诉讼并不构成刑法中的诈骗罪，后者所侵害的客体不涉及正常的司法秩序，同时诈骗行为也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实施的，对方当事人一直处在被蒙骗的状态，而前者虽然也涉及欺骗这个行为要素，但它所欺骗的是行使审判权并由此使其诈骗行为能够获得成功的司法机关，相反，对方当事人对此心知肚明，不存在被蒙骗的心理状态，因而与诈骗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不同。但是，诈欺性诉讼不仅虚构了事实，而且还伪造了证据，这就为审判权的行使设置了客观上的障碍，审判权出现了错误行使的实际风险。这就与单纯虚构事实产生了性质上的区别。如果不伪造证据而单纯虚构事实，法院不会认定该虚构事实的存在，从而也就不会判决满足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告虚构事实的目的未能达到。这种情形下所产生的后果一般不应扩及于刑事犯罪领域。可见，对诈欺性诉讼的构成来说，它不仅要有实际的诉讼行为和故意的心理状态，同时更关键的还要有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客观行为。至于其诉讼标的额有多大以及能否得逞，则仅属情节问题，原则上不影响诸法律后果的形成。

2．骚扰性诉讼。骚扰性诉讼是指原告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向被告提起诉讼，以给被告造成诉讼烦累或给被告带来名誉上的损伤为目的的诉讼行为。骚扰性诉讼与诈欺性诉讼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骚扰性诉讼在心理状态上并不以追求胜诉的后果为目的，其目的主要在于给被告带来诉讼中的麻烦，使被告被无谓地卷入诉讼之中空耗时间、精力与金钱，或者使被告在充当被告的过程中受到名誉上或商誉上的损害；另一是在骚扰性诉讼中，原告并不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自己的陈述外，他并不制作虚假证据。这一点与前一点是相连的，因为原告本身并不以获得胜诉为目的。比如，原告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宣告作为被申请人的被告企业为破产企业的申请。该申请要得到法院的接受和认可，必须要具备被申请人存在破产原因这一条件；如果不具备该一条件，法院则拒绝作出宣告被申请人破产的裁定。但虽然如此，被申请人的商誉可能会因此而遭到极大损伤，就这一点而论，申请人的目的也达到了。这就是典型的骚扰性诉讼。再如，一个公司员工因不满公司经理对她的工作安排，便捏造事实向法院控告该公司经理实施了性骚扰行为。在该诉讼中，原告除自己的陈述外别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所控行为。这便有可能构成骚扰性诉讼。当然，是否构成骚扰性诉讼，尚需要提供证据对原告恶意诉讼的心理状态予以证明。骚扰性诉讼除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外，还应将之视为侵权行为追究行为者的侵权责任。

3．盲目性诉讼。所谓盲目性诉讼，又称轻率性诉讼，是指原告在起诉前不作冷静的分析和调查，便向法院提起一个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诉讼。从定义上可以看出，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原告所提起的都是无根据的诉讼，同时也都没有伪造证据，并且都要遭受败诉裁判。但是二者却有实质性的差异：盲目性诉讼的提起者在主观心理状态上并不存在故意使相对方遭受不当损害的目的。他之所以提起一个毫无根据之诉，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缺乏对诉讼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比如说，原告向被告张三提起一个环境污染之诉，但实际侵权者是李四，而原告只要稍作调查便可知侵权者不是张三而是李四，对张三而言，原告向他提起的诉讼便是一个盲目性诉讼。再比如，原告诉被告还款，被告提出欠款已还的抗辩，原告此时才认真核对帐目并恍然大悟，承认被告确已还款的事实。这些诉讼都属于盲目性诉讼。由于原告提起盲目性诉讼都是由于事先未作合理调查而引起的，并且如果作出合理的、必要的调查和分析，便会避免此种诉讼的发生。因此，这里不仅需要将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乃至诈欺性诉讼等恶意诉讼区别开来，而且还要将它与其他合理败诉的情况区别开来。所谓合理败诉，就是原告在诉前作了合理调查，而且也相信自己提起的诉讼能够获得胜诉的后果，但由于客观上不具备事实理由或法律理由，或者由于举证不能而遭到了败诉判决。所以，败诉判决仅仅是盲目性诉讼得以构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败诉判决这个客观结果的条件外，要构成盲目性诉讼，还需具备提起诉讼者在主观上具有重大过失的心理状态这一主观性条件。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就规定了对轻率性诉讼的制止，它要求律师或当事人在向法院提交的诉答文书中签名确保诉讼并非轻率之举。当然，对轻率诉讼的判断也非易事。美国学者波恩教授对轻率诉讼是这样界定的：“（1）当原告提起诉讼的时候，知道事实依据在客观上完全或者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所主张的法律原理对事实的实质要求，或者（2）当原告未经合理调查即提起诉讼，而如果其进行调查，则案件的情况将如同（1）中的描述”。此一标准可供我们借鉴。

4．多余性诉讼。当事人滥用诉权提起民事诉讼，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非善意地提起无理由之诉，二是非善意提起有理由之诉。这里所谓“有、无理由”，乃是从实体法上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上说的。前面所述三种情形，均属这里的第一种类型。这里的第二种类型即指所谓“多余性诉讼”。多余性诉讼指的是原告在起诉前没有尝试与被告协商解决的可能，或者拒绝接受被告对其法律义务或责任的履行，在被告毫不知情或者愿意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即提起诉讼。这种诉讼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原告所提起的这个诉讼在实体上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被告确实对原告负有法律上的义务或责任，原告通过此一诉讼也的确可以获得胜诉的裁判结果；另一是，原告并无必要提起该一诉讼，因为被告对其所负有的法律义务或责任并不否认，只是基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履行该项义务或责任；换而言之，原告提起的该一诉讼缺乏应有的必要性，是多余的诉讼，原告行使其起诉权主观上具有非善意的目的。正是由于原告行使诉权的动机不良，因而该类诉讼也属于滥用诉权的范围。在实践中，这种类型的滥用起诉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表现形式是，原告在起诉前没有通过其他非诉讼的途径寻求与被告解决起纠纷。比如，被告欠原告借款已届履行期，原告没有提醒被告还款，也没有通过第三人与被告交涉还款事宜，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在接到被诉通知后立即予以认可而未加否认或争执，并同意立即还款。这便是典型的缺乏必要性的诉讼。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原告有可能不通过法院而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他拒绝接受被告实际所作的履行。比如被告欲还欠款但原告拒绝接受，反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意欲被告承担违约的还款责任。这种诉讼对被告而言也是在不经意之中形成的，因而也属多余的诉讼或突袭性的诉讼。这种诉讼的危害性在于滥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诉累。一般来说，提起诉讼是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依实体法律关系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前，虽然不是必须寻求和解或调解等非诉讼机制化解其纠纷，但为了使诉讼产生其必要性，或者使诉讼程序的启动具有诉讼利益，立法要求行使起诉权的原告证明其纠纷或冲突的实际存在或客观存在，从而使之产生诉讼动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要有“事实、理由”。这里的“事实、理由”就包含了发生纠纷的非正常的事实、理由，也就是义务主体拒绝履行义务从而引发冲突的事实；如果缺少非正常的事实、理由，诉讼便被认为是缺乏必要性的诉讼，缺乏必要性的诉讼就可被界定为多余性诉讼或突袭性诉讼。前述两种情形，一种是不知道对方会否履行义务，因而是否会发生纠纷尚处在不确定状态；一种是拒绝接受对方履行义务，从而使本不会发生的纠纷在形式上具有了纠纷的外观。实际上，无论是何种情形，其本质都是纠纷末实际发生，而纠纷的实际发生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正当化根据。缺少正当化根据行使诉权自然便属于对诉权的滥用。这种情况下的滥用诉权行为在程序上应如何处理尚需深入讨论，但无论在程序上如何处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原告的起诉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行为，对此，他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至于原告（即便胜诉）对本案诉讼费用的负担就更是自然之理。

5．重复性诉讼。重复性诉讼是指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当事人依然以同一诉讼标的向同一当事人提起诉讼。重复性诉讼是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诉讼行为，也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其实质是对起诉权的滥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这一条规定便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肯定。在生效裁判作出后，当事人如果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对于申请再审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诚信原则。为了限制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任意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其第3条规定：“同一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对同一案件只能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一次”。这一规定，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诉讼的反复进行或重复进行，从而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错误救济行为纳入到城信原则的轨道中去。同时，对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当事人如果向两个以上法院同时或先后提起诉讼，则立案在后的法院不得重复立案，或者在立案后发现其他法院已先行立案的，则将案件移送到先立案的法院处理。这一规定也是为了防止重复诉讼的出现，也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另外，在涉外诉讼中，如果某个诉讼正在另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那么，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诚信原则在处理涉外诉讼竞合时的一个具体表现。

6．琐碎性诉讼。琐碎性诉讼是指没有必要提交法院处理的日常生活中的小纠纷。比如，某人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了一脚，或者与人发生了口角受到了微小损害，便到法院“告那家伙”。这些诉讼往往可以被界定为“琐碎性诉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权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对权利过于敏感，以致违背诚信原则滥用权利给法院或对方当事人造成诉讼烦难，则此种行为也不受倡导和鼓励。相反，此种行为应被归结为滥用诉权的行为，应当受到诉讼中的不利益判断，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从原理上说，这可以看作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程序法对实体法律规范的反作用或制约作用。当然，琐碎性诉讼并不能等同于小标的额诉讼，但小标的额诉讼可以演变为琐碎性诉讼。二者之间的分水岭在于诉权的行使者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违背诚信原则的恶意。为了防止琐碎性诉讼的频繁出现，不仅有必要在现行的诉讼法构架内完善有关机制，以避免琐碎性诉讼得以顺畅地进入诉讼轨道，同时也需要完善简易诉讼程序，建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既确保小额权利救济渠道的顺畅性，又能够有效地防止滥用诉权的现象发生。

五、滥用诉讼权利：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表现之二

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既表现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初，也即滥用起诉权，使不该发生的诉讼程序得以发生，同时，在诉讼程序得以启动以后，当事人也可能在诉讼的某个局部环节或诉讼的某个特定层面实施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同属违背诚信原则，但它们所发生的领域不同，其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也不尽一致。如果将前者简称为“滥用诉权的行为”，那么，后者则可被称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前者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原发性的特点，后者具有局部性、特定性和后发性的特点。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滥用诉权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滥用诉权的行为在表现形态上前已述及，这里再具体分析一下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及其表现形式。

1．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所谓真实义务，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故意对案件事实作出虚伪陈述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中的对抗或者攻击和防御，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对案件事实的主张和陈述；当事人之所以发生纠纷，产生争议，以致诉讼成为实际可能，一个极其重要也极为常见的原因便是对纠纷事实存在着分歧性认识。比如说，原告主张被告借款尚未清偿，而被告则抗辩该借款已经清偿。这就使案件事实的陈述形成了相反的或者对立的状态。这种案件事实上的认识分歧是形成纠纷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若不存在此种分歧，则纠纷一般不会发生。这种事实主张上的分歧就其成因而言无非有两种：一是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发生均发生记忆上的错误，二是双方当事人或其中任何一方有意识地掩盖事实的真相。因前一种原因所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看作是“客观上的事实分歧”；因后一种原因所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称为“主观上的事实分歧”。对于客观的事实分歧，双方当事人无论如何主张，均不可能构成对真实义务的违反；对于主观的事实分歧，则有意识地掩盖事实真相的当事人对事实所作的陈述即可能构成对真实义务的违反。可见，是否违反真实义务，其区别的界限并不在于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在客观上符合案件事实的真相，而在于作出违反事实真相陈述的当事人对此在主观上是否明知而为。因而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有两个木可缺少的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在客观上违背了事实真相；二是当事人在作出此一虚假陈述的过程中持故意的心理态度。前一个构成要件说明是否违反真实义务要等到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判时方能予以判断；后一个构成要件的判断则也往往需要转化为客观的标准，比如一般的情况下，普通理智的人们是否会忘却案件事实；在提出该事实主张前，当事人是否经过了合理的调查和分析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加以判断。如果同时符合了此两个构成要件，则应当被认定为真实义务的违反。违反了真实义务，则要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如承担诉讼费用、罚款等等。当然，真实义务能否产生，则取决于特定国家民事诉讼法对此是否有明文规定。前引德、日、美等国均有此等规定；而我国则无此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由此可见，当事人是否作出陈述，以及作出何种陈述，皆一任其自由，而无必须符合真相之义务。既然当事人不负有真实陈述的法定义务，法院也就不能以当事人违背真实陈述之义务而对之施加诉讼上的制裁。

2．举证突袭。案件事实通常情况下是依赖证据加以证明的，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或者反证，就构成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行为，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便成为诉讼的主要使命之一。举证是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但是举证这个诉讼权利极有可能成为滥用的客体，而滥用举证的权利将会给法院的司法秩序造成混乱，同时也会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诉讼中的被动和烦累，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在实质上失去平衡。滥用举证的权利有多种表现形式，其最为常见的一种便是举证突袭。所谓举证突袭，指的是当事人有证据故意不在该举证的诉讼阶段举证，而等到另一个诉讼阶段或另一种诉讼程序再提供证据。比如说，当事人在庭审前不提供证据却在开庭时再提供证据，或者在庭审时不提供证据而在庭审后提供证据，或者在一审中不提供证据而在二审中提供证据，甚至在二审中也不提供证据，却到裁判生效后以提供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等等，不一而足。无论举证突袭的表现形态如何，它的构成都有两个要件：一是客观要件，即有证据不在适当的诉讼阶段提供；二是主观要件，即迟延举证者在主观上存有拖延诉讼或期望突袭取胜的心理状态。显而易见，举证突袭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在立法上要予以制止的非正当现象之一。

3．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是指通过故意毁损关键性证据的方法，阻止对方完成举证行为或给对方的举证活动设置障碍的行为。可见，举证妨碍也是典型的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举证妨碍的行为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另一是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这里的“证据”包括各种类型的证据，如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等。各种证据都有可能成为举证妨碍的对象。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举证妨碍的实体法律后果。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对此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该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规定，一方当事人所需要提供的证据处在另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中，另一方当事人便有义务提供该证据，该义务便是基于诚信原则所生。如果拥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该证据而拒不提供，则构成了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所产生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够产生诉讼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拘留等等制裁措施，这说明举证妨碍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另一方面，举证妨碍也会产生实体法上的后果，如举证责任倒置、推定事实的成立等等。

4．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民事诉讼法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赋予了他们大量的诉讼权利，但是这些诉讼权利都有可能背离其本来目的而被滥用，如滥用申请回避权、滥用管辖异议权、滥用申请财产保全权、滥用上诉权、滥用申请再审权等等。当事人滥用这些诉讼权利，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拖延诉讼的进程或者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人为的阻碍，也可能是为了给对方当事人增添诉讼负担，增加相对方的诉讼成本，迫使对方放弃对诉讼手段的有效使用等等。显然不能让这些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达到非正当的目的。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经设立相关的条款予以规范。如根据该法第9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前，可以视情形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该法第96条继而规定，申请保全发生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显而易见，设置这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依诚信原则行使财产保全的申请权，并对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申请保全所导致的后果予以补救。当然，对于其他诉讼权利的滥用，立法上也应当予以相应的规制和约束，从而形成一个在不同诉讼阶段或环节发挥作用的诚信机制，并将它们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5．禁反言。禁反言又称“禁止反悔及矛盾举动”，或称“不得否认”，意指若一方当事人实施某种行为后使对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该行为，并基此而实施了其他相应的行为，但该当事人又否认以往行为的合法基础，从而试图否认对方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禁反言缘起于英国衡平法上的一项法律规则，其理论基础便是依诚信原则所获得的信赖利益要受法律保护。禁反言作为一项法律规则存在于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等三大领域，因而又相应地分为实体法上的禁反言规则、程序法上的禁反言规则和证据法上的禁反言规贝。证据法上的禁反言规则比如，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这里最后一句规定便是禁反言规则的具体体现。再比如说自认的规定也是禁反言规则的体现。在自认作出后，对方当事人便获得了无需举证的程序信赖利益。诉讼法为了维护这种信赖利益的稳定性，便明确规定作出自认的当事人不得随意撤回其自认。学理上认为，禁反言规则的适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当事人前后实施了矛盾的行为；对方当事人相信了前一行为；如果认可了后一矛盾行为，对方当事人则必受利益上的损失。可见，禁反言的实质乃是要求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必须基于诚信原则，而不得“说话不算数”。

6．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纠纷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一定范围内社会秩序的破坏，意味着某种无序状态的产生，因而解决纠纷需要有序的过程和方式，利用法院行使审判权来解决纠纷更加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司法秩序。如果司法秩序本身混乱不堪，不仅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难以解决，尤其还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法院的尊严。因此各国诉讼法部赋予法院以足够的维护诉讼秩序的权力，该权力内在地包含在审判权之中，同时又成为审判权得以正常行使的保障机制。而当事人通过诉讼手段的利用进行对抗性的攻击和防御，为了追逐有利的诉讼结果而进行着诉讼中的“战争”，法庭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成为当事人角逐利益的“战场”。但现代意义上的诉讼制度只允许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不得违背诚信原则扰乱诉讼秩序。这也是协力型诉讼模式所要求的。有鉴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这也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和保障机制。

以上所述，是诚信原则对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的主要要求所在，但如前所述，当城信原则由民法领域发展到民事诉讼法领域之后，在接受规范的主体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诚信原则除规范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外，还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活动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乃至案外人参与诉讼、协助诉讼的活动起调节作用，这可以视为诚信原则由私法实现公法化以后所发生的波及效应。诚信原则要求法院公正、及时、准确地行使审判权，要求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作出最终的裁判之前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自己的内心判断和心证，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极，从而确保当事人接受公正裁判的权利，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出现；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也有相应的要求，如要求证人如实作证、鉴定人如实鉴定、翻译人如实翻译、案外人依法提供协助等等。为了保证诚信原则得到真正落实和贯彻，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建立宣誓制度。宣誓制度是一种确保陈述真实的预防性制度，它既适用于当事人，也适用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诉讼参与人。同时，还要加强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制裁的法律责任制度建设，比如在刑法上增加规定民事伪证罪和藐视法庭罪的罪名，在侵权行为法上应明确规定恶意诉讼或滥用起诉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诉讼法上要完善各种类型的惩治措施，包括诉讼费用的恰当配置、强制措施的适当运用以及诉讼上的推定制度等等。此外还应当明确规定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进行处理的程序机制，比如当事人提出动议的程序、法院依职权主动实施制裁的程序、违反者的补救机会及程序等等。总之，唯有在树立、强化全民诚信观念的基础上，在实体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预防和惩治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建设，诚信原则方能在民事诉讼中切实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注释与参考文献

《庄子·渔父》。

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9页。

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30页。

[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策1版，第16页。

《民事诉讼法论文选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8－79页。

[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68页。

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8－329页。

[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75－177页。汪安亚等：《论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3卷第3期。

转引自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39－340页。

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252－253页。

Robert G．Bone，Modeling Frivolous Suits，145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519，533（1977）．转引自[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绮剑）·伍著：《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徐卉译，法律出版社W年4月版，第109－110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日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74条。

篇3：论民法中的诚信原则

关键词：民法原则,指导功能,合同解释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以自由意志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 所以合同中的争议事项比较多, 因而有必要对合同进行解释。狭义的合同解释 (以下简称合同解释) 是对合同含义的阐明[1], 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合同解释结论的多样性, 而解释结论的多样性会导致适用不同规则, 因而可能产生适用规则的错误, 因此提高解释的统一性, 避免人的主观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在司法实践中, 当遇到合同解释时, 因为人的主观因素影响会导致对事实、法律的理解存在差异, 法官可能会作出不同的解释, 适用不同的规则, 导致同案不同判, 因此在合同解释时, 除了法律规定的解释方法外, 还需要有合适的方法。

一、以有效客票认定一案为视角的分析

以下一个有争议的案例[2]能说明这个问题。何某通过手机订票系统购买了一张高铁票, 有支付票款的电子对账单和手机购票成功的短信作为证据, 之后何某在火车站领取了纸质车票, 但是在乘车过程中不慎遗失了纸质车票。出站检票时, 铁路运营公司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要求何某全额补票, 双方为此发生了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288条的规定, 认为铁路实行实名制购票情况下, 纸质车票不是确认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唯一凭证, 所以结合支付票款的银行对账单以及何某的购票短信提醒认定何某具有真实购票的事实, 即认定支付票款的电子对账单和手机购票短信为有效客票, 支持了何某的请求。二审法院判决何某败诉, 何某应该重新补票。一是根据车票背面的《铁路旅客乘客须知》中参阅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何某丢失车票应该承担没有保管好车票的违约责任。二是《合同法》第294条规定:“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旅客无票乘运、超程乘运、越级乘运或者持失效客票乘运的, 应当补交票款, 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交付票款的, 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何某的支付票款的电子对账单以及购票短信不能认定何某具有有效客票。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有效客票的解释, 解释的结论决定适用的规则。如果将支付票款的电子对账单以及手机购票短信能够解释为有效客票, 则适用《合同法》第288条规则, 应判决支持何某诉讼请求;如果对支付票款的电子对账单以及手机购票短信作出不是有效客票的解释结论, 则适用《合同法》第294条规定, 应判决何某败诉。

对于本案中解释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 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 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何为有效客票似乎可以依赖于《合同法》第125条中的诚实性用原则作出解释, 但是诚实性用原则的内涵较为丰富, 直接作为解释结论的理由欠缺说服力。让我们来分析本案, 根据支付票款的电子对账单和购票短信的证据可以确定何某确实支付了票款, 依据民法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应当适用《合同法》第91条以及第288条的规定, 认定何某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 高铁公司不应当再次收取何某的票款, 因此应当作出支付票款对账单和购票短信为有效客票的解释结论。另一方面, 不赞成将支付票款对账单和购票短信解释为有效客票的观点认为, 这样的解释结论会产生两个乘车凭证导致制度目的落空。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过于宽泛模糊, 一是“制度目的”的内涵太广缺乏说服力;二是该解释结论不必然会产生两个乘车凭证, 因为乘坐高铁时, 铁路运营公司会对乘客的身份证以及车票上的信息进行验证一致通过后才能进站, 另外一个乘车凭证即使落在他人手里也不会产生效用;三是《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作为铁路运营公司单方出具的规定不能成为评价违约责任的依据, 即使承担违约责任, 何某丢失客票也没有对铁路运营公司造成损失, 不用付完全违约责任。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不能轻易去判断制度目的, 应当要严格遵守法律, 从法律规则、原则中寻找依据、理由。本案中, 可以根据每种解释结论对应的不同规则, 选择与原则相符的规则来确定解释结论, 但该做法的合理性需进一步论证。

二、民法原则在合同解释中的功能分析

选择合适的解释结论, 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影响, 主观因素包括主观恣意和主观价值判断。对于主观恣意有多种防范措施, 例如解释的方法、解释的规则限制等。但是对于解释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判断不一的问题却缺少相关的应对措施。法律原则是立法者总结、凝练出来的抽象性规范,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价值规范, 能提供主观价值指引并限制恣意, 因此法律原则的功能对解释结论的形成能够起到一定引导的作用。民法原则作为法律原则的下位概念, 是处理民事法律关系所依据的抽象性规范, 对合同解释结论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

(一) 民法原则的功能与合同解释的关系

与法律原则的功能一样, 民法原则在合同解释中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是民法原则指导合同解释;二是民法原则主导合同解释。关于民法原则指导合同解释, 民法原则能给合同解释提供可选择的法律规则, 然后根据规则选择相应的解释结论。例如对订金合同的解释, 有两种解释结论, 一种是解释为定金, 适用定金罚则, 另一种解释为订金, 不适用定金罚则, 而这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担保的目的, 担保目的可以根据合同的内容以及从双方已经履行的义务情况来推断, 这属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范畴, 因此该原则对担保目的的解释具有指导作用。关于民法原则主导合同解释体现为民法原则直接决定解释结论, 例如2001年四川省的“泸州遗赠案[3]”法官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作出遗赠协议因违法公序良俗无效的解释结论, 从而按法定继承判决财产归属妻子。总之, 在司法实践中, 民法原则对于合同解释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民法原则指导规则, 从而影响解释结论;二是民法原则直接作为合同解释的依据, 决定解释结论。

关于民法原则的两种功能比对, 笔者认为发挥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更具有优势。一是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在于提供更合适的规则, 而依规则办案比依原则办案更为科学。二是民法原则具有抽象性、概括性, 直接依据原则所作出的判决不能提供确定性的指引, 而且直接依原则办案也不利于限制法官的主观恣意。三是民法原则的主导功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情况极少, 不具有普遍性。为了探究民法原则直接决定解释结论的情况, 笔者选取了北大法宝网站收录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 因为公报案例具有指导意义。为了提高精确度, 所选取的公报案例范围都为合同纠纷的二审案件共192件[4], 因为公报案例中的绝大部分案例为二审案例。这些案件的案由包括债权人代位纠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悬赏广告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 涉及了合同纠纷的绝大多数案由。结果发现原则决定解释结论的案件有8件, 比例极少。综上, 在实践当中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比主导功能更具有适用性。

(二) 合同解释的特殊性

合同解释与其他民事解释相比具有特殊性, 笔者认为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合同解释客体特殊。合同解释客体为合同内容, 合同内容是由当事人以自由意志制定的, 与其他民事解释的客体不同, 其他民事解释的客体主要为法条本身, 例如对他人所卖物品中产生的于当事人交易目的之外的额外孳息的占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该解释是对不当得利制度本身涵摄范围的解释。二是合同解释需要考虑当事人的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是很主观的, 需要其他证据佐证, 很多情况下结合其他证据很难推断出合同目的, 所以合同解释与其他民事解释相比主观随意性更强。三是合同纠纷具有普遍性, 与其他民事纠纷相比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为了探究合同纠纷与其他民事纠纷的总体数量比对情况。笔者选取了北大法宝网站搜集的所有的民事纠纷案件, 民事纠纷是比较宽泛的概念, 无法作出精确的界定, 为了方便数据比对, 笔者统计了几类主要的民事纠纷案件, 包括所有的合同纠纷、人格权纠纷、侵权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无因管理纠纷、不当得利纠纷。为了保证精确度、全面性, 笔者经统计以上所有的一审判决民事纠纷案件发现:合同纠纷案件373.7万件, 人格权纠纷案件14.8万件, 侵权纠纷案件94.2万件,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105.7万件, 继承纠纷案件2.2万件,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1.1万件, 无因管理纠纷案件0.1万件[5]。由此可见, 在几种主要的民事纠纷案件中, 合同纠纷案件所占比为63%, 占绝大部分比例, 而且其他民事纠纷中也包含许多合同纠纷的内容, 例如婚姻家庭纠纷中的抚养协议纠纷, 侵权纠纷中的赔偿协议纠纷等, 所以合同纠纷具有普遍性。综上, 合同解释与其他民事解释相比, 解释的客体更加灵活, 解释的主观随意性更强, 更具有普遍性。综合这些特点, 合同解释需要在主观价值上予以引导, 《合同法》中的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主观价值的作用。因此合同解释的特殊性需要发挥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

(三) 民法原则指导功能的法律性质

法教义学认为在演绎推理中, 法律规则可以为争议提供多种解决方式, 但是寻找合适的大前提需要借助价值的判断[6]。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强调规则与解释结论的选择要符合民法原则, 为其提供选择标准。从这个角度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属于法教义学的一种方法。从法理学角度, 法律适用的过程是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过程[7], 推理和解释的结论是法律事实与法律依据连接的桥梁, 而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所得出的结论不能与民法原则相违背, 要受原则的影响。所以从法理学角度, 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是一种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的适用方法。综上, 笔者认为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属于法教义学的范畴, 是为规则的适用提供价值指引的方法。

三、强化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

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合同解释提供价值性的指引, 统一解释结论, 限制人的主观因素影响。强化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需要了解其操作方法, 并在制度上给予支持。

(一) 民法原则指导功能的操作方法

根据前述对民法原则指导功能性质的概括, 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的操作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 确定合同当中的争议事项;第二步, 对争议事项作出几种可能的解释结论;第三步, 明确解释结论相对应的规则有哪些;第四步, 根据民法原则选择合适的规则, 并以此选择与规则相对应的解释结论。以某公司诉冯某商铺买卖纠纷一案[8]为例, 该案件中, 某公司将整栋大楼一至三层所有的商铺卖给150户户主, 自己享有其余的建筑面积所有权, 后来因为某公司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商铺整体的经营环境受损, 于是某公司打算重新规划布局, 解除所有的商铺买卖合同并收回所有的商铺进行装修, 其他户主都同意某公司解除合同并退回所交房款的处理, 但是其中一家户主冯某拒绝解除合同, 并要求某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并为其办理产权登记。该案例用民法原则的指导方法为:第一步确定该合同关键性的争议事项为某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行为所导致的商铺整体经营环境受损是否够成合同履行不能;第二步对该争议事项可以作出合同能够履行以及合同履行不能的两种解释结论;第三步如果解释成能够履行, 则适用《合同法》第60条规定, 某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解释成履行不能, 则适用《合同法》第110条规定, 某公司不用再继续履行;第四步根据民法原则选择相应的规则。本案中某公司的经济利益在于整栋大楼能否发挥出商业价值, 个人户主冯某的经济利益在于一个商铺的所有权以及该商铺经营所能带来的预期利益, 如果某公司能够以当时商铺的市价补偿冯某并付之于当时能够确定的预期利益的补偿金, 则能够确保相对公平。总体而言, 本案中公平原则起着较大的作用, 所以根据公平原则适用《合同法》第110条规则, 可以解除合同并给冯某经济利益受损的同等补偿。因此, 根据选择的《合同法》第110条规则, 应当对某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行为所导致的商铺整体经营环境受损作出履行不能的解释结论。

(二) 民法原则指导功能的制度建议

目前我国法律缺少对民法原则指导功能的相关规定, 其作为一种规则、解释的操作方法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 还是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确定则需要分析。如果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首先要解决部门法之间的协调问题, 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贯穿于整部民法之中, 不仅合同当中的事项需要解释, 侵权债务、物权关系也同样如此, 如果以立法形式确定需要将其放在总则中规定, 但目前我国民事法律部门体系还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 例如《合同法》的自由原则与《物权法》法定原则存在价值冲突, 如何处理我国法律没有说明。其次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与基础性请求权规范的适用方法相协调的问题, 而且两者都需要完善的证据规则, 而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方面, 我国的司法实践、立法实践并不成熟, 需要证据规则进一步完善, [9]所以民法原则的指导功能需要司法实践进一步深入。综上, 笔者建议加强相关的司法实践,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 为民法原则指导功能的发挥积累经验。

参考文献

[1]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696.

[2]武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等与何奎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EB/OL].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43289421.html?match=Exact, 2016-9-2.

[3]林来梵, 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J].中国法学, 2006 (2) :123.

[4]北大法宝网站中的最高法院指导案例——合同纠纷二审判决案例[EB/OL].http://www.pkulaw.cn/case/, 2016-8-1.

[5]北大法宝网站中的司法案例[EB/OL].http://www.pkulaw.cn/Case/, 2016-8-1.

[6]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J].中外法学, 2008 (2) :171.

[7]舒国滢.法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15.

[8]新宇公司诉冯某商铺买卖纠纷一案[EB/OL].http://www.pkulaw.cn/case/pcas_1970324837042032.html?, 2016-8-1.

篇4：论民法中的诚信原则

甲公司与乙公司于2004年8月14日签定《合作出口协议书》，约定合作出口DVD产品。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有部分货款未按该协议约定时间向甲方支付。2006年2月25日，甲乙双方及中信实业银行该市支行（简称丙银行）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乙方以其出口退税款经丙银行直接转入甲方账户的方式，支付《合作出口协议书》剩余未支付款项，但未约定具体支付日期。2006年5月25日，甲方在乙方尚欠部分货款未支付的情况下，向该市仲裁委申请仲裁。

申请人（甲方）述称：《三方协议》是乙方支付货款的一种方式，甲方除此之外仍拥有主张乙方及时支付货款的权利。

被申请人（乙方）辩称：《三方协议》重新约定了乙方支付货款的方式；甲方也应受其约束，无权在《三方协议》之外要求立即支付款项。

仲裁庭裁决认为：《三方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就《合作出口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对付款方式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应信守承诺，按照《三方协议》的约定履行。同时鉴于《三方协议》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的实际情况，被申请人应善意地履行《三方协议》，在合理期限内向申请人支付款项。基于公平合理原则，认为被申请人应当自《三方协议》订立之日起一年，即在2007年2月25日之前付清所欠申请人款项，逾期仍未付清所欠款项的，申请人有权主张被申请人及时支付。

二、评析

本案中《三方协议》变更了《合作出口协议书》所约定的乙方支付货款方式，已无异议。问题关键在于《三方协议》未明确约定乙方何时向甲方支付剩余款项，而是将付款日期表述为“乙方收到税务局出口退税款之后”。仲裁庭能否以“公平合理原则”为由，要求乙方在一定日期内付清货款？

为此，首先要弄清公平原则的含义。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的原则”。公平原则作为民事法律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与“平均主义”有很大区别。我国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一大二公”、“平均主义”思想严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人们的思想已有很大转变，但对于公平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模糊阶段，常常将之混同于平均。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法官无法根据现有条文决定双方当事人利益取舍时，就各打五十大板，以为这就是公平。事实上，民法基本原则不仅作为立法指导思想贯穿始终，而且作为一种立法技术手段弥补成文法条的局限性；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官可以根据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裁判具体案件。于是，对于基本原则内涵的解释、界定与掌握就变得尤其重要。否则，这些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原则可能真的成为法官们肆意妄为的工具。这一点对于立法技术尚不发达的中国而言尤其重要。

然而对于什么是公平，是否有一个合理确定的标准，却是很难说清楚的。徐国栋教授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兄弟俩人分蛋糕，至少有七种分法，且都不失公平。两人平分——从人头的标准看是公平的；哥哥多分，弟弟少分——从年龄的标准看是公平的；谁更饿谁多分——从需求的标准看是公平的；谁是家长谁多分——从地位的标准看是公平的；谁先看到谁多分——从先来后到的标准看是公平的；用掷毂子决定多分少分——碰运气的标准看是公平的；谁肯多出钱谁就多分——从付出代价的标准看是公平的。公平标准如此之多，若要选出一个让大家都信服的确定的标准，恐怕是不可能的。古希腊哲学家们的辩论证明了没有绝对的公平。因而，公平只能是相对的——在多数情况下达到利益平衡。

但法律忌讳模糊的标准。尽管蛋糕有七种分法，法律只能明确选择其一。在兄弟俩人为一块蛋糕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法律选择了最后一种分法：谁肯多出钱谁多分。这是因为：若选择俩人平分，就有平均主义大锅饭之嫌，这在现有经济体制下是不允许的；若哥哥多分弟弟少分，或谁是家长谁多分，就有以大欺小之嫌，违背了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人生而平等”之理念；若选择谁先看到谁多分，则有以习惯法取代成文法之嫌，因为先来后到毕竟带有“民俗”色彩；若选择掷色子碰运气，这就更不用说了——禁止赌博！若选择谁更饿谁多分，这种按需分配的方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得到认同。于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只能以按劳分配的方式选择谁肯多出钱谁多分——市场经济时代金钱正是劳动价值的象征。民法通则与民法理论在共有物的分割问题上也承认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法官在运用公平原则裁判具体案件时，不能单纯的以利益平分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公平原则有其深刻法律内涵：①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要均等②民事主体在民事权利的享有和民事义务的承担上要对等，不能显失公平，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义务和权利是相互对应密不可分的，通常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民事义务，正是另一方当事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反之亦然③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注意资源占有和收益分配的合理化与平等化，在现有社会条件及其发展所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做到分配正义④民事主体在经营活动中要公允，不得从事不正当经营，搞不公平竞争。这部分内容主要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来调整⑤民事主体对民事责任的承担要合理。公平原则不仅适用于合同责任，而且适用于侵权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对于公平责任已有规定。

从外延上看，公平原则主要表现为情事变更原则和公平责任两项民法具体制度上。情事变更原则指作为法律关系存在前提的情事，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事先不可预料的变更，从而导致原来的法律关系显失公平时，应变更原法律关系的原则。适用情事变更原则需具备以下条件：①必须有情事变更。所谓情事，指法律关系成立时作为该法律关系存在前提的客观情况。情事必须是客观的，具有普遍性的。②情事变更必须是在法律关系成立之后消灭之前。③情事变更必须是当事人不可能预料到的。④情事变更必须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而发生。⑤若原有法律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将显失公平。

公平责任，就是在损害既非高度危险来源所致，加害人又无主观过错，导致受害人既不能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也不能按无过错责任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造成显失公平时，授权法官基于公平原则考虑，斟酌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的经济状况，判决加害人赔偿受害人一部或全部经济损失的法律规定。公平责任目前主要适用于三种情况：一是堆放物坍塌致人损害；二是为双方共同利益而付出劳动或遭受损害；三是为他人或社会利益而遭受损害。

情事变更原则与公平责任呈互补关系。前者适用于合同之债，后者适用于侵权之债。在缺乏有关公平原则的立法司法解释、相关学术论著也不多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法官与仲裁员们对公平原则有多么深刻准确的理解。因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笔者更主张对公平原则的限定适用。也就是限定在情事变更与公平责任两项具体民法制度上。

就上述案例而言，仲裁庭以《三方协议》未约定具体还款期限显示公平为由，裁决乙方在一年内还清欠款。这一做法明显与公平原则的立法意旨相违背。当事人之间虽未约定具体还款日期，但已约定“由乙方取得税务局出口退税款之后还清剩余款项”。至于税务局何时退回出口退税款，实属不可预测之情事。甲方在订立《三方协议》时不可能不清楚该情况，因而可以推断甲方已接受这一不确定的还款日期。此时仲裁庭若强行按照公平原则要求乙方按时付款，无疑是对合同的强行变更，置当事人意思自治于不顾。所以，本案中仲裁庭对公平原则的适用是不正确的。

唯一能够支持该仲裁裁决的理由就是诚信原则。对于诚信，古人谓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代民法学上的诚信含义要广得多。简单的讲，诚信要求行为主体主观上不得有加害于他人的恶意，客观上不得有加害于他人的恶行。就上述案例而言，虽然协议并未约定乙方还款的具体日期，但乙方基于合同诚信履行原则的要求，必须尽早的、在具备履行条件之时及时充分的履行还款义务，而不能以合同未约定期限为由懈怠履行合同。从徐国栋教授的主客观诚信的角度出发，即要求乙方主观上要有为甲方着想之意愿，不得恶意拖欠款项；客观上要尽快的、在收到税务局退还出口退税款之时即偿还与甲方。事实上，仲裁庭没必要担心乙方会无限期拖欠，因为税务局退还出口退税款都是按照会计年度退税的，所以《三方协议》并非没有约定期限。

申而言之，对于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不仅要求法官对各基本原则的内涵有一定掌握，而且要求在适用时要注意各基本原则相互区分，不能张冠李戴。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之区别。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概念，诚信原则主要从主观心理状态方面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而“公平”作为调节人相互间利益关系的价值尺度，主要反映了调节相互利益关系所应达到的客观标准；诚信原则作为民法之帝王条款，具有高度抽象性，是民事立法最高准则，其立法地位高于公平原则。二者在民法中体现的具体内容不同。公平原则主要体现为：①机会平等化②权利义务相对应③公平责任④情事变更⑤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诚信原则具体表现为：①不为欺诈②恪守信用，尊重交易习惯③不得规避法律曲解合同④正当竞争⑤不得滥用权利。

但从本质上看，诚信原则与公平原则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诚信也好公平也好，追求的都是一种利益平衡。诚信，要求人们在主观上要符合“善意”、“诚实”、“信用”的要求。 “善意”按照民法有关过失责任的规定，要求人们在从事民事活动时主观上不能有损人利己的心态，并且要以应有的注意程度防止损害他人利益；“诚实”要求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实事求是，对他人以诚相待，不得为欺诈行为；“信用”要求人们在从事民事活动时讲究信誉，恪守诺言，严格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这些内容与公平原则中的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所持的“权利义务相对应”、“兼顾他人利益”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从追求利益平衡的角度上看，实现公平正是强调诚信的目的所在。

篇5：论民法中的诚信原则

民法是调整作为民事主题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既然具有调整关系的作用，那么就一定具有调整关系时所依据的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民事法律制度，对民事立法、民事司法以及民事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民法的基本原则，反映民事生活的根本属性，尤其是市民社会的一般条件、趋势和要求。其内容，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民法内容有普遍约束力的原则，是指导民事立法、民事审判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如平等、自愿等原则，还有一些是适用于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则，如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具有以下几点内容:

一、平等原则

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相互间应平等对待，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当事人。我们一直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平等原则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独立的法律人格，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同等的法律保护。

二、私法自治原则

私法自治原则意思是自治原则，自愿原则。私法自治原则就是民事主体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有权自由的决定或处分自己的事务，任何人（包括国家）无正当理由不得干涉。民事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和形式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私法自治原则赋予民事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界定了国家公权力与私域的关系。

三、公平原则

公平是一种基本的法律价值。公平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

它主要是指公正，它的理想化状态是平等，即给予同样的人同等对待的平等状态。公平原则的基本含义：

1、要求人对利益或损害的分配在主观心理上应持公平的态度。

２、反对暴利，要求民事活动的结果不能显失公平，否则就应以公平为尺度加以平衡。３、要求民事案件处理的结果，应当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

四、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心存善意、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做欺诈行为，恪守信用尊重交易习惯；不规避法律和曲解合同条款；正当竞争，反对垄断；尊重社会利益，不得滥用权利。

五、公序良俗原则

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和目的是不得违反公序良俗。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不得违反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和国家的一般利益。公序良俗是私法自治的禁区。

六、禁止权力滥用原则

禁止权力滥用，是垄断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是民法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移的必然要求。

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

（一）指导功能

学者在论述民法基本原则时，强调它是指导原理、指导原则、指导方针。民法的基本原则对民事立法、民事行为和司法均有指导意义。

（二）约束功能

民法基本原则对民事立法、民事行为和民事司法都有约束力。

（三）补充功能

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法律规范中处于指导与统帅的地位，但是，通常在民事法律规范有具体的规定的情况下，必须适用具体规定，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法律规范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民法的基本原则对民事法律规范起补充作用。

民法的基本原则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的准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确定了民事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制定具体民法制度和规范的基础。同时，它还是解释民法规范的准则。

2.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法院审理案件的审判准则。

民事主体所进行的各项民事活动，不仅要遵循具体的民法规范，还要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在现行法上对于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欠缺相应的民法规范进行调整时，民事主体应依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进行民事活动。

3.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法院解释法律、补充法律漏洞的基本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法院对民事法律、法规进行解释的基本依据。

4.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研究民法的出发点。

学者在对民法进行解释、研究时，应以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无论何种学说，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就不是妥当的学说。

民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民法可以为现代化市场经济提供一般规则和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是市场参与者在这些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各显神通，开拓进取，创造最佳业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民法可以为人权提供基本保障。人权是人按其本质属性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民法实质上是权利法。它首先给人的人格权、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以规定和保护，为其他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护提供基础。

三、民法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民法体现着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它调节着各种利益，保护人们合法地谋求自己的利益，不允许侵害社会和他人的弱肉强食，谋取非法利益。

篇6：论民法中的诚信原则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理的观点逐步在我国确立，但是也应当看到，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思维模式的固化，两千年封建文化思想造成的自由主义缺失以及经济上垄断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使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否定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基本原理的主张，即使是我国民法通说观点，对于民事法律事实中事实行为的论述，也认为是脱离意思自治原则的。笔者认为这些认识是错误的。

尽管在民法的各个部分(身份法和财产法、物权法和债权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强度不同，但是不能否认意思自治是民法基本原理的观点，同时，意思自治原则的意思，其表示方式有明示与暗示两种，不能因为未明示而否定主体意思的存在，对于民事法律关系中客体的划分，要遵循同一律原则。笔者尝试从民事法律事实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体系中的基本原理。

一、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历史上，意思自治原则的出现和私有制社会商品经济的勃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或者说，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集中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哲学上讲，意思自治首先是建立于人“生而自由”的信念基础之上。从经济学上讲，意思自治原则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根据自由经济理论，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自发性地保护了私人所有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的规律，不仅使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适应，而且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此外，自由主义者们还认为，整体利益表现为个别利益的总和。

植根于个体主义的文化观念，近代民法充分肯定社会中每个个体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个人的一切由个人自己负责;在个体的所有权利中，自由、平等是最基本的权利，因而国家和社会的最高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作为近代民法这种理想和追求的集中体现，近代民法在方法论维度确立了以个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民法思维方式[2]。

这种个体本位、权利本位的观念是民法“意思自治”原理的重要内涵。近代民法建立在私法自治基础上，其伦理基础即“人的相互尊重”，旨在保障每个人的存在及尊严。近代民法鼓励、激发个人的权利意识，强化个人的权利意志，崇尚个人自由与尊严，在民法理论上实际将人、权利主体、权利能力三者等而视之。[3]以个体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是民法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的根本性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是民法制度理想所在和最终价值所向。总而言之，贯穿于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意思自治一直是某种哲学及经济学理论的直接表现。

正因如此，当我国民法学者言及民法的本质，一致认为民法是“权利法”、是“自由之法”、是“个人本位的法”，这些都是对民法意思自治理想的重申;也正因如此，无论有关“法社会化”、“私法社会化”的论腔何等激烈，学界仍然认为“私的本位”乃是“民法在制度转变中不变的信念”[4]，意思自治仍然是“民法的基本原理”，而意思自治基本功能即在于“保障个人具有根据自己的意志，通过法律行为构筑其法律关系的可能性”[5]，进而保障个人的自主生活。

将意思自治确认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从法律制度上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所享有的意志独立和意志自由，有助于清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本位”、“官本位”的法律观念，弘扬尊重民事主体合法权利之风，促进我国具有充分的开放度和自由度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二、从民事法律事实分析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一)民事法律事实及民事法律事实构成的概念

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人非遗世而孤立，而是具有社会性，共营社会及经济生活”[6]，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各种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形成正常的交往关系，需要由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规范。为了使社会关系的确立和发展符合国家的要求，国家需要运用各种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使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拥有了法律关系的性质。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不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就不同。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民法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民法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中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

民事法律事实，是指依法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现象。民事法律规范本身并不能在当事人之间引起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只是表明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可能性。但是，法律可以根据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规定一些事实条件，在发生这些事实以后，就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这些由法律规定的、能够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

民事法律事实构成，是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几个法律事实的总和。通常情况下，一个法律事实足以构成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原因，但在某些情况下，须具备几个法律事实作为原因，才能使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7]。

(二)我国民法通说关于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及其瑕疵

法律事实根据人的意志为标准划分为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事实根据人的意志为标准，划分为事件和行为。其不科学之处在于疏忽了法律事实与非法律事实的划分。只有在客观事实层面，根据人的意志为标准，分出事件与行为，才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它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但在已将客观事实分为法律事实与非法律事实的情况下，在法律事实下，根据人的意志为标准，再不加定语的划分为事件与行为，就会产生歧义。即它究竟指法律事实下的事件和行为，还是非法律事实下的事件和行为。非法律事实指法律未将某一个事实的发生与某一后果相联系，此时，该事实的性质为非法律事实，或称普通事实，非法律事实并非没有后果，而是该后果不具有法律强制力。法律事实是客观事实中的一部分，它和非法律事实的结合，构成现实生活中客观事实的全部。

我国通说认为：民事法律事实分为法律事件和法律规定的人的行为。

1.法律事件

民法上所称的事件，是指人的行为之外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或消灭的一切客观情况。法律事件的发生有两种情形：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出现的客观过程，如人的出生、成长、患病、丧失行为能力或劳动能力、自然死亡，以及物的自然变化、自然灾害、天然孳息、时间的经过等;二是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活动造成的事件，如战争、社会大动荡等。某种客观情况的持续，如人的下落不明、精神失常、对物的继续占有、权利的继续不行使、战争状态、封锁禁运等，亦属于事件的范畴。在法律世界中，引起法律后果的自然事实是有限的，仅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8]。

2.法律规定的人的行为

我国通说的理论认为，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事实主要表现为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又可分为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因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所以又被称之为表示行为。准法律行为虽有意思表示的外观，但不同于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产生法律效果的依据，而准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只是一种事实构成要素，其法律效果的产生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可以准用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

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属于无关乎心理状态的行为，所以又叫非表示行为。[9]由此可见，我国通说认为民事事实行为应是指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我国民法通说概念表明，首先，民事事实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与自然事实有别;其次，民事事实行为是一种法律事实，即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再次，民事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即行为人是否表达了某种心理状态，法律不予考虑，只要有某种事实行为存在，法律便直接赋予其法律效果。

我国民法通说关于法律事实的分类是存在瑕疵的。德国民法典创设法律行为概念，法律行为的基本要素是意思表示，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能够设定、变更、消灭权利与义务。原因就在于法律承认意思自治的效力，赋予法律行为依其意思表示的内容设定变更、消灭权利与义务，并以可涵盖生产和交换两个领域的法律行为的概念，使民法更加体系化。法律行为被分为单方和双方，我们以这一分类来看，意思自治如何渗透在民法的各个领域。从单方行为来看：虽然目前主流观点只承认单方法律行为必须涉及第三人，如免除、追认、解除。但在主流认可的单方法律行为中，其遵循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单方法律行为是否可以不涉及第三人呢?从法律行为的内涵出发，它是应该包括的。法律事实的内涵是：法律将某一事实与法律后果相联系，该事实为法律事实。凡法律将人的行为与某一法律后果相联系，该行为即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又根据单方意思，还是双方意思，分为单方法律行为。主流观点的前提是认为所有的法律行为都是意思表示(向相对人)，否则就不是法律行为，然后其区分表示的意思需相对方同意，为双方法律行为，不需相对方同意，为单方法律行为。在这一认识框架中，无法容纳所有权、知识产权原始取得的行为，于是，便称它们为事实行为。这样的做法就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原则，相同的质，却做不同的对待。

(三)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内容是意思表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得到主流通说的认同和采纳。美国学者梅利曼指出：法律行为作为由法学家创造和发展的法律秩序系统化中一个基本概念，与主观权利概念一起共同构成主张和维护私法自治的媒介物。[10]这一概述实际上高度评价了法律行为所包含的私法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主观权利是任凭主体支配的一种法律手段取得实现的那种权利。主观权利所表现的特征便是主体对一种利益的意志能力。[11]虽然说，在民法上并非所有的权利都是意志力的结果，但按照“意志论”的观点，只有经过主体同意的权利义务才最具合理性，因此，意思自治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成为当然。主观权利在私法中被奉为最具说明意义也是最符合私法本质的权利。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使一个旨在产生法律作用的正当意思发生作用，使这一正当参与在法律世界中对法律秩序发生作用。

民事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中心，追求私法效果的行为。私法是关于私人利益之间的法律，私人利益主要是通过当事人自己来实现的，也即是说权利、义务的规定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得以现实化与具体化，并且这个约定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的效力，同时，法律也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是意思自治的手段，也是私法自治的载体。既然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功能发挥也正是通过私法主体的意思表示来实现的，那么，法律对意思表示的调控也需要借助法律行为这个载体来实现。民事私法设计了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要件来实现法律对当事人利益的调整。民事主体要实现其追求的利益需要满足法律为其设置的一系列条件，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意思自治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该意思就为法所否定。换言之，私法主体追求利益的意思表示能否实现需要满足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四)民事事实行为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我国民法通说认为民事事实行为中并没有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其缺陷在于忽视了意思可以明示的方式发出，也可以默示的方式表示，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生产劳动，一定会有其想获得劳动物的所有权的意思。作家的写作活动，一定会有他想获得著作权的意思。技术人员的科学发明创作活动，一定会有获得专利的意思。他们只是以一种行为推定的方式表示出来而已。另一个可用来佐证主流通说缺陷的事例是“抛弃”。我国法律通说将抛弃视为单方法律行为，既然可以承认抛弃是单方法律行为，那么，同样方式原始取得行为也不应当排除在单方法律行为之外。

涉及特定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的外延有：无权代理的追认、免除债务、解除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不涉及特定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的外延有：生产劳动、作品创作、技术发明、所有权抛弃、专利、商标权的抛弃(拒绝交纳注册费)。对这类分类，包括前类中的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绝大多数学者称它们为事实行为，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可能是：①按葫芦画瓢，前人怎么说，就怎么说;②将德国法的法律行为简单地等同罗马法的契约，继续沿用罗马法事实行为的概念。将这些行为称为事实行为不妥的理由是：①违反逻辑的同一律，既然法律行为的定义是法律将某个行为与一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那么凡符合这一定义的都应归入这一分类，并冠于相同的名称。②对这类行为中某些具有特殊性的，只能在这类行为下再行分类，比如将法律行为，根据意思表示是否需要相对人的同意，分为双方和单方;在单方法律行为下，根据是否涉及特定相对人，分出涉及特定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和不涉及相对特定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还可根据是否符合法律，分出合法的单方法律行为和违法的单方法律行为。违法的单方法律行为有侵权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单方法律行为还可分出单一之主体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也可是多数主体联合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

在多数人联盟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学者将其归类于双方法律行为。其实不然，双方法律行为的本质是，如意思不一致，双方法律行为便不能成立，而多数人联盟或合伙则是，意思表示不一致，发生的后果是某人不入盟，但不会影响联盟的成立。它有别于双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的本质是不需对方同意，便可产生效力的行为。单方行为可以由单一主体实施，也可由联合体实施。联合是一种加盟行为，是否加入并不影响主体实施行为的决定，加入只代表今后实施行为的力度。多数主体的形成，通常是一人或若干人倡议，加入者附议而形成，他与双方法律行为要求意思表示一致，本质上是不同的，双方法律行为只要相对方不同意，合同就不能成立，而多数人主体的形成则不具有这一特征，某人不同意，不会影响多数人主体的成立。

假定上述分析成立，则在这些行为中，贯彻的是意思自治原则。生产劳动领域实行意思自治，带来的是物产丰富。科学发明创造领域实行意思自治，带来的是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意思自治是创新的基石。文学创作领域实行意思自治，带来的百花满园。

三、意思自治原则之为民法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