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主导型

社区主导型（精选九篇）

社区主导型 篇1

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自2006年开始实施, 项目于2009年6月顺利结束。该项目总投资600万美元, 覆盖广西、四川、陕西和内蒙古四省 (区)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60个贫困村,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小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农村社区发展基金以及社区资源管理和环境改善等内容。通过将扶贫资源的决策权和控制权交给群众, 确保了农民群众在农村发展和扶贫中的主体作用, 调动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群众自己管理资金, 自己负责扶贫项目的申报、决策、实施、管理及监督, 提高自我组织、管理、发展和监督的能力, 逐步形成长期可持续的自身发展能力, 实现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科学发展。

范小建说,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主导型发展就是一种有效方式。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 经过3年多的实践, 形成了扶贫资源在村级整合的平台、扶贫项目在村级建设的平台、项目实施与能力建设相结合的培训平台和“以法律为保障, 以项目为载体, 以创新为动力, 以群众为主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目前, 社区主导型发展经验已经在利用中央福利彩票资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整村推进、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等项目中得到借鉴和运用, 在中国政府开展的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中, 也借鉴了社区主导型发展的经验和做法。

范小建表示, 救助式扶贫保障生存, 开发式扶贫促进发展。在新的阶段, 将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 进一步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区域、行业和社会政策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 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

社区主导型 篇2

构建社区卫生服务持续健康发展的新体系

石河子市人民政府

石河子市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自2002年开展以来，服务网络已基本形成，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2005年荣获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市称号。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与社区居民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针对我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房屋面积小、就医条件较差，财政投入不足、社区公共卫生的职能不到位，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综合卫生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师市党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10号）精神，从2007年开始将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纳入政府的规划之中，经过近三年的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领导重视，加大政策和财政保障力度

2007年，师市党委和政府领导深入社区调研，组织相关部门多次专题研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并将其作为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举措，全面开始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一）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

本着政策先行的原则，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2007年初，经过近三个月充分调研，市政府出台了《石河子市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目标和原则，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与措施。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了5个配套文件，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实施办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实施意见》及《关于明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的意见》。

(二)健全组织管理机构

成立了包括卫生、发改、编制、财政、人事、民政、社建、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药监、计划生育及各街道办事处等12个部门参加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同时，为了强化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和指导，在2002年成立的石河子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的基础上，政府又增加了该机构人员编制，目前编制数为6人。同时，强化了其监督管理的职能，使社区卫生服务的组织体系得到健全和加强。

（三）财政投入逐年增大

在市本级财政投入方面，从2007年开始，一是已投入2000万专项建设资金用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建设了；二是将社区卫生人员的工资和日常工作运行费用全部纳入财政经常性预算，市财政每年需投入近1000万元；三是市本级配套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由2005年的22万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120万元；四是按每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5万元的标准提供药品采购流动资金，确保药品能够以现金低价采购和“零差率”销售。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服务网络

为了改善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就医环境，针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硬件条件较差的问题。按照总量控制、功能完善、规模适度、经济适用、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市居民、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居民步行5-10分钟之内便可享受到社区卫生服务。

（一）制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规划

按照城市社区建设规划、服务半径适宜，居民步行10分钟之内即可享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原则，以2000户左右居民设1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规划设置50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其中：市区设置45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别由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石河子人民医院托管；在石河子乡城郊区域人口集中的村分别设置5个，由石河子乡卫生院负责管理。其他医疗机构不再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每个卫生服务机构配备5-10人。

（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通过新、改、扩建方式，建设了40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机构面积在250-400平方米之间，基本覆盖了全市居民，达到了布局合理、服务设施改善的标准。

通过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改善了社区就医环境，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调查显示，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环境满意度达到了98%。

三、创新运行机制，改变服务模式

为了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针对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中的一些关键、难点等问题，我们在社区卫生服务筹资方式、运行机制、绩效考核、人才吸引、服务模式等方面深入进行了探索，创新了运行管理机制，完善了相关制度。

(一)实行政府主导，财政全额预算

按照《石河子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和日常工作运行费用由市财政全额预算予以保障，从而切断了社区卫生服务从业人员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挂钩的利益链；同时，政府根据社区人口、服务项

目和数量、质量及相关成本核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市本级先按人均2元/年的标准配套执行，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通过以上措施，目前每年社区卫生一般预算经费达1000万元，从而落实了为居民免费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按成本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经费保障，充分体现公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公益性质。

（二）落实机构财务收支两条线和绩效考核管理

财政部门和托管医院分别设立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支两条线管理专用账户，与医院的收支业务分离。财政部门将所投入的社区卫生服务经费统一拨付到专用账户，由托管医院进行具体管理，托管医院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和考核结果分拨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便于计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量，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向居民收取的服务费用集中上交到托管医院的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专用账户，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使用。

托管医院制定了《绩效收入分配与考核办法》，从工作质量、工作效率、成本控制及服务满意度四个方面进行考核，每季度进行一次。结果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绩效分配收入的依据，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同时年终的汇总考核结果作为员工下一年解聘或续聘的依据。

（三）统一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降低医药费用

按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实施意见》，制订了《石河子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用药目录》，共有560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用药目录全部实行了政府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同时财政给每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拨付药品周转金5万元，进一步降低了零差率药品的价格。据统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零差率药品比国家发改委要求的最高零售限价低49%，比我市药品零售企业的药品销售价低15.8%；比国家发改委要求的第一批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的处方药品最高零售限价低42.5%。

同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使用的医用耗材也实行了零差率，免收挂号费和诊疗费；其他医疗服务费和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时由上级医院做的检验和检查费，执行一级医院的收费标准，上述措施的执行极大地减轻群众的医药费负担。

（四）充分利用大医院的人才和管理优势，建立人力支援机制

政府充分利用托管医院的人才和管理优势，把所有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分给托管医院管理。托管医院设置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机构，开设财政专门账户，配备相应的管理和卫生技术人员，负责对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财、物、业务的管理，同时定期对所管辖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它的优势就是短期内可以充分发挥大医院的人才技术力量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提高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水平，实现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大医院的人才资源共享。大医院的人才定期到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坐诊，形成人才支持的融合和技术力量的融合。

（五）改革工资管理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根据《石河子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事管理分配制度改革办法》，按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人群、服务模式、服务内容合理设置工作岗位，按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要核定人员岗位，目前已核定财政全额拨款的社区卫生服务岗位近200个，随着社区卫生服务功能的扩展，岗位数量还要逐年增加。实行了“定编、定岗、不定人”的政策，不再明确社区卫生人员的事业单位身份，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管理。

同时，改革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收入分配结构，实行档案工资与实际工资相分离的制度。实际发放的工资包括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工资水平按照不低于当地医院同级别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目前，平均每人每年按3万元核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岗位工资与绩效工资比约为7：3。建立了全员绩效考核、能进能出的机制。绩效工资按考核结果发放，将责任、技术、管理、居民满意度纳入分配要素中，合理拉开分配档次。每年按照考核结果实行末位淘汰制，2008年淘汰了4名社区卫生服务人员。

四、取得的成效

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使群众“病有所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基础。石河子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在构建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社区卫生服务功能逐步完善

通过政府增加投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初步建立，社区居民步行10分钟之内便可享受到社区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达100%。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功能初见成效，居民信任度和满意率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居民拦截调查结果显示，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听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康知识讲座的社区居民比例为36%，社区居民对成人每日食盐量、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抗生素的使用等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均较高，分别是51%、45%和63%。对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有一定认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加社区健康教育讲座的人群的健康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未参加人群。截至2008年9月，社区高血压随访人次数为3321人次，高血压控制率为71.72%。社区糖尿病随访人次数为363人次，糖尿病控制率为83.77%。

在基本医疗服务方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门急诊量呈稳步增长趋势。2008年1-12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量为416135人次，比2007年同期增长35.9%。社区门急诊量占市区各类医疗机构门急诊总量的42.1%。

(二)社区卫生人员待遇提高，人员满意度较高

通过提高社区卫生人员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创造培训条件，社区卫生人员满意度明显提高。社区卫生人员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质量明显改善。

社区卫生人员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卫生人员最关心的三个方面是收入、工作氛围和培训机会。总体来看，社区卫生人员的综合满意度普遍较高，有57%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有35.2%的工作人员感到一般满意，仅有7.8%的人员感到不满意。其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对工资性收入的满意度为75.2%，对奖励机制的满意度为89.4%。对工作氛围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社区卫生人员比例达79.7%，对培训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社区卫生人员比例达73.4%。

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1-12月，流出社区卫生人员数占社区卫生人员总数的比例为5.3%，明显低于2006和2007年的水平。社区医生处方行为明显改善，静脉点滴使用率仅为4.9%。处方质量抽查结果显示，合理用药比例为64.3%。

（三）群众医疗费用明显降低，社区居民信任度和满意度较高

政府通过提供房屋和设备，保障社区卫生人员工资，尤其是提供药品采购流动资金等措施，实现了药品由政府现金集中采购，由托管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机构统一配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零差率”销售。通过制定《石河子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用药目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零差率”销售的药品达560种以上，基本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用药需求。

调查数据显示，社区就诊居民的医疗费用明显降低。2008年上半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次均处方费用为19.98元，比2006年降低了25.8%，仅为本市综合医院门诊次均费用的27.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价格比市区医疗机构药品销售价低15.8%。

随机拦截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利用率较高。过去一年，有85.4%的社区居民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其中66.7%的社区居民就诊的次数在4次以上。小病患者首诊选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比例占69.1%。同时，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率为98%，居民首诊选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主要原因是方便、价廉和安全。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满意度较高，为74%，另有20%的居民感觉一般，只有6%的居民不满意。

五、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依托大医院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模式对于中心城市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具有明显加速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作用，我们认为在启动初创阶段是可行的。但通过近三年的运行，我们认为此种方式还不能解决政府公益性和医院效益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

一是委托管理存在着一个主体承担两个相悖的目标的缺欠。医院以经营为目的求得生存和发展；而社区卫生服务是以公益性为宗旨，解决广大百姓“看病难”和“看

病贵”问题。同时，托管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又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表现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聘用、财务支出和药品配置采购等方面，致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基本医疗服务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二是社区医务人员的工资与业务收入的利益链脱钩，完全由政府全额拨付，由于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比例不合适（7：3），人员绩效考核的主体为托管医院，与大医院自己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相比，提供服务的内在动力不足，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主动工作的意愿明显下降，效率开始下滑。表现在病人前来社区就诊的需求不能满足，存在推诿病人的现象。

鉴于此，我们将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意见》的有关精神，改革现行的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的运行模式，实现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原则；同时大幅度提高绩效工资的比例，加大绩效考核的力度。通过行政管理、经济约束和外部公众监督等方式，充分调动社区卫生服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体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公益性。

六、结束语

政府主导型 展会的未来 篇3

势在必行的市场化

早在2012年底于济南举行的中国会展业年度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们就已纷纷提出了市场化的命题。在那次大会期间，许多专家对一些地方和部门过分强调政府主导，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参与展会表达了不同意见。不少与会人士均表示，曾经被政府层层包围、扶持、引领的会议展览活动需要向市场化转型，跳出政府的襁褓，参与竞争，独立成长。比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邀顾问俞晓松认为，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会展行业的大国，打造一批全球知名的品牌会展活动将成为我国会展业在下一个五年、十年要下大力推进的。但这种会展活动必然不是政府主导型的，且在未来的会展经济发展中，政府主导型的活动将越来越少，大量活动应该进入市场运作。时任商务部部长助理李荣灿也表示，“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化办展的关系，我们不反对会展业应该有政府的引导，甚至办一部分政府主导的展会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会展经济起步的阶段，政府的引导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会展，要办成品牌展会和可持续的展会，还是应该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长期靠政府补助的展会是不可持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更是指出，“政府办展的比例会进一步下降，以行业服务与专业展览为主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将来的政府预算会越来越趋于严格，财政也越来越趋紧，想要对会展活动过多地进行扶持也会力不从心。因此，会展业对自身的服务和质量水平的提升就会更重要。”

距离2012中国会展业年度研讨会召开已经过去一年半，然而关于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市场化问题的探讨不仅热度不减，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反观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距离十八大闭幕仅仅1个月，同时也是中央“八项规定”刚刚出台之际，可以说，这次活动成为会展业本次市场化讨论热潮的开端。一年多以来，随着中央政府改进工作作风、推行反腐倡廉、压缩三公经费等系列政策的出台，会展业受到的冷遇越来越明显，关于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市场化转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今看来，政府主导型展会进行市场化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套用一句行话，对于市场化是“中央有要求，行业有反应，市场有需求”。

大政方针下的必行之路

如今，对会展业来说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随着中央对“钱袋子”越管越紧，政府能够拿出来举办展会的资金势必越来越少，因此政府势必会减少主办展会的数量，而对于企业来说，以往依靠政府型展会生存发展的途径也势必越走越窄。今年年初，北京市清理和规范节庆论坛展会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取消47项节庆论坛展会活动，节约经费6701万元。此外，北京还要求财政部门对未经批准的项目不予安排资金，要按照节俭办事的原则，严禁铺张浪费，严格压缩活动经费，经费规模不得超过上年支出水平。同时，审计部门要把相关活动经费的使用情况纳入今年的审计范围，加强监管。对违反财经纪律、造成严重浪费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如果把时间倒退到2013年，出台类似规定的省份、城市更是不胜枚举，从东部发达地区的江苏、广东到中部的河南、江西再到西部边陲的新疆、云南无不下重手削减展会活动。

这次集中整治浪潮反映了政府对主办展会的态度将趋于谨慎，在未来的会展业发展中，官退民进将成为主流，政府主导型展会必须谋求转型，在市场中独立求存。沈阳展览业协会会长、沈阳国际会展中心董事长王俞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十八大以后各地政府主办的展会在减少或压缩规模，或者由一年一届改为两年一届，市场化成为会展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财政资金不能承受之重

除了中央政府的严格要求，一些政府主导型展会长期不能盈利给举办地政府财政带来沉重包袱也是政府主导型展会不得不进行市场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展会占据了大量的优质资源，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也培养出了许多知名的品牌展会，比如商务部的广交会，国家林业局的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农业部的农交会，文化部的文博会等。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政府展都有盈利的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留意行业近年来的发展，也不乏一些政府主导型展会由于效益欠佳而遭遇停办或取消的尴尬境遇。

2012年10月，被业界称作“东莞唯一市政府品牌展会”的第十四届中国东莞国际电脑资讯产品博览会（简称“电博会”）承办项目公开招标竟遭遇流标，面临停办风险。对于电博会这个品牌展会，东莞市政府的投入力度是相当大的。2009年，为了消减金融危机对东莞电信行业的影响，带动相关产业复苏，东莞市政府出重金扶持电博会，补贴了约700万元，展位费由政府全额补贴。2010年，政府补贴500多万元，每个展位收费1000元。2011年，政府补贴降至100万元，每个展位费则升至3600元。2012年初，政府决定不再补贴，于当年7月启动招标，而投标企业竟然不足三家，直到10月底仍不能确定承办方。业内人士认为，电博会不赚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电博会对会展公司缺乏吸引力。一位政府人士表示，对于一个政府扶持了十几年的展会，还不能培育成市场化，就确实进行不下去了，需要另选方向。

无独有偶，2013年10月，国家旅游局宣布取消举办了20年的国内旅交会。中国国内旅交会由政府部门主导举办，参与主体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其中承担着推介旅游、宣传城市的职能，各级政府部门成为参展商，很大一部分特装展区花的就是财政的钱。开幕式则是主办方最“烧钱”的地方，为办好展会，承办城市政府不惜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物力。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旅交会近年来订单数呈下降趋势，已不复昔日辉煌。1998年国内旅交会签订旅游组团合同4.5万份，2013年为1.5万份；1998年旅游组团人数483万人次，2013年为61.3万人次；1998年合同总金额7.8亿元，2013年为6.05亿元。效益下滑而耗资巨大，再加之目前国家政策的限制，国内旅交会被取消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政府主导型展会向市场化转型，也是为政府减负，可以让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改善民生上。

无论是政策的要求，还是市场发展的需要，政府主导型展会市场化转型已是势在必行。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化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和空话，它需要具体的方案和方法。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企业运作：政府展的源头活水

展会开始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市场化过渡，对于会展业而言这无疑是大好机遇，但是在会展业转型过渡时期，一切的发展未必会是一帆风顺。那么，企业如何探索市场化道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角色如何转换等问题，都将带给业界无尽的思考。本文就当前会展业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借鉴一些办展较为成熟的企业为实例，共同探索中国会展业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

从目前的形势看，政府主导型展会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公开招标，引入企业办展。比如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简称中国制博会）、武汉的中国光谷光电子博览会（简称光博会）和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简称机博会）。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由政府出面成立专门的会展公司来运营展会，如江苏的中国江苏（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无论是引入公开招标，还是成立会展公司，都是政府放开展会主办权的表现和开端，只是后者似乎没有前者彻底，短期内恐难以摆脱行政能力的干预。

民营企业进入政府展

2013年第十届武汉光博会首次尝试市场化运作，由政府公开招标，采购会展运营服务，由专业会展企业承办展会。而尚格会展从众多的投标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中标的承办企业，令武汉本土会展业为之振奋。尚格是中国第一批本土成长的会展企业，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单位，湖北省会展业商会会长单位，是中国民营会展企业的引领者，致力推行“市场化的推进年，国际化的提升年，信息化的应用年，专业化的服务年”的理念。

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昌荣称，第十届光博会举办模式的转变，正是武汉谋求会展转型的有益探索。武汉会展业面临的转型局面，也是国内会展业的一个缩影。一些地方忽略了会展业商业化运作的市场本质，展会操作程序行政色彩浓厚，往往政府部门既是办展会的主体，也是办展会的审批者，直接影响办会实效。会展的本质是一种市场和商业行为，这就客观上要求会展按市场规律运作。除了公益性展览需要政府主办，理应由行业协会或者专业展览公司来主导。武汉光博会在市场化方面迈出了的实质性步伐。不久前，尚格承接了四川绵阳的中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该项目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唯一的科技城。尚格董事长张珺认为，民营企业将成为政府主导型展会市场化过程中重要的办展主体，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入，竞争力不足、市场效应不明显等原因成为政府主导会展的弊端。政府从包办会展中抽身而出，不再披挂上阵，将具体的筹办交由行业协会、专业公司操作，实际上就是让会展业回归其应有的属性。

武汉机博会首次市场化运营

近段时间以来，武汉在会展业市场化方面可谓动作频频。由政府连续主导14年的展会——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2014年起策划、组织、服务等工作全权交由企业运营，正式宣告该展会彻底市场化。武汉市会展办介绍；本次机博会是首次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招募承展服务商。通过招标，有着法系血统的中外合资企业——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夺标，成为本次机博会唯一一家承展服务商，并继续操办下一届机博会。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将为政府节省大笔开支，中标企业借助机博会品牌，全面市场化运营展会，促使资源优化配置。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忠顺称，本次展会将充分遵循市场化、专业化原则，力求把机博会打造成为国际化、高水平的机电类展览会。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大影响不同，市场主导讲求效果。

市场化运作是提升城市展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中国江苏（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自2000年创始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展会以“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基点，由政府主办，成立专业的会展公司来专门运作展会。市政府为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会展业发达地区的办展模式，坚持市场化方向不动摇，大力推动“服博会”逐步走向市场专业化操作。同时，通过市场手段开拓会展道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带动商业价值提升的同时，加强专业会展的社会影响力。

作为一个全新的突破点，第十五届中国江苏（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暨2014江南国际时装周在多个环节注入市场的力量，与本地服装企业加强沟通交流，握掌成拳、共同进步。市场化运作是提升城市展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它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突破行政干预模式，发挥专业力量在展会运营中的推动作用，最终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步提升。而第十五届中国江苏（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暨2014江南国际时装周的成功举办，也让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常熟会展行业将在市场化运作的道路上愈行愈远，常熟服装行业的转型升级梦想指日可待。

靠市场不靠市长

光博会、机博会、服博会……这些培育多年、走市场化较为成熟的会展活动都有一个共性，由政府转交专门企业自负盈亏承办，“靠市场不靠市长”发展会展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入，一些政府主导会展逐渐呈现出竞争力不足、市场效应不明显等弊端。政府从包办会展中抽身而出，不再披挂上阵，将具体的筹办交由行业协会、专业公司去操作，实际上就是让会展业回归其应有的属性，让这个既不在“公共产品”范畴之内，也不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政府转型就是区别于传统的命令型、管制型政府，这不是中国政府的性质与根本宗旨的变化，而是政府运作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政府仍然有各种权力，但它们是提供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政府权力只能由提供服务的需要来确定，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而无限扩大。从武汉会展业走市场化之路，我们可以来思考武汉还有哪一些事务可以从政府剥离出去，如何发挥社会中介组织、民间服务性组织、企业主体的灵活性，使适于让社会来做的传统政府事务逐步向社会开放。

“靠市场不靠市长”，从本质上讲，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所谓“政府宏观指导、协会协调服务、企业主体操作”，就是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市场事务应有所区分。政府不是万能的，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不予干预，让会展业在没有桎梏和枷锁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市场化需谨慎

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我国会展业发展之初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会展业的壮大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参与过多也给会展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弊端，计划经济的时代的残存和遗留迫使今天的会展业不得不做出改变。据有关统计，政府主导型展会在我国约占会展总数的23%左右，而其收入所占比重可能更大，甚至占据了大头。因此，市场化转型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阻碍，否则会对会展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市场化中的政府责任

我们需要清楚一点，市场化并非政府完全放手。虽然我们讲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作用具有滞后性，政府必须发挥其宏观调控功能，防止市场失灵。展会市场化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密切配合，甚至有大量问题需要政府出面方能解决。

问题一：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配合。政府将“接力棒”交给企业，首要就是考量企业的成熟程度和实力资质。也就是说，政府在招标过程中对投标企业的资格审查应列为重中之重，这是对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负责，也是对展会负责。所以怎么确定合格接班人的条件将会成为展会推向市场化政府首要面对的问题。其次，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责如何划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府把展会交给企业，企业如何保证展会能够持续盈利并让政府对其放心，政府怎么监督企业才能既不重新走入行政干预的怪圈又保证企业的经营行为不出偏差，这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问题二：市场化需要区别对待。从全国范围内看，北京、上海、广州的会展业基本趋于成熟，但是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市场主体还较弱，会展业还需政府再扶一把。此外，并非所有的政府型展会都适合市场化，比如一些国际性经贸论坛与带有政治、外交色彩的活动，如APEC、亚信峰会、亚欧博览会等项目，仍需政府操作。

问题三：政府应着力建设良好的会展发展坏境，规范行业乱象。监管力度不够和行业自律不足一直是中国会展业长期存在的问题，比如标准的缺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重复办展和无序竞争长期存在等等。将展会推向市场化后这方面问题势必更加突出，这就需要政府制定行业政策、完善行业法规。

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交汇间，政府需妥善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根据展会类型、性质，制定不同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并充分发挥民间团体、行业协会、会展企业的作用，共同促进会展行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市场化中的企业机遇

当曾经被政府层层包围、扶持、引领的会议展览活动向市场化逐渐转型后，一些政府主导型展会开始脱离政府的襁褓，参与竞争，独立成长，这无疑给会展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当前国内会展市场表现出活跃的状态，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有实力有影响而且拥有会展品牌的会展企业。这类拥有成功经验和优质会展品牌的企业在面对政府主导型展会市场化的变革时是否能持续适应会展经济的发展要求，融入更多的市场元素，将成为其必须面对的问题，保持稳定、匀速的发展也将成为这类企业的必修课。

这些企业不仅依托于会展业发展较好、较快的会展城市资源来举办展会，其自身的创新办展方式，运用信息化、高科技联通会展等方方面面都为其开拓市场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民营展览公司一直发展缓慢，在与国有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目前，随着政府型展会向市场化转型，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实行市场化办展，会展企业的成长空间得到释放。一般来说，政府管制放松以后，市场通常会出现“松绑”之后的“井喷式”快速增长态势，民营企业正好借此机会抢占市场，扭转局面。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享受政府展会资源上得天独厚，而市场化后，各种所有制企业将同台竞争，国有企业也将面临着来自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据业界人士推测，近年来外资展览公司在国内并购展览项目投资总额累计近20亿元，在推行市场化后，外资企业是不是会加快并购的步伐，通过办展和推出新展览项目相结合实现业务增长的战略布局，这需要行业加强关注。今年，成都市博览局先后与励展和亚洲博文两个外资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由此可见，外企在华的办展力量已不容小觑。市场化过程中，龙虎相争的局面将不可避免，由此看来上述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有竞争才会有发展，相信在各类企业各显神通的过程中，中国会展业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国际展会运作模式的借鉴

世界会展强国的第一梯队德国，其展览业非常发达，市场化运作也十分成熟。德展览业之所以能在全球展览业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傲立群雄，不仅是因为德国拥有悠久的博览会传统和一流的展馆基础设施，而且更在于德展览会举办单位具有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及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德展览业的成功经验，对发展中的中国展览业带来许多启示，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首先，政府应提高对会展经济的认识，把发展会展经济作为推进我国经济国际化及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其次，参照德国展博览委员会（AUMA）的模式，制定我国展览业发展战略与规划，切实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协调全国各地展览计划的制定，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会展内容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第三，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树立展览品牌，利用行业协会的资源和专业特长，精心培育行业展览品牌。最后，加强与外国展览公司合作，加快对展览人才的培养。

社区主导型 篇4

特点和优势

企业主导型社区具有企业自办并自主管理、社区居民成分单一、居住区域相对集中独立等特点，具有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优势。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基础好、起点高。

居民成分单一 安全素质较高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副理事长刘根源(中)带队来燕化进行安全社区评审，燕山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李刚(左二)等陪同到燕山幼儿园检查指导安全社区建设工作

企业主导型社区一般都是随企业的发展逐步建成的, 大部分社区远离城市, 居住区相对独立, 社区成员主要为企业职工, 具有一定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安全责任意识较强, 安全素质较高。

企业主导社区建设安全管理规范

企业主导型社区管理不仅具有社会社区管理的特点, 而且更具有企业管理的特性。社区管理由企业主导, 管理上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明确的责任分工。社区安全管理具有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特点, 地方政府则按照职责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社区纳入企业管理隐患治理及时

企业社区大部分是随着企业生产发展逐步建立的, 建成时间早,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存在安全隐患。随着企业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 企业把社区建设纳入发展规划, 建立健全社区建设管理、投资机制, 及时治理社区安全隐患, 不断完善社区基础设施。

燕山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李刚在2011 年全国安全社区建设工作会议上与参会人员分享建设经验 白瑞 / 摄

建设途径

确立目标

按照“人人平等享有健康和安全的权利”原则和“以人为本”思想, 结合北京燕山地区实际, 燕山石化公司确定了“建设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现代文明、社会安定、社区和谐的宜居燕山”的安全社区建设总体目标和3年内各类伤害降低30%的控制目标。

建立机构

为推进安全社区建设，燕山石化公司与燕山办事处联合建立了“1委 10 组 4 中心”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1 委”即由燕山石化公司和燕山办事处 35 名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燕山地区全国安全社区建设推进委员会，为领导和协调机构;“10 组”即宣传教育、生产、居家、治安交通、消防、卫生健康、学校儿童、公共场 所、 老 年 人 和综合考核 10 个专项 安 全 工 作 组 ;“4 个中心”即建立了星城、迎风、东 风、 富 燕 4 个促进中心来执行，并 明 确 了 各 层 面的 工 作 职 责， 形成 政 企 联 合、 优势 互 补、 共 建 共享 的 安 全 社 区 建设工作运行机制。

完善制度

建立推进委员会和促进中心 2个层面的 15 项安全 社 区 建 设 管 理制 度。 根 据《 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和《全国安全社区评定指标》，燕山地区建立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企业主导型安全社区三级指标体系，作为指导和规范安全社区建设的标准化文件。同时，还建立了推进委员会和促进中心两级管理档案。制度建设和管理体系的逐步完善，保证了安全社区建设工作规范有序和持续开展。

人人参与

建立安全社区网站, 创办安全社区简报;在《燕山油化报》、燕化电视台设立“建设安全社区, 造福燕山人民”专栏, 在《燕山企业文化》杂志上刊登安全社区建设征文。在4个社区制作安装LED显示屏、广告机, 新增社区橱窗、温馨提示栏、阅报栏和大型宣传标语牌, 并建立了安全教育培训室;策划制作燃气安全知识、安全装修等居家安全系列短片。结合居民需求和各类安全主题, 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举办各类应急演练, 居民的知晓度、参与度不断提高。

调查分析

燕山地区采取问卷调查、社区隐患排查和专项调查等多种方式开展社区安全情况调查。一是对社区环境安全状况、现有安全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各类安全设备设施情况、危险物品管理情况、重大危险源及风险程度等进行排查。二是对生产、治安、交通、消防等进行专项调查, 收集整理各类事故及伤害情况。三是设计《居民问卷调查表》《老年人问卷调查表》《学生问卷调查表》和《职工问卷调查表》等, 对近1.4万人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调查和分析, 掌握了社区和居民的安全现状、事故与伤害发生的类型和原因, 为制定安全促进目标、策划安全促进项目、组织实施各项干预措施奠定基础。

实时监测

为确保安全社区建设项目策划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燕山地区建立了以生产、治安、交通、消防等主管部门负主责的专项监测点, 以医疗机构负主责的居民意外伤害监测点, 以社区负主责的事故与伤害监测点, 形成了事故与伤害监测网络。依据《事故与伤害记录及管理制度》《事故与伤害监测制度》等, 坚持每日有记录, 每月有统计分析报告, 并及时向社区居民通报。

项目引领

依据燕山地区安全社区基本调查、事故与伤害风险辨识和评价结果, 策划并组织实施安全促进项目。为确保安全促进项目顺利实施, 企业充分发挥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的优势, 建立安全社区投资机制, 有计划地投入资金, 开展社区安全隐患治理为主的安全促进项目。两年来, 共组织实施安全促进项目29个, 策划采用了经济、有效、覆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并易于接受的安全促进措施90项, 累计投入资金2.4余亿元。

燕山石化迎风地区开展“社区安全与健康教育大讲堂巡回讲座”

学习交流

通过“请进来现场指导、走出去取长补短、坐下来交流互动”等多种方式, 学习交流经验体会、持续改进各类问题。定期聘请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领导和专家现场指导, 组织人员参加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安全社区建设各类培训班, 到已建成的安全社区实地考察学习, 采取日汇报、周例会、月总结、季交流、年表彰等具体形式, 研究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内容, 使安全社区建设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

建设成效

政企联合建设的企业主导型安全社区, 让企业职工和社区居民的生活、工作等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和提升, 安全社区建设实现“四个惠及”“四个得到”。

安全社区建设惠及广大居民居民幸福指数得到提升

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的开展, 提升了居民对安全社区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社区的安全环境、基础设施、社区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如, 通过社区燃气系统隐患治理、环境整治等安全促进项目的实施, 燃气管网泄漏次数减少了30%。

安全社区建设惠及企业企业安全生产得到推进

安全社区的建设, 一方面为职工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全过程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为燕山石化公司的发展营造了更加安全、稳定、和谐的地区环境。通过安全社区理念进工厂、进班组, 促进企业职工的安全意识和技能的提高, 确保生产安全稳定运行。两年来, 燕山石化公司无重、特大事故发生, 从业人员事故死亡数为零。

燕山石化星城小学开展学生安全教育活动，图为“小手拉大手，我把平安带回家”交通安全教育现场

安全社区建设惠及社区社会和谐发展得到促进

通过建立社区安全监测网, 实施社区安全全方位干预, 社区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 刑事案件万人发案率仅为北京市的1/3, 治安案件万人发案率仅为北京市的1/4。燕山石化公司和政府委办局、各街道、居委会等组织联合积极推进安全社区的建设, 实现了职工利益、企业利益、社会效益三者的统一, 推动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建设。

安全社区建设惠及“大安全”格局事故与伤害得到降低

通过安全社区建设, 把企业生产安全的好做法逐步延伸到职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形成了多层次、全覆盖、共参与的安全促进体系。安全促进项目的全面展开和各种伤害预防计划的全面实施, 使各类事故与伤害得到了降低, 居民的安全健康理念不断提升, 不安全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不安全的行为方式明显减少, 伤害的危险性和发生率得到降低, 社区居民和企业职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改善显著, 安全感、舒适感、方便感、归属感在持续增强。通过安全社区建设, 在整个燕山地区形成了从生产到生活, 从老人到儿童,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抓安全的工作局面, 大安全观念初步确立。

如何成为成长主导型的人才 篇5

弗吉尼亚大学的卡尔·西金教授从优秀的中层管理者身上寻找这些企业的共同点。他认为，对于成长型企业来说，对其成长起到催化剂作用的正是其中层管理者们。卡尔教授选定了在过去3年间推动企业成长的50余名中层管理者，分析了他们的共同点。

1.多种领域的丰富经验。从刚进入公司，到体验过多种工作，可以说这是在推进成长战略上学习丰富经验的必须过程。举个例子，某一化学企业的某管理者成功地研制生产出了定制型塑料粒，这种材料经过溶解和再生过程，不仅仅可以制作塑料袋，甚至可以制作汽车零件。这位管理者原先是作为工程师进入公司的，然而从制造到营销、R&D等，公司内几乎所有的领域他都干过了，因此，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日常用的塑料，甚至农药等多种产品都具备了专业知识。最终，使过去没有持续进行的定制型塑料粒的研制工作有了进展，为公司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

在成长主导型管理者当中，有一个很意外的发现，那就是有很多人是会计师出身。这是因为他们负责会计审核，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顾客、行业以及商务模式的缘故。

2.如同企业家般的思考方式。在做决策的时候，并不全盘依靠数据，而是像个企业家那样进行思考。在比较稳定的事业中，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的现象比较普遍。但比起受数据束缚来，到了一定的时机，毅然作出“现在应该付诸于行动了”这样的决断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有成长机会的地方，不仅是信息量，还有执行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成长主导型管理者要兼具慎重和果敢的品质。

3.能灵活管理风险。成长主导型管理者们在包容冒险的同时，又可以灵活地管理风险。初期，短时间、小规模地投入资金之后，观察市场的变化，根据市场的反应来调整投资。有个案例，在一家跨国能源企业中，一名管理者研究出了使用输电线来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的方法。如果是其他管理者的话，会在数据收集和可行性调查上花费很多时间，但是这名管理者先是以100名顾客为对象设立了小规模的试验集团，并一一解决了在运营过程当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最终比竞争对手率先推出了利用输电线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由此可见，成长主导型人才不是从一开始就铺大规模，而是从小规模的项目开始，如果小规模取得成功的话，才会进一步扩大。

4.喜欢从顾客那里得到信息。成长主导型领导者本身会亲自去现场会见顾客，挖掘成长战略的创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有关顾客的市场数据。—位家电零售业的管理者为了吸引顾客，经常访问销售场所。据说，他从和顾客的对话当中，得知顾客在路途上会花费很多的时间。于是，他认为如果给购买电脑的顾客一同介绍汽车所需要的无需手动系统或汽车导航等产品的话，顾客产生同时购买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凭着这种想法，他抓住了提高销售的新机会。之后，公司在销售场所通过和顾客的沟通来把握顾客需求，并使其成为全体员工必须担当的责任。

社区主导型 篇6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对重庆市渝中区、沙坪坝区、江北区、南岸区、巴南区、九龙坡区、万州区、江津区八个行政区分别抽取5个社区, 共40个社区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网络检索等方式查阅了重庆市政府下发的文件、有关社区研究、大众体育研究、社区体育等文献资料30余篇为论文的基础。

1.2.2 问卷调查法

在访问、观察的基础上向重庆市体育局群体处、各社区有关负责人、各社区健身点的市民就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育活动情况、场馆设施、活动经费等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范围涉及重庆市八个行政区, 共40个社区。向每个社区居民发放问卷50份, 共发放问卷2000份, 有效问卷1820份, 有效回收率91%。走访40个社区, 并发放问卷40份, 收回40份, 有效回收效率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政府主导对促进重庆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作用

2.1.1 政府高度重视, 以全民健身计划目标为统领, 为促进城市社区体育指出了发展的方向

近几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明确指出:2008———2012年全民健身目标计划是: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人数占全市人口比例达40%;国民体质抽样合格率达到88%;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1平方米以上;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14536名;举办规模以上群众体育活动及赛事727次;建设社区路径工程668个;资助命名全民健身登山步道33条[1] (见表1) 。有了全民健身计划为目标, 社区体育的发展就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 对促进社区体育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数据来源:建设健康重庆体育行动分项行动计划 (2008———2012)

2.1.2 政府主导下加大对体育场地设施、经费的投入, 为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建设“健康重庆”全民健身普及行动计划》的政策引导下, 政府高度重视, 市级体育行政部门具体落实, 大力加强资金投入促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到2011年间, 体育场由14个增加到38个;体育馆由19个增加到42个;游泳池由16个增加到38个;分别增长171%、121%、137%。全民健身登山步道由10条增加到142条;新建社区健身路径工程368个, 累计888个;重庆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由0.51平方米增加到1.0平方米, 增幅近1倍, 直逼1.1平方米全国平均水平[2] (表2) 。

体育经费投入到达79.66亿元, 是直辖以来体育经费投入总量的5倍。其中中央投入2.84亿元、市级投入21.51亿元、区县投入35.06亿元、单位自筹0.83亿元、社会投入19亿元 (表3) [2]。

从以上数据显示, 在政府主导下, 场地, 经费指标已经到达计划目标, 有些指标达到甚至超过了全国水平, 可以看出, 在政府主导下加大体育场地, 经费的投入效果显著, 为促进社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资料来源:健康重庆, 让重庆人活力四射, 重庆晚报, 2011年12月16日。

资料来源:健康重庆, 让重庆人活力四射, 重庆晚报, 2011年12月16日。

2.1.3 依靠重庆地理优势, 形成特色项目的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体育主要指标上新台阶, 为促进社区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1年, 在市委、市府的高度重视下以及市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以创新思维、更新观念, 把握重点、突破难点。有效促进了我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由38.1%增加到40%, 增幅近2个百分点;国民体质抽样合格率由86.7%增加到92.6%, 增幅3.7个百分点, 在全国的排名由22为提升到第七位;举办规模以上群众体育活动及赛事达到了2500次是2008年的3倍, 参与人数700万人次, 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如举办了全国新年登高健身活动、重庆马拉松、“健康重庆”职工跳绳比赛和公开水域游泳比赛、重庆长寿湖业余铁人三项积分赛、第九届重庆武隆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等大型赛事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 影响更加广泛, 已逐步成为国家级和地区级的赛事, 促进了区县、行业、协会组织、社区体育活动的全面开展。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由8848名增加到23679人, 增幅168个百分点, 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比例在西部名列前茅 (表4) 。这些指标为社区体育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资料来源:健康重庆, 让重庆人活力四射, 重庆晚报, 2011年12月16日。

2.2 政府主导对促进重庆城市社区体育的现状分析

从表5、表6可以看出, 政府主导对重庆社区体育的发展促进认可的范围较大, 有38%和42%的居民认为政府主导对重庆社区体育的发展“有较大促进”或“有促进”, 只有20%的居民表示“没有促进”或者“不清楚”;在政府主导对社区体育发展有哪些具体促进的回答中有54%的居民认为“基础设施”, 有15%和17%的居民认为对“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和“社区体育的规范管理”有促进作用, 10%的居民认为对社区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健全和壮大有促进作用。说明“基础设施”和“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是居民最能直接感受得到的, 并能得到实惠的, 可以看出, 政府主导下对促进社区体育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3 政府主导下促进重庆市社区体育现状分析

2.3.1 政府主导下促进城市社区居民对政策的了解、欢迎度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显示 (表7) :对政策清楚了解有546人, 占30%;一般了解有1092人, 占60%;对政策受欢度有637人, 占35%;一般有910人, 占50%。说明在政府主导下, 社区居民对政策大多数是清楚和欢迎的, 对体育认识普遍提高, 逐渐关注体育。但仍有10%和15%的居民对政策不了解和不受欢迎, 这存在着多种原因, 其中主要是宣传力度不够, 未达到人人知晓, 普遍受欢迎的程度, 另外是居民对体育关注度缺乏。

2.3.2 政府主导下促进城市社区居民对参与体育锻炼目的、作用的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显示 (表8) , 有819人选择增强身心健康, 减少和预防疾病, 占45%;有455人选择了消遣娱乐, 占25%;有364人选择了增加社会交往, 占20%。增强身心健康, 减少和预防疾病和消遣娱乐选择率较高, 说明居民对体育锻炼的意思目的不断增加, 对体育本质功能认识较高。在体育锻炼的作用上, 有794人认为很重要, 占43.6%;有644人认为重要, 占35.4%;有364人认为一般, 占20%;这明显的反映出社区居民认识到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体育意思普遍较强。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体育环境得到了改善, 促进了社区体育居民体育锻炼的氛围, 影响了社区居民体育锻炼的目的、作用认识的提高。但有2.5%的居民认为不重要, 需要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的体育组织还需要加强宣传和积极工作, 增强市民参与体育活动意识, 增加体育活动的人数。

2.3.3 政府主导下促进城市社区居民对参与体育活动项目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显示 (表9) , 重庆市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以登山、跑步、健身类最为普遍分别占25.2%, 23.1%, 18.2%。不难看出, 社区体育活动项目开展与重庆地理环境和不受场地器材的约束, 季节的影响有关, 具有简便易行、便于开展的特点, 也与大力宣传有直接的关系。武术类、小球类、大球类的项目分别占10.3%、占13.8%、占9.4%。与社区体育场地、体育器材不足以及项目本身竞技性高有一定的关系。从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项目来看, 项目的选择体现了简易性、季节性、适用性的特点。说明在政府主导下, 促进重庆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项目呈现出形式多样化, 内容丰富, 项目集中在跑步、登山、健身类、武术类、各种球类等。

注:健身类是健身操, 交谊舞、秧歌;小球类是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大球类是篮球、排球、足球。

2.3.4 政府主导下促进城市社区居民对参与体育活动点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显示 (表10) , 社区专门的场所或空地, 占38.4%;就近的公园, 占24.3%;街道辖区内, 占16.4%;收费的体育场所或健身场所, 占11.6%;其他, 占9.3%。这就说明, 社区居民活动点主要以就近以及周边地区的原则, 这与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加大了全市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 能满足居民参加体育运动的需要。但只有11.6%的社区居民收费的体育场所或健身场所, 其原因是具有专门的指导性体育活动场所收费较高造成。

2.3.5 政府主导下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对基层管理人员调查分析

通过对40个社区负责人的调查显示 (表11) , 重庆市社区体育基层管理设有专人管理占45%, 兼职人员管理占30.2%, 其他人员管理占6.7%。但还有18.1%的社区无人员管理。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其中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差异较大, 具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的管理人员显得很少, 即是有也是转行的人员, 这些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 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加大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力度, 提高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2.3.6 政府主导下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对活动组织管理调查分析

通过对40个社区负责人的调查显示 (表12) , 群众自发组织占47.5%, 街道居委会占22.5%, 社区辅导站占30%。说明在政府的促进下, 社区体育组织活动管理还是一个缺陷, 政府管理模式还未完全统一、发展极不平衡。还是以群众自发组织为主, 仍然未打破小型分散、组织单一的社区体育活动管理模式。

2.3.7 政府主导下促进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活动经费调查分析

通过对40个社区负责人的调查显示 (表13) , 有47.5%的活动经费来自锻炼者的会费, 居首位;有20%来自由社会赞助, 居第二位;有17.5%来自街道自筹, 居第三位;有15%来自行政事业拨款, 居第四位。由此可见, 在政府促进下, 政府行政事业拨款还不够, 不能满足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的需要。重庆市社区体育活动经费渠道呈多元化, 但经费仍然短缺, 不能激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另外, 需要交会费的活动, 参加人数较少。

2.2.8政府主导下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对场地设施满意度调查分析

通过对40个社区负责人的调查显示 (表14) , 完全能够满足占6.1%;一般能满足占34.2%;基本能满足占31.3%;但有24.1%和4.3%基本不能和完全不能满足需要, 在政府的促进下, 加大了重庆市体育基本设施建设, 由于重庆的地理情况和参与活动的人数增加, 体育场地设施还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

3 政策主导下影响促进重庆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1.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社区居民对体育锻炼的目的、作用的认识未达到人人知晓, 普遍受欢迎的程度。

2.重庆城市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是一个缺陷, 管理还停留在群众自发为主, 没有一个行政主管的模式, 造成了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比例相对较低。形成了较为分散和单一, 不具有形式多样性和活动内容丰富的情况, 这和全国先进省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3. 社区居民体育活动地点还是集中在街道辖区内, 就近的公园和社区专门的场所或空地为主, 而到收费的体育场所或健身场所活动较低。从活动项目上还是以健身类、跑步、登山为主。项目较为单一, 开发力度不够。

4. 社区体育活动经费缺乏, 政府行政事业拨款较少, 只靠收取会费、街道自筹和社会赞助的方式, 经费仍然不能满足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的需要, 影响了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另外, 居民体育活动消费情况极不平衡, 表现在消费意识不强, 消费水平不高, 和全国发达省市存在一定的差距, 从而开发新的项目和提高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较困难。

5.重庆市城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比较匮乏, 特别是较偏远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差, 场地设施还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

4政府主导下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对策

1.利用现有的公共体育设施, 完善设施建设, 合理利用和开发体育设施资源, 提高使用率。同时, 政府尽快立法拟定《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标准》, 构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为市民提供优质良好的体育活动场地和环境。

2.加强社区体育管理体系, 形成以政府领导、体育行政部门主管, 街道居委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共同推进体育活动组织协调机制, 为社区体育开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广泛动员社会行业、企事业单位、社会各团体积极参与组织社区体育活动, 做到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模式。

3.利用在渝的高等院校和体育科研机构, 加大对社区体育的科学研究和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

4. 进一步加大政府经费投资和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拓展对社区体育投资渠道, 整合资源, 保障各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推动全市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特别加强各级学校体育场馆的开放率, 实现学校与社区资源共享。

5. 根据重庆地形地貌、气候特征,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便于开展和居民喜欢的健身项目, 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体育健身娱乐活动。

6.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建立社区体育组织, 社区体育设施, 社区体育活动等网络体系, 这些网络体系的建立更有效地为社区体育服务。

参考文献

[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健康重庆体育行动计划 (2008―2012年) 的通知[S].渝府发[2008]130号.

[2]让重庆人活力四射[N].重庆晚报, 2011-12-16.

社区主导型 篇7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而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与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全社会的教育,也促使社区大学教育在美国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社区大学的职业教育符合社会与个体的需要,学生完成学分后还可以转入普通本科高校学习,再加上社区大学学费低廉(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2015年平均学费仅为三千四百美元),且入学手续简便、教学灵活,深受普通美国人喜欢。美国有近一半的大学生在社区学院就读,而且近年来采取学分制的学生数占比有所增大。美国总统奥巴马高中毕业后曾在加州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一所私立社区大学)就读两年。社区大学被认为是美国人不拘陈规、开创性地创造出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社区大学是“最佳的美国特色”。

美国文化讲究实用主义,而社区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提供以职业培训、获取证书、学成就业为目的的生计教育(即职业教育),能够帮助学员获得就业机会或提升就业层次从而实现其“美国梦”。由于社区大学一半以上的教育服务对象都以接受职业培训、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学成就业为目的,服务对像多元、课程设置多样且灵活,美国社区大学被誉为提供全方位教育服务的大超市。美国人的流动强、职业更换频繁,这种“教育大超市”很有市场。

二、多元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美国社区大学具有多样性

1. 社区大学办学规模不一

由于美国的教育文化崇尚实用与多元,所以各州的成人教育制度并不完全相同,教学目标、管理模式与课程设置等具有本地的特色,以满足不同地区民众对教育的不同需求。美国社区大学规模不一,小的只有几百或一千多学生,如阿拉巴马南部(Alabama Southern)社区大学;大的如迈阿密达德(Miami Dade)学院,共有八个校区、十七万余名学生。随着社区大学数量和学生总量的扩张,社区大学提供的专业和课程也日趋丰富,仅佛罗里达州的社区大学就设置了两百多种不同的职业教育项目。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同其他大学类似,社区大学里班级规模较小,一般不超过20人。社区大学大部分(约80%)为公立院校,有来自州政府的拨款和学费及校友捐赠作为经济保障,能够根据需要进行校园维护或扩建,如南卡州的斯巴坦伯格(Spartanburg)社区大学近年来新建了健康科学大楼、学生服务大楼和图书馆。

2. 生源与师资具有多样性

从学生人种来看,社区大学的学生中白人约占一半,其他为黑人、拉美裔、亚裔等;从学生年龄来看,社区大学学生平均年龄为28岁,21岁及以下学生占37%,22岁以上学生占比63%,其中40岁及以上学生占14%;从学历选择来看,采用学分制教育的学生约为60%,其余为非学分制学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区大学中有36%的学生来自学历较低家庭,单身父母占17%,残疾人士占12%,外国学生占7%,退伍士兵占4%1,由此可见,社区大学学生具有很大的多样性。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更加重视校园文化多样性建设,社区大学也不甘落后,加州的河滨(Riverside)社区大学、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中央社区大学等都有来自全球五六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前来就读,为了录取更多的留学生增加收入和加强校园多元文化建设,许多社区大学都在积极营造条件和扩大招生宣传。

如果单纯从教师的学历上来看,与其他综合大学或文理学院相比,社区大学的师资并不占优,但是这些师资在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方面却有着自己的优势。为了降低办学成本和提升教学质量,不少社区大学会聘请附近普通高校的教师前来兼课,这是一种资源有效利用,也能为学生进入附近普通四年制本科高校学习提供便利。有些社区大学联盟会对成员学校的师资进行协调或培训。

3. 授课方式灵活、奖助学金项目丰富

社区大学的教学非常注重实验与实践,教学过程中较多采用现场教学、实物教学、模拟训练以及其它最新的教学方法,实验实践课几乎占据了全部课程的一半;开设的综合技术课程强调实用、突出职业性,而基础理论课程浅显易懂。学习方式既有在传统教室上课也可选择在网上学习;教师在教学中采用的讨论、谈话及自学指导等方法非常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大部分社区大学设有多种奖、助学金项目,如阿拉巴马州的西北肖尔斯(Northwest-Shoals)社区大学设有联邦佩尔基金、联邦补充教育机会基金、联邦勤工俭学基金、阿拉巴马学生援助项目及联邦学生贷款等多项助学项目,设立的奖学金项目包括总统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艺术表现奖学金和运动奖学金等。全美2012年社区大学的学生中有38%获得联邦政府奖学金,有19%获得联邦贷款,另有合计25%的学生获得所在州政府及学校助学金。

4. 社区大学时刻关注市场需求与个人发展需要,坚持特色教育

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春田技术(Springfield Technical)社区大学设立有专门的科技园,促使产学研紧密结合;再如纽约的美国宝石学院(Gem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简称GIA,属于社区大学)是一所专业的宝石鉴定培训机构,被誉为珠宝鉴赏专家的摇篮。从开设的专业来看,不同的社区大学会努力建设自己的优势专业,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所,还有伊利诺斯中央(Illinois Central)大学,主要开设农业学、动物疾病学、园艺、机械维修等专业;而春田技术社区大学的课程主要集中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等。总体来说,社区大学(尤其是两年制的学院)开设的专业还是以服务社区为目标,以笔者到访过的南卡州斯巴坦伯格(Spartanburg)社区大学和格林维尔(Greenville)技术大学为例,前者开设的专科专业和认证专业有会计、车辆工程、计算机、厨艺、牙科、焊接等,后者开办的专业有生物、工程、表演、会计、计算机、美容、管理、市场、供应链管理、刑事司法、律师助理等,可以看出这些专业都非常贴近社区日常生活。

三、美国社区大学教育体现了多元文化教育和全球化教育理念

多元文化教育是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全球性的教育理念。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改变了美国教育的内容,使文化多样性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否认和忽视的现实。美国社区大学从理念到行动都契合了这种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社区大学教育推动了多元文化教育,它本身也是一种多元文化教育。

从时间上看,美国社区大学已有百余年历史,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繁荣,这正是多元文化教育萌芽之时。80年代以来,出现了全球化、终身教育和知识经济等时代主题,社区大学和市场的融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些社区大学进行了改革或整合,成立于1991年的阿拉巴马南部社区学院,就是由阿拉巴马州门罗维尔的帕特里克亨利初级学院和位于本州马斯维尔的霍布森国家技术学院合并而成的。此外,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好地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形成竞争合力,社区大学还尝试了以多种形式构建校际联盟,如加州社区大学联盟、纽约州立大学社区学院联盟等,并探索出了垂直式、水平式和混合式等社区大学合作模式。

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需要全球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才能得以解决,这就要求未来的公民必须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意识和技能,全球化教育也应运而生,笔者认为全球化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在全球化时代的必然发展,使教育能够培养出适应多元文化的合格的人才,这是美国社区大学的功能和意义,也是全球化教育的内涵所在。

四、社区大学的教育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美国的教育国际化最为突出,教育国际化能够促进教育市场和人才、文化资源的共享。美国社区大学重视教育国际化,努力使教育面向全球,如前面提到的迈阿密达德学院、丹佛(Denver)社区大学等与中国高校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帮助学生学习中文或了解中国文化。

社区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项目除了招收留学生项目外,还有预科项目、学分互认项目、合作办学项目、学生海外实习项目以及教师海外交流项目等,多渠道、多层次做好国际化的相关工作,为此,多数学校成立了专门的项目规划和组织、管理机构,如西雅图中央社区大学的国际教育计划(IEP),不仅设立顾问为国际学生提供教育和其他个人方面的咨询服务,还组织各种交流活动和境内旅行,帮助学生了解美国文化。

课程国际化是教育国际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大学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和师资优势,辅以丰富的外语科目教学,强化了优势学科的国际化水平,增加了适应全球化的课程内容,使美国本土学生和外国学生都能受益。圣地亚哥社区大学对社会科学等区域性学科进行国际化改革,从而能够向学生开设大量的国际化课程。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办学定位的不同,美国社区大学教育国际化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多元的社会文化因素不仅没有阻碍美国社区大学的发展,相反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让我们看到了多元文化教育和社区大学本身的发展前景。社区大学注重发展多元文化教育和全球化教育,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这启示我们教育应面向国际化、面向未来,重视创新和实践,适时转变学校办学模式。

参考文献

[1]贺国庆,何振海.战后美国教育史[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2]郭远珍.美国教育启示录[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社区主导型 篇8

汽车在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大环境之下, 是更加快速的私人机动化。在社区内部和社区与目的地之间, 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对人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 车辆技术日新月异, 截至2014年底, 我国私家车保有量约为1.25 亿辆, 比上年末增长15.5%。私人汽车也就意味着个体在地理空间上的快速流动, 不需要与行人有身体接触, 也不用活动身体与环境互动, 社区居民通过汽车体验速度, 用眼睛观看环境, 而社区街道仅仅变成了城市居民的起点或终点。

当发达国家意识到私人交通的过度发展对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并已经采取积极措施时, 我国却暴露出重蹈覆辙的趋势。意大利城市规划师贝尔纳多·塞奇说:“每一个物体和空间都有不同的游线, 它们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而独特的。”私人机动化使每个人有了自己的世界和封闭空间, 将工作、购物、居住分隔开成为潮流。然而, 私人汽车的剧增也成为社区街道空间被限制的根源。曾经是居民放松和交往场所的街道, 被用作了停车场, 社区街道公共空间的环境和地面铺装都更多为行车而设, 居民的存在感和安全在社区街道中也大大降低了。

2. 私人机动化主导的社区街道的基本特征

2.1 尺度夸张和功能弱化

随着城市中车辆保有量逐年增加, 社区街道的尺度也越来越大, 大多社区为了满足机动交通, 用常规道路等级体系来划分社区街道。社区街道的宽度和街道两侧和建筑尺度和场所需求密切相关, 遗憾的是, 我国大部分道路规划是建立在“车本”基础上, 根据行车速度来确定道路容量, 并以此划分车道及道路类型, 人行道和绿化带似乎沦为了街道附属。

社区街道越来越宽导致居民的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 一味地满足汽车通过, 活动空间被严重地挤压, 社区街道遍布了滚滚车流和不愿驻足的匆匆行人, 少了本该属于居民的休憩和流连。社区街道除了适合汽车通行之外, 还是儿童玩耍和成人休闲的场地, 也是老年人买菜归家的必经之路。

2.2 社区居民对小汽车的依赖

社区居民作为公共生活的主体, 决定着街道等开放空间的功能和活力。

研究发现, 高收入的社区居民大多职住分离, 私家车使用率较高, 早出晚归的工作时间和出行方式对社区街道的使用仅限于驾驶汽车, 邻里间很少交流;中低收入的社区居民对私家车的使用也很高, 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 私家车并非奢侈的消费品, 而是获取财富的谋生工具。

2.3 封闭与疏离

我国绝大多数社区出于对所属范围的保护以及对外界干扰的阻隔, 呈现封闭状态, 这样的社区街道仅仅为一部分人服务。当私家车占据了更多的街道空间, 在街道中发生的公共生活就变得更少。社区街道的公共生活缺乏人的监督, 即使是封闭起来, 它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场所, 人们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交谈、游戏, 社区居民也变得更加疏离。

3. 有关包容性社区街道的理论研究

3.1 共享社区街道

共享街道把所有居住使用者统一在一个共享的层面上。行人、汽车行驶、社会交往和市民活动都分享着同一个街道空间。在特定的区域安全地分离汽车和行人, 其他区域允许汽车和行人混行, 并提供专属行人的公共空间。共享街道并非反对汽车, 而是把多种出行方式一体化, 通过优化行人的支配权, 把汽车置于一种次要的状态。在共享的社区街道中, 行人和汽车共用一个空间, 这样的格局是汽车行驶缓慢, 方便了行人的社交和游憩。驾驶者也会更加小心翼翼, 社区的安全性会大大提高[1]。

3.2 “协调单元”理论

为了营造富有人性的空间环境, 约翰·波特曼将部分区域假设的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城市, 在此区域内, 人们愿意步行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7~10分钟, 整个区域通过步行就能满足需求, 他把这个区域叫做协调单元。在协调单元内, 居住、购物与办公综合在一起, 停车场被置于地下, 并设计大量的公共服务设施供行人游憩和交往, 人们摆脱汽车全身心的投入到开放空间中。“协调单元”强调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为人类创造优良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成为该理论的最终目的[4]。

3.3 公交社区

早期的公交社区依赖于社区站点和公共设施之间的步行联系, 社区公交站点集中布置在社区中心, 街道的尺度通过步行就可以满足。

当下私家车的蔓延使社区街道在功能上日趋单一化, 而社区的最大特点在于功能上的多样性, 公交社区倡导步行与公共交通, 采用“交通安宁”为人们提供更多可持续的出行方式, 但并不是否定汽车在居民生活中出行的重要性。公交社区强调的是社区本身的风貌、有亲和力的氛围和人性化的尺度, 社区内部由适合步行空间的街道网络联系, 停车库和其他附属设施尽量布置在背街的一面, 以强化社区街道的场所感 (表1) 。

4. 包容的社区街道的多维度思考

4.1 小街道

不同的历史时期, 街道经历了由窄到宽的演变, 当下, 又经历着由宽到窄的回归。汽车带来了快速和高效, 城市因车变得更大更广, 在社区生活中, 我们需要小尺度的关怀。社区街道的尺度标准可以追溯到20 世纪60 年代, 通常要求50 英尺的通行宽度加35 英尺的铺装。这些街道占用了大量土地, 同时车速过快引起了居民的不安。原本以为更窄的街道是不安全的, 但事实恰好相反。安全性与较小的社区街道宽度相关[6]。

小街道还有着亲切的尺度, 体现出对日常生活的感应和细致的人性化思考, 这种小尺度拉近了密切居民的交流, 社区街道成了居民活动的舞台, 增加了居民自由漫步和停顿的几率, 社区也变得更宜人。

4.2 街道与社区感

社区感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长期生活的社区的认可与融合。背景不同的人因为工作、学习等交织因素聚集在社区, 社区街道就是承载居民生活和睦的容器, 人们在社区中相互熟悉、彼此信任。日常生活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和偶然自发的交流来形成社区感, 社区感筑造了人的文明, 渗透到衣食住行的各个细节。人们在社区街道中交往, 好的环境能激发人的潜能, 如少女跳舞, 男孩玩航模、修剪园艺, 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体验, 同时人们也会遇到志趣相投的伙伴, 提升社区活力的同时, 居民会发自内心地热爱和维护社区街道的生活 ( 图1) 。

4.3 “步行友好”社区街道

“假如城市是为了留住它们的居民, 假如能源短缺迫使我们回到浓缩的城市, 那么就必须找一些方法, 让社区成为一天工作后休憩的天堂, 而不是被淹没在噪声、浓烟与尘埃中的危险的栖息地。”

——唐纳德·艾普利亚德, 1981

步行是人最基本的运动, 也是人们度量大地、感受时间亘古不变的方式。城市的形态通过步行才被人充分感知。相比驾驶机动车, 步行可以增加人们接触的机会, 强化社区的氛围 (表2) 。

“步行友好”不只是将社区街道作为交通路径, 不仅要满足人行道的需求, 还要将它视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如挪威西南部的诺丹斯, “在诺丹斯做一个短距离的漫步就能够了解这个社区的所有细节。这个街区有自己的报纸和网页。每逢节日, 那里都是张灯结彩。小生意继续维持下来, 街区生机勃勃。……街道的尺度和规模都是以人为本的。那里的街道从来都不是为汽车而设计的”[7]。在交通发达的今天, 社区的步行化便是把社区街道从汽车的主宰中归还给居民。

5. 结语

社区街道是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纽带。文章倡导在社区街道中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的互动, 是以私家车的蔓延为前提, 但并不意味着反对城市的高效和高速, 而是通过对社区街道尺度和氛围的改善, 满足社区不同的使用者, 使社区街道不仅仅是外出工作居民的交通路径, 也是一个适老的步行区和孩子放松玩耍的空间。

当我们行走并驻足的时候, 社区街道更应是一种综合了人的尺度、聚集了许多生活的场所空间;社区街道把不同的人和活动, 以日常生活的方式, 偶然或必然的结合在一起, 为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 人们是幸福的、充满活力的。

参考文献

[1]. (美) 索斯沃斯, 本·约瑟夫著;李凌虹译.街道与城镇的形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2].蒋涤非.城市形态活力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7.2

[3].马强.走向“精明增长”:从“小汽车城市”到“公共交通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4].李志明.从“协调单元”到“编织城市”——约翰·波特曼城市设计理念的评析与启示[J].新建筑, 2004 (5) :82-85

[5]. (美) 格林·凯利特著;范锐星, 梁蕾译.小街道与绿色社区——社区与环境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6]. (加) 吉尔·格兰特著;叶齐茂, 倪晓辉译.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7].CATS Systems Plan.Land Use Program Station Types Report[R].Charlotte, 2005.2007

政府主导型发展的是是非非 篇9

二零一二年，林毅夫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之职，返国任教。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一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讨会。朗润园万众楼人头攒动，其后林毅夫在域外已经发表的新作，被一一译成中文，共结集四卷，即《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解读中国经济》、《从西潮到东风》，在九月份同时出版，轰动中国经济学界。十月中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又举办了一次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三十多位国内外经济学家论剑三天。

准确地说，“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简称，其全称应该是“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的雄心是将其开发为发展经济学的3.0版。

发展经济学 3.0 版

熟悉经济学的练家都知道，发展经济学曾在二十世纪中叶兴盛一时，其武功套路的精华，人称“结构主义”。这是发展经济学的1.0版。结构主义的要旨如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即处在边陲，因此为了苦练内功，以便日后与世界中心地带的高手一较高下，其政府必须出手，通过推进“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建立本国的制造业，从而摆脱对资本主义强权的依赖。这套武功的内功心法，用中国话来说就八个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结构主义曾经在拉丁美洲风靡一时，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又称“发展主义”。顺便说，以拉丁美洲为背景，欧美学界还兴起了所谓“激进主义发展社会学”，以对抗资本主义强权为号召，为发展中国家摆脱所谓的“依附型发展”而摇旗呐喊。

可是，拉丁美洲的发展并未持续多久，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很快就风光不再。更何况，这套武功在其他的发展中世界应和者寥寥。到了八十年代，发展经济学本身亦呈衰落之势。曾任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曾在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并于一九八五和二○○○年两次再版，力主市场机制才是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的纯正功法。

事实上，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美英兴起，很快就横扫全球。政府积极干预主义遭到了质疑和抛弃，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主导作用成为经济学的新主流。就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而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波助澜，“华盛顿共识”取代了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要旨，无非就是建立好制度、执行好政策，而“好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解除管制）、自由化（尤其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即对外开放）、私有化，再加上谨慎节制的宏观经济调控。

新自由主义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2.0版。其实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内功心法具有普适性，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也一度风光无限。它让美利坚的内功修为达致更高境界，从而重登霸主之位；它让英吉利徐徐康复，从而有能力再走江湖。就连政府干预主义传统深厚的法兰西，也对新自由主义心驰神往，甚至在其左派政党社会党执政期间，亦有不少新自由主义政策暗度陈仓。新自由主义更是风靡拉丁美洲。在皮诺切特将军威权主义政治的庇护下，几位林毅夫的师兄弟、人称“芝加哥男孩儿”（Chicago boys，即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执掌经济改革，一举促成了智利的经济起飞。在巴西，以发展了依附理论而蜚声国际社会学界的左派学者卡多索，在当选总统之后，竟然奉右派的新自由主义为其施政圭臬。卡多索执政时期的巴西中央银行行长，将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定位在“摆脱四十年的愚蠢行为”，并声称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成为新自由主义者，要么成为新的白痴”。

可是，意识形态的竞技场如同竞技体育一样，没有永远的赢家。在非洲，前新自由主义时期（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缓慢（也就年均1%—2%），但好歹是正的，而自八十年代以来，在号称奉行了世界银行和IMF指点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之后，非洲的经济增长就从正变负了。在新自由主义旌旗摇动的拉丁美洲，经济增长与经济危机总是如影随形，以致左翼传统深厚的拉丁美洲学界诞生了一大批以分析“新自由主义危机”、揭露“新自由主义骗术”而闻名遐迩的大师。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就在自由市场的轴心国美利坚，二○○八年末爆发了贻害全球的金融海啸。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自由市场的坠落”，而这个短语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部反新自由主义名作的中译本书名。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责是协调世行内部的发展政策研究。斯蒂格利茨在一九九七至二○○○年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在此期间，他力推“后华盛顿共识”，批判新自由主义，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球左翼社会运动人士大聚会的“世界社会论坛”（其宗旨是与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站台助威，一举成为全球左派知识分子的财经军师，甚至是领军人物之一。深受儒家传统熏陶的林毅夫从未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冲锋陷阵，但在思想上却萧规曹随，在发展政策上秉承并深化“后华盛顿共识”，并在学术上超越新古典主义，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次浪潮”。由此，作为发展经济学的3.0版，新结构经济学应运而生。

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坚持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立场，即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应该超越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国家模型的限制，通过制定并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最终推动经济发展。林毅夫明确主张，在产业的升级与发展上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并且政府也有可能“事先判断所要支持的技术和产业”，并“挑选冠军”。不止如此，为了有助于各国政府能挑选出未来的冠军，林毅夫还开发出“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步绝招。但是，教练毕竟是教练，不应该亲自上场打球。林毅夫一再说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不宜扮演主角，而只能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而产业发展的主角还应该是企业，能不能成为赢家甚至成为冠军，归根结底还要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林毅夫特别强调，政府扶持不应该长期存在，衡量产业政策成败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被扶持产业能否在政府扶持撤销之后仍然盈利。

新结构经济学甫一亮相，自然立即引起中国学界和舆论的关注，人们都想看一看，3.0版的发展经济学究竟如何在中华大地展开。在大批中国经济学家呼吁政府“重启改革议程”，抑制扩大政府投资以刺激需求的冲动，从而切实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林毅夫剑走偏锋，高调主张政府投资依然举足轻重、不可或缺，投资依然比消费更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而且在（政府）投资的拉动下，中国经济依然能在未来的二十年保持年均8%的增长。

近年来，政府部门（尤其是“发改委”）主导的巨额开发资金，仿佛多股外来真气注入了中国经济体内，在全国各地以及众多产业中乱窜，已令中国经济呈现走火入魔之象。正当经济学界和媒体全力质疑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可持续性之际，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仿佛为中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主义盖上了全新理论的图章。学界一片哗然，质疑声四起，其中最显著的声音自然是怀疑新结构经济学自我声称的新古典主义根基不纯正，与国家主义的内功心法混杂在一起。在信奉市场机制的学者看来，如此阴阳不调的功夫，一旦全力施展开来，岂不要将已有走火入魔之象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引向邪路？

“发展型政府理论”的翻版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还需要拓宽视野，从国际比较发展研究领域中各路武学的折冲交汇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是普遍遭到质疑的，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政府主导型发展的成功案例的确也是现实的存在。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帝国实现了早期工业化，一举跻身于世界强权。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东亚若干经济体，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被称为“东亚奇迹”。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也取得了三十多年的超常经济增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政府（或朝廷）都扮演了极为耀眼的主导性角色。如何对此类现象给出理论解释，毫无疑问，是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面对现实的挑战，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以政治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为主的比较发展研究学界，自八十年代起形成了一个名为“发展型政府”（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学派。首先，“发展型政府”概念的诞生缘于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有关“发展型政府”的论述都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上下文中展开，意指一种特定的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模式，这样的政府拥有一批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精英，他们超脱于社会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左右，有能力自主地制定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战略，并最终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所管辖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之后，在国际比较政治经济学界，一大批学者将有关的思路从东亚拓展到其他地区和其他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从而使发展型政府学派发展壮大。从此，“发展型政府”这一标签不再是专属于东亚经济体的政府，而是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与制度模式的标签，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所有或多或少采用过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国家与地区。

发展型政府理论缘于查默斯·约翰逊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此书论证了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日本奇迹的重大推进作用。约翰逊原本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以有关中国农民民族主义的杰出研究成名，并于一九七六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然而，让他在学术界成为一代宗师的则是这部潜心研究十年撰就的新著。一九八九和一九九○年，美国学者爱丽丝·阿姆斯登和英国学者罗伯特·韦德先后出版了《亚洲新巨人：南韩与后发工业化》和《驾驭市场：经济理论与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分别运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案例，论述了政府在市场机制之外构成经济发展助推力的重要性。《驾驭市场》一书一九九二年获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政治经济学部最佳图书奖，并于二○○○年再版，呈现了学术影响力的持续性。依照这三部论著的描绘，三地政府幸运地拥有一大批接近于韦伯式理想类型般的经济技术官僚，他们独立于社会利益群体，从各自经济体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从而推动了三地的经济起飞。这个命题，在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中被称为“国家自主性”，即指政府有能力、有意愿摆脱利益集团政治，自主地制定发展政策。

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一经提出，马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初期发展阶段，发展型政府理论还局限于对东亚发展模式的解释。然而，这一学派的视野很快就超越了东亚案例，从区域性经济的研究框架发展成为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一方面，澳大利亚学者琳达·维斯扮演了重要角色，她把历史社会学的比较历史分析引入了比较发展研究的新国家主义学派，将政府主导型发展视为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而不是东亚现象）加以考察。一九九五年，维斯与其同事合著出版了《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书，将政府与企业之间“受到管控的相互依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即政商之间形成一种竞争性合作（competitive collaboration）的关系，视为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制度性特征。在此书中译本中，“受到管控的相互依赖”这个术语被译为“治理式互赖”。一九九八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大爆发的背景下，维斯出版了《无力国家的神话》，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汹涌澎湃的“政府无力”（the powerlessness of the government）说辞和“拒斥国家”（state denial）的现象，给予了系统性的批判。

一九九五年，美国经济社会学家彼得·埃文斯出版了《嵌入型自主性：国家与工业转型》一书，指出发展型政府的制度性特征不仅仅在于国家自主性，而且还在于是否存在制度化的管道可以让政府将其发展战略与政策渗透并落实到社会和企业之中，这种制度化的管道就是他所谓的“嵌入型自主性”。这一概念与维斯的“治理式互赖”可谓异曲同工。二○○三年，阿姆斯登出版了《“余者”的兴起：后发工业化经济体对西方的挑战》，将发展型政府解读为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挑战，也就是将政府主导型发展视为有别于自由市场主导型之外的新发展模式，即她所谓的“修正主义发展模式”。二○○四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出版了《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力图从政治经济学中比较制度分析的视野，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各种行动，或称“发展主义发展模式”，给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

综合上述文献，拥有发展型政府的经济体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政府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即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而不是收入分配和国民消费作为政府行动的基本目标；第二，政府具有很强的“国家自主性”，即选贤与能，聘用有才能、有操守的专业人士组成经济官僚机构，并与社会利益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所谓“中性政府”的意味；第三，强大的国家能力，即政府有渠道动员经济资源（例如信贷）并改变其配置方向，从而有效地落实产业政策；第四，竞争性合作式的政商关系，即政府与商界保持紧密的统合主义（或法团主义）合作关系，能够有效制定并实施有选择的产业政策。

这样来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俨然就是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版。实际上，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中国的神勇表现，在一两年前热闹一时的“中国模式论”中，也多有渲染。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无论是新结构经济学还是中国模式论，对于发展型政府这个国际理论后援军的存在，仿佛是茫然无知，极少提及。林毅夫在上文提及的四部书中引证了阿姆斯登和韦德的作品，而且阿姆斯登还对新结构经济学予以了高度评价，但总体来说林毅夫对这两位学者的学术贡献，尤其是他们提出的“修正主义发展模式”，未加重视，也根本没有提及约翰逊对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

当然，发展型政府理论或发展主义发展模式的异军突起，必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反弹，而二十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无疑为质疑和批判修正主义提供了坚实的背景。然而，即便“东亚奇迹”的光环暗淡下来，发展型政府理论也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关于发展型政府的研究案例，已经从东亚扩展到法国、德国、以色列、爱尔兰、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博茨瓦纳等。甚至有学者论证，在公认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最不搭界的美国，其实也存在着“隐藏的发展型政府”。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全球激起重重惊涛骇浪之时，殊不知发展型政府或发展主义的全球化也在国际学术界成为一股新的潮流。

那么，国家或政府到底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呢？这是一个大得无边的问题，国际学者到底留下了何种兵器谱？让我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