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身后事

文化名人身后事（精选五篇）

文化名人身后事 篇1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眼镜作坊赵某之女赵五贞，年仅二十三岁，经父母之命，许配长沙柑子园古董商吴凤林做续弦。婚礼当天，迎亲队伍来到青石桥杂货店门口，轿夫忽然发现新娘轿内滴出鲜血，牵丝不断，当媒人揭开轿帘时，发现新娘“仰面而卧，颈项割有刀痕，宽约寸余，血如泉涌，奄奄一息，为之大骇，随在轿中寻出剃头刀一把，早已鲜血模糊，所有凤冠蟒袍及内外衬衣，均已然遍体”[1]。

赵五贞自杀后，湖南长沙《大公报》的反应最为敏感，也最为激烈，一直引导着公众的舆论。新娘赵五贞花轿自刎，血洒长沙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怎么回事?”“为什么自杀?”类似探究事实真相的反应，是消息传播过程中最直接的受众反映。因此，事件发生后最早的新闻舆论报道也是将重点聚焦于新娘赵五贞为何自刎，通过记者的深入探访对这一疑问加以报道。湖南长沙《大公报》即曾努力追寻事件真相，一方面对新娘的家庭状况作了调查，另一方面继续对自刎事件最初报道的若干细节作了修补。

媒体从事件发生的环境中获得的信息是纷纭复杂的。对此，湖南长沙《大公报》的做法是搜集信息却不加以选择。总体而言，见诸报端最为集中的说法有三种：

一说，婚前，新郎吴凤林携古玩到汉口求售，眼看婚期日近，新郎依然未归，于是谣言四起。“有谓吴五(吴凤林)因卖假珍珠，致囚于汉口狱中不能回家者”[1]，也有传言吴凤林之母“恶声四播，尽人皆知”[1]。种种谣言传至赵五贞耳中，赵氏希望能了解清楚新郎在汉口情况再定婚期，但赵家父母不同意，以致赵氏“心神惘惘如欲有所言，而迫于父母之命，不敢做声，时常长吁短叹”[4]，并常常口念“弓弦割断两头空，人也空来财也空，父母兄弟姐妹一场空”。[4]

“一说，赵女士是因未婚夫死不愿再嫁，受父母逼迫死的，此说法是否准确，尚待调查。还说谓其未婚夫并未死亡，其父母嫌贫爱富将其改嫁，亦待详查”[6]。

一说，赵五贞听说“吴五年逾五十，其貌不扬”，[1]于是“嫌丈夫年老貌丑，不愿嫁他死”。[6]

湖南长沙《大公报》对赵氏死因的报道基本上保持了客观公正的调查态度，文中多次使用“此说法是否准确，尚待调查”、“如果属实”[6]之类的字眼，并且对第一种说法着墨最多，很可能代表了部分真相。可惜的是长沙《大公报》止步于此，并没有真正深入地去调查和探究事实真相。在赵五贞事件发生后，从1919年11月15日到12月2日，长沙《大公报》共发表了近40篇文章。其中仅仅只有4篇文章是报道赵五贞自杀经过和有关事实的调查情况，其余均为大篇幅对事件的剖析、评论和感想。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固然因为对赵五贞自杀事件，新闻媒体不是司法机关，不必担负侦探的责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新闻媒体关注这一事件的重心并不在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意义。“要晓得我们不是替赵女士呼冤，又不是替赵女士标榜，却是借着这个眼前的好题目来研究婚姻问题”。[10]由此可见，在这种立场下，追究赵五贞为何自杀的真相已经没有必要，而赵氏之死事件本身的社会意义却一再被扩大，引起关注。舆论将赵五贞之死归罪于万恶的婚姻旧制度，并且将焦点迅速转入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和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关注。

二、媒体的解构与重构

（一）渲染式的新闻报道

从1919年11月15日(事发后的第二天)至12月2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湖南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有议论文章见报，最多时一天达到3篇，总共发表文章计38篇。其中仅仅只有4篇文章是报道赵五贞自杀经过和有关事实的调查情况，其余均为大篇幅对事件的剖析、评论和感想，围绕着反旧德道，提倡婚姻自主、人格独立、妇女解放、家庭革命等文化命题展开。这些调查和评论刊登在较为重要的栏目如“新闻”、“研究”和“随想录”，并且所刊登的文章篇幅往往占据超过版面的二分之一。

除了大篇幅对赵五贞事件进行反复、连续的报道以外，报社更着墨披露自杀方式的种种细节，而且表达的言辞耸动：“但见女士仰面而卧，喉颈割痕寸余，血如泉涌。复由轿内发见剃刀一柄，左脚绑腿已经解散，鞋子脱掉。女士奄奄一息，复不能言。”[4]并多次引用“惨案”、“流血”、“自刎”等字眼。这种耸动的言辞，渲染式的报道方式，不仅刺激大众的眼球，而且自然而然地引起社会大众对弱者的普遍同情心理，强化赵五贞被旧式家庭婚姻制度毒害的倾向，对社会制度更是持情绪化的全盘否定态度，使大众更加大张旗鼓地为赵五贞鸣冤。

（二）第一时间引导舆论的方向

赵五贞自刎后，湖南长沙《大公报》在当天报纸上就配载评论，迅速将舆论引向对旧道德旧思想的批判，认为赵女士死于“万恶”的封建婚姻制度，号召大众抨击包办、专制旧式婚姻制度。事件发生第三天，《大公报》迅速刊载了毛泽东《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

这三件是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和夫家)，可设想作三角的装置。赵女士在这三角形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生的对面是死，如是乎赵女士死了!假使赵的父母不过于强迫，赵女士决不会死的，赵家父母虽强迫，但赵的夫家能尊崇他的个人自由，赵也不会死的。即使赵家父母及夫家都不能容其自由意志，假设社会上有一部分很强烈的舆论为她后援，别有新天地容其逃死栖存，认她的逃死栖存为名誉的举动而非所谓不名誉，赵女士也决不会死的。假使这三件中有一件不是铁网，或铁网而是开放的，赵女士决不至死。[12]

由此可见，毛泽东率先抨击社会制度，认为赵氏之死应归罪于“婚姻制度的腐败”[12]和“社会制度的黑暗”[12]，利用“三角铁网”[12]比喻，指出赵五贞实际上不是自杀，而是被环境所杀。进而，毛泽东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再论证道：“母家、夫家，都是社会的一个分子”[16]，他们固然有罪恶，但“罪恶的根源仍在社会”[16]，这种社会“是一种危险的东西”[16]，“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们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这样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一危险的东西借着机会给我们带来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16]。

汝霖在毛泽东的“三角铁网说”上进一步提出“社会的铁网”，认为“社会铁网比三角铁网更为坚牢些”[20]，赵五贞受到的压迫更加深重更加广泛。新曼君认同毛泽东的“环境说”，“赵女士固有的环境，是中国式的旧家庭旧社会”[21]，并赞扬“赵女士是个不为环境所屈的铁汉，是个完成自己意志的自动的牺牲者，不是个为环境所屈服的俘虏，同时是个被动的鱼肉者”[21]。苏君在《大公报》中的抨击更为激进，将旧式婚姻制度称为“恶魔”，赵五贞是死于恶魔之手，“他(她)这种流血是真理与恶魔斗争的结果。他是真理的勇将，说到此我有一个沉痛的忠告对我女界同胞。就是赵女士虽死于恶魔之手，我们万不能挫志，愿当奋起直追，与恶魔宣战，替赵女士报仇，务使这万恶的魔鬼永远不再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夫然才上可以替我们自今日以前无量数屈死的女界同胞吐一口恶气，下可以救我们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命，那赵女士虽死也还值得”[21]。

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长沙《大公报》已经占据舆论的制高点，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将赵五贞之死进行解构，全盘归罪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在长沙社会上掀起一场对旧式婚姻制度弊端的舆论“批斗会”。

（三）提供广阔的舆论交锋平台

既然赵五贞乃是死于封建婚姻制度的专制，通过以上讨论已经寻找到了病因，那么下一阶段就是要对症下药，开始讨论如何改革婚制的问题。正如当时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目的性，“要晓得我们不是替赵女士呼冤，又不是替赵女士标榜，却是借着这个眼前的好题目来研究婚姻问题”[10]。

帮助千千万万的像赵五贞这样的无辜男女，脱离封建婚姻制度的魔掌，就要自由解放，改革婚姻制度。然而，在婚制改革的问题上，舆论又分为激进派和缓和派的交锋。于是，长沙《大公报》在其“研究”和“随想录”栏目中，开设对赵五贞事件和婚制改革的专题研究，刊载社会各界的来稿，发表自己对于婚姻制度改革的设想，提供广阔舆论交锋平台，有利于读者的思想互动，讨论和对话都促进了舆论的深化。舆论的争议和交锋，将赵五贞事件的社会影响推向高潮，至此赵氏之死亦被作为女性解放和婚姻自由象征性事件定格下来。

缓和派认为应实行“折中”的办法，其具体对策为：(一)改定结婚的年龄;(二)儿女自行择合经父兄鉴定;(三)由父母择合经儿女的许可。激进派对此则不以为然，从多角度对缓和派的主张进行批评，认为过于懦弱。

首先，激进派鞭笞父权母权对子女婚姻的压迫，并批判夫家姑翁权威。在赵五贞事件当中，赵氏父母遭到如潮水般的批评，多指责他们“只晓得将子女作为他们的所有物，哪里有将他们的儿女看做有人格的人呢?”[25]激进的青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在子女方面，对于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应为绝对的拒绝。”[26]

除了对赵氏父母铺天盖地的批评以外，新郎吴凤林之母也几乎成为舆论批评旧式婚姻制度的靶子。自从在《新娘自刎案之真象(相)》的报道中披露，赵五贞有可能因为听说吴凤林之母生性恶毒的谣言而自杀，就此，当时论者均批判这是旧式大家庭伦理的流毒。

其次，舆论矛头指向媒人制度，要求打破媒人制度。舆论精英认为赵五贞之死“就是受了古圣贤所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流毒”[20]，因此，吴、赵两家婚事的主媒佘四婆婆遭到舆论潮水般的抨击。毓莹在《一个问题》中对媒人在婚制扮演的角色批评最为激进：“我们中国婚姻关系中最可恶的是第三者(媒人)夹于其间，他们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却是国人的习惯最喜欢做这第三者。听说赵女士的媒人受了七十块大洋，想他们为钱的缘故……我只是得借年羹饶送先生的对子上下联的末句送他们这班喜欢做媒的——天诛地灭，断子绝孙。”[28]毛泽东更专门作了《打破媒人制度》的文章，指出：“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29]

缓和派和激进派对婚制改革的争议，依托长沙《大公报》的舆论平台一一展现。你来我往的互动和交锋，将赵五贞事件的社会影响推向高潮。由此，赵五贞之死，由起初的全盘归罪于旧式家庭婚姻制度，逐步被解构，并重构成为“改革婚制的牺牲人”，共同聚焦于婚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掀起长沙社会的大讨论。

（四）利用社会大众对弱者的同情心理

“自杀绝不可能与法律和道德无关;这就是说，自杀总是有足够的重要性，可以引起公众意识的注意”。[30]如果有人自杀，人们都会问：“谁?谁导致了他自杀?谁对此负责?”一旦知道“谁”导致了他人自杀，就会把舆论道德谴责的压力推向导致自杀的人，让他在整个社区抬不起头来“做人”，而对自杀者却表示极大的同情。新娘彩舆中自刎，在轰动性效应的背后往往极易引发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恶势力的批判，并且容易是简单化的善恶评判。无论自杀者是否有意利用自伤达到他伤，自杀都往往容易招致报复性的后果。它所利用的正是一种社会普遍的同情心理。自杀的惨烈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蒙蔽了人们的认知，从而丧失了对其进行理性思考。在赵五贞事件当中，受公共舆论驱动，赵五贞得到社会的一致同情，并渐渐被塑造为一个代表正义、善良、美好的象征符号。而与此相反，赵氏父母、吴氏家族和媒婆，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环境，被默认为“凶手”，在舆论中遭到挞伐。如有人激进地批评媒人角色，诅咒“天诛地灭，断子绝孙”，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倾向，而不是冷静理智的态度。

（五）重塑理想的女性形象

据赵五贞之父言，赵五贞生平“爱看湘子化斋观音试道等说书”[31]，受其影响，更是“不食肉，终身吃斋”[31]，并且赵氏日常乐于料理家事，“家中大小人等衣服，皆此女自裁自缝，刺绣烹饪检点什物等事，无不料理得法，犹可爱者”。[31]在这样的描述下，赵五贞呈现出传统女性的形象：柔弱、信佛、吃斋、工于女红、精于肴膳，具有妇德、妇工，亦不缺妇容，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的完美女性了。

但在赵五贞离世后，湖南《大公报》为代表的舆论将其称为“真理的勇将”、“改革婚制的牺牲人”[34]和“为女界争解放的急先锋，为人类由黑暗而争光明的冲锋队”[31]等。诸如此类的评价甚高，完全是出于舆论导向的需要，即利用人们对赵五贞的同情，扩大她的社会内涵。舆论的重构和想象，也犹如胡适的“箭垛”理论一样，将许多信息和形象不断追加于赵五贞——一个间多式的舆论道具的身上。渐渐的，赵五贞本身所具有的传统女性特征被新文化运动所需要的现代理想女性特征遮盖了。对此，当时也有极少数“较真”的论者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对赵氏形象的塑造有夸大之嫌，如迈君在《我对赵女士自杀的感想》中质疑：“赵女士没有解放的知识和自由的思想。”[36]并尖锐地指出：“她是一个完全由旧式社会养成出来的人。新近的解放学说，她连梦也不曾梦到。”[36]然而，赵五贞有没有新女性的性质，或者有没有成为新女性的可能，已经没有讨论的价值，因为赵五贞无法死而复生，重新演绎生活。而赵五贞生命停止的时候，却正是新闻舆论“借尸还魂”之计的开始，舆论正可借赵五贞的死大加渲染，大肆发挥。于是，新闻舆论成功地借赵五贞之尸重塑了一个时代所需要的新女性形象：一个真理的化身、一个勇敢的反抗者，一个英勇的牺牲者、一个得风气之先的解放者。

（六）与新文化运动“里应外合”

1919年，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转型时期，新文化运动为媒体对赵五贞事件的解构与重构，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想空间。正如当时论者所言：“赵姓女儿自杀的事，要是在前几年，听着的人恐怕鼻子哼了一哼就过去了，因为在中国社会上算不得什么希罕。”[38]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基于共同文化立场，对赵五贞之死的解构和重构，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

“自从赵五贞自杀，我们得着一个‘有证据有激刺’的好题目，大家便好痛痛快快将婚姻问题研究一番。至于赵五贞本身，不管他死的如何，总是不愿且不自由，总是旧式婚姻的罪恶，所以不必再将他死的原因尽地研究。‘得清流一段，便可自饮自濯’，这其间尽有许多文章可以做哩”[39]。进而言之，1919年，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时期，北京新文化运动兴起，波及湖南本土。控诉封建礼教，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亦成为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母题。在新文化分子的价值言说体系下，新娘自杀新闻的真相追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事件的社会意义，值得研究。因此，新文化分子采取了“借尸还魂”的舆论策略，借新娘的尸体来召唤自由婚姻与妇女解放的灵魂，从而引导“社会改革”、“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等新文化运动命题。

在湖南《大公报》和新文化运动的“里应外合”下，赵五贞事件的社会意义在众多领域被放大。据《晨报》1919年12月7日的报道，长沙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名为“绝对的示威运动”，即“邀集长沙城的女子组成一个大队游街，作‘游街示威运动’”[40];此外，还有主张“把赵女士的事实原原本本编成新戏到各处开演[40]。最终将赵五贞自杀事件编演成戏剧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并且，新闻报道对此也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关注。据称，长沙第一中学将赵五贞事件编成了新戏，名曰《恶因缘》，并在戏中安排赵氏哭诉自己的苦衷，号召后人要与那“恶家庭”、“恶社会”宣战。[40]这一新编戏剧的主题，同样指向的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虽然这一文艺剧本的影响不很深远，但赵五贞事件在新闻舆论的渲染和重塑中，已经为公众形成一个想象定势：赵五贞自杀成为近代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象征，赵五贞则成为现代新女性的象征。

三、结语

1919年湖南赵五贞彩舆中自杀，此事并没有激活新闻报道追求真相的特性，关于自杀原因始终没有客观一致的解释，也没有获得深入的探究。湖南本土媒体《大公报》的舆论策略，是利用社会大众对弱者的同情心理，率先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加之新文化运动的“里应外合”，对赵氏之死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将其全盘归罪于旧式家庭婚姻制度。新闻报道和评论不仅可以引导舆论方向、左右社会人心好尚，而且可以重塑形象、创造性地赋予公众特定的想象空间。经过湖南长沙《大公报》对赵五贞自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赵五贞也由一名“爱看湘子化斋观音试道等说书”的弱女子，一夜之间被塑造成为“真理的勇将”“为女界争解放的急先锋”“反封建婚姻制度的女斗士”。赵五贞形象被新闻舆论加以解构和重塑反映了新闻舆论与文学形象的建构一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摘要：1919年湖南赵五贞彩舆中自杀。此事并没有激活新闻报道追求真相的特性, 关于自杀原因始终没有客观一致的解释, 也没有深入的探究。湖南本土媒体《大公报》的舆论策略, 是利用社会大众对弱者的同情心理, 率先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 加之新文化运动的“里应外合”, 对赵氏之死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 将其全盘归罪于旧式家庭婚姻制度。赵五贞亦被新闻舆论塑造成为反封建婚姻制度的女斗士, 由此探寻社会婚制改革具体方案, 进而引导“社会改革”、“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等新文化运动命题。

《包拯身前身后事》读书笔记 篇2

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

司马光评价包拯，“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具有浓烈的孝忠观念的包拯，在中进士后没有离开父母去当官，而是在家服侍到父母去世，守完孝才应国家要求外出做官，为国家尽忠。这和当时许多官员为享受而对朝廷隐瞒父母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他这一行为符合当时的大孝，受到国家和百姓的肯定。

其实，看看我们现今社会，居然需要用立法来让子女回家看父母。这不能不说是现今社会的悲哀。是父母成就了我们，我们虽然效仿不了包拯，但我们真需向他学习。在父母老年，好好孝敬父母，不要谈及任何困难。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直谋

包拯一生仕途平坦，权倾朝野，连皇帝都对他敬重有加。可以说这在古代为官者中是凤毛麟角。中国古代不缺乏忠臣，直言进谏更不少，但能一生仕途平坦的真的屈指可数。

包拯为官期间，先后七次弹劾当朝权贵，朝野震动。当朝皇帝仁宗起初只想应付下包拯，但包拯始终认为王奎这样害人之马不除不行。在智谋运用和坚持下，仁宗只能割爱。如果说弹劾权贵还不能显示包拯的智谋和以国为重的大忠。那他在看到仁宗在对待自己最喜欢的张贵妃是毫无节制的满足她的要求时，他又是挺身而出，直言劝谏。谏官只是皇帝手中的一个工具，一个最为正直的谏官，他也不能超出皇帝可以忍耐的程度。包拯明显知道这点，但他也摸清领导的秉性，所以他还是来了个集体劝谏。虽然最后仁宗没有完全松口，但事情还是以包拯和仁宗双方妥协而结束。这个结果不能不说是最好的结果。假如包拯没有让步，死谏，那历史留给我们的包拯可能就没这么让后世感念了。

包拯一生最辉煌最有成就时期就是谏官时期。但在后期，直谏精神是有所减弱的。因为前面得罪太多人了，仁宗也没以前那么信任他了。但他还是秉承了自己的原则。这样既如愿做了实事，又能一直使自己过得不错。其实现在在公司打工，也可以像包拯学习，摸清老板的脾气，好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像现在好多职员抱怨自己的老板很难相处。

孝肃家风，影响儿孙

文化名人身后事 篇3

2007年6月，侯耀文在家中猝然去世，终年59岁。由于事发突然，侯耀文未立遗嘱，遗产的分配就此引发风波。

近日，侯耀文的女儿侯瓒和妹妹状告叔叔侯耀华，晚辈牛成志、郭晓小夫妻侵占了父亲遗产。侯瓒指出，侯耀文去世已有两年时间，侯耀华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姐妹俩清点、封存遗物，除了将一部车交付给妹妹的监护人以外，没有将剩余的遗产分配给两姐妹的意图。侯瓒还称，从法院的调查取证中得知，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牛成志取走了自己父亲名下的多笔银行巨款，郭晓小则用私家车辆和搬家公司等方式，拉走玫瑰园别墅的所有物品。

随着侯耀文的遗产官司开庭临近，除侯耀文弟子郭德纲力挺两“妹妹”之外，各路人马通过不同方式表达看法。

遗产纠纷案首次证据交换时，法院向双方律师出示了之前由法院向银行依法调取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牛成志多次从侯耀文的不同账户上取款，其中最大的一笔是从柜台取走了120万元。不过，本定于7月底公开审理的此案被延期，原因不明。

季老身后事：隔空爆料 众说纷纭

有人估计，季羡林先生的遗产有几个亿，各种著作权版税就不用说了，季老收藏的字画都是齐白石以前的古人作品，其价值不可估量。

由于生前未立遗嘱处理遗产，季羡林的追悼会上，一位神秘白衣女子称,“从字画被盗风波到季老的死都是一场阴谋，是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在背后指挥季承抢夺财产”。追悼会后，先是季老的儿子季承披露，神秘白衣女子为季老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王如；钱文忠连日在博客上发文，把矛头转向与他认识了20年的李玉洁，炮轰李玉洁不仅阻隔季老与亲人相见，更隐匿季老巨额存款，并私藏30多幅季老藏品。

有媒体记者打通了正在北京301医院养病的李玉洁女士的手机。这位老太太简短地回答说，“盗画”事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污蔑”。她向记者强调，季羡林生前立有遗嘱，现在就存放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明确表明不留给儿女一分钱。

而季承则说，父亲临终前委托他全权处理财产事宜，钱文忠则发声明欲维权。

在头脑清醒时 老人立遗嘱应尽早

李可染遗产案、季羡林“字画门”和侯耀文的遗产风波，都在提醒老人，要早点为自己的遗产作安排，省得日后为了钱，亲人、友人都撕破脸。

在立遗嘱时要注意几点：

1.老年人亲笔写的遗嘱是肯定有效的。不过，经过公证的是最具有法律效应的。

2.夫妻的共有财产要经过商量才可以写入遗嘱，夫妻一方是无权进行遗嘱分配的。如果房子是还在按揭的，也不能作为财产分配。

3.根据我国的《继承法》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如老人在病危且头脑清醒的时候，可以在与立遗嘱人无财产利益关系的两个以上证人参与下订立遗嘱。

4.遗嘱是可以撤销或修改的。老人在立遗嘱后，完全可以撤销或修改前一个遗嘱，可以再立一个新遗嘱。公证遗嘱也可以撤销或修改，但必须到公证处去撤销或修改。同时存在多个公证遗嘱的，以最后一个为准。

巨头身后事 篇4

葬礼不仅是对人生的评价，还是一个人生前人脉的展示，是亲情的宣泄。葬礼是此生的终点，似乎又是彼生的起点。

商业巨头创造了巨额财富，但是到头来终究难免一死。唯一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的葬礼，也许会与众不同。

林梧桐 花圈分区

葬礼当天，云顶赌场轮盘停止运作12小时，以向轮盘的主人致敬。

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创办人林梧桐因病逝世，享年90岁。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前往梧桐别墅凭吊，称他为伟大的马来西亚公民。

其实，林梧桐1937年下南洋时，身上只有很少一点钱，但70年后，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总资产超过22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他在金马仑高原上独立创办了云顶集团，使之成为年均接待游人超过1200万人次的世界级乐园，是马来西亚唯一合法的赌场。作为华人赌王，林梧桐与叶汉、何鸿燊、田乐园齐名。

赶来参加他葬礼的送行队伍长达一公里，连美国“赌王”麦克·汤姆斯都搭乘了一夜的飞机赶来。在5天的治丧期间，逾2万人前往瞻仰。葬礼上，花圈多到要分区摆放，“赌业区”用来放置包括何鸿燊在内的世界各地赌业巨子们送来的花圈，“部长区”放当地财政部、国安部、交通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送的花圈。

载着林梧桐灵柩的灵车在众人相陪下，途经指点他发迹的清水岩庙，绕过建在山顶的娱乐城，最后驶入他的私人墓园——梧桐陵园安葬。葬礼当天，云顶赌场轮盘停止运作12小时，以向轮盘的主人致敬。

下葬前，途经他当年捐献建造的清水岩，停下接受清水岩众理事、云顶佛教会会员、寺院志工以及88岁的侄儿林栋梁最后的敬礼。祭坛上的食品包括15头金猪、16尾干煎马友鱼、10只白斩全鸡、1碟白斩鸡、6大盘烧包、花蟹、红龟糕、发糕、粽子、糯米饭、白糖糕、炸春卷等，却不见赌王生前爱吃的食品，如福建面、田鸡粥、清炒菘菜、豆腐等等家乡小菜。

本田宗一郎 不添麻烦

本田宗一郎死后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因为他认为，给人添麻烦就是对别人最大的侮辱，也是自己的羞耻。

本田宗一郎因肝机能不良而逝世，享年 84 岁，那一天是 8 月 5 日。第二天，《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刊登大篇追悼文章，还附有他的照片。文章开头写道：“抗拒日本政府压制政策的一位汽车技术者，从战后的荒芜之中发展成世界最大、最尖端企业的经营者——本田宗一郎，于本月 5 日去世。”该报详细介绍了宗一郎一生艰苦奋斗、开发 CVCC 引擎的成功，以及到美国投资设厂、被“汽车殿堂”表扬的事迹。

宗一郎生前就向妻子幸子和儿女交待过：“我死后一切从简，绝不可办理丧礼，绝对不要给人添麻烦”，也许宗一郎考虑到，自己一生交友广，事业大，如果举行葬礼，必然会造成城市交通的阻塞和混乱，这是不应该的。

日本大企业有个惯例，凡公司创始人或社长、董事长逝世，通常都要由公司出面办理“社葬”。本田技研现董事长一再征求幸子和她儿子博俊的意见，是否同意搞“社葬”？幸子含泪回答：“孩子他爸生前说过多次，身后不要搞‘社葬’，不要给人添麻烦，丧事一切从简。我们要尊重他的意见。”博俊点点头说：“母亲说得对。家父要我们一定按照他说的去办。谢谢各位前辈对家父的厚爱。”这样，本田技研工业总公司的首脑们只得作罢，按照一般规格给宗一郎办了后事。丧事办得很简单，一点也没声张，所以没有惊动众人。

博俊深有感触地说：“父亲是了不起的，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因为他认为，给人添麻烦就是对别人最大的侮辱，也是自己的羞耻。”

卡内基 自选墓志

卡内基生前就想好了自己的墓志铭：“这里躺着的是一个知道如何宣传自己，一个比他自己更聪明的人。”

早在逝世前几年，卡内基就和妻子路易丝选好了将来的安葬之地，他们曾经考虑过邓弗姆林的皮滕克利夫峡谷，但最终还是决定安葬在纽约州塔里敦附近名为沉睡之谷的墓园里。1697年，这里建起了一座荷兰教堂，而在教堂附近则埋葬了那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最终促成美国独立的英雄。美国文学家华盛顿·欧文也埋葬在这里，他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曾丰富了卡内基的童年生活。

1919年8月14日，葬礼在卡内基树荫小溪住所的公众接待室里举行，出席葬礼的仅有家人和亲密的朋友，围绕在鲜花装饰的棺材边的人不到60人。整个葬礼没有任何颂词，尽管卡内基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但在伦诺克斯公理教会本森·N·怀曼的协助下，纽约布里克长老教派的威廉·P·梅里尔牧师还是念诵了大约20分钟的长老教派葬礼祈祷词。当天下午，卡内基的棺材先后搭载了火车和灵车，最终到达了沉睡之谷墓园。雇用的保卫们将闻讯赶来的其他人都拦在了门外，卡内基的家人看着棺材被安葬下去，梅里尔牧师做了最后的吟咏。

作为饭后话题，卡内基生前总是喜欢问饭桌上的人愿意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墓志铭。而他总是以自己的墓志铭先开头：“这里躺着的是一个知道如何宣传自己，一个比他自己更聪明的人。”最后，这段话，再配上路易丝引用的卡内基最喜欢的诗人罗伯特·伯恩斯在1785年《给寄生虫》一诗中的一段话，成了卡内基的墓志铭：权力给了我们礼物，让我们像他人看我们一样看清自己！自由的金钱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错，是个愚蠢的想法……

王永庆 落叶归根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携子郭守正亲往，三度行跪叩大礼，郭台铭哽咽：“对我而言，他不只是严父，也是慈父。”

王永庆在美国去世，享年91岁。王永庆白手起家创建了台塑集团，成为台湾第二大富翁。他的灵柩运回台湾，在桃园机场，当灵柩从飞机上移下时，其第三任夫人李宝珠痛哭着走上去迎接。因婚外情与王永庆反目的长子王文洋带着儿女最早赶到机场，看到父亲灵柩后失声痛哭，他的女儿则在一旁安慰。

王永庆的遗体从飞机上移下后，进行了简单的迎灵诵经仪式。随后，载着王永庆灵柩的车开出简易灵堂，前往位于长庚大学的灵堂。

当灵车进入规定车位时，已经九旬高龄的弟弟王永在情绪非常激动，大喊着“阿兄”，放声痛哭。虽然年事已高，且因情绪激动无法站立，但王永在不愿意坐下，而是坚持让亲友搀扶着自己的双臂，站立着迎接哥哥的遗体。

大约8000人出席了王永庆的葬礼。台湾的政界要员和商界领袖在葬礼上向王永庆表示敬意。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携子郭守正亲往，三度行跪叩大礼，郭台铭哽咽：“对我而言，他不只是严父，也是慈父。”

被杀“截访者”的“身后事” 篇5

第二天下午5点，王佳生的父亲王春明接到了儿子出事的噩耗。电话另一边操着北方口音的男子，声称是饶阳县公安局刑警队队长。起初，王春明并不相信儿子会出事，还以为是骗子。他甚至让女儿王清（化名）上网查查来电号码。但很快，女儿哭着告诉他。是真的。来电真的是饶阳县公安局的电话。

王春明叫上了3个同村的朋友，在11月17日上午7时许，赶到了饶阳县公安局。警察告诉王春明，王佳生被河南鹤壁上访的人害了。公安局的还劝他们，“孩子已经出事了，什么事都不要问了”。

王春明听得云里雾里，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理解孩子本来在饭店干活好好的，怎么会和河南上访的人纠缠在一起？

当天下午，鹤壁政府部门来的工作人员正式开始和王春明谈赔偿协议。王春明始终想为孩子的死讨要说法，双方谈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不欢而散。直到11月19日，谈判以王春明的退让而告终。王春明的心愿是让王佳生的遗体回到家乡土葬。而鹤壁方面的态度则很是强硬，要求王佳生必须在当地火葬，否则王春明就拿不到任何赔偿。

11月19日上午，双方谈妥赔偿后，王春明才被允许进入饶阳县中医院的太平间，将王佳生的遗体带到了火葬场火化。次日清晨，带着王佳生的骨灰，王春明5人回到了老家刘家卓村。

2009年夏天，15岁的王佳生初中毕业后，到蒲城县的技校上学。两个多月后，王佳生成为了一名西点师。次年年初，在山西一个多月实习结束后，学校将其安排到了合肥的一家饭店里。从此，王佳生再也没有回过家。无论是家人还是他曾经亲密的伙伴，从没有人知道他在北京具体干什么工作。王佳生从不主动和家里联系，地址和手机号码也经常变换。出事后，王春明才知道王佳生做的工作是押送访民的“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