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

第一篇：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

专题八：《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教案

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等篇目的学习，使学生领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融合却是必然的。

(2)通过东西方文明发展史和文化特色的比较，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各具特色的文化样态，并学会思考文化的差异所能带来的文化互补共融的可能性  教学重点：

(1)熟读《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篇目，理解其思想主旨

(2)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融合的可能性

 教学难点：

东西方文明在其悠久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品格，这些差异既是文明冲突的潜在因素，同时也是文化融合的有利条件，学生在文明冲突和文化融合两种进程的理解中，往往容易走极端，陷入片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中，引导他们认识和理解文化碰撞的真谛是教学的关键。  教学工具：多媒体课件  教学方法：理论讲解，看图片资料，课堂讨论  教学内容：

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

引题：从古代文明的起源处来看，世界上存在着四大文明古国，就地球这个纷繁人种聚居的地域来看，世界上存在着五大洲，目前共有232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2000个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在语言、信仰、价值观、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尽相同的差异，正因此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新的专题，关注的正是我们所身处的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世界，我们从中西方文明的视角，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面对差异，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责任。

(一)解读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 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从文化表象上同学们很容易就能罗列出很多方面，比如，中国人的节日文化，中国人的休闲文化、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此处可以让学生参与讨论：中国人过年与西方人圣诞节的差别;中国人喝茶与西方人喝咖啡的不同;中国人餐桌上的觥筹交错与西方人的自助餐等等。

影像展示奥运开闭幕式中中国的表演和伦敦八分钟的表演，请学生通过影像资料谈谈对中西文化表现差异背后的文化内涵。

当奥运会开幕式中那幅中国味极浓的大型卷轴缓缓打开的时候，我们仿佛走进了中国文化的气场中，以身体为笔，只是非常简单的勾画、铺陈，一副山水泼墨图便在我们的眼前捭阖开来，它或许没有白描那么讲究细节的逼真，也没有绚烂的色彩点缀期间，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到一种天地混沌朴素自然的大美在心中氤氲。而颇有现代气息的伦敦八分钟，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动感而又极具个性的时尚味道，舞台上扮演路人的舞者随心所欲，没有统一的着装也没有整齐的舞步，他们更多的是在表演自己，不管城市的街道如何车水马龙，霓虹灯如何闪烁，他们都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踏着自己喜欢的节奏舞蹈。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通过一次表演呈现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力，它们一个喜静，一个好动，一个追崇天地间的大美，一个追逐尘世间独享的自由;它们一个注重整体和谐，一个关注生命的个性。其实，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时时处处不在显露它们鲜明的特色，比如中国建筑讲求的是对称、和谐、秩序、天人合一;西方建筑讲求的是非对称、对上帝无限超越精神的礼拜;中国山水画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恬静自在的人生追求，西方雕塑突出的是人与自然的抗争(背景雕塑展现的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拉奥孔是当时特洛伊城的一个祭祀和预言家，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将木马引人城中。这触怒了雅典娜和众神要毁灭特洛伊的意志，于是雅典娜派出了两条巨蛇将拉奥孔父子三人咬死，画面上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人面对巨蛇奋力一搏的挣扎，当个体的生命将一腔热血投诸于比自己强大的客体时，他变成了人性的英雄);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人伦关系、群体关系，与之相对，西方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个人自由意志和自我完善(这一组图画是一个德国人绘制的中西世象百态：在图片中，第一副画中那个放大的人的形象代表西方人，而那个被缩小的人是中国人的代表，当然这里不是指中国人是弱小的，而是指中国人的个体形象的注重不及西方人;第二副图画对应第一副画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在群体中生存的，而西方人则是个体性的存在方式;第三副画显然是一副三代同堂的角色，中间那个白色的小一码的人代表家庭中的孩子，很显然，孩子在西方家庭中是和所有成员并排站立，也就意味着他们与成年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而中国家庭中，孩子居中，是众星捧月的对象，这就意味着他是被保护的，这种保护甚至是可以倾注成人世界的所有，以不计代价的方式进行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牺牲精神叫做爱的无私，但同时这种爱会使孩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自我成长的历练。无庸讳言，通过前三组图画，我们很明显感到中国人是在群体中生存，注重集体感的人群，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维系上我们更倾向于家国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当国家有难时，中国人总是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齐心协力精神，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族之间总是潜意识里将后者视若一种崇高的目标。当然，也正是因为我们对亲情的注重，所以才会有最后一组画中的西方人老了只能与狗同乐，而中国老人更愿意享受天伦之乐。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家国意识，亲情观念就是绝对完美的，毕竟为此我们也要牺牲个人一定的独立和自由，而同样个性的自由也应该是被尊重的。)

(二)中西方文明差异的形成

通过中西文化表现形态的呈现，我们已经发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虽然同属一个物种，但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却有相当的差别，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西方文明之间会有如此的差异，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走进上古时期的文化起源处，来试着分析中西方文明格局的形成历史。

首先，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最初的经济形态，最终促成了生存理念上的差异。爱琴海区城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克里特岛、爱琴海中的各岛屿和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在这块不大的区域中，海陆交错，山峦重叠，海洋占了大半面积，无数的小岛星罗棋布，象跳石那样密布在海面上，这给古希腊提供了极好的海上交通。爱琴海区域又是一个多山地带，今岛西北部有品都拉斯山，东北部有著名的奥林匹斯山，中部有巴那撒斯山，南部有太吉特斯山。群山造成了贫瘠的土地，可耕面积受到极大限制。农业无法在希腊半岛上大显身手。陆地把贫穷送给了希腊人，大海却赐给希腊人以财富。人们谋求生计、获取财富主要依靠海上的贸易。海上的贸易，促进了古希腊手工业.航海业和商业的高度繁荣。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中心雅典，冶金、造船、武器、皮革、工商业最为发达。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城邦为中心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古希腊地理环境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平坦广阔而肥沃的土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场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耕耘收获，繁衍生息，农业经济得到了高度发展。从最早的文字记载甲骨文来看，农业生产被放在极重要的位置。这种特殊而极端的地理位置，也使古代中国不可能利用对外贸易来刺激和促进国内商品生产。因而中国古人重视的便是农业生产。

在商业性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土壤和气候中，培育起了古希腊人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尚个人自由平等和个性的发展，个体的创造，个人的奋斗，祟尚个人的发财、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以及个人英雄、个人冒险。排斥外在的人为的束缚，将物质利益作为言行取舍的准则，将自我利益放在核心地位。总而言之，从古希腊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在著名的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型经济与宗法制政治，则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民族品格。封闭式的农业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乐于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凡是敢于违背这种基本宗法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人，一律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不仅天子可以兴师讨伐，而且可以“人人得而诛之”。宗法政治反对个人的自由，反对贪图私利，越礼享乐，而极力强调天子的尊严，国家的统一，血亲家族的融洽，尊卑等级的神圣，品德修养的重要。提出“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克己复礼”(《论语•颜渊》)，提倡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匹夫不可夺志”、“贫贱不能移”的气节。从西方文学实践来看，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君主的忠贞和品德无暇，而在于他们个人的毅力，勇气和智慧。足智多谋的阿加门农，尽管为了一己之私利，夺走了别人心爱的女人，但仍为一个英雄。敢于冒险的奥的修斯，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拜伦的长诗《唐•璜》，前半部分完全是讴歌主人唐璜的浪漫恋爱史，后半部分则写主人公为个人，为自由的‘英雄”业绩。这种对个人英雄的赞颂，是西方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中国的英雄，绝不是那种为一己之私欲夺人之爱的将军，更不是四处沾花惹草，走—处爱一个女人(甚至爱几个女人)的花花公子。而是如屈原那股品格高洁、忠心既耿的正人君子、具有对君王忠心不二，“虽九死其就来悔”赤诚肝胆。或如杜甫之忧国忧民，或如岳飞之敬忠报国，或如文天样之视死如归，或如陶渊明之归田园居。这些忠君报国贫贱不移的君子们，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其次，形而上的哲学观念构筑起了不一样的中西文化样态。同学们也许不一定解释得清楚什么是形而上的哲学观念，其实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就是追问世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不管在地球的那个角落的文明几乎都是从思考这一问题开始的。对世界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国文化给出的是这样一系列的概念：道、无、气。西方世界给出的是另一组概念：理念(idea)、有(being)和实体(substance)。道，是核心，无，表明道的形而上的特征，它不是具体事物，“道可道，非常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气，说明了“道”的生成运转变化，它无所不在，却又无象无形，气之凝聚形成实体，实体之气散而物亡，又复归于宇宙流行之气。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飞禽走兽，悠悠万物皆由气生。人为万物之灵，亦享天地之气以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在气的宇宙中，无是根本，是永恒的气，无是有的本源，又是有的归宿，有是暂时的，有限的。这种有无相生的气的宇宙观决定了中国人对世界整体的认知特点：不是把实体和虚空分离开来，而是必然把二者联系起来，气使得具体事物从根本上不能独立，必须依从整体。气的宇宙世界，虽也可分析，但更靠感悟，正因此中国的思维走向的不是形式逻辑，而是感性思维。《易传•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象，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周易中的取象思维的出发点同样是对物象世界的直接观察和自在体认，它并未割裂人与宇宙万象的天然联系，而是通过直面物象的方式取得物我之间的沟通和认知，这种思维方式的先导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和诗性话语。老子讲“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追求的是对万物盛衰起落的直接体悟。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不言”、“不议”以及“不说”正是为了凸现“观”的意义，在庄子看来对道的体悟，需要的是明心见性的直观，而不是建立在人言基础上的抽象思辨。《天道》篇中轮扁斫轮的寓言就是在讲对事物的明见，需要的是“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的直接体悟和亲身体验，从而顺应事物本然的存在规律达到对事物的体认，这个过程无关于前人诉诸于笔端的经验先导，因为所谓书中之言建立在所谓的客观逻辑建构上，它并不如亲身体验更加可信和可靠。庄子的直观体认强调的是自然万物的自显，而非人的强为。

附：《庄子·天道》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而与之相对，西方文化的世界形成的概念是一种实体观，idea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世界形成的“模子”，先有一个模子，人才能据此制造世间万物，于是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再到赫拉克利特，乃至中世纪的神学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数、火以及上帝等，它们都是明晰的、实体性质的，西方哲学的追问看重的是有而不是无，是实体而不是虚空。因为实体的存在，西方人总是希望用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去带动人类认知更多的事物，比如说根据能量转化原理发明了电灯，电子技术的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时刻都无法离开的电脑，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克隆技术的问世，等等。当西方人不停地去用科技理性去探察我们周遭的世界，依靠逻辑和实验去不停地推演宇宙的时候，他们越来越离不开一种标准化体系化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人类的活动必须在严格的逻辑思维中展开。根据我们上述所讲的庄子的人生经验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人对此或许正好持相反的意见，他们不会偏信所谓个人的经验，他们更愿意相信一种被总结出来经过论证推理的技术方法，后人可以依此获得一种更加客观可循的认知。

二、文化的角力与文化的冲突

尽管在文化思维上中西方表现出一系列的差异性面貌，但在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地球两端的文明都在各自所依存的文化形态中相对稳定的发展，这种相对独立的发展局面直到近代被打破了，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清末时期最为坎坷屈辱的一段中国历史。显然，在这一时期，文化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实行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保守的政策;在军事上以固守中原、防御外敌为主，长城就成了防御政策的象征;在文化上，重道德修养、轻个人功利，形成了重道轻术，崇本息末，重伦理、轻科技的传统。当东方世界依然在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中维持着封建制的现状时，西方世界首先打破了人与土地的依附关系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而这也正加剧了东西方文明之间关于孰优孰劣的争论。西方的理性与科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伟大意义不可忽视。近代以来，物理学的声、光、化、电之发现与应用，一直到现代IT高科技所带来世界面貌之变化，可以说都是在理性与科学基础上实现的。当外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与外界基本隔绝的时代便告结束。但是，外敌的入侵并不是为了传播文明与帮助发展，而是为了掠夺和奴役。在惨痛的现实面前，在亡国亡种的危机面前，对传统的怀疑、反思，对外来思想的学习、借鉴，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崩溃与重构。究竟中国应该走向何方，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东西方之间各自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力量，当力量产生悬殊之后，中西方的关系应该怎样选择呢?我们不妨先从冯友兰先生的文章说起。

(参读课本《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 请问：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别被做了怎样的比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呢?在你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和西方的差别?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人把进步与落后冠之以城市与乡下之别，他指出西方在世界上居于城里人的地位是从一次重要的大改革开始的，这场改革就叫做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究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怎样突飞猛进的变化呢?我们不妨看以下的一组图表，更能说明问题。

西方的现代文明

工业：机械化、自动化、技术密集(劳动密集)、 农业：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农村工业化 国防：武器装备现代化 科技：三次科技革命 政治：法制化、规范化;

价值观念：竞争意识和平等意识等等 与之相对：中国的传统文明 工业：简单的手工业 农业：个体劳作、自然灌溉、自给自足 国防：刀枪棍棒 政治：集权等级制

价值观：三纲五常，君子言义不言利 很显然，从这组对比的图表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与传统的角力，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最终形成了文化冲突的态势：经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为了占领更多的资本市场，为了不断满足他们对个体意欲的扩张需要，东西方文明的平衡状态终于被打破了，东西方文明之间从两不相干到两相对峙，讨论：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下，冯友兰先生给中国的道路指明了什么样的方向?他所谓的摆脱乡下人的局面，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道：“英美等国之所以能于现在世界中取得城里之地位者，乃因其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种文化。中国之所以于现在世界中流为乡下的地位者，乃因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中国未有某种文化。”显然冯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向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借鉴。冯先生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深表隐忧的思想者的心声，于是，中国在先进的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催逼下，终于开始了自我反省的道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声，我们发现五四之后中国从被动开放大门转向主动去接纳西方文化，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开拓和推进。

三、文化融合的世界构想(One world One dream)

然而，当中国现代化的脚步越来越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中时，我们耳际仍然有不绝于耳的质疑和反省，是不是西方的一切都能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中国传统的信仰和观念已经一无是处了呢?在冯友兰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思考，但是并不意味着冯友兰先生就是唯西方论者。

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的伟大的过去，也必将造就中国人的伟大的将来。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冯先生均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用现代的眼光加以审视，用现代的方法加以分析和疏理，形成了以哲学为统率的历史、文化、政治、道德、文艺、宗教等多层次的思想理论。近一两年来，学界开始越出“新理学”的纯哲学系统，就冯先生的社会文化观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但尚缺系统之研究。我们认为，对冯先生的社会文化观进行必要的归纳和提炼，将有利于冯学的全面研究。也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发挥中华文化的优良精神，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一定参照。

——王芳恒：《〈冯友兰社会文化观研究〉前言》 从上述评价中，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冯先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主义的鼓吹者，冯友兰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史》，而他的学术方向是现代新儒家。他的思想所涵纳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他学术的开放视野。

冯友兰在中西文化间的熏陶和濡染：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10月8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祖父虽然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却作得一手好诗。父亲是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冯友兰七岁就开始在家里的私塾读书。1903年，全家随父亲到武昌，在母亲的监督下，他读完了《书经》、《易经》。1919年秋，冯友兰来到北京，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出国留学资格考试，顺利通过。1920年1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 ，形成了富有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是第一个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人，也是较早地把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的中国人之一。从冯先生的人生经历，我们似乎在感情和理性的天平上需要重新称量关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们的视野其实也可以像冯先生那样，更有一种反思的批判力和文化的包容性。

讨论：中国学习西方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是不是我们的文化特色就要一笔勾销呢?西方价值是否能成就绝对的普世价值呢?

机械化的生产，量化的评价体系无形中在构建一系列对人的裁策机制，日益模糊掉人的个性和人的情感需要。一切被日益物质化、商品化。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残酷竞争、人欲横流等乱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包含着平等原则的商品的等价交换使人们之间缺乏情感上的沟通。繁华的城市生活使人远离自然界，更可怕的是对大自然疯狂的掠夺加速了地球的自我毁灭速度。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和残酷，让全世界尤其是欧美震惊。许多有头脑的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怀疑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是否还能够带给人类更多的幸福，甚至对西方文化也打一个问号，个别人曾提出要从东方文明中寻求出路。大哲学家柏格森在欧洲遇到梁启超时，劝梁回国后多研究一下孔子、老子、墨子，中国这些哲人的思想和学说或许可以拯救纷乱繁杂的世界。于是在欧美掀起了一股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后现代思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以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典型代表。这股思潮关注人的和谐、人格的修养、人性的回归与伦理道德的重建等，试图以此来解决欧美的社会问题。

其实，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思考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推进而消失，反而在今天讨论更加热烈，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如果各执一端，推行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导致新一轮的文化冲突，但消解差异也就意味着失去思辩的力度和碰撞的火花。因此，我们更应该很好的进行东西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升自身的文化品格。

比如：冯友兰先生就说过，中国所以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如果有人仅只是求幸福于内心，也就用不着控制自然界的权力，也用不着认识自然界的确切的知识。

其实，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在推进人类认知世界微观分析上的弱点，需要在这种科学思维上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思想本身对人的个人内在修为的更高要求和对自然的和谐共处的思想，它可以弥补科技理性对人精神的戕害。

其次，一方面，我们在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自由平等观上，看到人道主义的重要和可贵，纠正自古以来“存天理，灭人欲”对人性的束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对偏激和无度的欲望进行内省性的价值规约。

这种互相之间取长补短的借鉴和对话，常常被我们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其实未尝不可以搬到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的历史就是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请学生评价一下赵武灵王的政治举措，并结合此文，谈谈民族振兴的出路何在。

赵武灵王大胆搁置狭隘的民族观，向对立的异族学习借鉴，看上去也许只是 一次服饰改革，但实质上是向一种思想保守势力的挑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没有绝对的胜者与败者，在绚烂多彩的世界舞台上同样没有绝对的强者与弱者，文化之间的开放程度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开放程度，而这种开放和包容也正是一个民族永远发展和壮大的精神支柱。

背景资料：

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部族，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加强边防，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鈎，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等人是反对者。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驳斥了这些谬论，说：“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战略策•赵策二》)。后来赵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当即加以驳斥，指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赵武灵王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并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公元前三○七年赵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次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西略胡地到榆中，“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因有广大的榆柳之林而得名，林胡这个部族就因游居在榆中而得名。“林胡王献马”，就是表示从此归属于赵国。“代相赵固主胡”，就是从此由赵固兼管这个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公元前三○五年赵大举攻中山，由武灵王亲率右、左、中三军，并由牛翦率车骑，赵希统率林胡和代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石家庄西南)、鄗(今高邑东)等地。次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臵了九原郡和云中郡。“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命将军、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戍”改作“代”，“貉”改作“貂”)。因为这一带居住民是貉族，因而穿貉服。貉服和胡服大概是大同小异的。公元前三○三年又攻中山，攘地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二九七年赵武灵王巡行新得之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收编了楼烦的军队。次年中山灭亡，迁其君于虏施(今陕西榆林南)。赵武灵王不但推行了胡服骑射，攻取得大片胡地和中山土地，而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军队，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加强。

问题与思考： 1. 冯友兰先生将“东西文化之分”用“城乡文化之别”来做比，你觉得这种取譬的方式对表达其思想观点有何作用?

2. 冯友兰先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他的所谓“东西文化之分就是城乡文化之别”这一观点的?你觉得这一比喻背后所表达的观点运用在当今社会依然准确吗?

3.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你觉得会导致一种文化的必然对峙，还是一种文化的对话和融合?如果文化之间能够很好的形成对话和融合局面，你觉得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4. 评价“胡服骑射”故事中的赵武灵王在当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并分析这5. 一故事背后的历史启示是什么?

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融合之间你认为有何关系，通过你的阅读和理解，请谈谈你的具体看法? 参考书目：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才勇《中西语境中的文化述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1年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赵汀阳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第二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 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 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 8 参考文献： ...................................................................................................................................................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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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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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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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 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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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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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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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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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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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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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 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 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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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在建筑空间中的冲突与融合

董环滨修彦合

摘要：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与传统文化是融合点的，世界上每一事物都有其融合点。有融合就有冲突，这就是当今社会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经济，建筑空间，冲突，融合 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经济的分析

什么叫传统文化？我们要有新的概念，人类昨天社会时间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今天而言，都是传统文化；今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明天而言，也是传统文化。

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经济的创新，不言而喻，就是要把目标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以其促进我国建筑创作的发展，并尽快的把它推向世界。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辟与局限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独树一帜。但却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或许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一种文化的超稳定性所致。但就建筑而言，我认为还是由封建社会延续得太长，技术发展缓慢、建筑功能没有明显改变所造成的。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与传统文化是有融合点的，世界上每一事物都有其融合点。有融合就有冲突，这就是当今社会的必然趋势。

对待传统建筑文化，不但要重视静态的历史文物保护，而且必须重视动态的传统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因此，应努力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结合点，不断探索传统建筑逻辑与现代逻辑、传统技术与现代功能、传统审美意识与现代审美意识的结合方式，把人类优秀的传统文化融汇至现代建筑文化中。经济的发展，现代技术的提高，中国设计也在延伸，有人认为是“百花齐放”，但也有人认为是“乌烟瘴气”。仅这两方面的认识，使得我们看待当代设计时，一片迷惘。缘于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把探讨当代设计的着眼点从设计的客观存在与设计时的主观意识上转移到把设计本身置于文化领域内，从宏观的文化价值形态中进行分析。

现代经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点

如何将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一直是新世纪的话题，于是，我开始徜徉在历史与今天、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寻着它们与生俱来的天源关系。现代文化趋同和传统文化危机论的全球化大背景下，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到底还以什么为支撑？为什么我们要满世界地寻找最具民族特征、地方特色的艺术设计珍品？为什么美国人对我们自己津津乐道的伤害浦东栉比鳞次的建筑群，仅仅给了一个“像纽约曼哈顿”的评价不屑一顾？为什么外国的学者对我们自己常常忽略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如此流连忘返······所以这一切，都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依赖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在建筑空间中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在建筑空间中是有融合点的：

一、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设计引导人”与“人引导设计”这本身就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事实上，“现代文化浪潮即夹着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经济的发展，消费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民间制陶的基础。”高耗薄利导致民间工艺的萎缩；民间艺人的严重流失，这一切都在继续。

陈汉民先生在设计王府井饭店的标志时，把传统的中国结与建筑墙壁上的装饰融合起来，使我们看到这个标志时，既有中国的文化的情结，又具备现代设计的特点。贝聿铭先生更是世界公认的建筑大师，在做中国的香山饭店运用江南水乡的青砖灰瓦白墙色调，使现代建筑加上文化情怀，形成了一种共鸣。当代设计的发展不仅仅是考虑建筑文化的问题而是考虑怎样与现代经济融合的问题，虚招相同的切入点，即传统文化的介入应该来说对当代设计文化具有推动作用。这或许就是传统文化对当代设计的最大意义了。所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在建筑空间中是有融合点的。

二、从政治环境来讲：从中国建筑发展来看中国较以前相比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社会与文化环境： 20世纪90年代，经典政治权利已非中国唯一的权利中心。电视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为信息在国外、国内的同步传播提供可能，信息在国内国外几乎同步上市。西方的强势文化借助媒体形成独立于政治权利之外的另一种权利——文化领导权。中国经典的政治权利反而渐渐退居世俗大众生活的次要地位。美国的“9·11”事件后，美国的大公司就不再热衷于买大楼和把公司总部集中于一块办公了。现在流行分散办公，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已经能满足对办公室内对通讯、联网服务提供的更高要求，加之一些人开始在家SOHO办公，公司管理层自然要求办公室内灵活组合的家具、沙发、隔板、桌子、家具都可随意组合变化。小型化、分散化、灵活化成为办公空间设计的新趋势。

三、文化差异上看：人脉空间的布局讲究风水学说。“文化”：泛指一般知识。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综合。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化和教化的总称。

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与传统文化是有融合点的，世界上每一事物都有其融合点。有融合就有冲突，这是当今社会的必然趋势。所以在现代设计中也应该结合一下现代经济的发展，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在建筑中的冲突与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德龙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第四篇：文化独立与文化融合

从中式洋节浅析文化独立与文化融合 [摘要] 西方文化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之间必然发生碰撞。文化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文化融合的前提是文化独立。本文首先从中式洋节来展示中西文化的碰撞，进而对将中式洋节视为文化入侵的片面看法进行反驳。然后探讨中华传统文化衰落的真正原因，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其次针对中华文化独立提出相应策略，最后分析文化融合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中式洋节，文化独立，文化融合，和而不同

Abstrat: The western culture comes into our life, so that there will appear cultural shock. The cultural fusion is the trend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emise of which is the ccultural independent. This paper firstly show the cultural shocck through the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 in order to refute the one-sided opinion about that the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 are regarded as cultural invasion.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ue reasons about the delin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ow to protect it. It is followed by the stratagies to Chinese cultural independent.The effect of cultural fusion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Key words: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cultural independent,cultural fusion, Harmony in Diversity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不仅局限于经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近几年在中国，西方快餐，好莱坞电影，洋节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必然产生新的火花--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融合也必将对中西文化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可是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复制，同一。对文化融合的片面看法莫过于文化入侵，这种看法过于绝对，因为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将保持独立，秉持各自鲜明独特的个性，并且融合的结果是和而不同。 1.0中式洋节与文化入侵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式各样的节日也日益增多。仅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就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不胜枚举。同时，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流行过“洋节”，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等。“洋节”越来越多地走入中国，走近中国人。西方许多节日的庆祝方式与中国节日都有所不同，对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刺激的，因此人们现在比较乐于过西方的节日。例如，西方人过圣诞节，除了大家在一起挂圣诞树、吃烤火鸡聚餐，大人们还会把孩子们向往已久的节日礼物装在一个大袜子里，在平安夜悄悄放在孩子们的床头送给他们。甚至在大街上有穿着红色圣诞服、头戴圣诞帽、脚蹬圣诞靴的圣诞老人背着大布袋分发礼物，这对孩子们说是新奇的、新鲜的，他们都非常喜欢过圣诞节。而在中国只要孩子们喜欢大人们也就高兴。

因此，有人说中国人越来越不像中国人了，马上就要全部被西化了，洋节就是文化入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以偏概全的，它忽略了“洋节”已经在我们身边被本地化、中国化，发挥着文化融合的积极作用。以圣诞节为例，在中国，圣诞节与历史、传统、亲人或者礼物转送无关。西方节日在中国的盛行脱离了其原本的宗教性质，仅仅保留了其“狂欢”、“个性”、“新奇”、“张扬”的娱乐性质。有些圣诞产品是专为迎合中国人的品味而定制的：比如，吹奏萨克斯管的圣诞老人是一种常见装饰品——只因为萨克斯和圣诞老人都源于西方，中国人就顺理成章地3将两者放在一起。今年，有些商店摆出了戴着圣诞老人帽子的羊：明年2月份的农历新年将是羊年。有专家把中国人过洋节看做“集体无意识”，这就将节日文化过于意识形态化。中国人过洋节无非是一个消费放松的借口(上班族工作压力大) 、一个增强个人身份认同感的工具、一个聚会狂欢的理由(中国人喜欢节庆)、一个浪漫表白的机会”。 2.0中华传统文化衰落与保护 有专家抵制西方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造成的。将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归罪于"西方文化入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是不公平的。西方大量文化的引入，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提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质量。至于我们传统文化的衰落，笔者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原因，也就是一些不符合人们现实生活需要的"传统文化"被自然淘汰了。比如"二十四节气"(坚持抵制观点的北大某教授提出的)。由于现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十四节气"已不能准确涵盖现在的天气状况;另外由于农业科技的发达也不完全靠"二十四节气"来进行生产活动。因此"二十四节气"逐渐被淘汰不用了。而这只能赖自然环境的变化，与洋鬼子的"文化侵入"无关。二是，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原因。在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与时俱进，发展与更新，而成了社会前进的累赘。比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就输在了"市场价值"面前。

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只能通过抵制西方文化来实现，那么中国就又回到了闭关锁国的时代。在文化竞争的浪潮里，保护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才是可取的做法。重视传统文化应从政府做起 政府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上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关于中国传统节文化的宣传、立法问题，政府和立法机关以及宣传部门确实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重现。比如所有的传统节日都应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对于传统节日，立法者怀有敬畏之心才是最根本的。传统文化的保护，除了民众的力量，行政的力量也非常重要。其次挖掘文化内涵，加强传统文化宣传与教育。其实，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要大力挖掘和宏扬。国民的文化教育让人民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让民族文化渗入百姓日常生活。最后发扬传统文化的关键是创新。在历史不断前进的车轮下，传统文化也要做到与时俱进，只有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注入新鲜活力，才能让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熠熠生辉。 3.0文化独立

文化独立就是指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文化独立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在与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失去了文化个性，那么中华文化将不复存在。只有坚持文化独立，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也是文化融合的前提，否则文化融合就变成了文化入侵。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独立可以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第一，坚持文化自觉原则。“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要做到文化自觉，首先需要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对于文化背景，文化发展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其次是要理解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最后在各种文化都实现了自觉之后，多元文化各展其长、共同发展。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就是要积极探寻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的内在契合性，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性意义的精神特质，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世界文化转型中具有自主能力。第二，坚持文化自信原则。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多元化的今天，每一种文化都是当今社会文化的瑰宝。我国的传统文化绵延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精髓，比如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深厚广泛的民众基础。传统节日反映了民族的审美情趣、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寄托着整个中华民族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憧憬，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在多元文化并存、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应该秉持着自信的信念，让传统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人们的时代生活中延续和发扬光大，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再铸传统，有所创造性的改造，始终保持传统文化的活力。 4.0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指具有的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间接触、交流沟通进而相互吸收、渗透，学习融为一体的过程。文化融合的过程：一接触，两种文化由传播而发生接触，这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二撞击和筛选，每种文化都具有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排斥他种文化的特性，两种文化接触后必然发生撞击。在撞击过程中进行社会选择，即选优汰劣。三整合，以原来的两个文化体系中选取的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如现代美国文化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21世纪的人类文化将是一种全球性的综合文化。这种综合不是实体性综合，不是东方文化归属西方文化，也不是西洋文化统摄东方文化，这种综合是文化生态功能意义上的综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泰山不让土壤方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包容精神。比如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含蓄，不善于表达个人情感。而父亲节，母亲节以及感恩节给中国人一个去表现爱与感恩的契机。当然，洋节入土中国，并不是说多多益善，因为这一种文化渗透也有着潜在的副作用。例如，对洋节的过分追求可能会导致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忽略和对西方文化的盲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的日常消费等。因此，我们需要用辩证的观点和理性的态度正确对待洋节，既不能一味崇尚洋节，也不能盲目排外。在理性接受西洋文化的同时，还不要忘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要运用 “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剔去糟粕，充分彰显我们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的包容与心胸。 5.0结语

文化全球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是挑战，对于其他不同文化的冲击，中华传统文化要秉着文化自信，屹立于多彩的文化盛会。同时全球化也是机遇，中华传统文化借机取长补短，永葆活力。在同一文明空间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竞争、相互激荡中相互依存、相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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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企业重组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

红云红河集团昆明卷烟厂生产一部一车间 杨 娇

摘要：在全球范围内，合并重组已经成为企业扩大规模、增强实力、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是企业实现快速增长和提高竞争优势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当今世界上70%的重组后企业未能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而其中大约80%失败源于重组后的整合过程。企业重组后整合难，但最难的莫过于企业文化的整合。文化影响价值观，而价值观影响态度，又最终影响行为，因此企业重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文化行为。本文通过对企业重组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的分析，剖析了文化冲突的原因并提出了适合企业重组的文化整合思路。

关键词：企业重组;文化冲突;文化整合

一、引言

在我国，推进企业并购与整合的重要性，己经被人们所认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企业制度变迁的冲击下，我国企业并购经历了从政府的指令性合并到政府指导性兼并，从企业自发的并购、救济式并购到战略性并购，从强弱型并购到强强型并购，从不成熟并购到逐渐较规范并购的发展历程。其间，涌现出了一批成功的企业，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如海尔、海信、长虹和一汽等都通过并购成长壮大了起来，通过整合提升了并购后企业的价值。但就企业总体来讲，虽然已置身于市场经济的体制中，但其管理体制、经营理念、经营机制还存有较浓的计划经济色彩。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存有冗员、过度负债、社会负担等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些问题的存在，自然使得企业在实施并购和整合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障碍，使得并购的效果大打折扣。 当前，我国企业已经迈开了国际化的步伐，跨地域、跨国经营和并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面对更广阔的空间，民族的、地域的、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更加突出。比较而言，当前的并购重组中，企业更重视资产、技术、销售网络等有形的东西，而忽视企业文化的整合，往往导致了整个并购重组的不成功。研究表明，当今世界上70%并购未能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文化的冲突。在企业并购重组的过程中，两个不同文化的企业契合成为一个新的企业，企业文化固有的结构、特点和作用决定了两种文化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目前，关于并购重组中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流观点是，根据并购重组双方的不同情况可采取：注入式、适应式、渗透式和分隔式四种策略，其中分隔式是全盘接受其原有的目标公司的文化，从而避免了文化冲突;另外三种方式都存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那么在并购中企业应如何解决文化的差异性，实现企业文化的融合，达到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应该成为企业并购方案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二、企业重组中的文化冲突

在企业的重组中，有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很虚的东西、是软性化的不属于重组中应考虑的因素。还有观点认为，只要硬件完成了合并，软件问题自然就容易解决，企业文化自然而然就会融合到一起，很显然这是对重组后文化融合意义认识不够，忽视了企业重组中的文化冲突。事实也证明，有些企业虽然实现了重组，对资产、债务、组织、技术、员工、产品等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组，但是仍然没有产生1+1>2的效果。根据总部位于纽约，成立于1916年的世界著名商业论坛机构Conference Board最近对财富500强企业中的147位CEO和负责并购的副总的调查，90%的调查者认为，实现企业重组后的成功，文化因素至少和财务因素一样重要，重组后企业能否化解文化冲突，达到协同效应是决定重组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冲突是企业重组中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惠普公司总裁大卫·帕克在《惠普方略》一书中指出： “许多公司的失败是因为消化不良，而非饥饿。虽然并购对扩展公司的技术和快速打入新市场，常常是具有较显著的作用，但是并购并非没有自己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难以融合两种文化、经营哲学和管理风格。被并购公司的管理人员很难放弃其独立性，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这方面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比预料的多。”

从企业文化本身的特点及属性来说，在企业并购中所引发的文化冲突，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

(一)价值观的冲突

每个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经营哲学和企业精神。这些基础的价值观念在以往的企业社会实践中，一方面保证了该企业能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维持基本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也统一了企业内部成员的思想意识，实现了企业在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上的一体化。由于其被广泛传播和反复实践而在员工思想中强化起来，有的甚至转化为常规和惯例。当企业发生重组行为时，由于企业文化具有的刚性和连续性特点，很难把原企业的价值观统一于新组织的价值体系中。特别是一个企业的主导价值观被一种新的价值观取代时，原企业成员就会产生潜意识的抵触情绪和消极行为。即使重组双方进行价值观的融合，也有可能引发价值观的冲突。因此，只要有企业重组行为发生，就会有价值观冲突的存在，也就需要企业进行组织间的文化融合。

(二)行为规则差异冲突

每个企业在处理问题时，已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本组织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包括：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规章制度、奖惩措施和组织结构等。当重组行为发生时，企业的原有使命会被改变，所以作为保障组织目标实现的行为规则也需要重新设计。特别是重组企业在行为规则上差异较大时，更需要详细分析。如企业重组后要进行内部人员的调整，要把人力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的位置;要修改内部的规章制度以适应新组织的战略管理等等。重组中的这些行为打破了原组织的内在平衡，企业重组的文化冲突也就随之产生。

(三)劳动人事及薪酬政策方面的差异

一般而言，各重组企业的劳动人事及薪酬政策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重组后，为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保障企业高效运行，必然要创制新的人事用工政策和薪酬模式，因而会与职工的传统观念发生碰撞，从而表现出人事用工及薪酬观念方面的差异及冲突等。

三、文化整合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根本

企业整合包括管理、业务、经营、组织、文化等方面的整合。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表明，企业文化整合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重组整合的成败，影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海尔集团先后在全国并购了18家企业，在并购这些企业的过程中，海尔高度重视公司文化整合的作用，第一步总是“克隆”海尔文化及管理模式，使海尔的公司文化扎下根来.使并购企业了解、适应直至自觉按照海尔的公司文化和管理模式思考和行动，从而与海尔集团真正融为一体。

(一)公司文化整合的含义及内容

公司文化整合是以企业价值观念的整合为目标、为核心，以管理制度整合、组织整合、经营整合为手段的文化重整过程。它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价值观念的整合。公司文化是存在于企业群体内.具有导向、激励、内聚、自控和协调能力的文化资源。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是企业员工潜能发挥的催化剂，制约和影响着企业管理和目标的效率和效果。由于企业价值观的差异性，因而不同的企业文化冲突整合，更主要在于企业价值观念的转变与统一;员工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的统一。

2. 企业制度文化的整合。制度化作为企业文化的媒介层起着联系公司价值观和管理行为、物质文化外层的作用。它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到企业领导机制、领导作风、工作方式、管理制度、管理模式等方面，这些都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影响力极大，也是企业重组中最先变革的地方。它涉及到业务流程的变化、部门职责的重新制订、对员工工作内容的重新界定、对员工工作质量的要求，等等。在这当中，管理制度的建立最为重要，特别是员工考核制度和公司薪酬标准的建立最具有标志性。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整个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员工价值标准的重新建立。

3. 企业物质文化的整合。它主要涉及企业形象等有关企业最外层、最使人易感觉到的文化特质的整合。为此，要做好重组后新企业的舆论、形象造势工作，提高新企业的产品知名度;统一地把好产品包装、标识、注册等环节。企业统一的服装可以使员工产生纪律感和归属感，逐步在员工思想行为上发挥影响.有益于形成统一的新的公司文化。

文化整合本质上是一种工具、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过程。它就是指重组企业中的不同文化通过互相接触、交流、吸收、渗透、融为一体，形成新的企业文化，实现员工对新文化的认同与内化，达到重组后文化的协调配合，化解重组双方文化差异与冲突，从而塑造新的统一的企业文化。

(二)文化整合的方式

1.注入式。当重组双方强弱分明，尤其是目标企业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时，重组企业的优势文化容易把优秀文化注入目标企业，利用优秀文化去激活闲置的资产，达到企业重组所追求的“1+1>2”的最佳绩效。如海尔集团在重组过程中提出“吃休克鱼”的独特思路，使其扩张之路取得了极大成功。所谓休克鱼.是指硬件条件很好，管理却滞后的企业，由于经营不善掉到了市场的后面，一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把握住市场机会就能重新站起来。

2.适应式。有些目标企业的文化虽然整体品质不高，但健康、积极在其中仍居主流地位，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具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重组企业可考虑采用文化适应战略，吸收目标企业文化中合理、有效的部分，通过文化交流和沟通将异质的、有益的因子引入到本体企业文化中。

3.渗透式。重组双方企业实力相当，企业文化虽有差异，但总体上都积极进取，富于竞争性，有较强凝聚力。此时，两种优秀文化应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形成包含双方文化要素的混合文化，从而创建更优秀的新型企业文化。如上海贝尔公司是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比利时阿尔卡特公司和比利时王国政府合作基金会合资建立的。从公司成立起，各方就坚持互惠互利原则，加强沟通，精诚团结，逐步形成了全新的“团结、奋进、为大家”的贝尔文化。

4.分隔式。这种策略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并购双方分属不同行业，行业差异性较大;重组企业文化本身属于多元文化，而目标企业文化有很强的吸引力，其成员都极力维护它，保留它，不愿接受重组企业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也不会给重组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带来负面影响。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由于国家间文化差异通常较大.因而这种模式应用较为普遍。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控股日本五十铃公司时，通用公司并没有向五十铃公司输入自己的文化模式，而是采用了文化隔离的方式，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可能的冲突。

四、文化整合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企业文化的整合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应当基于适应管理创新、做大做强的现实要求和实现企业文化融合、实施文化战略的需要，全面启动，重点突破，分步实施。

(一)要形成核心。企业的核心领导层既是企业整合的组织者，也是企业文化整合的推动者。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之间的整合，在整合同时要及时把党组织健全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并通过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企业文化整合的实施。有了这支核心队伍，在整合中遇到的问题就能够顺利解决。

(二)要开展培训和理念提炼。重组后的大企业集团往往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在大集团企业文化建设上存在不平衡性，进度不一，差别较大。集团所属各企业要统一围绕大集团的总目标，共同培育大集团的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开发共同的理念识别系统，共同塑造大集团良好形象，共同打造大集团品牌，共同培育大集团优秀员工队伍。一方面要继承我们民族的、企业的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吸纳借鉴当代创新的文化成果，力求与现代企业接轨、与市场经济接轨，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创新、独具特色、自成一家”的方针，求精求好，打造企业文化的精品工程，构建大集团文化体系，用统一的企业文化，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增强认同感、亲切感和自豪感。

(三)要实施精细化管理。企业文化建设要管用、好用、实用，就要把精细化管理体现在企业文化建设当中。要推广责任目标精细管理，规范和完善生产经营、岗位培训、工作标准、现场员工守则、文明公约、道德行为规范、员工文明礼貌等，并逐渐落实到岗位及现场。力争实现安全、生产、经营、人力资源管理等重要工作的流程再造，特别是构筑起强有力的信息化平台，使资源共享。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创造性，创建学习型组织，岗位学习型员工，与国际标准接轨，与知识经济接轨，充分营造崭新的企业文化环境。要让全新实用的企业价值观、企业理念、企业精神、企业制度和企业道德规范成为全体员工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完善行为养成，在企业、在岗位全面“开花结果”。

(四)要搞好结合，务求实效。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求真务实，紧密联系实际，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避免急功近利。要坚决消除企业文化建设与中心工作“两张皮”现象。要立足企业实际，符合企业定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将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紧密结合;与企业的改革、发展紧密结合;与实现安全生产紧密结合;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科技创新紧密结合;与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与全面提升企业管理紧密结合。以企业文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切实促进大集团的建设和发展，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五)要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企业文化是企业中全体员工所拥有的共同信念，文化整合的目标是使新企业的全体员工形成文化归属与文化认同。因此，文化整合过程中需要随时倾听员工的意见，甚至可以让员工代表参与整合方案的制定。这样既有利于选择与企业相适应的整合方式，也减少了企业文化整合执行的难度。

(六)制定稳定的人力资源政策。企业重组后常常出现人才流失现象，这主要是因为某些员工对未来前途缺乏安全感，而人才的大量流失等于宣告重组的失败。因此留住人才、稳定人才，从而减少因重组而引起的人员震荡，成为企业重组中文化整合的—个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就要求重组企业在文化整合管理的过程中制定一个稳定的人力资源政策，包括明确对人才的态度，让大家感到继续发展机会的存在，从而稳定人才队伍。

五、结束语

任何企业的经营活动都必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并在此形成企业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企业文化的差异性及自身特性，企业重组中必然伴随着企业文化的冲突。企业整合重组不仅仅是两家企业之间的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以企业文化的整合为纽带，重组企业成长的灵魂和血脉，使企业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