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与技术进步（精选九篇）
理念与技术进步 篇1
关于如何看待技术进步, 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有显著的差别。在新古典的理论中, 基于总量生产函数Y=A×F (K, N) , (Y为产出、K和N分别为资本和劳动、A为技术水平) , 经济增长被认为有两个源泉:一是投入 (K和N) , 一是技术水平 (A) 。由总量生产函数推导出增长核算方程:
产出增长= (劳动份额×劳动增长) + (资本份额×资本增长) +技术进步
此处的技术进步包括劳动者素质和各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研究和教育方面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的变化等等。增长核算方程实际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 新古典的经济学家把“索洛剩余”归因于技术进步。也就是说, 经济增长率由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和技术进步三者构成。索洛经过对美国1909-1949年间数据的检验, 得出结论:在该时期中, 每劳动小时的产出增长中超过80%归因于技术进步。并且对构成经济增长率的三个部分按重要性排序, 依次为: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增加和资本积累。对于稳定增长问题,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劳动力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 生产函数F (K, L, t) 满足技术进步呈现哈罗德中性和希克斯中性的条件, 稳定的增长就能得到保证。
卡尔多首先批判了新古典的观点, 继而建立了自己的技术进步函数。他认为, 新古典把技术因素包括在生产函数中的做法是极其不合理的。卡尔多接受了萨缪尔森的规则, 即“只有数量可测量的经济物品和服务才可被用作生产函数中的独立变量”。既然技术进步在本质上不可测量, 而且时间也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代表, 技术进步就不应当被看作生产的投入, 而应被视为是“背景要素”。既然技术进步不能作为生产的投入, 那么, 总量生产函数当然就不能区分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和要素投入对增长的贡献, 也不能计算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技术进步是不可测量的, 所以试图通过总量生产函数测算技术进步从而解释经济增长是徒劳的。实际上想要很清晰地区分技术的变革和资本积累的变化是很困难的。
在卡尔多看来, 一方面工人运用较高资本必然伴随着具有创造力的先进技术的引进, 另一方面大多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也要求更高的人均资本量。资本深化需要物化的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也离不开资本深化, 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的。
二、卡尔多的技术进步函数
卡尔多构造的技术进步函数反映了每个工人资本增长率 (K) 与每个工人产量增长率 (Y) 的关系。技术进步率是资本深化的增函数;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增函数。基于上述关系, 卡尔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进步函数:Y=T (K) 。如图一所示, 横坐标代表资本增长率K, 纵坐标代表产量增长率Y, 实曲线TT′表示技术进步函数, 该函数一阶导数为正, 二阶导数为负, 说明人均产出增长率是随着人均资本量增长率的升高而递增的, 但呈现报酬递减。这是因为, 人均资本量增长率K越高, 意味着新发明被开发和利用的程度越高, 那么, 就更快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对于任何的人均资本量的增长而言, 报酬会更低。
图一还显示, 当K为零时, Y为正。原因在于即使人均资本量不变, 新的机器设备也会被引入。在T (0) 这个初始位置上, 生产力水平不是资本积累增长率的函数而是累积的产量的函数。这种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与过去累积的产量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是“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的结果。技术进步被看作是一个学习过程, 而学习依赖于经验。肯尼思·阿罗曾用这种方法设计了一个增长模型, 学习过程所利用的经验是用总投资衡量的。而卡尔多则是用累积的产量来衡量。当K>0时, 生产增长率取决于人均资本增长率。曲线TT′与45°线相交于P点。TT′曲线Y=T (K) 假定在时间进程中有一个按一定速率变化的新思想的流量, 当出现重大的技术发明时, 这种流速或称技术动态发生变化或者新思想流量和物化新思想的速度发生变化, 进而引起TT′曲线所表示的技术进步函数整体向上移动, 曲线会在更高的位置与45°线相交, 形成新的均衡点。但模型假设在一般情况下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所以技术进步函数会比较稳定, 图一中的曲线不会经常移动。在一条既定的技术进步函数上, 技术进步的流量被假定是不变的。因此, 在这条曲线上的资本增长与产量增长关系并不取决于新发明的技术性质, 而是取决于技术进步流量与资本积累速度之间的关系。在P点的左侧, 人均产出增长率高于人均资本增长率, 推动经济向P点靠近;在P点的右侧, 人均产出增长率赶不上人均资本增长率, 经济会自动回落到P点。技术进步是哈罗德中性, P点产量增长率等于人均资本增长率, 资本产量比不变, 从而经济在P点达到长期均衡增长。
卡尔多于1957年提出这一技术函数, 但很快他又在1962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对技术进步函数的表达式进行了修正。他指出, “取决于现期总投资支出的技术进步通过创造新的设备对经济体系产生影响”, 即技术进步是通过新设备被引入经济体系的, 而新设备的使用取决于现期总投资。因此, 技术进步函数被修正为最新装配新设备的每个工人的产量增长率与每个工人总的固定投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即
p′t/pt=f (i′t/it) (f (0) >0, f′>0, f″<0)
如图2所示:
该方程描述的技术进步函数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是对工艺变化的本质的某种限制?对于这个问题, 卡尔多认为, 人均投资速度的每一次变化均意味着一次实际使用新方法 (“创新”) 的变化。因为“资本节约型”创新既可以提高产量资本比, 又可以提高产量劳动比, 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说, “资本节约型”创新较之可获得相同劳动生产率增幅的“劳动节约型”创新更有利可图, 所以前者会被首先使用。人均投资增长率越高, 工艺上的变化越趋于“资本使用型” (更少的“资本节约型”) 。因此, 常常存在某种水平的人均投资增长速度, 它允许人均产量与人均投资量同速增长, 从这种意义上说出现了中性技术进步现象;假设这种人均投资增长速度历史保持不变, 也意味着假设“资本节约型”创新与“资本使用型”创新在总创新流量中的相对重要性保持不变。因为“资本节约型”创新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函数的向上滑动无异, 反之同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真的是技术进步固定假设的内涵。
因此, 假设在技术进步函数中存在某种中性的技术进步的唯一意义在于:“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必然是, 在给定投资增长率的情况下, 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或者是持续的加速上升, 或者是持续地加速下降。
摘要：对于技术进步问题, 活跃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剑桥学派曾提出独到的见解。作为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尔多不赞同新古典把技术因素包括在生产函数中的做法, 他认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的。卡尔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进步函数以反映人均资本增长率与人均产量增长率的关系, 并说明了长期均衡增长的实现机制。
关键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函数,卡尔多
参考文献
[1]伊特韦尔, 米尔盖特, 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2]曹静.对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重新解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3]Kaldor.1957.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4]Kaldor.1966.Cause of the Slow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Kingdom.in Collected Economic Essays, Vol.5.
[5]哈恩和马修斯.经济增长理论:一份研究报告.载索洛等著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译本, 商务1996.
[6]李平.后凯恩斯经济学———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比较.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
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与技术外溢 篇2
技术进步是产业成长的核心,也是产业升级换代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外资进入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带动东道国产业的技术进步。本报告的分析基于课题组所做的企业问卷。
一、影响加工贸易技术进步与技术外溢的主要因素
技术溢出是加工贸易对当地企业的技术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等带来的对当地产业技术进步的综合外部收益。对当地竞争企业的技术创新的示范、刺激与推动,称为平行溢出;对当地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技术进步的示范、援助与带动,称为垂直溢出。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东道国还是在发展中东道国,如果能够确定发生了技术转让,技术溢出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由于加工贸易可以带动相关联产业的发展,通常情况下,技术溢出效应与加工贸易所联动的当地产业链条的长短成正比。
一项技术转移大致包含四要素:技术转移的输出方、接受方、技术转移渠道和技术本身。当技术既定时,影响技术转移水平的主要因素在于技术的收受双方和技术转移的方式。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是技术转移的输出方,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持技术垄断的前提下,获得技术创新的利润最大化。
以技术垄断为前提,跨国公司进行的技术转移都是成熟性技术,因此,不论处在全球化生产链条的哪个环节,从事加工贸易的东道国企业都不可能获得最先进技术的转移,依靠技术转移也就不可能实现产业技术的赶超。这是对加工贸易技术转移的起码定位。即使位于较核心的产业链条,依靠技术转移与核心技术的靠近仍是十分有限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面临的情况就是很好的说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近,他们通过外部化购买就越困难,即使实施内部化转移,与核心技术依然保持差距。
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跨国公司按照各个子公司和分包体系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中的位置决定其转移的技术水平,并根据其技术综合能力提升技术水平。因此,加工贸易发展初期,东道国当地产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和比较优势决定了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进而确立了技术转移的初期水平。长期来看,东道国如果能够不断推进产业技术的进步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进而提升其在产业链条中的位置,跨国公司将会稳步提升技术转移的水平。为保持和提高跨国公司整体的`竞争力量和盈利水平,在沉淀成本较大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本身也需要不断提高子公司和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亚洲国家计算机产业技术转移水平不断提升的动力,就来源于母公司与子公司和配套企业双方共同的利益要求。
不同的技术转移方式也对技术转移效果产生影响。与外部化转移相比较,内部化转移的相对优势突出表现为两方面。其一,许多不愿对非关联方出售的有价值的新技术通常只有内部化方式才能获得,这对于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出口竞争能力是十分关键的;其二,内部化转移使子公司更容易获得与转移技术相配套的资金和新的管理与组织技术、营销方法、培训方法及其他知识,这是技术低成本、高速度转化为生产力的条件。内部化转移的最大缺陷在于东道国企业受到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控制,因此,在跨国公司体系内部使用的新技术和相关经验资产向东道国产业的深化和溢出可能会受到阻碍,子公司会倾向于依赖母公司的技术转移而很少努力于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这样,短期里,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生产和出口效益显著,但长期里,完全依靠外企从事加工贸易,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难有提高。
通过加工贸易推动现代产业发展的韩国和我国台湾,在产业技术能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外部化技术转移,这种发展模式的前提是当地公司有能力通过外部化转移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和后继的深化发展能力。随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对尖端产品需求的增长,他们发现外部化转移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内部化转移和外部化转移应并行,并相互促进。同时,无论是内部化还是外部化,东亚产业技术成长的成功经验在于,政府采取一系列整合战略促进转移技术的深化和外溢,这一整合战略包括建立广泛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基础和对民族
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 篇3
关键词：市场结构,技术进步,古诺模型
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最有效率的。不仅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精神。而垄断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同时会使企业耽于现状,导致技术进步停滞。
马歇尔(1890)最早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即著名的“马歇尔冲突”,但上述研究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因素。熊彼特(1942)是最早研究技术进步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学者,他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垄断比完全竞争更有效率。这一观点最初被主流经济学排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证明了其正确性。
黄燕(2001)认为,垄断会导致技术进步的停滞。但在高新技术行业,由于进入壁垒低,反而促进了技术进步。Shane和Wendall(2002)认为,如果垄断公司不使用非创新策略,那么它对创新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Shane(2002)的研究指出,受威胁的垄断市场结构比竞争性市场结构和受保护的市场结构能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更能促进技术创新。
国内学者王子君(2002)通过对美国电信业管制政策的变化和由此促使AT&T从纯垄断者地位转变为寡头垄断者这一过程的追踪分析,指出从受保护的垄断地位转移到竞争性的垄断迫使AT&T提高研发投资,以此保持其竞争优势。陈素琼(2006)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垄断结构不仅不会阻止技术创新,反而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开展,能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在考虑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垄断比完全竞争更有效率。并且“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并不能有效促使技术创新,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市场结构最有利于技术创新”(李平,2007)。已有文献研究的不足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已有文献关于垄断程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多采用计量的方式进行研究,少有从理论层面进行说明的。第二,已有文献关于市场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基于对企业的研发能力的研究。但企业是否进行技术研发不止取决于其研发能力,还要取决于其研发意愿。例如对于垄断企业,如果进行技术研发的利润期望低于现有利润,即便该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投入,也不会进行技术研发。本文将基于上述两方面,讨论市场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一、理论准备与模型拓展
(一)企业目标
由于市场存在风险,首先我们假定企业是风险规避者,即企业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在保证企业存活的前提下,企业才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引入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这意味着企业对技术投入的研发是有限度的。换句话说,由于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即便该技术成功后能够提高企业的利润。企业也会选择谨慎投资。同时企业在进行技术研发时的资金投入量应小于等于企业的利润。
(二)风险函数的设定
“一个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是指企业支持技术创新的一系列能力的综合体现,一般而言包括R&D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创新倾向、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五个方面。”(陈素琼,2006)本文为了简化分析,认为技术创新能力仅与资金投入(即R&D能力与制造能力)有关。这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一项技术研发的成功与否,最主要的投入要素是资金。同时,其他与创新能力有关的要素都可以通过购买得到。二是在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即便企业个体的研发能力不足,仍然可以通过与各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来获取科研能力。三是企业进行创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及最大化获取利润。其创新倾向主要取决于市场压力,而市场压力与市场结构及竞争对手的策略相关。基于此,本文认为,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与资金投入成正比关系。
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在进行技术研发的投入时,一方面,企业要确保研发的成功率,会尽可能多地投入资金;另一方面,企业会衡量投入的研发资金与技术研发成功后带来的收益,确保企业不会发生亏损。因此,企业不会无限制地进行技术研发投入。显然,对企业而言,其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不会超过该技术可能带来的收益,也不会超过企业当前获得的利润。
技术研发成功对企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新的技术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商品质量,增加商品功能等。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设技术研发仅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即技术研发成功后,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原来的E倍,显然有0<E<1。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定企业进行技术研发的风险函数(即企业研发成功的概率)为:
其中,F′(IE)>0,且0≤IE≤π,0<E<1。
其中,IE代表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π代表企业的当前收益,E代表技术研发成功后企业成本下降系数。显然,当IE=0时,FE=0,投入资金为零时,研发成功概率为零。
二、研发意愿分析
尽管企业数量上升时,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数量会增多。但是,一方面各企业研发的技术不一定相同,另一方面企业技术研发的成功率与投入资金成正比,有F(X1+X1)>F(X1)+F(X2)。因此,我们只需比较市场中代表性企业的研发意愿即可。
对企业而言,决定其是否研发新技术的动力来自新技术带来的利润,即研发的利润期望要大于现有利润。假设πF是研发成功后企业的利润,则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只有满足公式[1],企业才会对该项技术进行研发投入。
下面求企业的当前利润π。由于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的利润不同。为了使求解结果有代表性,我们采用古诺模型。假设市场上有n家企业(显然,n越大,市场结构越接近完全竞争市场;n越小,越垄断)。这n家企业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因此其成本函数相同。为使假设更具现实意义,假设企业的边际成本递增,即成本函数为C=c Q2。
市场需求曲线为:P=a-b Q(2)
其他假设不变。
由于企业生产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并且各企业成本函数相同,因此有:
由(4)式,市场总供给量为Q=Q1+Q2+…+Qn=n Q1(5)
则企业1的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将(7)式与(4)式代入(6)式,则均衡价格
于是企业现有利润:
假设此时市场中某代表性企业(设该企业为企业1)研发成功,此时利润为πF。根据风险函数的定义,企业成本下降为原来的E倍,即此时企业成本函数为C=Ec Q2。由于该企业的边际成本下降,因此该企业会迅速扩张增加产量,直到其边际成本重新等于边际收益。与此同时,由于总产量增加,导致均衡价格下降,其他企业会减产。企业1由于产量的扩张及成本的下降,在古诺竞争中脱颖而出,转变为领导者,其他企业则成为追随者。此时,由古诺模型转变为价格领导模型,我们对πF求解。
由于其他(n-1)家企业成本函数相同,其均衡时的产量也相同,因此有:
在价格P给定的条件下,这(n-1)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为:
根据成本函数,有P=2c Q2=2c Q3=…=2c Qn,即:
于是企业1面临的需求曲线为化简得
则企业1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企业1的产量为:
此时企业1的利润为:
将[8]式、(9)式代入[1],有:
显然,企业要求的FE越小,则企业越倾向技术研发,越有利于技术进步。
显然,E越大,G(·)越小,企业研发意愿越大。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1:就研发能力而言,市场越接近完全竞争,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即用于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量)越小,其技术研发的成功概率也越小。而越接近垄断市场,其技术研发能力也越强。
由[8]式有,,当n→∞,π→0,此时IE→0,F′(IE)>0,FE越小。
命题2:就研发意愿而言,其随垄断程度的上升而减弱。即垄断市场的研发意愿最低,而完全竞争市场的研发医院最高。
对(11)式求关于n的一阶导数,有
命题3:综合在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的研发意愿与研发能力,可以发现企业的实际技术研发投入与市场结构呈倒U型结构。即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上升,企业的实际研发投入先增加而后减小。
结论
第一,对于完全竞争市场,由于单个厂商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其收益仅能与成本相等。此时厂商要进行技术研发,只能通过银行借贷,而技术投入存在失败的风险,一旦研发失败,厂商就要面临破产。对企业来说,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获得最大利润。因此,企业缺乏动力进行研发,这与熊彼特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第二,由于技术创新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企业获得的利润越高,企业规模越大,其承担技术创新的投入和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垄断性越强,企业研发能力越强。即: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完全竞争。
第三,相比其他两种市场结构,垄断竞争市场与寡头垄断市场的技术研发效率较高。而市场中企业数量为多少时,技术研发效率最高,则取决于市场需求曲线与企业的成本函数等多种因素(即a,b,c,E各参数的取值)。但对比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的研发能力可以发现,寡头垄断的研发能力更高。同时由于其他企业的竞争压力,寡头垄断的技术研发效率更高。
第四,上述结论在高新技术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在传统行业特别是农业方面表现得不是很明显。田怡谦(2009)认为:“在支配型寡占市场下,是否利于创新的实现取决于大厂商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的弹性。当对支配性厂商的产品需求弹性较大时,则创新更倾向于带来更多的利润;如果弹性较小,则厂商并不倾向于创新。”本文证明了上述结论。
第五,反对行政性垄断,提倡技术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只会单纯加高进入壁垒,潜在进入企业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进入该行业,导致在位者丧失创新动力。而技术性垄断的进入壁垒是暂时的,潜在进入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克服,这一方面确保公平的竞争,有利于既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调动创新者的积极性,确保其利润所得。
第六,为了简化分析,文中假设企业不变成本为零。而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当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时,必须对原有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升级,因此垄断企业的技术研发意愿要比理论计算得出的意愿还要低。这从侧面为垄断企业一方面积极购买相关技术专利,另一方面却将购买的技术专利闲置而不是投入生产的矛盾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
参考文献
[1]黄燕.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研究评述[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9):4-6.
[2]王子君.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J].经济学家,2002,(4):124.
[3]陈素琼.知识经济调价年技术创新与垄断结构关系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
[4]田怡谦,王炳才.技术创新对经典寡占市场企业行为的影响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9,(2):103-108.
[5]盛锁,杨建君,刘刃.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综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4):92-97.
[6]唐晓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D].长春:吉林大学,2011.
[7]吴开超,张书民.微观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农业技术进步与食品安全问题 篇4
摘要：近年来，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然而随之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地沟油、瘦肉精、毒豇豆、染色辣椒等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本论文就食品安全问题和中国国情提出了几种食品安全问题的一、我国食品安全现状
1.1食源性疾病仍然是危害公众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我国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现状表明,由肠道致病菌污染食品而引起的食物中毒以及疾病散发是直接造成人体健康损害的主要食源性危害[12]。
1.2食品中新的生物性和化学性污染物对健康的潜在威胁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3食品新技术、新资源（如转基因食品、酶制剂和新的食品包装材料）应用给食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以基因工程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在农业和食品领域显现出极大的生产和市场潜力，丰厚的利润和高额投资使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16]。生物安全所致的食品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用传统的毒理学试验方法和危险评价程序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的诸多困难，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还不能肯定转基因食品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危害。
四是我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自身管理水平仍然偏低。我国食品行业不断发展，食品行业涌现出一批达到良好生产规范的、有实力的企业，出现了采用定牌加工(0EM)模式进行跨省合作的大型企业]。但是，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加工设备落后、卫生保证能力弱的家庭作坊、食品摊点等仍然是影响食品卫生水平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食品行业特别是饮食业吸纳了大批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但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设施简陋、卫生知识缺乏、操作技能不熟等，也给食品卫生带来隐患。
二、改善和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主要对策
2.1 向群众普及判断食品安全常识，完善群众监督机制。
群众作为食品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食品安全，但是当前我国普通民众无法准确的鉴别食品是否有问题，也不知如何检举问题产品。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普及力度，在公共场所进行知识普及，在社区定期开展宣讲，每个地方都应当设有便于人民提供检验食品的地点。政府应对人民提出的质疑重视并高效答复人民。鼓励民众个参与食品安全监管，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食品安全问题的氛围。
2.2 针对农药残留问题应制定严格的标准，严格检测进口产品质量
近来，日本提出了“肯定列表制度”大幅度增加了农业化学品的限量数目、检测项目，全面提高了检测标准。这一制度的出台对我国对日出口农产品企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对日出口企业一度停产。新加坡对进口产品也会进行严格把关，当地绝大部分食品的检验检疫及相关执法工作由新加坡农粮兽医局负责，国家环境局有时也参与部分食品的安全把关。为杜绝和减少不合格食品的流入，新加坡农粮兽医局专门制定了一套完善而严格的检验程序。第一步检查生产食品的农场或加工厂，确保这些生产地符合新加坡的安全标准。可以说，在进口食品还
没有“登机”或“上船”之前，农粮兽医局就已经开始了食品安全的鉴定工作。从2003年1月份开始，农粮兽医局规定所有食品进口商必须在该局注册，同时递交尽可能多的有关进口食品的资料，包括食品来源地的证明和一些化验报告，以证明其安全性。此外，农粮兽医局也会在关卡检查进口食品，或者在实验室进行相关的抽样化验。我国也应当制定严格规范的制度，并要严格执行。
2.3 从源头上防止农产品污染。
提倡“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根据地方特点确定种植、养殖结构的宏观计划，有机地组织各地区优势农产品生产，并给予适当的优惠和舆论导向支持。大力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种植、科学养殖，继续推广“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建立统一规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在食品链的各环节建立应急机制，将食品入市、流通和消费环节等都视为源头，进行分段预防和监控；同时将食品追溯和召回制度也作为源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在事故发生时尽早控制污染源的扩散。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严把食品市场准入门槛；将食品入市、产品流通、食品消费等各环节纳入源头治理范围，建立预警和应急机制，最大程度上控制事故发生率；将食品追溯和召回制度也作为源头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以在事故发生时尽早控制污染源的扩散。从消除食品源头污染和建立农产品种养安全屏障入手，多措并举，密切配合，扎实开展食品放心工程；实施商品市场准入制度，以创建“食品安全无忧”市场为主线，实行食品进货检验、索证索票和质量追究制度；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强流通和消费环节食品安全执法力度。
2.4加强食品流通领域的监管和惩治力度
全面落实市场巡查制度，严格实行不合格食品退市制度，强化食品安全标识和包装管理，严格控制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使用，并组织好高效低毒的食品添加剂的研制生产，坚决堵塞食品流通领域的监管漏洞。对街边餐饮摊贩实行集中管理，严厉惩处违规商贩。工作人员定期去市场抽样检查，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就会马上采取措施制止。从立法和执法的层面，加大打击，对故意、恶意违法的企业和行为人，从严从重处理，危害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食品安全的最大隐患在于小型食品作坊和食品个体工商业者，他们生产的各种食品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到全体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但这部分单位和个人的素质不高，因为利益驱使，造假、贩假情况时有发生，对消费者身体健康危害很大。严查重罚不合格生产企业和小作坊、个体户是根本，只有让全体消费者警醒，让全体食品加工者警醒，让所有人知道生产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才能真正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的整体水平。
2.5 加快法律修订和标准清理。进一步完善《国家食品安全法》以及其他制度标准规范。
《国家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使我国的食品安全有法可依。
加快普及和推广是当务之急。应当增强全民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意识，对不合格的食品及时举报，从而使不合格食品最少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其次，加大对大中型食品企业的普法，要组织大中型食品企业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国家食品安全法》，加大检查的深度和广度，对于有问题的单位要限期整改，加大处罚力度。
理念与技术进步 篇5
当前, 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很多产业、企业, 已成功实现对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国际生产网络的嵌入, 承担相关的分工业务。然而, 由于缺乏对核心、关键技术的掌握, 大多数这些企业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中, 位于价值链治理层级结构的底端, 成为价值链企业网络组织中的从属者、被领导者。金碚 (2004) 认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长期处于低端产业价值链、产业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中, 致使企业的净收益较低, 产品附加价值不高。例如, 国际竞争力较强产业之一的我国纺织服装业, 实际获益占产品增加值总额的比例不超过20%;DVD产业中, 我国企业所占据的生产环节仅实现产品增加值的30%, 剩下的70%来自于品牌研发和营销环节;出口量居世界第一的鞋业, 我国企业获得的利润仅是总利润的20%, 其余的80%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攫取。因此, 这需要发展中国家企业努力在价值链中升级, 改善价值链地位, 攫取较高的价值链利益。现阶段, 一方面由于先进生产设备的普遍使用, 很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已实现对生产流程的改进, 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实力弱、基础较差, 很难实现较高层次的升级, 因此, 企业亟需实施具较高可行性的升级方式是产品升级。企业的产品升级, 往往与其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2 相关研究简述
全球价值链内产品升级的含义, 是指通过提升引进新产品或者改进已有产品的效率来实现超越竞争对手的目的, 既包括改变在价值链单个链节内的新产品的开发过程, 也包括改变由彼此关联、相互依存的不同价值链链节所集成的新产品的开发过程。
Yang (2006) 的研究表明, 国际生产网络是一个强有力的知识携带者, 能够通过技术转移为供应商进入国际市场和升级提供技术支持。Ernst和Kim (2001) 认为,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旗舰企业转移技术和管理知识给本地企业, 以使其升级并满足旗舰企业的技术标准。UNCTAD (2006) 也指出, TNC—SME (跨国公司——中小企业) 业务联系是促进技术、知识和技能转移, 改善运营和管理, 推动获得资金和市场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强有力的联系能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 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 推动企业升级。由此可见, 嵌入全球价值链能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 从而以此支持企业升级包括产品升级。
价值链内企业升级具有多种方式, 并且, 价值链也具有多种类型。相关研究已表明, 随着治理模式的不同, 企业不同方式升级所受到的价值链升级、技术进步推动作用也各不相同。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嵌入的主要是半层级价值链, 一些学者重点研究了半层级价值链对企业升级方式的影响。Humphrey与Schmitz (2000) 认为, 嵌入半层级价值链在早期阶段对发展中国家生产商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领导企业促进迅速的过程和产品升级, 许多部门包括服装、鞋子、家具和电子提供了这一方面的证据。不过在后期阶段, 地方生产商可能发现它们自己处于“锁定”状态, 因为领导企业不会促进甚至阻止功能升级。Schmitz (2004) 进一步的研究也获得了相同的结论:第一, 半层级价值链的领导企业为嵌入企业提供了快速的流程和产品升级, 因为领导企业开发新产品以及供应商失败存在的风险使它们极端需要生产商的技术进步;第二, 嵌入半层级价值链对功能升级的作用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生产方面功能的快速进展——即生产流程升级与产品升级, 对比着非生产功能的缓慢进展。由此可见, 在半层级价值链内, 价值链对企业低层次升级方式 (即相应的技术进步) 包括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更强烈。
现阶段, 产品升级是全球价值链内企业升级的主要方式。由于不同价值链对企业不同升级方式及所需技术进步具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主要探讨在不同价值链里企业实施产品升级时, 如何有效地利用价值链特定的升级、技术进步推动作用以促进升级顺利实施。
资料来源:改编自Donald A. Hay、Derek J. Morris著《产业经济学与组织》。
3 产品升级以企业技术进步为基础
Donald A. Hay和Derek J. Morris的观点已经表明, 企业任何产品变化一定具有相应的技术 (生产流程) 变化:产品创新对应于技术创新、产品扩散对应于技术扩散 (见图1) 。即市场上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时会激发产品变化 (包括产品创新和产品扩散) , 而产品变化一定意味着相应的技术 (流程) 变化。因此, 现阶段由于消费者需求快速多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产业技术进步等产生的对全球价值链所提供的产品升级的要求 (这同时意味着对价值链组成企业产品升级的要求) , 会转化为对产品的生产技术升级的需求。这说明了嵌入企业实施产品升级, 必然要求实施产品生产技术的升级。因而, 相对企业升级的其它方式, 产品升级对企业技术进步的要求更加明显、更加突出, 实施产品升级的企业需要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为前提。并且, 企业技术进步的有效性, 影响到产品升级的有效性:企业技术进步效率越高, 形成的技术水准越高, 就越有利于企业的产品升级;反之则反之。因此, 嵌入企业要实现有效的产品升级, 必然要求企业具有高效率的技术进步。价值链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往往受限于价值链特定的技术进步环境。如前所言, 价值链一般具有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因而, 企业能否实现高效率的技术进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实现对这种作用的有效利用。而这, 最终取决于嵌入企业所选取的技术进步路径。总体上, 全球价值链内企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可归结为三种:自主创新、创新性模仿 (二次创新) 与技术引进。三种路径, 对于企业而言其对价值链技术进步推动作用的利用效率各不相同, 实现的技术进步绩效各不相同, 从而最终实现的产品升级成效也不同。因此, 为有效实施产品升级, 企业应根据特定的价值链技术进步环境选择合理的技术进步路径。
4 企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准则
企业技术进步途径的选择, 需遵循一定的准则进行。我们下面所建立的一个企业技术进步的收益——成本分析模型, 给出了一个选择的准则。
设有一个理性厂商, 市场为完全或接近完全竞争, 厂商进行技术发展战略选择并实施技术进步。设该企业生产与技术的函数关系为:
Y=T.F (K) 生产函数 (1)
ΔΤ=G (P) 技术进步函数 (2)
P=H (L) 技术发展函数 (3)
K=L+S生产要素 (4)
其中, Y为产值;T表示企业整体平均技术水平;K表示生产要素;ΔΤ为技术进步带来的T的增量;P指技术发展形成的企业的新技术水准;L是投入技术发展的要素, 主要指人才、资金、设备等;S指其它生产要素;F、G、H代表相应的函数关系。用﹡表示未来目标。设未来的技术进步ΔΤ﹡和技术发展P﹡存在着风险率或成功率γ1和γ2, 包括γ1和γ2的整体成功率为γ。对于该厂商而言, 实施技术发展的前提是技术发展后的收益大于技术发展的成本。又设技术发展收益为X, 技术发展成本为C, 技术发展的时期为0, 技术发展后企业可获益期间为n, 则技术发展利益的贴现X为:
undefined
由上式可知技术发展利益依赖于成功率γ, 其中λ=ΔΤ﹡/T是预期的技术进步率, r是贴现率。生产要素K中的L是投入到研究开发中的, 为了分析技术发展的成本C, 这里将投入到0期常规生产业务中的L看作成本, 则C=T·F (L) =α·Y (6)
其中α=TF (L) /TF (K) 是技术发展投资占总产值的比重, 即技术发展成本率或技术开发投资率。α满足条件α≦L/K或 (Y-Y0) /Y, 即对企业来说, 技术发展的资源L是有限的, 难以迅速增加;另外, α也受到正常生产的产值Y0的制约。
企业没有技术发展时的产值为:undefined, 那么, 技术分解的纯利润X-C所占的比例, 即技术发展的纯利润率undefined, 其中A= (1+r) n/[ (1+r) n—1]=1/[1—1/ (1+r) n]。 (7)
从 (7) 式可以看出, S的高值, 对应γ、λ的高值以及α、r 、A 的低值。对式 (7) 进行分析,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技术进步率λ越大即技术发展带来的企业技术进步越大、企业技术能力提高越快, 技术发展的成功率γ越高, α越低即技术发展投入的成本越低, n越大即所发展技术寿命越长、利用周期越长, 企业技术发展获得的利益越多。
上述结论, 成为企业选取技术进步路径的一个考量准则。企业在选择技术进步路径时, 应综合权衡、科学抉择, 选取能实现技术进步率、技术发展成功率、技术发展成本优化组合的路径, 以此实现技术进步利益最大化。具体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而言, 主要是通过对三种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这决定技术进步的成本与成功率高低, 实现对价值链技术进步推动作用的最优利用效率——即实现技术进步利益最大。
5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技术进步路径决定
企业主要通过对价值链内特定的技术进步成本与成功率两个因素的衡量, 来对自主创新、创新性模仿与技术引进三种技术进步路径作出选择, 以此充分利用价值链的技术进步推动作用。
5.1 不同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的技术进步推动作用
嵌入全球价值链给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技术进步环境、条件。全球价值链内, 嵌入企业如何选择技术进步途径以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品升级, 主要是基于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类型 (实际上, 这决定了技术发展的成本与成功率高低) 来决定的。Humphrey和Schmitz (2000) 将治理定义为通过非市场联系的经济活动的协调。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决定了价值链组成企业之间的权力分配格局。企业所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类型从而其权力格局地位, 对企业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影响。
综合起来, 企业在价值链组织中的权力与其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可分两种情况来考虑:较低层次的技术进步 (主要支撑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 与较高层次的技术进步 (主要支撑功能升级、链条升级) 。第一, 较低层次技术进步:企业在价值链中的自主权、话语权越小, 领导企业威权性越大, 价值链嵌入越有利于技术进步;反之则反之;第二, 较高层次技术进步:企业在价值链中的自主权、话语权越大, 领导企业威权性越小, 价值链嵌入越有利于技术进步;反之则反之。在Gereffi等 (2003) 所划分的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以及层级制五种治理模式价值链中, 领导企业的协调、治理权力是向上递增的, 相应嵌入企业的权力越来越小, 因此, 价值链的治理环境会越来越有利于嵌入企业低层次的技术进步, 而高层次技术进步遭遇的阻力会越来越大。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 是由领导企业对价值链分工协作利益的攫取考量决定的。一方面, 为了应对快速多变的市场需求、维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地位, 领导企业必须加强对产品、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设计工作或者提高对采购品的采购标准和要求, 同时, 领导企业还应加强对嵌入企业的生产技术输出 (领导企业与嵌入企业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一体化程度越深, 对嵌入企业技术进步扶持的责任和意愿也越大) , 以此保证嵌入企业能适应新产品的生产。领导企业如此行为的目的是维持价值链的正常稳定运作、保持竞争力和维持现有市场地位, 从而保证分工协作利益的获取。另一方面, 在维持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的同时, 领导企业还要维持自己在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作为产品增加值最大份额占有者的地位, 相当于维持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这成为领导企业限制嵌入企业高层次技术进步、升级的意愿基础。领导企业对关键核心的技术不会轻易让渡, 它会封锁这些技术的扩散与转让;甚至, 有可能的话, 领导企业还会利用自己的控制力、影响力, 让价值链的技术进步位于自己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从而抑制嵌入企业的自主技术进步努力、抑制嵌入企业对价值链的影响力的提升。
由此可见, 不同治理模式的价值链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各不相同, 这包括对于企业产品升级所需的较低层次的技术进步。如下所述, 这决定企业产品升级所需技术进步的成本与成功率各不相同, 以此作为两个主要考量因素, 嵌入企业确定其产品升级所需最适技术进步路径。
5.2 嵌入企业的技术进步路径决定
由于市场型价值链里, 企业与领导企业之间主要通过市场进行治理, 双方通过价格和契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 不需要太多的协调, 因而嵌入企业的技术进步行为受到价值链的影响较小, 是一种独立于价值链之外的企业自发行为。同时, 层级制价值链实际上就是用纵向一体化的方式来治理价值链, 不存在嵌入企业技术进步的问题。因此, 我们的讨论主要针对领导型、关系型以及模块性价值链。
5.2.1 领导型全球价值链。
在领导型全球价值链里, 由于产品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低, 供应商为了防止其它供应商竞争, 将其资产专用化, 挂靠、依赖于领导厂商, 成为“俘虏型供应商”。领导厂商通过对供应商的高度控制来实现治理, 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使供应商愿意保持合作关系。因此, 嵌入企业能够得到领导企业大量的、便利的 (较低层次的) 技术进步支持, 并且, 如前所述, 领导厂商也会对企业较高层次技术进步施加很大阻力, 因此, 嵌入企业进行创新的成本大、成功率低, 不适宜采取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 应多考虑采用引进的技术进步路径。
5.2.2 模块型全球价值链。
此种全球价值链里, 产品较复杂, 供应商的能力较强、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不过, 尽管买卖双方的数量有限, 交易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 更换合作伙伴较容易。领导企业对嵌入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不大, 由于关系的非紧密性使得对嵌入企业创新的阻力、能力也不太大。因此, 由于得不到领导企业的技术支持, 嵌入企业适宜于采取自主创新行为。
5.2.3 关系型全球价值链。
此种价值链里, 产品复杂导致交易复杂, 供应商的能力较强, 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很强的互相依赖。嵌入企业与领导企业常常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 需要较多的协调, 因此, 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这使得领导企业对嵌入企业 (较低层次) 技术支持的力度较大, 并且, 对企业较高层级技术进步比如自主创新的阻力也较大。因此, 对于嵌入企业而言适宜采取模仿创新的战略。由于受到领导企业的技术支持, 嵌入企业创新的成本相对较低, 技术发展的成功率较高。
6 小结
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 现阶段主要通过产品升级以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攫取较高的价值链分割利益。企业的产品升级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持。然而, 企业产品升级所需技术进步的进步效果如何, 取决于企业能否选取合理的技术进步路径。嵌入企业应根据所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类型, 通过技术进步收益——成本核算, 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 以此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促进产品升级。
参考文献
[1]金碚.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 2004 (5) :5-14.
[2]毛蕴诗, 汪建成.基于产品升级的自主创新路径研究[J].管理世界, 2006 (5) :14-20.
[3]STAMM A.Value Chai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Challenges forTrade Policy and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Es-chborn 2004.
[4]ERNST D, KIM L.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D].Paper presented at the Nelson&Winter Conference in Aalborg, Den-mark June 2001, organized by DRUID.
[5]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The Governance ofGlobal Value Chains[J].Review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3 (4) :162-168.
[6]HUMPHREY J, SCHMITZ H.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in GlobalValue Chains[D].Paper for the Bellagio Value ChainWorkshop, 2000.
[7]SCHMITZ J.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Recent Findings[D].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2004on Industrial Dynamic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8]UNCTAD.Promoting TNC?SME Linkages to Enhancethe ProductiveCapac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Firms:A Policy Perspective[D].TD/B/COM.3/75, 26 January 2006.
[9]YANG YUNGKAI.The Taiwanese Notebook Computer ProductionNetwork in China:Implication for Upgrading of the Chi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Personal Computing Industry Center working paper[D].The Paul Merage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06.
内生技术进步与贸易条件变化 篇6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 经济学家认为产出的长期增长速度是外生的, 尽管承认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被视为外生因素。而内生增长理论把注意力集中于解释技术进步, 而不是把技术看作外生的。该理论认为:每年的技术进步依赖于用于生产技术的劳动的数量, 用于生产技术的资金数量和现有技术。因此如果有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也就是研究者, 被用于技术的生产, 则技术会得到更大提高, 如果更多的资本也就是实验室和设备被用于技术的生产, 则技术也会得到更大提高。根据Romer的 (1990) 等新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研究与开发 (R&D) 活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本文拟考察内生技术进步与贸易条件的关系, 并选取研究与开发 (R&D) 活动和人力资本两个内生进步指标。
1 文献述评与模型设定
古典贸易理论就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理论认为, 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 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 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可以看出, 古典经济学家已经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 承认技术知识的国别差异, 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的作用, 但是在对国际贸易的动因和结果的分析中, 已经隐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我们可以把比较利益理论看作是从技术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萌芽。在这种只有一种劳动生产要素模型的情况下, 多恩布什、费希尔和萨缪尔森 (1977) 得出, 技术进步类似于过程创新, 技术进步的国家会导致贸易条件下降。
随后发展的新古典双要素模型中, 根据生产函数中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式, Findlay & Grubert (1959) 得出以下结论:①在一个部门中, 中性技术进步会引起该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如果这一部门的产品是一种可进口商品 (可出口商品) , 则贸易条件的变化就会有利于 (不利于) 该国;②资本密集部门中的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密集型部门中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使所生产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 贸易条件的变化类似;③劳动密集部门中的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资本密集部门中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两者所产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从动态角度看待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是波斯纳的技术差距模型。在技术差距模型中波斯纳把国家间的贸易与技术差距的存在联系起来, 把技术变动和技术转移看作是贸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内生技术变迁的框架下讨论南北贸易问题, 就不得不涉及产品周期理论 (Vernon, 1966) 。任何一种创新性产品, 开始的时候是在发明这种产品的北方国家生产, 当这种产品的生产技术逐步变为一种成熟的标准化技术时, 这种产品的生产就逐步转移到要素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当更新更好的产品发明后, 该产品也就走到了它生命的最后阶段。
Grossman & Helpman (1988) 的南北贸易模型中假定存在许多产品, 技术创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并且技术进步全是开发新产品而不是提高老产品的生产率。在发达国家, 相对工资率取决于它能生产而不发达国家不能生产的新产品的相对重要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在于提高新产品的种类, 而这一结果又会提高北方国家的相对工资。在所有产品都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相对工资率等于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比率, 也即价格贸易条件。因此, 技术差距拉大, 北方国家贸易条件上升, 反之, 南方国家贸易条件改善。这与传统贸易模型结论相反。
罗默 (1986) 知识溢出模型中, 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罗默假定: (1) 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 因此知识是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 (2) 知识具有溢出效应, 任何厂商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罗默模型强调知识的溢出效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而卢卡斯模型 (1988) 则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罗默 (1990) 还构造了一个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模型。罗默认为, 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二者共同决定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出口。早在1990年, Rhee和Belot就综述了外资对一系列低收入国家出口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如在印度尼西亚, 韩资公司和中国台资公司促进了当地胶合板制造业的发展及产品出口; Sousa、Greenway和Wakelin (2000) 指出外资企业会提高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浦田秀次郎 (2003) 运用重力模型对相关经济体FDI流入和对外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总体而言, FDI对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为正, 对价格贸易条件影响为负。
在对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选择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状况两种最主要内生技术进步因素, 加入外生变量FDI, 考察我国技术进步与贸易条件的关系, 贸易条件分为收入贸易条件和价格贸易条件, 分别建立模型如下:Y (1) =α1X (1) +α2X (2) +α3X (3) +εt, Y (2) =β1X (1) +β2X (2) +β3X (3) +εt。其中Y (1) 和Y (2) 分别指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自然对数, X (1) 、X (2) 和X (3) 分别指国内研发占GDP的比重、人力资本和FDI的自然对数。
2 变量处理与数据来源
2.1 贸易条件的测算
由于在1992年之前我国对进出口商品贸易的统计是按照联合国SITC分类标准进行的, 而在1992年之后则是按海关协调编码制度进行的, 所以, 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 结合联合国统计司的统计 (有各分类标准之间的转换) 和《中国统计年鉴》, 选取了53种有代表性的工业制成品, 它们平均约占每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总额的40%, 在此基础上, 采用帕氏公式, 以2000年为基期编制中国贸易条件指数。所有变量的数据区间为:1981～2006年。贸易条件指数包括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两类。
2.2 FDI的确定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
2.3 国内研发活动的确定
在度量国内R&D活动的代理变量选择上, 现有的文献有两种作法, 一种选用R&D投入金额来度量, 如仇怡 (2005) ;另一种用R&D投入密度来度量, 如Mansfie (1981) 、Guellec and Van Pottelsberghe (2001) 。考虑到后者能够剔除国家规模的影响, 从而更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内R&D活动强度。因此本文选用我国的研发密度来度量国内的R&D活动情况。出于数据的平稳性考虑, 我们对各年本国研发资金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取自然对数, 作为本国的研发密度变量, 计算所需的各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网站 (http://www.sts.org.cn) 。
2.4 国内人力资本的确定
人力资本内涵的延伸和拓展, 经验验证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度量人力资本。由于微观数据的不可得性, 真正可以计量的人力资本形式, 只有通过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这一部分。度量教育投资形成的这一部分人力资本, 不同的学者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计量方法, 已有研究中常用的度量方法有受教育年限法 (Barand SalaMartin, 1995;崔玉平, 2000;胡永远, 2003;YaWang and YudongYao, 2003) 、教育经费法 (沈利生、朱运法, 1999;蔡增正, 1999) 、各级教育入学率 (Barro1991;阿巴斯和王金营2000) 等。各种衡量指标均有其优缺点,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对地区差异分析的可比性, 本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征人力资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
3 计量分析结果
3.1 单位根检验
传统的时间序列分析在对经济变量进行研究时, 通常都是假设所分析的时序数据满足平稳性要求, 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计量模型中的参数作估计和假设检验, 而一系列的分析表明, 许多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并不满足平稳性要求, 即数据是非平稳的。对非平稳时间序列使用传统的估计方法来估计变量间的关系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因此, 首先对有关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考察其平稳性。
2.2 协整检验
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之前, 先做协整方程中的内生变量对外生变量的VAR回归, 由AIC、SC信息准则可知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对模型 (1) (2) 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分别如表2、3所示, 其中r代表协整关系个数。
在Johansen协整检验中, 原假设为最多存在r个协整关系, 备选假设是模型有r+1个协整关系。从表所示结果可以看出: (1) 在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下, 似然比统计量为46.0348, 大于1%临界值35.65, 因而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 即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 (2) 在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下, 似然比统计量为12.6274, 小于1%的临界值20.04, 不能拒绝零假设。从而我们可以确定, 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对应的协整方程为:
(1) 式表明除了FDI对价格贸易条件具有重要影响, 国内研发密度和人力资本也都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下降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内R&D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 使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约0.2690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存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 使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约0.1952个百分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人力资本的系数小于研发投入密度的系数, 说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对于国内研发的弹性大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弹性。这说明, 对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下降, 本国研发活动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在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下, 似然比统计量为43.3817, 大于1%临界值35.65, 因而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 即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其次, 在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下, 似然比统计量为11.6249小于1%的临界值20.04, 不能拒绝零假设。从而我们可以确定, 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对应的协整方程为:
(2) 式表明除了FDI对收入贸易条件具有重要影响, 国内研发密度和人力资本也都对我国收入贸易条件的上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内R&D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 使得我国收入贸易条件上升约0.1757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存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 使得我国收入贸易条件上升约0.1086个百分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人力资本的系数小于研发投入密度的系数, 说明我国收入贸易条件对于国内研发的弹性大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弹性。这说明, 对于我国收入贸易条件上升, 本国研发活动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1) 提升外贸国际竞争力必须要以技术因素为基础、要依靠技术进步。基于技术因素的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 知识技术要素是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同时从内生技术进步方式来看, 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都对贸易条件产生重要促进作用。中国必须进一步实施“科技强贸”发展战略, 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继续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 以支持技术进步。
(2) 我国要改变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现象, 应改变技术进步方式, 加强新产品开发, 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使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也能得到提升。因此,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 不仅要继续巩固现有的比较优势, 更应该通过教育和科技政策, 转变比较优势, 实现主要出口粗加工、浅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向出口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 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
摘要：本文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和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考察人力资本和研发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结果表明, 内生技术进步也是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的重要原因, 且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都使得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下降, 收入贸易条件上升。在此实证研究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研发,技术进步,贸易条件
参考文献
[1].Dornbusch, R., S.Fischer and P.Samuelson.Comparativeadvantage, trade and payments in a Ricardian Model with a con-tinuum of good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67 (De-cember) :823~839
[2].Findlay, R.&Grubert, H.Factor intensities, technologicalprogress, and the terms of trade[J].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59, (11) :111~121
[3].Grossman, G., and E.Helpman.Product development andinternational trade.Mimeo, 1988
[4].L ucas, R.E.J 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3~42
[5].Romer, P.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 :71~102
[6].甘道尔夫.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174~183
[7].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33~137
[8].杜修立, 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经济研究, 2007, (7)
[9].张琦.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 2007, (3)
[10].朱廷.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06
新颁国标与企业技术进步 篇7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安全环保与舒适度要求愈来愈高。与之相对应的技术标准中,与产品的其他技术参数相比,人们更注重其安全环保与舒适度要求的性能指标。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切噪声都源于振动,振动会激发某些部件的早期破坏,从而降低工程机械寿命;太高的噪声既损害司机听力,还会使司机精神萎靡,给工程机械行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可见噪声的控制,不仅关系到乘坐的舒适性,而且还关系到环保,更关系到安全,所以噪声排放性能无疑成了工程机械产品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1996年我国首次发布了GB 16710.1—1996工程机械噪声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及4个配套测定标准(GB/T 16710.2~ 16710.5—1996),我国工程机械厂家至今已经使用了15年,已不适应我国工程机械发展需要。2010年12月23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强制性标准GB 16710~2010 《土方机械噪声限值》,并于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与之配套测定系列标准也已于2011年3月1日实施。该标准的执行对于缩小中国与国外土方机械噪声标准差距,提高国产土方机械产品的舒适性能以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很大作用。
1.新标准的主要变化
本次修订的噪声标准共采集国内20多家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的300多项数据,参考了欧盟噪声指令(2000/14/EC)并在我国行业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确定了司机位置噪声和机外发射噪声限值计算方法及分阶段规定并增加部分机种。其内容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标准名称由“工程机械噪声限值”改为“土方机械噪声限值”;
2 . 适用机器功率范围扩大, 由 “ 3 5 0 k W ” 增加至“500k W”;
3.噪声测试,由定置试验和动态试验条件两种方法改用动态试验条件一种试验方法;
4.适用机种由4个扩展到11个,并修改了发动机功率分档;
5.给出分阶段实施时间表。标准实施分两个阶段,I阶段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Ⅱ阶段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6.大幅度降低司机位置处噪声,较旧标准平均减小6d B(A), 大部分土方机械Ⅱ阶段实施噪声限值普遍比I阶段又减小3d B(A);
7.对机外辐射噪声限值修订,新标准机外噪声限值按“常数+系数lg P计算,各阶段声功率级差值随发动机功率增大而增加。
2. 国外先进标准的噪声限值
噪声法规作为保护环境与职业健康的标准,欧美和日本市场都对土方机械噪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局(MSHA)规定从2000年9月起,司机位置噪声不得大于85d B(A);国际土方机械安全标准ISO 20474~1于2008年12月15日也发布了同样的规定,司机位置噪声≤85d B(A);欧盟在机械指令2006/42/EC和协调标准(EN 474~1:2009)中对司机位置噪声规定更加严格≤80d B(A),低于我国现行强制标准7~ 12d B(A)。
欧美和日本由于制造水平高,发动机、油泵、变速箱和变矩器等液力部件运行噪声较小。如:欧洲规定机器最大的机外声功率级噪声≤113d B(A),对154k W发动机发射声功率级噪声值≤107d B(A),比我国标准规定减少11d B(A)。日本1997年10月规定机外噪声限值比欧洲标准还严格,P>105k W的发动机发射噪声≤106d B(A),低于我国标准规定12d B(A)。
3.新标准给我公司带来的挑战
降低噪声排放已是全球土方机械发展方向。本次通过修订噪声标准及采用国际土方机械噪声测定系列标准,将推动工程机械降噪技术。但是我国注重工程机械噪声研究时间不长,新标准实施给工程机械行业带来较大压力。仅I阶段实施行业就有近50% 机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才能达标,譬如155k W~180k W功率段之间的装载机就要减少6个分贝。
新噪声测定系列标准将检测试验领域中的噪声测定列为国家强检项目,也就是说噪声不达标的制造企业将会受到处罚。 新标准对工程机械的噪声控制,对我公司也是一种挑战。我公司生产的工程机械,无疑也要受到新标准的制约。目前,我公司生产的工程机械产品标准对噪音限值的要求略高于标准GB16710~2010中I阶段噪声控制要求,但还不能达到Ⅱ阶段噪声控制要求,但如果到2015年还在这个水平,肯定不能适应市场的竞争了,所以新标准的实施迫使技术进步和升级。我公司在设计阶段声源处和通过防护装置降噪方面取得有效成果,如通过优化结构振动、运用噪声频谱分析寻找噪声源、借用LMS测试系统进行试验模拟等各种手段降低噪音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综合采用减振、阻尼、吸声、封闭等多种措施进行降噪处理,大大降低了整机噪声水平,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新标准从2015年1月1日将实行Ⅱ阶段指标。这个期限,从现在算起刚好还有两年的时间。相信在新标准的引领下,通过对噪声限值及测定方法系列标准的实施以及重视产品噪声及相关降噪新技术的研究,我公司生产的工程机械产品在噪声控制上有也必须有一个大的提升,而且限制和降低机械噪声,对安全、环保和操作者的健康、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工程机械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都有重要意义。
摘要：限制和降低机械噪声,对安全、环保和操作者的健康、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工程机械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都有重要意义。笔者阐述了新发布的国家工程机械噪声限值强制性标准的主要变化、国外相关标准的对比以及给我公司带来的挑战。
技术进步与劳资关系优化研究 篇8
根据生产要素理论, 劳资关系是资本和劳动力二要素在生产过程中作用与地位的现实反映, 而二者作用的大小与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它们对产出增加或资本增值所作贡献的大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劳资关系演变历史, 表明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资本与劳动力在资本增值当中的作用, 提升劳工在生产中的地位, 改善劳资分配格局 (刘佑铭, 2010) 。当前, 劳资利益协调、劳资关系优化是我国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从激发劳资双方的积极性, 营造劳资利益协调长期动力角度来看, 寻找劳资双方的利益契合点, 对于优化劳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目前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导致发达国家低端生产环节外移, 劳动合同期限缩短, “非典型性”雇佣关系流行, 以及工会“吸引力”下降等现象 (鲁道夫, 2010) 。
改革开放以来, 受益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 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资金与技术, 通过30多年的建设, 已然成为“世界工厂”。然而, “全球化”在推动我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 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我国在世界产业格局中的地位, 核心技术与自有品牌的缺失, 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也压缩了劳工权益提升的理论空间。技术进步提升了劳工个体在“产出增加”中的价值, 有助于劳工个体权益的提升, 但却加大了资方“威胁”策略的筹码价值, 强化了资方的博弈能力, 限制了劳工权益提升的空间。因此, 如何破解全球化下劳工权益提升的困境, 是调整我国劳资分配格局, 启动内需市场,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也是构建“小康型”社会,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本文将从基于技术进步的企业差异化竞争策略角度切入, 通过分析雇佣双方在人力资本投资等企业差异化竞争策略问题上的行为特点, 探讨双方合作均衡的形成条件, 进而提出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劳资双方, 特别是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推动技术进步, 优化整体劳资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作为差异化竞争策略的企业雇佣方案
按一般分析, 随着我国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 以及全球性市场竞争的加剧, 应该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 而且差异化竞争意味着差异化人力资源需求的增长。由于存在竞争对手“挖人”等集体行动困境, 贝克尔等学者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 企业不会投资于通用的一般性技能培训, 而只会投资于专用性技能培训 (Beck, 1993) ;阿西莫格鲁等则认为当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时, 企业可能投资一般性技能培训 (Acemoglu, Daron, 1998) 。然而, 企业差异化竞争策略所需要的不仅是一般性的生产技能, 更重要的是专用性生产技能。也许一般性生产技能的获得可以借助于外部的学校教育, 但专用性生产技能的获得却只能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内部的培训。
从历史上来看,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回收方式存在前期回收 (譬如较为长期的免费学徒工制度) 、后期回收 (譬如劳工相对长时间的不加薪制度, 或更为长期的劳工工资逐渐提升的日本式“年功制”) 差别, 免费学徒工制度已不合时宜, 一定的劳资合作期限已经成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条件。但是, 随着雇佣期限的增加, 各种不确定性也必将随之增加, 只有深入分析雇佣期间劳资双方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的行为特点, 理清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雇佣双方的最佳利益平衡点, 才能因势利导, 激发劳资双方, 特别是企业对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在推动企业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 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实现劳资利益合作双赢。
根据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企业可以在一个确定的劳动合同期限内界定合理的试用期。在试用期间, 双方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确立正式的雇佣关系, 而不承担额外经济费用。在试用期结束后, 双方将确立正式雇佣关系, 如果在正式雇佣期间解除合同关系, 企业需要按服务年限支付员工补偿金。上述制度安排决定了企业雇佣策略的基本框架, 也是下文进行模型化分析、推导的基本考量因素 (翁杰等, 2005) 。
为模型化处理的需要, 假设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T, 试用期限为L, 试用期雇佣双方的匹配关系为
假设员工隐瞒信息的概率为F (L) , 员工试用期间隐瞒信息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为c;企业受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冲击的概率为k, 解雇员工概率为g (t) , 解雇费用为s。由于R (I) 有赖于员工的参与与努力, 必须与员工分享, 可以假设企业的分享比例为α∈[0, 1], 员工的分享比例则为1-α。基于上述假定, 可以将企业实施差异化策略的利润水平π表述为式 (1) 。
令∫
如果员工试用期间隐瞒信息给企业造成的损失c大于企业的解雇成本s, 那么F″ (L) >ks成立, 满足二阶条件, 企业的最佳雇佣期限方案可以表示为式 (3) 。
企业的最佳雇佣方案必然会受到企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I、外部因素冲击概率k和企业解雇费用s等参数的影响, 各参数影响的具体情况可表示为下列三式。
上面各式表明企业对员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I, 外部因素冲击概率k和企业解雇费用s等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最优雇佣决策。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I增加, 合同期限T延长;外部因素冲击概率k增加, 合同期限T缩短;解雇费用s增加, 合同期限T缩短。也就是说在企业对员工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 企业希望与员工保持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 以最大程度获得专用性培训产生的准租。当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冲击以及解雇成本增加时, 企业就会相应地缩短合同期限, 同时减少专业性人力资本投资。因此, 降低雇佣期间的外部不确定性、提升员工试用期间的信息透明度、稳定雇佣关系, 是保障企业对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准租”分成, 从而提升企业实施产异化竞争策略积极性, 推动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理论上的可行性并不代表现实的可操作性, 最为典型的就是企业对于《劳动合同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定的激烈反弹。“无固定期限”劳工合同制度的实施显然有助于稳定雇佣关系, 从而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但却遭到企业的普遍反对。这表明现阶段我国企业还是偏好劳动力的纯市场配置机制, 或者说我国企业还缺乏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的足够愿望与动力。
二、强化劳工博弈能力, 推动实施差异化
企业的竞争可以是依据大规模制造技术的低成本竞争, 也可以是依赖技术创新的差异化竞争。产品的成本与差异化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比较优势, 具体采用何种竞争策略往往取决于市场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的物质技术条件。根据伯特兰德模型 (Bertrand′s Model) , 当两企业的产品无差别时, 企业长期利润为零, 但这并不表明企业无法生存, 也不表明企业一定会采用差异化竞争策略。企业在一个资强劳弱力量不对等博弈格局中, 可以通过压低生产成本 (譬如用工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 , 保证自身的利润回报, 以回避创新风险。资强劳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 只不过在不同国家表现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 由于资本所具有的跨越地理空间的“脱域性”优势 (吉登斯, 2000) , 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可以更为自由地跨国流动, 从而获得了相对于劳工和政府来说更大的谈判优势。 (Daniel A.Zaheer, 2003) 。因此,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 它强化的只是资本的权利, 侵害和剥夺的则是劳工的权利。由于经济全球化打破了二战以后国际劳资关系相对平衡的态势, 强化了“资强劳弱”的基本格局 (常凯, 2002) , 如果没有适当的外力干预, 资方为了回避创新投资风险, 将倾向于凭借自身的博弈优势, 通过挤压劳工利益, 甚至政府利益, 获取投资回报, 而不是通过技术创新, 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获得优势。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问题, 可用讨价还价模型将力量不对等条件下的劳资利益博弈均衡的机理分析如下:
在这个模型中, 如果ΔA, B<x, 那么将有两个均衡结果, 即 (R, L) 和 (L, R) 的策略结合。在Δ值表示行为人未能达成一个均衡结果情况下将会得到的支付, 或称为失败值。εA, B>0, ε值表示某个行为人的分配优势。如果ΔA=ΔB , 失败值相等, 那么表明这是一个对等博弈;如果ΔA>ΔB, 或ΔB>ΔA, 这就是一个不对等力量条件下的博弈。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不对等力量重复博弈中, A (资方) 选择R的概率为:
(x+εB-ΔB) / (2x+εB-2ΔB) ;
选择L的概率为: (x -ΔB) / (2x+εB-2ΔB) 。
相应地, B (劳工) 的策略选择概率为:
如果p= (x+εB-ΔB) / (2x+εB-2ΔB) , 那么B (劳工) 在策略L和R之间无偏好。
如果p> (x+εB-ΔB) / (2x+εB-2ΔB) , 那么B (劳工) 将偏好选择L, 且接受较少的收益x, 其中p为弱者B (劳工) 与强者A (资方) 的协议主观概率。
进一步可以推导出:
∂p/∂ΔB =εB / (2x+εB-2ΔB) 2
该式的意义是随着失败值的增大, 起点值也随之增加。这意味着随着行为人失败值的下降, 促使其偏好策略L所需的强者比例也随之下降。因此, 假如他是弱者, 他遇到强者并且接受对方条件的概率, 要比他是强者时低。如果弱者B (劳工) 的d大于x/ (x+εB) , 那么将选择策略L, “威胁”问题同样重要。如果强者A (资方) 对弱者B (劳工) 施加惩罚c, 这将改变 (L, R) 均衡的收益 (ΔB>x+εB-c) , L将成为弱者B (劳工) 的主要策略。由于报复成本昂贵, 弱者B (劳工) 难以实施, 这意味着失业。在不对等力量讨价还价中, 强者A (资方) 的“威胁”可信性将大于弱者B (劳工) “威胁”的可信性。
由于劳工的态度取决于对于资方强者地位判断的概率, 概率越高, 其屈服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劳资博弈中, 资方的“威胁”因劳资双方博弈资源的差异, 比劳工的“威胁”更为可信和有效, 会促使劳工接受资方所提的条件。因此, 在力量不对等的劳资博弈格局中, 企业可以通过挤压劳工利益、甚至地方政府利益获得投资回报。所以, 调整劳资博弈格局, 强化劳工博弈能力, 抑制资方不合理的回报预期和索取途径, 不仅是维护劳工正当权益的需要, 同时也是推动企业强化技术创新, 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的关键。
三、企业差异化竞争策略与劳资关系优化
按照蔡昉的测算, 我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 “刘易斯拐点” (Lewis turning point) 正在来临,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劳动力市场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 (蔡昉, 2010)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向型经济战略, 面临瓶颈制约, 急需扩大分配劳工比重以启动内需市场、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劳工诉求内容将从追求基本的利益分配公平性, 发展为包括工资福利、改善劳动环境、优化职业前景, 以及提升“归属感”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劳资关系优化诉求。但是, 现有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是一种基于劳工个体诉求的“底线型”机制, 无法满足“小康型”社会劳工利益整体提升的需要, “增长型”利益诉求只能通过劳资集体协商对话机制予以实现。因此, 强化劳工博弈能力, 优化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不仅是推动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积极开展技术创新, 从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型”社会的现实需要, 更是共享改革成果, 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
生产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济效益, 生产技能有赖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在教育水平、技术进步、创新能力以及经济效益之间, 具有明确的正相关性 (西伦, 2010) 。优化劳资关系与推动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最终达成产业升级目标, 可以实现有效的结合。所以,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破解全球化下劳工权益提升的困境, 调动企业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 加大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实现劳资利益的契合。
根据上文分析, 有效调动企业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积极性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企业“自治型”工会组织的建设, 降低企业“加薪增效”协商成本, 强化劳工自治与自律, 制约竞争对手在技能培训问题上的“搭便车”现象;同时, 够建劳资集体协商机制, 强化劳工博弈能力, 优化劳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自治型”工会组织的欠缺, 无疑会增加企业的劳资协商成本, 而且缺乏拥有一定就业机会“垄断性”权力工会的制约, 企业也难以制止个别员工的“过河拆桥”行为 (奥尔森, 1995) 。从劳工权益维护角度来看, 缺乏有效组织的劳工, 无论是可资利用的博弈资源, 还是对于劳资协商所需时间的耐受度, 抑或是“威胁”策略的可信度, 都远远不及资方, 在资强劳弱的博弈格局中, 唯有被动接受资方的安排 (奈特, 2009) 。因此, 无论从节省企业协商成本, 强化“加薪增效”协议的执行角度, 还是从增强劳工博弈能力, 维护劳工权益角度, 都应该加强企业“自治型”工会组织的建设。
由于种种原因, 当前我国的工会制度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急需改革与完善, 必须调整现有工会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 转换各级政府层面总工会的职能, 理顺各级工会的关系;淡化企业工会以及产业工会的政治功能, 强化其代表劳工进行劳资关系协调的社会功能。另外, 改变工作重点, 改革工会日常管理制度, 淡化对于工会事务性行为的监管, 组建产业工会, 强化劳工集体博弈能力, 推动企业工会“自治化”改造, 通过规范工会设立条件及设立程序, 强化资格认定, 实现对于企业或产业工会的有效监管。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以“自治型”企业工会为一方主体的劳资集体协商, 逐步形成制度化的劳资集体协商、对话机制, 探索职工民主参与企业管理方式, 强化企业劳工责任, 弱化企业通过挤压劳工利益获得投资回报的动力与渠道。还要有步骤地引入国际劳工标准, 充分发挥跨国公司、各类劳工组织 (NGO) 的积极性, 借助相关国际组织的力量, 破解全球化下由资本自由流动引发的各国在劳工权益保护问题上的“囚徒困境”, 构建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多维网络化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逐步实现我国劳工权益的整体提升。
二是加强政策扶持, 激发企业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积极性;同时, 加强社会一般性生产技能的教育与培训, 构建社会创新平台, 实现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 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还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 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政策, 激发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 在提高劳工生产技能的同时, 提升劳工个体的博弈能力以及再就业能力, 优化劳资关系。一般性生产技能的教育与培训,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 企业缺乏投资积极性, 需要政府的投入与扶持, 以提升劳工整体素质与技能, 夯实社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知识基础。由于科技创新成本巨大、风险较高, 完全依靠企业显然不符合我们加快发展的基本国策, 在强化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 还应积极开展社会创新平台建设, 通过依托现有的科研院所, 以及相关创新机制, 加大科技投入, 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创新计划, 通过适当的途径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 推动企业的产品创新与技术进步, 带动劳资利益分配格局的优化。
三是强化法律保障, 制止违约行为, 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畅通信息传递渠道, 建立声誉奖惩机制, 营造互利合作氛围。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 必须以对劳工素质以及相关信息的准确掌握为基础。由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需要较长的雇用期限, 会给雇佣双方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需要雇佣双方具备更多的相互信任与相互理解。而差异化竞争策略的有效实施, 也有赖于企业员工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员工对于企业的信任感与归属感, 是企业差异化竞争策略实施的基本条件;企业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准租的分享, 是企业的合理权益, 理应得到保障, 唯有如此才能激发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也才能更好地为劳资双方合作共赢创造机会、优化劳资关系。所以, 必须充分运用现代传媒, 以及电子网络平台, 发挥社会监督功能, 畅通信息传递渠道, 激发社会自我组织、自我实施功能, 完善社会声誉奖惩机制;同时, 强化法律、法规的执行, 制止各类投机行为, 构建由法律庇护的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协调配合的整体社会机制, 共同促进劳资互信合作氛围。
四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保护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创新积极性。从长远来看, 企业以及社会的创新积极性, 有赖于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只有强化对于社会创新主体的权益保护, 制止各类制假贩假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才能有效激发社会成员的创新积极性, 保持社会创新的不竭动力。技术进步、社会创新无疑将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 推动企业雇佣关系的长期化, 从而有助于劳资关系的稳定;知识产品的增加、知识经济的发展, 有助于形成基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竞争环境, 并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与劳动力在资本增值当中的作用, 提升劳工在生产中的地位, 改善劳资利益分配格局, 优化劳资关系。
参考文献
[1]刘佑铭.论技术进步在劳资关系演变中的作用[J].教学与研究, 2010 (8) .
[2]鲁道夫.特劳普-梅茨, 张俊华.劳动关系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51, 148-170.
[3]Becker, Gary S.Human Capital:34[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4]Acemoglu, Daron.Why Do Firms Train?[J].Theory and Evidence[J].Quarterly Journal ofEconmics, 1998, 113 (1) :79-119.
[5]翁杰.经济转型中的劳动合同期限和试用期[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5 (4) .
[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18-26.
[7]Daniel A.Zaheer.Breaking the Deadlock:“whyand How Developing Countories Should AcceptLabour Standards in the WTO”[J].StanfordJournal of Law, Business and Finance, 2003 (9) .
[8]常凯.WTO、劳工标准与劳工权益保障[J].中国社会科学, 2002 (1) .
[9]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 2010 (4) .
[10]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M].王星,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7.
[11]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5:80-105.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篇9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索洛(1956)的研究首次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1]。丹尼森(1985)分析了1929-1982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因素,并指出知识进展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增长因素[2]。格里利彻斯(1986)也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过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率提高均有关系[3]。我国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丰富。李京文等经济学者(1993)与美国的乔根森、日本的黑田昌裕等人合作编著的《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对我国的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4]。此外,谢千里等(1995)、郑玉歆(1999)、王小鲁(2000)、张军和施少华(2003)、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等也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5,6,7,8,9]。笔者将对采用OECD推荐增长核算方法,对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进行实际估算,从而分析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要素的增长贡献分析中,增长核算方法显然更具有国际对比性。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从1983年开始公布用增长核算方法估计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OECD每年公布的其成员国生产率数据也均是基于增长核算方法测算的,因此用增长核算方法有利于我国生产率估算结果的国际比较。笔者所用估算方法为增长核算并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为H,则增加值可以表示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
Q表示增加值,k1,k2,L kn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l1,l2,L lm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表示时间。假设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用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表示为:
将(2)式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表示,增加值增长就等于两种投入指数的贡献和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之和。在完全竞争市场下,每种投入的产出弹性等于该投入占总产出的份额,在规模效益不变时各种投入弹性之和恰等于1,这样可以得到:
ln(At/At-1)反映生产率的增长,VKln(Kt/Kt-1)反映资本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VLln(Lt/Lt-1)反映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VK+VL=1。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在求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计算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经济增长分析中,产出的衡量基本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但要素投入的衡量则更为复杂并且存在争议。对于劳动投入的最理想度量是标准劳动时间,这在生产率测算比较成熟的国家有详细的调查数据,但我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基础非常薄弱,因此文献中多用就业人数、经济活动人口等指标来代替。当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被引入生产率测算后,教育总年限、加权教育成本和人力资本指数等指标被用来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物质资本投入的衡量同样是一大难题。资本投入被定义为资本存量所提供的资本服务流。中国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资本投入多是采用资本存量总额或者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如叶裕民(2002)、肖红叶和郝枫(2004)等均用资本存量净额作为资本投入的度量[10,11]。
考虑到数据的约束,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2]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生产函数中的因变量产出用增加值来衡量,总量层面增加值即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需要扣除价格变化的影响,因此采用按照不变价推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
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中,劳动投入的衡量指标有经济活动人口、从业人数与标准劳动时间等。标准劳动时间是最适宜的指标,但标准劳动时间的测算需要得到各类人群的工作时间与劳动报酬,鉴于资料的可得性,笔者采用了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的衡量指标,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对于资本投入,笔者按照OECD《生产率测算手册》推荐方法[13]估算了我国的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作为其增长情况的衡量。资本服务是每一时期从资本资产流向生产过程的生产投入。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作用和劳动力的作用类似,劳动力是提供劳动服务的载体,而资本存量也是提供资本服务的载体。当要考虑某一资产对生产过程的贡献时,资产所产出的相应的资本服务的价值是最好的衡量,资本服务物量指数则反映了资本服务的数量变化。
对投入要素产出弹性即投入要素份额的确定。在生产函数中,要素的产出弹性直接影响着不同要素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估计要素产出弹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一种是收入份额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回归方法只需要得到相关总量数据即可进行,简单直接,但其主要缺点是需要假设要素的产出弹性为常数(如C-D生产函数),估计需要满足模型的假设。在实际的经济增长中,不同要素的份额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而收入份额法直接根据统计数据得出产出弹性,不需要估计,各种投入要素份额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方法同样需要假设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变的规模收益。在OECD(2001)《生产率测算手册》中将收入份额法作为要素产出弹性的推荐使用方法。因此本文也使用收入份额法。由于无法获得收入份额法所需的所有数据,笔者根据可得数据作出了处理。根据全国投入产出表(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得到各年份劳动者报酬与对应净增加值,然后用劳动者报酬占净增加值比重作为劳动投入的份额VL,根据规模报酬不变,求得资本投入的份额VK=1-VL,一共得到5年的劳动投入份额,对于两年间的中间年份份额用两年的平均比重来替代,并假设2005年以后的份额与2005年相同。
三、估算结果和政策建议
表1给出了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估算结果。从结果来看,我国1995年以来,劳动投入指数比较稳定。而资本投入指数波动较大,1995-2000年资本投入指数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幅度较小,2000年以后则快速增长并维持在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为正值,说明我国生产率一直在改善,技术进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该数据呈现出下降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投入要素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计算了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2中劳动贡献率为劳动贡献占产出增长的比重,其中劳动贡献为劳动份额乘以劳动投入指数,资本贡献率和生产率贡献率按类似方法求得。
估算结果反映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43%,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分别贡献了60.95%和32.61%,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从1995-1999年的46.60%增加到2000-2007年的69.19%,说明近年来资本投入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逐渐加重。生产率增长对经济的贡献表现出下降趋势,2000年至今的生产率平均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45.07%下降到25.47%,加上资本贡献率的不断增加,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属于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进步与知识创新。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还有很大差距。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更大力度地推进技术进步,要积极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将我国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促进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更多依赖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增强我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的长期竞争力,并发展为一种资源环境友好型增长模式。
摘要：要素投入、技术进步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规模增加推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保持持续性。运用OECD推介的增长核算方法,对我国1995-2007年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进行估算,指出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投入要素的增加,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理念与技术进步】相关文章：
新理念下的信息技术与高中英语教学09-10
基于绿色理念下岩土工程技术创新方法与实践09-10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理念培训心得体会2014.8.104-24
理念、技术和实践05-17
技术服务理念范文05-28
新理念信息技术教学论03-27
信息技术教学设计理念04-06
信息技术新课标理念09-01
CDIO教育理念生物技术05-05
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