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

封建礼教（精选十篇）

封建礼教 篇1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自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小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件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从一而终”，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直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摁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又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更甚，“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嫁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吧，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就这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最具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甘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封建礼教 篇2

汉语委婉语中名讳和中国封建礼教文化

委婉语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形式,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不断演变.人们用委婉语来表达避忌某些不能直接表明的人和事,其采用的.含蓄、隐晦方式往往能产生较好的语言交际效果.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委婉语的诞生发展深深打上了丈化进步繁荣的标记.因此,除了语言本身以外,研究委婉语也是对该民族思想文化的一种研究.以下将探讨的正是汉语委婉语中“名讳”与中国封建礼教文化思想的关系.

作 者：张旭玲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重庆,401120刊 名：科教导刊英文刊名：THE GUIDE OF SCIENCE & EDUCATION年，卷(期)：“”(15)分类号：H109.2关键词：委婉语 名讳 封建礼教文化

谁是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徒 篇3

婆婆和大伯可以说是祥林嫂两次不幸的根源，祥林嫂嫁而守寡，婆婆便利用封建礼教授予她的族权，卖掉祥林嫂为自己的儿子娶妻，如果不是婆婆这样做，祥林嫂或许能够凭借自己的力气安稳地生活下去，而最终却被卖改嫁，自己永远背上了不忠的耻辱，受人鄙视、讥讽。在贺家，祥林嫂遭遇夫死子亡的不幸之后，大伯也是利用封建礼教授予的族权，收回房屋，赶走祥林嫂，使嫁而再寡的祥林嫂再次生活无着，落入鲁四老爷家的火坑，最终走向死亡。

婆婆和大伯都是凭借封建礼教把祥林嫂扫地出门，似乎他们便是封建礼教的忠实奉行者。因为作为一家之长，他们能够支配家庭成员，赶走不受欢迎的祥林嫂，正是封建礼教赋予他们的权力。作为和祥林嫂有着同样经历的婆婆，照例应该自己也应该成全别人做“贞节烈女”，她却卖掉儿媳换彩礼，全然不顾“一女不事二夫”的封建礼教的信条，这种双重标准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所以，把封建礼教忠实信徒的称号加给婆婆和大伯这样的人，他们显然是担当不起的。

卫老婆子肯定婆婆作为家长支配祥林嫂的权力，她宽容甚至欣赏婆婆卖掉祥林嫂为儿子娶妻，称婆婆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似乎可以看作是忠于封建礼教的人。但她又曾帮助祥林嫂介绍工作，找出路。显然，我们也不能把她看成是敢于和封建礼教作斗争的斗士，她只不过是一个想通过做中间人捞点好处的下层人。她的这种矛盾的做法，只能说明她是一个有利就图、自私自利的人，所以她后来领婆婆抓回祥林嫂的举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柳妈作为鲁镇人的代表，她对祥林嫂，有同情，有鄙视，但鄙视的成分多于同情。所以她对祥林嫂的倾诉，表现出来的是猎奇的心理，是为了满足自己空虚的心理，当空虚心理得到满足之后，对祥林嫂的倾诉便变得不耐烦，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她，报以冷寞的奚落和讥讽。她似乎就是封建礼教的忠实守护人，她鄙视讥讽不能从一而终的祥林嫂，就连她给祥林嫂寻求的赎罪的出路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可以说，她的言行自始至终都透着浓厚封建迷信色彩。不过我们也不能说她就是对封建礼教虔诚信奉的人。

她们——卫老婆子、柳妈和鲁镇上的人们，对有违礼教、不能从一而终的祥林嫂采取奚落和讥讽的态度，而对于同样不能恪守封建礼教的婆婆和大伯却无半点微词，这种态度，就决定了她们对于封建礼教并非笃信。她们对婆婆、大伯违背封建礼教鼓吹的信条做法的认同，表明她们并不是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徒。在那种冷漠的社会中，祥林嫂的幸与不幸、再嫁与否、生与死，于她们一干人似无关痛痒，她们却偏偏要表现出无比的兴趣，她们只不过是借用封建礼教欺侮弱者的无聊凑趣者，她们客观上充当了那些用封建礼教侮辱迫害别人的人的帮凶。同时她们又是深受封建礼教毒害而不自觉的人，或许，如果祥林嫂的不幸落到自己头上，她们也会沦落到祥林嫂一样受同伴们取笑侮辱的境地。

在小说中，最有条件获得“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徒”称号的，当属鲁四老爷。可以说正是封建礼教给了鲁四老爷现有的政治、经济上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表现似乎也的确如此：反对革新，大骂新党；挂的对联、读的书籍无不是宣扬封建礼教的；他笃信迷信，送灶、祭祖，鄙视伤风败俗、有违封建礼教的祥林嫂；把祥林嫂的工资悉数交给她的婆婆，默许婆婆抓回祥林嫂，甚至不惜以此牺牲自己的体面；不许祥林嫂祭祖，用神权打掉祥林嫂最后改变不公命运的希望。

其实，“封建礼教的卫道士”这一称号，实在是抬举了鲁四老爷。因为他有诸多言行根本与封建礼教的信条是相背的。他挂的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是封建礼教讲身心休养的，可他与“我”一见面便大骂新党；在祥林嫂死后，还大骂她是谬种，怪她死的不是时候；他一方面鄙视祥林嫂，认为她不干不净，一方面又极力压榨祥林嫂的血汗。可见，在封建礼教和个人利益产生冲突时，鲁四老爷忽略的是封建礼教，看重的是个人私利。

可见，在鲁四老爷看来，封建礼教，于我有利则取之，于我无利则背之。可以说，鲁四老爷是一个十足的自私自利的伪君子！

再来看看祥林嫂自己。她先是被婆婆卖掉被迫改嫁，后又被大伯赶出家门，最后被鲁四老爷榨干血汗后扫地出门，在祝福之夜死在大雪纷飞的街头。

封建礼教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几条枷锁一起牢牢地套在她身上，她曾苦苦挣扎，而最终至于死亡。她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她是一个有反抗精神的妇女；又是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

她因了躲避被婆婆卖掉改嫁的灾难，而逃到了鲁四老爷家。这对依照封建礼教行使族权的婆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反抗，不过心底里，更是因为耻于改嫁，恐做不成忠节烈妇才出逃的。给鲁四老爷家做工，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而且脸上有了笑影，人也白胖了。但是贪心狠毒的婆婆要把她卖到深山，为自己的儿子娶媳妇。面对捆绑被卖改嫁的命运，她当然要进行一番抗争，甚至不惜以命相拼。在鲁镇人对她耻笑、讥讽时，她一方面因了镇上的人们的冷漠而愤恨，一方面更因自己有嫁而守寡、寡而再嫁、丧夫失子的经历而羞耻。她要改变现状，她不甘心被阎罗大王锯为两半，她要抗争不公的命运，于是她听取枊妈的意见，用了近一年的工钱到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深信捐门槛而能赎罪，能够改变自己因曾改嫁而“不干不净”的身份，所以她在鲁家祭祖时才“坦然”地去拿祭品。然而，鲁四老爷和鲁四婶是不信这一套的，于是她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封建礼教 篇4

关键词：传统礼教,儒家思想,伦理道德

一、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窦娥

窦娥这个人物形象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女性形象。她有着非凡的气质, 高贵优雅、端庄得体, 同时身上还有着一种顽强抵抗的精神。这是一种不向强权屈服妥协, 又敢于斗争的英雄形象, 在她身上散发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将她塑造成一个固守封建道德, 捍卫封建礼教的典型烈女形象。

1.传统节妇

窦娥已经守孝三年, 她在出场的时候这样唱道:“满腹闲愁, 数年禁受, 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 怕不待和天瘦。”窦娥也这样感叹道:“催人泪的是锦烂熳花枝横乡闼, 断人肠的是踢团圆月色挂妆楼”, 其实从这几句唱词我们能够看出, 这种闲愁、催人泪、断人肠, 不仅仅是一般女子的思乡闺怨, 也不仅仅是女孩子的小情感, 而是能够看出窦娥在经历着一种身体上的折磨。其实关汉卿是在含蓄地表达, 窦娥在守寡期间也有着强烈地生理需求, 这种痛苦是一种埋在心里, 却又望不到尽头的。

2.传统孝女

在全剧的结尾, 窦娥的魂魄即将离去的时候, 窦娥想自己的父亲窦天章交代:“俺婆婆年纪高大, 无人侍养, 你可收恤家中, 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 我便九泉之下, 也可瞑目。从这句唱词可以看出, 窦娥堪称孝女。同时也能看出在窦娥身上闪现着人性善的光辉。结合全文, 也能够看出有着坚守贞操的品格。端庄高雅的气质, 在劝导婆婆时得体的语言, 这些行为都是对传统封建妇德很好地诠释。

3.烈女

窦娥为了保全婆婆的性命, 最终承担了毒死了张父的罪名, 让弱小的躯体却蕴含了如此惊人地力量。窦娥以一个节妇的身份出场, 但是“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 怎肯便放了好色荒淫露面贼”, 从中可以看出她哪怕做鬼也要复仇的决心。

4.苦命与蒙冤

窦娥对于这种苦难其实是认同的, 甚至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而且她这种心理在民众中是有普遍性的, 民众普遍愿意容忍承受这种苦难, 但是却不想被人欺凌, 所以只能认命, 长期压抑的结果就导致了人民执着于道理寸步不让。具体说窦娥的苦难是可以分成两部分的。一方面, 她出身在书香门第, 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 成亲不久后又守寡, 又守孝。这可以归结为她的宿命, 是无法改变和选择的不幸。另一方面, 是外力强加的灾难, 也就是这场冤案。前者如果说是窦娥自己的命苦, 那么后者就是对天理的违背, 是人祸。

在窦娥的性格中, 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品质, 分别对应着先天宿命和现世人祸。对待前一种的态度是温和而谦逊, 窦娥用那种隐忍的坚强对抗命运带给她的不公, 挫折和委屈她都能默默的承受。第二种则是一种自尊高贵, 她坚持真理, 顽强地向强权抵抗。窦娥没有抱怨和反抗自己的命运, 却极力地与强权和邪恶势力作斗争, 在她身上我们既能看到封建女子固守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顺应天命地民间文化。

在当时来说, 民众普遍都处于这种压制中, 他们苦不堪言, 对待命运只能无奈地挣扎, 因此他们对窦娥的遭遇和苦难, 有着很深地体会同时充满了同情。这样, 窦娥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代表。她的经历与反抗, 给很多人带来了强烈的共鸣, 所欲很容易让窦娥成为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窦娥愿意向命运屈服, 却不想违背人道的凌辱, 所以她发出了愤慨的声音, 她的“三桩誓愿”强烈滴表达了她这种反抗的意志。

二、体现封建神权的“三桩誓愿”

窦娥蒙冤走上刑场的时:候, 立下“三桩誓愿”, 这三种誓愿满满的都是对元朝统治者的不满与怨恨。“骂天”、“证天”、“信天”、“感天”这种根植于民间的封建神权思想被诠释地淋漓尽致。

1.骂天

在窦娥被押赴刑场的时候, 悲愤地诅咒道:“有日月朝暮悬, 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 只合把清浊分辨, 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苦命更短, 造孽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 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 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 只落得两泪涟涟。”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想要挣脱封建主义, 反抗封建神权的强烈意识。事实上, 这真的是对封建神权的反抗吗?其实不是的, 儒家文化一直重视“天人合一”而是这种合一是以人为中心的。儒家的天地观念, 人情即是天理。天理体现人情, 天理顺乎人情。所以, 窦娥才敢如此指责上天, 她其实并不是反对封建神权, 而是秉承儒家这种神权理念, 用“天地听命于人”的这种观念来骂天的。

2.证天

窦娥的第二个誓愿, 更加形象地表现出“天人感应”的信仰。历史上有很多冤案发生后都在六月飞雪, 她相信上天也一定会给她一个公道和昭示, 证明自己的冤屈。她是想用自己的誓愿证明自己是冤屈的, 同时也想说明天道、天理都是存在的, 并且是无法违背的。

3.天示

窦娥的第三个誓愿, 主要目的是想向统治者发出警告, “抗旱三年”是一种自然现象, 是对统治者一种极大地考验, 作者再一次用窦娥之口, 表达了儒家一直推崇的神权思想。民心就是天意。一直以来, 民间把封建道德视为天地法理和自然规律的集中体现。他们一方面坚持传统的伦理道德, 以天地为信仰和依靠。

4.感天

在刽子手即将行刑的时候, 天色昏暗, 狂风大起。窦娥在这时说道:“浮云为我阴, 悲风为我旋, 三桩誓愿明题遍。”这其实就是天人感应在起作用, 仿佛是老天真的在为窦娥叫冤叫屈。

从作者给予窦娥的性格特征以及窦娥立下的三桩誓愿, 可以初步看出作者想表达的思想主题, 一方面作者想表达可以顺从宿命, 却要向强权政治反抗, 天意不可违, 但是“人祸”却要避免。同时从三桩誓愿中, 应当看出, 作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 她一直在传达儒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权思想。

参考文献

[1]李占鹏.关汉卿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钱穆.国史大纲 (第三版下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封建”的姥姥 篇5

去年暑假，表姐穿着条时尚的短腰牛仔裤和长款t恤衫。为了不让姥姥发现，她就时不时地拽拽上衣。可是，在帮姥姥干活的时候，腰部还是被姥姥发现了。姥姥大发雷霆：“你这个小熊妮子!怎么穿没腰的`裤子?怎么能跟电视上的人学呢?是不是人家没做好你就拿回来了?”姐姐狡辩道：“现在流行短腰牛仔裤，人家女孩子都穿!”姥姥听了，更加生气：“别人流行是别人的事，咱不流行!”姥姥又说起她小时候的事。“我们都听够了，都啥年代了呀。”我和姐姐说姥姥，“你那封建的思想啥时候能改呢?”

晚上，我们和姥姥一起散步，正好有一对年轻的小情侣搂着腰。这下又被姥姥看见了，姥姥自言自语的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像话!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的，多丢人呀!你们在家愿干啥就干啥，别叫人看见呀!我真是老了，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就是我的姥姥，生在旧社会，老在跨世纪。

封建礼教 篇6

关键词:封建;封建制;封建问题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089—02

近几十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秦到清是封建社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面对封建质疑论者的挑战,封建坚持论者做出了强烈地回应。从先前的“不容置疑”到如今的“约定俗成”,以图黯淡封建质疑论者攻势。近几年来,随着历史语义学的兴起,加速了对封建内容和含义的微观研究,封建质疑论者更加深信中国古代所谓的封建社会名不符实,封建问题越演越烈。笔者拟从封建的义理进行剖析,以试对封建问题做出有力论述。

一、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封建”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

对封建的论述,可谓久已!自《左传》首次提出封建一词以来,特别是在秦朝实行“废分封、兴郡县”之后,封建作为郡县的对立面引起了中国士大夫持续两千余年的争辩,通过阅读牛铭实[1]、张新光[2]、侯建新[3]等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对这些争辩有个详细的了解。经过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论战”,中国史学界因对封建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派别时至今日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传统的“三论五说”仍然占主导地位,“无奴派”的学说也有较强的影响力,当然还有一些中国没有封建社会的观点等等。他们喜欢用事物的某些特征来命名该事物,这种方法明显具有不完整性。试想用几个特征怎能把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完整的表述下来?在具有专研精神的学者面前,那些假名自然经不起推敲,“对此概念也就有不同的解释”[4]。更为严重的是,“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涵义发生偏误……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5]

封建泛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死守“古典封建观”,那么持异见者就会驳斥为保守主义;如果我们接受“泛化封建观”,那么不赞同者就会叱责为教条主义。双方都想努力证明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其实方法本身没有对与错,相同的方法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还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韩信利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在背水之战中取得了胜利,而马谡却失了街亭。不同的方法不一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还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这个结果对运用者都可以有利。孙膑利用减灶的方法打败魏兵于马陵,虞诩利用增灶的方法也打败羌兵于陇西。

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已经今非昔比,它不只局限于政治,还和经济乃至文化结合了起来。就算是把封建看作一种政治制度的学者,对它的理解也存在不少分歧。有的学者把封建看成“社会形态”[6],封建社会一词大家从不陌生。有的学者把封建看成“政体”[7],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曾说道:“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8]。

黄敏兰先生曾提出:“封建制是一种有着具体规定性的社会制度”[9]。因此,在研究封建时,首先需要明确这一“规定性”的社会制度。简言之,封建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它诞生于商周时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逐渐被郡县制所取代。秦汉以后,中国进入郡县制国家时期,封建制成为郡县制的一种补充,镶嵌在帝国的机体上。

二、“心力”和“物力”支配下封建制的诞生与往复

梁启超先生认为,历史进化的基本制约力可分两类:(1)“心力”[12];(2)“物力”[10]。可见,每项政治制度的实施,首先得有这个意识,其次得有这个能力。

商周时期,“氏族的血缘外壳依然被保留,而且此后保留相当长的历史时期。”[7] 根据这一理念,商朝实行“氏族封建制”[11]。据统计,“在甲骨文中有称侯的35个,称伯的40个,称子的185个,称男称任的近10个。”[12] 西周宗法封建制的实施,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商朝的灭亡给西周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地教训,他们认为绝不能再出现一个能与之抗衡的“周王国”了。于是周公东征后,根据“亲亲”原则,“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① 即使对先圣后裔以及功臣分封也夹杂着防范,牛继清先生就曾对西周分封的真实状况作了有力的论述[13]。

商周推行封建制并非完全出于宗法思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的国家服务。”[14]毕竟两代君主都在王畿之内进行专制统治,而在王畿之外推行封建制,只是迫不得已地选择“下策中的上策”。此时,“物力”完全凌驾于“心力”之上。诚如柳宗元所言:“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②

随着历史步入激烈动荡的春秋战国,宗族观念开始走向瓦解,同“郡县制相联系的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15]勃然兴起。夏商西周,“人口大体维持在‘百万’的数量级上”[16],可是,到战国末期,人口达到两千万,此时君主的宗族成员已经不足以来控制四方,他们需要各色的人才,从而开启了客卿制度。

秦汉以降,少数民族的频繁骚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等因素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集权统治,郡县制成为主导的国家结构形式无可厚非。虽说如此,封建制仍然在西汉、西晋、明等王朝短暂复活,这足以使人联想到 “心力”的可怕。纵然秦汉以后的君主有能力实现集权统治,可是“家族共享天下”的观念驱使他们在夺取天下后又进行裂土分封。这时,“心力”大有力压“物力”之势。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封建制的往复出现,跟历代统治着吸取历史教训有密切关系。自秦始皇吸取周初大分封的历史教训实行郡县制开始,后起的西汉王朝“惩秦之弊”,又复活封建制,西晋、明等王朝也分别吸取曹魏政权、元王朝灭亡的教训实行分封。而经历长期分裂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又都实行郡县制,它们都把国家衰亡的原因归于封建制。这就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如何吸取历史的教训。

“心力”和“物力”的交替作用支配着封建制的诞生与往复,有时“心力”的作用强于“物力”,有时两者的位置又颠倒了过来。不过,无论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手段,哪个用地舒畅就用哪个,这就是“君王之术”。

三、“封建”问题研究需要慎思的几大要点及其走向

封建问题是一个历史积淀的问题。在研究该问题时,我们需要慎思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最近几十年的史学陷入了“窄而深”的泥潭。历史语义学的兴起,使人顿感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而“在历史研究上非通不足以言专”[17],这就使人陷入两难的境地。恰如坐标轴上的X轴和Y轴从原点出发就永远不能相交一样。也许有的学者会用平行四边形理论来应对这个问题,可是现实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要不然封建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在此,我们应该暂时跳出微观研究的陷阱,相反应从宏观上对其作一个整体性把握。

其二,理论对史实的羁绊比较大,论由史出的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过去一些研究者凭借其雄辩地思维做到“巧妇无米也可炊”,由此演化而来的概念则表现的更为灵活多变。可是,这种概念从源头上来讲就是错误的,它的灵活多变只会表现为一种长期的错误的稳定,这种稳定性所构筑起来的藩篱甚至掩盖了史实的真实性。

其三,学术和实用虽属不同领域,但可以“和而不同”。③实用主义者和原旨主义者同属一宗,只是实用主义者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发现,实用主义者往往优先考虑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分析问题,他们能够根据现实状况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所以深受大众的欢迎。而原旨主义者,不明“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④ 结果可想而知。

“古典封建观”和“泛化封建观”诞生的路线和方法是不同的,但可以共存,双方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如果继续纠缠下去,那只能像“古文经”和“金文经” 之争一样,争论两千年也没有一个结果。到最后,只能互相“瞧不起”。

四、结语

《尚书·多方》虽早就记载“天惟时求民主”,可是这句话里的民主与现代的民主概念简直有天壤之别,它的意思是人民之主。可见,中国专制的根源实在太深了。秦汉以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又是一个专制权力建立和崩溃不断交替循环的过程,它所带来的后果更是延续至今。然而,我们却强迫自己活在封建的阴影之下,放跑了专制!

注释:

①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②[唐]柳宗元.封建论。

③论语·子路。

④韩非子·五蠹。

参考文献:

[1]牛铭实.从封建、郡县到自治:中国地方制度的演变[J].开放时代,2004,(6):77-88.

[2]张新光.试论古代中国“县政”之弊[J].辽东学院学报,2007,(4):11-15.

[3]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错位的原委及应对[J].历史教学,2006,(1):5-9.

[4]王越旺.西欧封建制新解[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4,(5):25-28.

[5][9]冯天瑜.“封建”概念辨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6,(5):251-255.

[6]晁福林.论封建[J].社会科学战线,2000,(2):149-159.

[7]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57-286.

[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历史:中文版[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455.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09-114.

[11]晁福林.商代社会性质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1999,(1):60-72.

[12]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2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09.

[13]牛继清.鲁东徙偪齐说——对西周封建的再思考[J].西北师大学报,1999,(4):47-51.

[14]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

[15][美]石约翰.封建、郡县与中国历史传统[J].安徽史学,2002,(3):2-10.

[16]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28.

浅谈《边城》里的封建性 篇7

“溪边有座白色小塔, 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 一个女孩子, 一只黄狗。”这是一幅画, 一副悲凉沧桑落寞凄清的画面, 只寥寥几笔, 便勾勒出人物的命运。

整个故事的背景, 是在川湘接壤位于湘西的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城里, 山城里有一条小溪, 溪水绕山而流, 不到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洞里。山山水水, 绕来绕去, 相互依傍, 再加上山上片片的苍翠篁竹, 这便是老船夫爷爷、青春年少的翠翠、傩送和天保等这一群人的一片天地。

一、殉情的苦命鸳鸯——已逝的悲剧

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 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 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 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翠翠的父母, 是屯戍在茶峒的年轻军人和在茶峒小溪边渡船七十余年的老船夫的女儿, 在背着忠厚的老父亲发生暧昧关系并有了小孩后, 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怀着新思潮准备顺着河流下游出逃,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私奔, 但最终却选择的是自我毁灭的道路。“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 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 男的是为了保存自己军人的名誉, 而女的说是舍不得孤独的老父亲不如说是没有离经叛道的勇气。

那翠翠父母这出已逝的悲剧是谁导演的呢?

“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 只应天去负责”, 正如老船夫如是说, 谁都没有罪过。所以, 老船夫是清白的, 他并不是酿成殉情鸳鸯悲剧的始作俑者, 他只是无意识中成为了推波助澜者。是时代所赋予的封建性充当的刽子手, 是这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二、手足情深——惨淡的悲剧

“老伯伯, 你翠翠长得真标致, 象个观音样子。再过两年, 若我有闲空能留在茶峒照料事情, 不必象老鸦到处飞, 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我欢喜翠翠, 想要翠翠, 是真话。”这个大胆直白的青年天保用诚挚的言语表达他对翠翠的爱慕, 那样直接, 那样不受时俗拘束。

“是谁?”“是翠翠!”从这几句简单的对话开始, 到一直被翠翠铭记在心的“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 二老傩送的声音就一直盘旋在翠翠幼小的心里。“我要一个人来替你们守渡船, 好不好?”傩送亲自发出对翠翠诚挚的邀请, 到“我已要人替你弄了个好位子”, 傩送对翠翠的情谊也表达的十分露骨、直接。

天保作为哥哥, 因为自己先提了亲, “作哥哥的走车路占了

宜风”横批是“没有不散的宴席”, (8) 这副对联有无尽的苍凉感。斗转星移, 物是人非。人人自以为是主宰, 但实际上人人都是生命的过客, 事业的过客。人生的短暂与虚无, 生命的脆弱与坚忍, 命运的捉弄, 环境的挤压, 终于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这一结局, 促使我们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人生的永恒价值。

“起初是生活, 再提高到文化, 再从文化升华到治国, 最后归结到人生的苍凉, 这个戏的成功就是从最底层写起, 一步一步起高楼……”, (9) 纵看剧中的爱情, 事业, 文化和人生无不渗透着浓重的悲剧情节。伟大的作品总是有深刻的内蕴, 《天下第一楼》也不例外。

注释:

先”, 一定要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 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 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 却不知弟弟也并没有如他所愿抱得美人归。他外出闯滩, 原本既是为了弟弟的幸福, 也是为了消解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 “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 却敌不过命运的玩笑, 即使是水鸭子也会被淹死。

傩送多次乘船去茨滩寻找天保的遗体, 在他心里, 大老的死, 除了“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 不利索, 大老是他弄死的”, 更多的是在责怪自己, “那个死去的人, 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 镶嵌到父子心中”, 让傩送良心不安。要不是自己同大老争翠翠, 大老亦不会外出闯滩, 亦不会淹死。

两兄弟一个在漠漠的孤独中以死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 一个在漫无边际的孤独中远走他乡, 不知漂泊何方。不得不说, 《边城》中的每个人都是在自我孤独中挣扎着, 企图寻找那一份残缺的自我慰藉。

我不禁庆幸现在的男女能够大方的面对面, 向自己心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这三个简单却蕴意深刻的字来。原来, 不受世俗、道德条款压抑的爱, 才会在新鲜清新的自由的空气中成长开来。

三、盼君归来——毕生的悲剧

翠翠, 一个青涩、情窦初开的女孩, 她的羞涩是自然的、不做作的, 但却是中国几千年道德、文化在一个女人血液中的沉淀。不是原初性的, 不是人性的, 不是动物的本能。假使她能有“凤求凰”的勇气, 爱他的人也不会因她而死而离家出走。

那深深地刻在女性血脉中的面对男性的自卑, 那压抑真实感情、等待幸福降临的被动, 都是人类几千年历史所赋予女性的性别特质。面对自己心仪的傩送, 翠翠几番强词斗嘴, 几番低头躲避, 不敢正视自己的爱人。每当她坐在高岩石上默想时, 她何尝不是千千万万渴望幸福的中国女人的化身?

现在我们常说“幸福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 在那个民国时的边城, 又有多少人能够不受历史的束缚时代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翠翠与幸福擦肩而过, 即使是外公、天保、傩送, 甚至是顺顺、杨马兵, 都是希望给予翠翠幸福或者翠翠能够得到幸福的, 但事与愿违, 翠翠在最后也是一个人孤寂的等待着, 守候着。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沈先生给翠翠了一个希望, 是对翠翠的怜悯, 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对翠翠的怜悯。

沈从文先生用散文化的结构诗词般的语言, 给我们讲述湘西边城美好的动人的爱情故事, 在赞扬质朴、璞真的农业文明、讴歌善良纯真的山民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封闭落后的山城所赋予那个时代人民的愚钝、痴迷、顽固等封建性, 这便是时代的特征, 历史的宿命!

(1) 《<天下第一楼>演出超过两百场》, 《剧本》, 1990年1期, 33页

(2) (6) 何冀平:《<天下第一楼>写作札记》, 《<天下第一楼>何冀平剧本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74页

(3) 老舍:《论悲剧》, 《老舍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年, 78页 (4) (5) (8) 何冀平:《天下第一楼》, 《<天下第一楼>何冀平剧本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7) 刘杜平, 陈艳云:《家族主义:“五四”批判的历史反思》, 《求索》, 1997年3期111页, 115页

(9) 何冀平:《我一直带着微笑去看》, 《东方》, 2001.11

摘要：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沈从文先生的《边城》, 试图在呼吁保持淳朴自然的民俗民风时, 更应该摒弃落后的封建思想, 实现人性的解放。

西欧封建时代的契约理论探析 篇8

一、中世纪的神学契约理论

1、教会选举体系

在教会内部, 存在各种不同的选举方式: (1) 监督制。监督制下, 教会是由一群类似主教的权力阶层所管治的。掌管教会管治权的主教, 不止监督一个教会, 而是多个教会, 主教有权按立传道人或牧师。 (2) 长老制, 教会是由长老所管治的, 长老制由长老作代表性管理, 他们或是使徒指派的, 或是选举出来的。 (3) 会众制, 会众制的管治权力在于代表性的个人, 而且是来自全部会众。会众制教会有两个特点:自主及民主, 会众制教会是自由的, 因为没有从地方教会以外而来的任何权力可以控制教会;会众制也是民主的, 教会的全体会众, 决定教会的政策, 指导教会的方向。这是根据所有信徒都是祭司的观点而立论。

2、教会契约法律体系

教会契约法律体系是从教会对誓言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教会契约法规定:首先, “承诺”作为一个良心问题本身是具有拘束力的。因为在上帝看来, 己发誓的承诺和未经发誓的承诺是同等的。由此, 推导出了恪守契约是至上性的原则。其次, 构成契约的基础及赋予它以效力的原因是根据使当事人可以正当地订立具体契约的道德而加以定义的。契约的有效性在于其是否有适当的原因。有适当原因支持的契约才具有法律约束力。承诺人应具有期待中的明确结果。或者是一种具体的法律行为。或者是一个合理的和平等的目的。这就是说契约存在着“原因”。在契约法上, 教会法学家的“合理”和“平等”就是要求双方收益和损失的均衡, 即表现为“价值正当原则”。

3、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改革派理论

教会改革派试图通过确定宗教大会的权力来限定教皇的权限。他们提出了一种宗教大会理论:即整个教会组织亦即全体基督教徒是它自身法律的源泉, 而教皇和各级神职人员则是它的机构和随从, 宗教大会高于教皇。宗教大会派别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尼古拉在其《论天主教的和谐》中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就是:“凡人既是天生自由, 故政府只有靠其臣民之协议与同意而获得存在。”把尼古拉的这一思想运用于教会, 则教皇就应该把他的训令交由代表机构讨论和取得它的同意, 如果他不这样做, 尤其是如果他想篡夺超出他职位应有的权力的话, 就可以废黜他。这种废黜是正当的。

二、中世纪的世俗契约理论

在基督教神权支配的中世纪, 社会契约理念一方面融合在教会契约法的概念中, 另一方面借助世俗社会现实契约关系生长出了“多重契约”理念。这一理念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契约

西欧中世纪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领主与附庸的关系表现为双方的义务和权利关系。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这种关系包含了契约的因素。这种契约关系也体现在王权与贵族诸侯之间。西欧的国王是诸大贵族中的一员, 早期的国王是由贵族会议推举而产生的, 国王与贵族之间有着某种承诺或约定, 一旦一方违约, 即使是国王一方违约, 另一方都可以放弃原有的承诺, 甚至举兵共讨之。

2、教皇与王权之间的契约

中世纪后期, 教皇与王权之间为争夺主教职权也引发了教会与世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哈佛大学名誊教授伯尔曼称其为“教皇革命”。教皇革命后, 教权与俗权谁也没有吃掉谁或取代谁, 而是达成一种妥协, 出现教权与俗权的并立, 教权法律体系与俗权法律体系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教权与王权的这种“默契分割”, 正是一种契约的变异表现。

3、下层领主与佃户和农奴佃户之间的契约

在社会的上层是王权与贵族, 在社会的下层即在大大小小的领主与佃户之间包括与农奴佃户之间一也存在着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即契约关系的因素。在领主的庄园里。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时代, 领主和领主管家也不能不经过法庭直接治罪于某个农奴, 而要根据习惯法并在庄园法庭上进行裁决。这并不是说农奴不受压迫和不贫困, 而仅仅是说他已经根据一种法律体系取得了权利, 他有理由坚持某些个人权利, 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所谓习惯法也可理解为领主与佃户之间的一种“约定”。

正是由于封建支配所包含的契约化因素, 韦伯称封建制度为法制化制度, 并声称充分发展了的封建制度是“最极端的系统性分权制度”。这种分权制度意义重大。在这种分权制度中包含了社会契约理论的萌芽, 近代的宪政主义在这里已经初见端倪。韦伯之所以反复强调封建支配所包含的契约性因素, 目的在于指出这样一个现象:西方封建支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 它带有传统制度的特征, 其权力是个人化的;另一方面, 它带有某种理性化权威的特征, 即权力受契约的约束。

摘要：西欧封建时代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契约传统, 这些契约因素是现代自由宪政的萌芽。

关键词：神学契约论,教会改革派,世俗契约论

参考文献

[1][美]伯尔曼, 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

[2][美]伯尔曼, 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

[3][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 罗经国、陈博民、张益庭等译:《世界文明史》之十八, 第328页。

“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 篇9

一、从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社会背景来看

鸦片战争后,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开始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 存在着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样两对主要矛盾, 并且二者彼此纠缠沉浮。两对矛盾之下的中国人民, 同时担负起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义和团运动发生在甲午战后, 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任务更加突出, 但抹杀不了其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这一革命任务。

同时, 甲午战后的清廷, 已然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走狗, 因此, 要想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就必须同时反对本国封建统治。正如1900年5月27日, 庆亲王奕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再次接见英国公使窦纳乐和俄国公使格尔斯时向他们公开表示的一样, 义和团既反对外国人和基督教徒, 而且也反对中国政府, 他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愿意亲自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

二、从义和团的成分来看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和习拳练武的组织, 其成员广泛, 主要是农民群众, 也有一些失业的水手、脚夫、筑路工人、盐民、小手工业者等。这些占义和团绝大多数的成员, 在鸦片战争之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 反封建要求强烈。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他们所遭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并未因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役而解除。相反, 生活更加困苦。而他们也逐渐意识到, 正是因为清王朝的软弱无能, 才使得近代中国屡遭洋人欺侮。“最恨和约, 误国殃民;上行下效, 民冤不伸。原忍至今, 羽翼洋人;趋炎附势, 肆虐同裙。”这首歌谣正是义和团在反对外来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反对清朝统治者的写照。

三、从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揭帖来看

1. 义和团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口号为“扶清灭洋”, “扶清”的主要含义, 可以从义和团的有关文告中得到解释, 如《义和团告白》中有“保护中原”“驱逐洋寇”;《增福财神告白》中有“上能保国, 下能安民”;《马兰村坎字团告示》中有“扶清灭洋, 替天行道, 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 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由此可窥“扶清”的主要含义是“扶保中国”, 只是义和团将“中国”“清廷”“大清”等概念混淆了而已。

2. 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不但不敢为百姓做主, 反而却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对义和团进行联合镇压。义和团出于自保和“灭洋”, 同样会高举“反清”的大旗。1900年北京的两首歌谣唱道:“先拆电线杆, 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 再与大清闹。”“南北通, 铁路长;大清亡, 中国强。”从中不难看出, 义和团的斗争矛头不但指向了帝国主义, 同时也指向了腐朽的清王朝。而到义和团运动后期, 在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时, 他们更是开始摒弃“扶清”的提法, 相继提出了“灭清剿洋”“扫清灭洋”等口号, 将斗争矛头直指清政府。

四、从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和义和团的行动来看

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概括来说经历了“镇压—抚而用之—剿灭”的过程, 当义和团遭到清廷的“镇压”“剿灭”时, 义和团的反封建斗争是必要和必须的。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至十二日 (1900年5月30日至6月8日) , 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进犯北京, 义和团拆毁京津铁路, 切断京津电报线, 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

八月十四日 (1900年9月7日) , 清廷发布上谕, 公开出卖义和团。……各地清军开始大肆绞杀义和团, 并以此献媚于侵略军。联军统帅瓦德西曾说:“当联军前进之际, 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

1901年6月直隶深州人民因无力负担赔恤教堂的款项, 组织联庄会, 并与义和团余部联合, 组成义军武装, 于6月15日, 树起义旗, 旗上大书“扫清灭洋”的大字, 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屡经交战, 最后被清政府镇压下去。

从义和团的以上种种行动不难看出, 一部分民众对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有了新的认识, 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 开始把反帝和反清结合起来, 具有挽救民族危亡和反封建的双重性质。

五、从义和团运动的结果和影响来看

1. 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最终归于失败, 但这一运动对封建势力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王朝的改革运动, 但改革使其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并最终走向灭亡。

2.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 更多的人对清政府的腐朽反动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认识到要想挽救民族危亡, 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而清王朝最终也被辛亥革命所推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但其反封建色彩也十分明显。只是在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农民斗争锋芒朝向帝国主义的时候, 其反封建的这一面被隐蔽了下来罢了。

由此我们也应当不断思考, 素质教育下的历史教学过程, 不应当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历史专家们得出的结论的过程, 而应当是让学生在占有充分的史料基础上深入历史, 在对历史的感悟中自己得出结论的过程。而高中历史教学的任务, 同样也不应当停留在单纯告诉学生结论“是什么”的阶段, 而应当更进一步, 让他们知道“怎么就是这样”“或许不是这样”。历史教师也只有怀着多闻阙疑的态度组织教学, 才能够培养出善于思考创新、更加有所建树的学生。

摘要：高中历史教学中, 诸多老师将“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奉为圭臬对学生进行灌输。本文认为, 上述观点过于片面, 并为此从五个方面对其同样突出和重要的“反封建性”进行论证。通过这种论证, 在努力还原义和团运动历史本相的同时, 更希望抛砖引玉, 促使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将更多的史学观点引入高中历史课堂, 也只有如此, 才能避免将学生的历史思维局限于单一结论的仄仄空间中, 才能为更加富于创见性史学工作者的培养打好基础。

关键词：反帝,反封建,“扶清灭洋”

参考文献

[1]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

[2]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封建礼教 篇10

一、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反映封建社会的黑暗入木三分

作品共223小节,前64小节着力描绘幻化的促织细小的形象。先用小二度模仿促织的叫声(1~4小节),并以富有独特而富含色彩特征的音乐语言描绘促织活泼、轻巧、敢斗与善斗的神态。首先是一组大跳音程快速短颤音,展示促织矫健的身姿,灵巧机警的动作。用左手贝司及右手键盘在D音上以反方向五度跳进,键盘音乐似断实连的旋律,跳跃而充满动感的节奏,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幻化促织敢斗、善斗的风采(9~12小节)。接着,又用多变节奏手法对幻化的促织作细腻入微的刻画(17~42小节)。用对比材料重复,作进一步拓展,变化的音乐逐步酝酿再现部进入,呈式段后部用原有材料变化形成再现,以环绕式的半音阶六连音下行引出右手二度音程下行四度跳跃,刻画出促织生动的神态,富有个性的动作,把促织叫声、跳跃的姿态等生活习性模拟得惟妙惟肖(39~64小节)。

《促织幻想曲》还使用复调手法的写作,使用不同的旋律,从两个侧面刻画强大对手(公鸡)的形象,形成对比(115~146小节)。在主题旋律A以八度双音,在高音区用小二度、大三度上行、在D音上停留的方式表达。模仿对手的鸣叫,表现角斗对手的强大与不可一世。右手以动力性较强的同音切分和半音阶上行主题旋律B,以及左手低音区以三连音引出的连续半音下行形成力度的扩张,表现强大对手“公鸡”好斗的本性,以及在角斗场面咄咄逼人的气势。凭借主题旋律A再现尾音上加小二度倚音,让音乐充满戏谑性特征,进而勾勒出荒唐的色彩。旋律以连续的三连音和多次呈现不协和二度音程方式,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强大对手的骄横与凶残。强手与促织主题连续交替出现,似是双方登场,怒目以对,似乎角斗即将开始。表现强大对手主题旋律B的八度形式出现与后面促织主题形成“咄咄逼人的强大优势”与“势单力薄弱小劣势”的促织形成鲜明对比(130、131小节)主题。

促织与对手角斗,作品借鉴了奏鸣曲式展开部的创作手法,通过主题材料在调性上的不断变化发展,描述热闹的角斗场面(147~175小节)。促织主题先以原调再现,是经过音过渡到公鸡主题,公鸡主题先在原调上再现,然后以下五度的规律采用变形、扩张模仿、紧缩模仿等手法在降E降A降D调上变化再现,进一步刻画了对手好斗的嚣张气焰。作品还以连续的十六分音符分解八度这样的紧密节奏,表现角斗的惨烈,紧张。

176~191小节进一步刻画促织与对手角斗的场面。调性中心由d小调移至上方五度的a小调。促织主题进一步变化发展,以主题的a、b动机分别两次带出十六分音符加衬音的半音阶连续上行,促织主题表现以密集音符,快急的速度,紧凑的节奏,将角斗描写得激烈火爆,幻化的促织似乎越战越勇,最后达到高潮。作者以带附加音的四度叠置和弦表现众多的促织声和其发出的“噱噱噱”声响,表达促织的对手筋疲力尽、头冒金花败下阵来的场景,以及皇帝快乐,愉悦的余音。

从音乐作品通过幻化的促织与强大对手角斗,皇帝取乐的场面,反观蒲松龄原作《促织》,我们不难看出作品表达的深刻思想及严肃的批判意义。

成名之子,一个年仅九岁的孩童,本是贪玩好耍的懵懂孩儿,本是不谙世事的,但封建专制暴君的骄奢淫逸,即将家破人亡的处境,迫使他过早涉及世间之艰难困苦。为了使父亲免除苦役,保全性命,他不惜牺牲生命幻化成促织,一只“招之能斗,斗之能胜”的促织。他年少力微,毫无罪过,却放弃生命,充当官人们的“玩物”,皇帝取乐的物品,在“竞技场”由人取乐。在角斗现场,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强大的对手奋力厮杀,浴血奋战,讨得皇帝“大悦”。无论是听众还读者,面对如此伤天害理的竞技,愤恨之情不觉油然而生。“以金笼进……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如此表演,乃九岁孩童所为,场面热烈,动作也机灵,却让人欲哭无泪。九岁的孩童幻化成促织与强大对手以死相拼,精彩的搏斗,终至“上大嘉悦”,统治阶级官吏们所追求的“悦”,这种建立在广大百姓痛苦之上的“悦”,残暴多少生命,拆散多少家庭,饱含多少人间悲剧,可以说没有人能说得清。封建统治者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是由万千百姓苍生用悲痛甚至生命铺就的。成名年仅九岁的儿子,幻化成虫奉上供皇帝取乐,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残忍和仁义道德的虚伪。

小说《促织》原作,成名为了一只促织,“薄产累尽”,妻子求神问卜,儿子投井。统治者的取乐,常常迫使天下万千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也偶有人因此升官发财,“裘马扬扬”。下层统治者利用借献促织,献媚求荣,暴敛肥己,层层受赏,政绩突出,风光无限。这种封建时代的流行时尚,集中概括了封建时代的黑白颠倒,导致广大的乡村“严限追比”,逼人走投无路;又“并受促织恩荫”、“仙及鸡犬”,社会的荒谬可见一斑。

二、揭示达封建官吏荒淫无度的生活给成名一类百姓造成的灾难

《促织幻想曲》这一音乐作品为了刻画成名这一封建时代小知识分子的形象,深刻表达作品主题,从65至115小节,采用了五声性风格的四声部自由对比复调手法。作品先以f小三和弦及低音区固定音型式的旋律作背景,衬着右手叹息式低沉的旋律,表现成名不堪封建苛政的折磨与摧残,面对妻离子亡,家破人亡的凄惨境况,怀着压抑、忧郁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履,他悲怆,他呐喊,他怀着沉重的情绪,无助地艰难行进在人生道路上。

作品采用赋格中的主题答问形式,在旋律拖音处第二声部下行五度的属调上出现,随着上行五度的旋律的模进,答题平行上移。随后,以小三和弦和低音区固定音型式的旋律作背景,在延音处的第二声部加入新的材料,以填充式的旋律推动主题不断扩展(80、81小节)。又以八度加五度和弦的形式再现,不断增强的力度,逐渐加快的速度,坚强有力的旋律,激动复杂的情绪,渲染烘托了主题。后又通过调性的对比,下属降B羽调过度并停留在降G大调上的音乐呈现,描绘出成名因缴促织不成,被官府“严限追比”,并痛失爱子的悲痛,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走投无路的处境,进而表达对黑暗社会封建官吏荒淫无度生活的控诉,对封建昏君、官府的愤怒之情,对封建社会荒唐现实的揭露与批判。

在角斗的现场,成名的表现让人惊愕。在不知是儿子幻化的促织与强手角斗场,成名忽而惊恐万状,忽而欣喜若狂,面对全家性命紧紧所系在这头促织,成名的感情随角斗情形,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他时而“惊”,时而“怒”,时而“悲”,时而“喜”,感情随着儿子幻化的促织的得失胜负起伏。因为成名的促织与他物相斗,是为“塞官责”,官责不塞,则大祸临头,生死不保。这就更深刻地反映了“天下为私”、“朕即法律”的时代里,封建统治者何等的专制与黑暗。

虽然成名因祸得福,受到原压迫者的赏赐。然而这种赏赐,与前的“苦役”表现并无本质上的差别,都是统治阶级为了满足一时的取乐的需要,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浸透着作者万种悲情与无奈。“苦役”表现的是统治者的残暴,“赏赐”表现为统治者的荒唐。残暴与荒唐正是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成氏了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这种喜剧性的结局,严重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更加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逻辑的荒谬与不合理。《促织幻想曲》在这一部分,作品以富有特质的音乐语言对上述作了有力的控诉,“无情地鞭笞了腐朽的昏庸朝政,充分表现了作品的创作特色和朴素的思想感情”[2]。

三、作品的结尾余音绕梁,让人回味无穷

作品最后部分(208~222小节),成名这一主题在d小调上再现。作为全曲的再现功能的结尾,成名之子幻化促织与强手角斗,并得胜归来,父子骨肉重逢。作品通过两小节隐含了促织主题的琵琶音,表明促织实际上是儿子所变,父子相见喜极而泣。最后以曲折上行的急板引出促织在打败强手,解除了父亲的苦难,为全家换来财富,然后翘然昂首鸣叫,无拘无束的跳然而去的场面。乐音虽断,却余音绕梁。封建下级吏卒的“猾黠”,对百姓的盘剥,封建皇帝荒淫与残暴,封建专制统治的不合理,等等,一切都表现归结于作品结尾处[3]。

《促织》一开头就渲染出封建时代令人阴森可怕、黑暗恐怖的环境。在这类似成名一家悲剧产生的典型环境中。读者可以从这个阴森的环境中感到有不可避免的不幸在等待着那些不幸的人们。造成天下百姓不幸的根本是在朝廷,在皇帝身上。其枝干布满、遍及整个社会。“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促织因官府“岁征”而珍贵,下层百姓,因促织而命殒,其命是多么低贱。一只小蟋蟀竟使人为之悲为之喜,为之生为之死,为之贵与贱,社会生活图景的极端不合理历历在目。宫中作孽,官吏横暴,里胥猾黠,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不难想象,灾难深重的何止成名一家。成名的儿子死后也不得安宁,以身化为促织,供人取乐,这才换得一家一时的欢心,以致最后发家致富。作品以这样的收尾,实际上是含泪的笑。作品向人展示的是一个滑稽可笑,可恨可悲荒谬绝伦的社会现实。九岁的无辜儿童为解救全家的苦难与强敌拼死搏斗,挣扎在死亡一线,让悲愤填膺,激起人们对惨遭迫者的同情,从而控诉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参考文献

[1]刘晓静.浅析《促织幻想曲》内容及弹奏要点[J].赤峰学院学报,2007(03):94.

[2]李果.浅析《促织幻想曲》的音乐术语和节奏[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