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为国际金融制度的更新换代提供了战略机遇，也为一种开放、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打造带来了契机、金砖国家对于国际制度和体系的包容性改进，对于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秩序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启示意义。

第一篇：新型国际关系论文

上合组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全球方案

上合组织是一个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国际组织，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后，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摒弃结盟、意识形态和对抗性手段，致力于解决迫切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合模式为各国有效开展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合作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

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应对威胁与挑战的决心和在国际社会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意愿具有特殊意义，写入《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上海精神”便是明证。“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灵魂，是各成员国本着平等互信的态度，尊重他国国情，加强互利合作的体现。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完全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寻求共识，这个原则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拓展合作领域

历史经验表明，欧亚地区各国的共处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键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有意识且负责任地实施着眼未来的合作方案，证明了上合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巨大价值。

包括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在内，上合组织国家拥有最丰富的能源、森林资源和淡水资源，其中三国的资源储备位居全球前十。上合组织成员国总产值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高达21%， 工业潜力亦首屈一指。近年来，在冶金、机械制造、能源和交通等领域，各成员国对高科技、创新生产和数字经济予以高度重视。此外，各成员国的农产品产量，如谷物、玉米、向日葵、土豆、大豆、茶叶和棉花等，也位居世界前列。

上合组织成员国为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采取了一致行动，极大地推动了自身的发展。为此，上合组织支持不断完善开放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近年来，上合组织在经济领域采取积极措施，为逐步实现上合内部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自由流通以及成员国间的经济倡议对接创造了良好条件。实现这一长期目标，将为上合组织巩固整个欧亚多边合作关系取得新的战略突破。

上合组织成员国实施了有力的外交政策，在大型国际组织中扮演着积极角色，尤其是在联合国及其专职机构，例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太经社会等。上合组织与包括东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金砖国家、伊斯兰会议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权威组织和机构开展了直接或间接的合作。这些合作也成为上合组织发展对外关系的桥梁，为国际组织机构间开展积极合作、各国间举办高层活动、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

维护和平与安全

上合组织覆盖了全球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也面临几乎所有的威胁与挑战，主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贩毒、有组织的网络犯罪和洗钱等。

为坚决打击这类罪恶行径，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联合采取了积极行动，对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出巨大贡献，这些经验对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同样适用。

全球化的加深使国家和地区层面对保持民族和地区独特性的关注度上升，上合组织内部也对该趋势予以高度关注。对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采取的措施并非为了剥离文明、文化和民族的特色，而是为了全面拓展人文交流的多层次渠道，加深对上合大家庭中各国人民精神、物质和文化多样性的认知。

当今世界，遏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的蔓延、打击煽动恐怖主义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这在上合组织事务中同样极其重要。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成员国也在加大力度应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种族偏见和仇外心理，对此各国积累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此外，由于上合地区是几乎所有主要文明、宗教和文化的发祥地，相关领域的合作对维护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上合组织的广阔范围和庞大潜力决定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中的地位，全方位的稳步发展也使其对全球主要发展领域保持了持续的影响。

毫无疑问，未来上合组织将继续遵循和平、共同发展和平等合作的原则，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合作，为确保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伟大的上合八国

上合组织一贯坚持对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开放的原则，这一原则也体现在上合组织扩员的进程中。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愿意接纳本地区承诺遵守本组织目标和原则以及国际条约和文件的国家作为成员。《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关于“上合组织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擴大范围”的表述体现了上合组织的开放性。

2017年6月，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阿斯塔纳做出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的决定。此前，印巴两国已在上合组织中担任了12年的观察员国。一周后，上合组织北京总部的旗杆上升起了这两个南亚国家的国旗。自此，世界政治地图上出现了“大欧亚八国”，上合组织也成为最大的跨区域联合体，它的成立是世纪之交世界地缘政治激烈变革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追求独立、进步和发展的共同愿望将上合组织成员国团结在一起。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地将全球战略体现在本国的外交政策中，客观上将上合组织推到了国际关系最前沿。

在世界上法律承认或实际拥有核武的国家中，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四国都是“上合八国”的成员。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还启动了长期的太空计划，而包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是北半球首个无核武条约《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缔约国。

正因如此，在世界局势加剧动荡的今天，“大欧亚八国”对全球性问题的评估、结论和决定才更有分量。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今年6月在中国山东青岛召开，会在“上合八国”的框架下确定新的合作领域，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增强在上合组织广阔平台上努力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的集体决心。

上合组织到2025年发展战略旨在解决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现今的威胁和挑战是跨越国界的，需要集体的决策。上合组织吸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成员国的决定不仅增强了该组织的实力，也为实现其目标开辟了新的可能。随着上合组织不断扩大，与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合作不断深化，上合组织的潜力必定还会增长。

显而易见，“上合八国”的新格局将更加有效地应对当前的挑战和威胁，共同利用现有机遇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在上合组织中，没有大国小国、富国穷国之分，上合组织的优势在于能够平等地倾听每一个国家的声音。

世界正在飞速变化，区域组织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稳步增长。上合组织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致力于用实际行动证明自身是被广泛认可且具有威信的多边联合体，目标是维护成员国所在地区的和平稳定，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加强经贸和人文合作，挖掘各成员国国家和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及相互协作的潜力。

作者：拉希德·阿利莫夫

第二篇：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可能

摘要：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为国际金融制度的更新换代提供了战略机遇，也为一种开放、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打造带来了契机、金砖国家对于国际制度和体系的包容性改进，对于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秩序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启示意义。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切入点，本文论述了国际关系体系在权力和制度层面变迁进程的若干特点和条件，提出了关系金砖国家国际制度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打造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制度化安排，使全球治理的福利普惠全球民众，设计正义、共容和开放的国际制度，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金砖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新型国际关系体系 全球治理世界秩序

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刻影响，不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而是历史性和全局性的，它将带动全球性权力从守成大国向新兴大国的实质性转移，并首先从已往的国际关系体系(以下简称国际体系)的变革开始。这场危机不但打破了全球治理自然发展的正常节奏，提升了G20会议的突出地位，而且扩展了金砖国家正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空间，从而改变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推动世界秩序变革进入新阶段。1正如西方政要讲的，这场危机让人们真正地意识到，未来数十年，国际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面临巨大的全球性问题之时，世界能否建立起足够大的国际性合作平台，向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迈出第一步。1这种变化将不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单向行动，而是国际社会互动合作的共同结果。

一、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制度性举措

在2014年7月的巴西峰会上，金砖五国倡议设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和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greement; CRA)。这是中国等新兴国家推进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大契机，也是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举措。在全球治理制度，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复杂无比却难掩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足的制度体系里，它们虽然只是初创性制度倡议，却可能昭示着国际体系白二战以来最大的变数与新局面。在既有国际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的包围下，另一种可能的、建设性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及其配套理念和规范，正开始从国际社会的边缘逐渐地向中心靠拢。尽管制度升级换代以应对高度全球化世界治理的进程必将坎坷，但是本着耐心、信心和创新的国际制度建设精神，金砖五国有机会开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建设的旅程。

新兴国家的历史责任是参与解决世界秩序的正义问题。世界秩序是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根基，但是世界秩序并不必然是正义和道德的化身。没有拥有必要实力及影响力国家集团的组织协调，世界秩序将无以维系;但是，权力支撑下的“秩序”其实是个中性词，它可能保护的仅仅是特殊行为体或集团的“私”序，而非惠及更大范围社会民众的公利。“消极的”秩序能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保驾，而“积极的”秩序则力图将为发展成果更大程度上地向尽可能多的民众扩散护航。2l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国际政治任务就是将国际和全球治理的收益普惠全球，设计更加正义、共容和开放的国际制度：在空间上，让更大地理区域的人类与自然社会共享全球联动的成果，共担跨国流动的风险;在时间上，则力图使这种治理永续且处于不断升级的国际合作进程中。

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总体而言，主要由雅尔塔政治治理体系、布雷顿森林金融治理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贸易治理体系构成，而前两者也最为重要。政治治理体系由于两德的统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带来了国际体系内以美国为首要超级大国的单极结构，加之冷战“胜利”气氛在西方世界的回旋，实际上进一步固化了已有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治理体系。虽然历史上曾有过牙买加体系的改进等举措，但以美国为主导、西方国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特征从未改变。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总是抱有通过大棒、萝卜和话语等手段推广“普世”价值观和制度以干预和改造世界的雄心。世界的其它地区，大体上则在西方话语和制度霸权的阴影下应对国内外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问题。其中，俄罗斯东欧地区和中国进入转型期，专注于整合国内外资源实现国内政治经济变迁;中东地区国内外纷争不断;非洲和拉美地区则在内部政治经济及社会动荡中徘徊;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世纪末遭遇金融危机，考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催生了二十国集团组织(G20)，在此过程中，尽管西方七国集团(G7)适时地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及社会治理，俄罗斯甚至成为八国集团( G8)成员之一，但是西方大国主导同际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在结构上依然如故。

新世纪以来，以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围家集团经济崛起，特别是中国凭借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来积累的经济实力，其影响力开始逐渐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凸显。尽管受所谓“金砖国家褪色论”和“金砖国家威胁论”(及其中国版本“中国崩溃论”及“中国威胁论”)不时干扰，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还是顶住了来自外部不断的政治经济压力，在国际体系rft的位置也慢慢从边缘开始向中心位移。即使高盛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不发明金砖国家这一针对国际投资进行展望的术语，恐怕这股同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也会以其它的制度或者概念方式投射到变动的国际治理中来。在西方通过先发的现代化进程将全世界串联，并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体系构成方式扩展至全球之后，这是第一次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和它们组成的集团能够积累到相当数量的财富和金融力量，1 并且有机会为全球化的世界书写新的国际治理规则。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主宰国际体系的历史自然远未终结，但人类共同的历史显然迎来了展开新篇章的契机。1

另一方面，2008年以来，源自西方且主要在西方发达世界发酵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代表性不足等等缺陷进一步显露出来。伴随着新兴国家对于IMF改革进展的失望，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在经过若干轮次的制度创设磋商之后，在2014年的巴西金砖国家峰会上，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前者为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打破现有货币体系：后者则保障金砖国家自身金融稳定与安全，应对国际资本运作风险，从而提升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对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尽管金砖国家自身较为低调，将之定位为对现有全球多边及地区金融治理体系的补充，但非西方国家国际治理模式的构建，本身就是对现有以IMF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为中心、以G7和经济合作为发展组织(OECD)为议程创设者的国际治理结构的不满。进而言之，它们对全球治理制度体系乃至国际秩序的演进都产生了冲击的效应，而对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判断的依据和脉络，就隐藏在新旧国际金融制度互动的空间里面。

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重要关口，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有没有可能和国际社会守成国家协作合力，2来对现有治理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社会制度体系进行提升，以求实现更加“积极的”国际秩序，打造一种能够普惠更大范围全球民众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从国家层面而言，担负着全球治理责任的新兴国家需要构建平等互利和亲密的新型国际关系，3特别是符合21世纪和平与发展潮流的新型大国关系;从体系层面来看，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必然上升为体系层面，越来越多的新型双边关系上升到新型多边关系，叠加的新型多边国际关系不断结构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包容性、开放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而一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本身就是全球沟通良性运行的结构性的体系保障;有了制度性和全局性的新型国际体系的呵护，国际信任才能逐步培育，国际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具有根基，世界共同安全与繁荣才有保证一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是新型国际体系的行为体推动力，新型国际体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制度稳定器，将它们稳定在一个良性运转的开放互动进程中，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和普惠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才是可期的。

二、现有国际关系体系变迁的特点

伴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和国家间互动的制度平台也逐渐开始发生置换和转移。G20取代G7/8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议程设定和治理机制，金砖国家机制及其他的全球和地区间国际治理制度的爆发性涌现实是国际体系经济结构变化的自然呈现。各个层次多个领域的多元多重国际制度体系之间的互动是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征兆，也是国际体系发生变迁的制度保障。1随着全球体系内权力、制度和观念各个领域交互发生的程度不一的调整，国际体系的变迁进程开始加速展开。

所谓国际体系变迁，主要是指国际治理中权力和规则方面发生的变化，这是国际制度变迁和权力变迁的合体。权力变动是比较粗线条的、相对浅层的变动;而规则方面的制度变迁是比较深层的变迁。规则变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国际规则内不同国家权限的变化。第二种是国际规则具体内容方面的变动。第三种则是国际规则的本体意义上的变化，即国际规范层次的改变。它标志着某一国际制度对于其治理机制的正义观或者义利观等方面的改变;或者国际体系构成，例如主要构成行为体和组织结构方面发生的变迁，这是国际社会变迁的最深层变动。当今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具有改进和进步潜质的转型在权力和规则变迁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权力结构的变迁已经由财富从西方向东方的流动的事实所证实，改变IMF份额等制度变革努力固然效果显著，但改变国际金融治理的根本理念和规范，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互惠合作共赢的国际体系，成就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体系，则可以说是当下国际体系变迁影响最为深远的愿景。新兴国家集团包括金砖国家的制度选择，究竟是沿袭既有规范，只追求拥有上升的权限，还是触及最深层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力促权利和规范符合新型的国际道德和义利原则?而如果触及根本性的国际金融治理制度，甚至国际社会的本源性制度( primary institutions)，它的表现又有哪些?虽则这些问题的切实答案只有在未来的国际社会才能真正得以昭示，但是当下国际体系变迁的一些新特点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这种变化的第一个特点是世界性制度变迁与权力交替的统一体，而且其变动趋势乃是世界权力与制度体系的大规模重组，而非仅仅是既有国际治理体系的小修小补。在国际治理的进程中，仅有制度和仅有权力都不足以维系国际秩序，包括国际经济秩序。要改变国际制度根本上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是要维持合理的秩序总是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让权力运转在合法和民主的轨道上。在制度的和权力的边缘，或许隐藏着国际关系的秘密，而在制度和权力的交界处，则可能蕴含着国际社会变迁的源泉。制度与权力合力的变革是国际体系变革的通则之一，只是存在变革程度大小的问题。本次国际体系变迁的特点之一便是其全球联动性的庞大规模。它不是一种治理制度体系在全球的推广，而是多元多层制度体系在全球、地区和跨区域的互动交融和重新改组。它发生在中美权力转移的大背景之下，如同上世纪初的英美之间关系，而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苏争霸关系。尽管有很多的因素不利于中国，但中国从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已经是公认的趋势。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新兴国家的集体行为，但无疑背后有着中国的积极努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场IMF内外国际治理权限的份额之争，是制度变迁的力量较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场国际等级结构中的半边缘力量向中心力量提出的挑战，本质上是“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之间的阶级斗争;1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它新兴国家集团与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及传统西方守成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2014年7月15日，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召开了“全球态度：透视中美权力转移”研讨会，分析了中国崛起和美国影响力受到削弱对全球安全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影响。2学术界特别是政策研究学界的活动是现实国际体系变动的缩影，且常常落后于现实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这表明金砖五国在国际体系变迁中的实践进程方兴未艾、鲜活有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及其运行，让金砖五国的合作机制进一步落实，也让不少唱衰金砖的论调破灭，说明这种世界金融话语权之争的深度与速度出乎了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的预料。这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交互发展是不容低估的。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常常伴随着政治控制力的提升，国际治理力量的积蓄又总是离不开基础性经济和金融力量的支撑，而问题的关键则是新兴政治和经济力量使用的方式和目标是否能够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治理模式有所超越，更好地满足有效和公平的目标。

国际体系新变迁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国际治理，特别是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出现了更具包容性的新理念。一方面，正如国际规则需要包括经济实力等权力基础的支撑一样，它们还常常受到观念的制约;另一方面，观念经过了制度化的努力，便更加长效和牢靠。制度和观念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是稳定的，只有发掘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观念，并以其为路线图建构和转化为合适的制度框架，新型国际体系的建设才有现实性。当前的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同于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义利观的新观念和新思潮j以往的围际经济治理制度在全球经济核心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妥协性，但是对全球经济边缘或者处于危机的国家则推行某种制度性“暴力”，对于接受援助的国家附加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条件，这种试图通过一元化的制度推广某种自以为理性的、中性的和普世性的标准，以求改造世界的努力，并没有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实现其追求的“民主”、“市场”和“善治”理想。金砖国家倡议的发展与合作理念相比而言更加务实，尽管其制度化和治理效果仍有待时间检验，但是相比IH的发展和援助理念，金砖国家倡导互惠互利的合作共赢性，尊重文化差异和各色国情的平等包容性，推崇兼收并蓄与和而不同的开放性。“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精神确实是为新时代的新国际关系和新国际治理模式的演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以往霸权、强权和零和治理理念的新思路。1与此同时，金砖国家并非想要通过革命式的手段对现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进行强制性变动，它们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协调好新的和旧的、全球与地区的多元多层国际制度之问的关系，实现国际治理权威适当分配与平稳转移。2新的治理理念的制度化任重道远，而新型国际关系和体系理念的出现和推广是国际体系变迁顺利开展的观念和道义基础，这也是此次变革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之一。西方崛起的东方文明基础已经逐渐为学术界所注意，此次国际体系转型中东方和南方世界的治理经验被注入到已有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和社会治理体系中去，可能是在当下和未来国际体系大变革的核心和最深层变化特征之一。1

第三，在当前的国际体系变迁进程中，欧洲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反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局面有可能形成并强化，这涉及到新时期多元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治理规则权限上和规范上的磨合与分化问题。2010年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国国会否决，实际上再次宣布了美国力图维持金融霸权政策的顽固性和虚伪性。不过IMF的主席宣称赞成将总部移到北京，从侧面说明了欧洲对美国霸权控制的不满c欧洲国家既讲大西洋共同体，也讲金融体系的合法性和民主性。对于这次金砖峰会，美国和英国的智库都十分关注。美国关心的是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国际秩序变化的前景;而英国等国家则探讨中英合作、英国在亚洲世纪中如何与亚洲大国进行交往，以及欧州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这意味着，新兴国家有可能通过开发银行的设立等措施寻求欧洲的支持。战后几十年来，真正对美国金融霸权有意进行挑战的不是其他国家，正是欧洲，但是欧洲在这方面苦于没有合作者，国际金融界又有以色列与美国联手行动，使得欧洲的行动难以取得突破。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可以说是欧洲重新复兴的可能选项之一。2

第四，在国际体系大转型的新时期，金砖国家在政治上的“共同声音”逐渐开始与经济合作上“共同声音”相协调。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一样，不同的团体如果能在社会文化间实现契合，那么它们之间的合作会更加牢固。各国对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治理体系，在现阶段或者未来是否有促进变迁的动力、意愿和资源，如何恰当地把握好不同文明圈内国际制度分与合的限度和边界，这些都是未来金砖国家能够实现和维系长效、公正的治理国际制度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以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可能根据不同的议题画出不同的圆圈，金砖国家在某些议题领域可能是属于一个集团，但是在其它的领域可能又同其它国家组成多层多元的制度复合体。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治理区域，它们又分布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多元象限的多种位置之上。尽管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有诸多的多样性，1五个国家终归是开始走到了一起，起因是经济上的考虑，而目前在政治上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一致性行动。 “海牙联合行动”就是例证。乌克兰危机期间，西方七国发表了《七国集团海牙声明》，宣传要暂停俄罗斯的八国集团成员国资格;与此对应，金砖五国外长也发表了一份《金砖五国外长海牙声明》，强调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世界”。另外，金砖国家还反对澳大利亚禁止俄罗斯参加2014年1 1月在澳举行的G20峰会的企图金砖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这些共识和集体行动无疑将为其未来向更深层次制度安排演化开启先河。

三、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条件

国际体系需要国际制度的支撑才能实现某种相对的有序状态。即使能够实现国际制度替换和升级，由于国际体系变迁常常受到既有国际制度的粘性和路径依赖性、守成国家的权势累积、既有强势观念的推广和塑造等等因素的牵绊，其过程必然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制度置换和转型期。从行为体的角度，特别是国家的视角，要促成国际体系转型，总体而言需要专注于三点：一是经济基础的夯实：没有基础实力的照应，话语和制度会缺少必要的持续跟进能力。二是国际社会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这是一种造势起势的组织力和联系力;另一方面也是将国际信，向更大范围组织和集团推广来润滑国际合作的吸引力。三是国际制度创新的能力。国际制度创新首先要求国家能够将不同资源串联起来;其次要把多元观念和制度元素进行创造性整合。从空间上看，要能联动不同的制度体系;从时间上看，则要有耐心，新型国际体系的建设不会一蹴而就。2

国际体系变迁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提供了治理制度转型的合法性。危机或者战争常常是国际制度变迁的契机，但是危机或许只是长时期内制度运转不良的累积所致。3渐进的、长周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制度变迁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英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和政策在全球扩散时就开始累积了。疯狂的不受管制的市场是难以为继的，市场总是或深或浅地嵌入社会组织中间，貌似自由的市场经济全然接受资本逻辑的支配。社会愈加脆弱并催生国家(及国际治理通过再分配体制对市场进行监管，而这个过程常常促成制度不同程度的变迁，以求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公民的福利。1新自由主义的制度选项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终于难免地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在国内和国际治理领域均是如此，这既是此次国际体系变迁发生的政治经济背景，亦为建设新型国际体系的契机之一二正因为这次变化发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具有国际和国内较为广泛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意基础，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正当性，易为国际社会接受。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着长期危机的威胁，应对这场危机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在这个过程中，除了IMF的努力之外，不少国家都进行了一定的努力。比如，2010年在日本的倡议之下成立的东盟储备基金，规模高达2400亿美元，而IMF则出现了重大失误，在希腊救征方案花费了1100万欧元，实质上影响了对拉美等国家的扶持。国际社会对于IMF在金砖危机中的表现并不满意，因此，G20逐渐代替了G8。金砖国家迅速崛起，提出了份额重新调整的方案。这个方案被美国否定之后，完善金融体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在此背景之下，由金砖国家出面建立金融稳定机构，重点解决自身的问题，既是顺其自然的，也是积极的，属于包容性增长或者包容性改进的范畴，对国际金融体系而言是利好消息，比较容易为世界各国接受。另外，此次危机造成了西方发达世界相对非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衰落，也为金砖国家构建新型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体系提供了物质上的有利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中美俄三角关系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与俄罗斯的稳定性变化，这是金砖国家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近几年来随着美国携同其盟国执行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的热度降低到了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这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安全压力，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空前危险。当然，这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困难，特别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当中。而推动互信、开放和透明的新型国际安全体系建设有助于克服国际关系中传统的安全困境。另一方面，由于之前的叙利亚危机，后来的“棱镜事件”，特别是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俄美双边关系也进入了历史上的“冰点”。1这使得中俄两个欧亚大陆大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合作，而且不断增强经贸领域的合作。中俄双方除了双边之间的能源合作、新丝绸之路等合作之外，多边领域的重要合作之一就是金砖五国的金融合作机制。这种合作也维护了中俄关系。也有观点认为，出现目前的中俄热络关系，除了两国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曰标一致之外，也是由于两国的元首都是政治上的强人以及外交上的高手，他们有很强烈的意愿、能力和艺术来经营目前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任何手段，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都是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机制。经营这种稳定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发动机作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了与美国的错位竞争，给美国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进而避免了中美关系的恶性发展。只要中国的经济引擎运转正常，中美关系就不会进一步恶化，中俄关系也能保持相对稳定，中国就能在大三角关系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特别是国际制度和体系建没战略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求在大国关系中间牵制平衡，像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对国家间均势政治的定义一般。建设互信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才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终极关怀。

第三个条件是印度在金砖国家组织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在新兴大国群体中，印度的地位独特。印度不但在当前国际体系变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未来的国际制度变迁进程中具有较大的创新潜力。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印度首先正式提出的战略倡议。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印度在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印度是一个具有战略意志与战略意识的大同，这已经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历史中多次得到印证?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不结盟运动，到G20机制，以及当前金砖五国，都离不开印度的积极参与，展示了印度的战略意志。第二，印度拥有中国与俄罗斯等新兴国家所不具备的意识形态条件：两方国家认为印度是与它们相近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而中俄不是。在所谓“民主和平区域”里，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可以公然对抗美国，哪怕在核武器问题上对抗也无所顾忌。印度在政治文化和价值取向上被西方世界认为是自家人，这种“价值观共同体”成员的便利条件，淡化了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了其经济集团身份，总体上有利于金砖五国的集体性外交活动。第三，印度拥有最富弹性的战略空间和外交空间。印度的外交思维既受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英国均势外交文化的影响。受后者影响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印度奉行一种可以称之为“三环外交”的外交模式：一环是中俄印机制(在阿富汗等问题上)，一环为IBSA机制(印度、巴西、南非)，一环是金砖五国机制，这种战略定位使得印度在国际制度群内部处于一种中枢性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建立与印度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成败，关乎新型国际体系的构建大业，印度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

第四个条件是维持金砖五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增长潜力。据统计，金砖五国占全球人口的42%(30亿)和全球GDP的28%(16万亿)。从2000年至2007年，以金砖五国为主的摩根士丹国际资本公司新兴市场指数增长了270%，而发达市场指数只增长12%。根据博鳌论坛发布的报告，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3%，发达国家经济体为1.3%，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为4.7%，金砖国家平均5.7% -其中，中国为7.7%，巴西为2.3%，俄罗斯1.5%，印度为4.4%，南非为1.8%：根据经合组织2013年报告，2025年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之和超过整个经合组织的总和。这些经济硬实力的累积是金砖五国实现制度创新和软实力突破的根基所在。只要金砖五国的经济实力继续增长，世界经济的重心就会继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就会不断增长，“西方治理”的局面就会被进一步被削弱，世界秩序的变革就会成为现实。

四、关于金砖五国制度建设的战略思考

当前国际体系发生的大幅变迁和调整，为金砖国家进行国际制度升级更新提供了绝佳的战略机遇。除了有利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可以倚靠的经济和金融实力支撑，在结构层面，包括金砖国家集团在内的新兴国家集团还需要通过合法有效的国际制度设计，来实现对国际体系的建设性改进j这要求为国际制度提供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观和正义观，处理好新旧国际制度之间的衔接和磨合。而从国家行为体出发，金砖国家则需要解决好已有成员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和理念调适，并为接纳可能的新成员国做好制度准备。

(一)在世界秩序的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应当继续推进包容性改进方式，逐步推进IMF体制改革。做出这种战略和政策选择，首先是源于处于建设新型国际体系的理念。从根本而言，金砖国家是在打造一种全球治理的新模式，特点是体现平等性、包容性和非对抗性。采取革命的方式并不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合适途径。一方面，金砖五国如若选择挑战美国霸权，在现阶段并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美国仍然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另一方面，联合同改革以及世界贸易领域规则的相应改变，也是国际金融治理改革需要考虑到的宏观制度背景，这些制度的改进都需要通过渐进的方式来推动。而面对金砖五国中硬实力最强人的中国，其他四国也不会赞成让它取代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革命性的迅速重塑国际金融治理体系。

其次，金砖五国的金融力量目前还无力与IMF去竞争，而且各国内部也面临种种困难，例如金砖五国的财政赤字水平都比较高，俄罗斯有严重的资金外流现象等等。这种背景下，金砖五国的外交活动多是宣誓性和道义性的行动，有待进一步落实。另外，金砖五国在解决南南合作过程中的协调(比如，各国的关切点有所不同。其中，中国最关心外交，俄最关心军事技术和经济合作，而巴西最关心能源贸易和军事技术)以及与G7之间在G20中进行协作的平衡性等问题上，也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

第三，走内部改革之路，除了需要金砖五国宏观政策协调上的运作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业务性问题需要逐步解决。2009年叶卡捷琳堡联合声明中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原则作了系统说明，金砖五国就应该围绕这个说明提出的原则，进行进一步的相关准备。比如，如何研究相关的法律?如何确定各国的监管标准?如何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监管标准?加强风险管理的机制安排是什么?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推进工作，都需要在多重的制度体系内，通过与多个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以渐进包容性的方式协商展开。

(二)在IMF改制的进程中金砖五国究竟是应该站在前台还是后台的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发挥综合性国际组织或机制的作用，而不是由金砖国家担负过多的国际责任和保持过高的外交姿态。第一，在新旧制度的互动和置换过程中，新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旧制度的冲击，至少在理念层面，或者在某种象征意义上是这样。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守成国家的警惕，甚至反弹和敌视也会出现。在新旧交替的进程中，维持新旧制度之间的平衡，就成为保证国际体系变迁进程稳定有序的关键。至于国际责任承担程度和外交姿态的放置，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和情境中不尽相同。在国际金融领域，应该发挥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心作用，这是解决南北矛盾的基本平台。应该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危机管理中的法律地位和综合性平台的统筹作用。第二，金砖五国合作的战略基础还有待加固，例如，它们在国家建设上有多元性，在地缘政治上有差异性;在实力基础上有不平衡性;在价值和社会构成上有复杂性，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有分歧性，加之各国内部的经济、腐败、贫富分化等问题仍很突出，这些具体的国际国内分歧与差异都需要金砖五国团结协作，在互相了解和尊重各国国情的基础上慢慢消化。第三，金砖五国当前战略议程的定位要务实，不应好高骛远，应专注于踏实推进各个领域内实质性的工作。金砖五国目前主要关注的议程是南南关系内部的特定领域内的合作，它们着重推进的是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合作，这是非常有前景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非常有针对性和迫切性，所有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面临着基础设施领域的融资困难，这是国家建设之根基，是实现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难题。因此，运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等机制手段，努力填补发展中国家每年近1.5万亿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是理性和大有可为的制度倡议。

(三)在吸收新成员国问题上，是采取快接纳还是慢接纳的方式，本文认为慢接纳应该是优先方案。亚太再平衡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战略和制度倡议的出现，说明只要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踩牢欧亚大陆，国家安全与发展就有了基础性保障，而如果和印尼等国家能够在海上遥相呼应的话，那么战略环境便更加有利。所以，条件允许时可以接纳印尼。这出于几个考虑，一是印尼是一个东南亚大国，也是世界人口大国和文化多元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印尼在我国地缘战略上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是一个战略支撑点，有了印尼，就可以使得南方国家连成一片，影响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地理效果。三是五国机制变成六国机制，还属于国际协调比较可控的范围。但不能再多了，五国内部的协调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随着国家的数量越多，国际合作中集体行动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结论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设立，不仅对于改革既有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具有深刻含义，也是国际制度更新换代和新型国际体系构建启程的关键标志。打造开放、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历史大幕已经拉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扎实的经济发展和创造性的制度改进，让全球化的成果为更大范围内世界人民分享;另一方面，它们追求这种国际关系进步和国际体系改进的方式是包容和开放的，它们力图通过非对抗性的和平方式来推动新旧国际制度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让国际制度更加民主和有效，使国际体系更加正义与和谐。

国内和国际社会制度建设及治理的规模和复杂性不同，但是原理相通。在国内社会，首先，人民需要垄断暴力的利维坦来维持秩序。其次，人民要驯服利维坦白私和掠夺的倾向，让它为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服务。国际社会也是一样j毋庸置疑，国际体系是能够得到治理的，国际秩序是可以有效构建的。在此基础上，现有国际体系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节制国际和跨国层面某些个体、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合理的贪婪与私欲，要通过民主和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控制通过暴力及其它强制手段在国际社会谋利的欲望。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国际体系既有的守成国家应该一道团结协力，发掘不同文明和地区国际和国内制度建设的智识资源，消解传统围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和一元、线性的世界政治组织理念，为打造民主、开放和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贡献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用辩证和流动的世界观建设全球命运共同体。与现存以西方传统和理念为基础的国际制度体系不同，中国、金砖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拥有气质独特的文明和文化资源，在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建设中有着较大的作为空间。可以预见，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新模式下，一种新型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形成。

作者：郭树勇 史明涛

第三篇：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主张和理念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格局和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怎样的调整与变化?新型国际关系具有哪些本质特征?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扮演怎样的角色?为此，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李文研究员。

《领导文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总书记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上述主张和理念的?这些主张和理念提出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文：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进行的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系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迄今，习近平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100多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目的就在于为人类社会成功抓住机遇、化解挑战提供新的精神指引。

新时代需要新智慧，新变化产生新思想。世界历史上无数战争与冲突表明，单边主义、联盟主义、地区主义，以及霸权主义，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严重负面影响。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与主张，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特征，符合当前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现实，为国际社会把握、描述和解释发展变化中的世界图景提供了新视角、新依据，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构建国际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对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推进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事业所取得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理性升华。这一理论的诞生，标志着今日人类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把握、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未来发展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将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先后被载入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到进入国际人权话语体系，表明这一理念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并正在凝聚起越来越多的和平希望与发展力量。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和理解“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间的关系?这些新理念的提出有着怎样的科学依据?

李文：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不同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理想状态和终极目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则可为人类社会实现命运共同体提供最深刻的依据、最坚实的基础、最可靠的途径。

21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与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最重要的科学依据。这种变化表现在合作共赢成为不同国家处理彼此间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和平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大国崛起的主要方式，政治多极化趋势日渐强劲，结伴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最佳选择，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之外不断产生新的合作机制，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调整性和兼容性。当今国际关系格局中出现的这些新特征，是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同的客观基础。

《领导文萃》：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文：“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是十九大报告为新型国际关系赋予的基本内涵。我认为，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表现在合作、和谐取代冲突、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

自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开始进入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构建期，主要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明显从对立、矛盾与冲突过渡到和平、合作与和谐的新阶段;对抗与冲突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方面，以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的相互关系开始转变为各个国家主要以制度规则协调相互关系，合作共赢成为不同国家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过去500多年来，无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还是霸权主义，都带来对立与分裂，制造动荡与冲突，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殖民时代，在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引下，许多国家认定只有通过武力和战争才能确立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若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挑战守成大国，颠覆已有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充分瓜分殖民地”而展开的殊死较量，而德、意、日三国为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不惜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对立、对抗色彩依旧十分浓厚。二战后，西欧各国普遍衰落，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而苏联则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军事大国。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一如1948年摩根索所言：“两个巨人警惕而又怀疑地相互对视……进而遏制或被遏制、征服或被征服、摧毁或被摧毁就成了新外交的标准用语。”卫星国背叛、同盟破裂以及大国复兴和重新崛起，则使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充满变数。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以对立和对抗为出发点的权力对抗或权力制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全球性问题与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地球村不再是各国之间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角斗场，而是日渐成为所有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相关的诺亚方舟。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合作空间日益拓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与世界各国全面深入地开展互利合作实现自身发展，与传统大国并肩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可以说，“世界上主要国家充分认识到避免冲突和对抗，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之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类社会规避大规模相互杀戮风险的能力显著提升。”

合作、和谐取代冲突、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平发展成为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在殖民时代，国家关系中的利益纷争往往只能通过赤裸裸的军事竞争和武装冲突来解决，建立在强大军事实力基础上的零和博弈是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不仅成为大国需要走武力征服、殖民扩张的道路，大国更替也经常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世界列强为巩固自身权力基础、争夺瓜分殖民地竞相厮杀;守成大国是国际规则的主要建立者，是既有国际体系的主导方;崛起大国则试图挑战和颠覆守成大国的地位和已有国际规则与国际体系。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在探索“新世界”过程中的纷争，17世纪荷兰、英国、法国间绵延不绝的冲突，18-19世纪欧洲列强的大规模战争和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种零和博弈的具体表现。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立，拥有可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代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领导着两个“国际阵营”，并在第三世界中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相互对峙和敌对，并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最终，苏联被拖垮，世界格局在短时期内由两极变成一极。冷战结束至今，美國一直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但其霸权地位日渐衰落。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没有沿袭西方列强殖民扩张和武力征服的老路。中国和美国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展现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世界权力大规模转移中第一次出现了以和平而非战争方式完成的可能性。

《领导文萃》：什么因素导致国际关系性质发生上述重大改变?如何理解多极化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历史作用?

李文：导致国际关系性质发生改变最主要的因素是国际力量的天平开始朝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方向倾斜。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使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发生变化。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相互依赖和利益交融明显加深，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之中，认同国际秩序、尊重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互相提供发展机会，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利共赢，给世界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不结盟、不当头、不称霸”原则的指引下，中国成功地开启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社会制度多样化是新型国际关系形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要力量源泉。权力不再掌握在一个国家或极少数国家手中，而是相对均衡地分散到更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手中;国际事务不再由一国或极少数国家说了算，而是由更多的国家坐在一起商量解决，国际关系中平等和民主得到明显提升，公平和公正性得到更有力的保证，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方向，为发展中国家在确立发展道路方面提供了新选项。多极化还极大地增进了世界各国间的紧密联系，从而使世界上再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

《领导文萃》：多极化局面的形成与美国的衰落有关系吗?您能提供数据加以说明吗?

李文：多极化局面的出现与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关系很大。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美国始终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并在冷战结束后一度成为超级大国。虽然21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都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但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主流价值观并未经历剧变，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毋庸置疑，美国仍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但随着全球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的相对实力正步入下降轨道，或者说进入了一个“顶峰平台期”，其领导地位日渐式微。我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认为：“与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霸主的情形有所不同，今日世界的权力已从美国一国手中日渐分散到多个新兴大国及非国家行为体手中，仅凭借一己之力已无法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调动各种资源来服务其政治外交目标的能力明显下降。”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明显改变了世界政治权力的原有布局。 “金砖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欧盟和东盟等地区组织在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通过“金砖国家”峰会、G20等组织与机制，以更加开放、公正与公平的立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在经济规模方面，美国正在逐步失去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最高是1985年，达到32.32%。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GDP数据显示， 2015年，美国GDP总量为18.04万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位，占全球总量比重为24.31%;中国大陆GDP总量为11.16万亿美元，连续6年保持全球第二位，占全球总量比重为15.04%，相当于美国同期GDP总量的61.87%。麦迪森推测，公元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达到世界的23%，美国为17%，印度为10%，西欧国家合计达世界的13%左右。

经济增长源的多元化既是多极化的因，也是多极化的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新兴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以中美两国的情形为例，2011-2015年，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0.5%，跃居全球第一。分年度来看，2011、2012、2013、2014、2015年，中国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6%、31.7%、32.5%、29.7%、30.0%，而美国分别为11.8%、20.4%、15.2%、19.6%、21.9%。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达到33.2%。根据有关国际组织预测，2016年中国、美国、日本经济增速分别为6.7%、1.6%、0.6%，据此测算，三国增长对2016年世界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为41.3%、16.3%、1.4%。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今日世界的经济依旧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扮演主角，人类文明的现状与前景都会十分暗淡。

2007-2016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12%升至23%，30亿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在这10年中，金砖国家建立起60多项合作机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同声相应，联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显著提升了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领导文萃》：为避免单极化和霸权的复活，人类社会是否应对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予以足够尊重?

李文：是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主要推动力来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社会制度多样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被限定在特定地域的特定历史时期，而不再是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唯一正确选择，是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的一个重要条件。

长期以来，美国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個，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美国精英认为美国才是唯一具备领导世界资格的国家，因为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具有普世价值，适用于美国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不顾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强力推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治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干预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内部事务，先后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积极参与叙利亚、利比亚和索马里战争。

“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表明，直接引入西方制度并不能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水土不服的政治制度成为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紧张、失序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择手段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和社会制度，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更是使许多地区和国家深陷动荡、冲突，甚至战争的泥潭之中。美国精英层的这种“山巅之城”的优越感招致了许多美国普通民众的反感，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的这种立场没有正视美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一现实。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就明确指出：“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危险的想法，即我们可以在这些国家中推行民主，即使这些国家从未经历过民主或根本对民主不感兴趣。我们撕碎了他们本有的政府机构，之后又对我们塑造的机构感到万分惊讶。结果导致干扰地区发生内战，出现宗教狂热，数千名美国人丧失生命，数万亿美元打了水漂。无政府的真空状态刚好被‘伊斯兰国’利用。”

近年来，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普遍出现萎靡不振。2016年英国脱欧以及欧洲难民危机等事件表明，西方民主国家将越来越难以坚守其原则并维持团结，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否决”国际间的合作项目，众多沟通渠道也可能导致人们接收错误信息并出现分化。“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并按照公众期望的方式进行治理会困难得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与美国的一元论有所不同，中国的发展理念与价值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认为适合自己国家的制度和价值不一定同样适合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力图改变世界的做法不同，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不诱导或强迫别国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主张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异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引领与新方向。1910年十月革命，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有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东欧巨变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进入低潮期。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模式。

《领导文萃》：在国际关系新秩序中，国家间交往的方式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李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需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国际关系新秩序中，结伴将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最佳选择。

结盟立足于冲突对抗，结伴立足于合作共赢。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的联盟都具有控制与受控的不平等色彩和对其他国家、国家集团的排斥性与敌对性。“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分化组合，主要是以结盟来完成的。由于结盟几乎无一例外地要针对第三方，从而很容易将国际关系带入分裂对抗的冲突逻辑中。”在殖民时代和冷战时期，无论是一战前德国、奥匈帝国组成同盟国，还是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组成协约国;无论二战时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还是美英苏中组成的同盟国;无论冷战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结盟动机和目的无不在于赢取霸权，其形式无不是冲突与对抗。

由于结盟以对抗为出发点，因此在结盟基础上建立的国际关系很不稳定。从1945年以后的40年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都有一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背叛，苏联方面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等，美国方面有古巴、法国、委内瑞拉、伊朗、尼加拉瓜等。这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要么加入了对方的集团，要么游离于东西方之间，要么重新又回到了主子的怀抱。这些小国的离异，虽然没有撼动苏联或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没有影响冷战的整体格局，但却表明了结盟本身的脆弱性。苏东剧变意味着苏联创立的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彻底失败，亚非拉地区许多以苏联为榜样的“准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苏联所说的“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国家，纷纷改弦易辙，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其他地区许多与苏共关系密切的政党、运动和组织，也不得不改头换面。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陷入低潮，至今未能走出低谷。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强权政治日益不得人心，一国的影响力固然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有关，但所持的外交理念是否符合公平正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任何国家只有坚持不结盟，才能秉持公道正义，积极参与制定和维护国际公约和规则，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重建;任何国际只有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不搞远近亲疏，拉帮结派，才能真正做到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判断处理国际事务，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

因此，在21世纪后新型国际关系中，结盟将不可避免地淡出历史舞台，在中国的倡导和带动下，“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成为国与国交往的一条新路;中国提出的摒弃对立、对抗因素，构建不针对第三方的，更具有超越性、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目前，至少在官方文件中，中、美、俄、法、英、德和日本等主要国家之间普遍建立了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联盟对抗有悖于中国有史以来形成的和平理念，也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政治主张。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强盗哲学有所不同，社会主义中国主张大小国家有着平等的国际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与压迫;秉持公道、捍卫公理、伸张正义，推动国际关系的公正和民主，反對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因此，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目前，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初步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方面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领导文萃》：在新型国际关系下，国际体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李文：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尤其是新产生的体系和机制更加具有超越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对抗和武装冲突挑战、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与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大为降低。

殖民时代，原有国际体系和机制大都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难以包容和兼容新的力量和体系。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理事国。美国虽然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苏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20世纪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综合国力较弱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难以为继，随着《苏德秘密条约》的签署，旨在颠覆既有国际秩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事实上成为必然。二战爆发之前，在全球范围内曾先后构建过两个最为重要的国际体系：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前者开启了用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后者由一战的战胜国所缔结的凡尔赛和约、四国条约、五国条约、九国公约等组成。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间的和平与安全”，凡尔赛会议后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对全球国际事务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认为这些体系、机制和组织都难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时，立即点燃战火，使这些约定和体系徒具形式并最终灰飞烟灭。

在新型国际关系建构时期，情况在发生根本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对于现有守成大国和国际体系而言，几乎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是跟进者、参与者，而非挑战者、颠覆者。”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大国，大都力争通过遵守和利用现有国际秩序和规则发展自己。这些国家高度重视对外经济关系，不断增大自身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互信。秦亚青等学者指出：“20国集团是保障国际秩序的需要，因为保证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意味着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金砖国家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而是试图维护并改善现有秩序;不寻求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是均以对美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寻求以制衡原则结盟对抗原有大国，而是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合作结果。”印度和巴西力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2012年8月，在经历了18年的漫长谈判后，俄罗斯终于如愿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以挑战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为前提的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选择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尊重现行的原则、规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国际体系的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外交部长王毅说得好：“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

《领导文萃》：“一带一路”在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方面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李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持和建立各种全球性、地区性国际机制，为相互合作提供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平台，在世界范围内使自身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动力来源。“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亚投行”，就是中国为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而创设的新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是中国和相关国家共同致力于打造的一个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力图在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亚投行”是中国首次以发起人和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倡导组建的多边金融机构，突出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特点，目的不是削弱、挑战和替代既有多边金融机构，而是与这些机构互补共进、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不设门槛、不附加政治要求，凡是有意认可、支持这一倡议的国家都可以参与，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同受益”。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并参与其中。伴随“一带一路”建设落地生根，沿线国家与地区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深入。“亚投行”同样秉持开放性原则，创建伊始就允许所有国家获得股权成员国，包括创始成员国身份，不仅欢迎亚洲区内国家和地区参与，也欢迎亚洲区外的国家和地区及区域性、国际性组织参与;既允许同一阵营国家加入，也允许不同阵营乃至对立的国家加入。迄今，加入“亚投行”行列的，既有西方七国集团中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也有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更有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既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也有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国家。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世界经济合作机制创新与结构性改革，在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