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文化创新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2017年，北京的文化建设和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研究集中在坚持文化自信、谋求文化复兴，产品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等几个方面。研究主题的变化，彰显出文化发展与北京建设相结合实践的复杂性和延展性。
第一篇：文化创新论文范文
以文化创新撬动文化消费
近年来，文化消费在消费中的作用与口俱增，引起的关注也越来越大。对于北京而言，消费早在2006年就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文化消费虽然在消费中占比不高，却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也符合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大力发展文化消费，既有助于进一步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也是充分把握消费升级的有利契机，为经济提供新动能的重要选择。
文化创新大有可为
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05-2017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从674.1亿元增长到4000.6亿元，年均增长近l6%，占GDP的比重由9.4%增加到I4.3%。2018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年收入达到10703亿元，同比增长11.9%，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同比增长l7.8%。
与此同时，北京市居民文化消费支H{也不断增长。2018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到3999元，同比增长2.1%，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10%。但从趋势上看，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居民文化消费扩大的步伐却没有跟上。全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15年的10.8%下降到2018年的10%。以常住人门推算的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占GDP总量的比率也在逐年走低，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是3.3%、3.1%和3%。可见，在现有发展阶段，北京市文化消费依然大有空间。
理论和实践证明，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因素有多种，既包括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文化供给水平、消费市场完善度、消费体制和政策环境等宏观因素，也包括居民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受教育程度等微观因素。然而大多数因素部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相对而占，文化创新可以迅速实现对传统文化产品、资源的二次开发，其对相关文化产业带来的刺激性影响，对激发文化消费潜力起着小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充分实现文化价值转化，足扩大文化消费的最有力抓手。
多点发力方能“推陈出新”
文化创新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最终目的是使文化“推陈出新”，符合当前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坪最人程度挖掘和创造消费价值，从而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归纳成功的文化创新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理念创新：融合、跨界。文化理念创新中，融合、跨畀发展是主流。在无数的成功案例中，“史化+”正拥有着越来越丰富的外延，在“文化+技术、+旅游、+体育、+商业”等多个融合领域，开辟出广阔的线上线下消费阵地，有效地提升了各类传统产业和消费业态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和非遗历史文化产品，“老字号”“老占董”，通过与多种多样相关产业形态的融合发展，使这些文化资源展现出新的魅力。例如国家博物馆与稻香村的跨界合作，在提升快消晶的寓意内涵和文化价值的同时，用市场化、亲民化的手段，让文物藏品走出博物馆，走入百姓家，潜移默化地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技术手段创新：与科技相结合。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就在于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沉浸体验、仿真机械等高新技术，加上现代电、声，光、影等效果，完全可以在传统戏剧和曲艺、民间文学、传统手工技艺等文化产品传承中发挥作用，能够给传统文化增加新的吸引力和体验。例如;马戏和打铁花都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广州长隆大马戏和北京延庆区长城铁花演出充分借助了全息投影、声光技术、AR，VR等技术，给原有的艺术形式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感受。也包括近来比较流行的灯光秀，也是在文化表现形式中融合了新的科技元素，使观看效果更加震撼，从而也吸引了大最的观众，激发了观众的消费潜力。
产品创新：设计感、精准细分。文化产品是导致文化消费最赢接的内容。文化产品既包括物质形态上的产品，也包括文艺剧目、影视作品等艺术创作产品。而在这些传统文化产品之外，文化衍生产品作为一种品牌延伸，能够使不同元素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让品牌更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新的衍生产品的出现，能够使品牌注入新的活力，使品牌焕发新一轮的生命力，更能满足新一代消费者的偏好。例如当前在年轻人中比较热的动漫周边产品，能够衍生出一系列的消费空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供市场选择和利用的空间非常大，成功的文化创新会细分消费群体，准确把握消费者偏好，将现代时尚设计创作与传统文化产品相结合，推出众多群众喜爱的文创产品，在保留优秀传统底蕴的同时被市场接受。2017年，故官文创产品年收入达到15亿元，国家博物馆3000余款文创产品累计实现销售收入约3亿元，可见其市场巨大。
服务供给模式创新：体验感、舒适度、有共鸣。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足传播手段由传统的电影、电视转向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以网络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充值付费产品，例如音乐、影视、动漫等，播出终端也越来越多的更适应PAD、手机，以满足消费者随时随地体验的需要。二是从改善文化消费体验人手，创新传统文化资源体验方式，例如：通过旅游路线设计，达到身临其境的目的，还可以兼顾文创产品销售和演出观赏，比如一些文化旅游度假区的设计，再如一些博物馆数字互动式体验等，使消费者有切身感受，能够产生文化共鸣。
宣传模式创新：多渠道、多媒体、多人群。以往对文化产品或资源的宣传，一般仅限于网络或电视广告，相当于“硬广”。但当今的创新做法，则搭载了电视节目、网络节目、电影的平台，更像足一种“软广”。《上新了故宫》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向广大消费者展现了故宫的众多宝藏，激发了消费者的好奇心和兴趣。长隆集团通过与湖南卫视合作娱乐节目《爸爸去哪儿》，也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来体验。春节时的一部电影短片《啥是佩奇》，让小猪佩奇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些都是新型的文化宣传模式，通过网络放大效应，更能引起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北京推动文化创新的思考
要符合首都文化特色保护传统文化内涵。北京是我国的文化中心，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拥有6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是一座有三千余年建城历史、八百六十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历史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除传统文化外，北京还是我国现当代文化的中心，是我国现代文学、现代艺术、现代戏剧的起源地和重要基地。文化创新要充分建立在对城市文化特色的精准把握上，使历史名城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在引入现代化元素时，要考虑与传统文化和京城文化的协调性，不是要创新就丢掉了原有的文化内涵，搞成“四不像”，而是要讓沉淀的文化历史通过新的展示方式焕发出新的光彩。
要聚焦高端定位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文化创新要聚焦高端、高新和高附加值，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结构升级、业态创新和链条优化。2018年6月，北京市出台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聚焦文化创意产业体系构建中的创意设计、媒体融合、广播影视、出版发行、动漫游戏、演艺娱乐、文博非遗、艺术品交易等九个新兴业态，明确了未来北京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当中的重点支持和扶持领域，也指明了北京市文创产业创新发展的方向。文化创新要与科技相结合，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VR、虚拟增强技术、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同时加强对新兴主流文化消费群体和文化消费业态的引导，以产业转型带动消费升级。
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下探索文化创新。京津冀三地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文化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文化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三地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地域联系更加紧密，跨区域的文化消费行为也日渐增长。下一步建议，一是在政府层面上，通过构建合作联盟、协作平台等方式探索创新合作购买文化服务方式，实现政策互惠;二是促进文化相关企事业单位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互通，丰富文化产品内容，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模式;三是探索文化设施共享利用模式，提高设施利用率，扩大服务范围;四是创新文化产品设计，充分利用京津冀区域相通的历史文化基因，促成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将区域的传统文化经过创新打造成具有吸引力的新型产品。
要瞄准首都消费群体提供产品服务。有研究表明，90后00前的青少年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最旺盛，实际发生的文化消费支出也最多，本科尤其是研究生以上学历人群的文化消费综合指数相对较高。北京高校云集，2017年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生总数达到89万人（上海仅为5l万人）;据“六普”统计，北京每十万人中拥有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稳居首位。据2017年北京1%人口抽样调查，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达到23.5%，由此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较大消费潜力。针对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要加大在文化旅游、文化娱乐活动、电影、动漫及周边产品、网络文化活动（包括游戏、在线音乐、视频充值等）、图书等方面的创新力度，把握跨界融合、科技提升、版权衍生、互动体验等方向，推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
多措并举促进文化消费。自2016年4月国家开展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工作以来，形成了多种有效模式和经验。北京也是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几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建议：一是充分把握疏解腾退空间再利用的契机，打造参与性、互动性、体验性强的特色文化集聚区，形成文化消费的规模效应;二是探索“互联网+金融”的新型文化消费补助模式，打造文化消费APP，将“消费+补贴”通过线上支付实时完成;探索居民文化消费评价激励政策，居民通过评价获取积分兑换优惠券消费等;三是推进基层文化创新，围绕老北京特色街区，联合周边文化资源，打造形形色色的京味文化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在培育居民文化兴趣爱好中的细水长流作用;四是利用较为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消费平台做好消费数据采集和分析，尽快建立文化消费统计体系，为准确把握北京文化消费规模结构，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作者单位：北京市經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投资研究部）
作者：于萌
第二篇：文化自信、文化协同与文化创新发展
[摘要](中)摘要2017年，北京的文化建设和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研究集中在坚持文化自信、谋求文化复兴，产品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等几个方面。研究主题的变化，彰显出文化发展与北京建设相结合实践的复杂性和延展性。
[关键词](中)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协同;文化北京;“一带一路”;京津冀;文化新业态
正文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北京在文化建设方面积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稳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在新的定位、目标和基础上，着力强化城市创新驱动战略，构建文化创新体系，推动城市转型发展。总体而言，北京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实践丰富和拓展了人文北京的内涵和外延。2017年，相关著述对北京城市与文化的关系从多方面进行了讨论，其重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级标题一、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方略、建设目标和基本要求。其中，文化自信是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基础，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北京作为首都，在文化建设等领域均具有表率和示范效应。北京自觉加强文化自信与北京城市发展的紧密结合，以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首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作用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深度认同和执着信念。首都理论界从多个角度对文化自信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阐述。
(一)不同语境中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0-41这一论述将文化自信置于世界文明体系和中华文化复兴的高度，展示出文化自信应有的理论视野。王岳川在世界性的视域中，考察了文化自信对文化建设的意义。[2]他认为，坚定文化自信是消减文化自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基础，有利于将中国文化转化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过常宝则从中国文化的内在品质方面阐释了文化自信是中国通向世界桥梁的观点。[3]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天人合一观念等有助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立。秦佩、李心峰从与世界文明交往的角度，提出文化自信的特征[4]，认为文化自信在弘扬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探寻传统艺术理论资源、加强艺术学理论建设等层面，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取向。沈湘平则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时代的文化现实，提出理解文化自信的多种角度。[5]他提出，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等维度，文化自信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与以上论者的视角不同，有论者论述了互联网语境中文化自信的内涵。张凯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建设和文化自觉的高度体现，在互联网重构一切领域的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文化传播和共享方面的优势，构建“互联网+文化自信”的新模式。[6]以上论者对不同语境中文化自信意义与价值的讨论，凸显出文化自信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的丰富性、生长性和拓展性，而正是文化自信内涵的广延性特征有助于中国文化与现实实践进行多维度的结合。
(二)以文化复兴推进文化自信的实践
文化自信是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理念，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强化文化自信不仅需要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更需要在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丰富养分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陈先达在认识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复兴的关系时，将文化自信置于民族生命力的高度，认为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文化自信决不是搞文化民粹主义，单纯否定传统和凝固传统都是错误的，在批判中继承传统文化仍然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7]章伟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社会、关注生命存在及其价值，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能够为人们生活提供价值导向。[8]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结合，需要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重新融入生活。范周指出，坚持文化自信需要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大文化传承与创新力度，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9]强化文化创新，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文化产品这一载体的支撑，有论者从案例分析的路径阐释了传统文化对文化自信的意义。金元浦以《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为例，阐释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10]他认为崇高再次成为新时代的审美主旋律，文化叙事的宏伟、壮美和高尚等美学范畴的兴盛，展示出文化自信的中国焕发出的文化活力。可以说，厚重的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无疑考验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丰富的文化资源、科技资源、传播资源等积极推动了传统文化面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如“三个历史文化带”的开发利用、中轴线保护与申遗、VR技术助力故宫文化资源“活起来”、“老字号”的传承创新利用等实践活动，推动了文化传承与北京建设发展的有机融合，不断深化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当前，对北京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梳理已成为北京坚持文化自信、推进北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的重要內容。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是北京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都文化是历史底色，红色文化是活的灵魂，京味文化是生活表征，创新文化是发展动力。协调利用好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的互动关系，是进一步增强北京文化职能，对内强化文化自信，对外展示国家文明形象的必由之路。
一级标题二、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北京作为首都，需要充分发挥文化优势，通过载体和渠道的打造，融入到“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
(一)打造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产品载体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平台的支撑，加快打造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的载体与平台，是北京发挥首都核心职能的重要路径。
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应在立足首都城市定位的基础上，以载体建设为纽带，发挥北京文化引领的优势。北京具有较强的资源聚合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本质是要将北京的影视、展览、旅游、演艺等文化产品以载体的形式布局到“一带一路”的整个产业链上，因此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载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北京应坚持铸造品牌、讲好中国故事，发挥品牌企业、旅游、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助力文化交流与交往。[11]北京的各类企业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业务拓展，目前已在31个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累计金额约为224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商务交流、文化服务业等行业，且根据当代消费者的文化需求生产特色文化产品，促进了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有机融合。[12]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不同的文化水平和特色，刘薇从文化贸易的角度指出，北京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一带一路”目标市场，实施区域多元化战略，加强对新兴“一带一路”市场的开拓，形成更加合理、多层次的多元发展格局。[13]在关注一般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贸易之外，郭京宁视角独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北京的文物在中外交流中的枢纽性作用。[14]他指出，文物包含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烙印，因此文物交流能增进北京乃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认同，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二)打造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流渠道
交流渠道建设是一个涉及历史传统、资源禀赋、行业基础、技术条件等多方面要素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才能够真正实现渠道畅通。
在政策沟通和信息交流层面，2017年，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1世纪“一带一路”与商业文化论坛、“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丝绸之路城市合作促进会等在北京举办或成立，在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等，均极大促进了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或信息的共享，增进了双方间的文化互信。
贸易畅通层面是交流渠道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类文化产品及其版权交易需要畅通的交流渠道。霍学文从宏观发展的层面，阐释了北京的金融、产融、资本在助推“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大本营的优势。[15]他认为北京应发挥自身优势携手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协调处理企业、资本输出、产业转移间的互动关系。在产业的交流与互动中，北京应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推动作用。北京作为中国出版产业的重要基地，出版产业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北京出版集团以版权贸易为抓手借助展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销售中国的优秀图书，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16]当然，出版仅是整个产业驱动中的一部分，许多以科技为支撑的互联网新兴行业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期待分享“一带一路”中潜在的万亿元蛋糕。而便捷的交通无疑是能够分享万亿蛋糕的重要基础性条件。刘波认为，北京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应着力于强化北京国际航空港的地位，加强与中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互联互通，支持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17]可以说，实现贸易畅通需要产业硬件和设施硬件的强力支撑。
与上述硬件条件相比，民心互通则构成了渠道建设的软性条件。在推进产业共享共赢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文化风险。吴冰冰、于运全等从促进文化沟通、尊重文化差异、推动文化适应三个角度，选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3个国家，对北京及其它城市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在文化领域可能面对的风险、注意的问题、借鉴的方法进行了阐述，为中国的企业、机构和人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8]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既需要发挥优势产业的驱动效应，也需要找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痛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突破。
一级标题三、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京津冀一体化是一项国家战略，在这一整体战略中，随着首都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进程的日益推进，通州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作为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的使命愈加凸显。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与实施，进一步推动了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普遍接受的文化认同有助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实现。但是由于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复雜性，文化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功能。
(一)发挥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文化引领作用
产业协同是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从而实现产业协调发展的策略。鉴于京津冀各自的文化优势和资源禀赋不同，所以在推进京津冀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应充分发挥北京优势，主动搞好北京与规划、政策和项目的对接，筹划城市间的全新组合。[19]而推进三地的重新组合，需要统筹三地的空间布局。叶堂林、毛若冲认为，北京在空间统筹方面，应通过适度压缩生产空间、优化生活空间、扩大生态空间等路径，带动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20]带动周边区域应注重发挥北京的产业优势，从外部为京津冀提供发展动力。[21]在所有的产业中，陈静芳等特别关注影视产业基地建设，认为北京与河北、天津在影视产业的发展上可以优势互补，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应在统一的规划体系下进行，但是由于存在着区域性立法法律位阶不明与文化遗产立法零散并存、解决急需问题立法的优先顺位与解决长远问题劣后立法关系、遗产资源禀赋差异与行政力量强弱悬殊难以完全对等协作的三重困境[22]，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京津冀三地始终未能做到协调统一。虽然近年来京津冀三地通过签署文化合作协议、举办文化联展等活动，增强了三地文化间的互动，但在文化资源和相关产业的互联、互通、互享层面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北京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在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层面应作出突破与创新，以形成京津冀三地合力共生的发展格局。
(二)强化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赋予通州以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利用文化提升城市发展的品质，塑造优美的城市形象，通过文化和商务功能的聚集，建设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是通州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易言之，公共文化服务是推动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文化通州是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方向，以公共文化服务提升通州的文化品质是副中心建设的重要议题。郑瑞芳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指出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提升通州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23]而为保障文化的稳定发展，需要从城市实体空间和城市文化的整体性上进行规划设计。对于文化整体的系统性规划与利用，一方面應整合城市副中心的公共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应传承和发展通州的城市文脉。通州的历史文化可上推至战国时期，悠久的文化是城市副中心发展不可多得的财富。孙勐指出，最大限度地记录历史信息，就是留住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根和魂”，有助于将通州建成一个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24]运河文化是通州人文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张妙弟指出，应强化对通州运河文化的整体性保护的力度，形成统一有效的工作机制。[25]可以说，尽快形成系统和稳定的城市发展规划，加快整合通州文化资源，是强化通州城市副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基础。
(三)探索以文化助力雄安新区发展的新模式
2017年，中央决定在雄安设立国家级新区，对探索人口密集地区的优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蔡之兵认为，雄安新区建设能够发挥首都城市核心增长极的作用，通过新区建设能够平衡南北区域经济、发挥“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以及推动城市的内生型增长。[26]而探索城市的内生型增长，需要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范玉刚认为，雄安新区的文化培育和文化空间规划既要依托现有文化资源，又要超越现有资源利用模式，脱开现有路径，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注重文化与科技、高端经济形态的融合，以新的文化业态塑造城市文化场景和文化品位。[27] 在利用文化资源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策略上，基于文化的不同类型，诸多论者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思考。周振国强调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28]，田林、马全宝则强调文化遗产对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性[29]。与以上两位论者视角不同，范周着眼于文化资源、产业发展与民生三个现实维度，提出应以大文化的视野，总揽雄安新区建设全局，以“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探索新区发展，注重高精尖的产业驱动效应，以雄安为范本，找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的理论增长点。[30]可以说，雄安新区建设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对丰富和拓展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四)提升特色小镇的文化承载功能
特色小镇建设是“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内容，加快特色小镇建设不仅具有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城乡居民人居环境等作用，也能够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实施中承载相关产业，更好地发挥核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城乡功能融合对接和共同繁荣，树立现代化超大城市城乡治理的典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特别强调了特色文化小镇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2016年10月，经国家认定的首批特色小镇数量为127个，其中北京3个，分别为房山区长沟镇、昌平区小汤山镇、密云区古北口镇。从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来说，特色小镇是创意城市的重要补充，它是城镇践行文化创意的重要实践。北京打造的特色小镇以功能性为主，这就意味着在特色小镇的打造中，需要产业支撑，需要培育特色产业以发展小镇经济。如北京(房山)基金小镇等。赵方忠指出，北京(房山)基金小镇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和城市聚集轴的起点，是北京产业拓展的重要方向，有助于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31]在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中，有论者还分析了北京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缺乏整体规划、特色不强、资源配置渠道单一、市场配置作用不足等。[32]针对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曾江、慈锋等认为，建设特色小镇应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协调好要素调节、结构调节、文化传承等诸多功能。可以说，北京发展特色小镇，需要在探索中破解存在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当前城镇化面临的诸多发展不协调问题，才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小镇承载力的同时，还能够更好地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相对接，积极承载转移项目，打造出一批具有产业功能的大学镇、总部镇、高端产业镇，实现特色小镇更为宏伟的价值目标。
一级标题四、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新时代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促进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必然选择，而发展文化新业态是实现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围绕文化新业态与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首都诸多媒体和学者进行了大量讨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元浦说文”、《前线》杂志等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对此关系进行了剖析。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
文化领域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在文化领域存在着文化需求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方面，在文化供给领域存在着文化产品的无效供给、重复供给、低端供给等现象。文化产品原创能力差、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不高，缺乏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的文化精品。[33]因此，必须在产业供给侧通过改革带动新需求、杜绝低俗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淘汰过剩供给、清理僵尸供给、盘活呆滞供给，培育文化新业态。但是在文化新业态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现象，王林生认为产业垄断、圈地运动、侵犯知识产权、干预消费者选择、危及隐私安全等对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34]柴冬冬考察了文化产业在通过自媒体传播过程中营销的功利化、产业秩序的失衡、受众选择权的弱化、产品评价的极端化与产品的过度消费等诸多违反伦理的状况。[35]可以说，在发展文化新业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新业态是推进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目前，文化新业态已展示出较为旺盛的发展活力，“网红经济”“二次元经济”“众筹经济”“直播经济”“虚拟经济”等发展迅速。乐视云开启“直播+”云生态、百度云服务等也在各自相关领域提供了多彩的文化内容，丰富了文化业态的创新实践。北京是文化新业态较为集中的城市，这在于北京有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如2016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收入139643亿元，位居全国前列。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是文化产业领域规模最大的展会，至今已举办12届。2017年北京文博会期间，共签署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交易、艺术品交易、银企合作等协议总金額将近千亿元人民币，极大地展示了北京在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层面的影响力。
文化业态创新是北京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者对文化新业态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探讨。魏鹏举、戴俊骋从产业机制层面认为，文化新业态之所以涌现出来，在于我国文化经济发展的融合创新战略格局已经形成，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融合发展的战略格局将得到体制机制的支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融通在实践与制度层面上都实现了重要突破。[36]陈少峰、李源则从产业模式创新的角度分析了新业态出现的市场机制，认为系列微电影持续孵化IP和文化电商，推动了以IP为基础的新业态的形成。[37]在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讨论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创意人才培育的关系也是探讨的主要话题之一。金元浦从人力资源的视角，指出文化新业态得益于大量创意人才的培育，北京拥有着一批极度推崇个体创造性的创客群体，奠定了文化新业态涌现的人力基础。[38]尤其是为了积极培育城市创新氛围，激发人们的创意兴趣，2017年5月，北京举办文化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突出文化创新与创意，聚焦小微文创企业，通过大赛整合资源，搭建文化领域新的创新创业平台，推进了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
(三)满足公众对高品质文化的需求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的价值追求
破解文化领域的不均衡不充分，既需要充分发展文化新业态，为人民群体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也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祁述裕指出要解决文化发展中经济深层次存在的问题，优化发展方式，实现从数量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型。[39]孔少华、何群则重点关注文化发展中的资金投入模式，认为应着力处理好各种供给要素的配置优先级，加强金融PPP模式的落实和项目落地，以“文化+”理念提升固定资产投资使用效率，化解过剩产能。[40]在此之外，还有一些论者指出在破解供需矛盾时应关注消费群体的代际转换。这些新业态的发展与“90后”文化消费群体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张颐武认为，从文化潮流的角度看，“90后”已经成为当下文化产业的新兴主体，其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将会为中国带来许多新的“增长极”。[41]可以说，培育文化新业态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消费，只有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精准耦合，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协调统一，才能破解供给与需求的错位问题。
总体来看，以培育文化新业态来促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看到了文化新业态在产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活力和创造力。虽然文化新业态在发展中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构成了文化创新发展的推动力。尤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文化发展既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但也存在着不可多得的契机。在文化与互联网日益融合的时代背景中，人们的生活交往、工作方式、商业模式、企业形态、文化传播、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文化自信，把握文化机遇，在继承和创新中解决存在的问题，而这也必将为文化研究、文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提出越来越多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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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标题Cultural SelfConfidence，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2017Research of Humanistic Beijing
(英)作者姓名WANG Linsheng1， JIN Yuanpu2
(英)作者单位(1.Center for Cultural Study，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2. National Academy and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Key words：(英)关键词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synergy; cultural Beijing; The Belt and Road;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new cultural formats
(責任编辑责任编辑孙俊青)
作者：王林生 金元浦
第三篇：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摘要: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必须进行文化创新。本文着重分析了我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从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等三个方面入手，就如何推进文化创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活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文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制约我国文化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影响着文化建设的生机和活力；二是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导致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管办不分，既造成政府不堪重负，又使社会和民间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三是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缺乏分类管理和指导，造成文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使部分政府文化资源和大量社会文化资源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四是文化结构不合理，文化事业部分偏大，文化产业部分偏小；五是文化市场体系尚不健全，文化市场监管政出多门、多头执法，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六是既懂文化，又善经营的人才严重不足。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文化发展，推进文化创新。
创新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不竭动力。没有创新的文化是凝固的文化、僵死的文化。不创新，文化就难以延续传承，更难以繁荣发展。创新是先进文化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以来的实践表明，文化生命的灵魂和前进动力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中实现的。从“五四”运动到延安整风，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都是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到形成毛泽东思想，从经济体制改革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这些中国最先进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创新。中国文化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能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我们要对民族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冷静的审视和深入的反思，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差距和不足，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焕发创造激情，增强创新能力，始终保持勃勃生机。
文化创新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创新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体现在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其全过程。它主要包括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本文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推动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这就要求我们：
（一）推动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必须立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行创新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敏锐发现并引领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进行文化创新，使文化更好地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要准确把握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牢固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不断深化对文化的地位作用、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发展思路、发展格局、发展目的的认识，统筹城乡、区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紧紧抓住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全面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力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文化发展环境。
（二）推动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必须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进行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文化创新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文化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变化，倾听群众呼声，反映人民愿望，在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创造，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要善于运用现代技巧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样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实现文化品种、样式、载体、风格的极大丰富，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
（三）推动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必须顺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进行创新
推进文化创新必须用更加宽阔的视野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及时了解掌握国外文化发展动向，积极抢占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在与世界文化交融中扬弃升华，使中华文化不仅能够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兴盛发展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既大胆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又不简单模仿、照抄照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之路，使中华文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推动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尽快改革旧的文化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体制，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增强中国特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一）着力推进文化管理体制的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一是要突破长期形成的文化管理条块矛盾，根据性质相关、产业联动特征，借鉴国际管理经验构建大文化管理模式，加大改革力度，转变职能，理顺关系，逐步由“办文化”转变到“管文化”上来，强化行政管理，实行政企、政事分开，建立新形势下保证党的领导，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二是要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业、事业单位的关系，健全和规范文化行业组织。要把国有文化部门的改革放在重要地位，国有文化部门占有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要把政府职能转到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的规划、指导、协调、监督及管理上来。
（二）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运行机制
要根据文化单位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方式进行转制、改制，培育和發展一批面向社会、走向市场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主体。在改革过程中，既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又要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对不同性质的文化单位实行分类指导，并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文化资源，拓宽投入渠道，激发文化人才的创造力，增强文化单位的活力，提高文化部门的市场竞争力。
（三）加快文化法制建设，建立配套的政策保障体系
随着文化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相应地法律、政策、市场、人才、评估等保障措施，特别是文化法规的完善已成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保护和促进文化创新的关键。要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这是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荣的必要条件。
文化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需要文化法规的完善，这已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创新的关键。一是要加大立法力度，形成健全的、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二是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文化法规，包括产业组织政策、投资融资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分配激励政策、用地政策和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政策等，逐步使文化政策法规覆盖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三是要打破行政垄断，扩大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文化产业，形成多元投入机制。四是要积极鼓励社会各界自觉加入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行列。
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部门要加快研制保护、扶持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法规措施，加紧制定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和产业准入政策。同时要借鉴市场经济的手段，采用市场化、社会化的运作模式，实行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推行文化政策创新，促进文化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
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于文化专业人才、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的数量与质量。要努力造就高素质专业文化艺术人才队伍，培养名理论家、名艺术家、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名播音员等文化艺术专业人才队伍，形成文化人才基地。要大力培养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和造就懂文化、善管理、会经营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扶持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经营有方的文化经纪人、制作人和文化企业管理人才。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
三、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创新传播手段
科技与文化历来紧密相连，如影随形。可以说，谁占有先进科学技术，谁就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十七大报告指出：“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大力发展文化科技事业，增加文化科技投入，提高文化科技含量，增强文化艺术事业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适应与竞争能力。二是要努力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与文化产品的结合，促进文化产品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要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传统文化生产经营和传播模式，推进图书报刊出版、广播影视制作技术升级，不断丰富文化的生产方式与表现形式，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提高文化的生产传播效率。三是要逐步把文化投入重点转移到技术装备上来，要利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对传统文化产品进行改造，提高文化产品生产和文化服务手段的技术含量。要大力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要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運用和管理，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使中华文化通过网络得以广泛延伸。各地在研制提高文化产品高新技术含量的有关政策时，要立足于多媒体传播方式去把握文化发展的走势，通过信息产品的深加工，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开发文化产业社会服务的新领域。
作者：张可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