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创新文化产业论文

文化产业指的是将文化转化为带有经济属性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创造出经济价值的产业，现已成为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通过总结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市场驱动、政府驱动、资源驱动三种模式，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相关文化企业发展提供借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创新文化产业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创新文化产业论文 篇1：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创新难题的破解路径

由于文化产业存在投入产出不对称性以及文化消费不确定性等特点，导致传统金融产品无法真正满足相应产业的金融需求，文化产业金融生态亟待改善。所以，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机制、产品、渠道等多方创新，不断提升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效率。

文化产业是未来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格局发生了变化，整个产业呈现数字化、网络化趋势，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性不断增强。

文化产业本质上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可以通过对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和改善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壮大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但由于文化产业存在投入产出不对称性以及文化消费不确定性等特点，导致传统金融产品无法真正满足相应产业的金融需求，文化产业金融生态亟待改善。所以，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机制、产品、渠道等多方创新，不断提升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效率。

文化产业发展金融生态亟需改善

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但融资难题依然突出。早在2009年，我国就颁布实施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委于2010年3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具体政策措施。2012年文化部颁布了《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至少高于20%，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近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明确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

回顾以往，在我国金融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正向相关关系。国家与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增长和发展，融资环境获得了较大改善。然而，金融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仍存在不少障碍。文化产业具有轻资产、经营高风险、盈利不确定性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文化产业机构，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的融资难，制约了文化产业企业做大做强。近年来，除了依靠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外，越来越多文化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和股票进行融资，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不过，即便如此依然难以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题，尤其是结构性融资难题更加突出，不同类型文化企业融资可获得性极不平衡。比如，动漫等文化创意型企业获得信贷资源较少，广播电视电影和出版、文化旅游等文化企业则获得较多信贷资源，而小微型文化企业却普遍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

商业银行缺乏业务创新，投资效率低下。多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一直积极拓展文化产业的信贷业务，尝试通过知识产权质押、企业实际控制人连带保证担保等方式支持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同时，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商业银行还不断优化文化企业信贷条件，积极降低贷款利率，尤其注重对中小微文化企业的金融支持工作。但需要反思的是，受传统的“当铺文化”影响，商业银行仍然侧重于关注企业资产规模和固定资产存量，对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缺乏统一明确的资产评估标准，加之社会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普遍缺乏，以及国内不健全的金融市场结构，最终导致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动能不足，投融资效率低下。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国际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约占GDP的20%，可以说是全球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有很多经验可供我国借鉴。美国拥有完善的资本市场，形成了市场导向型的金融支持模式，这为文化企业进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提供了融资便利。此外，成熟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体系也满足了初创型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美国的财政政策也给予文化企业广泛的支持，比如在财年预算中提供一定比例的资源支持，以及税收减免措施。联邦政府还通过设立诸如国家艺术发展基金等政府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与美国不同，英国总体上属于政策导向型的金融支持模式。财政部数据显示，英国文化产业年均产值约6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1%，年均增长率是经济增长水平的两倍，属于该国的支柱产业。目前英国已形成了完善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体系，其政策导向型支持具体表现为配套资助。在文化企业初次投资时，政府将给予1：1的配套支持，再次投资时则会给予1：2的资金配套。同时，英国政府还通过发行彩票的方式为文化产业募集资助基金，并通过实施差异化的税率为不同文化产业提供了税惠支持，比如报社可免征增值税，图书出版业可免征任何税费。差别税率政策的实施，既调节了不同文化产业的收入水平，也通过政策引导有力促进了不同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英国还建立了大量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机构为文化产业机构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指导服务。

而日本则属于政府主导型的金融支持模式。日本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模式上采用了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共同参与的模式，主要表现为五种方式：第一，日本政府设立了文化艺术振兴基金，为文化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投入，但以政府投入为主；第二，日本政府建设了基于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体系，促进文化产业融资便利化。日本政府出面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了融资担保机构，为文化企业提供相应服务，同时政府还对担保资金提供了保险服务，一旦发生贷款违约，担保机构可获得贷款总额70%-80%的补偿；第三，日本政府积极主导支持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服务，比如动漫产业、电影业经常采用信托著作权的方式进行融资；第四，日本政府对文化产业的直接财政投入保证了逐年增加；第五，日本政府主导设立了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相关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服务，以及通过设立东京交易所新兴市场板块为中小文化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

四大措施促我国文化产业金融创新

突出政府在金融支持中的主导性作用，实现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机制创新。首先，政府应制定相关的地方性行政法规，突出对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引导。通过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性作用。同时，政府应积极主导建立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和财政贷款贴息机制，并对重点和优秀文化产业项目予以财政贴息等补贴性支持。

其次，政府应积极主导建立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合作机制，通过政府主导，行业推动，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和推动文化企业在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国内A股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同时发挥有政府背景的融资担保公司的功能，为文化产业中的机构融资进行增信，从而缓解文化产业机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矛盾。

再次，政府应搭建文化金融交流平台，鼓励建立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社会中介组织。通过建立专业的文化金融交流平台，实现信息的各方共享，加强政府、文化产业与社会资本的沟通和了解，促进社会资本不断关注和投向文化产业。同时通过鼓励和建立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的社会中介组织，针对不同文化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开展专业评估和调查服务，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最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应鼓励和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制定支持文化产业融资的差异化融资管理制度，将其列入年度监管评价内容之中。同时，财税部门应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投向文化产业的信贷坏账进行税前核销。

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应按照“资产资本化”和“资本金融化”的思路，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文化产业的特点，以及文化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产品研发和创新。比如对文化旅游企业可以采用门票收费权质押进行信贷融资；针对不同文化企业的上下游特点，可开办文化产业供应链融资；对于具有一定稳定现金流的文化产业机构，可以考虑开发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贷款；也可以考虑推出文化企业的融资租赁、保理与应收账款融资的产品组合包。

积极推动文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从目前的政策环境来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方兴未艾，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应借鉴美国文化资产证券化的成熟经验，尤其是在电影、动漫、演艺娱乐、音乐等行业的证券化技术，通过金融工程和证券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研究证券化的模式和特点，探索完善我国文化产业证券化的核心技术，力争在文化产业证券工具的现金流拆分、文化产业基础资产池的组建、知识产权现金流预测等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应积极完善相应的外部配套市场制度和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从而促进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积极参与文化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

积极完善多层次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实现金融支持渠道创新。应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加快推进文化产业企业在中小板、创业板或主板的上市工作，不断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机构的信用评级制度和技术，推动文化产业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私募债、中票等方式进行融资。政府应出面建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为其提供信贷贴息和担保等。与此同时，应鼓励文化企业在我国股权交易所和其他股权交易所进行股权和知识产权上市交易，提高文化企业的股权价值发现功能和交易效率。此外，还要鼓励信托公司发行文化产业专项信托计划，聚集小额社会资本通过信托计划积极涉入文化产业发展，尤其是对优秀中小文化企业给以支持。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期。

作者：游春

我国创新文化产业论文 篇2：

新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文化产业指的是将文化转化为带有经济属性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创造出经济价值的产业，现已成为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通过总结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市场驱动、政府驱动、资源驱动三种模式，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相关文化企业发展提供借鉴。

一、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分类探讨

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是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3] ，根据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驱动力，大致可以分为市场驱动模式、政策驱动模式、资源驱动模式。

1、市场驱动模式

所谓市场驱动模式是指通过市场自我调节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最典型的文化产业发展市场驱动模式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不设立文化管理相关的政府机构，任凭市场自由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1] 。通过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发展，2005 年美国文化产业总值占全世界 44%，在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着领先地位。市场驱动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下，政府不干涉市场运作文化产品和服务，电影、电视、图书、游戏等文化产品自由出版、自由流通。而政府主要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法律保护，保护产品和服务的知识产权，营造宽松、自由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2、政策驱动模式

所谓政策驱动模式是指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制定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来为维护文化产业市场秩序。通过政策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国家是日本。20 世纪末，日本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在法治层面通过《知识产权基本法》、《内容产业促进法》，为文化产业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有序的市场秩序。与此同时在行政层面，在“文化立国”战略指导下，制定行政政策、财政政策激发国内文化创新热潮，并投入资金建设文化产业基础设施。通过多方面扶持，日本文化产业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逐渐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4]

3、资源驱动模式

所谓资源驱动模式是指国家通过发掘文化资源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传统文化展示、文化旅游等等 [5] 。通过资源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国家是法国。法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 5 世纪，漫长的历史长河为法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可视化的古建筑、古文物，也有非可视化的音乐、绘画、舞蹈、文字、思想等等。法国重视本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结合，加大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吸引海内外游客来法国旅游。同时注重文化交流，常常与他国交换艺术品展览、留学生学习等等，来推动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发掘本国文化资源并与旅游、教育等行业结合，文化产业已成为法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二、新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传统文化与网络科技融合发展取得突破

新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新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新时代的特征，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新阶段下更加重视与科技、互联网相结合，也更趋于加迎合消费者偏好。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20》，传统的文旅融合发展依旧欣欣向荣，并在此基础上与科技相结合。例如VR故宫、乐山大佛影响、虚拟敦煌壁画飞天景象等等，进一步推动着传统旅游业的革新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鉴别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力提高，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能够得到市场的人口。再如靠口碑“出圈”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以 49.74 亿元登上年度票房榜首;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在 2019年的夏季引得好评;《长安十二时辰》《庆余年》等网剧以高吸引力大大促进了网民消费的积极性。

2、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仍存在整体质量不高的困惑

消费者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高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文化产业整体质量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现下文化产业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呈现的许多文化产业产品参差不齐良莠不分。具体表现为政府网络监管力度不够，使得一些低俗、糟粕的文化在大众中广为流传，例如快手、抖音短视频存在许多低俗视频和传递消极观念。同时，文化产品和服务呈现“快消”状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寿命周期较短，部分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较低，产品和服务本身蕴含的文化深度不够等等问题。跳出文化产业内容方面，从地域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到不同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不同。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活力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活力发展潜力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2]

三、新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对策建议

针对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能仅仅采用上文所提到的三种发展模式的一种，而应该将三种模式都结合起来使用，针对文化产业内部不同方面和内涵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

1、不同地区采用不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经过 20 年的探索，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以政策驱动为主，以市场、资源为辅。 [3] 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较不平衡，因此不同地区所采用的发展模式大相径庭。张爱民（2013）等 [1] 指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市场体系完善，应采用市场驱动模式;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较不完善因此应以政府驱动模式为主;拥有特色资源的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应采用资源驱动模式，例如云南省旅游资源丰富、少数民族较多，应充分发掘少数民族文化并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2 、利用新兴科学技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0》明确指出“新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应更加重视新兴科学技术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随着新兴技术日益成熟，以VR、AR、AI、区块链等为主的新兴科技正在促进文化产业的变革。“数字”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实现“文化+科技”的融合发展。事实上我们身边已有采用“文化+科技”模式的文化产品，例如央视节目《如果国宝会说话》、线上虚拟旅游、体感游戏等等。针对现代文化与新兴科技的融合，采用市场驱动模式，鼓励文化企业迎合市场需求创造赋有新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例如上文提到的体感游戏;针对传统文化与新兴科技的融合，采用资源驱动模式，充分发掘传统文化并与现代科技相融合例如上文提到的央视节目《如果国宝会说话》、VR 游故宫。

3 、内容创意创新带动文化产业发展

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新阶段下人们对于该阶段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有自己的特征。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0》，夜间经济、城市品牌、优质内容成为文化需求的主要特征。夜间消费逐渐成为新趋势，并与结合城市形象宣传形成个性化的城市品牌，与此同时新阶段人们更倾向于为高质量、有深度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付费。因此更加强调着眼于内容创意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更能够吸引消费者付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爱民，易醇，張蜀艳.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师，2013（02）：55-56+58.

[2] 《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0》

[3]张艳，彭品志.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以曲江模式深度剖析为例[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30（05）：42-46.

[4] 汪 帅 东 . 日 本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及 路 径 研 究 [J]. 东 北 亚 外 语 研究，2018，6（03）：86-90.

[5] 刘 乙 澄 ， 冯 翔 . 转 型 期 我 国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探 讨 [J]. 科 技 资讯，2019，17（25）：242+244.

作者：曹同庆

我国创新文化产业论文 篇3：

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及创新路径研究

摘 要：我国文化产业制度演变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改革开放初期的萌芽、社会主义市场经濟初期的起步、深入推进改革时期的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深化五个阶段，呈现出制度创新波浪式前进、法律法规层级及效力不高、制度涉及内容愈加广泛全面、市场化导向明显等特征。由于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核心地位、利益调整的掣肘、初始选择及既有力量的影响，制度变迁还具有路径依赖较强、强制性变迁主导等问题，致使文化产业制度变迁成本较高、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的有效转化被抑制。因此，文化制度创新的着力点是意识形态管理、产权制度变革、国家管理优化及变迁方式转变。

关键词：文化产业 ; 制度供给 ; 制度变迁 ; 制度创新

文献标志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制度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主要是由其之间的制度和经济政策质量决定的[1]。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即用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的过程，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两种，并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的路径依赖，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好”还是“坏”），都会产生依赖，这种力量会使既定选择不断强化[2]1-2。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2]21，其发生的前提，是新制度安排带来的收益超过新制度产生的成本[3]。诺斯（1981）提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即意识形态、产权理论和国家意识[4]。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事物的价值观、思想、观念、观点、概念等要素的总和，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运行得益于人们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同时，意识形态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将产权理论与制度变迁结合是诺斯的一大理论贡献，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信息的不确定性，产权具有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使得“有效的产权形式”成为解决成本问题的重要甚至唯一选项，因此，明确地界定产权，对于减少不确定性而降低交易成本十分重要;国家是一种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其基本服务是提供博弈的规则，它提供的法律和秩序比其他机制更有利于契约的实施，国家的目的是通过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规则，使政府租金最大化，或者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

文化产业制度是指引导和规范文化产品生产、流通、销售及服务各环节活动的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符合程序及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的总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等制度因素都影响文化产业发展[5]，政府是文化产业制度的最大供给方，并且处于核心地位[6]。文化产业制度变迁也有诱致性和强制性两种方式，并且存在路径依赖，与意识形态、国家、产权密切联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要素错配而使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降低了生产效率，因此，文化产业改革的核心是制度供给，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高效配置文化资源，最大限度降低阻碍文化生产者自主经营、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的因素。

二、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过程及特征

我国以连续的边际调整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深层次的矛盾也更加突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就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效。文化是精神产品，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具有与物质产品所不同的使用价值。同时，精神产品的生产也应该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文化产业制度变迁就相对复杂。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过程大致与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相一致，起初，文化体制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观点是我国文化管理的基本理论，文化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手段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属性忽视甚至排斥了其作为消费产品的商品属性，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后来，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封闭型文化范式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开放型文化范式转变，加之外部强势文化对国内固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冲击，使得文化制度变迁处于新旧体系切换的矛盾中，制度创新的探索十分艰辛。

（一）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过程

1.第一阶段（1956年—1977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封闭阶段。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1956年这一目标基本完成，即开始实施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100%的计划经济体制。此后，文化企业基本上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态存在，电影、广播、出版为国家所有，书报刊零售、租赁和文艺表演剧团为集体所有。随着公私合营政策的结束，集体所有制文化单位也收归国有，文化领域基本属于清一色的国有文化企业。同时，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也延伸到了文化领域，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文化生产机器成为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也突出强调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宣传舆论和辅助政治运动功能，虽然文化企业也还有利润指标与经济核算，但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职能，这就造成思想的僵化、制度交易费用的高企以及国有文化产权收益的低效率。

2.第二阶段（1978年—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萌芽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1978年，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允许这些单位将经营收入中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员工福利;1979年，文化部起草了《关于文化组织和文化机构调整事业、改革体制以及改进领导管理工作的意见》，同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首次提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这都反映着中央对思想文化领域体制的反思，标志着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推动，标志着“文革”时期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的文艺时代的终结，开始遵循 “重建一切文明，必须从文明生长与发展的固有规律出发”的基本认识，恢复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理性精神。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录音制品出版社、营业性的舞厅等各种文化商品在中国孕育产生，文化制度开始朝着开放、多元的方向改革，逐步建立起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体系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管理机制。政策法规建设主要包括《出版管理条例》《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基本涵盖了当时的文化产业领域。体制创新方面如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能逐步由政事不分、管办不分向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转变，政府对文化的投入方式由国家大包大揽式的单向投入向以激励为基准的“绩效投入”转变，所有制形式由国家办文化的单一格局向以公办文化为主体、民营和社会办文化协调发展方向转变。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初步释放了文化资源的活力，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新制度对旧制度的部分替代。

3.第三阶段（1992年—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起步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其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文化产业”一词，标志着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承认，真正的文化产业时代到来了。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党中央正式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特别是，2001年11月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按照规定，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属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范畴，必须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政府对文化产业的保护应逐步取消，并按照WTO的原则和精神重构中国的文化制度形态和政策系统，文化企业要按照优胜劣汰规则参与国际直接竞争。此阶段，我国文化领域新的法律法规陆续推出，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修订，国务院也先后修订、颁布了《印刷业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此阶段的体制创新主要有：党和政府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导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制度建设也越来越规范。例如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时，在文化部设置文化产业司，内设研究规划处和综合指导处。此外，政府职能也逐步转变，文化行政部门开始了以政策、法律法规宏观管理文化领域模式，文化企事业单位在艺术生产、业务经营和内部管理等方面拥有了更多自主权，文化资源在配置方式上朝着市场化方向转变，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4.第四阶段（2002—2011年）：深入推进改革时期的发展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并从理论上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了区分。2003年，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经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2004年6月，文化部对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工作进行了部署。2006年1月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与《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都对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做出中长期规划并开始全面推进。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文化”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文化产业发展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至此，文化体制改革从“为什么改”“改什么”，进入到“如何改”的实质性阶段，此间，文化部制定发布了《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文化部关于扶持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等政策、规划，国务院相关部委制定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动漫企业进口动漫开发生产用品免征进口税收的暂行规定》等规划、政策。同时，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也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研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此阶段的体制机制创新主要有：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推动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加强文化市场的建设、培育和管理，重视并推动文化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基本区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產业及其不同的管理模式，并开始推动分类改革。

5.第五阶段（2012年至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深化阶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列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治理中国”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政策空间体系建设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意味着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也是文化产业制度建设的里程碑，标志着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阶段正式开启。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要统筹好“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的关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14年10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此后，中央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的意见》《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新制定并颁布了《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律文件，文化产业制度建设进入快车道。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文化产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越发明确，体制机制的障碍正在全面破除，在保证国家对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安全控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激发文化资源活力，制度创新的成本逐步下降。

（二）基于样本数据的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特征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制度变迁紧密相关，笔者对文化主管部委——文化部公布的1990-2018年文化部及相关部委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发展规划、规范性文件共561项，按照“颁布机构、发布时间、效力层级、涵盖范畴”等条件进行系统归纳与整理，形成了310项（其中法律法规61项，规划20项，规范性文件229项）数据库样本，以此对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的特征进行分析。

1.制度创新呈波浪式前进。文化产业制度建设从数量角度分析，呈现如下特点：法律法规方面，由图1可见，从1990年颁布3项开始至2000年逐年回落，2001年逐步增多，至2005、2006年达到顶峰（分别为7项、8项），以后逐年回落至2018年的1项，这与我国上世纪90年代文化产业开始较快发展、2000年后网络文化产业起步、2006年第一部《文化建设规划》颁布都有一定关系。产业规划方面，从2006、2007年开始出台2项后再未出台新规划，2012、2013年各出台4项，2017年达到5项，2018年未出台新规划。这与党中央2011年10月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文化产业议题、2012年10月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4年2月“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提出以及“十三五”规划的需要高度联系。规范性文件方面，从2002年开始出台的6项，至2005、2006年各出台30余项，此后逐年回落，这与法律法规颁布特征大体一致，也与法律法规实施后需要加大修订、贯彻落实力度，相对完善成熟后逐年制定新的规范文件有较强关联。总体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创新呈现波浪式前进特征，这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及党中央的文化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图1 1990-2018年文化产业制度出台数量年度分布2.法律法规层级不高，效力较低。在所研究的61项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中，由图2可见，从颁布主体权威性看，全国人大颁布了2项，国务院颁布了6项，文化部颁了39项，文化部联合中宣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委颁布了14项，总体呈现出立法层次较低的特征;由图3可见，从法律法规效力层级来看，“法”只有2项，“办法”高达36项，其余多为“条例（11项）、规定（7项）、细则（2项）、决定（3项）”等政策性文件，真正以法律形式颁布的制度较为稀缺，权威性不足。同时，从政策联系角度看，相关政策并未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有机系统，配套性和融合度不高。

图3 文化产业法律法规效力层级分布3.涉及内容愈加广泛、全面。随着文化的多元发展和监管需要，文化产业制度在内容上呈现丰富、多样的特点。基于上述数据库（310项），采用ROSTCNM6内容挖掘系统，做了以下分析。文化制度涉及范围方面，输入相关字段及出现频次统计结果为：演出17次、艺术13次、娱乐场11次、音像制品10次、歌舞6次、互联网8次、表演6次、艺术品5次、卡拉OK 3次、音乐2次，这些字段的高频出现，说明随着新的文化产业类型、业态的不断出现，制度创新能够及时跟进并逐步完善，服务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事业制度创新方面，输入相关字段及出现频次统计结果为：公共14次、非物质遗产12次、文物9次、共享6次、农村7次、图书馆6次、群众5次、未成年人4次、博物馆3次、免费3次，此类字段出现频次较多，说明政府对于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视不断强化，注重公共性、公益性投入，政策向基层倾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方面，输入相关字段及出现频次统计结果为：产业规划20次、产业项目15次、网络游戏11次、体制8次、营业性8次、营业场7次、税收6次、经营性7次、产业基地6次、示范区4次、动漫4次、网吧4次，此类字段出现频次较高，说明文化产业制度建设围绕支持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和规范新兴领域监管、加强财税支持等方面不断完善，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竞相发展。

4.制度变迁市场化导向明显。在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也在逐步规范、完善自身行为，并在制度创新中顺应市场化方向，促进文化产业遵循市场规律健康持续发展。采用ROSTCNM6内容挖掘系统，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输入相关字段及出现频次统计结果为：规范10次、执法9次、废止9次、取消7次、处罚5次、法制4次、净化2次，此类字段出现频次较多，表明政府强制性行政行为得到进一步清理和规范，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增加，逐步以服务型政府优化产业环境。市场化方面，输入相关字段及频次统计结果为：市场35次、改革13次、非公有3次、开放3次、个体2次，此类字段出现频次较多，表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市场化导向鲜明，改革力度不断增加，非公有制经济在文化产业领域得到了政府越来越多的支持;涉外发展方面，输入相关字段及频次统计结果为：出口5次、海关5次、进口2次，此类字段出现频次较多，显示制度创新支持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大，产业发展国际化趋势增强。

三、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阻力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最直观的矛盾是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并存，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文化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调控的失灵，其根源在于市场环境、资源配置规则、市场参与机制以及服务体系等制度的投放缺位或失效。制度因素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最突出的，就是对长期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的固有利益机制存在路径依赖以及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而非基于文化产业内生需求的制度变迁方式。

（一）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较强

文化產业制度创新，就是通过制度创设，使有利于激活文化资源、降低交易成本、保护文化产权、激励文化创新的法律、政策、机制固定下来。然而，旧有的体制机制和既得利益者会因为曾有的选择而强化其阻碍力量，形成路径依赖。我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是因为改革打破了旧有机制形成动力来源，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涉及深层次改革，尤其是在利益调整的问题上，受到既有选择和力量的影响，产生了路径依赖。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主要体现为：一是初始的计划经济体制选择，深刻影响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形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二是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功能，不是纯粹的市场竞争领域，不能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因此，在遵循市场规律、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又保留了对文化思想意识领域的管控，形成了对既有约束功能的依赖;三是在文化资源配置上，既大力推进市场化配置方式，又保留了相当比例的传统计划经济配置模式;四是在文化资源占有上，鼓励和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快速发展，但又坚持公有制在关键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导致文化产业制度供给不足，制度创新成本较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阻力增加。

（二）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方式偏重强制性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引入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个人或组织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制定和实行的。我国文化产业制度的变迁，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它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制度供给的主要来源，因此，可称之为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的文化产业制度变迁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渐建立健全了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在文化产业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这就在文化产业中形成了新体制与旧体制并存的格局。特别是，在政府逐步放开的文化产业领域，其制度变迁就表现出较强的诱致性变迁的性质，即为响应市场开放带来新的获利机会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如在东部沿海地区，文化产业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更加倾向于市场化，变革更为积极，文化产业发展也更加活跃。总之，由于文化产业的国家文化安全因素和意识形态属性，加之传统计划经济的深刻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呈现出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的格局，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进行调整。

四、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要通过制度创新，改革与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落后文化生产关系，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破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目标。

（一）强化意识形态管理，统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

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并不是纯粹空洞的东西，它总是指向现实，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的效果，说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意识形态的因素。由于文化产业兼具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功能与商品属性的经济功能，因此，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首先要高度重视其意识形态属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牢牢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发挥意识形态降低制度变迁成本而影响制度变迁效率的制度功能。同时，要坚持市场化导向，遵循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推动国有文化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强化国有文化资产的控制力、影响力，推动民营文化企业依法依规健康快速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关系，是我国文化管理领域的重要课题，要确保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加大财政投入，突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特征，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同时，要突出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分众性、市场性、盈利性特征，积极建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在确保部分涉及国家文化安全和重要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文化单位保留公益事业性质外，其他文化事业单位应整体转制为企业，取消事业法人、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保证其市场主体地位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二）推动产权制度变革，理顺约束与激励机制

产权制度是文化产业制度中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仍以国家整体调控为主，市场机制仍未充分运行，作为市场化基础的产权制度仍不尽合理。文化产业产权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国有文化企业，国有企业的公共性特征及产权不清晰导致产权拥挤和搭便车盛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政企不分和效率低下。因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健全明确、高效的国有资产委托—代理系统，优化公司治理，调动员工积极性，形成有效的激励。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政府要从“管资本、管人、管事”转变为以“管资本”为主，要组建若干国有文化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文化企业改组为国有文化资本投资公司。同时，通过加快推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产权结构，有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资源配置效率高、产业优势明显的优秀企业。此外，由于文化具有经济价值，其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也可以在市場交易，也存在产权问题，同时，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内容，内容的生命在于原创，产权是保护原创的重要制度，因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完善文化产权制度。一是要完善产权交易平台，增加交易透明度，吸引中介机构的广泛参与，让各种要素集聚，提高成交额，减少交易费用，形成集约效应。二是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要制定出更强有力的、更高层级的法律法规，逐步形成完善的文化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加大违法惩罚力度，奠定产权保护和交易的基石。

（三）重视国家管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既要指导文化产业完成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支持文化产业按照市场规律不断发展，这就形成了政府与文化产业、政府与市场之间独特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显得尤为复杂。同时，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为了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政府成为办文化的主体，并以传统计划的方式组织文化生产、资源配置活动，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因此，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市场在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努力降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成本，发挥好制度供给主体的积极作用。具体的，一是改革文化领域的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实施宏观管理、差异化管理和间接调控，以市场为导向，“只管产业，不管企业”，从“办”向“管”转变;提高立法层级和权威性，并加强实施，制定产业规划和资金扶持计划，拓宽资金来源，优化资金使用方式，营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二是通过政府制度创新形成良好的人才培养和吸引制度。文化产业的核心资源是人才，政府要通过创办高等院校、引导设置相关专业、鼓励和规范民办文化教育机构等方式形成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创新人才评价体系，优化核心管理团队及业务专家薪酬激励机制，打破职称和身份限制来激活人才资源;通过“走出去”“请进来”、项目资金吸引等多种方式，引进一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端人才，全面提升我国文化领域人才的国际化程度。三是通过政府引导，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可建立由文化、商务等部门组成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贸易协调机制，推介和支持一批竞争力强的重点企业扩大出口、海外并购，在有条件的国家建立文化贸易基地;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规则制定，充分利用补贴、退税及保护条款，为文化产品出口排除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发挥文化先导作用，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一批带动性强并具有示范效应的重大文化产业合作项目，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文化新丝路。

（四）转变变迁方式，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我国文化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模式，在不断的试错和改进中形成“均衡——失衡——均衡”的螺旋上升，逐步释放了经济效能，降低了制度安排的成本。在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基本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的，即政府广泛参与并主导文化产业制度的变迁，这种自上而下式的模式，在有强烈意识形态功能的文化领域，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使得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制度失衡，避免了产业发展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稳定有序发展。然而，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又抑制了个人、组织自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生，出现制度供给过度的现象，如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阻碍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在我国文化产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应该有效地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合，提高诱致性变迁比例，形成多元主体的文化产业制度创新和供给体系，激活文化企业和从业者的创新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大限度的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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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孟来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