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论文范文

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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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绿色金融论文范文

基于绿色金融背景下我国绿色信贷现状探析

【摘 要】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依靠存贷款业务盈利的运营模式已难以维系,绿色信贷逐渐成为商业银行业务的主体。本文基于绿色金融背景下,简要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业务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商业银行;绿色信贷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金融行业的生态环境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由此出现了绿色金融这一概念,同样的,绿色信贷也应运而生。绿色金融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将发展经济和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考虑的金融活动。绿色信贷则是在绿色金融背景下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进一步发展,通常来说,绿色信贷包含两层含义:绿色信贷把生态环境也考虑进核算和决策中,改变过去粗放的经营模式,帮助和促进企业节约资源、降低能源消耗,尽量减轻金融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避免重现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绿色信贷是金融行业全方位关注环保生态产业、可持续生态经济的发展,以促进金融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共同繁荣。

二、国内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银监会2018年2月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6月底,中国21家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为8.22万亿元人民币,较之2013年底已增长了3.0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贷款增长幅度较大且余额量多的领域集中在交通领域、能源领域以及环保项目等。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的实施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亿余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亿吨。绿色信贷所带来的一系列显著效果离不开我国在绿色信贷的监管上提出的相对严格的要求。虽然目前中国绿色信贷市场在住房抵押贷款方面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它已然成为了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大众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我国多家银行的积极配合下,绿色信贷模式已成为我国绿色环保理念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绿色信贷模式即提高了企业贷款的门槛,也提高了银行风险控制的能力,正因如此,实行绿色环保理念的企业在持续发展中,其还款能力也在逐步得到提高。

三、我国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

1.信息披露不充分。

不健全的信息披露机制决定着企业的生产能否达标,其中包括因环保部门所提供的信息不充分而导致的银行无法及时知悉被环保部门挂牌督办、勒令限期治理、污染关停生产的企业名单以及改善情况和环保治理督查情况等。甚至可能出现企业为使银行为其发放贷款而向银行提供信息披露不足、故意隐瞒事实情况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2.缺乏完善的法制体系。

2007年,我国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三方联合发布了绿色信贷政策——《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绿色信贷政策做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规定。近年来,虽然我国绿色金融和绿色信贷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总体来说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一个完整健全的法律制度。每一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都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的滞后性也从而体现出来了。我国先后出台了《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这三部关于信贷的法律,但仍没有一部法律对绿色信贷进行明确的规定。

3.专业人才的缺失。

绿色信贷各个环节都需要高素养、高水平的专业人员,而符合绿色信贷发展和经验丰富的复合型人才非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目前绿色信贷的业务人员大多只是经过短期培训就匆匆上岗,人才结构远远无法得到满足。从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出台至今,因其发展时间较短,绿色信贷在环境风险评估、贷款的审批以及贷后监管等环节都需要专业人员来进行,所以专业人才相对短缺。

4.绿色信贷发展不均衡。

当前,我国绿色信贷发展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发展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的趋势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覆盖区域不全面这两方面。从商业银行发展方面来看,商业銀行始终倾向于将大量资金投放在经营状况良好、信誉较高的大型企业,而中小型企业技术发展不成熟,仍处于高污染、高能耗阶段,相较于大型企业而言难以竞争。相应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也更偏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从而导致与国家倡导的绿色信贷的战略方针相悖。

四、推动绿色信贷发展的建议

1.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绿色信贷是助力商业银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也是未来银行业新兴的盈利增长点。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要健全绿色信贷业务信息的披露制度且严格执行,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应制定出更科学合理的绿色信贷信息披露体系、统一指标口径,同时还应强化绿色信贷监督机制并鼓励公众进行舆论和社会监督,及时披露未按照要求进行的绿色信贷业务,以加强对违规的企业的管理。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显得极为重要。我国应在现有的绿色信贷政策下,建立更加完善的绿色信贷法律法规,在结合国内外实际的情况下,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对绿色信贷进行明确的划分和规定,做好能与国际先进水平国家并肩的充足准备。

3.加强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

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国际顶尖金融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汲取国际金融业人才培养的经验和教训,以提升我国绿色信贷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从而促进我国绿色信贷业务的长效发展。

4.加大扶持力度全面均衡发展。

政府应针对中西部发展相对缓慢的情况,在全面发展的同时有所侧重,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的绿色信贷业务,可以加大资金投入或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对于中小型企业技术不成熟的问题,政府可以安排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统一培训、中小型企业向大型企业学习相关技术经验或直接派遣专家对其进行专业指导。要求商业银行对于符合规定的中小型企业优先进行放贷,不要只考虑成熟的大型企业。

五、结语

在绿色金融的大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也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当前应充分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加快绿色信贷的发展,把握机遇迎难而上。

作者:杜秋瞭 李念泽 颜轶 宋钰静

第二篇: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与绿色政策

摘 要:通过构建绿色产业中涵盖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的指标体系,采用2008—2017年数据运用耦合模型分析不同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与协同度,再基于灰色关联模型测算各系统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结果表明:2008—2015年三系统整体耦合度处于磨合阶段,2015年之后结束磨合期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受制于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协同水平不足,三系统整体的协同水平处于中等状态;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各指标灰色关联度均值不高,两者间耦合驱动作用不足,制约了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的耦合水平提升。因此,建议应整体推进三者协同发展,补齐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短板,完善三系统间监督与反馈机制,从而增强整体协同放大效应。

关 键 词: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耦合模型;灰色关联模型

DOI:10.16620/j.cnki.jrjy.2019.06.007

一、引言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也处于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窗口期,其中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被视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路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以来“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 等逐渐成为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也成为振兴实体经济、促进绿色产业快速发展的三大动力。但就现阶段发展情况而言,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更多是处于“单兵突进”的运行状态, 这种状态既不利于各自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宏观经济的绿色协调发展。 在近年来的实践层面,三者的发展已经凸显出一些现实困境:在绿色金融的实践方面, 主要体现为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冲突,从行业整体来看, 绿色金融产品的服务本质是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但金融机构的自身利润却不会因这种正外部性而增加; 从金融业内部来看,绿色项目投资回收周期较长、收益率较低,金融“逐利”的特征使得绿色金融发展动力不足。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仍不健全, 主要体现在要素整合环节和研发创造环节,例如企业、科研院所技术创新资源的分散化造成了协同创新合力不够,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健全弱化了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企业的专业化人才不足影响了技术创新的源头供给。 而与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相配套的绿色政策在执行过程也存在“落地难”的现象,尤其是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到具体的操作实施缺少更加精细的绿色政策细则, 致使绿色政策实施效果无法达到预期[1]。可见,协同有序推进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充分发挥三者的整体效能,对于解决“单兵突进”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尤为重要。 本文研究分析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三者之间的关联协同水平,以及三者在交互作用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协同推进三者的政策建议,对于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二、文献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术史梳理, 关于绿色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发展、 绿色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政府绿色产业政策的效果等方面。

(一)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

关于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 学者们认为绿色金融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将绿色资金投入到绿色产业, 进而将金融活动绿色化的行为。除了金融产品,Beck等(2016)认为,绿色金融还涵盖基于绿色项目的制度创新, 包括绿色融资模式、制度激励方式、规则制定等[2]。就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温丽荣(2017)研究认为, 绿色金融通过新兴多元的融资模式、政策补贴和配套服务,提高了绿色产业的科技研发水平[3]。另外,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 企业的绿色发展理念对企业融资成本影响越来越大, 企业环保意识提高有助于降低绿色信贷融资成本[4]。

(二)綠色技术创新

关于绿色产业的技术创新, 郭进将其界定为通过生态保护技术投入到绿色产业领域运营中, 进而创造出新的生态效益和环境价值[5]。余明桂等(2016)认为提高绿色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可以有效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绿色增长[6]。对于如何提高绿色产业技术创新效率,Miao等(2017)认为要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 提高政府补贴来激发企业加大绿色技术投入[7]。尹秀等(2018)对我国工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发现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的工艺创新和技术投入, 但发挥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还需要各大产业之间的有效互动[8]。

(三)绿色政策

绿色产业政策的效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引导绿色资金投向绿色产业领域,规范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业务流程, 建立健全绿色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全方位发展[9];二是通过财政补贴促进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并出台政策支持绿色环保技术发展、绿色创新成果应用,为绿色产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10]。齐绍洲等(2018)对排污权交易试点这一绿色政策进行评价,证实了该政策诱发了试点地区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11]。但是王凤荣等(2018)基于2010—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绿色政策与绿色金融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 认为绿色财政政策并未有效促进绿色金融发展[12]。

在研究三者如何协同推进绿色产业层面, 目前仍以定性分析为主, 少有的定量分析方法也仅限于金融与科技两者交互作用的耦合模型。 佟金萍等(2016)通过耦合模型分析了全国省际间金融科技与技术创新的动态耦合关系[13]。在此基础上,谭蓉娟等(2015)测算了战略性新型产业科技创新与金融科技的耦合协调度[14]。但现有文献研究多是停留在宏观耦合模型分析和耦合协调水平测算, 缺少微观层面的内生动力分析。

总体而言,绿色金融、技术创新是助推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绿色政策是引导绿色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 三个系统之间具有相互协同、相互关联的动态发展机制。学术界对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有效推动了绿色产业发展, 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没能将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往往只涉及其中一类,即缺少对三系统之间动态耦合关系的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绿色产业中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三者的耦合关系,再次从宏观角度基于耦合模型测度三者的耦合协同水平, 最后从微观视角基于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三系统各个要素指标间的关联度,剖析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之间耦合协同的动力因素。

三、理论分析

(一)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与绿色政策的内在作用机理

作为推动绿色产业快速发展的三类重要机制,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之间内在联系十分紧密。首先,绿色金融既要注重环境可持续发展,又要兼顾金融机构自身的投资收益, 当前背景下绿色产业亟需通过技术创新生产新型环保产品, 污染企业也需要依托技术创新改良生产模式, 所以环保企业增长需求和污染企业治理需求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带来经济效益, 进而保证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带来的投资收益。其次,技术创新与绿色金融的内在作用是建立于融资端与供给端之间, 绿色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研发投入资金量较大, 单单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很难覆盖技术研发需求, 因此需要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的金融支持, 而金融部门在绿色政策的支持引导下,也需要将资金投向环保科技类企业。再次,绿色政策在影响技术创新方面主要基于三种渠道:一是环境规制对“本地—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15],通过污染产业转移实现绿色发展,但从长期看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措施;二是引导企业通过投资领域变迁进而实现地区间环境治理[16],但从实践经验来看,这种绿色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三是“波特效应”, 即绿色政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发展。 进一步, 将绿色金融引入绿色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分析框架,绿色财政政策通过引导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产业领域, 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规范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企业技术创新。 而随着绿色金融市场新型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与国际绿色金融市场的合作, 我国绿色政策体系也在不断修订与完善。因此,绿色金融也对绿色政策存在反馈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二)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与绿色政策的耦合理论

“耦合”一词来源于物理学中对相关模块单元间关联水平的度量, 反映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属性[17]。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会产生循环作用和反馈作用。当三者均处于良性发展状态时,正向循环和正向反馈会产生协同效应, 共同推进整体系统的效应提升;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其中任何一方发展缓慢,都会产生反向循环和负向反馈作用,使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受到制约[6]。

在正向循环作用中, 商业金融机构在绿色政策的指导下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绿色金融支持, 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企业在获得绿色贷款和财政补贴后,会向环保技术创新、绿色发展方向投入资金。 随着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其在市场上获得的销售收入和转让收入都会以收益回报的形式返还企业与绿色金融投资机构, 即完成了正向第一次循环作用。同时,绿色政策与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之间也产生正向循环作用。 我国的绿色政策体系是在不断实践与试点中完善的, 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 绿色金融产品的应用都会促使相关绿色产业政策法规根据现实问题修订与完善, 进而更加科学地引导绿色金融业务与技术创新规范。 因此三者之间存在“金融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政策修改与规范——金融产品再创新(技术再创新)——政策再修订与完善”的激励循环过程。

正向的反馈作用也有利于三者之间实现互联互通,提高各系统的运行效率。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进行信息共享和职能对接, 有益于金融机构为环保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投融资服务,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而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反馈作用可以对绿色金融、技术创新进行信息传输,更好地提高绿色金融政策、 绿色产业技术创新政策的实践效果。 总的来看,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通过正向循环作用和正向反馈机制实现了整体协同效用, 提高了三者作为耦合系统的整体水平。

当然, 负向反馈作用也可能出现。例如绿色金融过度投资会使绿色产业出现技术项目的粗犷式增长,导致恶性竞争以及技术的低端化与同质化,严重影响技术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会使部分企业缺少市场竞争力, 而绿色产业的利润下降会使绿色投资的资金回报率也随之下降, 导致绿色金融资本外流。 当绿色政策过分宽松时,环保企业会过度依赖财政补贴, 那么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效率就会低下, 欠规范的绿色金融产品会充斥于行业市场, 容易引发绿色产业市场的金融风险。所以,反向循环作用和负向反馈机制会使整个系统出现风险波动, 耦合系统的协同水平大幅降低。

综上分析,绿色产业中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三者通过各自之间的循环作用与反馈机制, 形成协同发展的动态耦合关系。当三系统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时,整体耦合协同度才可以显现,推动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四、实证研究

(一)指标体系构建

1.绿色金融指标体系

对于绿色产业领域而言, 绿色金融具有双重效应, 一方面可以正向激励环保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低碳制造, 另一方面可通过融资约束的方式对高污染企业進行逆向惩罚。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绿色产业领域, 故只研究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的正向激励指标,包括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证券、碳金融等四个一级指标。 而诸如绿色保险之类具有逆向约束性质的指标并未纳入研究范围,另外,由于绿色债券在我国起步较晚, 且数据不具有完整性,也未纳入指标体系中。

(1)绿色信贷。该指标反映商业银行机构对低碳環保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参照沈洪涛(2007)[18]的做法, 本文选取21家主要商业银行年度社会责任报告(2008—2017年)以及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2008—2017年)中公开披露的“绿色信贷占比”作为二级指标。

(2)绿色投资。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绿色投资指引(试行)》关于绿色投资内涵的界定,绿色投资是促进企业环境绩效、发展绿色产业、减少环境风险的系统性投资行为, 所以该项指标不仅包括绿色风险投资, 还包括政府环保支出,以及环保项目的外商直接投资。故设定二级指标为:绿色风险投资占比、政府绿色产业财政支出占比、环保型FDI占比。

(3)绿色证券。该指标反映证券市场中绿色产业的投资规模。 本文采用绿色股票指数和绿色产业市值进行分析, 前者是证券市场中生态环保板块的重要投资指标, 能够代表资本市场绿色企业的投资热度;后者是反映环保类企业在证券市场的融资情况。故设定二级指标为:绿色股票指数个数/中证A股指数总数、生态环保企业市值/A股总市值。

(4)碳金融。由于我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还未健全,本文采用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量来代替碳金融规模。清洁发展机制是国际公认的碳交易机制,是基于减排项目转让来获得CO2减排量。截至2016年8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全部CDM项目为5074项;截至2017年8月,已获得CERs签发的全部CDM项目为1557项。故设定二级指标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批准项目个数。

2.技术创新指标体系

技术创新指标体系既要考虑投入指标也要考虑产出指标, 本文设定绿色产业技术研发投入与产出两个一级指标。

(1)技术研发投入。该指标反映绿色产业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涵盖科研项目、技术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故设定三项二级指标:绿色生态研发项目个数、绿色企业技术人员数量、绿色企业技术研发经费总额。

(2)技术研发产出。该指标衡量绿色产业技术创新的产出水平, 包括绿色产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相关专利技术转让、绿色技术专利数量等。故设定三项二级指标:绿色新产品产值、专利技术转让合同交易额、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量。

3.绿色政策指标体系

本文借鉴赵玉民等(2009)[19]以及世界银行关于产业政策的分类方法, 将绿色政策划分为三类:管制类政策、市场型政策和信息披露类政策。

(1)管制类政策。该类政策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出台的生态环保政策,政策涉及环保标准、环境评价标准、环境监测标准等等,用于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根据管制类政策规定内容,可设置三项二级指标:生态保护政策、节能减排政策、生态监测政策。

(2)市场型政策。该类政策主要以市场化运作机制为基础, 通过财政政策激励企业绿色发展,引导金融机构绿色投资, 或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出台环境经济政策。因此,可设置两类二级指标:一是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二是排污权交易政策和绿色信贷政策。

(3)信息披露类政策。该类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出台生态环境的相关发展规划和披露环保类公开信息,来引导社会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督促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故设定两类二级指标:生态环保发展规划、信息公开政策。

关于绿色政策的量化分析, 本文做了以下两方面处理:第一,参考黎文婧等(2014)[20]的统计方法,只考虑重点支持和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的政策, 而对“两高一剩” 企业的约束性政策不纳入统计范围。参照祝继高等(2015)[21]提出的政策判断标准,主要统计政策文件中关于绿色产业的“重点支持”“大力发展”“加快发展”“积极鼓励”等字样。第二,关于绿色政策的统计时间界定, 将政策中明确提出的实施时间作为开始时间, 没有明确说明实施时间的则将政策发布时间作为开始时间。

综合考虑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所有指标的可得性、完整性、科学性,研究时间设定为2008—2017年①。 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的权重设定(熵值法)通过Matlab2018a软件实现,具体指标内容如表1所示。

(二)耦合模型分析

1.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的耦合度分析

首先构建两系统的耦合模型, 设第m个系统的第n个指标为δmn, 当两系统完全耦合时耦合度为1,离差C为0,离差等于两系统标准差除以均值。

Cv2=■/(■) (1)

进一步变形推导可得:

Cv2=■=■ (2)

即两系统的耦合度为:

Cv3=■ (3)

在两系统耦合模型的基础上, 由平面坐标演化为空间坐标可得:

Cv3=■ (4)

进一步变形推导可得:

Cv3=■ (5)

综上可推得三系统耦合度为:

C3=■ (6)

通过公式(3)和公式(6)可计算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两两之间的耦合度以及三者共同的耦合度。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参考徐玉莲等(2017)[22]关于耦合度的分类区间(见表3),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三者的整体耦合度从2008年以来呈稳中上升的趋势, 并于2015年进入了高水平耦合状态,反映出三者经过若干年的磨合期,逐渐产生化学反应并实现协同发展。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 绿色金融与绿色政策之间的耦合度除2009年有轻微波动外,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 均于2015年后达到了高水平耦合。 技术创新与绿色政策在2009年、2013年有所下降,随后又回暖上升,于2014年开始进入高水平耦合状态。从变化趋势上分析(见图2),无论是两系统还是三系统, 基本上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各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均有所下降,三系统的整体耦合水平也受此影响出现下滑, 随着经济回暖和各系统的逐年磨合,各系统均在2015年左右显现出协同发展的良好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作为提升绿色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两者之间的耦合度却落后于其他系统,这是下一步需要重点加强的薄弱环节。

2.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的协同度分析

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之间耦合作用的协同水平,在两系统耦合模型和三系统耦合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发展水平因子Z,进而构造耦合协同度模型。

两系统耦合协同度模型D2、三系统耦合协同度模型D3分别表示为:

Z2=(aδ1+bδ2)D2=■a=b=1/2a= Z3=(aδ1+bδ2+cδ3)D3=■a=b=c=1/3

进而可测算出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的协同度,如表4所示。

按照协同度的分类区间(见表5),三系统的协同水平在2013年之前基本处于中等状态,2014年后逐步进入了联系紧密、相互促进的较高协同水平。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长期处于低协同水平、中等协同水平范围,直至2017年才产生较强的交互协同作用。绿色金融与绿色政策、技术创新与绿色政策之间整体协同发展度均处于中高水平,反映出近年来绿色政策的政策效果能够较好与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相契合,协同推进绿色产业发展。从变化趋势上来看(见图3),受制于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协同度不高的原因, 三系统的协同水平低于其余两个系统,没有能显现出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三系统协同叠加效应,即未能最终实现“1+1+1>3”的预期效果。

(三)灰色关联模型分析

1.模型介绍

研究不同因素间关联度的常规方法是回归分析、协方差等,但就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这些难以量化且相对复杂的指标来说,常规计量分析方法难以适应。鉴于三系统间各微观因素间存在灰色关联,可采用灰色关联模型探究系统间各因素的关联互动作用。 灰色关联模型是基于微观主体的角度,测算不同系统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按照灰色关联理论,首先对参考序列X0(k)和比较序列Xi(k)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测算参数序列与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系数γ0i。

γ0i=■ (7)

在公式(7)中,?驻0i(k)为比较数列Xi(k)的每一个点与参考序列X0(k)的每一个点的绝对差值,?驻(min)为第二级最小差,?驻(max)为两级最大差,ρ为分辨系数(ρ>0,一般取0.5)。

為了更好地对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进行整体性比较,将关联系数γ0i求平均值得出灰色关联度d0i:

d0i=■∑■■γ0i(k),k=1,2,3…N (8)

2.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指标关联度分析

根据前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以及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Matlab2018a软件计算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之间的关联度如表6至表8所示。

按照关联度的分类区间(见表9),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度大部分处于中等关联状态,关联度高于0.7的指标只有两个,反映出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的微观要素缺乏互动联系。 相对而言,绿色金融与绿色政策、技术创新与绿色政策的指标关联度要高出一个等级,很多指标都处于“较强关联”的状态,尤其是绿色金融与绿色政策的要素关联更加紧密, 大部分指标都处于0.5至0.7之间。为了进一步分析系统间耦合的驱动因素, 本文将三系统的各指标平均关联度进行排序, 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出各微观要素的灰色关联度(见图4至图6)。

从图4中可以看出, 绿色金融和技术创新之间绝大多数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均值都低于0.6,只有绿色信贷占比、绿色技术专利数量超过0.6,但仍未达到较强关联状态。进一步分析,作为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绿色风险投资、政府绿色产业财政支出等重要指标的关联度却均处于中等水平;在技术创新领域,绿色生态项目研发、绿色企业技术研发等关键因素也都处于中等水平, 这就造成了两系统之间耦合水平的下降, 使绿色金融的资金配置效率降低, 资本无法高效进入绿色产业的技术创新领域。

从图5中可以看出, 绿色金融与绿色政策之间大多数指标均值大于0.6,其中生态环保发展规划与绿色金融的灰色关联度最高, 反映出我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顶层设计有效地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凸显。另外,绿色股票与绿色政策的关联程度也处于较强水平, 反映出在资本市场绿色产业板块发展与政策引导密切相关, 这些指标也成为推动绿色金融与绿色政策耦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从图6可以看出, 技术创新与绿色政策之间的各个指标较为均衡,且都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绿色生态研发项目与绿色政策之间关联度较高, 这体现出企业的绿色发展导向与政府政策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绿色生态研发紧密围绕国家出台的政策方向,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另一方面,绿色政策聚焦绿色产业的发展新趋势, 适时完善修订现有政策不足,进而引导绿色生态项目更好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耦合水平偏低的症结可能在于, 绿色资金与绿色技术之间缺少一条能够打通“资金链、产业链、技术链”三链融合的通道。当前,虽然绿色信贷、政府绿色财政支出、绿色风险投资已经初具规模,但监管机制的欠缺致使绿色财政款项层层拖欠、 企业绿色研发经费乱用等现象时有发生, 这就造成了绿色金融资金的绩效低下,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所获得的资金并不多。同时,绿色技术的成果转化率、应用率偏低,导致经济收益不足, 进而影响绿色投资的可持续性。 因此,监管不到位带来的资金不通畅、 机制不成熟带来的成果转化不高导致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耦合效果不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三者耦合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先后采用耦合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对三系统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通过耦合模型对三系统的耦合度进行测算,2008—2015年三者整体耦合度处于磨合阶段,2015年之后结束磨合期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 受制于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协同水平不足, 三系统整体的协同水平处于中等状态。 二是通过灰色关联模型分析,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间各指标灰色关联度均值不高,两者间耦合驱动作用不足,制约了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的耦合水平提升。

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形成与绿色产业相衔接的“金融链+科技链+政策链”三链协同体系。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要统筹推进绿色金融、技术创新和绿色政策,注重三者的协同放大效应,不应单兵突进。建议在国家绿色金融试验区、 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优化外部发展环境,加强制度创新,尽快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三链协同发展经验。

第二,补齐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协同发展短板。一是完善多元化绿色金融体系,激发绿色风险投资基金与绿色产业技术创新的要素融合, 引导社会资本向绿色产业流动。二是建立“政产学研金服用”综合体机制,提高技术成果转化率,以技术创新带动经济效益, 有利于绿色金融投资的可持续性,形成互动互助正向循环。三是注重科技手段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通过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提升金融机构在绿色项目甄别、 环保企业风险评估等方面的能力。

第三,完善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绿色政策三系统之间的监督机制与反馈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政策绿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 确保财政资金真正发挥效用,提高企业绿色发展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金融监管部门要全方位监督绿色金融资金的动向,切实做到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另一方面,完善绿色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反馈绿色金融、技术创新的政策效用,政府部门应根据绿色金融市场、绿色企业反馈信息修订完善绿色政策, 从而形成系统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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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Fin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Policy

——Based on the Coupling Model and Gray Relational Model

Wang Re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02, China)

Key words: green fin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policy; coupling model; grey relational model

(責任编辑、校对:李丹)

作者:王韧

第三篇:以“绿色区块链”技术突破绿色金融发展瓶颈

摘要:绿色金融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及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一环,其发展一直备受期待,但在实践中仍面临信息共享水平低、监管难度大、产品和服务风险大等挑战。“绿色区块链”作为一种基于“联盟链”的多中心化技术体系,是突破绿色金融发展瓶颈,进入信息共享、易监管、智能化高级阶段的有力创新手段,将促进现有绿色金融体系规则的改良,解决环保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构建共享共赢式发展生态体系,助力我国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绿色区块链;绿色金融;联盟链;智能合约

“绿色区块链”作为一种基于对等网络的分布式账本系统解决方案,是绿色金融发展到分布式、智能化、可审计和易监管高级形态的一种有力创新实施方案。基于此,本文将对绿色金融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进行梳理和归纳,分析绿色区块链自身所具有的优良特性,旨在解决绿色金融发展遇到的难题,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理论依据。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难点

(一)环保企业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

在环保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由于专业限制等原因,金融机构对环保企业的相关信息知之甚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不足、成本较高、时间滞后,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在开展相关绿色金融业务时面临的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导致部分绿色中小企业无法享受到应得的融资等支持,降低绿色金融服务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效果。

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参与采集、研究和发布企业绿色信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低,权威性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数量少、数据处理技术尚有不足,难以满足为支撑绿色金融开展服务的大范围、多环节、超精准数据信息的需求,使得信息持续跟踪能力不足,无法真正解决环保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法律对绿色金融发展的监管不足

由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监管的范围较小、依据不足、力度不够,因此暴露出很多问题,尤其在信息安全方面。监管不足一方面使得商业信息存在泄露的风险,另一方面使得一些企业产生利用法律漏洞获取利益的想法。政策洼地使环保企业看到了套利机会,某些企业可能会通过捏造绿色项目非法获取绿色金融资金支持,或将一个绿色项目分成若干小项目多次获取信贷资金,甚至仅通过一两个绿色项目将自身企业描绘成绿色企业,甚至骗保等“洗绿”行为。

(三)融资资源配置存在帕累托改进

绿色金融的发展单由任何一方都难成气候,只有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社会各方通力合作才能实现长足发展。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社会各界对绿色金融并未达成共识,连金融机构、环保公司对其重要性也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作为绿色金融的发展主体,大部分金融机构甚至四大行仍未广泛参与其中,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绿色金融产品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渠道。环保企业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主体,对绿色金融的了解尚有不足,即使有的环保企业了解透彻也不见得能获得融资支持。依据现行绿色金融融资标准,具备一定规模的大企业和政府主导的环保项目更受金融机构青睐,往往能获得绿色信贷支持,而中小型环保企业作为环保行业的主力军,却由于规模不足,市场占有率低等原因无法吸引到绿色金融的相关支持,这种不均衡的融资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小环保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绿色区块链提供的解决思路

(一)绿色区块链的内涵

“绿色区块链”是对区块链的延伸和发展,指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不可伪造和篡改信息的、可自动执行智能合约的技术体系。相比于区块链,“绿色区块链”更侧重于环保,是一种以联盟链为主,对特定环保机构开放,具有准入机制,對内部参与者数据公开的多中心化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生态系统:在底层技术层面,绿色区块链以联盟链为主,采用高效可扩展的共识算法;在数据和应用层面,由绿色数据资产和绿色应用平台共同构成绿色生态体系;在算法层面,哈希算法、实用拜占庭容错(PBFT)共识机制和bft-raft;在服务领域层面,致力于服务绿色经济发展。

(二)绿色区块链的本质

相比区块链系统,绿色区块链技术体系是以联盟链为主,倡导和实践环保、贡献绿色资产的专业化区块链体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 环保机构内部开放的联盟链。联盟链具有准入门槛,是对特定组织组织如环保机构开放的区块链。其次,这种部分意义上的分布式是“多中心化”或“次中心化”的信任模型,既保证了数据有一定的隐私性,又使得开发者在共识下有更改协议的能力,还解决了公有链硬分叉的问题。2. 可编程的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事件驱动的、具有状态的、获得多方承认的、运行在区块链数据库上的计算机程序,可编程的智能合约类似于可以添加限制条件的智能交易合同,当合约编码上链后便会受到联盟链上所有参与者的检验,并在满足源代码中写入的条件时自动执行。3. 智能化的绿色生态系统。绿色区块链可利用分布式、多中心化、不可篡改和协同共识的特性,将分散的数据连接整合,打破信息孤岛,建构覆盖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主体的智能化绿色数据库,然后通过设计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激励模型,利用哈希算法、PBFT和bft-raft算法将其可视化,从而实现数据信息能够在相关利益方之间高效可信流通、共享和使用。

绿色区块链不仅能构建信息共享系统,并且能够通过“跨时间的共识机制”,充分挖掘联盟链内的环境数据和资产的巨大价值,实现价值流转的唯一性,明晰产权的界定与流转,构建绿色生态价值系统,开创义利结合、监管和激励互为补充的环保新模式,推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绿色区块链的发展方向

一个能与实体经济结合,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的区块链技术体系是实现区块链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区块链产业化发展的条件。“绿色区块链”这一以联盟链为主,多中心化的技术生态系统将以环保为切入点,通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服务绿色实体经济,实现区块链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绿色区块链的根本出发点是服务于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定位清晰。第二、与环保有关的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绿色金融蓬勃发展,为绿色区块链生态系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第三、联盟链将政府、环保企业、金融机构等主体紧密联合,构建起交流自由且机密的信息大厦,既打破了沟通屏障又保证了数据安全。第四、通过不断优化底层架构、算法、智能合约等技术,不断完善绿色区块链生态系统,打造绿色环保的绿色金融市场和可信交易市场。

因此,区块链行业在未来一定会进行绿色分叉,形成以绿色环保为目标,绿色共识机制为基础,联盟链、智能合约、哈希算法和PBFT算法等为技术手段,与绿色金融构建绿色技术生态系统的绿色区块链行业,实现区块链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推动环保标准的建立和环境资产交易市场的完善,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技术支持。

三、绿色区块链破解绿色金融发展困境之策

绿色金融能为绿色经济服务之要义,在于信息的有效化、业务的参数化、技术的稳定化和流程的闭环化。绿色金融是典型的多主体参与、信用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信用标的非标准的场景,与区块链技术有天然的契合性。绿色金融发展要突破目前的瓶颈,就要在绿色区块链的主导下,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符合市场化的经济激励措施,协调政府、环保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关系,形成通力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一)建立绿色区块链机制,参与绿色金融改革

绿色金融发展遭遇困境,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在技术层面,现行的技术无法保证信息的安全、顺畅交互流通,绿色区块链所具备的技术优势恰恰是突破困境的有力手段,通过绿色区块链改造现有环保企业发展模式,简化业务流程,提升效率和用户体验,降低成本。信息能够在绿色区块链提供的可信执行联盟链内畅行,用极低的边际成本覆盖这一庞大的环保市场,并保证了信息的安全有效。因此要加快建立由政府、金融机构和环保产业联盟共同参与的绿色区块链研究工作机制,开展相关研究、测试和应用,出台绿色区块链应用于绿色金融的相关技术标准,建立绿色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形成企业公认甚至国内公认的技术体系,形成技术、产业和投资的合作共赢,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利用联盟链和哈希算法保障信息安全

根据参与主体以及管理权限的不同,区块链包括公有链、联盟链和私有链三种,相比于公有链易受攻击、私有链无法解决信任等问题,联盟链既解决了信任问题,又保证了信息安全,也没有太大能耗,是最适用于绿色金融解决自身问题的技术方法,并且多中心化又能使每个参与主体成为独立的信息使用中心,能够直接与其他交易主体进行信息传递。除联盟链外,区块链密码学中特有的哈希算法也为信息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哈希算法,联盟链上的各个参与主体实现了在不透露明文信息的前提下,通过“时间戳”验证链上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解决了在不泄露具体交易内容的情况下非交易节点参与点对点交易验证的问题。哈希算法的这一功能,能够解决环保企业与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遇到的信息不安全问题,保证了环保企业对交易路径、交易内容的隐私保护,密码学的算法设计实现了更精细的隐私保护,为绿色企业信息保护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保障。

(三)重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绿色区块链改变了环保行业、金融机构的应用场景和运行规则,在与绿色金融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必将衍生出更多新模式、新业态,重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绿色区块链在促进绿色金融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参与者要有不同的行为准则规范。首先,对节能环保型企业而言,为保持其节能减排的动力,将通过把其环保数据如碳减排量等上链资产化,实现可信流通和交易,获取更多绿色金融支持如绿色债券、绿色低息贷款等。其次,对政府机构来说,通过应用绿色区块链,可以获取更多真实可信的环保数据,有利于加强环保监管,为制定环保产业政策和发放环保方面的财政支持提供可靠依据,并且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政府机构间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最后,政府或企业可以通过依托绿色区块链技术开发的环保型APP,实施收集和量化绿色环保行为,将上述环保数据上链储存,通过智能合约将参与者的环保行为量化为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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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张咪,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杨璐,中國政法大学商学院;刘熠哲,山东财经大学;张雪,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若尘,中国人民银行桓台县支行)

作者:张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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