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与经济特区

第一篇：自由贸易区与经济特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分析

10级国贸四班 39 贝定镒

【摘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及亚洲经济形势的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愈益受到各国的关注。自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于 1990 年倡议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其成员包括东盟国家和中日韩)，东亚逐步向一体化迈进。中国与东盟 2002 年 11 月 4 日在金边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它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性突破。中国与东盟签署的《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范围、措施、时间表，它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计了基本架构。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进程将面临来自区域内外的一系列挑战，但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将对中国、东盟、亚太乃至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均衡分析法。其中比较分析法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APEC 方式、美洲自由贸易区、欧盟的比较，另一方面是根据收集的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不同产品等的数据的比较。实证分析法主要是基于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对相关理论和结论进行分析论证，比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理论模型就是采用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主要是依据有关经济一体化理论，结合《框架协议》，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的经济影响。均衡分析法贯穿全文，如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中的理论解释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证研究，还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的影响等。本文运用大量的经贸历史数据，注重数据的新颖性，力求收集最新数据以展示中国与东盟发展的最新状况，从而更加详细的分析其成立后的影响。

区域主义强调区域一体化 (RegionalIniegratinnArrangements:RIAs)的基础上优先实现小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Lipscy根据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和成员之间相互让渡权利的多少从形式上把区域贸易合作划分为六个阶段:特惠关税区:是通过协定或其他形式对全部或部分商品实施特别的关税优惠。自由贸易区:指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与地区组成的贸易区内部成员之间取消关税与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的商品可完全自由流动，但每个成员仍保持各自对非成员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壁垒。关税同盟: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各成员之间建立对非成员国家与地区的共同关税税率。

共同市场: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各成员之间生产要素也可自由流动。 经济联盟: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要求各成员制定和执行某些共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逐步废除政策方面的差异。

完全的经济一体化:是区域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区域内各国在经济、金融、财政等经济政策上完全统一化，在各成员国内完全消除商品、资金、劳动力和服务等自由流通的人为障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关税同盟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分析了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动态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益、竞争效应及其他效应。

由于关税同盟理论主要是从欧盟这个发达国家组成的一体化组织得出结论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以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陆续提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一化理论。这方面的理论以印度经济学家阿兰·默罕穆德和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印度经济学家阿兰·默罕穆德从发展中国家利益出发，根据市场原理，提出“建立在供应决定相互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一体化”理论。另外，拉美地区

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化、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拉美地区工业化相地区合作的发展，其在实践中形成—套具有拉美特色的发展思想和理论，理论代表者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他是从一系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经济思想中，提出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主张的。然后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理论模型。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目的是用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来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这将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全新尝试。由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已有基础，而且它们的市场规模相近，因此把东盟视为一个整体和中国组成自由贸易区，另外还有被排斥在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整个世界就分为三个部分，从而建立了三国理论模型。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效应及动态效应。

本文选择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规则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原产地规则、保障措施和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这些规则关系到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区内成员的经济增长潜力。全文在系统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组织的经验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建立自由贸易区应遵照由易到难的方式，从双边谈判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和多个国家组成的地区整体进行谈判。同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应遵循先建立主体框架，再逐步充实合作内容的方式。

第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需要设置一套高效组织机构，以协调员

国的法规和政策，这些机构应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过程中得到逐步建立和完善。第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尽可能采取税目改变标准作为实质性改变标准，这样，可以为区内贸易提供更大的便利。

第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该在一般磋商制度、实施跨协议的“交

叉报复”的明确界定、争端解决机构的设立等方面作具体改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与建设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由于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经验不足，对其法律制度和规则还比较陌生，我国学界至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制度研究不多，研究这一问题，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研究时间较短加之本人能力有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不够深入和全面，还有待学者们继续进行这一领域的探索。

东盟这个区域一体化组织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要想在将来经济全球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

一、进一步加强内部合作;

二、走与区域外国家合作的道路。因为东盟合作存在的问题中有一些是自身不能解决的，只有通过与区域外国家进行合作才能使东盟更具生命力，比如，东盟与中国合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模式);积极发挥东盟的作用，倡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0+3”模式)。本章主要分析如何加强内部合作和开展“10+3”合作，下一章再详细研究与区域外国家合作的另一条重要道路：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

一、 加强内部团结，恢复昔日凝聚力

凝聚力是一个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东盟的扩大以及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东盟成员国的团结有所削弱，凝聚力下降， 影响了东盟的合作发展。所以东盟各成员必须消除分歧，努力协调各 国之间的关系，紧密团结在“东盟”旗帜下，这样才能恢复惜日凝聚

力，推动东盟合作的发展。

二、 努力促进经济复苏，保持政局稳定东盟 10 国已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政治的稳定程度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区域内其他国家，也会影响到东盟合作关系的发展。比如，东南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然后影响到其他国家;马来西亚的安瓦尔事件不仅影响到马来西亚的稳定，而且在本地区引起不同反响，进而影响到马来西亚同其它成员国的稳定关系。金融危机使得东盟各国的经济出现衰退，从而导致了政局的不稳定。所以东盟各成员国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努力促进经济复苏，只有经济复苏了，政局才会稳定，政局稳定了就会促进合作地不断发展。

三、 努力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异。协助新成员国解决实际问题，缩小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异，是今后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一项重大的任务。东盟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今后还将继续存在，这将是影响未来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东盟正是考虑到新老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投资区的建设上采取了不同的时间表，允许新老成员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确定实施计划的日期。东盟还通过东盟秘书处实施培训计划，对新成员国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社会发展计划、投资项目评估、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培训，以帮助新成员加速本国经济发展进程，从而缩小各成员国之间的差距。不过这项工作是长期和艰巨的，也是东盟未来合作发展必须努力解决的。

四、 应将金融领域的合作作为今后东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点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东盟各国已经认识到开展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一是建立了东盟金融预警机制。1998年 10 月，东盟各国财长举行会议时就对区域内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签订了协议，要求东盟各国向东盟秘书处提供包括贸易、国际收支、财政收支、利率、汇率以及资金流向等经济数据，每年由有关专家共同分析研究这些资料，预测地区经济的发展形势，防范再次出现金融动荡。二是共同培训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东盟国家希望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培训合作，提高区域内金融管理的整体水平。三是扩大货币领域的合作。1998 年 10月，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同意使用区内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并计划制定出一套使用区内货币进行贸易的方法，推动早日建成区内共同货币。所以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已日趋重要，东盟应将其作为今后经济合作的一个重点，这样，才能使东盟合作发展具有新的生命力。

五、 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前面也分析了东盟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从整体上看，东盟的产业结构距离发达国家尚有一段距离，其主要是围绕出口加工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劳动密集度高、技术创新能力低的特点，因而竞争能力差。东盟国家要想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需通过加强合作，

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提高产品的档次，选择有优势、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业，以适应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新形势的变化。东盟部分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已经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已基本完成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将使他们在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处于

较主动的地位。所以，东盟国家今后应加强在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信息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方面的区域合作，从整体上提高东盟的技术水平，使之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成为东盟今后合作发展的又一重点。通过前面对东盟合作的详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国都不能关起门来发展经济，只有把本国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中来，才符合历史潮流，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第二，经验表明，参加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能够获得比一国时更大的利益。正如彼得 罗布森所说：“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 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并非取得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虽说这并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那些未参与一体化而取得成功的国家，如果 成为一个合适集团的成员，可能会更加成功”。第三，从东盟合作到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再到东亚合作，可以得出，任何一个区域一体 化组织都不是完全排他性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向外溢出、扩张， 欧盟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南下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说明了区域一 体化并不是与全球一体化相对立的，而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是在全 球化短期内难以实现下的一种次优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 程度必然向全球化发展。

同样，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经济 已开始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圈中，在区域化、集团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 键性的一步。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了坚实的合作基

础，但也还存在不少困难，双方应积极努力，共同推进合作步伐，以 取得“双赢”的结果。

最后，尽管本文对东盟合作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研究，但主要以归纳法为主，如 果能建立一个关于区域合作的模型进行分析就更完美了。希望在今后 的研究中再加以完善。

第二篇：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

近些年来，由于国进民退，权力缺少约束，产权保护被弱化，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有所下降。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客观观察，那么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的劳动市场相对具有弹性，虽说也有工会，但没有西方国家工会那样的职能和作用;虽说也有最低工资法，但法定最低工资比市场最低工资还要低。谢天谢地，没有向他们学。 中国的产权保护其实并非如想象的差，一些方面差，一些方面很不差;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不差，当然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可以变得很差。中国的企业或多或少有原罪。中国税率太高，正常纳税企业活不了，所以个人和企业都在避税。并非偷税漏税就是恶，恰恰相反，在特定条件下其是大善。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反对征税，但税收要尽可能少，且应尽可能简明。在一个高税率和繁税率的国度，偷税漏税其实是在保护和捍卫自己正当的产权。当然经济形势一恶化，偷税漏税就困难了。经济形势恶化，政府部门就会严查税收，企业的负担就会增加。说减税，但支出不减下来，收入怎么可能减下来?减一点点税有什么用?查严一点，避不了税，实际税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增加。去年各地兴起的税收大检查就让企业尝到了滋味。而辽宁沈阳的联合执法以及个别地方对于富人的剥夺则预示产权保护可以严重变差。 反观美国，一块地说是私有，但真正使用时会受到各方的干扰。这是严格的私有产权吗? 我的观点有些与众不同：西方国家因为一户人家竟然高速改道，机场移位，这不是保护产权，是在破坏产权。产权保护具有相互性，100户人家，99户愿意拆迁，但是1户不愿意。保护了1户人家的产权，实际上就是破坏了99户人家的产权。所以并不是强拆都不对。中国的问题是司法不独立，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社会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也许难以想象，在美国件工合约是非法的。这不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利，是在破坏产权。动不动就罢工，这也是破坏产权。不是一定地反对罢工，但是你不能在上班的时间罢工。上班罢工，给老板造成了损失谁来承担?下了班，或者晚上，尽管罢工好了。当然，晚上罢工，你还不能影响他人睡觉。每一个人都要有契约精神，这是基本要求。合约签订了，只要是自愿签订的，没有强制，那么不管情况怎么变化，都应该遵守合约。自由要体现在遵守合约上。 在我看来，美国“腐败”比中国严重得多，中国只是几千万干部在腐败，美国是全民“腐败”。这并不是哗众取宠。那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不是“腐败”是什么?都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超过实际贡献之外的好处。无非中国官员利用行政权力索贿，是老百姓贿赂官员，美国老百姓利用投票权索贿，是官员贿赂老百姓。两者从社会学、政治学上讲差别迥异，对于社会稳定的效果也呈天壤之别，但是从对于经济的影响来说，两者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印度孟买有60%约700万的人口生活在棚户区，很多白领奋斗一辈子，连公寓都租不上。因为什么?因为有个生效了70年的《租金控制法》。这个法案把租金规定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并且禁止房东将超过一年的租户赶走，所以买房意愿低，盖房和出租房子利润很小麻烦很大。这种情况印度怎么有办法跟中国竞争?当然不否认近年来中国管制有多起来的趋势。 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开放，这其实并不是经济不自由的表现。当今世界货币制度存在大问题，全世界都超发货币，流动性泛滥，经济充满投机性。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对短期资本流动做出限制不是坏事，恰恰是好事。今天美国准备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新兴国家全面受到冲击，但是中国受到的冲击有限得多，而中国正是得益于资本项目管制这到防火墙。

第三篇：何谓“平等”，何以“自由”——关于平等与自由的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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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平等的人格精神是平等的人权的前提，也是自由的前提;而这个平等的人格精神，首先要产生并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只有每一个人自觉了与外在的每一个人是平等的，才能有独立的个体;也只有有了独立的个体，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平等与自由的前与后

也许是现实中的感受的原因，现在对自由谈得多，而对平等谈得少。当“自由”与“平等”联手出现时，也往往是“自由和平等”——“平等”常常是处于次一点的位置上。这大约与“自由”与“平等”都是泊来品有关。在引进它们的时候，“自由”就是哥哥，而“平等”则是弟弟。

这似乎也是确切的，在“自由”与“平等”的故乡，“自由”也常常是第一位的。自从苏格兰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1775年3月23日于殖民地维吉尼亚议会的演讲中喊出：“不自由，勿宁死!”之后，即成为西方基督文化世界里叫得最响亮的口号。随着这一理念的传播，似乎“自由”真的便比“平等”重要了。

其实，西方人对“自由”与“平等”这样来排序，将“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还要珍贵，与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经历有关。

在西方平民革命之初，其实首先是从争“平等”开始的。十四世纪，欧洲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史所未见的大瘟疫，整个欧洲大地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大批的人因染病而死去。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英国的贵族、富绅和修道院的院长以及长老们，仍然强迫贫民为其劳动而又不给他们增加工资。面对这种迫压，英格兰岛上弥漫着一种要求平等的强烈情绪。当时有位叫做约翰·鲍尔的传教士，在给英国的自耕农讲道时，第一次喊出了“人生而平等和人权宣言”。他说：“假如我们都是出自于同一父母，亚当和夏娃，他们(即贵族们)怎能说或证明他们比我们高明。当亚当掘地，夏娃纺纱时，谁是绅士呢?”欧洲的教皇、传教士们，还有那些贵族和富绅们，谁也没有想到，那些贫困的农民，正是从天天向他们灌输的教义中找到了平等的源泉，从那时起，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一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十八世纪美国开始谋求脱离英皇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时，当时的政治家詹姆斯·奥蒂斯就使用了这一真理：“上帝使所有的人生而平等。”所以，“人生而平等”的问题，是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相比而言，“自由”则要晚一些。

“自由”比生命重要，是为了解决信仰问题而提出来的。虽然那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人们还没有与上帝进行直接沟通的自由。信徒们要了解上帝的旨意，还必须由教皇和牧师来代理才行。教皇和牧师们掌握着对《圣经》的解释权，信徒们只有通过教皇和牧师才能聆听上帝的声音，才能领会上帝的旨意。

然而，再纯粹的精神，一旦需要由代理来进行传达时，就往往会掺杂进代理人个人的私货，使得传达出来的声音多少带有传达者的私念。欧洲教庭也是如此。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印刷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教徒可以自己阅读《圣经》，并通过自己的阅读而有了自己对于上帝旨意的理解。而这种个性化的理解，自然就会与教皇规定的解释有矛盾之处，于是，争取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或者说由自己来确立自己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便提了出来，这就是争自由的开始，也就是后来发生的，影响了整个近代史进程的新教革命。

因为争自由的运动来得比争平等的运动稍晚一些，也更深刻，所以使得后起的“自由”反而比早起的“平等”变得更重要。结果，后生的“自由”看上去成了哥哥，而早育的“平等”反而变得像是“自由”的弟弟了。而将“自由”与“平等”引进到中国时，多少又与中国文化的缺失有关。在中国的文化里，总有一点平等的影子，而完全没有自由的成分。

将“自由”看得比“平等”重要，还有一个对概念理解上的原因。也许在中国人看来，“自由”的概念是容易理解的，也容易得到认同。“自由”，解掉枷锁，轻松自在，多么地符合人的本性，又是多么浪漫的事情!于某种成分上，倒也暗合了附着在儒家学说大褂子上暗传下来的道家传统，自然也就更得中国文人的喜欢。其实，这样来理解“自由”显然是一种误解。不论是信仰上的“自由”，还是政治概念上的“自由”，都是律法约束下的“自由”。基督教的《圣经》中，首先要人守的是上帝的律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等与自由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似乎是有着“平等”的理念的，但那是一个被误解了的“平等”，更是一个在现实中难觅踪影的游子。

首先，在一些中国人的意识里，一说到“平等”，可能便会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一想到“不均”便要“均”起来，要“均”的则又不外乎财产。所以，一讲到“要平等”，便以为就是分了“大户”的财产，大家一同享富或一样受穷。细细地想一想，陈胜、吴广当年高喊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项羽看了秦始皇的排场后所发的“大丈夫当时是”的感叹，多少都有这样的意思。因此，在中国，“平等”既是天使，又是厉鬼。贫困的人们视其为能让他们改变遇境的救苦救难的恩主，而富绅贵族则将其看做一旦袭来难以控制的洪水猛兽。[page]

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还是在我们的文化实体中，不论是在社会现实的纵向上，还是在横向上，我们又有一个级差明显、格局森严的等级文化制度。

于纵向上说，我们有一个从皇帝、中层官吏、基层官吏，再到家庭而直至个人的等级制度。这一个等级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身份的差异，也是一种人格精神上的等级之别。于社会上说，政教合一的文化体制，使得每一个级别的人，既是下一级的长官，又是下一级的牧师。而于家庭内部呢，则家长不仅是一家之中的“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也是一家之中的精神教师。而皇帝则是全国人的导师。在这种梯次明显、级差分明、状如高塔的等级制度里，没有“平等”可言，“官大一级压死人”既是形式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在中国二三千年的皇朝社会里，人虽有亿万之众，但拥有完全的人格精神的，可能只有皇帝一人而已。

于横面上讲，在平行的普通人的人与人之间，又有士、农、工、商之分，“三教九流”之别，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或重农抑商，或立贱籍、设仆役，一个宠大的社会，由亿万人之众组成，但贵贱分明、高下立判。元朝做得更是直接，径直把全体国人分为“十等”，每等之间，壁垒森严，待遇分明，拘约甚紧。

在这种纵横交互、遍布于现实的非平等之中，自隋唐起，虽有大规模的科举作为穿插，但也只是一种选拔具体的个人晋级升等的手段而已，并非像时下一些为“科举制度”唱赞歌的人所称许的那样，是一种“平等”的表现，它不但丝毫无损于等级制度，还是一种巩固等级制度的方法。

相反，越是等级森严、级差明显的社会，倒也越是能激发出人们攀缘升级的“雄心壮志”来。而一旦升级成功，回想自己为晋级升等而耗费的心力，也就越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等级，以及由这等级身份所附着的特权，于精神人格上越发萎缩附就起来。对上陷媚曲迎，对下骄横跋扈。等级制度所培养出来的，往往就是这种变态的人性。中国的古戏中，常有写状元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身为田舍郎时，垂首缩尾，低声下气，见了官绅口呼老爷不已。而一旦登堂入室，朝服在身，荣归故里之时，则是趾高气扬，满面红光，鼻孔朝天地享受着昔日的官绅们跪在自己面前喊自己为老爷的荣光。

就是这样的文化体制，在中国实行了不是十年八年，也不是一百二百年，而是二千余年。“百代犹行秦政制。”一种文化体制一行就是一百多代，二三千年，再顽劣自强的民族也会让它训练、揉搓出柔顺卑弱的脾性来的。

如果说“平等”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还有一点影子，而“自由”则大多埋在人性的深处，被华丽而又繁复的“三纲五常”“孝悌规矩”拘束得难以抬头。读中国漫长的历史，于那沉重得令人郁闷的文字中，自“春秋战国”之后，除偶尔可以从“均贫富”的呼号声中，感受到一点“平等”的气味之外，几乎难以寻觅“自由”的气息。

由等级文化体制支撑着的帝制的毁掉，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时间了。制度的架子塌了，可凝结了等级精神的文化还在，那些在传颂着的“古典文艺”，依然在或明或暗地播布着等级文化的基因。就是在今天，官民之间，富贫之间，肉食者与草食者之间，前者是否在人格精神上还依然觉得高于后者一等呢?我是看见过一些人见了官员后那种自降一格的表现的，也见过开着“宝马”“奔驰”的富豪巨贾们，或者是富绅子弟们，从骑着自行车的人们身边呼啸而过，溅人一身泥水之后而发出的大笑中所透出的高等人模样的。

平等的实质是人格的平等

事实求是地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的，比如才智的高低，能力的大小，体能的强弱，直至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等，总是有着客观的差别。因而，人与人之间乍一看起来似乎很难平等。[page]

现代社会里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平等”，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精神都是平等的，或者说是在剔除了所有附着在每一个身上的权力、金钱等外在之物以后，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你虽然贵为皇帝，富有一国，我虽然是一个沦落街头的乞丐，当我们在街头相遇时，贵为皇帝的你固然可以施舍给我一个铜板，但不能觉得我在人格上便低你一等。我虽然接受了你的施舍，可我一样不认为在人格上认为你是我精神上的主子。相反，当你妨碍了我时，我倒还可以请你让开，“不要挡住了我的阳光”。

其二则是人的权利的平等，生存的权利、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等，也就是现在人们时常提起的“人权”的平等。我想，现代社会制度里，谁也没有权力可以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平等的人格精神是平等的人权的前提，也是自由的前提;而这个平等的人格精神，首先要产生并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只有每一个人自觉了与外在的每一个人是平等的，才能有独立的个体;也只有有了独立的个体，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试想，当一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总是依附于别人的思想之下，俯伏在某一个人的阴影之中，见了权贵，在人格精神上便像秋霜打过的叶子，一天到晚耸拉着脑袋，连正眼都不敢看上一眼，在这样一个社群之中，你又怎能奢望什么自由呢?只有当你在内心深处，不论是与谁在一起，你都感到你与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时候，你大约才会想到自己是自由的，也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才会去追求自由的权力。

平等，也是确立法治精神和实现法治现实的前提。从本质上说，所谓法治精神，就是一种契约精神。除了从自然之法中定义出来的法则之外，一个社群中绝大多数的法则，都是协商共议的结果，是所有人共同立下的契约。可是，要订立这样一个契约，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平等的，都可以参与立契的意见。即使你的意见最终没有写进契约，但也决不能是“凡事总要老爷说了算才好”。而法治的实现更是须臾也离不开“平等”，有了平等的人格意识和精神，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了外在的侵扰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寻求法律的保护——不论侵扰自己的是大权在握的官人，还是财霸一方的富豪。

平等的人也是可以结为坚强的整体的，但那联结的因素，并非是抛弃个人的独立，而是缘于共同的信仰和信念。而这一信仰和信念的产生，又决非是在某个人的强行灌输之下而生，而是通过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而自生于内心的。

西方的现代社会制度已经较为成熟了，但看看他们的历史，那个制度也是首先从讲究“平等”开始的。经过几百年不断的“平等”与“自由”运动，甚至是动枪动炮的激烈的革命之后，现在“平等”与“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变成了他们的自觉行为，托克维尔说，在美国，平等已经是他们的民情。记得2006年5月，国内媒体曾报道过一则关于美国总统布什的“趣事”：4月27日，布什先生到卡特里娜飓风灾区视察灾情，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加油站，一位志愿者请其题词，但总统没有带笔。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便扔了一支圆珠笔给他，谁知布什竟没有接住，打到脸上去了。而这一失误被在场的记者拍了下来，公之于众。在这则“新闻”中，我不知道其他的读者有何样的感想，我总是觉得，这一国总统与手下工作人员的一扔一接之间，透露出来的正是二者内心深处的人格精神上的平等。总统没有让手下人员呈上“御笔”，而是让手下随手扔了过来;总统的随员发现总统没有带笔，不是诚惶诚恐地呈了上去，而敢于越过人群随手扔了过去。更为重要的是 “挨了一笔”的总统没有温怒之色，砸了总统“一笔”的同样也没有俯伏在地，口呼“罪该万死”地吓得尿了裤子，这都缘于二者觉得虽有职务的高低，却没有人格精神的上下，诚然一幅和谐的画面。然而，这样的总统，却是被国内媒体结结实地揶揄了一番，认为布什太失一国之主的威仪。从中，我们倒也看出现今中国人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样的意识。

所以，“人人生而平等”的“平等”不是形而下的“平等”，更不是物质上的平均，而是形而上的“平等”，是人格精神上的平等。

没有“平等”的平台“自由”难以存身

在中外的古文化中，强者是不讲什么“平等”的。一些强者——大多是祟拜暴力者——一旦获得了足够的可以制服他人的能量，并取得了最高最大权力之后，最先搞的就是“封爵位”“排等级”，自他而始，一级级地排下去，建立起一个权力的金字塔。强者高高地端坐在塔尖之上，俯视着他的国度。等级是自由的天敌，等级之下没有共同的自由。不同的等级，对应了不同的自由，等级越高，“自由”越多。处在最底级的，人数最多的那一群享有最少的“自由”，为数的不多的被封为“管理者”的，享有稍多一点的“自由”，而强者则享有完全的、最大的“自由”的。

钢铁一般坚硬的等级制度中，台阶每下一级，“自由”便会少一点，到了被牧养的平民百姓时，最小的官也是他们的老爷，见面只有叩头的“自由”，其他全是非分之想。在这样的制度里，地位越低，自由越少;反之，地位越高，自由越多。那个居于金字塔尖上的，被称为“天子”的人，只要耍好权术、稳坐大位，便可以呼风唤雨，无拘无束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说：你如果爬到了权力的最高位置，你就进入共产主义了。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是“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可是，进入这个“自由体”的通行证是什么?是获得最高的权力。

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上来看东西方的等级制度，“高等人”的自由恰恰是依靠抽取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精神”和“平等权力”来实现的。在儒家文化制度的设计之中，没有人可以与皇帝谈“平等”。皇帝在没有戴上王冠之前，兄弟姐妹之间还是可以称兄道弟的，相互见面之后也还有拍拍肩膀的亲昵，可一旦其中的一位皇袍加身，原来称兄道弟的其他兄弟姐妹，谁还敢再和他比比肩膀?皇兄皇弟尚且如此，自皇帝以下者，脑子里大约连“平等”的念头也不会有、不敢有。[page]

一个人享有最大“自由”的权利，恰恰也是他可以保持和拥有最大的“自由”的前提。比如杀人的“自由权利”罢，就是因为他可以一句话就能决定其他人的生死，而别人却没有这样的权力，所以那个想杀谁就杀谁的人就成为了最自由的人。

“自由”既然是这样与“平等”相对，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讲“平等”就意味着权力的分享。而权力一旦被分享，则意味着在没有“平等”时，一些人所享有的过多的权力，就要让渡出一部分来——即从他人那里抽取的部分——平分给每一个人。比如，皇帝是有可随便杀人的“自由”的，现在皇帝要与他的“子民”讲“平等”了，一“平等”，便不能想杀谁就杀谁了，因为“平等”之后别人也可来“杀一杀”他。这对于有着“权力癖”的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讲“平等”更痛苦的呢?

世界上最爱做官的可能就要算是中国人了。因为一旦做了官，进入了那个等级秩序之中，就会比小民高出一等。高了一等，就能享受一点皇帝的赏赉，就多一点“自由”的权力。多了的这一点“自由”的权力，就可以多占有一点生存的资源，就能生存得比他人更好一点。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生存压力就很大的国度里，谁又不想去多占有一点，可以让人活得更好的资源呢?可一个人多了一点“自由”，那就意味一批人失去了一点“平等”。在这个“生存法则”面前，谁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那几乎是在与虎谋皮，受伤、死亡就是代价。

因此，要讲“平等”，大约只有两种情况下才能谈得起来。一种是“不得不讲”，比如两个人角力，大战三千回合仍不分胜负，再打下去就会两败俱伤。个人的“自由独大”固然重要，可活着比“独大”终究更紧要。于是，两个人不得不气喘吁吁地握手言和，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人平起平坐，谁也不要再打谁了，这便是“打出来的平等”;另一种“平等”是强者主动出让的“平等”。忽然有一天，那强者良心发现，道德觉醒，从泛着金光的宝座上走下来，对人们说“我们平等罢!”但这样的“平等”是极难得的。所以说，“自由”是人天性的要求，但“平等”有时候却是一种美德的表现。

胡适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叫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想，这正是因为“平等”比“自由”更难得。在言论上，只许自己有说话的“自由”，却不许别人有反驳的“自由”，不就是因为不能以“平等”的精神待人吗?自己的言论发表出来，便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一听到反对的意见，立即跳上墙头骂将起来，不给他人一点说话的“自由”，从根子上讲，还不就是只要自己随性使意，不许别人与自己的“平等”么!所谓容忍，就是耐住性子仔细地听听他人的批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要让他人有与自己一样的说话的权力。但耐住性子难，可能耐得住性子就是一种有德的表现。

现在想一想，所谓争“自由”，其实也是在争“平等”。因为，人之所以感到了不“自由”，也是因为觉得不“平等”。欧洲的“文艺复兴”，后世学者称为“人的发现”的运动，所发现的是“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思考历史，有一个诡异的存在，就是“平等”“自由”常常被用作了夺取权力、实现野心的手段，但当目标或目的达成之后，真正能将用作旗子的口号给予落地的，少之又少。陈胜、吴广在开始起事时，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拿“平等”做旗子的。后来的暴动者，虽没有讲出什么“宁有种乎”，但那“不纳粮”“均田地”，也都包含着“平等”的成分。因为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没有“平等”即没有“自由”。而“自由”又是人们天性的向往，所以，聪明的“革命家”，在革命之初无不是用“自由”来做旗子，从争“平等”来着手操作的。可惜，很多“革命家”得手之后，往往是又拿了等级的罗网重新套在跟着他们革命的人们身上，并以此抽走了他们曾引为号召的“自由”。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潜藏于他身上的追求自己最大自由的“天性”发作了。中国的朝代更替，无不如此。所以，将在争“自由”时曾经许下的“平等”，待事成之后兑现出来，并以新的制度巩固下来，是一种更大的美德。因为这一种美德更大，所以做起来也就更难。

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上讲，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处于哪一个阶层，不论你是小康还是富裕，是否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人格精神，一个与他人平等的人格精神呢?我想，在走向现代社会的道路上，于我们来说，平等与自由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责任编辑：陈超

第四篇：出名与自由

-----读<<时代广场的蟋蟀>>有感

一只1961年间的蟋蟀，偶然搭错了车从康涅狄格州乡下来到了纽约时代广场。当许多人类歌星、舞星、艺术家都在为生活所迫、在广场街头卖艺卖唱的时候，不知怎么，这只蟋蟀竟鸿运当头、福星高照，一不小心，竟一夜之间成了地铁车站里的演奏明星!在每天早八点和下午四点半地铁高峰时间里，它都会在白丽尼家的报摊上倾心演奏，演奏的是一曲曲<<重归苏莲托>>、歌剧<<阿依达>>和莫扎特小夜曲之类的高雅曲目。匆匆赶路的人们不禁驻足倾听，演唱会每次都是掌声如潮，蟋蟀主人家的报摊上卖报的份数也成几何数激增。

可就是在蟋蟀音乐事业达到巅峰时，它却突然做出决定，要从此“挂弦”隐退，回归康涅格州的乡下老家，要过从前那种虽然不知名却十分平静的生活。在故乡凉爽晴和的秋夜星空下，还要用歌声止住狐狸追杀兔子的脚步。

这就是一只名叫柴斯特的小蟋蟀的传奇。原先在它还默默无闻，只是乡下进城的一个土老帽的时候，他可不是这样想的。那时候它对城市生活还不适应，时不时地闯祸，先是因为四处乱窜，半夜磨牙吃掉了主人家辛苦挣来的两块钱纸币;后又邀请地铁里的猫和老鼠小伙伴开生日聚会，不小心把报社点燃了。主人家的妈妈气愤至极，扬言要把它赶走。一个偶然的机会，它的小主人发现它竟然能演奏整段整段的咏叹调，小主人妈妈正好是个音乐迷，蟋蟀柴斯特的演奏一下子打动了她的芳心。他们这才决定不计前嫌，将它留下来，并且为它开演奏会。一时间，一只会唱歌的柴斯特蟋蟀名声大噪。

好不容易等来了出人头地的日子，也好不容易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蟋蟀柴斯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它怎么会敢于在事业巅峰之时提出隐退?!

实在是不可理喻，实在是想入非非。蟋蟀柴斯特想的是：快乐与出名之间，何去何从?而我们旁观者则满怀羡慕地想：难道出名不快乐吗?

其实，这里面间隔着一个老大的问题便是：自由。“快乐”与“出名”是三明治外面那薄薄的两层，中间夹着一层叫做“自由”的牛肉馅饼。柴斯特的嘴太小，一口咬不了完整的三层，所以它现在得想一想，它主要想咬什么。

如它的好友---地铁里的那只亨利猫所说：“既然柴斯特的一生是他自己的，他就应该去做他想做的事”。如果成名只是让他觉得不快乐的话，那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 自由的快乐和受约束的快乐?孰乐?

<<时代广场的蟋蟀>>是一部1961年的作品，代表着工业时代的返璞归真的价值理想。对于蟋蟀柴斯特来说，出名非它所愿，纯粹事出偶然，而自由才是他的一种自我选择。但是对于21世纪处于喧嚣生活之中的我们来说，不出名，毋宁死。不出名，就会永远被压在生物链的最底层，总也不得翻身。而“自由”又是个什么东东?铺天盖地的物欲挤压之下，属于个人的一点点快乐早已消弭。“自由”早已变得如金子一样金贵。重温一下蟋蟀柴斯特的故事，能够激活我们对于昨天温暖的记忆，以及对可以自由选择时代的遥远感动。

第五篇：纪律与自由

常言说的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校有校纪， 良好课堂纪律的形成，不仅需要强制性的规则，更需要学生的自制与自律。所谓纪律，是我们遵守秩序，执行命令和履行职责养成习惯的一种规范。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何行何业，都将纪律、规章制度放在首要位置，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作为学校的一员，更要明白纪律的重要性，也只有铁的纪律，才能培养出钢铁般意志的人才。

纪律也是一个团队决策、意志得以贯彻执行的可靠保证，更是维护一个团队团结和提高一个团队形象的重要因素。莎士比亚说过纪律是达到一切雄图的阶梯。

在平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都需要纪律，需要约束，需要规则;只有在纪律的环境中，群体活动才会有秩序，才会更加高效，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纪律，并为自己不遵守纪律的行为承担责任。

只有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才是成就事业的开始，才能顺利达到成功的彼岸，医院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在这个地方肩负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更需要有铁的纪律和规章制度作保障，一个医院只有纪律严明，管理严格，才能保证病人就医的正常进行，一各医院如果没有铁的纪律 ，就作风焕散，自由散漫是不可能完成治病救人这个伟大任务的。

春秋末期，伟大的军事家孙武离开齐国后，来到吴国，吴王为了检验他兵法的适用性，便召集了后宫美女一百八十人交给孙武操练，自己反复宣布命令：“

一、不许混乱队伍;

二、不许笑语喧哗;

三、不许故意违反军令。”然后申明训练规矩，令听从鼓声指挥。训练过程中，众后宫美女见孙武那副认真样子，觉得有些好玩，倚仗吴王对自己的宠爱，不听鼓声约束，有的索性趴在地上不动。孙武见此情景，毅然斩掉了吴王宠爱的两个后宫美女。其余众美女全都大惊失色，惊恐万分，个个都打起精神，再不像刚才那样嘻嘻哈哈，嬉笑打闹，自始至终都井然有序，寂然无声，可见，纪律是衡量一支军队素质的主要标志，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改掉不守纪律的坏习惯。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是习惯支配人，一个人不能去掉他的坏习惯那简直一文不值。”能自制的人，就是最强有力的人。习惯需要培养，很多好习惯是在纪律的支持下形成的。首先不要过分的醉心放任自由，一点也不加以限制的自由，它的害处与危险实在不少。要认识到 挣断线的风筝不仅不会得到自由，反而会一头栽向大地。古希腊.柏拉图说过节制是一种秩序，是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制。

青年人正处在朝气蓬勃的成长时期，就像嫩芽要从土里长出来一样，他们要冲破各种束缚。因此，青年人非常喜欢自由，向往自由，追求自由。而单位和领导总是制定纪律，宣传纪律，要求人们遵守纪律。违反了纪律，要受到批评教育，甚至受到处分。这种现象，表现了纪律与自由的矛盾。

一个人为了崇尚自由，反对纪律。把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芬的诗写在纸上，贴在床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首诗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解释说：生命，人生只有一次，是很可贵的。爱情是人生的大事，当然更有价值。但是，为了自由，两者都可抛弃。那么，还要纪律干什么呢?这就提出了问题，什么是纪律?什么是自由?纪律与自由是什么关系?为了自由还要不要纪律?

“自由”是一个富有极大的吸引力的美好名词，是人们热切向往和努力追求的目标。有的人正确地理解自由，恰当地追求自由，从而获得了美好的自由。有的人片面地理解自由，错误地追求自由，结果不但没有获得自由，反而陷入了泥坑，更加不自由。

(一)什么是自由?

自由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在哲学上，自由是对必然而言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必然就是规律。自由也就是对规律的认识和遵循。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就是说，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自由不是摆脱规律，而是认识规律，并能顺应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达到人的一定目的。例如一个没有电学知识的人，望电而生畏，电灯不亮了，也不敢动它。这种没有认识电的规律的人，在电的面前就没有自由。而电工认识了电的规律，顺应电的规律进行操作，几下子就解决了问题，这就是自由。

自由的另一种含义是社会意义上的自由。自由是相对纪律、法律而言的。自由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保障或得到认可，按照自己的意志举行活动。例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通信自由等等。有人认为，自由就是“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限制，不要任何权威。”这样理解自由是错误的。

(二)自由与纪律的关系

自由与纪律是人们言行的两个方面。自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纪律是对客观规律的遵循和服从。一个是利用，一个是服从。缺一不可。

1、自由离不开纪律

自由行动不能不遵守纪律，要自由必须要纪律。对待自然界，人们有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规律的自由。比如，人们可以从地下抽水，灌溉庄稼。抽水机安好了，庄稼种上了。想什么时候抽水浇庄稼，就什么时候抽水浇，很自由。但是，对待自然界的自由不能不要纪律。违背自然规律，滥用地下水，地下水位下降，抽不上来了，就不自由了;不顾庄稼的生长规律，胡乱浇水，庄稼涝死了，再也不自由了。

在社会生活中，自由更离不开纪律。谁要行使自己的人身自由，就必须尊重他人的人身自由;谁要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就必须遵守不诽谤他人、不造谣惑众的纪律，在马路上骑车，你潇洒自由。但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骑车逆行，撞了别人，你走不了;别人撞了你，你也走不了，都不会自由。

2、纪律离不开自由

纪律是对客观规律的遵循和服从，遵循和服从客观规律，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是为了自由。遵守纪律的目的是获得更好、更多的自由。人们只有遵守纪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正确地利用客观规律，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获得自由。

遵守纪律又是为了保障自由不被破坏，纪律是自由的保障。遵守纪律，顺应客观规律办事，才能保证他人的自由，保证自己以后的长远自由。否则，违反纪律，破坏了他人的自由，自己受到了纪律的惩罚，失去了自由。

自由与纪律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英国的洛克说：“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但是自由，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以怎样的哪种自由。”

三、怎样遵守纪律

第一，充分认识制定纪律的必要性和遵守纪律的重要性。为什么制定纪律，为什么必须遵守纪律，结合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实际，深刻认识这其中的道理。只有认识提高，才能行动自觉。

第二，全面了解纪律的内容。纪律的内容很多。每个集体都有自己的纪律。我们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几个集体里。所以要主动地学习各种纪律的内容。宿舍纪律、教室纪律、学习纪律、工作纪律等等。只有知道了应该怎样做，才能自觉的做好。

第三， 敢于批评和制止违纪行为。不遵守纪律的人的违纪行为，破坏他自己的自由，也破坏别人的自由。批评和制止违纪行为，是爱护违纪的人，是维护他的利益。批评和制止违纪行为，也是维护大家包括自己的利益。如集体行动中，个别人违纪，影响大家的活动。批评和制止违纪行为，与人与自己都有利，何乐而不为。

柏拉图：柏拉图(Platon，Πλτων， 约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另有其他概念包括：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经济学图表等含义。纯精神爱情观

柏拉图式爱情是一种纯精神的爱情观。追求心灵的沟通。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美幻的);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

柏拉图& 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美好而又道德的人性强于兽性。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惟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金石。惟有超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