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专栏]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共6篇）
篇1：[经济专栏]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经济专栏]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这几天无疑是世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几天。曾经傲视世界的华尔街金融集团轰然倒台。美国政府手忙脚乱在拯救市场，各种股票大起大落，人人谈债变色。
于是各国的金融学家就跑出来，纷纷表示金融需要加大监管。更有某些国家的经济学家表示，美国的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不完备的，中国的政府控制才是最好的制度。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基础是什么？假设有两只完全一样的苹果，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应该买下便宜的那一只苹果。这就是整个经济学假设的基础。倘若某一天消费者们都发了疯。大家都愿意买贵的那只苹果，那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可是，生活中有这样的傻瓜吗？经济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统计意义上，这样的傻瓜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一个黑人，他根本没有工作，每个月领救济为生。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房地产经纪对他说，我愿意贷款给你买房子。然后黑人买了房子，而过几个月他就还不出任何贷款。而贷款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这个简化了的次贷故事当中，大家发现，究竟谁是傻瓜呢？毫无疑问，是那些最终贷款人。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贷款人愿意把钱借给黑人，自己做傻瓜呢？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次贷**的根本原因，并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信托制度。看一看吧，到底谁是次贷的最终贷款人——也就是那些傻瓜们。当我们翻开美国最大的贷款机构房利美的债权人名单时，我们赫然发现，中国，拥有376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日本，拥有2250亿美元。全世界此类国家合计15000亿美元。当然，美国机构持有就更多了。我在此并非要进行什么政治说教，而是想向大家指出。造成目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那些拿了我们的钱去投资的大机构们——无论是主权基金还是投资公司，他们都辜负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做了极为愚蠢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信托机构的失职，才使我们全体纳税人，存款人被迫扮演了经济学中那一个本不该出现的“傻瓜”。让整个自由市场制度发出腐烂的气息。
一些大机构，利用他们的信誉或者威权，大肆敛聚了国民财富，去进行大量的非理性投机赌博，这才是整个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的根源。说到底，这是大机构主义的失败。而今天，当美国政府忙于救市的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而这些人提出的见解，居然是用一个更加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来“监视”那些大机构。甚至是鼓励这些主权机构来“替”我们投资。毫无疑问，这些投资机构最终将创造一个更为巨大的亏损纪录。
相信我，美国早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巨大的不平衡贸易的基础上，美国早就是一个以计划和威权机构为主要利益集团的变态经济国家。美国的CEO们热衷于财务报表上的好看数字。而各国的债权人在蒙着双眼进行投资。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这和自由市场经济毫无关系。
篇2：[经济专栏]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规定:“到2020年, 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 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 积极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 2010年10月25-26日, 在教育部职成司、国际合作司的指导下, 由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0中国职业学校校长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各级政府主管领导、中高职院校校长代表、行业企业代表、科研机构代表以及来自德国的职教专家等共426人参加了本届论坛。与会代表就“深化校企合作, 助力经济腾飞”这个论坛主题, 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和谐社会建设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新需求, 密切跟踪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趋势, 交流探讨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本刊特刊发一组稿件, 全方位展示“2010中国职业学校校长论坛”的基本指导精神, 解读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现状与发展趋势。
篇3：规模经济的终结
从某个程度上来说，过去确实是这样，但现在情况变了。数字技术已经明显夷平了竞技场，竞争机会因此均等了很多。初创企业一夜间成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而像柯达（Kodak）和百视达（Blockbuster）这些知名品牌却每况愈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形势的变化给企业管理者们带来了莫大的挑战。虽然目前仍有一定的规模优势，但与规模相伴的劣势常常压倒规模优势。大企业需要取悦众多客户、庞大的员工队伍还有顽固守旧的机构投资者，这往往导致它们制订的战略过于僵硬，缺乏灵活性。想在新经济环境下打造竞争优势，我们就需要一种新的竞争策略。
规模经济
规模对企业而言有重大优势，这个概念有两大理论基础。第一个理论基础是英国经济学家兼作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1937年所著的开拓性论文：《企业的性质》（Nature of the Firm），他还因这篇论文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文认为，企业组织的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信息成本和搜索成本。
第二个理论基础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的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概念。他认为，企业需要优化价值链，价值链包括投入到产品或服务生产方面的全部企业活动。虽然波特没有直接地主张奉行垂直整合，但的确论证指出，企业可以通过扩大规模，通过他提出的五力分析框架，充分发挥价值链的优势。
上述两位学者都认为，规模优势不仅意味着通过降低管理费用与生产成本比来提高效率，还意味着企业得以通过更准确的信息，对市场施加影响力。实际上，他们都认为规模更大的企业还更精明。
不过，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丽塔·冈瑟·麦格拉思在新书《竞争优势的终结》（Rita Gunther McGrath， The End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中指出的那样，现在企业拥有哪些资产不大重要，重要的是可以使用哪些资产。
规模失灵
当亚马逊公司的老板杰夫·贝索斯斥资2.5亿美元收购《华盛顿邮报》时，世人为之侧目。毕竟，《华盛顿邮报》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报刊机构，创办于1877年，因报道水门丑闻等重大突发性新闻而家喻户晓。这家报刊旗下有640名新闻记者，它传奇的历史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正好体现了科斯和波特宣称的那种规模优势。
不过在2011年，成立短短六年的《赫芬顿邮报》却以3.15亿美元的高价盘给他人，这家报刊只有寥寥几个新闻记者。无论按哪个传统的标准来衡量，《赫芬顿邮报》在规模或地位上都比不过《华盛顿邮报》，可是身价更高。这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答案主要在于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主任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跟我谈论数据分析时讲述的内容。他表示，哪怕两家企业的规模一样大，处于同一行业，IT预算一样多，争夺同一批客户，各自利用技术的能力也迥然不同。
很显然，数字技术已造就了一种新的语义经济；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能否使用资产与规模大小失去了必然联系。当企业可以普遍或近乎普遍地使用资产时，规模其实不太重要。
权力的终结
正如政治学者莫西塞斯·纳伊姆在新书《权力的终结》（Moisés Naím ， The End of Power）中解释的那样，这股趋势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商界之外的广泛领域。无论政府、宗教界还是战场上的军人，大家都不得不学会接受规模优势日渐式微的现实。
他说：“现在更容易获取权力了，但想运用权力或保留权力更难了。”我认为，这番话精辟地概括了当下的情况。倒不是说规模大是坏事，而是说规模大根本无法像以前那样为企业带来优势。现如今，权力的传统象征（规模仅仅是其中一个象征）提供不了多大的保护。
事实上，这个世界已变得更加不稳定。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我们都已依赖于伴随更紧密的联系而来的相互依存。如果某个地方发生了某件事，它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局势。你再也无法做到与世隔绝。
丽塔·冈瑟·麦格拉思说：“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下，最危险的状态是稳定而不是变化。”她说的很对。大企业过去能够依赖静态平衡的局势，确保永远屹立不倒。那样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而且极可能再也不回不来了。
新时代需要新方法
规模劣势一向就存在。连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那篇著名论文中也表示，到了一定临界点，组织成本会抵消规模优势。我们眼下就处于这种情况，只不过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已大幅下降，而组织内部的做事方式很少跟得上步伐。
幸好，目前有众多策略有助于限制组织成本，克服规模劣势。下面是其中三个策略：
网络化组织：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企业通过官僚层级体系运作可以行得通。命令从上头传下去，在组织底层得到贯彻落实。员工认真执行任务就可以领到薪水。不需要员工思考，也未必鼓励员工思考。
略带夸张地说，如今疯子打理疯人院，于是管理层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组织的网络化，帮助疯子打理好疯人院。Yammer等数字技术在这方面有所帮助，一些其他策略（比如最佳实践项目、开放办公室计划和内部培训计划）也可以很好地鼓励“异花传粉”般的交流。
开放式创新：创新在过去是关起门来、严格执行的一项活动，如今大企业在通过创业孵化园和开放式API（应用编程接口），以及通过创新中心（Innocentive，一家位于美国麻省的研发供求网络平台）和宝洁的联发（Connect + Develop）等平台，学习如何开放和合作。
这不失为集两者之长的一个好法子。开放式创新有助于结合小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以及大企业才有能力提供的资源。
模拟：近些年来，企业界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是，可以使用大数据来模拟商业活动。企业主管们不用再在枯燥乏味的董事会争辩数月之久，他们现在可以潜心研究众多的“假设分析”场景，并在成本低廉的比特虚拟世界，而不是在费钱费时的原子现实世界里面逐一检验。
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等新一代公司每天在运行成千上万个试验。在最近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所谓的“精英”团队没完没了地制定战略，而奥巴马的团队每晚要运行6.2万次模拟。最后的结果再明显不过了。
新的策略游戏
在奉行波特提出的价值链和五力分析的旧经济下，管理者的任务是通过加大企业在市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竞争优势。而在新经济下，丽塔·冈瑟·麦格拉思认为，“瞬间优势”（transient advantage）更切合现实。我们日益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而非一成不变的环境下。
换句话说，在旧经济下，管理者如同下国际象棋。成功之道是比对手先看到下一两步。不过，新的策略游戏更像是玩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你执行任务，赢得新的技能和本领，但又转而寻找新的任务。
所以，规模不再是过去那样了，苦心孤诣打造企业帝国的旧日子早已远去。在新经济下通过竞争赢得成功更像是条漫漫征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项目。你必须有清晰的目标，不断磨炼技能，只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任何多余的完全是一种累赘。
（作者是博客DigitalTonto的作者，沈建苗翻译）
篇4：冷战经济学的终结
里根所信奉的是“供应学派”经济理论，即通过减税等方式，激发人们创造财富，减少管制，削减政府规模，一旦先富起来的人成功，其利益就会通过“渗漏效应”惠及弱势阶层，使大家共同富裕。这样的意识形态虽然受到左翼的顽强抵抗，但无疑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从里根上任到2008年奥巴马当选，共和党在28年中占据了白宫20年。其间唯一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曾模仿着里根的口气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
2012年的大选，远未出现1980年里根那样压倒性的胜利。甚至比起2008年来，奥巴马的胜利也已失色不少。但是，2008年是经过布什八年祸国之后，共和党的业绩和信誉都跌到谷底，奥巴马则如摇滚歌星一般，一曲“变革”的高调使民主党的感召力升到了顶峰，赢是意料之中的。2012年，经济持续萎靡不振，在7.9%的失业率上，还没有任何一位总统能够连任。1980年卡特作为在任总统惨败给里根时，失业率也不过7.5%。难怪保守主义评论家在投票前称，在这样的局面下再赢不了大选，共和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结果，不仅奥巴马以332比206的悬殊比分力克罗姆尼，而且民主黨在国会两院的选举中把参议院的多数优势扩张了两席，把众议院的劣势缩小了数席。面对守着更高失业率的民主党总统，共和党不仅无法期待里根式的胜利，反而要吞下完败的苦果。
众所周知，2012年大选的核心主题是经济，共和党是输在经济上，但并非是指经济的业绩。要论经济业绩，输家本该是奥巴马。共和党输了经济，是输掉了其经济上的意识形态，即所谓“里根主义”或“里根经济学”。保守派虽然对罗姆尼疑虑重重，但都相信他在经济上是“里根主义”的铁杆儿。选前罗姆尼在募捐会上对支持他的大款们的秘密讲话曝光，称47%的选民不缴所得税、不知道为自己负责、死活跟定奥巴马，一时引爆媒体，成为大选的一个拐点。事后罗姆尼道歉，称自己的说法“完全错误”，并一再声称自己要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民服务。可惜，败选后在电话会议上反省，他又称奥巴马搞老一套政治把戏，给少数族裔、穷人、妇女、年轻人“送礼”，并具体指出，对于年收入2.5万美元的家庭，奥巴马医保的价值就达1万美元。想拿这份礼的，当然投他的票。难怪媒体归纳说，罗姆尼再次回到了“47%”的立场上。
这一套说法，完全是里根的路数。里根在1976年竞选总统时，就讲述了“福利女王”的故事：“她有8个名字，30个地址，12个社会安全卡，领取4位子虚乌有的丈夫的退伍军人福利。她用她的卡领取社会安全福利，领取医疗补助，领取食物券……她享受着15万美元的无税年收入！”可惜，里根始终没有指明这位女性是谁，其他人也无从查证。其实，这样的故事即使是虚构，描述的也不过是一种犯罪行为。里根这一套，在几十年前让选民们同仇敌忾，对大政府深恶痛绝；到今天罗姆尼重弹老调，则今非昔比。有“共和党的奥巴马”之称的政治新星、路易斯安那州州长Bobby Jindal率先对罗姆尼的败选总结开炮，说他的话不代表共和党的价值，共和党不应该分裂国家。罗姆尼竞选班子的拉美裔选民负责人Carlos Gutierrez也向老板翻脸，批评罗姆尼的评论带有侮辱性。另外，当奥巴马借大选的胜利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财政悬崖”上对峙、提出把在富人头上加税作为先决条件时，保守主义思想家William Kristol公开站出来表示：在富人身上加税毁不了国家。言下之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固守的意义了。保守主义者们显然意识到，里根那种把政府视为敌人、把富人视为创造就业机会的英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无法使他们成为政治的主流。这实在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奥巴马要给富人加税，被保守主义众口一词地攻击为搞“阶级斗争”。罗姆尼的道理很简单：给穷人福利，就要在富人头上收税。在富人头上收税，就是惩罚创造财富，抑制经济增长。罗姆尼如此自信真理在握，根本没为自己的败选作任何心理准备。可惜，只要认真检查一下历史，就发现这套理论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证据。
自由派的诺奖经济学得主克鲁格曼在罗姆尼的“送礼说”后，在《纽约时报》自己的专栏中发表了一番评论。他指出，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的阶层的所得税率高达91%，同时，工会力量强大，在1955年有大约1/3的工人加入了工会，面对雇主具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1955年的《财富》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顶尖总裁如何生活》，描述了他们在郊区小房子中相当简朴的生活格调，上世纪20年代那种豪宅、成群的仆役都已经消失。根据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和Emmanuel Saez的研究，在1955年，0.01%最富的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比起20年代同阶层的人少了一大半，所占有财富的比例则缩水3/4，显示了贫富差距的急剧缩小。如果按照罗姆尼等所信奉的“市场规律”，富人哪里还有创造财富的动机？但如果我们相信《财富》杂志当时的报道的话，50年代的企业总裁们比任何前辈们工作都勤奋。更不用说，在1947～1973年这一高税时代，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倍增，经济比任何时代都好。
事实上，在美国近百年的历史中，减税政策几乎没有刺激经济的记录；真正刺激经济的，往往是增税。以富人支付的最高税率计算，1925年仅为25%，这是部分经济学家们向往的黄金时代，可惜到1929年美国就陷入了“大萧条”。罗斯福奉行“新政”，最富阶层的税率提高到了1932年的63%、1936年的79%。笃信市场的保守派们事后诸葛亮般坚称：罗斯福的大政府不仅没有挽救经济，而且延缓了经济恢复，是二战所创造的需求（而非“新政”）把美国拉出了“大萧条”。这派人视而不见的事实是：即使二战有那么大的神通，也是建筑在高税率的基础上的。1942年为支付战时开支通过的税收法案，使最高税率高达88%。1944年的个人所得税法案，又使最高税率提高到94%。到了1946年，最高税率稳定在91%的水平上，到1964年越战时期才降低到77%。里根上任时，最高税率仍为70%。在他一系列给富人减税的法案下，这个最高税率到1988年减低到了28%。1993年，克林顿把最高税率提高到了39.6%。2003年布什的减税案，又把这个税率降低到了35%。
nlc202309022143
不少人认为，减税刺激经济的增长。共和党也一直自以为是会管经济的党，是增长的党。民主党则是福利党、把钱花光的党、使经济停滞的党。美国立国就是以抗税开始，减税是其政治基因。1984年蒙代尔挑战里根，在电视辩论中告诉选民：“我们都会增税。只是我告诉你们实话，而他（里根）则不肯说这个实话。”事后里根在财政压力下确实变相加税。但那场选举，蒙代尔输掉49个州。1988年大选，两党提名会后民主党的杜卡基斯大幅领先，共和党的老布什则高声向选民呼喊：“读我的嘴唇：不加税！”结果反败为胜，虽然事后也违约加税。2000年大选，戈尔继承了克林顿八年的繁荣，按说没有输的理由。但布什以减税为政纲险胜戈尔。可以说，在税这个问题上，民主党在与共和党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下风。
可惜，如果看一下数据，就会发现相反的事实。2008年8月Currency Thoughts网站上的统计分析揭示，在1961～2000年这20年间，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据白宫20年。如果拿民主党的20年和共和党的20年比较，民主党的政绩以压倒的优势胜出。这一统计排除了布什八年，是因为要把两党的年份平均比较。实际上，布什八年在共和党总统中的政绩最糟。
从上面“民主、共和两党执政比较”的表格看，可谓一目了然。共和党当总统时唯一增长较快的，就是通货膨胀。因为双方的数字差距太大，黑白分明，没有说不清楚的灰色地帶；衡量的时间两党都各达20年，无法用偶然因素来解释。民主党主掌经济的能力远超过共和党，乃是不争之事实。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的主任David Leonhardt最近写了篇文章，考察了近二十多年增税与减税对经济的影响，用数据解构了共和党标举的“减税刺激经济”的核心政治哲学。1990年老布什增税，1993年克林顿再次增税。保守派当时纷纷预测这样的增税会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经济，正是从这个增税时代起开始了上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也是60年代以来最快的。2001年布什推动国会通过减税案，并在2003年开始实施。有人预言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可惜随后几年，美国经济几乎立竿见影地陷入停滞。在2012年大选中，罗姆尼坚决维护布什的减税理念：税低刺激人们的工作热情，导致经济高增长，一旦饼做大了，纳税总额反而会高。但批评者指出，即使假设减税真能刺激经济，其有效性也是在1940～1980年间才说得通。当时的最高所得税率在70%以上，甚至曾经超过90%，可砍的幅度很大。所得税一下子减了10个百分点，当然对一些阶层是很大的欣喜。如今，最高所得税率才35%，已经相当低了，再减几个百分点，对经济的影响小得多。怎么能指望这一招儿一下子就会刺激增长？《纽约时报》在2011年夏天还发表过另外一篇文章和图表，展示了目前政府债务的来源。截至当时为止，奥巴马政府带来的债务为1.44万亿美元，布什政府带来的债务则高达5.07万亿美元。而在这5.07万亿中，有1.812万亿是减税造成的，其次1.469万亿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带来的，而2008年布什在“大衰退”中不得已的刺激经济计划，也才不过7730亿。总之，减税造成了政府收入的减少、负债的增多，并没有刺激高增长，饼也从来没有做大过。“减税刺激经济”，不过是画饼充饥。当你把画出来的饼当真饼时，那真可谓在做“美国梦”了，不背上今天这样大的债务才怪。
《纽约时报》2011年夏天发表一篇文章，按GDP的年均增长对美国战后总统进行了排行，结果一目了然。名列榜首的是肯尼迪和约翰逊八年（因肯尼迪被暗杀由约翰逊接任并连任一届），其中肯尼迪短暂的任内GDP年增长率高达5.4%，约翰逊任内为5.0%。接下来是克林顿八年，3.8%。里根八年为3.5%，在共和党中出类拔萃，但最糟糕的民主党总统卡特任内也创造了3.2%的增长率，与里根相差无几。 接下来的全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3.0%；艾森豪威尔，2.5%；福特，2.2%；老布什，2.1%；布什，2.1%。奇怪的是，该文跳过了杜鲁门。杜鲁门任内美国面临着战后严峻的恢复和朝鲜战争等外部挑战，工潮不断，经济动荡不安。但1945～1948年时期的平均年GDP增长率为5.6%，1949～1953年为4.4%。综观以上数据，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不仅民主党总统任内美国的经济增长比在共和党总统任内强劲得多，而且在高税率时代，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有艾森豪威尔八年的平缓增长，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整体上远比后来强劲。里根上台后，开启了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低税率的时代。即使是克林顿增税，其最高税率也在40%以下，还不及50年代的一半。更不用说布什减税后的情形了。经济增长如何呢？除了克林顿八年的反弹外，里根、老布什、布什三个共和党总统，任内的GDP增长率一蟹不如一蟹。特别是靠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的布什时代，其实是战后增长最为缓慢的时期，并在最后把全球带入了大衰退的深渊。
共和党人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里根。事实上，如克鲁格曼等人指出，里根的经济业绩之所以还过得去，一是得益于卡特政府时代联储开始的严厉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一是经济本身的周期。除此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采取了被他自己和弗里德曼等人口诛笔伐的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政府投入，即不惜负债加大公共开支，创造需求，刺激经济的复苏。在里根两任中，联邦开支平均为GDP的22.4%，远远高于1971～2009年间的20.6%的平均水平。负债率则从1980年GDP的26.1%上升到1988年的41.0%。债务总额从1981年的9300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2.6万亿美元，是几乎三倍的增长。美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走向最大的债务国。结果，在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任上，息率上升，经济很快跌入衰退。当时的美国一片消沉，媒体整天讨论的是日本德国将在何时收购美国。《日本第一》乃至预言美国必将衰落的《大国兴衰》，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都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即使美国当今的债务问题，也正是由“里根经济学”埋下祸根。2002年，布什的副总统切尼把经济顾问们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讨论减税问题。当时的财长奥尼尔据理力争，说政府已经背上了1580亿美元的赤字，再减税会走向金融危机。切尼则明确地说：“里根证明了债务无关紧要。”结果，布什政府短短八年打了两场战争，同时却减税，最终把一个世界帝国几乎玩得倾家荡产。所以，尽管奥巴马四年让选民大失所望，却依然能够连任。这也说明，那种把市场理论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来宣扬，觉得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市场永远正确，政府不管是经过多么合法的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也永远是错误，所以要不择手段地让政府无法行使其功能的做法，越来越得不到美国人的认同。
（作者系旅美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篇5：[经济专栏]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杰弗里•戈德堡在博客上称:他最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停留期间,发现不少特别现象,最不寻常的莫过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反思。他访问卡斯特罗,谈了三个小时伊朗和中东问题。在之后的午餐时间,他询问卡斯特罗是否认为古巴模式仍值得向他国推广。不料正在喝红酒、吃鱼排的卡斯特罗居然回答说:“古巴模式甚至对我们自己都不适应了。”卡斯特罗的话让全球感到意外及惊讶。尽管几天后他又否认,但事实是:古巴现任的执政者、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确实正在一步步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前此,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表示赞赏,说要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
这真是无独有偶。卡斯特罗与金正日、古巴与朝鲜,各自面对着可能不尽相同的问题,但却在面对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做出了相同的选择。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语讲,就是“要换一条路走”了、“要摸着石头过河”了,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了,决定要“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了。
金正日与卡斯特罗的表态,象征着一个模式,甚至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的真正终结。
中国打破了半个世纪的半球化
这个模式与阶段始自于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开始根据马克思、列宁思想,实施全球第一个计划经济公有体制的实验。这个实验,由于初步表现出色,很快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及政党的学习。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加入计划公有体制模式的国家,大约已占到全球的一半。
除了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意识形态之外,苏联在生产力上的杰出表现,也具有莫大说服力。苏联把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射上了太空,在冷战时期能与美国针锋相对、旗鼓相当,都令世人印象深刻。
然而,两种体制在长期的比较与竞争后,终于分出了高下。苏联在1991年终于撑不下去而解体。比苏联更早发现问题,并断然开始推动改革开放的,是中国。中国在极大程度上是引领全球计划公有体制国家纷纷走上市场经济的先驱者。
1978年以前的全球经济,依体制的不同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截然二分的体制。两个阵营各自内部的成员之间,生产要素的移动与投资、贸易的行为相对比较方便;而阵营之间,生产要素的移动与投资、贸易的行为则相对不很方便。借用“全球化”的概念,1978年之前的全球,只能说是“半球化”的。
而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破了长久以来这个“半球化”的格局。
1978年时的中国,邓小平判断原有的计划公有体制是一条再也走不下去的路了,决定要换一条路走。但怎么走法,委实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是时也,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多数成员也都在关注中国邓小平的这一条路究竟走不走得通,因为大家处境类似。如果走通了,就跟进;走不通,再等着瞧。1984年,中国8亿人民基本解决了吃饱问题,初步证明这条路是走对了——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经济特区,看了深圳、珠海,都未表态,一直到了中山,才终于说出“特区这个思路是我想的,看来这条路是走对了”——未久,苏联戈尔巴乔夫决定跟进。接着,更多的东欧、南欧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纷纷地走上了市场经济。到2009年,30年时光,原本属于计划公有体制的国家,除了朝鲜与古巴,几乎都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终于“几乎”一统全球,“全球化”形成,但毕竟还留下了两个“化外”之国。
如今,连朝鲜的金正日跟古巴的卡斯特罗也都终于表态了,看来,一个模式是真正终结了,而全球的“全球化”时代也才真正开始。
(本文作者系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篇6：创造者经济与传统管理学的终结
无独有偶，《连线》杂志主编、“长尾定律”的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出版了新作《创客：新工业革命》（Makers：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在书中讨论“创客文化”，他认为最新的数字科技与古典的“自己动手”的匠艺迎面相遇，构成了一场“新工业革命”。18世纪掀起的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了它的第三波。
安德森决心身体力行。11月初，他宣布将在年底前离开《连线》，担任3D Robotic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3D Robotics的主要业务是用3D打印技术制造硬件产品。一改软件业长期执IT业之牛耳的状况，现在有人提出“硬件复兴”，原因是开源硬件和3D打印机将制造业带入个人制造阶段。当产品设计和原型生产加速，会建立一个关于制造品的“长尾”市场。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章讲到的分工，200年过去了，美国管理界现在提出了合工理论。企业正在走向分散型加合作型的存在形态。此种形态必然对过去20世纪的管理学遗产带来冲击，我们所知的管理学大概已经走到了尽头。
企业领导人把自己视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然而他们所管理的企业却是为了绕开市场而创生的。企业的出现，是为了回答这样一种挑战：组织成千上万的身处不同地方、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完成巨大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制造汽车或是提供大范围的电话服务。它在工业革命时期曾经有辉煌的战绩，然而200年之后，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员工和分配资源的方式。
今天，最成功的管理故事都不是公司的胜利，而是对公司的颠覆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韦尔奇可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公司创建者。但即使韦尔奇本人，也以向科层体制发起挑战著称。其他的管理明星们都是因为攻击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破坏企业结构、用革命性的策略令大象跳舞而获得声名。换句话说，最好的企业领袖变成了企业的敌人。
理由非常明显。企业是官僚制的一种，而经理本身是官僚。官僚的基本倾向是自我永续。所以，从定义上来看，官僚就会抵御变革。他们的任务不是加强市场力量，而是试图取代、甚至抵制市场力量。甚至是最好的公司也无法保护自己免于破坏性的旋风般的变化和企业的惯性之间的冲突。正如张瑞敏所指出的，日本企业的衰落不是由于“坏”的管理，而是因为它们遵循“好”的管理的教条。它们认真倾听它们的客户，它们仔细研究市场趋势，它们为可能带来最大回报的创新分配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们却失去了开创新的客户与市场的破坏性创新机会。
由经理人控制的企业无法应付加速的变化，这个弱点只是企业受到的两翼夹攻的一翼。另外一翼是，企业存在的核心理由现在也不保。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他1937年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中论证，“创建企业成为有利可图之事物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也就是交易费用。对于任何给定的任务，于合适的时间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人来完成，成本太高，也过于复杂；同样，在公开的市场上，寻找供应商，协商价格，规制绩效，保护商业秘密等等，也完全不可行。企业可能也未见得就比市场更善于调配劳动力和资本，然而，它却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也就弥补了市场的弱点。
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互联网时代的曙光刚刚初现。从那时以来，居住在不同的大洲、拥有不同的技巧和兴趣的人们共同工作、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产生了量子跃迁。极其庞杂的事业，如编写维基百科和合成Linux操作系统，在毋需或只需很少管理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的成就，使得像唐·塔普斯科特这样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预测说，“大规模协作”现在成为了经济组织的新形式。他相信，企业的科层制会彻底消失，个体现在被赋权，得以共同创造“一个新纪元，甚至是一个黄金时代，可以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是雅典民主制的兴起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