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自由秩序探析论文

摘要：反倾销是世贸组织赋予缔约国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举措之一，是进口国保护本国工业免受进口产品冲击的重要手段。由于国际贸易竞争愈发激烈，反倾销受到更多国家青睐。但当前欧美国家是以合法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违背了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的初衷。有效解决好欧美国家对华产品的反倾销问题，对加快世界经济复苏，拓展对外贸易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市场经济自由秩序探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市场经济自由秩序探析论文 篇1：

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法教义学分析

【摘要】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否构成刑法中的犯罪在司法实务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如果严格地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出发，此类行为违反刑法相关规定，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此类行为虽有侵犯市场经济秩序之虞，却没有造成对社会法益的严重侵害。对此类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必须明确受到侵害的法益，同时区分行政法与刑事法的相互关系与边界， 最终实现公平正义，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股权转让  土地使用权  集体法益  法教义学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009

土地的供求关系一直是决定房地产业是否能够良好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土地具有国有性质，取得土地的合法性是一切有关房地产行为有效性的基础。1995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作出了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27条，更是明确规定了违反土地管理办法，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了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由行政机关没收违法所得。但是在司法实务中，通过转让股权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否违反了原先行政许可的合法性来源的限制，且由此是否构成《刑法》所禁止的非法转让土地罪则引起了诸多争论。这种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适用的冲突，也对我国司法权威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问题的提出

目前，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司法实務中面临困境，在实务中以转让股权的方式转让土地是否触犯《刑法》第228条之规定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形式上该类行为违反了土地国有及转让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基本要件。在实质层面，该类行为是否动摇了《刑法》第228条所保护的国家土地使用管理秩序则存在诸多争议。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有冲突的案例，2014年出现了第一起与之相关的案例，至2018年共有41起有关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刑事案件，其中与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有关的案件17例，在这17例案例中，有4例最终被认为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6例被认为出罪，这种现状反映了当前对于土地使用权转让认识的分歧。

在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黄某伍等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中，被告人被控以牟利为目的，以转让股权的形式，在未得到半数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未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和许可取得合法用地手续，擅自将自有用地，非法转让、出售给村民建住房，非法转让、出售土地面积共计1003平方米，得款129.7万元。被告人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而在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李某扩等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中，被告人伙同他人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并获利2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并与其他罪行数罪并罚判处被告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扩的行为不构成刑法228条所规定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撤销了被告人的部分量刑。

关于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的认定方面，两起案件虽然事实有所不同，但是在关于通过股权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的认定有所不同。在黄某伍案件中，司法机关认为未经法定审批程序报批上级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属于未经许可，从本质上来说，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侵害了我国土地管理秩序。而在李某扩案件中，二审法院认为通过股权转让土地使用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其原始土地的获得已经得到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批准，未实质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国家土地管理秩序，同时通过股权转让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较小，因此若以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进行入罪则行与罚并不相适应。纵观两案，核心争议在于，首先，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其次，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否侵犯了《刑法》第228条所保障的国家土地管理秩序。

分析两则案例的最终裁判结果可以发现，认为构罪的主要理由是股权转让导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未经法定程序，违背了法律规定，即满足了《刑法》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的构成要件。而认为不构成犯罪的主要理由是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以股权转让土地使用权进行禁止性规定，不能将这种转让作为刑事犯罪的前置依据，同时这种转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转让，其转让的土地的使用权已经合法地获得了，因此根据罪与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不应构成犯罪。可见，关于本条罪责，入罪相对侧重于《刑法》的形式主义而出罪更多地侧重于《刑法》的实质主义，即是以构成了《刑法》所述罪名的构成要件为准还是以侵犯了《刑法》所保障的法益为准，这即是《刑法》第228条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可见，大量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并不都是规范问题，还有许多事实问题及由此引发的价值问题。当法律规则的逻辑与社会事实的经验不对称时，法官需要在规范与事实之间权衡。因此必须对以股权转让形式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行为进行法教义学的分析，对其构成要件进行严格确认，为今后类似案件提供逻辑分析基础。
对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法教义学分析

法教义学的分析核心在于确定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脱离了严格的构成要件分析和对核心事实确认的定罪量刑，往往具有模糊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当然，法教义学并非简单的法条主义，而是强调以法律规范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框架和基础，这种分析模式在接纳社会经验知识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最终构建的是一种可知的规范规则处理模式。这种分析模式的构建，对于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刑事责任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

从构成要件角度来看，《刑法》第228条所规定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核心构成要件是“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因此入罪的观点认为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违反了土地管理相关法规，而出罪的观点则认为股权转让的行为并没有相关规定明文禁止，并不算是违反了相关法规。所以，判断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定性问题，必须从相关法规本身的性质以及定位方面进行分析。

虽然在入罪的裁判说理中，并不能看出严格的论证逻辑，但是从说理的过程中发现，入罪的核心逻辑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中对于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转让的禁止性规定可以适用于《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土地取得的行政许可制度，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未经法律规定的转让模式来转让土地使用权，《行政许可法》和《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共同构建了未经法定程序转让土地使用权属于行政不法的法律结构，以此为逻辑，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满足刑法第228条所规定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构成要件，因此构成犯罪。而出罪的逻辑则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相关法律并没有对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禁止性规范，则不应以犯罪论处，而关于股权转让的效力问题裁判文书并没有进行明确。不考虑最终的裁判结果，这种司法逻辑在分析的过程中较为简单和形式主义，并不能充分地对这种行为进行明确定性。
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实质分析

《刑法》第228条所规定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的构成要件是分析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逻辑基础，在形式上厘清了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更应从实质上对其行为是否构成了《刑法》相关条文所维护的法益进行判断。而法益判断主要体现在对《刑法》相关条文进行目的分析得出法条所保障的基本法益，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具有社会意义的法益解释方式。

对于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实质分析的前提是明确《刑法》该罪名所保障的法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所保护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土地市场秩序所体现的法益主要包括了土地市场运行秩序、土地市场准入秩序以及土地市场管理秩序。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实质上是侵犯了土地市场的准入秩序，因为在初次交易过程中土地收购方不具备土地市场的准入资格，这种资格是通过股权转让形式二次获得的，也就是说股权收购方由于未经土地管理部门的许可而进入了土地市场，其所侵犯的是一种土地市场准入秩序，因此对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实质分析核心在于明确作为法益的土地市场准入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土地使用权本质上是一种“非货币财产”，这种非货币财产在《公司法》的角度具有和货币同等的价值，因此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只是公司非货币财产转让的一种类型，其应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并不引起目标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股权转让不影响土地使用权主体的变更，土地使用权的享有者仍然是目标公司，部分股东转让部分股权之前和之后，享有该土地使用权的合法主体都是该公司。
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法教义学分析的新路径

正义是法律的核心价值，而刑法是维护正义的最后防线，刑法的正义性价值包含了处罚适当性、罪刑均衡性等基本的价值取向。而刑法的任务就是为了保护法益，不同罪名具有不同的需要保护的法益。确定刑法要保护的法益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判断刑法要保护的法益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社会管理秩序所保护的法益，与其他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有所不同，其强调的是一种和个人法益有所差别的集体法益，集体法益以“制度保护”及“对制度的信赖保护”为核心，保护的客体集中在制度等公共层面，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也是刑法设立之初的一个重要目的。“集体法益”的概念来源于德国刑法，作为个人法益的衍生概念，集体法益将社会公共利益抽象化，强化对于秩序本身以及对于秩序的信赖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一种抽象的保护。不同于个人法益严格地界定行为-客体的分析，行为虽然对客体造成侵害，但却并不意味着对集体法益产生直接的危害，行为的价值与结果需要更加严格地界定。基于这个角度，如果将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认为是一种抽象危险犯的类型以强调对于集体法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则扩大了犯罪的构成范围，造成了对于集体法益的“过分保护”。

对于市场管理秩序以及市场准入秩序这类比较抽象的集体法益的保护，必须明确地将具体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进行具体化。针对市场管理秩序的侵害，往往是一种抽象的侵害，也就是说犯罪行为与法益侵害并不是完全等价，而针对特定法益的侵害必须是实际的和可以具体化的。《刑法》第228条所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这种行为，侵犯的是土地管理制度的集体法益，但是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其以股权转让款的形式支付的土地对价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土地市场准入秩序。根据《刑法》的实质解释，这种虽然在形式上可能具备部分构成要件，但并没有侵害《刑法》所保障的法益，缺乏实质上的法益侵害则不应当作为犯罪论处。

面对刑民交织、刑行交织的犯罪，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当一个行为同样受到刑法、行政法以及民法所规制的情况下，适用哪一种法律进行管理最为恰当。刑法是一种具有重制裁特性的法，只有当其他秩序法无法进行规制时才应当适用刑法，面对侵犯社会经济管理秩序的犯罪，应将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进行界分，行政不法主要是一种程序违法而刑事违法侧重于实质违法，因此更应分清行政法和刑法的边界，在没有明确的实质法益侵害的前提下引入刑法进行低社会危害性行为的管制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而土地管理秩序和土地准入秩序主要是由行政法进行管理的，如果将“未经法律许可”作任意的擴大解释，而不考虑具体行为对于集体法益的实质侵害的话，则不构成刑罚的必要性前提。

綜上，基于对法益保护的实质层面和对秩序保护的法益分析，将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列入《刑法》第228条所打击的犯罪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不具备实质集体法益侵害的违法行为列入了犯罪的范畴。同时，由于行政法和刑法的规制边界的模糊性也造成了在适用具体法律上的分歧，无法遵循罪刑适应的基本原则。因此，针对社会秩序保护条文打击的行为，刑法必须明确其所保护的法益，厘清其和相关法律的关系，强调刑法的正义性和社会性基础。
结论

对于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法教义学分析，体现了我国目前在社会经济秩序管理领域对法益和行为间关系界定的模糊现状。如何兼顾保障社会经济运行秩序和维护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自由，我国经济刑法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积极探讨刑法所保障的法益和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刑法精细化发展和刑法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邹清平，2007，《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探析》，《法学评论》，第4期。

孙笑侠，2016，《基于规则与事实的司法哲学范畴》，《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刘艳红，2006，《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中国法学》，第5期。

雷磊，2016，《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北大法律评论》，第2期。

王永茜，2013，《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环球法律评论》，第4期。

责 编∕周于琬

作者：巫蓉

市场经济自由秩序探析论文 篇2：

浅论欧美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原因和对策

摘 要：反倾销是世贸组织赋予缔约国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举措之一，是进口国保护本国工业免受进口产品冲击的重要手段。由于国际贸易竞争愈发激烈，反倾销受到更多国家青睐。但当前欧美国家是以合法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违背了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的初衷。有效解决好欧美国家对华产品的反倾销问题，对加快世界经济复苏，拓展对外贸易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专题论述从倾销及反倾销概念开始，然后介绍其特征，并从多角度阐述当前欧美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关键词：倾销；反倾销；对策；欧美国家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目前已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上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萧条，欧美国家加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频对中国产品开征反倾销税，使中国光伏、混凝土工程机械、陶瓷等相关企业惨遭损失，出口产业严重受阻，应对措施更加复杂。因此本文的论述对当前出口企业积极应对欧美国家反倾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倾销与反倾销概述

（一）倾销的内涵

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衍生物，产生于重商主义时期盛行的“奖出罚进”贸易政策，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力武器。同时，重商主义时期西方国家的贸易政策对进口货物通常采取高关税政策，在奖励出口的同时，对进口同类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阻止流入。倾销一般可分为国内倾销与国际倾销。国内倾销是指以低于成本价格在本国市场进行销售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商业行为，应该由国内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等法规来调整。国际倾销是指出口国的出口商以低于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到另一国家的市场行为。

对于倾销的本义，在GATT中明确规定：“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如对某一缔约国内已建立的某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产业的兴建产生实质性障碍，这种行为称为倾销。”①所以要成立倾销通常要满足三要件：一是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销售；二是这种销售对进口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了损害；三是低价销售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

当然，要实现倾销还要确保进口国与出口国市场平衡（否则出口商品便回流出口国市场，倾销方国内市场的高价便难以维持）同时，出口产品成本结构和竞争优势也会对倾销持续性产生实质影响。

（二）反倾销的内涵

随着倾销出现，西方国家认为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反倾销与倾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且欧美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前便开始立法制止倾销行为了。

反倾销就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保护本国产业，对来自外国的倾销产品采取系列手段，比如提高倾销商品在进口国国内市场价格或限制进口产品数量。根据GATT＼WTO中反倾销协议的具体规定：“如果倾销裁定成立，进口国可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和接受出口商做出的价格承诺等措施。”②这样，实施反倾销就可保护进口国受损产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倾销与反倾 销是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产品优势的较量，还体现两者的规模经济、成本优势、贸易政策等。通常，反倾销产品所属行业是进口国处于竞争劣势的产业，而倾销的产品是出口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只有这样倾销才能在暴利下维持。

二、欧美国家对华反倾销现状

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欧美国家频频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市场主体发挥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使中国遭遇的反倾销也出现了新特征。当前反倾销新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数量剧增。自1979年欧盟首次对中国糖精纳提起反倾销后，欧美国家对中国反倾销便层出不穷。尤其是入世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量持续增长，中国也成为全球反倾销诉讼的“重灾区”。截至2013年9月份，中国已经连续十七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①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反倾销调查数量为213起，较上一年增长了29%，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也达到了最高点73起，占全球当期反倾销调查总数的30%以上。②

2.遭受欧美及发展中国家“双面夹击”。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华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发起国的前三位有所改变，印度和美国居前两位，而阿根廷超过欧盟位居第三。2008—2011 年美国、欧盟、加拿大这些与国际金融危机相关地缘性密切的国家对华年平均反倾销数相对1995—2007 年间明显增加，巴西对华年平均反倾销调查案件数也上升。② 而印度、阿根廷等国家，虽与金融危机相关地缘性不密切，也对华出口产品进行武断的反倾销调查。

3.反倾销案件向劳动密集型以外的产业转移。2008—2011 年间国外主要集中对中国的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等产品进行贸易保护。针对这三类产业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占总数的60%以上。而在金融危机前的十几年，这个占比约是55%，可见欧美国家对华反倾销案件涉及的产业更有针对性。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对华发起的反倾销不仅限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且也转向高附加值、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仅占到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涉及产业领域的45%。2008—2011年期间，国外相继对中国的无缝精炼钢管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起反倾销。③

4.欧美对华反倾销模式以高税率和日落复审为主。随着中国产品对外出口不断增加，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加剧，不仅数量迅猛上升且严厉程度不断加强。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短短四年中对华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终裁最高税率超过100%的已有34起，是过去十三年中国遭遇全球反倾销高税率案件总和的两倍左右，占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总数的90%左右。最高的出现于2011年2月立案的钻管产品，最高税率竟达到429.95%。②高税率最终导致中国相关产品长期被拒之门外。

美国也挥舞“日落复审”大棒，据统计，2008—2011年，中国遭受来自国外的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152起，美国占到40起，其中有9件产品竟然已经是第三次日落复审调查。②由于日落复审的调查期限不能超过12个月，而快速日落复审的时期更短，从立案到终裁只需要4—5个月，其打击程度不亚于任何反倾销裁定程序。

三、中国遭受欧美反倾销的原因分析

当前中国遭遇如此多的反倾销调查，是外部大环境和企业内部原因综合所致。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一些欧美国家故意挑起贸易摩擦，挥舞“双反”大棒，不断增加倾销频度与强度。因此，全面、客观深究实质原因，将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反倾销具体现状，有助于尽快找到对策良方，推动中国外贸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外部原因分析

1.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反倾销措施频繁使用。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产业都不可避免受到外来企业冲击，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反倾销等手段自然也被用来保护本国工业。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而使产品具有价格优势，欧美企业千方百计弥补自己劣势。中国产品一旦被裁定倾销，过高的惩罚性关税使产品价格优势就荡然无存，因此反倾销手段成为中国产品出口的“拦路虎”。

反倾销在WTO规则里是被允许的，当前还有强化趋势，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启动频率攀升。据统计，20世纪60—7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约有40件反倾销调查案件；80年代后半期每年有114件；90年代则每年增加到190件。④ 本世纪以来，反倾销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仅2013年，共有21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104起贸易救济调查，比2012年同期增加8起，增幅为8.3%。其中，反倾销71起，同比增加11起；反补贴14起，同比增加4起。2013年12月5日，欧盟对华光伏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接受121家中国企业的价格承诺；⑤二是欧美国家非常重视反倾销立法。以美国为例，最早有《1916年反倾销法》，接着是《1921年反倾销法》，它是当今美国反倾销法的基础；之后又出台了《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2000年10月又通过了伯德修正案等，其反倾销机制日益完善；三是欧美各国更注重发挥反倾销执行功能。其均建立了专门机构，以解释和执行反倾销法。如欧盟的欧盟反倾销顾问委员会、欧盟理事会等，专职管理人员达240多人。美国也设置了进口管理局、国际贸易法院等专门机构。

2.欧美国家对华采取歧视政策。长期以来，欧美国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华采取多项歧视性政策。主要表现有以下方面：（1）“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在确定倾销幅度时也很重要。调查当局一旦认定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替代国成本数据来作为正常价值计算倾销幅度。欧美国家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时的承诺。该协议书中规定：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之日起十五年内继续适用“非市场经济规则”，但并没有规定市场经济具体标准，导致世贸组织各成员作出多种解释。通常美国按产业部门来认定是否成立，不拘泥于个别企业；而欧盟却审查个别企业是否成立市场经济地位，不考虑产业部门情况。结果，在欧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在美国却不一定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2）替代国选择问题。欧美国家反倾销法规定对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通常采用替代国制度。但该第三国产品价格是否客观、人均收入和生产产能是否与中国具有可比性等问题在欧美国家反倾销法律中没有规定。事实上GATT1994第六条、《WTO反倾销协定》规定关于价格比较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具有可比性。而欧美国家在替代国选择时就没考虑差异，此举是明显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甚至还规定：如达标的国家不止一个，具体选谁由进口国决定。如此操作显然不合理。在贸易实践中欧美国家就选定与中国市场实际相差甚远的国家。如2012年3月20日美国针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及其组件的实施“双反”调查，案中选择了人均收入比较高的泰国而非印度作为替代国，这人为夸大了倾销幅度，给中国光伏企业雪上加霜。① （3）“一国一税”问题。所谓的“一国一税”就是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是按各公司的出口价格来规定倾销差和税率，而是对所有出口公司规定单一税率。不论企业应诉与否，一律将应诉企业和非应诉企业平均得出一个出口价格，考虑替代国正常价格后得出一个倾销幅度并征收统一反倾销税，适应所有中国企业，此举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合法利益。虽然近年来欧美国家已逐渐改变对中国所有企业实行统一反倾销税率的做法，规定如果中国企业符合5项标准，也可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但实践中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

（二）中国遭受反倾销的内部原因分析

1.出口产品偏重于资源型、附加值低。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但出口产品依然集中在科技含量低的模式上，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暂时还有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的阻力较小。加上信息不够通畅、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容易引发企业间恶性竞争，出现低价倾销现象。加上中国产品出口主要还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市场过于集中，一旦某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使中国产品陷入反倾销的恶性循环中去。

2.部分企业怠于应诉，维权意识淡薄。在中国反倾销案件中，超过半数的案件没有企业应诉。欧美国家便根据“最佳可获得信息原则”，快速判定倾销成立，课以高昂倾销税，迫使中国产品退出欧美市场。最终使中国反倾销案败诉率畸高，助长了国外企业对中国产品的倾销指控。

许多企业怠于应诉，究其原因主要有：（1）怕“讼累”，不愿意打洋官司。混淆了反倾销诉讼与国内一般司法程序，将企业参加反倾销诉讼当做当被告，害怕有损形象；（2）由于欧美国家“一国一税”等歧视待遇政策，企业不积极应诉，认为胜诉无望；（3）大部分企业财力不足，难以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同时缺乏高端的反倾销人才；（4）一些企业“搭便车”思想严重，等其他企业去应诉，一旦其他企业应诉成功，其也可坐享其成政策福利；（5）国内生产商之间、出口商与生产商之间缺乏沟通联络，没有形成整体合力，缺乏联手诉讼经验。

3.“双反”法规滞后。中国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拥有了以《宪法》为核心，《对外贸易法》为基础、《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为骨架的“双反”法律制度和管理体系，但相对于欧美国家接近百年的反倾销历史，中国的反倾销法律和管理体制还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外贸形势。在某些法规方面欠缺甚至空白，使得外国企业更加乐意提出反倾销指控。

四、中国应对欧美反倾销的具体对策

做好反倾销防范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虽说反倾销是针对企业的行为，但当前形势下单个企业是难以应付的。我们应用系统、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注重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方面“多管齐下”，整合资源，同时发力，逐步建立起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位一体的综合应对体系，为中国外贸企业保驾护航。

（一）政府层面对策

1.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尽早摆脱歧视待遇。近年来，许多欧美国家对华反倾销案都指控中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其认为政府掌控着大部分资源，很多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接受了政府补贴，其价格难以反映真实水平。我方产品出口会对进口国企业造成冲击。于是他们选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的第三国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使中国产品没有倾销行为的被裁定为有倾销，低幅度倾销的被裁定高幅度倾销。歧视性待遇使中国企业惨遭损失。改革开放后，除国防等行业外国家是很少干预企业生产及下达指令性计划的。但为遏制中国崛起，欧美国家却一直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到2012年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156个WTO成员国中有97个，不承认的主要是欧美以及印度等国。② 所以中国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尽快抛弃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待遇。

2.完善反倾销立法及应诉机制。（1）加快制定中国《反倾销法》。近年来，中国相继颁布了《反倾销条例》、《对外贸易法》和《反补贴条例》等“双反”法律法规，以全面指导中国企业应诉。但是这些规定毕竟线条太粗、规制太窄、操作性差。例如现在一些出口商通过改变制造方式或贸易模式规避反倾销法规。因此，反规避问题应在反倾销法中得到规制。鉴于此，我们应深入研究并借鉴欧美的反倾销立法，加快制定《反倾销法》，使其成为中国企业应诉的重要依据。在新的《反倾销法》立法过程中，应充分吸收《WTO反倾销协议》内容，尽量与世界规则接轨，制定操作性强的规定，并明确政府职能及完善司法审查程序。（2）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及反倾销基金。一方面，可仿效欧美国家设置反倾销调查司。地方政府可相应设立反倾销服务局、站、所等，为涉外企业适时发布反倾销诉讼相关信息；另一方面，要完善应诉机制及应诉与受益关联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应诉。在反倾销应诉中，应当建立完备的”谁应诉谁受益”机制。有关部门要对积极应诉和胜诉企业给予奖励，同时也应设立反倾销应诉基金。设立的理由是由于各项费用较高，许多涉案企业无力承担这些费用，因而出现企业拒绝应诉情况。设立应诉基金可缓解此项矛盾，可由行业协会依据各企业出口额大小确定一定比例的费用份额，累积为应诉专项基金。不应诉的企业可考虑给予经济惩罚，以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3.加强出口企业监管。一方面，入世后由于国家未及时对出口企业加强监管，致使出现恶性低价竞争而遭受反倾销的现象。为此，中国须加强对外贸企业监管，应实行出口商品审价制度。执行好已制定的《关于处罚低价出口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暂行规定》等规定，并据此对低价出口倾销的企业进行惩罚，而对检举低价出口倾销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另一方面，中国产品遭受欧美反倾销调查与企业无法提供从原材料供应到销售各环节的数据来证明中国已是市场经济主体有关。所以要督促企业加紧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机制，规范财务管理，准确反映运营成本，以表明企业是在市场条件下独立、自主经营的，争取较低关税。

4.加快培育高端反倾销人才。在与欧美国家反倾销交锋时，由于缺乏高端人才而致我方企业应诉不力。如聘请外国律师中国企业也担心危及国家安全和商业秘密而顾虑重重。入世后，中国产品要走向世界须懂得国际游戏规则，只有熟悉反倾销规则才能在打赢反倾销战。为此，中国应加紧培养一批懂外语、法律、会计、经济的复合型人才，造就一批专家型的反倾销应诉队伍，为建立高效的反倾销应诉机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二）行业协会方面的对策

行业协会是指介于政府、企业之间，并发挥咨询、自律、协调等功能的社会中介组织。国际贸易中行业组织在保护国内产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建议行业协会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1.科学组织企业应诉。反倾销诉讼需大量金钱，单个企业一般难以承受如此高昂费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虽说行业协会是民间组织，但它依然可发挥公共性组织作用：一方面，它能通过行业代表身份来收取会费以筹集资金，配备专业的反倾销队伍，聘请高端律师。可利用行业资源来解决单个企业难以解决的问题，避免因资金短缺而未及时应诉；另一方面，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所有费用都由行业内业主分担，从而避免部分企业“搭便车”现象发生。加上行业协会对各企业的生产情况较熟悉，与各企业也保持联系，在遭受反倾销时，行业协会可充分发挥行业的组织协调作用，鼓励企业积极应诉。

2.深入开展行业培训工作。由于国内行业协会组织组建时间较晚、经验不足，导致行业协会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反倾销业务。现有工作人员知识结构很难胜任当前繁重的反倾销应诉工作。即使到人才市场去招聘也难以招到真正熟悉这方面业务的人才，何况目前行业协会工作人员的薪酬很难吸引到高素质人才。为此，一方面行业协会可委托海内外高校帮助培养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才；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应组织企业人员深入学习国际贸易争端解决规则等法律法规，并做好咨询工作。逐步提高各企业的法律意识和守法水平，在本行业内造就一批本领过硬的反倾销人才。

（三）企业方面具体对策

企业是市场竞争中最活跃因素，反倾销应诉成败关系到企业核心利益。因此，企业作为反倾销主体，从应诉开始就应全员动员、全情投入、全面准备。具体来讲应做好反倾销调查前和立案后两阶段的工作。

1.未雨绸缪做好调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增强反倾销意识，强化预警，主动备战。反倾销工作是国际贸易中的普遍现象，在当前我们应正视矛盾，而不是逃避现实。企业应尽快学会利用世贸规则来保护企业利益。为此，企业在开拓市场时就应准备好预案。事前仔细分析对方市场情况，做好产品出口可行性研究，完善预警方案，逐步将反倾销工作的事后应诉转换为事前防范。要重点调查目标市场的产品潜在销量，分批分片执行出口计划，防止产品市场过于集中，并注意国内外市场行情动向，掌握同行营销网络、市场区域等，综合各方面信息仔细分析。若有受倾销申诉的前兆时候，可暂时减少出口及分散市场，避免倾销指控。力求将倾销指控解决在萌芽状态。

（2）强化企业管理及人员培训。中国入世后中国企业就要加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要依国际会计准则来强化财务档案管理，健全营销信息系统。以便在外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企业能迅速提供真实可靠的生产成本数据，从而获得良好评价。否则查出的财务数据有水分，会使我方企业应诉陷入被动。反倾销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平时就应抓好生产管理、财务报表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同时也要求企业管理人员不但要精通业务，也要熟悉欧美反倾销法律和调查程序，多组织相关方面的培训，增强员工素质。

2.反倾销调查立案后企业的对策

在国际贸易中，如进口国当局对中国企业产品已经开始立案反倾销调查，相关企业应积极应战，有序做好以下工作：

（1）企业要全力应诉，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当遭遇反倾销诉讼时，企业应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好自身合法权益。首先应积极应诉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侥幸心理终归会被课以高额反倾销税。且现在欧美国家的法律都严格限定了应诉时限，美国从公告到初裁一般只有45天，欧盟也只有40天。期间很多资料要准备，工作量巨大。如果超过时限，则不予受理，可见及时应诉是反倾销诉讼成功的前提；其次，应诉企业要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参诉企业越多，诉求声音越大。欧美国家反倾销的目的不是追究某企业的责任，而是最大限度控制侵入产品数量。反倾销针对的是一类产品，而非一家企业。所以涉案企业不可自动弃权，否则当局会作出高额反倾销税裁定。通常调查当局很重视企业在行业中的代表性，群体应诉可获得良好诉讼效果。

（2）聘请高端律师，并认真实施应诉方案。反倾销诉讼专业性强、资料繁多、法规条文晦涩，且大都是英文材料，单凭企业自身力量很难取胜。所以非常有必要聘请实战经验丰富的律师代理。同时，也可要求律师先制定一份工作方案。并考虑到案件结果存在很多变数，可与律师签订风险代理协议，这样既可调动律师工作积极性，也可尽量减少诉讼费用支出，并根据案件进展阶段或终裁税率结果来付费。在选定律师后，应在律师的指导下重新制定一份更为完善的应诉方案。企业应成立以企业负责人为组长、有生产、销售、财会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应诉工作小组。且应全情投入，抓紧时间收集各个方面的数据材料，为案件胜诉做好充分准备。

（3）谨慎填写调查问卷。涉案产品被控倾销后，进口国一般要进行调查问卷，其内容含产品价格、数量、生产成本等数据。认真填写好调查问卷是反倾销调查的必要步骤和当局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涉案企业抗辩的重要方式，对案件胜诉很重要。企业在接受调查时应客观、如实回答问题，使数据前后一致，不错漏百出。如时间紧迫可向调查当局申请延期，进口国政府一般会批准延期申请。

（4）充分利用好行政复审和世贸规则争端解决机制。如企业被最终裁定倾销，涉案企业依然可利用行政复审程序，要求降低反倾销税甚至撤销裁定，重新进入该国市场。通过年度、临时和日落复审，中国企业还有获得市场经济待遇和单独税率等机会。应诉企业如对裁定不服，还可向司法机关提出司法审议，要求改变或撤销原裁定。一般情况下，反倾销终裁时间是五年，但这不意味着裁定五年内一成不变。美国有年度复查程序，复查时，申诉企业可要求当局对复查期的销售情况进行复查，以决定实际倾销幅度。新的反倾销率根据复查结果来确定的。

此外，涉诉企业还可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端。在已审结的反倾销诉讼中，有许多反倾销措施被裁定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定。涉案企业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该规则所赋予的权利，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反倾销是中国入世后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会遭遇欧美国家各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本文前面分析了欧美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原因和对策，现得出笔者不成熟的看法：

成功应对欧美反倾销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企业要“两手”抓。一方面，要未雨绸缪做好各项措施。强化财务、生产成本、人力资源等方面管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练好内功；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须加紧学习世贸组织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培养一支高素质企业管理人才，并熟悉出口市场行情，与进口商密切合作，全面做好反倾销调查各种准备工作。只有这样，中国的涉外企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 张琳.探析国际金融风暴席卷下中国企业应对欧盟反倾销调查的策略[J].法治研究，2009，（7）：85-91.

[2] 聂资鲁.论WTO规则对中国纺织业立法和实践的影响及对策[J].河北法学，2005，（6）：14-18.

[3] 尹立.反倾销应诉中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谈谈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可获最佳信息原则”[J].高校理论战线，2005，（4）：42-45.

[4] 程红星，侯幼萍.论世贸组织反倾销争端法律解释的政策性倾向及中国对策[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4）：

74-77.

[5] 吴佳华，龚柏华.评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中国罐装蘑菇反倾销裁决的司法审查[J].国际商务研究，2004，（1）：52-56.

[6] 丁伟，石俭平.中国反倾销立法新近修改之评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5）：3-8.

[7] 沈木珠.行使WTO法定权利亟需改进的若干法律问题[J].法学杂志，2007，（6）：106-109.

[8] 孙立文.论世界贸易体制中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消解[J].法学评论，2006，（5）：90-95.

[9] 王超.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反规避规则与中国的反规避立法[J].时代法学，2006，（5）：99-104.

[10] 李娜，龚柏华.评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中国木质卧室家具反倾销裁决的司法审查[J].国际商务研究，2006，（1）：51-57.

[11] 李毅.论反倾销调查中的“最佳可获得信息”（BIA）规则及中国出口企业的应对措施[J].社会科学家，2006，（1）.

[12] 沈木珠.中国反倾销立法评价及其完善思考[J].政法论坛，2004，（4）：80-89.

[13] 姜莉，龚柏华.美国罗纳普朗克公司诉中国阿司匹林产品反倾销案评析[J].国际商务研究，2003，（4）：55-62.

[14] 张秀峰.损害的确定与中国反倾销法[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3）：11-14.

[责任编辑 王晓燕]

作者：曾信用

市场经济自由秩序探析论文 篇3：

现代人自由困境研究

关键词：弗洛姆；现代人；自由困境；《逃避自由》

摘要：弗洛姆指在个体化进程中，人摆脱了外部环境的束缚，获得了空前的自由，然而在现代人自由不断膨胀的同时个人内心的孤独与空虚感也随之攀升。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心理困境使得现代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心理，表现为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受虐狂与虐待狂、攻击性与破坏性、顺世与随俗。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阶段，国人同样面临着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尴尬境遇。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摆脱，弗洛姆从微观层面提出“以爱积极地工作”的方式消除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感。人是社会中的人，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为现代人实现自由困境的摆脱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只有实现微观路径与宏观路径的融合，现代人的自由困境才有可能得以摆脱。

Modern Freedom Dilemma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人类的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由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对自由的认识与界定也具有相应的时代特性。弗洛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的现代社会，人获得了更为充裕的自由，同时伴随自由一并到来的是人内心难以消除的孤独感与空虚感。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阶段，国人同样面临着相似的境遇。面对自由背后的孤独与空虚，应以怎样的态度以及方式去克服，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对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深刻剖析以及对克服这种精神困境可行路径的深入探讨，对同样处于自由困境中的国人来讲，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一、现代人的自由与孤独（一）现代人主体性身份的确立

现代人的诞生在弗洛姆看来是始于中世纪社会结构解体之后，理性、个性、自由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特征。现代人不同于传统人，传统人是缺少自由的，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人一出生他就拥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固定的身份或社会地位，传统社会稳固的社会关系、层级分明的社会结构给人以束缚的同时也给人内心带来了极强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传统人并没有所谓的个人自由，“在原始社会，个人不是行为的基本单位，氏族才是基本的行为和责任单位，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1〕。因此个人仍没有从“原始关系”中摆脱出来，只是把自身作为外部环境的一部分来认识与发展自我。“中世纪并未剥夺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尚不存在；人仍借始发纽带与世界相连。唯一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个人’的途径便是他的社会角色。”〔2〕而现代人不仅明确地认知到自身的独立性，而且是以自然与社会空间的主体性身份从事生产活动。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把现代人的生成称为人的个体化进程，并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来阐述人的个体化。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指出，人皆孕育于自然，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为人提供生存的基础。但是，自然为人提供生存保障的同时也在约束着人的自由，因此摆脱自然的约束，获得自由成为人最热切地追求。在这种争取个体自由的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依附性不断地减小，人自由、独立的身份逐渐被认知与确立。在个体层面上，弗洛姆以孩童的成长过程为例。他指出人在婴儿时期，孩童的生存依赖于父母的悉心照顾，孩童在父母的羽翼下安全地成长，不用过问任何问题，但是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一切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孩童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慢慢开始试着独自去面对生活以及生活带来的考验，孩童在面对生活考验的同时，自由与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升。孩童成长为独立、自由的个人。最后，他还指出，人类文明的更迭，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社会关系也由最初的血缘关系转变成现在社会关系，从氏族部落到社会组织，社会形态、关系的改变都是人类同自然分化不断加深的体现。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冯虎成现代人自由困境研究——基于《逃避自由》的分析早在人类社会早期，人处于物我不分的自然空间内，无异于其他生物。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人的主体性身份确立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替代，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电气时代直至今天的信息时代，技术的革新带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人对其主体性身份的认知也在技术的变革中逐渐清晰。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时期，人自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取代了神的地位，至此，人的主体性身份得到认知。进入工业革命后，对立于自然之外的现代人不满足于寄生于自然的现状，改造与控制自然成为现代人新的追求，在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的基础上，人开始利用技术的强大力量去征服自然，并试图去控制自然。“控制自然、做自然的主人，成为现代人在自然面前赢得前所未有之自由的象征。”〔3〕自由的现代人成了自然的主人，自此人的空间主体性身份得到确立。此外，对人的主体性身份的认知与追问在其他领域也不曾间断过，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戈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对自身的追问”，柏拉图“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实践与理性”理论，这些思想理论也在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对人的主体性身份进行了思考与探析，在思想层面上给人以指导与启示，但是有效性远低于技术对人的主体性身份确立的作用〔4〕。

（二）自由与孤独

现代人在获得主体性的进程中，借助技术手段摆脱了自然对人的束缚，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打破了陈旧固定的社会关系，个人主义文化盛行，个性与自由成为现代人的标签。如果说传统社会中人只能通过固定的社会角色来认知外部世界，那么自由的现代人只能依靠孤单无依的自己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弗洛姆认为现代人自由极度膨胀的同时，随自由一并到来的是人的内心的孤独感与空虚感，为了摆脱孤独感与空虚感，现代人试图通过“逃避自由”的方式来克服与消除人内心的这种无助感。弗洛姆《逃避自由》中所指的自由具有两重含义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力。”〔2〕消极自由指的是对自然或社会等强加于人的外部束缚的摆脱与解脱。积极自由则指的是个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创造性与爱进行生产活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实现人思想、情感等各方面潜能的表达。现代人的自由状态通常表现为虽然摆脱了外界的束缚并能够自由活动，独立思考，但是却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而真正的自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结合，既没有外界的束缚、压迫，还能够实现个人思想与情感等个性的表达。“自我的实现不仅要靠思想活动，而且要靠人全部人格的实现和积极表达其情感与理性潜能来完成。”〔2〕弗洛姆指出现代人的自由仍处于消极自由的阶段，消极自由带来的孤独感与空虚感使得现代人萌生“逃避自由”的想法。“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在摆脱曾一度赋予其生命以意义和安全的所有纽带，获得自由后，陷入的无能力及孤立的不安全状态，我们看到，个人无法忍受这种孤立……无助与怀疑麻痹了生命，为了生存，人竭力逃避自由——消极自由。”〔2〕弗洛姆认为，人的个体化的进程所带来的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双重性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是不可逆的，人在摆脱自然的束缚与约束，形成属于人的特有的社会属性，想试图从这种自由与孤独的状态下重新回到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人类史就是冲突与奋斗的历史，在日益个人化的过程中，每进一步，人们便遭到新的不安全的威胁，原始的束缚一旦被割断，便不会修复；一旦丧失了天堂，就不能重返天堂。”〔2〕人类在自由不断膨胀的境遇下，个人乃至社会群体的生存威胁不断增加，自然束缚带来的安全感消失，人的不安全感日渐增强。因此，在自由与不安感及孤独感并存的自由困境中，人萌生了逃避自由的心理，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摆脱自由背后的孤独感。

二、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一）我国民众的自由现状

国人在摆脱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这里的自由多半是消极自由。进入新中国以后，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科学技术解放了人的双手，机械及其自动化使人从生产一线得以脱身，人的闲暇时光也随之增加，自由成为现代人的最为耀眼的标签。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人们越发的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助，就业自由了，人可选择的职业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时时刻刻担心失去工作机会。恋爱自由了，但是相互欣赏并走到一起的恋人少之又少，出现了所谓的“剩斗士”，成为长辈眼中的异类。人可支配的时间多了，可更多的人却不知该如何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就像《海上钢琴师》中1900说的那样：

Christ，did you see the streets？How do you choose just one？One woman，one house，one piece of land to call your own one landscape to look at，one way to die？All that world just weighing down on you.You do not even know where it comes to an end.

正如1900所说，太多的选择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现代人面对任何困难、危险都需要自己独自去面对、抉择。孤独感、无助感充斥在现代人的内心，人希望有一股外在的力量支撑着自身去面对这个越加陌生的世界，从而给予人内心安抚与安全感。电影中1900的心理状态就是当前国人的写照。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当前我国民众的自由现状。

1.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人

市场经济推动了人的解放，打破了原有社会关系对人的束缚与压迫，为个体人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独立个人的出现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所谓‘独立的个人’是具有自主意识，自立能力、自律行为和自由个性等性质的个人，即在人世界和人的关系中具有普遍联系和独立人格的人。”〔5〕因为只有具有独立身份与个人意识的个人才能依据基本的市场规律进行商品交换活动。市场为个人提供自由的交换平台，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为市场提供运转活力。市场经济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片面的、固定的、保守的依赖关系，使人摆脱了自然关系的压迫与束缚，人的自由得到了充实与丰富。但是在以利润与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下，资本与利润成为现代人生活的目的，竞争成为现代人生存的方式。人被物化，人与人的关系用物的关系来表现、衡量。现代人为了追求利润把市场交换的原则运用到自身的日常生活中，市场原则成为现代人处理一切事情的基本原则。友情、爱情、亲情等都变成了赤裸裸的资本关系。人情变得冷淡，在市场竞争中，竞争者为了谋取利益、击垮对手，必要时将不择手段。“很显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漠不关心为基础。否则，任何一方都会寸步难行，无法完成其经济任务，即相互斗争。如果必要，在实际的经济斗争中毫不留情地摧毁对方。”〔2〕在充满竞争与以物的关系为标准的市场中，现代人独自面对充满冷漠与威胁的世界，“每件事、每个人都变得不确定，人与物、人与人的距离感更甚，似乎只身一人走在沙漠中，非常孤独和恐惧”〔6〕。

2.智能化生产方式中的现代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工业自动化生产模式已经是主流的生产方式。“智能化生产力体系中劳动资料是由计算机控制的、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生产体系。它是由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自动运输小车、自动化仓库、计算机控制中心等部分组成的。计算机是控制神经中枢，把孤立的自动化设备联系了起来。”〔7〕生产力的智能化不仅为现代人争取了更多的自由时光，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智能化生产更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人脑进行工作。人在生产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随着智能化生产方式的普及与深入也在不断地减小，现代人沦为智能化生产方式的附属物。“每一个人都被牢牢固定于某一特定的分工角色上，成为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件’。”〔8〕现代人在庞大、复杂的生产系统面前是那样的渺小、微弱。系统化、智能化的生产线，正逐步弱化现代人的生产能力，使其成为智能化生产系统的附属物。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写道：“人的全部创造物却高于他并控制着他。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和中枢，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他用双手造出来的机器人的奴隶。他释放出来的力量愈是有力和巨大，他就愈是感到人的软弱无能。”〔9〕科学技术带给现代人自由，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无尽地自卑感与无力感。

3.风险社会中的现代人

风险指的是可能、将要发生的灾难，但是并没有真实的发生的危险或灾难。“‘不再——但——还没有’这种独特的现实状态——不再信任/安全，但还没有毁灭/灾难——就是风险概念所要表述的，也使它成为一种公共参照框架。”〔10〕现代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生态问题、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危机、食品安全问题、核泄漏事件等一系列的风险事件都在彰显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现代人在获取自由过程中，把自然与社会摆在了人的对立面，自然与社会沦为了被人利用的客体，肆无忌惮地利用与挥霍自然资源，招致来的却是生态、污染、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虽然风险问题自古就存在，但是现代社会的风险不同于以往社会的风险。传统社会的风险，多是人类社会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比如洪水、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而现代人面对的风险多是人为的风险，即人在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改造与重组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风险。例如核技术、化学技术等，技术在为人谋福利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风险。“就是说，在实践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人类自由度增加的同时，面对的风险也在增加。”〔11〕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风险跨越了时空的界限，风险问题进而成为全球风险问题。在外部风险与内在风险的双重作用下，现代人饱受社会风险的折磨，面对时刻到来的风险，恐慌、无助、焦虑感萦绕在现代人的内心。

（二）三种典型逃避心理

现代人以自由和创造性为特征出现后，资本主义的出现直至兴盛，更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层面去解放人，在这一进程中，人的自由日渐丰盈。弗洛姆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现代人陷入了既渴望自由又希望逃避自由的两难境地。“由于人失去他在封闭社会里的固定位置，所以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他受到强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与同胞的关系也敌对起来，疏远起来；他自由了——也就是说，他孤立无助，倍受各方的威胁……新自由注定要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无能为力、怀疑、孤单与焦虑感。”〔2〕在关于现代人对于逃避自由的心理问题上，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了三种典型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受虐狂与虐待狂、攻击性和破坏性、顺世和随俗。

1.受虐狂与虐待狂

受虐狂和虐待狂是一种主动地与身外的某种权威和力量通过屈服或驾驭的方式而达到认同或统一的境界，从而实现对孤独和焦虑心理的摆脱。他认为，虽然表面上受虐狂和虐待狂是相互矛盾的，但是究其本质原因，它们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内心的孤独感与无助感，只有通过外在的某种权威力量的束缚或约束才能获得其所需的安全感。宗教改革中的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就是基于人自身的无能，进而寻求外界神秘力量给予人安全感，人只有臣服、信仰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才能在孤独和无助中得到救助。在中国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对上言听计从，对下横眉冷对，对外热情周到，对内刻薄势力。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虐待动物等现象层出不穷。在校园里，学生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就要和任课老师搞好关系，对老师的吩咐唯命是从；家长“款待”老师更被认为是“人之常情”，人脉关系的利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也成为社会关系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攻击性和破坏性

攻击性和破坏性是一种利用自身与其所能利用的外界力量摧毁一切威胁人的存在，以此来发泄、排减内心的孤独感与无存在感。在长期的孤独无助的情况下，个人的欲望不能够得到满足时，人会产生破坏心理，通过破坏或攻击性行为来获取别人的注意、排泄自己内心的孤独感。近些年来，社会上破坏性事件不断发生，如砍杀医护人员、暴打公交车司机、某些学校食堂用霉变的食材做午餐，更有甚者有对幼儿园的孩童进行伤害。此类事件虽然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某种程度也彰显了现代人内心的不满与压抑，即通过破坏性与攻击性行为来排解内心的不满，以换取自身所缺失的安全感与存在感。

3.顺世与随俗

顺世与随俗是一种相对温和的逃避自由的方式，即以一种与世无争的方式去摆脱人内心的空虚与无助感。顺世、随俗在现在社会也最为常见，即以一种模仿式的生存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因为这种与他人同样的生存、生活方式能够给予其内心强大的安稳，他们认为自身与周围世界是同一生活频率，从而能够满足内心所渴望的认同感与安全感。在我国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为了适应大环境，寻求自身的群体认同感、存在感，人丢掉独属于自己的个性，成为同别人无差别的人。比如上大学选专业，最热门的专业一定是大家热衷的选择，总感觉大家都选择的专业一定是最棒的；刷朋友圈、逛微博、晒自拍成为了现代年青人的生活节奏；跟风买车、买房；甚至大家的娱乐休闲活动都日渐趋同了。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的是现代人顺世与随俗的心理状态。

三、现代人摆脱自由困境的可能路径（一）微观途径

现代人身处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困境中，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成为现代人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弗洛姆认为，在这种困境中人有两种选择：一是逃避自由，即放弃自由，以逃避自由的方式来摆脱自由背后的孤独与无助感；二是以爱积极地投身于工作，即个人在保留自身的个性以及独立性的前提下，在集体活动中通过劳动去实现自身的价值。积极地以爱去工作，是个人主动地去从事其热爱的劳动，进而个人的个性得以展现，潜能得到发掘。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人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再次统一，个体人从而重新获得外部环境给予的归属感及安全感。在这种积极自由的道路中，人不仅能够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而且是在不用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外部世界的再融合。“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2〕

（二）宏观路径

弗洛姆从人心理层面上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个体的心理感知对个人以及社会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为个人心理、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但是对于现代人心理问题与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从个人的心理层面上去认识与解决，这既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对现代人的自由问题的研究除了关注个人心理的分析外，外部世界对个人的影响同样也要有足够的重视。因为人是处在生产关系中的人，19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可以说社会关系为人提供了生产劳动的可能条件，而人的生产劳动方式又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在二者的相互协调下人类社会才得以健康有效地发展。而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又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再一次表达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12〕。有效地社会生产离不开个人同样也离不开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健康、协调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更决定了人的生活质量。弗洛姆在描述传统人的时候，他认为，中世纪的人缺乏自由，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专制制度将人束缚在严密的条令中；另一方面，人的个体性身份还没有获得与确立，人仍处于最原始的关系与世界相联系中，这也是其主要原因。传统的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会制度，相对狭小的生存空间、不变的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在国家的各个角落里履行着自己的固有使命，这种原始的束缚，这种原始的社会生产关系，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固定的生活时空与其生存的价值意义，同样也给人提供一种天然的安全感。可见，原始的生产、生活关系可以给人提供一种天然的安全感。那么，在当今社会人性化的生产、生活关系、社会制度，同样也是现代人获取积极自由与安全感、存在感的必要条件。

真正自由的获取，在宏观层面，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完善与改革来为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有效地理论支撑。

第一，加速发展经济。经济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只有经济的不断发展才能保障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提升人的精神文明，为人自由的获取提供物质保障。

第二，建立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是获取真正自由的基本前提，在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中，人才能更为积极地、主动地投身于其热爱的领域。同时民主的健全也有利于人的潜能的发掘，有利于提升人的创造性。

第三，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略掉人的心理需求，在物质文明不断提升的今天，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与提升人的道德素质，同时也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使人在享受物质发展的同时，实现人的多方面的发展。

第四，构建以人为本的文化体系。现代人生活在信息的时代，文化生活也早已是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引导现代人的生活，左右人的生活趋势，影响人的心理。构建以人为本的文化体系，对人的个性的发掘与发展的关注，有助于人重新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为人真正自由的获取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三）微观与宏观路径的融合

当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由个人深化到社会层面，对待这种生存困境，我们只限于心理、精神层面去应对这种局面显然是不可取的。“人生自由的获得和实现，既离不开良好环境的陶醉浸染，也离不开个人的自我修炼、自我开发和自我努力，还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基础。”〔13〕我们不仅要重注人内在部分的提升与改变，而且也要从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由人来构建，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人的生产、生活脱离不了外部世界。无论是安全的传统人还是孤独的现代人，都是处于社会中的人，在这一点上传统人与现代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现代人想摆脱自由困境，仅从改变与调整个人的心理状态的方式来获取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种可能性显然是渺茫的。

现代人摆脱自由困境的可能路径：首先，个人要积极地以爱投身到社会事务、活动中，在承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对真正自由的获取。其次，对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体系、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改革对现代人摆脱自由困境而言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健康的经济、更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更为健康的文化体系，才能为人的真正自由的获取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因此，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摆脱既要从微观层面上引导人主动的、自发的融入到工作中，又要从宏观层面上建立起合理、健康的社会制度，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关系。只有实现微观个人与宏观社会的融合统一，现代人才有可能摆脱自由困境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四、小结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心里问题的解读，他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内心孤独感与无助感的真实来源，并给出他对逃避自由的独特见解。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我国国民同样面临着无助与孤独的精神困境，所以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对分析与认识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以及社会问题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的思想以及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发展、潜能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人们的自由程度也在不断地提升与扩张。但市场经济的自身所具有的风险性以及我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断涌现，置身其中的个体人也日渐体会到了自身力量的渺小与无助，现代人的这种心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日渐凸显。为了我国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为了个体人可以实现其自由而全面的健康发展，积极地处理好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成为现代社会及个人的迫切需求。

为了有效地摆脱现代人的自由困境，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积极调动个人主动性使其真正融入到社会的生产中，鼓励个人以饱满的情绪投身到社会生产、生活中去，发展与展现个人自身独特的个性与潜能，实现真实的自我，获取真正的自由。在宏观层面上，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全、民主、公平的社会制度，营造一个讲文明、诚信、重道德的和谐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个体的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保障社会成员的真正自由的获取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撑。

参考文献：

〔1〕黄建新.人的自由的实然性考察及其意义〔J〕.云南社会科学，2007，（3）：43.

〔2〕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33，5，174，173，28，82，46，28.

〔3〕曹孟勤，黄翠新.从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态自由〔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10）：83.

〔4〕冯虎成.空间主体社群化转向〔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8.

〔5〕郑弘波，罗尔.论市场经济与人的自由个性生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4）：105.

〔6〕梁若冰.现代人的孤独及其克服——浅谈弗洛姆爱的理论〔J〕.学术交流，2011，（1）：

作者：冯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