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的论文

内容摘要媒介恐怖主义在线上语境产生了新的蜕变。通过运用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恐怖主义组织提升了其对抗传统审查、扩大组织行动以及实现恐怖传播的能力。考量线上语境呈现的媒介恐怖想象，可以基于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传谣”与“辟谣”共存的媒介，二是“霸权”与“公共性”交织的媒介，三是“恐怖自由”与“恐怖防治”博弈的媒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恐怖主义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恐怖主义的论文 篇1：

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动员”

摘要：以宗教名义进行社会动员，是当代全球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宗教动员下的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代恐怖主义的主导势力，并经历了三重路径，且每条路径中都表现出国际“安全阀”遭到双重的破坏和挑战。梳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因“宗教动员”而泛滥的路径，可以为国际反恐提供某种思路，从而消除恐怖主义进行“宗教动员”的不良后果，并优化良好的宗教发展环境。

关 键 词：宗教动员；宗教与国际关系；反恐斗争；宗教回归；恐怖主义

作者简介：张金平，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650031）；徐以骅，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一、宗教已成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帜

从20世纪六十年代到21世纪的当前，恐怖主义在全球迅猛蔓延，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显性问题，如20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相继出现的左翼恐怖潮、劫机潮、慕尼黑事件；20世纪八十年代，在黎巴嫩等中东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绑架和自杀式袭击的恐怖事件，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的恐怖袭击；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东非大爆炸以及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的活跃；21世纪的“9•11”事件、巴厘岛爆炸案、马德里“3•11”爆炸案、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等事件的次第发生，震惊了国际社会。

一方面，恐怖主义的极端暴力行为 震惊国际社会。一系列重大袭击事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如“9•11”事件、东非大爆炸和巴厘岛爆炸案等；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持续不断且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到21世纪初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规模和行动能力（特别重大袭击的规模）迅猛膨胀，恐怖主义组织规模扩大的同时形成全球网络并在全球组织恐怖资源、发动恐怖袭击。恐怖袭击手段越来越残忍，恐怖组织采取自杀式袭击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如人体炸弹+劫机撞击+网络组织等形式）[1]227-228、生化袭击等手段，甚至谋求核袭击有意造成了平民的最大伤亡；恐怖组织、恐怖袭击遍及世界各地，全球恐怖组织之间的网络状联系越来越突出，甚至在恐怖袭击的战略行动上相互呼应。[2]75-82因此，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以宗教话语和旗帜动员其恐怖能量，宗教与恐怖主义的联系日益密切。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宗教恐怖主义呈现持续、迅猛发展和膨胀的态势，越来越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导势力。

20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宗教恐怖主义主要活跃在黎巴嫩、埃及和斯里兰卡。到20世纪九十年代，宗教恐怖主义迅速在全球活跃起来，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巴勒斯坦、以色列、苏丹、阿尔及利亚、爱尔兰等国和地区的宗教恐怖主义的活动都十分活跃。进入21世纪，以“9•11”事件为标志，在中亚、俄罗斯、南亚、东南亚、中东、东非、西欧、北美等地，宗教恐怖主义活动极为频繁，世界几乎没有不面临宗教恐怖主义威胁的地区，宗教恐怖主义形成了全球网络和循环圈。[3]146-152

在当代活跃的恐怖组织中，绝大多数属于宗教恐怖主义，或与宗教有着某种关联。除希腊和拉美的左翼恐怖组织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恐怖活动外[4]31-32，当今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主要是宗教恐怖主义组织所为。印度教、锡克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背景的极端组织（分子）都实施过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9•11”后全球所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几乎都是宗教恐怖主义袭击（参见下图）。

从以上图表可见，在时间跨度上，当代世界宗教恐怖主义的兴起是迅猛的。在古代，宗教恐怖主义占据恐怖主义的主导地位，是容易理解的。近代以来，在宗教、政治和思想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大事。因此，从世界性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世俗恐怖主义在长达两个世纪中主导着世界恐怖主义的旗帜。但在现代化以全球化的形式更为深入、深远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竟然在沉寂两个世纪后经过短暂的30年时间就迅猛兴起、膨胀和泛滥，并在21世纪的第一年以前所未有的袭击发出了强劲的恐怖宣言。

为什么国际恐怖主义以“宗教”旗帜得以全球泛滥？考察当代恐怖主义的路径，可以看到当代世界宗教恐怖主义兴起、蔓延和极度膨胀的路径，恰是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多地利用或借用宗教话语和旗帜进行恐怖能力积聚和恐怖动员的路径；宗教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迅猛扩展与膨胀，正是一系列以宗教为旗帜和表征的动员结果。极端暴力势力和恐怖组织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以“宗教”为旗帜的动员活动，通过不同的路径一步步造就、推动了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滥觞，并形成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特征：一方面，宗教恐怖主义以宗教名义鼓动恐怖主义、进行恐怖主义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宗教恐怖主义还以宗教名义实施恐怖暴力并为之寻求合法性。分析当代宗教恐怖主义在“宗教”旗帜下的动员过程，有助于理解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形成路径，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反恐斗争。

二、第一条路径：世俗力量的“宗教动员”聚集宗教极端势力

在这条路径中，“宗教动员”的主体是世俗政治力量，包括国家力量和国际力量；动员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激进分子和普通教众；动员的目标是出于世俗政治斗争的需要；动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些宗教势力。在这一动员路径中，被动员的宗教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曾服务于动员主体的政治目标，但一些宗教激进力量被动员起来并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较强的组织力量，从而在之后成为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骨干。这一路径的动员，对当代宗教恐怖主义势力的聚集和膨胀来说既是间接的，又是根本性的。因为这一“宗教动员”给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扩展创造了环境。

近代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各种形式的世俗政治力量在政策设计时，都力求将宗教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而避免宗教力量对政治的干预。然而，从20世纪七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和国际力量以“宗教”作为旗帜动员社会力量以期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如埃及“7•23”革命后长期坚持世俗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但萨达特总统执政后，大力扶植宗教势力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基础。然而在埃及浓厚的宗教传统氛围中，被萨达特动员起来的宗教势力迅速膨胀并走向了萨达特总统的对立面，最后，萨达特总统自己为宗教恐怖分子刺杀。再如印度尼西亚，1965年苏哈托发动政变上台后于20世纪七十年代大力扶植宗教势力以抵消和对抗军队势力。[5]78虽然在七十年代末苏哈托开始控制宗教势力的发展，但这股势力一经动员聚集，就不是可以轻易控制和清除的。印尼的宗教势力后来在有利的国际社会环境下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并不断走向极端，制造了包括巴厘岛爆炸案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中亚宗教势力的膨胀也同样得到了世俗政权的支持[6]72，并出现了一系列宗教恐怖主义活动。

苏联出兵阿富汗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以及巴基斯坦等国极力以“宗教”旗帜动员国际社会力量到阿富汗与苏联对抗。以在阿富汗战场成长的本•拉登为首的宗教极端势力和为数不少的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形成了国际宗教极端势力网络并逐渐演变为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的骨干力量。正是这股宗教势力在中东、东非、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推动了当地宗教恐怖主义的迅猛蔓延。

美国等世俗政权无意扶植宗教恐怖主义，但美国等国家的“宗教动员”确实扶植、动员和纵容了多股国际宗教极端势力。这种权宜之计式的思维与政策，在处理波黑冲突时依然延续，致使宗教激进分子在组织联络和观念极端化方面得到强化。这些力量一旦凝聚成强大的组织力量，就不会再完全沿着美国等国际力量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是利用国际社会适宜的环境，进行宗教再动员，其思想在越来越激进、极端的同时，一步步走向恐怖主义。

一些国家的世俗政党，在借重宗教政党的同时传递了“宗教动员”的信息，鼓励了宗教势力，往往导致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膨胀，进而为恐怖势力所利用。1999年成立的“以色列变革运动”，主张政教分离，强烈反对宗教干预政治，曾表示不与极端宗教党同时参与政府组阁。但到2004年该党参加内阁后，其领导人公开表示不排除与极端宗教政党（如圣经联合犹太教集团）联合组阁。而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则常常吸收宗教政党组阁。以色列的宗教恐怖势力一直很强大，与世俗政党的“宗教动员”纵容是有很大关系的。

世俗力量在进行“宗教动员”时，忽略了两个“安全阀”，一是意识和思想“安全阀”，二是组织“安全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埃及和印尼，在进行“宗教动员”时忽略了对主导意识的培养、巩固，机会主义地迎合、利用宗教社会力量，在意识和思想上传递出模糊信息。结果宗教社会势力在被动员的同时就易于极端化，为恐怖分子所利用。而当宗教社会力量被动员组织起来后，没有在组织上予以正确的引导。美国等国家在冷战后不仅没有严肃对待这股被宗教动员起来的宗教势力，反而在一段时间内置若罔闻、放任自流，进一步纵容了宗教极端势力的扩展。埃及等国家面对被动员起来的日益强大的宗教社会力量显得束手无策，因为宗教社会力量有组织地掌控了许多舆论以及学校、教堂等基地。

三、第二条路径：社会力量的“宗教动员”衍生宗教极端势力

在这条路径中，“宗教动员”的主体是宗教社会力量，主要是一些宗教复兴运动的组织；动员的对象主要是最广大意义上的教众和最广泛的民众；动员的目标是推动宗教复兴的进一步发展；动员的结果是宗教社会力量的组织性大为加强，一些宗教组织的极端势力倾向抬头并且急剧增强。

20世纪六十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种复兴景象[7]2，被称为“去世俗化”（或“非世俗化”）、“宗教全球复兴”、“世界的复魅”、“全球无神论的衰退”等。“保守的、正统的或传统的运动，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兴起。” [8]7“犹太原教旨主义分子……发誓与之（定居点）共存，即使他们的政府撤离该地区。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分子使政府确信需要撤出联合国人口基金。”[9]193新兴宗教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并成为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10]27宗教在全球的活跃，推动了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繁荣期。[11]247

宗教复兴潮波及世界各地，成为全球现象。该潮流表现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其政治参与形式包括信徒个人、群众、宗教团体等。[12]89-93宗教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宗教化）现象与国际冲突密切相关[13]45，宗教成为当代世界冲突和问题探讨中重要的政治意识指导、政治动员的资源、政治分析的根据和框架，并自然成为政治、社会动员的鲜明旗帜。

犹太教是以色列的民族宗教。虽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曾设想以色列是一个纯粹世俗化的国家，但浓厚的宗教传统使宗教政党在当代以色列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以色列宗教政党主要有沙斯党、全国宗教党和圣经联合阵线，宗教党的支持者总体来说比较稳定，近年来以色列宗教政党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席位有上升趋势，成为各执政党在组阁中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对内外政策特别是有关中东和平进程的相关政策影响较大。2010年2月，在宗教党的压力下，约旦河西岸宗教古迹 被列为以色列遗产，以色列计划修缮相关遗产。

苏联解体后，中亚宗教复兴运动发展迅猛。随着宗教场所的恢复和宗教活动的增加，宗教组织不断涌现。从1997年起，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呈现出迅速扩张的势头，鼓吹政教合一。中亚的“伊斯兰复兴党”、“伊斯兰解放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十分活跃，他们利用中亚独立后国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合法地位，参与政治选举，挑战世俗政权。在宗教组织和党派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宗教极端组织。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军”、“扎莫阿特”等，并在费尔干纳盆地形成了中亚极端势力的中亚活动中心。这些组织在1997年年底不到10天内，先后在纳曼干州制造了3起恐怖案件。

在宗教复兴大潮中，阿尔及利亚的宗教党派势力激增，成立不久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拯救阵线”即在1990年地方议会选举和1991年的多党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合法宗教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成立的前后，阿尔及利亚还出现了一些极端组织，如“伊斯兰武装集团”、“萨拉夫宣教与战斗组织”、“阿尔及利亚人”等。大选结果被取消后，“伊斯兰拯救阵线”中的激进分子就组织伊斯兰拯救军进行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暴力活动。埃及的许多宗教极端组织也产生于萨达特时代，有的是从合法组织中分化产生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印度人民党”曾一度执政，在印度形成国大党与人民党的教俗政党争夺态势。印尼解除党禁后伊斯兰色彩的政党纷纷成立，土耳其的宗教政党长期控制政府。伊拉克新的政党多是在伊斯兰教各教派的基础上成立的。

在如此强劲的宗教复兴运动下，宗教社会力量的“宗教动员”一方面凝聚了公开合法的宗教性的政党与组织，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暴力组织势力的扩张。在这一动员过程中，“安全阀”在话语和政治资源两个层面上失控。“宗教”成为巨大的社会、政治动员话语，而世俗政权和理念的动员能力被“矮化”、“弱化”而显得苍白和软弱。这既有宗教复兴运动高涨的因素（浓厚的宗教话语氛围，本身就在传递着一种强烈的政治信息），也有世俗政治势力面对宗教话语的强劲而无所作为、甚至迎合宗教话语所造成的政治动员话语的严重失衡的原因。

在社会动员中，鲜明的宗教话语不断地得到强化。正是宗教话语的不断强化，合法的宗教政党与组织在被动员的同时，宗教极端组织和势力也在衍生，于是，迅猛的宗教复兴运动凝聚相当大的社会力量，“强宗教”和“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随之崛起。[7]5一些合法宗教组织因宗教话语的异化而衍生、分化出极端暴力组织和恐怖组织。浓厚的宗教话语氛围，为极端暴力倾向的膨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宗教力量一旦掌控了学校、教堂、舆论、巨额资金等重要社会、政治资源，而国家政权不能及时、有效地予以引导和调整，这些资源就突破“安全阀”而超越合法的宗教活动成为极端暴力的工具。从埃及、以色列、阿富汗、南亚、中亚和北非的宗教恐怖主义泛滥中，都可以发现这些资源被广泛用于“宗教动员”。这些资源为“宗教动员”提供了巨大能量，为宗教恐怖组织的活动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场所、人员和资金的帮助，恐怖组织利用合法宗教资源“安全阀”的失控才得以壮大了自身力量。

四、第三条路径：极端暴力势力的“宗教动员”导致恐怖主义泛滥

在这条路径中，“宗教动员”的主体是宗教恐怖组织，动员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极端分子和普通教众，动员的目标是积聚实施恐怖行动的力量和资源等能量，动员的结果是导致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的全球泛滥。

在“宗教动员”下，一些极端暴力倾向的势力在宗教旗帜下被动员和组织起来，获得足够强大的组织化能量，并在浓厚的宗教社会氛围中得到推动而逐渐强化。这些具有极端暴力倾向的组织，在适宜的话语、政治环境下，将“自觉”地进一步进行“宗教动员”。宗教极端话语通过进行极端暴力活动的动员，逐渐走向恐怖主义。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当代，恐怖组织以宗教进行动员，往往获得倍增效应。通过极端宗教话语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扭曲性分析、对极端暴力和恐怖活动的宣扬与解读[14]193-195，恐怖“镜像”“自然”地得出实施恐怖暴力袭击的动机，也“自然”地得出将平民作为恐怖暴力袭击对象的合法性。这些恐怖主义的结论，在“宗教动员”的宏观社会环境中，会有不小的市场，因此恐怖主义组织能够在全球获得惊人的活动资源与能量。

1996 年10 月，“基地”组织头领本•拉登以宗教话语蛊惑针对美国的恐怖暴力。本•拉登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将美国的中东政策看做犹太复国主义和基督教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的联合侵略，二是谴责美国对伊斯兰教圣地（包括阿克萨清真寺）的驻军和占领。本•拉登的结论是，以恐怖暴力“杀死”和赶走占领者、在世界各地实施针对美国人及其盟国民众的恐怖暴力，是穆斯林一种合乎逻辑的宗教义务。基地组织不停地发出同样的动员令，通过宗教极端思维的“镜像”蛊惑恐怖暴力。[14]126-127;[15]316-317“基地”的极端宗教动员，在中东、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在世界更为广泛的地区，竟然都能获得一定的认同。

“在以色列也存在极端（宗教）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如‘卡赫’（Kach）及其分支‘卡汉集团’（Kahane Chai）。”[16]10以色列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宣称巴勒斯坦是上帝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因此，1967年以来占领的土地和定居点是神圣不可放弃的；要采取一切手段将巴勒斯坦人从被占领土上驱除出去。宗教恐怖分子不仅行刺了积极推进中东和平的拉宾总理，还扬言如果巴拉克坚持拆除定居点就会行刺他。[5]330在宗教话语动员能力增加的氛围下，以宗教视角看待并长期霸占“被占领土”的极端思潮在以色列开始膨胀，犹太教的“信仰者集团”等宗教极端组织纷纷产生，其中一些组织采取恐怖暴力手段。

宗教恐怖组织以宗教话语如殉教等来动员、培训恐怖暴力的实施者，为极端暴力手段提供合法性，以至于恐怖暴力的实施者将杀害平民看做一项神圣的宗教义务，并以能够实施恐怖暴力而感到自豪。行刺拉宾的凶手就狂妄愚顽地叫嚣，扣动扳机的不是他一人而是全体犹太人，因为那是上帝的命令。[17]宗教恐怖组织甚至将一些自杀性袭击者行动前的告别仪式组织为宗教性的婚礼,以渲染自杀性袭击的宗教神圣性。1989～1995年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和松本市制造了两起沙林毒气袭击事件，导致24人死亡。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基地”组织就开始设法获取核材料以用作恐怖袭击的武器。[1]542-545“宗教动员”、大规模杀伤武器与恐怖暴力一旦结合，将产生比广岛原子弹爆炸更为深远的影响。可见，恐怖组织的“神圣”宗教动员，在国际社会凸显了双重“安全阀”的失控。一是国际社会焦点矛盾的释放安全阀机制的失控，二是对国际暴力极端势力活动的失控。

国际社会热点地区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激化的一系列国际矛盾、诸多民族宗教和发展矛盾等等都没有有效的机制和渠道予以化解和消释，国际恐怖势力也因此能够以“宗教动员”对国际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进行扭曲解读。[18]30,44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没有有效的控制举措和“安全阀”机制，恐怖势力能够以“宗教动员”获得政治目标的合法性、目标敌人界定的合法性，以及恐怖暴力手段的合法性。因此，恐怖组织得以在国际社会聚集巨大能量，并极度膨胀。

五、结语

冷战后毫不逊色于宗教复兴运动（其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宗教回归社会政治生活，即“宗教回归”）的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普遍现象就是全球化。冷战体系解体、全球体系混乱，均显示出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每当世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时期，都会提出新的理论与话语构建的要求。[19]2-3,21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宗教全球复兴的并行，使得宗教话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在全球化中的诸多矛盾所引发的社会张力面前充当一种社会运动的代言角色，也因此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的批评、反对的声音。[20]57宗教最容易在冲突和困难中吸引民众[21]157，恐怖组织正是利用全球化世界的矛盾蛊惑宗教恐怖主义得以成功的。宗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话语和动员旗帜，宗教思潮的极端性和宗教恐怖暴力的强度愈演愈烈。一旦宗教与社会冲突结合，就将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使冲突更加难以解决[22]297，也进一步助长了宗教极端势力。当然，以宗教旗帜进行恐怖活动的，是宗教信徒中的极少数。[23]158正统宗教是坚定反对恐怖主义的，宗教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宣称的“宗教”，是违背传统宗教的真正宗旨的，是对宗教的反动和异化。

面对恐怖主义盗用宗教的名义进行的“宗教动员”和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形成路径，国际反恐斗争需要“宗教回归宗教”，以消除极端暴力组织进行“宗教动员”的社会环境并增强宗教在反恐斗争中的正面功用。“宗教回归宗教”的意义在于：一是世俗政治力量对宗教的正确理解和得当动员，可以避免“宗教动员”为极端暴力势力利用；二是宗教社会力量对宗教话语和旗帜的正确把握，可以形成与社会发展适宜的积极向上的宗教话语主流，从而避免极端势力借用宗教进行动员。这样，“宗教回归宗教”，就能为消除恐怖组织进行宗教蛊惑、动员而创造良好的宗教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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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Mobi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HANG Jinping & XU Yihua

（责任编辑: 孙德刚）

作者：张金平 徐以骅

恐怖主义的论文 篇2：

媒介恐怖主义的蜕变与线上正义的伸张

内容摘要  媒介恐怖主义在线上语境产生了新的蜕变。通过运用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恐怖主义组织提升了其对抗传统审查、扩大组织行动以及实现恐怖传播的能力。考量线上语境呈现的媒介恐怖想象，可以基于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传谣”与“辟谣”共存的媒介，二是“霸权”与“公共性”交织的媒介，三是“恐怖自由”与“恐怖防治”博弈的媒介。从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恐怖主义变化讨论如何实践线上正义，还需基于其自身内在传播语境，从“多种真实”“多边合作”“多元公众”三个方面入手解决。

关 键 词  恐怖主义  媒介  线上语境

作 者  1 邵培仁，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 王昀，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杭州  310058）

在现代社会，媒介已是恐怖主义“致命游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引起世界关注，恐怖主义的行动就毫无意义”[1]。在传播学界的普遍研究中，恐怖主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就是“媒介恐怖主义”的问题，即媒介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以至于恐怖主义行动带来的社会影响可以通过直接评估相关媒介报道来予以衡量。不过，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很难想象恐怖主义与媒介之间的联系会像当今这样强烈。如果说在过去，媒介多被视为传播恐怖信息的渠道，并且，这种渠道还受制于强烈的“把关”效果。现在，它却建构了难以可控的宏观空间，成为恐怖分子活跃、布景乃至直播的“舞台”。2014年8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社交视频网站YouTube上发布轰动全球的美国记者被斩首视频，更进一步引发人们关于新时期恐怖主义发展趋势的探讨。

在恐怖主义与线上空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下，我们有必要考量恐怖主义在新媒介环境的传播特质。本文尝试讨论恐怖主义行为乃是如何随社会传播结构变化而调整，并探讨新媒介在未来恐怖主义防治中所可能的作为。

恐怖主义的媒介：网络化与社会化的威胁

关于恐怖主义的精准定义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人们需要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关键特征，即“一种无差别的暴力行为”[2]。正是恐怖主义在暴力上的滥用，使得其成为一个彻底的贬义词。联合国安理会（UNSC）在第1456号决议中即声明了恐怖主义的此种“非正义性”：“不论动机为何，不论何时以及因何人发生，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罪恶的、非正义的，都应毫无例外地受到谴责——尤其是当他们无差别地袭击或伤害平民的时候”。

恐怖主义的“原罪”决定了它被排除于现代社会话语体系之外。尽管“传播自由”被视为现代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它在具体实践中显然并不适用于恐怖主义。基于抗衡恐怖主义的需要，政府往往花费相当成本介入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从而建构反对、批判恐怖主义的话语场域。恐怖主义既无法通过合法化的方式近用媒介，同时还面临着舆论的口诛笔伐。

不过，互联网技术的成长却改变了恐怖主义利用媒介的行动。1990年代， Collin提出“网络恐怖主义”（cyberterrorism）概念，警示人们 “他们（恐怖主义）在一个我们最脆弱的地方，通过二进制数字来攻击我们”[3]。他眼中的互联网当时还更多地表现为进行恐怖袭击的技术手段，比如远程遥控炸弹袭击城市，破坏银行电子系统与股市交易，干扰航班控制系统进而引发空难等等。但随着Web2.0以来的社会化媒体浪潮，网络恐怖主义的概念则被极大扩展，转而涵盖恐怖主义者运用线上空间所可能产生的各种行为。恐怖主义已流动于网络化的信息结构内部，渗透在日常用户的社交互动之中。在2005年左右，“基地”组织便开始将互联网作为跨国恐怖袭击的重要手段。依附于线上空间之后，全球恐怖组织行动的参与者在地域分布上有了极大的扩张。而据2014年的一项统计，如今在互联网中互动的恐怖组织约有90%会使用社会化媒体。恐怖主义在线上空间的活跃以及对新传播技术的纯熟运用，造成了我们所面对的新的威胁。

其一，新媒介增大了恐怖主义通过线上空间对抗传统审查的可能性。这一是因为互联网连接了全球性互动，由于虚拟空间的跨国性质，这使得对网络恐怖主义的调查、控告缺乏国际司法裁决的一致性。一些学者也争论，尽管各国的互联网体系必须遵守本国法律与规范，互联网因而被视为是有“边界”的（border characteristic），但这种边界却无法适用于网络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控制它。二则是由于社交网络中的用户往往呈现出碎片化、原子化的特征，个体与信息在网际空间中的流动性加大了对恐怖主义行动的监控难度。换而言之，新媒介语境提供了恐怖主义突破现实“藩篱”的机会。虽然在面对恐怖主义的时候，比起坚持言论自由，大部分公众会更重视于支持政府的审查工作。但是，全球媒介传播系统的变化正使得维持对恐怖主义的限制越来越难。[4]三是恐怖主义者可能通过线上渠道获得更多的外界资源支持。互联网为恐怖主义话语提供了更多发声机会，话语意味着权力，能够说服人们相信行为的“合理化”。加之批判主义者往往强调，恐怖主义与国家政治话语密不可分，实质是统治（domination）、不公（injustice）与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产物。于是，恐怖主义往往能够利用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不满心理，加深其对于恐怖主义者的同情。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恐怖信息密集的线上传播，人们关于恐怖主义的想象可能动摇，正义的界限被模糊化了，恐怖组织因而可能吸收更多的成员以及其他支持。

其二，新媒体提升了恐怖主义通过线上动员扩大组织行动的能力。恐怖主义者通过自建社交网页、聊天室或利用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主流社交网站招募恐怖分子、筹集活动资金、谋划恐怖行动在各国都不乏案例。在国内近年来已掌握的北京“10·28”、昆明“3·01”、乌鲁木齐“4·30”、乌鲁木齐“5·22”等多项暴力恐怖案件中，恐怖行动参与者亦多受到过互联网涉恐音频的煽动。恐怖主义者能够通过社交网络的独特传播结构吸引粉丝关注，并通过内容传播用以对抗世俗对它的批判。以至于美国学者Weimann在提交给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则报告中发出警示，社会化媒体是目前为止恐怖主义面向目标受众最为流行的渠道，恐怖主义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因此可成为“主流媒体”。

其三，网络媒体强化了恐怖主义通过线上扩散实现恐怖传播的效果。恐怖主义总是通过发动带有暴力冲突、流血伤亡色彩的事件，从而争取自身能获得的大众关注数量。其手段上的恐怖性并非简单地对受害者造成伤害，更往往带来社会性不安与恐慌心理。由于“西方既定的政治权力结构已经失衡，原有的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堵塞，而现行的政府逻辑又基本不起作用”，[5]恐怖主义于是转向通过暴力与媒介的“共鸣”用以达成其社会影响。心理学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对社会安全表示忧虑的年轻人面临着心理高压，而这种压力又往往与他们在媒介中所看到的恐怖事件相关。在近年来社会化媒体的发展趋势下，互联网用户已经可以挣脱传统BBS社区的垂直管理结构，其活动更为自由，内容更为复杂，进入社交互动中的恐怖信息更易因满足不同用户群的社交动机而被转发，导致因谣言或传播失真而被进一步扭曲、放大。由线上社交圈所扩散的大范围社会恐慌，甚至可能干扰政府在与恐怖主义组织周旋过程中的政治选择。

媒介的恐怖主义：

从传统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启示

媒介与恐怖主义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依存关系，美国过去经历的诸多恐怖事件都是恐怖主义以媒介对它们的认知为动机而实施的。然而，媒介关于恐怖主义的报道却难以冷静与客观。这一方面体现在自由市场刺激下，为了迎合读者或收视率，大众媒介所追求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戏剧性”使得传统新闻产制可能偏离负责任的轨道。据统计，《纽约时报》自1980～2001年关于国内恐怖事件的报道中，大部分恐怖事件都被媒介所过滤，一些个案却得到了轰动性处理。激烈的（尤其引起死亡人数较多的）、持续时间长的以及发生在特定地区或有特殊目标的事件更易得到媒体的青睐与夸大。他们因而提醒，由于社会资源、法律政策通常偏向媒体所强调的恐怖组织，媒介对恐怖事件的选择性报道可能导致具有潜在威胁的恐怖组织被忽视。另一方面，媒介亦是意识形态的媒介。恐怖主义风暴的中心是一群寻求“自主”（self-determination）的“怨念族群”（aggrieved populations）[6]，此一集体通常遭受过某种侵略、占领、剥削、异族统治、种族隔离或者强制流放等历史经历。当国际社会无法解决这些族群内部的冲突时，社会系统的崩溃便会导致恐怖主义暴力大量涌现。但媒介对恐怖主义的报道总是无法抱有一份“同情的理解”，媒介报道意图往往并非旨在追溯恐怖主义的深刻根源，关于恐怖主义之新闻甚至常为政治意志所操弄。在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霸权者却有意识地避开了自身的责任。由于对大部分人，尤其是政治家而言，“恐怖主义者”是最激烈的谴责词汇，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一种动机，即“如果可能，将因某些理由极力反对的、危险的政治对手、个人或体制置于恐怖分子这一定义”。[7]

在恐怖主义报道上，传统新闻产制所存在的问题随着上世纪末在新技术推动下崛起的“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有了新的回应。“公民新闻”与1990年代蓬勃一时的公共新闻理念（public journalism）颇有渊源。但公共新闻由专业性的新闻知识精英发起主导，公民新闻则以互联网社群为主体而构成，并且在新媒介文化浪潮下逐渐替代与融合前者，呈现出更显著的民主开放精神。

在概念上，公民新闻可以从广义上“指涉具备资讯与报道意涵的公民作品及其产制实践”[8]。由于作为个体的公民难以使用传统媒介资源，当今公民新闻的成长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线上语境，或如社会普遍流行所言的“自媒体”（we the media）。通过社交网络，原本处于传播边缘的公众或组织不仅可以成为传统新闻生产最严厉而有效的批判者，亦能通过线上空间向媒介供稿，进行信息分享，乃至成为观念与信息的生产者。新闻产制的此种转向，亦为我们思考恐怖主义之传播提供了诸多启示。考量新媒介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作为，至少牵涉到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传谣”与“辟谣”共存的媒介。线上文化着重的是用户个性与参与自由，在大行其道的注意力经济下，人们常常采取各种极端方式用以获取关注。因此，由于恐怖信息的轰动效应，在传播过程中经常被过分解读，引起较大范围的负面影响。相较于传统内容社区，社会化媒体联合了全球性用户，允许更多的自我公开，但又突出了一种传播矛盾：即碎片化、个体化的社交信息既增大了谣言传播的风险，也提高了用户接触不同面向之观点，推进公共讨论、辨别真伪的可能性。不过，需要厘清的偏见在于，社交网络信息环境并非完全是喧嚣、混乱的，关键乃是我们如何通过引导社会话语建构客观理性传播秩序。以荷兰穆尔代克危机为例，在事件初期，公众的个人评估要优于媒体报道，关于恐怖袭击的声音在社会化媒体中反复转发。但随着媒体报道之持续，公众恐惧情绪减弱，公众的危机框架与媒体框架呈现出相对一致状态。此时，互联网则被更多作为一种信息分享渠道（information-sharing resource）。[9]因而，在面对恐怖主义议题上，新媒介传播可与传统新闻产制相辅相成，将个人化话语与集体化话语统一起来，减缓谣言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二是“霸权”与“公共性”交织的媒介。关于恐怖主义之话语向来受到政治动机的强烈主导。“9·11”事件后，The Weekly Standard杂志中的新保守派作者通过建构穆斯林形象，强化了欧洲中心主义话语（Eurocentric discourse），在这其中，美国依然是天生的领导者（natural leader）。反恐的实质乃是西方试图重新回到人类社会进程的中心。不少传播学者通过研究反恐战争报道亦批判，西方所描绘的反恐是一种人为的、拼凑的景象，力图劝诫人们其带来的是一个健康有序、民主法治与自由市场的现代社会，但战争给交战双方带来的社会伤害则被大大淡化。由此观之，全球化媒介所输出的恐怖主义，无一例外地总是带有霸权话语的烙印。虽然互联网刺激了公民新闻之成长，公民自主、多元讨论的参与式传播有助于超越单一声音，推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与反恐行动的共识形成。但又如当前传媒领域所普遍质疑，由于互联网所培养的“公民记者”（citizen reporters）在媒介资源掌握、信赖度以及专业性等方面尚与传统新闻产制存在巨大差距，公民新闻仍是“有限”的新闻。因此，在看似具有直接民主精神的线上语境内部，其公共性在长时间依然无法摆脱霸权话语的宰制。

三是“恐怖自由”与“恐怖防治”博弈的媒介。如前述所指出，互联网为恐怖主义防治问题增加了更多不稳定因素。开放结构、民主精神、全球化用户互动，这些线上文化的核心要素反过来都成为恐怖主义自由行动的助益。依赖单纯的政治决策或者技术力量无法回应恐怖主义在新媒介语境下的变化。但是，社会化网络所动员的公众力量也为实践恐怖主义防治的新策略提供了可能。由于公众关于恐怖主义的道德谴责常因顾及党派政治与个人主观态度的影响而减弱，在社会化媒体中开启对话，分享观点成为推动人们理性分析互联网恐怖信息，反思恐怖主义的可供参考的路径。通过互联网提供的技术手段进而连接政府、集体以及公众个体之间的合作，有助于推进反恐问题的互信机制。关注恐怖主义如何进行传播，不应当仅仅聚焦于新闻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实则牵涉到由媒介机构、研究学者、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普通公众乃至恐怖主义自身所共同构成整体传播系统。松散自由的社会化网络情境不仅改变了恐怖主义的行动逻辑，亦促进人们反思原有管理策略与监控体系，放大了通过参与式传播推动反恐工作的必要性。

更开放还是更管制：媒介反恐的进路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面对恐怖主义正不断利用新媒介技术创新行动方式的挑战，逐渐有声音呼吁，政府亦应当保持学习与适应线上传播生态，提升与网络恐怖主义对抗的竞争力。建立网络反恐技术体系，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无疑已是当今各国反恐战略的重要议程。以美国为例，早在1998年与2000年，便先后通过第63号总统令、《信息系统保护国家计划V1.0》设立信息安全之目标，明确了网络恐怖主义防治的基本管理体系。而2001年颁布的《爱国者法案》，更进一步允许国家安全机构对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使用行为进行跟踪，将国家对恐怖主义的监控行为纳入到线上交往领域。不过，此一规定亦激起外界对民权侵犯的相当争议。恐怖组织与政府皆可通过建构“恐怖景观”（spectacles of terror）来达成他们的政治意图，在计划针对恐怖主义者的“反恐”目标时，亦要提防政治强权对公共领域的干涉。由于主流媒体不可避免地染有政府宣传工具之色彩，他因而认为，互联网是反恐战争等复杂恐怖主义议题的最佳信息来源。[10]以2010年巴林政府以恐怖主义名义逮捕23名什叶派教徒事件为案例，正是社会化媒体网站站在了民主精神的前沿，当地公众通过推特发文、自建博客等手段，形成与当局的权力制衡。

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面对新技术条件下恐怖主义行动的潜在威胁，国家权力系统有必要通过适当措施予以监测与管制。恐怖危机事件中的线上舆论必须受到理性引导，进而防治恐怖信息自由扩散影响整体性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要警惕政治强权侵入公共领域以及对互联网精神的伤害。恐怖主义在线上语境中的传播，并非单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可以解决。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恐怖主义实践变化，还需基于它自身内在传播语境来权衡。面对已与日常生活连为一体的线上空间，我们可以尝试从下述方面，考量媒介反恐的进路：

第一，通过“多种真实”将恐怖主义信息纳入公共审议轨道，缓解恐怖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互联网不仅赋予了个体自由表达的能力，政府或社会组织亦可通过建构线上网站或设立公众账号，参与恐怖主义议题的真实建构。“多种真实”既体现于信息内容的多重性，也意味着它可以被反复讨论。在保留一定尺度的强制性规范基础上，更加有效的做法应当是，维系公众现有传播权利，通过开放式的公共审议平台澄清恐怖信息谣言，并敦促在社会化媒体中作为“传者”的用户认知自身的言论责任，进而稳定公众关于社会秩序的安全感。值得指出的是，恐怖组织自身传播的“真实”亦应当受到关注。通过分析恐怖主义者线上的争论与冲突，可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行为动机以及疑惑担忧之处。互联网传播的“多种真实”可以通过数据形式储存，进入国家恐怖主义信息数据库，为判断恐怖主义组织行动以及人们面对恐怖主义事件的行为习惯提供依据。社会化媒体在对抗恐怖主义组织性犯罪中有着潜在应用能力，通过数据挖掘（text mining）、自然语言处理（NLP）、情感分析等技术，可以进一步理解恐怖主义者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媒介使用特征，从而更好地应用于反恐的网络防御策略。[11]

第二，通过“多边合作”团结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域主体，降低恐怖主义问题上的霸权宰制。Shughart曾依据现代恐怖主义历史线索，总结恐怖主义的三类浪潮：一是国家解放或种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恐怖主义，二是左翼恐怖主义，三是伊斯兰教义恐怖主义。无论上述何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恐怖主义皆是民族国家因战争时期而起的人为产物。[12]虽然依据美国国务院近年来发布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恐怖组织多局限在以中东和南亚为主的地区，但恐怖主义者行动的范围却带有全球性色彩。随着恐怖主义走向国际化，跨国管辖更具相当复杂性，一国之力已经难以解决国内恐怖主义难题。尤其全球媒介整合与社会化媒体传播网络之中，恐怖信息日趋缺乏可控，恐怖主义在网络上的扩散必然推动“合作”成为国际社会日益迫切之主题。2013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129号决议，更要求各国与国际组织加强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之合作。我国亦在各类国际会议中反复呼吁，全球应当团结在网络空间内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多边主体的加入有助于国际社会深化关于恐怖主义的认知以及加强对恐怖组织判定、防控与裁制的一致性，有助于在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中培养对何为“恐怖”，何为“恐怖主义”，何为“正义”共识。可以说，互联网为全球恐怖主义合作对话开启了新的契机，多边合作已是目前网络恐怖主义防治最为必要，也是最为适宜的途径。

第三，通过“多元公众”动员数字民主力量限制恐怖主义，解决恐怖主义裁制的审查困境。社会化媒体中的个体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是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信息生产传播者。不过，团结多元公众共同对抗恐怖主义不能仅仅依赖于个体主动性，亦需要官方投入进行适当引导。互联网在为恐怖主义提供媒介近用机会的同时，亦赋予了国家安全机构同样的资源。对于官方而言，新的优势在于可以借助广大线上用户群之力量。政府可通过话语输出推动人们认识到反恐利益与公众利益相统一，提升公众在政府反恐问题上的信任机制，动员社会化媒体用户参与恐怖主义防控监督体系。换而言之，政府公开与公众公开应当成为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公众参与既可有利于恐怖主义信息进行筛选、甄别，同时亦能辅助政府反恐政策之评议。2013年8月，新浪、优酷、搜狐、网易等48家联盟网站开通公众举报通道，并与官方辟谣平台相连，说明国内已经开始注重恐怖主义防治中的公众自觉，“群防群治”正在成为政府反恐工作格局的必要路线之一。

总而言之，恐怖主义的威胁不止于恐怖主义行动造成的直接伤害，更体现于恐怖信息所传播的影响。恐怖主义的面貌正在改变，一种新的恐怖主义实践正在成形。蓬勃发展的社会化媒体影响着恐怖主义利用媒介的行动方式，也影响着媒介生态关于恐怖主义之报道。我们既要警惕社会化网络中的恐怖主义行动与恐怖信息传播为社会秩序稳定带来的挑战，亦需肯定新媒介技术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正向价值。201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拟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并进一步规范了网络管理措施，这实际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新媒介技术在国家反恐战略影响中的“两重性”。作为一种普世的社会资源，社会化媒体在为恐怖主义者抵制现实信息封锁提供有效渠道之同时，亦象征着传播技术为促进人类彼此沟通，平等对话带来的福祉。恐怖主义的线上行动不仅推动着关于媒介自由的再度反思，也激励着人们探索新技术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可能的作为。在意识到社会化媒体为恐怖主义防治带来诸多不稳定威胁的基础上，如何通过此一传播系统，去描绘新时期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图景，是更为紧迫而重大的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传播技术乃至传播思维快速革新的新媒介时代，恐怖主义近用媒介资源的手段与传播信息的能力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回应恐怖主义问题，还需超越泛泛而谈的“网络恐怖主义”，回归恐怖主义在新技术空间中不断变化的具体实践，重新审视“当下”的恐怖主义，“真实”的恐怖主义，进而追问如何通过连接政治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共同利益伸张线上正义，提升新时期反恐工作的进展与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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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han，L. A.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eiden，NL：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6：15-18.

[7]Waldron，J. Terrorism and the uses of terror. The Journal of Ethics，2004（8）.

[8]胡元辉.更审议的公民，更开放的公共——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相互关系的思考.新闻学研究，2014（119）.

[9]van der Meer，T. G. L. A. & Verhoeven，P. Public framing organizational crisis situations：Social media versus news media. Public Relations Review，2013（39）.

[10]Kellner，D. 9/11，Spectacles of Terror，and Media Manipulatio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2004（1）.

[11]Bayerl，P. S.，Akhgar，B.，Brewster，B.， Konstantinos，D.，& Gibson，H. Social media and its role for LEAs：Review and applications. in Akhgar，B.，Staniforth，A. & Bosco，F. M.（eds.）Cyber crime and cyber terrorism investigator’s handbook. Waltham，MA：Elsevier Inc，2014（197-220）.

[12]Shughart ∏，W. F. An aAnalytical History of Terrorism，1945-2000. Public Choice，2006（128）.

实习编辑 高苑敏

作者：邵培仁 王昀

恐怖主义的论文 篇3：

超越帝国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新文明：生态纪研究和过程思想的作用

摘 要：在长达50年的“冷战”期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两大力量在世界戏剧舞台上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世界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稳定状态。今天，很多力量在竞争全球或地区霸权，而美国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它通过军事力量、经济影响和文化，对世界事务实施一种帝国统治。但这种统治决不意味着全部。在很多地方，宗教的、地区的和民族的运动大胆并热情，然而也带着莽撞，它们毫不理睬创造一个全球的、现代化社会的努力。在帝国主义和恐怖主义所造成的混乱的世界秩序里，远古的甚至是原始的理解正与现代性信条相竞争。文章提出生态纪研究和过程思想，它为建设性的后现代的未来文明提供充满希望的、奠基性的哲学要素。

关键词：生态纪；过程思想；建设性的后现代

作者：赫尔曼．格林　李世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