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2022-08-27

第一篇: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唐代茶文化的特点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生物技术一班201042160326李柽钖)

摘要: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唐代的茶文化因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出现一个繁荣景象。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茶饮的进一步普及和贡茶的发达密切相关,由于民间和宫廷的共同参与,掀起了一个高峰。本文试图从唐代各种茶品开始,论述介绍唐代茶文化中茶的加工工艺,品茶步骤以及茶的功效,并引用唐诗中的一些有关文字来探讨说明。

关键字:唐朝茶文化加工工艺品茶

正文

一、众多的名茶

饮茶之风的兴起,使得产茶之地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根据陆羽《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区共42个州,涉及到现在的17个省份,西北至安康,北至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至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至福建的建瓯等,南至岭南的两广。各地的茶叶品质因气侯、地理等环境、种植加工方法等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质,从而较大范围内适应不同的品评者之希翼,形成了一个名茶系列:

1. 蒙顶茶:又名蒙顶紫笋茶,产于今四川蒙山; 2. 仙人掌茶:又名玉泉茶,产于今湖北当阳县; 3. 顾渚紫笋茶:产于今湖州顾渚; 4. 石癝茶:产于今湖南衡山市西; 5. 九华英:产于今蜀中地区;

6. 邕湖茶:产于今湖南岳阳;

7. 小江园:产于今湖北宜昌、远安、宜都等地; 8. 鸦山茶:产于今安徽宣城; 9. 鸟嘴茶:产于四川;

10. 天柱茶:产于安徽潜山; 11. 武夷蜡面茶:产于福建武夷山;

12. 华顶茶:又名华顶云雾茶,天台云雾茶,产于浙江天台; 13. 剡溪茶:产于浙江嵊县; 14. 碧涧春:产于湖北宜昌。

根据唐李肇《国史补》中所列举的当时被人们所公认的名茶,在上述多种之中,有的没有被列入,如仙人掌茶、石癝茶、九华英、鸦山茶、天柱茶、蜡面茶、剡溪茶、东川神泉小团、昌明兽目茶、峡州的碧涧明目、芳蕊、茱英寮茶、夔州的香山茶、福州的方山露芽茶、江陵的南木茶等;在其他文献中尚有些记录,如婺州的东白茶、睦州的鸠坑茶、洪州的白露茶、寿州的黄芽茶、蕲州的团黄茶等。

二、采摘及加工工序、工具

唐代的茶叶从采摘开始到加工结束,工序分为七道,从诗文中也有一些表现。当时的诗文中,“具”表示加工茶叶的工具,“器”表示煎茶的工具。

(一)采摘茶叶:

多在清晨进行,如张籍《茶岭》所记“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皮日休《茶籝》诗中:“开时送紫笋,负处沾清露”;郑谷《峡中尝茶》“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园里火煎尝”等都可看出。采茶所用的茶篮,多为竹制,唐人称为“籝”。

(二)蒸茶:

常是釜中盛水,水中放甑,甑有木制与陶制两种,甑中吊放一小竹篮,用来盛鲜茶叶,烧火将水烧干即可。蒸好的茶叶取出来后再倒入甑中,用桑木制的三叉杈加以搅拌,目的是让里面的茶叶不致挤压而流失膏汁。蒸茶的灶多是专用的,形状比较特殊,常设在茶山里。

(三)捣茶:

所用的工具为“杵臼”,又叫“碓”,把蒸好的茶叶放入碓中,捣烂成糊状。捣茶又叫研茶。研茶所用的工具曰研,盆状,内壁带棱(或曰槽),考古发现过此类器,多是陶制。在一些较大型的茶场,使用大型或组合的研,当时称研架,一次可以研制较多的茶叶,如李郢《茶山贡焙歌》:“蒸之馥馥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

(四)拍茶:

捣过的茶膏,放在一定形状的模子里拍制成茶饼。模子是专门用于制茶,当时称“规”,以铁制成,形状多样。这个过程,如陆龟蒙《茶焙》:“左右捣凝膏,朝昏布烟缕,方圆随样拍,次第依层取”。茶饼制成后,退出茶模,排放在竹席上,竹席称“芘莉”,并在茶饼上穿一个洞(称穿眼),穿眼的工具称“锥刀”。还有一种工具称“朴”,或“鞭”,是用来刮去粘在锥刀的茶糊。

(五)焙茶:

即烘焙茶饼,通常是在地上挖一个二尺深、二尺半宽、十尺长的坑,四周砌上高二尺的矮墙,用泥抹平,或用砖砌成焙灶。灶上用木编成二层架,叫作“棚”,或曰“栈”,上层叫上棚,下层叫下棚。用竹子做成的长筷,长约二尺半,叫做“贯”,用于穿茶饼放在棚中,初焙时放于下棚,焙干后放于上棚,务必去尽水分。如皮日休《茶焙》“凿彼碧岩下,恰应深二尺。泥易带云根,烧难碍石脉。初得燥金饼,渐见干琼浆”。

(六)穿茶:

茶饼烘干后,要穿成一串,以便贮存和运输。穿茶饼所用的绳索也称“穿”。“穿”也是计量单位,也称“串”,一穿的重量因地而不同。绳索所用的材料因地而异,如江东、江南一带多用竹制;巴山、峡州一带多用蔑青搓绳。也有一些地方用芦获等。

(七)封茶:

也就是贮存茶饼,所用的工具称“育”。育用木制成,用竹编围四周,再用纸裱糊;里面分隔层,上有盖,下有架,一侧开门。将茶饼放入育内的上层,下层空档置一贮火器,平常置热灰,梅雨时节放微燃的炭火。一些选料精细、加工讲究的高档茶,多是富人或士大夫之类饮用和馈赠,商人对此多有特别的包装,如用丝织品,用玉盒的。

三、茶之种类和饮用方式

上述的七道加工程序,只是茶饼的加工过程,当时饮茶方式尚有另外三种,这在陆羽《茶经》中有记载,其一为粗茶,陆羽称之为“斫茶”,即把采摘来的茶叶不分叶、枝、埂等,一起用刀切碎,放入锅中煮饮。

其二为散茶,陆羽称之为“熬”茶,即把采回的茶叶不作任何加工,直接放入锅中煮汁饮用,如陆希声《茗坡》:“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醒病酒兼消渴,惜取新茶旋摘煎”。

其三为末茶,陆羽称之为“场”茶,即把采回的茶叶烘炒后碾成粉末后煮饮。

四、对茶的认识

唐代人们对茶的近乎疯狂的喜爱,其中有许多原因,与人们对茶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在唐人的认识中,有的是科学的,有的有夸大之嫌,有的有偏颇之义,这些认识在唐人诗歌中有所反应。

(一)兴奋作用

因茶叶中所含的成份,饮茶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出现兴奋状态,当时人们对此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甚至有夸大之嫌,这在唐诗中可了解到,如齐已《尝茶》:“味击诗魔乱,香搜睡思轻”;《咏茶十二韵》“嗅觉精新极,尝知骨自轻”;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二)解酒功能

茶能解酒,这个认识到目前尚存在,在唐代已是被公认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认识。唐代人们的这个认识可以从文献和诗歌中找到。如白居易《肖员外寄新蜀茶》:“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

李群玉《答友寄新茗》:“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李德裕《忆茗茶》:“欲及清明火,能清醉客心”等。

(三)清心定神作用

在一定的数量、一定的速度、一定的环境等情况下饮用茶,会起到清心定神的作用,唐人多在环境幽静、细品慢赏之中寻求清心定神。品茶如参禅,品茶所需要的静谧的心境以及追求的“自省”境界,和佛教禅宗相似,寺庙道观等宗教的环境为人们寻求清心定神提供了一个好的场所,如颜真卿等五人《五言月夜吸茶联欢句》:“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流华净肌骨,疏沦涤心原”。

五、有关的茶俗

在唐诗中还能窥见当时的一些茶俗这些茶俗有的保留至今,有的消失,具体情况如下: (1)茶中有添加盐和姜的习俗,如薛能的“盐损添常诫,姜宜著更夸”; (2)以茶为宴的习俗,即茶来宴请宾客,也称茶会。在各地举办的茶宴中,以顾诸山举办的大型茶宴最为著名。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将茶宴的盛况与自已“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的惨境相对比,让人感叹良多;

(3)喝茶粥的习俗,即将茶叶直接放入锅里煮烂成粥样,直接用来饮用,如储光义《吃茗粥作》:“淹留膳茗粥,共我饭蕨薇”。 (4)野外饮茶的习俗,当时人们,特别是一些文人雅士,喜好到野外与人一起饮茶并聊天等,如皮日休《茶瓯》:“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灵一《与亢居士青山潭饮茶》:“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等。

六、有关饮茶的工具

陆羽《茶经》中所详细介绍的饮茶工具共计24种,即风炉、筥、炭挝、火策、鍑、交床、夹、纸囊、碾、罗合、则、水方、辘水囊、瓢、竹策、鹾簋、熟盂、碗、备、札、涤方、滓方、巾、具列等。

当时的茶具尚是刚从酒具中分离出来的,故一些名称还沿用酒具的名称,陆羽《茶经》有关茶具的名称还有不少是沿用当时酒具的名称,如称茶盏为“碗”,并认为能够与茶色相浑映者为最佳,以越窑所产的釉色似玉且微泛淡青色的茶碗最好。当时人们还认同越州、婺州、岳州、鼎州、寿州、洪州、邢州等地所产的茶碗。唐诗中称茶碗多为“瓯”,其中缘由是否认为这样更雅,或是其他,不得而知。

(一)茶碗,即茶瓯

皮日休《茶瓯》“邢客与越人,皆能造滋器”;陆龟蒙《茶瓯》:“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

(二)煎水工具一一鼎、炉

唐人饮茶,首先是煎水,用具有盛水工具与容火工具,盛水用鼎(陆羽称之为“蝮”),容火用炉(专门的鼎式炉或一般的炉)。秦韬玉《采茶歌》:“看着春天早日明,鼎中飒飒筛风雨”;白居易:“白瓷欧甚洁,红炉炭方炽”,“绿蚁新酷酒,红泥小方炉”。

(三)煮水煎茶的燃料

唐人主张首先选用炭火,其次才选用一些木材来作燃料,木材以“劲薪”为主,即桑木、槐木等坚固细密的木材,反对用松、柏、桂、桧等含油脂的木材,因为这些木材燃烧时气味会损坏茶味;同时也反对用腐烂、死枯等木材作燃料,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上述的燃料,这一般指野外。

(四)加工茶饼的工具—茶碾、茶罗

唐人饮茶多用茶饼,加工茶饼的工具就是茶碾和茶罗。茶碾,有木质、石质的,少数用玉质的,如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茶碾由两部分组成,一为碾盘,另一为“堕”。碾盘一般外形四方,中心剜成圆孔,正好容“堕”。堕是一根圆木,中间安有轴,转动碾堕,碾堕与碾盘的挤压使茶饼碾碎。通常还配有用来扫净茶末的小扫把一拂末”,一般是用鸟的硬羽毛制成。 茶罗,也称“罗合”(类同今之筛子),多用竹子或杉木经烘烤弯曲而成,如是用拓木制成的则称“拓罗”,罗面多用纱绢做成,常配盖,以免茶末飘散。

七、品茶的过程

品茶的过程,包括煎水、煎茶到细品慢饮,其中每一步骤有许多讲究和许多评品标准。

(一)煎水

唐人品茶时,对水的要求和认识也颇丰,在一些文献中能见到,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合理的。

唐人煎水有“三沸”之说,用三沸水煎出的茶曰“三沸之汤”。第一沸曰“鱼目沸”(鱼眼沸),李群玉《龙山人惠石癝方及团茶》:“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飞”;第二沸曰“连珠沸”,如皮日休《煮茶》:“杏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第三沸曰“鼓浪沸”,属于老水不可食。

唐人对沸水的分类,在上述三种的基础上还加以细分。水刚开始沸时的水泡稍小,称之为“蟹眼”(蟹目),以后出现的水泡较大,称之为“鱼眼”,如皮日休《煮茶》:“时有蟹目溅,乍见鱼鳞起”。

(二)碾茶

即将茶饼放在茶碾中碾碎成粉末,有时还用茶筛(茶罗)筛选。如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等。罗后的茶末如是金黄色,则被认为是上等好茶,常被诗人歌颂,如李群玉:“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

(三)煮茶 将碾好的茶粉放入沸水中,并加以搅动,搅的目的是使之出现饽沫,诗文中多用“花”来表示饽沫,如刘禹锡《西山若兰试茶歌》“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尝茶》“今霄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

(四)品茶

煮好茶以后即倒入茶瓯(碗)中饮用,一般是慢咽细品,领略茶之韵味,文人雅士们多在此时进行交流,甚至是作诗唱和,有时是在茶后作诗,唐人有关的茶诗多是在品茶以后所作,著名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就是在此情况下所作;颜真卿等五人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也是如此。

唐代多姿多彩的茶文化为唐代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诗人们的佳作给后人留下了难得的精神财富,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唐代茶文化成为其中的一支奇葩,我们有理由相信,茶文化在未来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陆羽《茶经》; 《唐诗三百首》;

《大唐茶文化》丁文; 《中国茶经》于观亭; 《茶史初探》朱自振; 《煎水茶记》张又新; 《唐朝文化史》徐连达; 《茶业通史》陈橼;

“隋唐五代茶文化”爱爱(网络昵称),豆瓣网; “试论大唐茶文化”韩金科

第二篇:浅谈唐代的茶文化

摘要: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祥地。寻根溯源,世界各国最初饮用的茶叶、所种的茶种以及品饮方法、茶事礼仪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播出去的。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力最强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作为当时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远远超出国界。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随而出现高潮,并且独具特色,空前繁荣,因而史称“茶兴于唐”。

关键词:唐代 茶 茶文化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国家。早在西周初年,西南地区的巴族人民就已经在园圃中种茶了,还将茶作为贡品献给中原王朝。后来,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流域。唐朝时期,饮茶之风盛行,从南方传到北方,又从中原传往塞外。

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鼎盛一时。国家的统

一、交通的发达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密切,都为茶叶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条件。伴随着饮茶高潮,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唐朝茶文化的兴盛,具体体现在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诸子百家,下至挑夫贩竹,平民百姓,无不以茶为好。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文人雅士,无论是僧侣道士,还是普通百姓,都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饮茶这一生活艺术活动中来,也正是由于有了文人雅士的参与,才使得饮茶能够超越生活必须品的范畴而进入一种高尚的文化境界,从而实现了从单纯满足口腹之欲到精神愉悦的飞跃,从此,茶文化这样一枝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之中的艺术奇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散发出无比诱人的芬芳。

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茶的生产和贸易。一句话,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政治危机,“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④。为了解决迫切的军费问题,唐政府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征收茶税,充当国用。这种政府行为不但体现了唐朝茶业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茶业的社会经济意义。而这也说明民众对茶的强大消费能力,可以说奠定了茶叶消费习俗的物质基础。

唐代宫廷贡茶政策的实施在茶叶消费习俗的文化提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茶叶的采摘时间,采摘程序,以及与由此衍生的各种习俗活动,更深层次提升了茶叶消费的精神内涵,唐代贡茶制度的推行是茶以物化形式转向精神化因素的重要依据。凡是贡茶都以早摘、早加工为贵。初时规定进贡茶叶的时间为冬季。由于茶叶一般产于春季,而且品质比较优良,后来唐政府就把春季定为进贡贡茶的时间。湖州顾渚紫笋和常州阳羡茶作为贡茶开始于肃宗和代宗。陆羽有诗云:“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朝廷为了保证阳羡茶的来源,特派茶史太监赴唐贡山及顾渚茶山设“茶舍”和“贡茶院”,专管贡茶的采制、品鉴和进献。新茶出来后,要赶快到山里采摘,必须在十日之内,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于清明节前贡到。因为“清明茶宴”是宫廷清明节举行的最大的宴请活动,参加人员不仅有王公大臣,皇亲贵戚,还有外邦使者等。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主要是显示朝廷附近怀远、和谐万邦的政治气度。每年清明之前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奉诏进山修茶时,还要带上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人,到茶山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同时还邀请临近州县的地方长官、乡宦名绅为宾客前来茶山助兴,在“境会”上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在湖州刺史任内奉诏修茶时,对茶山盛会也进行了描绘: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26)

唐代为帝王采制用以祭祖的贡品茶时,地方官员还要选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举行隆重的开园仪式,然后才能采制贡品。如李吉甫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采制“蒙顶茶”的情景:

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每年于清明节前,名山县令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请山上寺院的和尚主持开园仪式,在焚香拜山后,在“皇茶园”中采茶叶三百六十片(合夏历全年之天数),炒制成茶,存入两个基银瓶,贡送京都,供帝王祭祖之用;同时,在蒙山上清峰、甘露峰、玉女峰、井泉

峰、菱角峰摘“凡种”茶叶,揉成茶团名“颗子茶”,贮于十八只银瓶内,陪贡入京,称作“陪茶”。

民间茶礼俗对唐代宫廷贡茶礼仪的传承是十分巨大的。茶被列为“荐新”礼俗的祭品之一,最早就是出现于唐代。唐代皮日休《包山祠》记载了唐代乡村以茶祭祀的礼俗,“村祭足茗粣,水奠多桃浆。”茶祭的礼俗一直流传至今。正式茶宴的名称出现在唐朝诗人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唐时最为风行的分茶也是由宫廷贡茶礼俗而来,士大夫把皇帝赏赐的贡茶分赠给亲朋好友,一般称为“分茶”,也有称“赠茶”、“赐茶”、“分甘”的。

唐朝禁酒令的颁行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唐朝茶叶的生产和消费。茶,作为一种酒的代替品而盛行于民间里坊。同时,唐代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交通十分发达,从京城长安、洛阳到四川、山东、河北等地的大中城市,都有频繁的商业往来。商人在外经商、交往,要住宿、要谈生意、要解渴、吃饭。为适应这种需要,开店铺煎茶卖茶,自是必然。同时,城市经济的繁荣,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城市居民阶级。他们既不是经常调换岗位的文人官吏与士卒兵丁,也不是完全老死乡里的农民,而是活跃在各城镇的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员。这些人,较之乡民见识广,而比上层社会则更重人情、友谊。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比邻而居,街市相见,却又不似乡间以血缘、族亲为纽带。但活跃的居民阶层却又需要彼此沟通。茶文化的出现,沟通人际关系便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于是,茶馆文化便应运而生了。

较早明确的关于茶肆记载的是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约作于八世纪末)。该书卷6 《饮茶》一节提到,自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泰山灵岩寺僧学禅不能夜寐而饮茶以来,寺僧“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矮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33)。 另外,《旧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仓惶出走,“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34)。《太平广记》卷341《韦浦》条记韦浦“俄而憩于茶肆”(35),都证明唐代已有茶肆。

唐朝时,不但城市有茶肆,乡村也有茶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六月九日,日本僧人圆仁在郑州“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土店里任吃茶”(36)。这个“土店”,很可能就是老百姓在交通要道旁开设的比较简陋但可供饭食、茶水的小店。唐代长安外郭城有茶肆,城外有茶坊。扬州海陵如皋镇也有茶店。此外,民间还有茶亭、茶棚、茶房、茶轩和茶社等设施,供自己和众人饮用。

唐代茶肆中敬奉偶像也具有一定的精神意义。卖茶者将烧制的陆羽陶像放在煎茶的炉灶上和茶具间,奉陆羽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37) 《大唐传载》也说:“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今为鸿渐(即陆羽)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釜汤沃之。”(38) 直到近现代,一些茶铺的炉灶上仍供陆羽神像。

唐代茶馆虽不能说很普及、很完善,多是与旅舍、饭店相结合,未完全独立,但也初具规模,为两宋茶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唐代后期,茶不但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和嗜好之物,甚至到了无异于米盐的地位。具有经济眼光的商人在城市中开设各种店肆来满足这种市场需求。正是由于茶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所独具的大众性,“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39)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第一座高峰。茶圣陆羽所撰的世界第一部茶书,享誉全球的《茶经》问世,构筑了一个气度恢宏、体系完备的茶文化体系。陆羽以其精湛的茶艺,科学的概括,丰富的理论思维,极大地推动了茶饮风习的普及和饮茶艺术化过程,使唐代成为一个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

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

唐代茶肆中敬奉偶像也具有一定的精神意义。卖茶者将烧制的陆羽陶像放在煎茶的炉灶上和茶具间,奉陆羽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37) 《大唐传载》也说:“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今为鸿渐(即陆羽)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釜汤沃之。”(38) 直到近现代,一些茶铺的炉灶上仍供陆羽神像。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然而,唐代“茶道大行”,除茶圣陆羽其功不朽外,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推波助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最有文化、最有艺术品味的群体,文人士大夫阶层把饮茶视为一种能够显示高雅素养、寄托感情、表现自我的艺术活动,不断地雅化茶事,从而形成了以“品”为主体的饮茶艺术。士人相聚,必以烹茶,品茗清谈;迎宾待客,则举行茶宴、茶会、茶集,吟诗联句,其乐无穷;朋友之间,还时常不远千里,寄赠佳茗,共同品尝大好茶味。许多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嗜茶成癖,乐此不疲。在上层人士中,宰相李德裕、吏部尚书颜真卿、兵部员外郎李约、湖州剌史李季卿等,皆是酷爱饮茶之人。在诗人当中,醉心于茶事,有茶诗传世者,约有百馀人。其中如李白、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杜牧、刘禹锡、柳宗元、温庭筠等大诗人,皆有饮茶之佳作传世。尤其是诗人卢仝的一曲脍炙人口《饮茶歌》,用夸张的手法,把饮茶的感觉描绘得淋漓尽致,堪称千古绝唱,对饮茶风习的普及推广,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自唐代起,文人开始历史地担当起饮茶的主角,著名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几乎没有不嗜茶者。进入大唐盛世,茶圣陆羽所倡导的艺术品饮风习,风靡一时,在文人士大夫中大行其道,实现了从物质享受到精神愉悦的飞跃。陆氏在《茶经•一之源》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言下之意是说,只有“精行俭德”之人才适合饮茶。这“精行俭德”四字,规定的茶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行,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第一次把茶与人们的道德品质相联系,体现了陆羽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大约与陆羽同时代的裴汶在《茶述》一文中有言:“茶„„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其中,“其性精清”、“其味浩洁”,说的是茶本身高洁的品性;“其用涤烦”、“其功致和”,把茶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功能作了高度概括,充分显示出文人饮茶重在精神的一面。

唐人诗歌中,对饮茶描绘最生动、最贴切、最富感染力的诗,要算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诗言:“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人每饮一碗,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彰显了饮茶的多层次感受,除了“一碗喉吻润”属于生理需要外,其余皆贯串了特定的精神内容。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有“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的描写,与卢仝《茶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晚唐的刘贞亮,则有“茶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在作者看来,茶除了可以养生、除病、驱睡、尝味等生理功效外,还有修身、雅志、行道等精神功效,以及茶礼、茶仪等方面的社会功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唐人对茶之功能的认识。

在中国茶文化漫长久远的发展史上,是文人最先培养起对茶这种饮料的独特感觉,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文人在品茗过程中不断雅化茶事,使饮茶这种普通的生活方式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实现精神与物质相统一;是文人不断丰富茶文化的内涵,引领茶文化的潮流,规范茶文化的发展方向。历代文人对茶文化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自《茶经》后,不少有识之士,对茶叶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及时的总结,自唐代中,晚期至五代,出现了不少茶叶专著。如皎然《茶诀》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 《十六汤

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裴汶《茶述》、温从云等的《补茶事》和毛文锡的《茶谱》等。

茶叶文化的通俗和高雅,代均具备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大众茶饮和宫廷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僧侣圈。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陆羽的师友,如智积,怀海和尚,灵一和尚,及皎然、齐己等,都是陆羽的茶艺老师,由于陆羽的烹茶技术提快,烹出的茶汤滋味有自己的特色,智积到了非陆羽烹煮之茶不喝的地步。这也说陆羽从智积和尚的高超烹茶艺术中得到了精髓并有了新的发展。

唐代佛教兴盛,茶与佛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重视“坐禅修行”,“坐禅修行”必须要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一致。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跏趺而坐”,“过午不食”。而茶则有提神养心之用,既能促进思考,又能减轻饥饿感,所以就首选茶作为其饮料,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全国各地。

当时寺院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为香客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僧人待客以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则用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如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用的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称“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研究茶的烹煮、品饮艺术,在饮茶中融入“清净”的思想,融入山水、自然之中,使精神开释,在饮茶中开悟得道。

茶与佛教的缘份很深,到了唐代这种缘份联系得更加紧密了。近年来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时期的金银茶具,也反映出唐代佛的茶饮之间的特殊关系。陆羽《茶经》将茶具定为二十四事,即二十四种,并对各种茶具的制作和用途作了详细说明。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唐代宫廷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据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这批茶具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等。僖宗皇帝将这批茶具作为国宝重器奉献于佛祖,一是表示虔诚礼佛的心愿,二是代表佛教的茶供养。这批茶具,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且配套完整,自成体系,为世界上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金银茶具,反映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确凿地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它既是唐代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历史印证,同时又是一件件完美的艺术精品。

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于品茶以丰富审美情趣的艺术性,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推崇士人茶文化,并不是要否定大众茶文化。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士人茶文化仅仅是中国茶文化发展之一端,或者说它主要体现了茶文化中“雅”的一面,士人茶文化的勃兴与发展,不仅不会影响和妨碍大众茶文化之发展,而且还会极大地促进和推动大众茶文化的发展。同样地,大众茶文化的发展,各地区、各阶层饮茶习俗的形成,不仅为士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且为士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动因。实际上,士人茶文化与大众茶文化,只不过是同一个事物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两极,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相转化、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美妙绝伦的中国茶文化体系。

唐代茶文化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入朝鲜、日本,以后又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茶文化作为大唐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在日本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文化,并成为日本的国粹,饮誉世界。

茶也是我国国饮,以茶敬客,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习俗。茶对于人类来说,—可让人啜英咀华,尽享茶之美味;二可醒神明目,有益健康;三可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四可聚集亲情,有融洽感情之功能。茶文化已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资治通鉴》卷226,第7284页。

(26)杜牧《茶山》,《全唐诗》卷522,第5969页。

(33)《封氏闻见记》。

(34)《旧唐书•王涯传》,第01462页。

(35)《太平广记》卷341《韦浦》,第2704页。

(36)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7)《新唐书•陆羽传》,第05609页。

(38)(39)唐•佚名:《大唐传载》,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三篇:浅析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兴盛

论文题目:浅析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兴盛

姓 名:__王国全_____ 学 号:__2012031132_ 院 系:__法政学院___ 专 业:__历史学_____

摘要

唐代茶文化的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的最终形成,决定着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饮茶风气的普遍、陆羽《茶经》的问世、大宗茶市的出现、茶税制度的建立、饮茶习俗的外传等都说明了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唐代;茶文化史;形成;兴盛

中国是茶的故乡,从神农尝百草发现茶以来,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国人民在茶树的栽培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饮茶的方法、茶具的生产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单一绿茶到多种茶类、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从饮茶的物质层面到品茶的精神层面等,期问经历了复杂的变革,并由此形成了内涵丰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茶文化。随着茶叶的外销,这种文化也传播至海外,并且派生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文化。本文拟从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唐代茶文化的成因方面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 1.全民饮茶蔚然成风

茶的发现是中华民族对于全人类的一个伟大贡献,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健康的滋味丰富的饮料,也为人们感悟生命、修身养性创造了一种绝好的方式。但是,从“神农尝百草’夕的传说开始,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人们对茶的认识和利用还局限在它的药用功能,只有到了唐代,饮茶才开始成为人们普遍的饮食习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它结束了自汉末以来四百年的混乱割据和异族入侵的局面,又吸取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经验教训,其制度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形成了一个国家统

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空前发展的局面,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青春奋发的情绪,创造力蓬勃旺盛,音乐、歌舞、绘画、工艺、诗歌都以新颖的风格发展起来。这样的社会条件也为饮茶的进一步普及和茶文化的继续发展打卜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饮茶这种更高级的物质享受创造了条件,人们有了更多的余闲和从容的心境去领略茶的美好滋味。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小寐,又小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小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夕就是说,到盛唐,由于佛教禅宗允许僧人饮茶,而此时又正是禅宗迅速普及的时期,世俗社会的人们对僧人的饮茶也加以仿效,从而加快了饮茶的普及,并很快成为流行于整个社会的习俗。喝茶的人多了,就出现了很多出售茶汤的茶馆,而且茶的产量和品种也开始增多。 2.茶学著作相继问世 在唐朝安定富庶的社会条件卜,茶更普遍、更深入地进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饮茶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习惯,一种极其广泛的嗜好。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茶及茶文化的专门著作《茶经》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卜产生了。

封建文士和寺庙僧侣在茶学的形成和茶文化的发展传播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寺庙僧侣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会种茶、制茶,而且精于茶术。而士大夫阶层创造性的发挥,又把茶的知识小断艺术化、理论化。从张孟阳“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左思的“心为茶奔剧,吹嘘对鼎沥”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代的文士已小是简单的饮茶了,他们通过茶的烹煮饮用的全过程,精神上已得到了极大的享受。盛唐时期已处在我国茶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饮茶风尚也加速由南向北传播、普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卜,长期生活在南方产茶地区,从小在寺庙里长大的陆羽((737一804年,唐代竟陵人),小但熟悉茶事,而且以煎得一手好茶而闻名。作为一个有心人,陆羽一直注意收集历代茶叶史料,并亲自参与调查与实践,总结几十年宝贵经验,于唐上元初年隐居浙江菩溪,写出了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经》全书共分三卷l一节,七千余字。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的历史、产地、功效、栽培、采制、煎煮以及饮用的知识技术都作了充分阐述,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并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鸿渐(陆羽字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之法,造茶具二l一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这就说明在陆羽及其《茶经》的影响和倡导卜,饮茶之风大盛,“茶道大行”。北宋诗人梅尧臣有诗曰:“自从陆羽生人问,人问相约事春茶。’夕说的也是陆羽及其《茶经》对唐代茶事活动的影响。应该说,在我国茶文化史上,陆羽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茶经》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并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3.大宗茶市应运而生

我国茶叶贸易肇始于西汉,土褒的《憧约》内提到“烹茶尽具’夕和“武阳买茶”是茶叶进入市场的最早记载。这说明在唐代之前已经开始茶叶的贸易,但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以茶为大宗贸易物的茶市。茶市的出现应该在唐代。

茶树本是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的一种野生植物,首先开始人工栽培的是地处南方山林的佛教僧侣。他们为了供佛和坐禅的需要,在寺庙周围种植茶树,采制加工茶叶。“寺院茶’夕成了寺庙经济的组成部分。唐代许多茶叶的名品当时都出自寺院。所以在中唐以前,寺庙茶园在茶叶生产上一直占据了重要位置。此后,由于对茶的社会需求量小断增加,地方官员还在南方原先小产茶的地区,通过行政手段推广制茶,因此,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茶产量越来越多,对茶叶的制作也越来越精,随着饮茶之风的进一步普及,茶叶已经在唐代具备了商品属性,进入了流通领域,进而出现城市商业茶馆,大宗茶市应运而生。 4.茶税制度初步建立

早在汉代,盐和酒就实行了专卖制度。而税茶、榷茶则是唐代中期才开始实行的制度。其实,唐土朝建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国家对盐铁木等山泽之利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对待茶类生产更是放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这种政策为茶业的飞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也正是由于茶业经济的欣盛繁荣使得封建土廷小得小重新审视茶以及茶税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唐德宗建中三年,户部侍郎赵赞以“常赋小足”为借口建议开征茶、漆、竹、木税,税率从价征一分之一。自此开了茶叶征税的先例。但此时并小是为茶而设的专税,只有到贞元九年张傍倡发的茶税课征才是真正的为茶专门设立的税种,他主张在茶叶产地和商路要道按品质优次将商人所携带茶叶分为三等,征收总价值的10%作为茶税。自茶单独课税以来,随着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税额小断增加,茶税收入也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5.饮茶习俗陆续外传

唐代是中外交通空前发达的时代,因此与邻邦有着积极的文化交流,虽然茶叶在当时还小作大宗商品外销,但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茶叶的种植方法和饮茶习俗已影响传播到邻近的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朝鲜和西藏。茶的广为传播,得力于唐代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当时僧众小但种茶自用,还常办茶宴招待香客与外来僧人。盛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僧和留学生,他们在中国生活几年或几十年,完全过着与中国人一样的生活,连名字也改了,甚至还有人在中国娶妻生子,唐德宗年问,日本高僧最澄到中国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学成回国时,特带茶种回到日本,并种植于日本近江一带,这是中国茶种外传的最早记载。

二、唐代茶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陆羽《茶经》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茶道文化的正式诞生,伴随着饮茶的高潮,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因而史称“茶兴于唐”。追根探源,唐代茶文化的兴盛,至少有以下原因: 1.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兴起于佛教的发展与繁荣

我国佛教本自国外传来,最初是天竺教占上峰,天竺佛教教义与中国道家、儒家思想都发生冲突,到唐代出现儒、道、佛合流的趋势,于是产生了中国牌的佛教:禅宗。禅宗认为佛在心内,小在心外,心外之佛都是假的,所以主张“静心”、“自悟”,重视“坐禅修行”,即必须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一致。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枷跌而坐”、“过午小食”,而茶有提神养心之用,既能促进思考,又能减轻肌饿,因此茶被作为首选饮料,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全国各地。 2.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关系密切

唐朝用严格的科举制度来选才授官,非科第出身小得为宰相。每当会试,小仅举子被困考场,连值班的翰林官也劳乏得不得了。于是,朝廷特命将茶送至考场,以茶助考,以示关怀,因而茶被称为“麒麟草”。举子们来自四面八方,都以能得到皇帝的赐茶而无比自豪,这种举措在当时社会上有着很大的轰动效应,也直接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 3.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唐代诗风大盛有关 唐代科举把诗列为主要内容,其余考试科目被视为下等。以诗中第才是士人心中的理想目标。利禄所在,使文人无小攻诗,于是吟咏成风。尤其到中唐,出现诗歌的极盛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写诗的人需要益智提神,故诗人多嗜茶。所以卢全赞美茶对引发诗兴的作用时说:“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字。四碗发轻汗,平生小平事,尽向毛孔散„„。杜甫说过“李白斗酒诗百篇”,但在卢全看来,茶对激扬文思的作用则更大。诗人常流连于山水自然之问,饮茶必有好水,而名山、名泉的发现和鉴赏,小仅进一步促进了饮茶之风,而且经过诗人的形容、夸张,使茶事活动艺术化,并且使饮茶直接向美学角度推进了一步。 4.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还与朝廷直接提倡有关

中唐以后各皇帝大多好茶,为提神消食、治病,便向民问搜刮名茶,贡茶因之兴起,如阳羡、顾诸都是当时名茶贡品,浙江的顾诸紫笋,唐中叶以后岁贡一万八千斤,大历年问专门在浙江顾诸山侧的金沙泉畔建立贡茶院,用于进贡宫廷御用茶叶,新茶出来后,必须于清明节前贡到,因为“清明茶宴”是宫廷每年在清明节举办的最大的宴请活动,参加人员小仅有土公大臣,皇亲国戚,还有外邦使者等。应该说,宫廷对饮茶文化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文化的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的最终形成,决定着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也使得一系列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在唐代都得以完成。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封演.封氏闻见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李珏.论王播增榷茶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2.

第四篇:《汉朝的中外交流》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识记

张骞出使西域、西域都护的设立、班超出使西域、丝绸之路。

2、能力培养

①通过讲述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的历史故事,提高学生收集材料及口头表达能力。

②帮助学生正确辨别古今地名,训练史地结合的综合学习方法。

③通过对丝绸之路在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分析,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3、情感教育与价值观

通过对张骞出使西域的介绍,启发学生学习张骞不畏艰险,报效祖国,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教学要点

1、重点 张骞出使西域

2、难点 正确认识丝绸之路在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教学过程

(一)张骞出使西域

西汉 汉武帝时期

1、西域的地理概念:狭义指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葱岭以东,今新疆天山南北等地区。广义包括葱岭以西更远的地方。

2、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前138年

(1)目的:联络大月氏攻打匈奴。

大月氏遭受匈奴的攻击,其被匈奴杀死,并把国王的头做成喝酒的杯子。从此大月氏对匈奴恨之入骨,时刻想报仇雪恨,后来汉朝获知这个情况,于是想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 (2)情况:

学生讲述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故事。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率100多人,堂邑父当翻译,出使西域。当他们经过河西走廊时,被匈奴骑兵抓获。匈奴单于让张骞娶妻、生子。可张骞心里一直怀念着汉朝,始终不忘出使大月氏的使命。把汉武帝交给他的使节,偷偷地保存好,等待机会逃走。过了十年,张骞和堂邑父终于找到了机会,偷偷地逃出匈奴,继续往西走。一路上尽是沙漠和草原,他们靠打来的飞鸟和野兽充饥,好不容易才到了大宛国。大宛国王盛情款待他们。并派人将他们送到康居,再请康居人送他们到大月氏。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无奈之下只得回国。在回来的路上,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乘其内乱逃出。在公元前126年张骞和堂邑父回到了长安。张骞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了解了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

(3)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了解了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

3、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汉朝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河西走廊已经归属汉朝,路途畅通,张骞率领使团300多人,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各国。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带着礼物回访长安。从此汉朝和西域的交往日趋频繁。

思考:请同学们想一想:在张骞身上有一股什么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学生回答)忠于祖国,不怕困难,百折不挠,好男儿志在四方,勇于冒险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4、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

(1)加强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如:汉朝与西域各国互派使节往来。西域的汗血马、葡萄、核桃、大葱、乐器、歌舞等传入汉朝,汉朝的冶金技术、丝绸、瓷器、桃、梨等传入西域。 (2)为西域归属汉朝中央政权创造了条件。 (3)开通了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过渡)刚才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中讲到:为西域归属汉朝中央政权创造了条件。其情况如何?

(二)西域都护的设立

1、

时间:西汉

汉宣帝。

2、意义:西域都护的设立是张骞出使西域后的一个重要结果。进一步促进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新疆地区正式归中央政权统治。

2、

(过渡)东汉初年,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为了恢复对西域的管辖, 73年,东汉明帝命窦固攻打匈奴,重设西域都护,并派班超出使西域。

(三)班超出使西域

东汉时期

1、“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故事。

“投笔从戎”:班超年青时随父母来到洛阳,靠抄写文书维持生活。班超总认为好男儿应志在四方,抄写文书没什么出息。有一次,他投笔叹息道:“大丈夫应当为国立功,怎能一辈子和笔墨打交道呢?”。后来班超跟随大将窦固攻打匈奴,建立了功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73年,班超带领36人到达鄯善国,开始其国王盛情款待,后来态度变了。班超估计是因为匈奴使者到了鄯善,他召集随从人员说:“假若鄯善王把我们交给匈奴人,将死无葬身之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有以死相拼,夜袭匈奴大营,才能逢凶化吉。”半夜,班超率领36人顺风放火,闯进匈奴大营,杀死了匈奴使者,然后提着人头去见鄯善王。鄯善王这才下决心与汉朝和好。

2、意义:班超不负众望,在西域经营了30年,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西域和汉朝的联系更加密切了。班超是继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位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中西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过渡)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族与西域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条“丝绸之路”成了沟通中西之间经济、文化的主要桥梁。那么,这条“丝绸之路”情况怎样呢?

(四)丝绸之路

1、

路线:长安——河西走廊——新疆——安息——西亚——欧洲大秦。

从西汉至隋唐的千多年间,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手工艺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廓,越过今新疆境内,运到安息(即古代波斯),再由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大秦(即古代罗马),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2、意义: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分析)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绘画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亚、欧洲。西方的音乐、舞蹈、建筑、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因此丝绸之路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连接起来,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明,而且促成了东西文明的相互渗透。这就是丝绸之路在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今天这条丝绸之路在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五)小结: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一方面加强了新疆同内地的联系;另一方面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六)作业

1、用图示法表示丝绸之路的路线

长安——河西走廊——新疆——安息——西亚——欧洲大秦。

2、材料解析题

张骞与堂邑父等百余人出陇西后,途经匈奴,被匈奴捉住……拘留了十几年,强迫他娶匈奴妻子,生儿育女,“然骞持汉节不失(保持汉朝的节操)”。后来,张骞乘匈奴不备,率众脱逃,辗转到达大月氏。从大月氏回来,不料又被匈奴捉住,扣留了一年多。后匈奴发生内乱,才逃回汉朝。——《汉书·张骞传》 回答问题:(1)材料描述的是张骞第几次出使西域的情况?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第一次、前138年, (2)我们应该向张骞学习什么?

学习张骞忠于祖国,不怕困难,百折不挠,勇于冒险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第五篇:中外饮食文化的差异

——《看舌尖上的中国》有感

朱有为

学号1210520126

一、饮食观念的差异

饮食本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但若将问题提到为什么吃、怎么吃的层次,它就体现为一种意识或观念了。在饮食观念上,中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

西方是一种理性的、讲求科学的饮食观念。他们强调饮食的营养价值,注重食物所含蛋白质、脂肪、热量和维生素的多少,而不追求食物的色、香、味、形的完美。即便是口味千篇一律,甚至味同嚼蜡,他们也会遵从理智的告诫,将它吃下去,因为有营养。西方人吃的是营养。他们很少或几乎不把饮食与精神享受联系起来。在饮食上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实用与功利的目的性。

中国人的饮食强调感性和艺术性,追求饮食的口味感觉,而不注意食物的营养成份,多从“色、香、味、形、器”等方面来评价饮食的好坏优劣,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简单地说,中国人吃的是口味。“味”,是中国饮食的魅力所在。中国人饮食的目的,除了果腹充饥,同时还满足对美味的渴望,带来身心的愉悦。

二、食物种类

首先中卫饮食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于食物种类或者说是食材上,比如中国人是以米饭、面条、面饼为主食,而西方人则不同,它们则以面包为主食,几乎不吃米饭。如果从三餐角度来分析的话,早上中国人喜欢喝粥、吃面条、吃大饼油条、喝豆浆、吃榨菜、萝卜干,而西方人则吃三明治、面包、牛奶,佐以花生酱,奶酪等等。午餐的话,他们喜欢吃汉堡包,配以可乐,咖啡等饮料,而中国人的午餐则是米饭,面条,炒菜加上一个汤,晚饭的话中国人的晚餐和午餐区别不大,而西方人则会享用牛排,土豆泥(羹),一整只烤鸡等等。

三、烹饪方法

中国烹饪方法奇多:溜、焖、烧、汆、蒸、炸、酥、烩、扒、炖、爆、炒、砂锅、拔丝等无所不有,做出的菜肴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中餐工艺的变化较为复杂,很多菜点都费工费时,点缀过多,进盘的很多不能食用,不但造成原料的浪费,而且效果未必好。中国厨行有句话:“厨师三分艺,用料七分功”强调厨师个人对原料的选择、分档使用的重要性,也就是原料的标准对菜肴的出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方人饮食强调科学与营养,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肴制作规范化,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再者,西方人进食的目的首在摄取营养,只要营养够标准,其他尽可宽容,因而今日土豆牛排,明日牛排土豆,厨师在食客一无苛求极其宽容的态度下,每日重复着机械性的工作,当然无趣味可言。西方的烹饪方法不像中国那样复杂多变,西餐的装盘立体感强,可食性强,所有进盘的食品绝大多数都能食用,点缀品就是主菜的配菜。西餐的原料多选择新鲜、无污染、天然、操作工艺自然的,尽量发挥其本味,干货原料用的不是太多,牛奶在西餐中是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商已根据原料的特点,使其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厨师不再是单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和确定使用哪种原料。

四、食用习惯

饮食方式也即怎么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中国无论是家庭用餐还是正式宴席,都是聚餐围坐,共享一席。人们相互敬酒、劝菜,要借此体现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尊敬、礼让的美德以及和睦、团圆的气氛。特别是在各种年节里,更是借饮食而合欢。这种会食方式,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它是以氏族宗法观念为基础的。会食方式首先在家庭及家族中普遍存在,继而推广到家族之外。中国人常通过这种用餐方式来教化和表达各种“礼”,来反映长幼、尊卑、亲疏、贵贱等关系以及交流感情。由于这种围坐共饮的方式迎合了传统家族观念,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家庭稳定和促进家庭成员团结和睦的作用,所以长久地流传下来。合家老小,欢聚一堂宴饮也确是一种天伦之乐。但同时这种用餐方式也有它的弊端,主要是不讲科学、不卫生,浪费也很大。现在,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种弊端,开始改革,如我国的国宴已实行了分餐制,但在全社会尚有待于普及。在“舌尖上的中国”这部饮食纪录片中,这种亲情、团圆,家的感觉或许比那些美食更加明显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在一些电影中经常可以看见。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五、使用器具的差异

中国人的餐具主要是筷子、辅之以匙,以及各种形状的杯、盘、碗、碟。中国烹饪讲究餐具的造型、大小、色彩与菜品的协调,讲究“美器”,把饮食当作艺术活动来对待,不仅要一饱口福,还要从中得到一种美的艺术享受。

西方人多用金属刀叉,主要有不锈钢餐具,以及各种杯、盘、盅、碟,也是各司其职,不能混用。但西餐在装盘配器上不象中国人这样强调艺术美,其餐具的种类、菜肴的造型,都较为单调。简言之,西方人重在食物的内容,而中国人则强调菜肴的形式和从中获得的感受在上海的西餐馆这种感受尤为明显。

其实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远远不止于此,还有饮食礼仪,饮食内容等等。其实正是存在了不同,所以我们的食物才会如此多彩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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