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文化和古代医学，二者关系非常紧密。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儒家的思想和医学联系较多。它所推崇的“仁”、“孝”现在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一篇：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论文

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外首工美术馆开馆典礼暨中国手工艺术大师作品联展

2009年8月29日，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外首工美术馆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83号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首都北京文博界、艺术界、收藏界、工商界、工艺美术界等一百名嘉宾出席仪式并参观了展览。新化社、新京报、北京日报等20多家主流媒体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董俊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杨、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吕军专程赶来出席开幕式并致词。文化部侨联主席蔡秀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马达、王燕生等领导到会祝贺。

中外首工美术馆秉承了大时代下的发展趋势，努力在艺术版图中搭建起一座连接时空的桥梁，跨越历史与未来，走出一条文化上的丝绸之路。“一手推经典，一手推创新”是中外首工美术馆推出的崭新理念。如何繼承历史遗产，如何开创新的辉煌，写下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篇章并再次载入史册，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挑战，也是属于每个人的光荣与梦想。

此次联展吸收了众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代表作品，涵盖了陶瓷、珠宝玉石、云锦、紫砂、景泰蓝、漆线雕等各个门类。同时在中外首工美术馆内建立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为弘扬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搭建了一个宽广的平台。

正值国庆六十周年之际，此次活动作为向祖国华诞的献礼隆重推出。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大好形势下，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领会和把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篇：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医学

摘要：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文化和古代医学，二者关系非常紧密。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儒家的思想和医学联系较多。它所推崇的“仁”、“孝”现在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化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他健康状态的，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高看医学本身的建构。

关键词：古代文化;古代医学;儒教;仁;孝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

一、文化是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健康状态的

古人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味用者夭，善用者延”。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正是文化的内容之一。我们古人也充分认识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医学强调“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并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健康标准：“天人和谐”、“阴阳平衡”、“五行制化”及恒动且衡动。指出：“人与天地共存”(《灵枢》)，“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素问》)“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这些健康标准亦是古代医师的对疾病的诊断标准。

二、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着医学本身的建构

中国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较多的是儒家思想。儒家中将仁孝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将其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医学渐渐被定名为“仁术”了，成为践履儒家仁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一种技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大批儒者演变成医生，悬壶济世;二是作为医生的儒者，强调要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的行为准则。在各个朝代，儒者转而专攻或兼通医术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基本推动力量就是儒家济世行仁的思想观念。

以儒家仁的道德标准作为医界的行为准则。大量的习医戒要、箴言、规格、医话等等之中，都将仁爱二字当作首要的要求。明代陈实功在《医家十戒五要》中谈到：“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沦之书，须但夕手不释卷，——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证时自无差谬矣。”明龚信《明医箴》开篇即言：“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其予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明末人潘楫《医灯续焰·医乃仁术》一文不仅指出医者应该怎样去做，同时也强调了行医时应该禁绝的事。

孝与仁在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体系中关系十分密切，孔予在《论语·学而》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孝道观对传统医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医孝合一论虽然在北宋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并未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但在后来，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儒教把孝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人都不能违反的“天理”，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医家无不谈“孝”，甚至以“孝”治医。即认为知医为儒者分内事，而作为孝子亦必须懂医。因父母有病而萌志习医者，大有人在。这种医孝合一论显然包含有古代人道主义的合理因素，是有其一定进步意义的。

但是，这种医孝合一论是以孝为其根本的，而孝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被推向极端，认为“孝”的核心，就是子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绝对服从父母，惟父母意志为瞻，否则就是不孝。“孝”乃“父为子纲”在道德观念上的反映。“忠”、“节”、“信”、“义”都不过是孝这一观念在君臣、夫妇、朋友、主仆关系上的运用和推广。吕祖谦则认为，子女孝敬父母是无条件的，说：“孝敬之心无间断，随遇随起。”(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父母不从吾辣，至怒。怒至于挞之流血，亦起敬起孝”(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至于为洗刷自己而形成父母之恶的事情，更是不能干的。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口趋巩固，愚孝之风愈煽愈烈，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医儒关系的特殊性，许多怪诞、荒唐、愚昧甚至残忍之事，竟假医学之手而产生。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割股疗亲”。据宋张呆《医说》卷四从肉治赢疾》称：“(唐)开元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赢疾。自此间阎相效割股。”所谓“赢疾”即肺结核一类疾病，过去为不治之症。当孝子们得知人肉可治此绝症，无不互相仿效着从大腿上割肉以疗亲疾。事实证明，这种愚昧、残忍、荒唐的举动非但不能治病救命，而且阻塞了真正认识疾病病因和探寻治疗疾病正确方法的路径，其与科学理性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孝道”对于古代医学发展亦起剑的阻碍作用，还不止以上所论。解剖学为一切医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古代，此项研究活动却基本上未能开展起来，这与儒学孝道观的制约有关。《孝经·开宗明义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说。另外，儒家尚有“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礼记·曲礼下》)的说教，结果发展到尝君父之便溺的极端，此与卧冰、割股、凿脑等一样，令今人所不齿。

另外，道家的思想同样对古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占人从“天人合一”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为天地所生;与天地共有基础物质—气;与天地共守基本规律—道;人的形态与功能都与天地相对应;人要健康长寿就必须置身于天地之中，顺应天地之道。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气”的生化运动，而不是形。气的生化运动只能在机体存活的状态下才能存在。因此，我国古代医学不重视对死人的解剖观察法，而采用对活体的功能观察法。藏腑和气机虽隐而不现，但“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藏腑的气象性用必显于外，故医师可以司外而揣内。

三、文字和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对医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汉字是视觉文字，比听觉文字稳定，这使古代医学易于继承和统一，是其理论稳定性强的影响因素之一。汉字集装信息，言简意赅，是音形义的集约，是具象、想象和抽象的集约，从而使医学理论的语言表述具有文学特色和模糊性，使其具有鲜明的形象思维和艺术特征。还有语言亦有重要作用，语言的合理运用有益于病人的康复。在我国古代医学经典《灵枢·师传》对语言的治疗作用也有精辟的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远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我国传统医学是人文主导型医学，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它十分讯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医学中亦闪耀出诱人的光芒。

责任编辑　刘　皓

作者：郑　佳　柳　娟

第三篇：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要]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发展主线，探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情况，可提升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水平。

[关键词]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从宋元时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以中国瓷器、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播四海;另一方面，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也在此慢慢发展起来。由此可见，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那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础

(一)泉州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物质基础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以经济交往为依托的社会历史活动。宋元时期，作为海上重要城市，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泉州的经济社会繁荣是分不开的。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交往情况看，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海外的产品也进入中国，而从事商贸的主体是以中国生产的产品为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的产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其中瓷器处于重要位置。瓷器的供货主要是依靠泉州来完成的，如泉州的“德化陶瓷”。最近几年考古发现在泉州有宋代古窑22处，都出土了精美的瓷器。也就是说，泉州充足的货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外文化的互动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文化发展及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

中外文化的自由交流氛围和开放的国际贸易社会环境，也为中外文化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不管是在物质文化方面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有长期的发展，这为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保障。二是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最终建立，中世纪一些封建国家发展稳健，封建文化也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历史阶段，宗教文化的发展尤为迅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世界三大主要宗教开始形成，逐渐渗透到世界各国，这对社会风俗、思想理念以及政治生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二，“政教合一”国家的出现和教会统治的高潮，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世界上主要封建国家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三是封建时期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对滞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虽然日益频繁，但是并没有建立明确的国际关系概念，也没有真正建立约束机制和强化管理制度，各个国家在物质得到满足以后，就能实现自由交往。这为海上丝绸之路能实现经贸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

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的互动交流

(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活动的文化属性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与资本主义商贸活动有着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商贸活动，是将赢利作为唯一目的，采用商品倾销的模式，这实际上体现出其掠夺的本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的商贸互动，采用自由、平等、尊重的原则，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补充性质的商贸活动。二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是主导方，商贸活动主要是瓷器、丝绸与茶叶，海外输入的产品是其辅助。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兴盛，其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和平性质也非常明显，奉行儒家仁、义、礼、让精神的商贸活动，是以商贸为物质载体的文化形态，是地地道道的文化交流活动。

(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

其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倾向，从内容方面来说，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其载体本身决定的。载体本身不仅是商品，而且也是文化。作为商品来讲，能赢利，是商品的有效载体;但是作为文化传播来讲，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商贸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文化方面的特点，重点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情况。这一文化特点可以表述为有形的物质文化，是以瓷器、丝绸为代表的高技术实体文化，是集实用型与欣赏型为一体的物质形态的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外输出的物质文化倾向较为广泛，除了上面谈到的主要代表以外，还包含生活日用品(如漆器)、金属制品(如金银器)、文化艺术品(如笔墨纸砚)，这些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除了物质文化之外，还包含其他形式的内容，比如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但是这些内容并没有形成主要倾向，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海外，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或者民族产生较大影响，主要在华侨聚集地区传播。再如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十分有限，道教虽然在少数几个国家得到了传播，比如韩国，但是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其二，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中，中国是主动方，从交往的经济本质来看，中国必须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文化方面的实力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被动方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是否具备文化实力或者经济实力，就显得比较重要。所以，从主观方面来说，海外从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国家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虽然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重点是经济交往，但是却呈现出了文化交流为主的形式。从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实际情况来看，海外文化在我国传播的价值比经济交往产生的价值要多。这是因为进行海外文化交往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交往还没有出现，整体经济实力与中国相比还比较低，也不能像中国那样有许多产品可以进行交流。不管是宝石，还是香料，海外文化都没有实力和中国生产的陶瓷制品、丝绸品等相抗衡。但是，海外国家的文化却非常地丰富与成熟，特别是宗教文化，比我国要发达。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来自南亚与西亚，这些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往国家。所以，海外国家虽然在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并不占据优势，但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宗教文化尤其是三大宗教在精神形态上表现出软文化，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异域文化的传播方向。

三、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量的经典手工业产品输出到海外，使海外贵族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是从社会意义背景层面来看，中国输出的产品不管是在文化形态，还是在经济形态上，在满足了当地贵族的需要后，并没有动摇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也很难影响到历史的进程。从物质形态方面来看，没有精神文化与政治因素，只是一些单纯的艺术品或者是生活用品，缺少产生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另外，虽然具有物质形态，但是不存在蕴含社会变革的内部驱动力，无法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发展。再次，通过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产品，包含文化的输出，都以儒家精神为载体，也没有出现侵略性或者挑战性的趋势。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产品输出的过程中，华侨对当地的社会建设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但是这只是一些静态的历史文化产品，并没有扮演历史变革者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化传播产生的影响是浅层次的，主要是集中在艺术领域与生活范畴，不能在整个社会产生长期影响，也很难改变人们的思想理念，难以推动科技进步。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海外文化传入我国，虽然未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以宗教文化为导向的精神文化对人们的思想理念、社会结构、生活习惯等却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传入使人们的信仰空间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影响到社会大局，因为自由信仰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二是促进了人们包容品格的形成。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外来性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珍贵物质的传入，都有很大的热情。但是对精神文化的传入，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有些甚至会出现矛盾冲突。这一情况并没有在泉州出现，而是在泉州自由发展，相互吸收、融合与渗透，形成和睦繁荣的景象。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为泉州包容品格的形成提供了和谐的历史环境。

综上所述，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其经济发展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发展及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具有文化属性，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是物质文化产品，而国外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产品。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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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芸.海上丝绸之路在宗教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4]陆芸.海上丝绸之路与宗教文化的交流[J].中国宗教，2007，(10).

作者：吴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