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迹论文范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历史遗迹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是在近现代革命进程中形成的特殊地理标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见证，有着丰富精神实质和内在意蕴。锦州由于其在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留存了丰富的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本文以锦州市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中的问题为切入点，针对近现代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提出了建议。

第一篇：历史遗迹论文范文

以历史为镜：探讨深圳市沙井街道新桥小区之历史文化及遗迹保护模式

摘 要：深圳市沙井街道新桥小区作为深圳文化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如今在历史文化和遗迹保护方面却面临难题。随着老一辈的逝去，年轻一族对于新桥的本乡文化认知逐渐弱化，同时像清平古墟等新桥本土的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改造进程也不容乐观，新桥小区从以工业为产业核心转向文化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改造之路困难重重。文章通过对新桥本土的历史文化与遗迹的现状分析，对新桥政府的历史文化与历史遗迹的保护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以市民为文化产业改造的核心，利用“一公里文化圈”的文化发展战略，辅以文创平台的设立作为进阶的文化继承与文化传播形式，总结出适合新桥小区自身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历史遗迹保护的文化发展模式。

关键词：历史文化传承;历史遗迹保护;一公里文化圈;产业结构改造

一、引言

深圳最早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得益于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深圳在这41年间的发展有目共睹，高楼兴起，人均GDP指数如火箭般飞速上升。随着后海贸易开发区的建立，深圳亦有可能取代香港，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本文对深圳经济方面将不做过多的介绍，重点放在深圳经济背后所隐藏的人文关怀与历史文化保护方面。走在深圳繁华的街道上，总是觉得少了一点人情味，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很多人对深圳会有一种误解——深圳是否存在自己的文化?更甚者会认为深圳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实际上深圳最早的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宋代，以沙井街道为例，该街道到如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本文将以沙井街道新桥小区为对象，进行地区历史文化与遗迹的介绍以及该地区对于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探究。深圳市沙井街道新桥小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地处沙井街道中心，交通便利，广深珠高速公路、107国道以及广深高速贯穿而过，靠近深圳机场，是宝安曾氏的发源地，总面积12.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万人(图1)。小区内采取“一站一局”的小区管理模式，拥有一个工作站和一个居委会。新桥小区作为以蚝出名的街道，一开始以农业和渔业为最主要的产业，现如今已经成为工业大镇，工业区林立。同时由于后亭地铁口的开通，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开始涌入新桥小区进行商圈的建设，新桥街道也出现非常多的百货商场，包括天虹百货等等。而从2016年开始，新桥小区的洋仔东街道进行三旧改造，大部分的居民得到补偿后以较低的价格搬进新建的景城花园商住楼中居住。

同时得益于如今饮食自媒体的推广(即“网红效应”)，越来越多的新桥小区本地美食被推广，许多深圳关内的老饕们开始前往新桥小区对这些美食进行尝试，例如本地非常出名的点品集糖水铺以及榕树头蚝鸡粥等等。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第三产业兴起，新桥小区正在发生好的变化，然而在产业转型中新桥小区原有的历史文化遗迹该如何进行保护和传承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

二、案例的历史文化与遗迹研究

新桥小区是宝安最早的曾氏发源地，宗祠文化贯穿在新桥小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而曾氏大祠堂(图2)也作为新桥小区的宗祠文化象征一直被保存至今。曾氏大祠堂始建于元代，于清朝乾隆年间、清朝嘉庆年间扩建。曾氏大祠堂整体为砖木结构，清水砖墙搭建而成，是研究宝安祠堂类建筑以及新桥曾氏家族史的实物史料之一。

作为深圳市内建筑面积最大、建筑规格最高的祠堂，曾氏大祠堂也是深圳市唯一一座拥有五开间带牌楼亭阁的宗祠建筑。大门横匾“曾氏大祠堂”，左右对联分别为：天下斯文宗一贯，古今乔木第三家。这一副对联主要是赞颂曾家子弟对于当时新桥小区以及国家的贡献。而在曾氏大祠堂的花岗岩大牌坊后面的“片石流辉”四字也有其典故(图3)：据传南宋年间，曾氏兄弟曾仕行、曾仕贵为逃避战乱，相约用一分为二的猪腰石作为物证，以便战乱中失散的后代相认。而战乱后曾仕行在广东番禺定居，曾仕贵则定居如今的沙井新桥，两兄弟虽失散，但一直把猪腰石携带在身边，石头日久生辉，他们的后代也因为猪腰石而相认。曾氏子孙因为典故得以继承认祖归宗的习俗，重视亲宗的独特宗祠文化也因此形成。

同时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曾氏大祠堂亦是曾氏子弟重视教育的象征之一。每逢曾氏子弟中举，便会在大宗祠内竖旗以示荣耀。曾氏大祠堂也是新桥小学的前身，当地人认为在大祠堂接受教育是对列祖列宗的文化传承。如今为了改善居民对绿色环境以及休憩空间的要求，曾氏大祠堂外的大型池塘已经被修建为亲水空间(图4)，但曾氏大祠堂本身并不受到影响，在该亲水空间建立后，反而有更多的人会被曾氏大祠堂所吸引，也开始有游客慕名前往进行参观。

而从新桥小区宗祠文化中的“习武风气”所衍生出来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桥社会文化表征便是粤剧文化。新桥素有“粤剧之乡”的称号，实际上新桥的粤剧文化在新桥小区的日常生活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在过年时候，小区内除却鞭炮声以外，最响亮的莫过于粤剧班的敲锣打鼓声。过新年的这段时间内，新桥政府会安排舞台以及从广东各地召集各式各样的粤剧班来进行粤剧团队的表演，当地的老人也会购买相关的粤剧碟片进行赏析(图5)。

但是表面上风光无限的粤剧文化实际上也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考验：一是缺乏专业的粤剧展演交流平台。现如今新桥小区的年轻人对于粤剧文化的感情越来越淡薄，新桥小区的粤剧文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传承。新桥小区内缺乏相关的文化交流平台，无法供粤剧团队展演、传播粤剧文化。二是民间的一些粤剧小社团缺乏表演的平台，没有一定的收入支撑社团的运营，最后导致社团倒闭。三是老年的粤剧观众渐渐逝去，年轻的观众十分少。原本就稀少的年轻观众，因为老年观众的逝去已经丧失了观看粤剧的兴趣。原因是大部分的年轻观众选择观看粤剧，是出于陪同老年观众的目的。在新时代的文化理念冲击下，粤剧文化的创新也需要被提上日程以吸引年轻观众。而新桥小区政府也在粤剧文化的传承上提出了以下的方法：第一，搭建属于新桥自己的粤剧基地。新桥小区鼓励本土的粤剧团和其他本土以外的粤剧团前往基地进行交流，同时给予本土粤剧团和市内的粤剧团交流的机会，让小社团有一个表演的平台，还将其开放给市民前来参观，让市民对“生旦净丑”这类角色有一个更深的了解。第二，利用“粤剧文化节”打造属于新桥小区自己的粤剧文化品牌。在活动中增加亲子体验和粤剧沙龙的环节，同时推行“在家门口看大戏”的粤剧文化传承方针，吸引全国各地专业的表演团队进行演出。第三，政府也真真正正参与到粤剧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当中。为了培养青年一代养成赏粤剧、唱粤剧的习惯，政府推出“粤剧进校园”的校园粤剧教育活动，同时在新桥小学、萬丰小学等校园内设立粤剧兴趣班，也得到了许多学生的响应与参与。从政府对新桥粤剧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措施中，可看出新桥小区对于自己本身历史文化的重视程度。

沙井街道作为国内外文明的千年蚝乡，在新桥小区的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便是令深圳市引以为傲的沙井蚝文化。沙井的蚝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当时的沙井街道临近盐滩地，因此一开始的沙井街道片区是以采盐业为主要产业。整条海岸线全长2.75公里，水浅岸直，当地的农民将在海水中生长的蚝采摘以后供奉到朝廷内，令高官们惊叹。其味道略腥，但口感如牛奶般丝滑，在当时是非常新奇的一种食物。因此在宋元至明中期，广东的海盐和蚝蛎受到追捧，朝廷的高官们开始利用大量的财富来进行沙井蚝的开采。而农民察觉到这一渔产品所带来的暴利，开始在海岸中插杆养蚝，蚝乡的称号也因此而来。蚝这一种产物对于沙井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更是能够反映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文化表征。在东晋末年有很多的蚝民会利用蚝壳建造蚝壳屋(图6)，这也是后世就地取材进行房屋建造的典范。

北宋诗人梅尧臣以及苏轼等大文豪也曾在沙井驻足，以《食蚝》为题的诗作比比皆是，这一文学的形式使得今日的沙井蚝文化广为传播。可以说沙井墟便是如今深圳的缩影，蚝文化也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尽管沙井的蚝文化如此闻名，但由于环境的变化以及沙井街道的工业迅速发展，沙井街道的蚝产量已大不如前，同时质量相对于十年前已经下降不少，取而代之的是湛江地区的生蚝业越来越壮大，拥有超越沙井蚝的可能性。因此新桥小区政府采取“沙井金蚝文化节”的主题活动形式，以此推广当地的蚝文化。通过像金蚝美食节、金蚝产品展销会以及蚝文化展播等形式进行蚝文化的推广与宣传，使得蚝文化在新桥小区中得以保留与传承。

三、案例历史文化遗迹保护模式研究

通过上文对深圳市沙井街道新桥街区关于历史文化和历史遗迹的历史以及现状分析，实际上可以观察到，政府对于新桥小区历史文化以及历史遗迹的保护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同时目前新桥小区正推行由工业到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改造，因此文化产业在其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各种灵活的形式试图使新桥小区的历史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承。例如在对沙井蚝文化的文化保护和传承中，深知如今沙井街道的蚝产量以及质量已经大不如前，蚝文化在沙井市民的意象中早已超脱物质的存在，反而是一种沙井人对于本乡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因此沙井政府选择开启以蚝文化为主题的“金蚝文化节”的形式进行蚝文化的保护，一方面可以使沙井街道外的人员对于沙井蚝文化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可以唤起沙井街道内的市民对于蚝文化的回忆。再如新桥小区对于本乡的粤剧文化的保护，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代发展，粤剧文化就像跟时代脱节一般，缺乏新一代的青年观众且缺少相关的交流平台供表演团体表演、讨论交流以及供观众了解粤剧。为了使得粤剧在新一代青年人中能够得到传承，新桥小区选择“粤剧走进校园”的方式，在新桥小学等学校开设兴趣班等。而为了更加切合新桥小区的产业结构改造计划，新桥小区推出了“一公里文化圈”的文化兴起计划。

“一公里文化圈”文化战略是新桥小区政府在2018年所提出的产业改造战略之一。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将宝安书城作为文化圈的文化核心，将一公里内包括像清平古墟、万景楼等历史遗迹纳入文化圈的历史遗迹保护和旅游景区设计范畴(图7)。

以宝安书城为核心的原因是，阅读是深圳市在文化的传播和教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每年深圳都会推出“读书月”的活动。而在沙井街道，乃至宝安区的范围内，宝安书城的开放性图书馆和电影院的配置是名列前茅的。同时宝安书城在设计时采取大型的阅读空间布局，使得宝安书城能够作为一个良好的阅读、文化交流的平台。

而就清平古墟和万景楼而言，清平古墟目前正处于改造的阶段。由于清平古墟自身的历史文化和诸如永兴桥(图8)、新桥粮仓(图9)等歷史遗迹具有历史保护意义，政府计划将清平古墟改造为“深圳西部影视旅游小镇”(图10)。这一方面能够通过主题型旅游业的发展改善古墟内的原住民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影视的文化教育形式，使得清平古墟的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意义以及重要性能够被大众所认知(图11)。

此外，在万景楼附近，政府计划建设一条历史古玩文化街，同时设立一部分现代的手工业者和创意设计者交流的工坊，以及与“一公里文化圈”内容相关的博物馆。

由上述内容可以总结出政府对新桥小区的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及传承的保护模式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对内采取“文化教育从娃娃抓起”的教育方式，将历史文化以兴趣班或者艺术课堂的形式向年青一代进行传递，同时将历史文化融入市民的生活之中，提高市民对于本乡文化的认同感。对外则利用“一公里文化圈”作为历史文化品牌，辅以设立特色文化节日的灵活形式，吸引本乡以外的人对于历史文化旅游业的消费，提升本乡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该形式，增强本乡以外的人对于本乡文化的共鸣，增加他们的认同感，这也成为了政府对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历史遗迹保护的动力。

四、结语

通过对新桥小区“一公里文化圈”的历史文化、遗迹保护战略模式的研究，可以从中总结出政府能够提出这一种战略的原因，并从中探索出我国目前对于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历史以及保护的新措施。首先新桥小区对于“一公里文化圈”的大胆设想是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之上的：一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临近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以及107国道、广深高速等等。交通的便利性使得新桥小区在对其文化产业的版图设想上有一定的开放性，即“大胆设想”。二是本地居民对于本乡文化的高度认同感。通过对附近新桥人的了解，新桥市民对于新桥小区的历史文化仍然保留着一定的文化情结，同时也希望本乡的历史文化和遗迹能够得到保护。以新桥小区的本地语言——新桥话为例，大部分的中老年人群希望他们的下一辈能够说新桥话、用新桥话。三是政府认为对于历史文化和历史遗迹的保护能够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同时能够全面推广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品牌，增强文化软实力。四是新桥居民对于精神层面的社会生活有强烈的需求。新桥小区虽以工业为主，但仍然有许多历史遗迹被遗忘，关于历史遗迹保护的方向一片空白，城市的基础建设相当落后。

在进行历史文化传承和历史遗迹保护的过程中，市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提升市民对于本乡文化的认同感能够促进政府文化产业的改造，同时政府也会结合市民对于历史文化在生活中有所融入的需求进行历史遗迹保护的合理分布，在进行产业改造时，尤其是文化产业方面，可以采取比较开放、灵活的形式，例如与历史文化相关的文化节活动、以历史文化传承为核心的交流平台设立以及历史遗迹的有机改造等等。对于新桥小区，笔者认为其可以通过文创的方式使自身的历史文化传承活动更上一层楼，如使一些与新桥历史文化挂钩的文创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建立与新桥本乡文化相关的文创交流平台。通过設计开发相关的文创产品在各种渠道中进行宣传等文创传播形式，将属于新桥自己的文创品牌设立起来。

同时可以参考澳门郑家大院景区纪念品商店的文创产品销售形式(图12)，就历史遗迹本身的特点进行相关周边产品的开发以及销售，例如新桥粮仓的微缩模型，以清平古镇中的永兴桥、曾氏大宗祠为主题设计的明信片、钥匙扣(图13)等等。利用文创产品销售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从经济的层面上援助有想法但缺少资金进行文创活动的年轻一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该种创意产品的设计、宣传、发售，将新桥本土的文化传播覆盖到更多的地区，使得新桥的历史文化及遗迹能够真正意义上得到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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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晓瑜，崔洁，唐成茂.中心路上“一公里文化圈”集聚近十家高端文化场所 宝安沙井：打造深圳西部文化高地[N].南方日报.2015-05-28(A11).

[5]深圳新桥：工业重镇粤韵悠扬[EB/OL].(2019-08-15)[2019-10-15].http：//culture.workercn.cn/32871/201908/15/1908150934339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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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梓卫

第二篇：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

[摘要]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是在近现代革命进程中形成的特殊地理标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见证，有着丰富精神实质和内在意蕴。锦州由于其在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留存了丰富的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本文以锦州市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中的问题为切入点，针对近现代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近现代;历史遗迹;锦州

[作者简介]李福鑫(1990-)，男，汉族，山东滨州人，中共锦州市委党校，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近现代历史遗迹主要以革命纪念馆、战斗遗址及主要领导人物的生活工作旧址等形式构成，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历史遗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就其蕴含的社会历史价值来说，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除了具备一般的文物价值之外，还具备其他形式文物不存在的特殊历史价值。

锦州市位于辽西走廊腹地，是连接东北地区和关内的重要通道，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在近现代革命史的特殊地位，近现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與锦州密切相关，这也给今天的锦州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宝藏。但是由于早期对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价值认识的不足、规划及管理缺乏、经费不足等原因，造成了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的低效率，不少历史遗迹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如果不及时作出科学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开发保护，许多遗址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留给后人的只能是遗憾。

锦州市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在开发与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是个例，纵观全国对于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问题是普遍的。本文在深入调查、仔细统计、合理分类、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锦州市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对目前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以期对锦州乃至全国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锦州市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分布情况

锦州，地处辽西走廊核心地带，是连接东北腹地与中原的必经之路。近代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锦州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中的重要地位。早在1924年，锦州地区就成立辽宁省第一个党支部——沟帮子铁路党支部，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九一八”事变之后，黄显声将军率先在锦州组建了辽西抗日义勇军，抗日烽火首先从锦州点燃起来。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辽沈战役伊始，毛泽东就把战略目光定在了锦州，随后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进驻牤牛屯，锦州成为“东野前指”驻地所在。无论是军阀时期的党组织建设，还是伪满时期的抗日斗争，乃至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解放战争，都为锦州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历史遗迹资源。到今天为止，锦州市的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第一，辽沈战役历史遗迹群。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而当时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就在锦州。今天，锦州市已经形成了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主体，以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朱瑞将军牺牲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梁士英舍身炸地堡遗址、配水池战斗遗址、黑山阻击战101高地遗址及辽沈战役纪念塔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历史遗迹群。

第二，义勇军革命历史遗迹群。“九一八”事变之后，黄显声将军在锦州地区组建了辽西抗日义勇军，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中心。现在锦州市依然保留着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故居朱家大院旧址、东北交通大学遗址公园(抗日义勇军创建地)、马子丹牺牲地和锦州义勇军攻打日军驻地北大营战斗遗址等旧址，并且组建了全国第一个民间的抗日义勇军纪念馆。

第三，东北第一基层党支部旧址。1924年，北镇沟帮子成立了辽宁最早的中共党支部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隶属于中共唐山地委。铁路支部成立后，认真贯彻党的指示，领导工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27年，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转归满洲省委领导，同年起开始发动多次罢工运动。1930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带领中共满洲省委、奉天特委部分领导亲自到沟帮子铁路支部视察并指导工作。今天，在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旧址上，重新修缮了中共沟帮子铁路党支部纪念馆。

第四，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纪念馆、故居、墓地等。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锦州地区也保留了众多历史名人的故居、墓地，甚至修建了相应的纪念馆等。目前，锦州现存的此类历史遗迹主要有：张作相官邸、萧军墓、萧军纪念馆等。

第五，日伪时期的重要建筑。伪满时期，锦州是作为锦州省的省会存在的，这一时期也留下了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主要有：“伪满洲国锦州省”公署大楼(现为空军第三飞行学院教学楼)、“伪满”锦州铁路局旧址(现为沈阳铁路局锦州段所在地)、“伪满”满洲银行旧址(现为中国工商银行)。

二、锦州市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现状

锦州地区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今天除了部分遗迹受到政府资金投入，得到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外，还有大量的革命历史遗迹没有受到科学、有效保护，没有发挥应有的社会经济效益。及时对现存历史革命遗迹进行盘查，制定相应的开发保护规划，深入挖掘其中的丰富历史内涵及时代价值，成为政府及学界面临的重大紧迫任务。针对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现状，经过笔者走访调查，发现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于近现代历史遗迹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开发不够。锦州市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进程中，开发的比较好的是辽沈战役历史遗迹群，但是主要是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利用。这也是当前国内通行做法，即将革命历史遗迹纳入旅游规划，没有建立独立开发利用体系。锦州，无论是在抗战史还是在新中国史中，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源，锦州市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除了辽沈战役相关内容的开发与利用，其他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使是辽沈战役相关内容的开发，相关领导者也仅仅是依托相关场馆将战史的梳理呈现给参观者，对于其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存在价值等缺乏全面的审视。

第二，没有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是相对应的关系，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只有保护没有开发，不是科学的保护;只有开发没有保护，则是纯粹的破坏。目前，锦州市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过程中，仅修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展厅、配水池战斗展厅(尚未竣工)、萧军纪念馆，及一个民间的抗日义勇军纪念馆。这几处纪念馆除辽沈战役纪念馆之外，其余的规模都比较小，很难产生规模效应。

第三，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对于古代历史文物的开发与保护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由于近现代历史革命文物的特殊性，如何做好开发与保护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理论及方法。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对于局部工作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如万生更对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开发作出了分析探索，王元对于上海市红色文化遗产的协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局部的探索对于整体体系的构建不可否认是有益的，但对于全国范围内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仍显匮乏。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也是制约锦州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不单单是对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展示，而是以相关资源为核心的全方位的综合性的开发，这一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锦州市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近年来各地也修建了相关的文化场馆，但是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却相对较为落后，这直接导致了相关景区吸引力和接待力的下降，也降低了游客的体验性。

第五，开发与保护过程中的具体问题。除了以上问题之外，锦州市在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中还存在着自己特殊性的问题。革命遗迹归属问题是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笔者调查走访中发现，锦州市革命历史遗迹所有权隶属于多方，很难达成统一规划：如辽沈战役遗迹群及义勇军旧址等大部分属于锦州市;“伪满”省政府大楼属于部队固定资产;沟帮子党支部旧址则属于沈阳铁路局管辖。这种多方管辖的弊端就是很难达成统一管理，无形中加大了开发与保护的难度。当然，锦州市革命遗迹的开发与保护还存在着遗迹分布比较分散、开发不协调等问题。

由于对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重视程度不够，研究相对匮乏，投入比重较低，缺乏专门的理论指导，实际操作具有盲目性，导致了今天革命历史遗迹的价值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对于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认识，还存在着主题不突出、个性不鲜明的问题;对于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利用，存在着时代特征与群众需要不匹配的问题。正是这诸多问题的存在，才造成了今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挥的不足。

总而言之，全国范围内对于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匮乏的。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倡导传承红色文化的今天，加强对革命历史遗迹理论体系和方法的研究更显得尤为迫切。

三、对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的思考

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一过程既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民族精神传承等全局性问题，也同地方的经济发展、城市开发、爱国主义教育等紧密相连，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一)以政府为主导，对这部分历史遗迹进行系统调查、科学分类

对相关资源进行普查分类是进行开发保护的先决条件。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要想实现对这部分资源的科学开发与保护，必须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对于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分布、数量、保护与利用的现状等做一个全面仔细的梳理，再进行科学的分类。科学、合理、全面的調查是深入挖掘革命历史遗迹价值、进行更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革命历史遗迹的调查研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单位某部门很难实现，国家应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上，成立相应的联合协作机构，组织文博、历史、社会学等相关的专家学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在统一规划调查的基础上，再进行一定的分类，为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对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无形资源的抢救性保护

遗迹的保护是开发的前提，资源能够进行开发的基础是完整性。革命历史遗迹一般是由有形的文化遗存与无形的文化遗存构成，有形的文化遗存作为能够直接接触到的资源往往仅是冰山一角，无形的文化遗存则相对而言占据大多数。历史遗址往往承载着一定的历史故事，都有着与故事相连接的情感，对于无形文化遗存的开发更为重要。

近现代历史并不久远，目前还有一部分亲历者仍然健在，他们对于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诠释及体会，不仅是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内含的情感与叙事本身也是无形的宝贵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分资源也逐渐的消失。加紧对历史进程参与者的抢救性保护是保护维持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完整性不可或缺的部分。

革命遗址原貌的保护也是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无形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的历史遗迹都是特定时间和地理环境的产物。革命遗址在革命进程中逐步形成，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蕴含的丰富内涵不仅表现为遗迹本身，还表现为构成遗迹的自然人文环境。因此，在遗迹开发保护过程中，除了要保护好遗迹本身，还要保护好遗迹的原始形态及其周围环境。据笔者调查，大部分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过程中，出现了只重视遗迹本身，而忽视遗迹存在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倾向，这实质上是对历史遗迹价值的削弱。因此，开发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遗迹原样，只有善于保护，历史遗迹及其自然人文环境的意义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放大。

所以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不仅应着眼于遗迹本身，同时还要对其存在的客观环境，对历史进程经历者的记忆进行抢救性保护，将他们的经历与感悟制成一定的资料。

(三)在保护的前提下，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当前，受制于经费不足，革命历史遗迹保护略显乏力，通过合理的开发利用，可以弥补这部分不足。当然，合理的开发利用不仅是筹集资金，还可以达到革命历史遗迹社会效益的最大开发。革命历史遗迹文化与现下生活有着紧密的关系，是与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地方，其中进行适度的经济开发，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一举多得。目前，许多革命历史遗迹的收入依赖于政府拨款和旅游文创收入，应当鼓励适度基础上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集中、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可以建立革命历史遗迹文化保护区，以相应的遗迹保护区为核心保护区，周边原始环境为依托，在核心区还原历史，修建相应的遗址博物馆、纪念馆，展示历史、揭示内涵。在保存相对不完好的地区，可以通过修复旧址、建设博物馆、修建地标性建筑等方式，传达革命历史遗迹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涵。

(四)加大相关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锦州地区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的开发与保护，不仅依赖于历史遗迹本身的价值，还离不开周边资源的配套服务。锦州市在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发与保护层面集中于资源本身的开发，而忽略了对周边环境和交通的改善，政府需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锦州革命历史遗迹对于游客的吸引力和满意度。

对于部分遗落于乡村的革命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改善交通状况。如位于锦州凌海市牤牛屯村的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曾是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核心指挥机关驻地所在，在辽沈战役乃至新中国史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要想充分开发，仍需充分改善当地的公路条件，仍需将本地开发与市内相关资源开发相结合。

当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接待服务设施，如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结合，景区内部指示牌设置，环境设施建设，景区内部设置要体现人文关怀等等。一些细微的细节，对于提升游客的景区体验，加深景区印象，有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五)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锦州地区独特的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是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既能够实现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又能够为深入开发革命历史资源打下群众基础。锦州市在近现代历史革命遗迹开发的过程中，融入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但还缺乏必要的深入。

对于锦州地区各级学校来说，要积极将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到校本课程之中。将革命和历史斗争精神融入到学校的课程中，使广大青少年能够自觉的感受到作为錦州学子的骄傲，感受到锦州独特的近现代历史深厚的内涵，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地缘精神，成为辽沈精神自觉的传承者。

利用锦州地区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成立党员教育基地，对接新时代党建工作。党员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屹立不倒、红色文化代代相传的强大力量和重要基础，可以利用现有的红色文化资源，带领党员干部重拾革命历史、重温革命热情。辽沈战役干部学院的成立，为锦州市依托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开展党性教育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仍需进一步将锦州市丰富的革命历史遗迹统筹开发与利用，仍需将锦州现代过去与未来相结合，进一步讲好锦州故事。

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既是珍贵的文物资源，又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载体，还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其精神实质和内在意蕴是巨大的，值得加以高度重视。应该及时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加以科学的保护，进行合理的开发，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参考文献]

[1]万生更.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探析[J].安康学院学报，2010(02).

[2]王元.红色文化遗产的协同发展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02).

[3]覃爱华，陈莹莹.长征文化遗址遗迹的现实价值和整体保护[J].理论与当代，2017(07).

[4]阮晓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06).■

作者：李福鑫

第三篇：湖南地质遗迹调查史

从最开始的简单资料收集，到随着测绘技术发展后遥感等方式的介入，再到《湖南省地质遗迹调查报告》的诞生在即，湖南地质遗迹调查这项已经延续近30年的工作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三十载的调查历程

湖南省的地质遗迹调查工作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为启动地质遗迹保护区建设，湖南省地矿局于1984年前后组织湖南省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监测站(湖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前身)等有关单位开展全省地质遗迹资料收集整理和摸底调查;1986年前后再次安排湖南省地质研究所开展全省旅游地质资源调查。这两次调查，均以收集资料为主，初步获得了全省地质遗迹方面的一些资料。

“七五”期间，湖南拟建武陵源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并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地质公园的设想。湖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于1987-1988年完成了由地矿部和环保总局联合立项的“湖南省武陵源砂岩峰林地质自然保护区区划及科学考察报告”，这是湖南省第一次对一个区域(武陵源区)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地质遗迹调查和研究，这项调查成果也获得了当时地矿部评选的优秀成果二等奖。

1989年，湖南省遥感中心(即湖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参与湖南省政府组织的“湖南省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规划(1989-2000年)”和“湖南省国土规划”工作，承担了“湖南省旅游业发展规划(1989-2000年)”和“湖南省国土规划---旅游行业规划”两个子课题。这两个子课题均涉及湖南旅游地质资源的调查评价，但以收集资料为主 。

1999年，湖南省遥感中心在湖南省计委主持的“湖南省国土资源遥感综合调查”项目中，完成了“湖南省旅游资源遥感综合调查”专题。该专题涉及湖南旅游地质资源的调查评价，以遥感解译为主。

2002年，湖南省地质研究所完成了湖南省科技厅立项的“湖南省地质遗迹调查及旅游地质资源开发研究”。该课题对湖南省部分地质遗迹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内容侧重地质遗迹的地质背景和遗迹特征。

2003年，湖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通过资料收集的方法编辑了《湖南省地质遗迹名录》。该名录收集地质遗迹655处，内容包含地质遗迹名称、位置、遗迹特征、功能类别等4个方面。这是湖南省首部地质遗迹名录，尽管内容不够完善，但为湖南地质遗迹的保护、开发管理以及科普、科研等，提供了有一定价值的基础资料。

自2000年申报与建设地质公园以来，湖南省已申报批准的世界地质公园有张家界1家，已申报批准或获得国家地质公园资格的有张家界、新宁崀山、郴州飞天山、凤凰、古丈红石林、攸县酒埠江、龙山乌龙山、涟源湄江、平江石牛寨、浏阳大围山等10家，已申报批准或获得省级地质公园资格的则有13家。这些地质公园在编制申报材料时，都对公园内的地质遗迹进行了调查评价，调查精度均较高。这些申报材料为最新的地质遗迹调查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前人研究的缺憾

受限于发展时期和技术水平的不足，前人的地质遗迹调查工作虽然开展时间不短，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都成为2011年开始的新一轮湖南省地质遗迹调查工作所要重点解决的。

首先是地质遗迹的调查范围不够广泛。湖南省虽然以前也进行过多次地质遗迹调查，但精度较高的调查多局限于某一局部地区，如1987-1988年开展的武陵源地质遗迹调查以及后来各地质公园内的调查。部分项目虽涉及全省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的内容，如2003年编辑的全省地质遗迹名录，但这些项目获取的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内容，基本上通过收集资料的方法，全省范围的地质遗迹实地调查则从未开展。

其次，在于地质遗迹调查所涉及的内容不全面。湖南已取得的地质遗迹调查评价资料，反映的内容均不全面，大部分资料对所调查的地质遗迹大多是概念性的描述，多是简要描述地质遗迹的形态特征、美学价值等。即使2003年编辑的全省地质遗迹名录，其内容也只涉及地质遗迹名称、行政位置、遗迹特征、功能类别等4个方面，而地质遗迹的分布范围、数量、规模、成因、科学意义、保护现状等重要内容均不太清楚。特别是以往调查的重要地质遗迹，大都没有组织专家鉴评，或进行科学的评价，因而大都没有确定评价等级或等级划分不合理。

另外，关于遗迹评价的内容也不够准确。湖南已取得的地质遗迹调查评价资料，反映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不太准确，特别是有些资料提供的地质遗迹特征参数，如瀑布落差、峰柱高度、崖壁长度和高度等，存在明显的错误。究其原因，一是绝大部分地质遗迹的特征参数，没经实地测量，仅是一个估计数字;二是某些地方在申报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称号时，有意识地对地质遗迹的某些特征参数进行了夸张。

正是因为前人调查存在的缺憾，才让“在湖南开展一次全省范围的、调查内容系统全面、客观准确的地质遗迹调查，以掌握全省地质遗迹资源家底，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地质遗迹提供科学依据”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资料来源：《湖南省地质遗迹调查报告》)

作者：向婧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