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就业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有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本文作者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花。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就业。就业左右宏观经济就业和民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指标。
第一篇：就业经济论文范文
新就业 迸发经济新活力
一头连着企业运营、宏观经济，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百姓冷暖，就业牵动着百姓的生活，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部分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经营受到影响，原本可以吸纳大量就业岗位的企业，扩张需求开始放缓。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共有874万人，比2019年增加了40万人。就业形势严峻复杂，稳就业、保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引人关注。
形势严峻，必须严阵以待。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篇幅为改革开放以来最短，仅有万字。但在报告中，经济发展、就业保障、改革举措等一系列焦点议题都得到了全面阐述，尤其是报告中39次提及“就业”一词，几乎贯穿始终，比重堪称历年之最，显示出这项工作正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疫情防控期间，核酸检测员、社区网格员、在线学习服务师、信息安全测试员、互联网营销师、老年健康评估师……一批新就业形态脱颖而出，在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丰富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让许多人的就业和创业有了着落。
2020年5月23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听完有关委员关于“新就业形态”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脱颖而出。要顺势而为。当然这个领域也存在法律法规一时跟不上的问题，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保障问题、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等。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顺势而为 为新就业厚植发展土壤
近年来，中国新经济的规模持续扩大，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取、开展、完成工作的新就业形态越来越普遍。
2019年“双11”，仅64分钟，天猫平台就突破了1000亿元的成交额;一天时间，仅美团外卖一家平台的日订单量就可超过3000万单……线上购物、网络订餐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而其背后的支撑，则是数以千百万计的新兴就业岗位。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新就业形态”是指新一轮工业革命带动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工作模式。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新就业形态”是指伴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与大众消费升级出现的去雇主化、平台化的就业模式。工作模式和就业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从固定岗位到灵活就业，从单一身份到身兼数职，从定时定点到随时随地。这些变化在疫情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共享员工的出现、直播带货的火爆、远程教育的兴盛，不仅满足了疫情期间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拓展了就业空间，推动了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领域就业保持较快增长，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其中平台企业员工数达到623万人，同比增长4.2%。新基建也将加速传统行业互联网化升级，中国信通院预测2020年-2025年中国因5G将新增就业岗位300万个。新消费催生出包括外卖骑手、直播主播等一大批新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新经济的发展还间接地带动了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就业。例如，根据第三方网约车滴滴平台测算，2018年，该平台不仅创造了包括网约车、代驾等在内的大约1194.3万个直接就业机会，还带动了包括汽车生产、销售、加油及维修保养等在内的631.7万个间接就业机会。
来自美团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20日-5月24日，美团平台上新注册且有收入的“骑手”超过100万人，这些“骑手”有37.6%来自餐饮等生活服务业，27.2%来自制造业企业，13.8%来自小微创业者。新就业形态为此次疫情中受影响的灵活就业者、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创业者、从业者提供临时性、过渡性就業，保障其个人收入延续。此外，平台通过大数据等技术，可以精准掌握从业者工作动向，实现对就业困难群体的精准就业服务。
以滴滴、美团为代表的新经济平台型企业，正在利用自身平台优势，解决现存就业压力。这些新就业形态依托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给百姓就业创造了“新饭碗”。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数字平台经济促就业助脱贫行动”2020年5月正式启动实施，行动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本次行动旨在依托数字平台经济企业，重点为52个未摘帽县和易地扶贫搬迁万人安置区贫困劳动力和农民工。集中提供一批灵活就业、居家就业、自主创业、务农增收机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数字经济新业态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居家就业、自主创业机会，已成为劳动者特别是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扶贫部门将持续加强与各类数字平台经济企业的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贫困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机会。
除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新就业形态还能够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增加弱势群体就业机会、激发劳动者技能发展。比如，一些残疾人在知识技能共享领域找到就业机会，成为网络主播、设计师、培训师等。
来自北京的张曦是一名平面设计师，“6·18”电商大促期间、平面设计需求激增，近期她在共享用工平台上接了3个订单、收入超过2万元。
整合信息、共享数据、精准匹配、智能搜索……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共享用工平台，在匹配需求与人力方面的优势毋庸置疑。事实上，也正是借助平台对信息的整合、筛选、搜索和配对，在线消费、出行等新兴业态才得以在当下生活中变得不可或缺。
如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推出的“FESCO共享用工平台”，企业或个人只需在线登记需求，平台就能自动进行数据智能匹配。通过前期收集的数万个岗位缺口需求，实现近万个岗位需求对接和用工资源共享。在FESCO共享用工平台，企业可以找到需要的共享员工，个人也可以成为共享员工的一员，轻松放心地实现企业员工资源共享互通和跨界合作。
顺势而为，“新就业形态”才能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大力推动，更多的新职业将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领域涌现出来。“新就业形态”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还有助于减缓经济与就业的波动。要积极主动调整应对，充分释放创新活力，通过培训促进新工作技能的提升与迁移，鼓励劳动者参与“互联网+”就业，让“新就业形态”茁壮成长。
补齐短板 为从业者撑起遮风避雨“屋檐”
任何新事物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新就业形态”也面临着种种“烦恼”。
如有思想认识滞后导致的老办法处理新问题，也有现存劳动关系制度无法适应新就业关系。新就业形态打破了旧有行业和法律秩序下的利益关系和管理规范，对传统就业群体、管理手段、劳动法律体系、就业服务管理、社会保障政策等形成冲击。例如，现存法律对于新型劳动关系尚未有明确界定，相关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社保机制无法全面覆盖等等。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小玫认为，新业态从业者在劳动者权益保护、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和就业服务等方面有不同特点和要求，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屋檐”，也需要撑起“屋檐”的力量。
“要进一步聚焦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快灵活就业立法进程，为这一新的就业形态提供法制保障，免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她建议，针对新型灵活就业关系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定义新的灵活就业范围，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保障，尤其是完善灵活就业者的职业社会保险制度，同时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的失业保障，尽快设计适合这一群体的失业保险模式，完善灵活就业保障与城镇职工保险的衔接，从而打通制度障碍，进一步提升就业灵活度、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90后李旭瑛被称为“史上最强”淘宝主播，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曾到访她的直播平台，点赞农村电商。柞水木耳在网上火了之后，有不少“挂羊头卖狗肉”的商户出现，网友在直播间内根据推荐下单后收到的却是假货、次货。李旭瑛特别希望，配套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促进直播行业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刘文新表示，直播带货不仅是直播间里的事儿，更是一个产业体系，卖出去货后还要关注物流、配送、品牌、质量是否跟得上，年轻人想做大做强还需要一个过程。他建议，政府或学校出台主播职业培训，让这些年轻人能够获得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吕京惠是多家北京四合院的“民宿主理人”。在实际工作中，她发现正在蓬勃发展的民宿行业与很多现行条例不对接，比如，在登记来店客人身份时，酒店业的登记系统和公安局联网，民宿却无法实现，“这是管理上的漏洞，我们愿意配合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这对客人和我们都负责。”
中国就业促进会的张小建会长对此表示，推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应抓紧解决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问题，使更多劳动者更好地从事新形态就业，包括确定新形态就业的职业界定和统计标准、研究鼓励支持新形态就业的政策增长点、明确新形态就业人员与平台的权责利关系等。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家公布的一批新职业中，涵盖了“新就业形态”中出现的部分职业工种，包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社区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等。这些新职业纷纷“转正”，不仅解决了相关从业者职业身份上的困扰，更为打造规范化法治化的就业环境迈出了坚实一步。这无疑对新就业形态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而近期，河南、河北、浙江、山东、江苏等省市也开始出台政策扶持创业带动就业，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持续加强劳动法律制度建设，补齐保障短板。
持续扩大 加大人才培训力度
人才是保证新就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需要新技能的拓展。美团点评联合21世纪经济研究院、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显示，新职业从业者中，有近五成希望增加职业培训，近七成希望政府多鼓励、支持新的就业形态。“我觉得目前我们这类职业比较小众，而相关政策框架性内容较多，没有细化涉及到这一新职业。”电竞顾问发起人陈博诗说，“我觉得电竞顾问这个概念还需相关部门多鼓励、多引导，一起推广这个新职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研也发现，96%以上的职场人希望学习新职业。其中，提升職业发展空间、涨薪、掌握新技能、掌握一门副业成为职场人士学习新职业的主要原因。各行业普遍面临着人才不足、人才结构需优化、缺乏统一培训标准等问题。相关调研发现，90%以上的企业希望通过新职业培训，提升员工成长空间，给企业注入新动力。
疫情影响下，不少企业生产经营一度按下“暂停键”，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则迎来了宝贵的“窗口期”，成为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扩大就业规模的一个重要抓手。全国政协委员张喆人建议，接下来应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使劳动者有多方面技能、拓宽就业面，提高应对就业市场风险的能力。“政府要加大培训力度，同时企业也要支持员工参与各类培训。这种培训可以灵活、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比如在线培训，这样员工可以白天工作、晚上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培训，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
为此，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一部署下，2020年3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推出了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6月，平台又启动了2.0版本开发迭代工作，目前已全部开发完成，增加了用户注册、在线直播、线上开班、学习记录记载、在线测试、学习记录和考核记录导出等功能，可以更好满足学员、培训机构、企业等用户的需求。
首批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电子竞技运营师、无人机驾驶员、农业经理人、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等13个新职业在线培训资源上线，可以基本满足学习者学习需求。同时，第二批供应链管理师、网约配送员、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师、健康照护师等16个新职业也正在启动培训资源上线前期准备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任刘康表示：“近年来，社会发展带来了行业的结构性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涉及产业行业，也涉及职场本身，深度影响就业结构性调整，新职业应运而生。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定位培育新型技能人才，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为开展线上技能培训提供了重要实践。”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疫情之下，“新就业形态”作为一匹“黑马”迅速“出圈”，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拓宽了就业渠道，保住了千万劳动者的“饭碗”，为兜住民生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贡献了力量。未来，我们应当持续调整和完善相应政策，补短板、促发展，多管齐下为“新就业形态”厚植发展土壤，让其释放出更大的发展活力与潜力。
作者：胡静 刘锦鑫
第二篇：就业：经济稳定增长的“软肋”
有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本文作者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花。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就业。
就业左右宏观经济
就业和民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指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当时研究失业问题而为主要对象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价、高失业。GDP增长10.7%，消费物价增长1.4%，劳动力闲置率15.77%。这些数字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将1990年城镇就业视为正常就业水平，2005年和2006年根据城镇人口从业率加1990年时2.5%的登记失业率，推算得出真实的城镇劳动力闲置率。
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中，高投资、高出口，但劳动力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统计显示，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为48%左右;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约为2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0%左右。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远远超过消费。
在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我国是45∶55。因为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就业充分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国内消费偏冷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费，二是劳动就业严重不足和工资水平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以及将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出口于国外拉动的。
就业不足约束消费
一般来说，资本(指企业)和国家分配率高，规模会越来越大，劳动和人民群众的分配率相对就低。因为国民生产增加值从收入分配讲，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国家分配的多，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劳动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确保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又保证企业的利润大幅度提高，又要尽快提高人民群众收入的现象，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
这一点从数字上可以印证。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2006年1-11月工业企业利润16532亿元，同比增长30.7%;财政收入增长25%;而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14%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6%。为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长很快，而我们高速增长也近30年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原因在于他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劳动推动的，失业率低，中小企业多，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较快。我们的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财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长却缓慢。
有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我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化。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钱少和没有钱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才是有钱不敢化的问题。
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解决就业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就是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其解决我国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90%以上。因此，只有通过创业和就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际上的规律是：一个国家96%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65%-80%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范围在9-15人左右;发达国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记和登记企业数量为45-55个左右。
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就业越来越难的关键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增长缓慢。数字显示，2005年城镇总就业勞动力为27331。过去国家工商局一直公布称中国企业数量在800万左右。2005年经济普查表明2004年法人企业只有325万家。后来国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国2005年有350万法人企业。2005年中国如果按照350万个法人企业计算，每千人只有2.7个企业;党政社团事业单位就业的4000万左右，党政社团就业的非编制人员2000万左右，企业中就业的人数18553万人，平均每个法人企业53人。如果按照国家工商局最近又调整的数据近800万个企业计算，则为每千人6个，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5-55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千人20-30个企业的水平。如果是800万个，中国平均每个企业就业规模为23人。实际上，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劳动力的最大需求者，只有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它们，才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变成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结构转型期一样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这样失业率才能降低，而且劳动力的工资也会增长较快。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只有鼓励创业扩大就业，才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规模，才能从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转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据我的研究，社会保障、财政福利拉美各国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体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是特大、大型企业多，而微型、中小企业少，失业率高表现为;失业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日韩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它们的高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严重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问题，其基尼系数并不呈倒U型变化，还发生了劳动力不够用的现象，台湾的基尼系数在结构转型中间比转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低，即呈正U型变动，关键是它们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要比拉美和中国大陆多得多。
中国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多的浙江温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数最高的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最少的贵州。关键在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多，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相对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才能得到改观。否则，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多，再想什么办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变。
另外需要说的是，在经济增长中，只有充分地利用闲置的劳动要素，相对降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来，第三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资源消耗也才能减少，增长方式才能得到调整。也只有鼓励农村、集镇和县城市创业和扩大就业，才能改变劳动力在全国东西大流动，特别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动的困局。
鼓励大学生创业
这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就业要通过创业解决。
据调查，在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很低，农民的创业愿望远高于城市居民和大学生。中国目前，包括未来，创业的主体可能是农民。美国大学生毕业的创业率为20%;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不到1%;在有关问卷调查中，城市中农民工如果有5万元以上的本钱，要创业的65%，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5万元钱创业的不到5%;通过调查数据看：中国90%以上的创业者是农民，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者的90%以上是农民。因此，国家要鼓励大学生创业。
假如450万大学生中有10%创业，年增加50万个微型和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平均就业10人，可以解决500万人;再假如还有其他创业有50万个，再解决500万人就业;如果每年再有200万人从事个体经营，可以解决近400万人就业;仅仅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可以解决年需要就业劳动力的58.3%，再加上非个体和企业就业，以及外资企业，国内特大和大型企业就业，以及社团等社会就业，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鼓励创业。
鼓励创业政策应出重拳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夺利。一要立法要民主化，部门法规和条例也要通过人大审查;第二，任何行政性，包括准行政性的收费是政府向人民收钱，需要人民同意，因此，任何政府、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两院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都需要人大的批准;第三，各地人大、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应当严格控制、制止、检查、审计工商、质监、交通、医药食品监督、检察院、法院、城管、交警等收费罚款单位的办公楼、暗的福利性住宅的建设，因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部门搞豪华办公楼、豪华车等引起的;第四，人大应该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不能设立机构，而不给预算，或者不给够预算，给收费罚款政策的体制;第五，近期，人大应当组织力量对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运输行政管理、公路收费、食品医药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收费、罚款项目和支出结构，进行清理，进行审查，逐步废除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体制，由财政全额供养起来;第六，尊重劳动者权利，对一般的个体户不再进行登记，实行备案制，放宽个体、微型经营的准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空间。
作者：周天勇
第三篇：提速数字经济，减缓就业压力
2020年3月18日，合肥市胡大郢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线下教学，为学生讲授污水处理及节约用水知识。图/ 中新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带来重大冲击，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政府高度重视疫情后的“稳就业”、“保就业”问题。《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相较于线下为主的传统产业，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在疫情期间逆势爆发，在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办公效率、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对冲失业影响，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新的方向。
稳就业的三大压力
受疫情影响，部分行业及中小微企业受到严重冲击，企业生存压力明显增大，对稳就业造成重大影响。
一是生活性服务业冲击较大，破产裁员形势严峻。
目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娱乐、餐饮、住宿、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尚未完全恢复。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门槛相对较低，对于吸纳就业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占比相对较高，它们资金实力弱，应对风险能力低。
今年一季度，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同比下滑幅度居各行业前两名，分别下降35.3%、17.8%，餐饮、住宿企业复工率明显低于其他行业。全国连锁的K歌之王KTV在无法与员工达成薪酬发放和社保缴纳等协议后，进入破产清算阶段;作为国内签证业龙头的百程旅行网因资金不能维持公司运转决定关闭公司并进行破产清算。短期内，生活性服务业破产裁员压力骤增，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二是制造业产业链恢复难，劳动力闲置现象严重。
疫情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制造、物流、商务沟通等均造成重大影响，制造业面临减产停产风险，劳动力出现闲置。短期来看，一方面，制造业面临上游原材料、设备短缺等问题，影响复工效率。制造业生产流程紧凑，一旦上游供应链断裂，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减产停产，最终影响到员工复工和薪资待遇。
随着海外疫情的蔓延，供应链的中断通过全球产业链的传导作用直接影响中国的制造业。例如，在中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当中，来自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这四个国家的占比达到60%以上，对国外依赖程度较高，更易受到贸易暂停或受阻的冲击。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面临下游需求不足等问题，影响产能和劳动力配置。
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受冲击更大，以纺织行业为例，根据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纺织工业与纺织服装批发零售就业人员共达1612万。受疫情冲击，纺织行业严重缺少直接或代加工出口订单，纱布等库存占压大量流动资金，导致员工工资及其他支出困难。2020年3月，纺织服装出口下降15.1%，明显超过整体出口下降幅度(6.6%)。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调查，4月上旬七成纺织企业出口订单量不足正常的50%，85.7%的企业反映订单不足，57.1%的企业遇到客户取消订单。5月，根据人民法院公告网上显示，仅5月17日至19日三天，就有7家纺织业企业发布破产公告。
订单减少引发制造业企业一线员工需求减少，闲置人员增加，如果中国外向型产量不能快速恢复，可能会引发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被替代，带来长期外需不足和工作岗位减少风险。
三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特殊群体就业更加困难。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疫情双期叠加，导致企业总体需求大概率减少，就业压力增大。大学生就业方面，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874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0万人，增幅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值。
今年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延迟、用工成本提高，导致原有应届生招聘计划缩减;另一方面，春招往往是企业招聘的重要环节，疫情使企业无法按原计划春招，招聘时间不确定、时间段压缩、方式改变等可能会导致招聘竞争更加激烈。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春季校招期间职位发布量同比降低13%，求职人数同比上升27%，简历投递量更是暴涨三倍。
特殊群体方面，疫情可能引发短期就业岗位减少，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进而挤压部分女性、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就业机会，使得特殊就业群体就业更加困难。一是女性在“脆弱行业”工作比例较高，女性就业多的行业更易受影响，如酒店、餐饮、零售、教育等;二是女性就业前景本不乐观，行业内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女性被裁员的风险普遍高于男性，疫情加剧了这种状况。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面对疫情冲击时该群体更为脆弱。中国现有8500万残疾人，疫情发生后，残疾人和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面临停工停产等诸多困难，几乎所有的盲人按摩诊所停止营业，部分残疾人家庭生活水平明显下滑，残疾人就业和脱贫压力加大。
数字经济如何创造就业机会
疫情让数字经济在生活、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在消费端，线下消费渠道受阻，线上消费模式凸显。生产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加快推广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数字经济赋能消费和生产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就业岗位，为劳动力市场注入新活力。
一、数字经济丰富就业岗位，拓宽就业渠道。
数字经济相关就業岗位多呈现就业方式灵活、覆盖群体广泛等特征，对于疫情期间拓宽就业渠道、吸纳就业群体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互联网+”模式成为疫情期间就业新风向，相关就业岗位逐步增加。电子商务、网络直播、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行业需求旺盛，就业岗位丰富。
以在线教育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110.2%，占网民整体的46.8%。在线教育的爆发增长，也增加了相关招聘需求，字节跳动、新东方、学而思等多家机构都在扩招。
其次，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前沿领域成为就业焦点。在疫情期间，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技术类岗位逆势增长。
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的《2020应届毕业生春招求职报告》，2020年春招季，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安全和5G行业应届生岗位占比达32.7%，Java工程师、Web前端工程师等成为热门岗位。
图：中国失业类型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制图：于宗文
最后，数字经济丰富零工经济模式，缓解待业者生活压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行业发展，不仅催生了工程师类岗位，还催生了数据标注、语音录入等新型辅助岗位。这些工作门槛低、上手快且覆盖群体广泛，可以有效缓解待业期及隔离期人员就业压力。
二、远程办公提升办公效率，引领就业新趋势。
数字技术在本次疫情中充分发挥信息共享、远程协同等优势，优化线上在线办公效率，助力经济平稳运行，降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基础层方面，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纷纷加强网络保障、加快设备优化、免费开放云超算能力等方式确保疫情防控通信、数据沟通顺畅。如，腾讯云向中山大学等高校研究团队免费提供批量GPU云服务器使用权，助力病毒药物筛选。
应用层方面，在线办公、远程协同等平台及服务快速扩容，帮助企业员工实现居家办公、在线作业、运维服务等，确保企业生产、企业办公得以正常运转。
2020年3月钉钉数据显示，企业组织在钉钉上发起在线会议的数量，单日突破2000万场、超1亿人次，及时满足疫情期间企业远程沟通和协助的需求。
中国的远程办公仍处于起步阶段，远程办公比例低于国际水平，今后伴随远程办公理念推广，远程办公市场需求将不断增加，视频会议、文档协同、文件传输等领域的应用也将逐步增多，从而优化在线办公环境，并广泛吸纳就业。
三、工业互联网远程调度资源，优化劳动力配置。
在用工上，工业互联网提供返程交通住宿对接、员工防疫智能管理和复工实操指南等，助力工人顺利返工返岗。在复产上，工业互联网整合采购、生产、销售全链条的信息和资源，助力企业提升用工需求和劳动力配置效率。
例如，海尔COSMOPlat构建企业复工生态链群，全流程保障企业复工和生产运营。在COSMOPlat协助下，部分企业完成转产备案手续，并解决设备、原材料供应问题，顺利向防护服转产复工，有效缓解劳动力闲置。
此外，依托工业互联网，降低用工的培训成本，间接带动人力资源优化。工业互联网汇聚设计运营管理、数字技术、工业生产等领域的知识，形成智力资源池，助力企业实践员工培训。同时，应用工业APP等软件产品，增加了研发、测试等工作的可视性和便捷性，人机协同的工作环境下有助于普通员工提升技能，参与到高技术工作中。
数字经济如何对冲失业风险
中國失业类型可分为三类，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界定标准可以依据经济是否健康运行、失业人员是否具有岗位所需技能来判定，分类依据见下图。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可以刺激就业需求，优化就业结构，畅通就业途径，从而防范和减缓三类失业。
激发经济活力，预防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是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造成的全局性失业问题，严重影响民生和社会稳定。此时，全社会岗位收缩，劳动市场招聘需求远小于求职需求。预防周期性失业的核心在于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将失业率维持在充分就业的自然失业率附近，数字经济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风险防控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协助采集和分析调查失业率、财政赤字率、银行资本充足率、企业资产负债率等，实时监测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资本市场异常波动，并对于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行为及时预警。
在经济发展上，信息消费、数字化投资、数字贸易引发经济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降本提质增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相关的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持续涌现，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逐步壮大。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名义增长20.9%，占GDP比重为34.8%，数字经济成为带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优化就业结构，减缓结构性失业。经济健康运行时，由于技术进步、去产能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岗位结构调整，失业人员不具有当前社会上招聘岗位所需技能，造成了结构性失业。诚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并加速了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这会导致技术性失业和经济转型相关的失业问题，“机器换人”忧虑从未停止。但同时，也应看到数字经济在优化就业结构、缓解结构性失业的积极作用。
从岗位创造上来看，数字经济加快职能分解，岗位分工更为细化、合作更为紧密化，推动工作岗位的新增和优化。例如，外卖平台迅速发展，外卖需求持续增长，这使得外卖骑手岗位广泛吸纳了中低端就业。同时，餐饮商家因业务繁忙和收入上升，会招聘更多餐饮服务人员。而为了保证餐饮商家在外卖平台的竞争力，外卖业务规划师等新型职业应运而生，为餐饮商家提供店铺和外卖业务推广方案。
从劳动者技能提升来看，在线教育对于学习时间、空间限制较小，劳动者可以借助零碎化时间进行学习，同时在线教育模式日趋丰富，可以满足在职者和失业人员多样化培训需求。例如，B2B在线培训模式专业性强，企业可以向培训机构直接提出技能诉求，由培训机构设计课程，提升在职员工技能，助力员工工作能力适应技术的更新换代;而C2C在线培训模式价格低廉且互动性较强，学习时间、方式灵活，学习者亦可成为培训者，产生归属感和成就感，并发现工作新机遇。
畅通就业渠道，缩小摩擦性失业。当经济健康运行时，若失业人员具备社会上招聘岗位的技能要求，其失业类型为摩擦性失业。这是由于就业渠道不畅通等造成了就业岗位与失业人员匹配成本过高，最终导致具有社会所需技能的失业人员与就业岗位无法衔接。数字技术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有效减少搜索成本、追踪成本、核实成本等，有助于增强求职匹配效率和缩小求职时空限制。
从求职匹配上看，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支持下在线求职平台日趋优化。在线求职已经由模式单一的综合招聘平台向多元化、针对性强的平台生态体系演进。平台模式在技术驱动下不断创新，满足商业人脉积累需求的职业社交平台、利用爬虫程序广泛搜集职位的垂直网络招聘平台等不断涌现，海量建立汇聚、岗位需求分析、简历智能筛选有助于求职者和岗位高效匹配，保障求职双方利益。
从就业模式来看，灵活就业模式日趋丰富，增加了工作的灵活性;远程办公打破时空限制，推动企业外包非核心业务，减少开支和促进就业，并助力偏远地区招聘高技术人才，带动区域均衡。
应对就业压力的四点建议
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引发的经济社会效应正逐步显现，下半年全球就业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利用数字化手段优化传统就业模式，壮大数字经济就业，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吸纳更广泛的就业群体。为此，我们有如下四点建议。
1.壮大数字经济，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经济增长是避免周期性失业的关键。继续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利用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张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需求的全面增长。一方面创造更多的新增就业岗位，实现更广泛的就业人口吸纳，助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带动传统就业岗位转型，促进就业的线下转线上，固定就业转灵活就业，传统就业转新型就业，利用弹性化、多元化、灵活化的就业方式化解短期的失业阵痛。
2.强化人才培养，提升劳动者数字化技能。加快新兴学科布局，加强前沿数字技术等相关学科建设，大力培育数字经济技术人才和应用创新型人才。优化职业技能培训，在中西部地区推广公共实训基地，全面提升数字技能和人才分布的区域均衡性。加强培训教育资源共享，开发和开放大规模在线培训课程，推动5G、AR/VR、人机互动在数字化培训中的应用。鼓勵共享在线培训项目和开放学习平台，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构建智力资源池，为待业群体和欠发达地区提供学习机会。
3.加强就业服务，确保求职及稳岗。推广远程就业服务新模式，优化线上服务内容，推行视频招聘、远程面试，动态发布岗位信息，引导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尽可能网上办、自助办。鼓励龙头企业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在校学生、待业群体提供实习、就业机会。
4.探索新型劳动关系，强化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针对由灵活就业大大增加带来的劳动关系认定难、劳动争议处理难、社保缴费难等新情况，构建新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加强工伤保险信息化建设，促进社保卡在工伤保险领域内应用，积极推进参保缴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发放等信息一体化建设。强化数字经济新型就业岗位保障，支持民生“短板”领域岗位创造。探索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的新型劳动关系，带动妇女、下岗职工、残障群体、退伍军人等特殊群体就业。
(编辑：马克)
作者：续继 张琳 胡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