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理清欧债危机的本质，可以对解决欧债危机的可能途径形成清晰的判断。
第一篇：欧债危机论文范文
欧债危机下企业销售统计管理
摘 要：欧债危机下企业销售统计管理需要与企业效益充分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效的机制，它是企业建立完善的销售业绩评价体系奠定重要的基础，是企业综合决策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平台，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
关键词：欧债危机;企业销售;统计管理
随着我国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企业的管理模式日趋完善，但欧债危机对我国企业销售管理产生了重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企业对销售统计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进行科学合理的销售统计，企业才能更好的全面把握发展情况，制定科学合理销售战略。当前需要对销售统计产生的问题行全面分析，从而能够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企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企业销售统计基本问题分析
1、销售统计管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企业需要不断调整销售统计方法，提升销售统计的水平，才能更好地促使企业各项事业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更好地摆脱欧债危机的困扰。欧债危机对企业的销售统计要求越来越高，完全的事后统计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需要进行事前计划、事中监控、事后总结等策略，才能更好的提升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1]。企业的销售统计管理工作需要和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效的机制，提升企业的综合决策水平，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统计工作实施过程中需要与企业的改革制度完美结合，需要从单存的销售型统计向生产销售型统计方向转变，从而能够提升企业的销售管理水平。
2、欧债危机下企业销售统计模式转变
欧债危机下企业的流动、生产、销售、服务活动都发生了变化，需要按照盈利的具体方案开展工作，才能维持企业效益增长。从当前情况看，很多大部分的企业销售统计采取单存的上报为主的报表型统计，只能够满足我国报表统一制度的要求，但是对企业的销售经营成果和经济效益没有进行全面的考核，企业的战略发展计划很难得到执行，对企业销售业绩提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需要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才能提升销售业绩，当企业在欧洲市场份额已经很大时，需要企业适应欧洲当前的经济环境，进行科学准确的销售统计，才能更好的提升企业的销售业绩，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把各项销售业绩统计出来，从而进行有效的分析，提升欧债危机下企业销售水平。
二、 欧债危机下销售统计管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企业在欧债危机下需要围绕销售统计的各个环节开展工作，为企业制定销售战略奠定重要的决策基础，当前需要从企业的销售数量方面进行资料收集、分析、整理、预测，从强化企业经营管理角度出发，对企业的销售和生产经营状况进行综合性统计，为企业销售经营奠定重要的基础，实现企业销售额的提升。
1、充分发挥企业销售统计优质服务的作用
欧债危机下企业需要加强销售管理，以便更好地优化企业的产业结构。销售统计资料直接反映出企业销售业绩，同时也对销售中的缺点进行分析，销售统计管理水平的高低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紧密的关系。企业只有及时发现销售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才能更好的分析出销售中的变化规律，为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销售措施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能及时的发现销售环节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跟踪，整个企业的发展就将产生危机[3]。销售统计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及时发现经营中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建立完善的考核体系，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2、发挥统计参谋和监督的作用
欧债危机背景下需要加强销售统计分析，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对影响销售业绩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提升销售统计管理水平，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应对欧债危机的影响创造积极的条件。销售统计管理方面需要坚持多样性的原则，不拘一格的分析销售统计管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为抓住发展机遇赢取欧洲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欧洲危机下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新重点、难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从而能够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提升创造良好的条件[4]。欧洲危机下需要对企业销售统计管理问题进行动态跟踪，善于发现销售管理中产生的问题，采取新的企业管理知识对销售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科学管理和综合预测，提升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企业在欧债危机下需要掌握经济发展趋势，全面分析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销售统计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对销售运营过程中的形势进行科学统计，从而能够对各项战略进行综合研究。欧债危机下企业销售统计工作需要变被动为主动，需要运用新的统计方法对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统计方法，为企业更好进行销售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欧债危机下企业销售统计管理工作中需要对统计数据、统计资料、统计分析报告进行专门分析，激发统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提高企业销售统计人员的业务水平。欧债危机下企业销售统计管理人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强化统计人员的生产经营管理意识，进行有条件、系统化的培训，可以更好的提升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为企业建立完善的销售激励机制奠定重要基础，最终能够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企业销售统计管理策略
管理本身就是决策，欧债危机下企业需要对销售状况进行统计，只有拥有准确科学的销售统计数据，才能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保证其应对欧债危机的冲击，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1、企业销售统计数据分析
欧债危机下企业销售数据需要准确的统计，为企业进行科学制定政策，最终能够把此类数据运用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促使企业能够更好的制定销售政策。一是对决策数据信息进行全过程分析，统计过程中需要对数据结构进行分析，还要对影响数据的因素进行全面研究，提升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以便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重要的帮助。二是需要对企业销售数据进行综合性分析，对数据信息使用过程中的程序和方法进行总体评价，通过对平均指标、总量指标、相对指标、指数、动态数列方面的使用，以便更好对企业销售成果进行评测，为企业实现销售业绩奠定重要的基础，促使企业能够实现科学管理，为应对欧债危机的冲击创造良好的条件。
2、企业销售统计管理过程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约束机制
欧债危机下企业的外部销售环境和内部经营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需要强化统计建设。按照市场经济和欧债危机的具体环境要求，企业销售统计工作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法律武器的保障，制定科学合理的销售法律约束机制。销售统计工作的成败需要从统计数据真伪识别出发，需要运用正确真实的销售数据，才能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项战略进行综合性分析，杜绝销售数据造假行为产生，为企业销售统计管理建立完善的法律统计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的综合发展水平。企业销售统计管理过程中需要统计人员进行自身努力，同时需要分析各种主观和客观制约因素，欧债危机下企业生产经营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考验，需要从统计管理角度出发，建立完善统计管理机制，对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数据信息支持，从根本上实现企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5]。
参考文献
[1] 张洪彬.对政府知识管理的认识和思考[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4,(06):12-13.
[2] 纪利群、王恒山.中国知识管理现状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4,(S1):19-20.
[3] 闫慧.从文献调研看我国近十年来的信息管理理论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5,(01):29-30.
[4] 徐瑞平、陈莹.企业知识共享效果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J].情报杂志,2005,(10):36-37.
[5] 徐宝祥、叶培华.面向业务流程的知识管理研究[J].情报杂志,2007,(06):35-36.
作者：张红
第二篇：欧债危机的福利趋同解释
理清欧债危机的本质，可以对解决欧债危机的可能途径形成清晰的判断。文章在梳理有关欧债危机形成的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最优货币区“福利趋同”假说，认为欧元区劳动力流动不满足最优货币区原则，同时采用实证数据论证了欧元区内存在的“福利趋同”事实，并结合欧元区金融一体化实践分析了欧元区“福利趋同”实现的金融路径，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边界问题，同时也指出了欧债危机解决的艰难性和长期性。
欧债危机;最优货币区;福利趋同
F15A003212
一、 引言
欧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其解释不仅对判断欧债危机的可能解决途径提供帮助，同时对既有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检验结果也可以进行充分的回答。
回顾已有的文献或者评论性文章，对欧债危机的研究已有很多视角。以国外学者为例，Marcelle Murphy(2011)认为过度借贷引起债务危机。希腊政府大量借款，导致巨额的赤字支出，逃税现象严重;而在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易得的贷款促进了消费和经济繁荣;但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危机国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降低债务水平，而实际经济能力却无法偿还大量贷款。①Paul Belkin(2010)从国内和国际因素分析了希腊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希腊过度的外部融资所引起的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使得金融市场信心崩溃，较高的政府支出、结构性僵硬、逃税、腐败等助长了债务，同时欧元的使用及欧盟规则的松散执行(如预算赤字和债务赤字)使得危机难以在短期内解决。②Collignon(2011)比较赞同货币主义者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认为目前的欧债危机是流动性危机，原因是成员国之间政治协调的失败，认为只有加强政治一体化才能最终解决欧债危机。③Ulrich Volz(2012)在他的文章中强调了银行体系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直接源于美国金融危机和紧接着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欧洲国家银行业问题，政府为救助银行业，使得许多私债变为公债，主权风险增加，所以债务危机的核心是主权信用与银行体系的相互依赖性。④Lorenzo Bini Smaghi(2011)从欧洲国家特征等方面对欧债危机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债务结构健康的国家其纳税人不愿承担过重的负担，以支持其他国家的公共融资或银行体系，而政策决策者将面临政治、市场和资源有限的挑战，同时财政政策的完全独立助长了债务。Lorenzo Bini Smaghi，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in： BIS Central Bankers’ Speeches， 2011.
虽然债务危机发生在欧洲，但国内学者也对其经验、教训做了大量梳理与评述。丁纯(2011)认为欧债危机并未止步，追根究源，美国金融危机使各国大幅度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引爆欧债危机;而深层次原因则是欧洲国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产业结构软肋和结构转型失衡，离散的财政政策，以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欧债危机难以快速解决。丁纯：《“欧债”危机并未止步》，载《国际市场》，2011年第4期，第3843页。宋学红(2012)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欧债危机，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和深化是欧债危机的导火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推动了欧债危机的升级;而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制度性缺陷和欧元区经济结构失衡则是欧债危机的内部根源。宋学红：《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探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第235237页。胡朝晖、李石凯(2012)认为欧债危机的内生性成因，是财政支出扩张和经济停滞导致的财政收入收缩，而外生性解释变量，是美国为了巩固美元全球霸权而试图通过债务危机打压欧元;即使短期内，欧元因为债务危机遭受重大打击，但长期来看仍可能造就更强大的欧元。胡朝晖、李石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研究》，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4期，第39页。陈洁民、张尧(2012)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持续经济增长、援助措施、财政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析了欧债危机升级的原因，并指出解决危机的关键是建立财政联盟、扩大援助基金并转变欧洲经济增长模式。陈洁民、张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原因及对策分析》，载《国际问题》，2012年第4期，第180181页。
余南平等：欧债危机的福利趋同解释
当然，研究欧债危机的文献汗牛充栋，不可能逐一列举。综观当前的研究成果，学术界主要从国际、国内因素解释欧债危机的原因，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欧元区财政政策不统一、缺少财政监管以及政治协调危机等是其外部源泉，而内因主要是政府的过度支出和银行体系的问题。虽然有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了“最优货币区”的不可行性Bogdan GL Van， “The Failure of OCA Analysis，” http：//mises.org/journals/qjae/pdf/qjae7_2_2.pdf.，也有国内学者从经济结构失衡角度认为欧元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但并未以实证的数据和合理的逻辑论述解释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余南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理论挑战与现实警示》，载《文汇报》“理论版”，2010年4月7日。本文将结合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试图从“福利趋同”角度解释这种不平衡的根源，以解释欧债危机产生的内在循环逻辑，解释框架如下：
从解释框架中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欧元区的运用，我们可以清楚地做出推导：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其在实现单一货币区基本通胀目标控制、货币区贸易多元化和一体化、货币区金融一体化等方面发挥正向效应的同时，由于没有实现单一货币区内大规模的劳动力充分流动，欧元区内将无法通过市场配置完成“福利趋同”。由于福利的本质是货币购买力，单一货币区内的购买力平价存在内在的自然对比效应，因此，当最优货币区国家“福利趋同”本文所指的“福利趋同”是指单一货币区内出现的低福利国家向高福利国家努力靠拢的必然过程，包括名义工资、最低工资、养老金、劳动保护、社会福利支出等多项内容。假说成立时，那么其必然存在ULC(单位劳动成本)差异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差异，而这在货币区成员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的情况下，将导致货币区内贸易失衡。如货币区内竞争力占优势的德国不仅对所有欧元区成员国保持顺差，而且对南欧国家保持更高水平的顺差。同样，由于市场机制(劳动力自然配置)本身不能满足单一货币区“福利趋同”的内在需要，竞争能力弱的货币区成员国如果希望本国公民福利水平因一体化效应而上升，那么只能通过负债来弥补“福利缺口”。单一货币区内的金融一体化扩大刚好为政府扩大公共负债提供了途径和机会，其结果必然导致竞争力弱势国家的公共债务上升与政府赤字增加。
二、 如何理解福利与福利趋同
如果不能对“福利”本身的定义进行深入解释，是无法引出有关“福利趋同”问题的讨论的。狭义上，福利通常指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对于缺乏经济安全的社会成员，给予有条件的帮助而构成的高度规范网络;在广义上，当然也包含私人部门给予雇佣者的非现金性回馈和应法律要求给予的工作待遇。虽然，学术界在使用“福利”概念时广泛采用的是狭义定义，并使用了“福利国家”这一术语，但对于“福利国家”的概念和内涵还是存在定义上的分歧。这个分歧不仅来自英语世界对于“福利国家”的再定义福利国家最初源于德语“Wohlfahrtsstaat”，该词主要指“繁荣”而非福利，具体解释可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等主编：《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同时也来自学者们对于“福利国家”的不同解释。如Briggs将福利国家定义为“有意识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减缓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度”;Mishra则采用了双重概念，即“国家承担提供福利的责任，并且通过立法和宪法手段建立机制和程序，提供服务和其他形式的福利，以满足基本需要”[英]内维尔·哈里斯等：《社会保障法》，李西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页。。显然，Mishra的认识更为深刻，将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限制私人产权利用的作为也纳入福利国家和福利本身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涉及到政治哲学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价值认识问题，同时还涉及到英国历史社会学家T.H.Marshall开创的现代社会公民社会权利的解释和法律保护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献非常丰富。对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深入讨论可参见[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凯斯·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有关公民社会权利的论述与保护可参见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T. H. Marshall， and Tom Bottomore，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Pluto， 1992.
如果将“福利”与“福利国家”按照广义解释的逻辑来推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国家之内，如果面对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集权国家通常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或者通过特殊的区域税收政策，来平衡国民福利的巨大差异性并努力适应“福利趋同”的内在要求，如中国今天的中央政府。而联邦制国家虽然不及中央集权制国家拥有更多的控制资源，但也会通过一些特殊政策以平衡区域福利差异，如今天的德国。但无论如何，政府当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作为是有限的，其不足的部分只能通过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和劳动力流动进行自我完善。比如上海最低工资(法定形式福利)的持续提高，定会以价格传导形式带动江苏、山东以及更内陆的省份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如果最低工资还不能满足部分劳动者的福利趋同的内在要求，那么大量的农村和内陆省份人口就可能流动到沿海发达省份，这就是一个自然的市场选择。中国内陆省份人口流入沿海大城市，除了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外，更好的教育与医疗服务福利需求也是核心动力，而这其实是对国民福利差异的市场选择性反应。
因此，在一个国家内，“福利趋同”是一个自然内在的、基于国民身份的本质需求虽然基于体制和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需求在“二元化”的中国到今天并未被完全满足，其中以医疗保险身份差异最为典型。，无论其采用政府转移支付还是更自由的市场流动方式来满足。但在欧元区一体化中出现的难题是，在没有“欧盟统一财政”转移支付的前提下，是否存在欧元区范围内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以通过市场满足“福利趋同”?如果没有，那么欧元区国家又是如何来满足“欧洲福利趋同”的呢?
对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福利趋同和挑战”问题，早在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欧洲著名的政治学研究理论刊物《西欧政治》为了纪念创刊30周年，就邀请了17位欧洲最知名的学者，对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各类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其中意大利著名的学者、米兰大学教授Maurizio Ferrera当时对于欧洲福利国家“黄金般的成就与白银般的前景”的结论性判断，给人以深刻印象Maurizio Ferrera，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Golden Achievement， Silver Prospects，” in：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 2008， 31(12)， pp.82107.。Ferrera回顾总结了战后欧洲福利国家三十年的建设成就，认为欧洲一体化深刻影响了欧洲国家间的福利趋同，如欧盟法律秩序、欧盟竞争规则，以及来自欧盟层面所推行的“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概念引导下的“硬法”和“软法”对欧洲福利国家的“趋同影响”。而对于欧洲国家间的“福利趋同”，虽然英国肯特大学教授、欧洲最著名的社会福利研究学者Taylor Goody使用“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谨慎地表示了欧洲福利国家间的体系性和制度性的差异，但他还是使用实证数据比较了欧盟15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以及新加入欧盟的波兰等9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认为在19952004年的十年间，欧洲福利国家的趋同性在风险人群保护、劳动力市场规制和失业保护等方面正在加强。Peter Taylor Goody，“The New Welfare State Settlement in Europe，” in： European Societies， 2008，10(1)， pp.324.如果说，Taylor Goody仅仅使用了欧洲的数据来解释欧洲“福利趋同”的话，那么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则来自荷兰的两位社会学者Peter Achterberg和Mara Yerkes。他们使用了16个OECD国家的历史数据来验证“福利趋同”效应存在，其研究结论出乎意料地显示：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转换中，西方福利国家并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相反的是，北欧福利国家在进行一定的市场化改革，而传统低福利国家如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自由主义主导国家英国、爱尔兰等国却在提高福利，两者自然接近了“中间道路”，而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福利趋同的核心动力就是“全球化”与“欧洲化”。Peter Achterberg， and Mara Yerkes， “One Welfare State Emerging? Convergence Versus Divergence in 16 Western Countries，” in： Journal Comparative Social Welfare， 2009， 25(3) ， pp.189201.
当然，上述研究的思路还是沿着瑞典学者EspingAndersen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比较研究范式，是从较大的范围考察欧洲福利体系的“趋同”现象。具体到欧盟“落后成员国”对象的分析上，来自南欧国家的学者Ana Guillen等人则使用了更为细致和详实的政府社会开支分项数据，以证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利比里亚福利模式”在加入欧盟后是如何被逐渐同化和改造的。Ana Guillen， Santiago Alvarez， and Pedro Silva， “Redesigning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Welfare States： The Impact of Accession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n：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2003， 8(12)， pp.231268.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的Carmda D’Apice等人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采用了政府社会支出分项比较，来证明意大利福利体系的改造过程及其与欧盟高标准的趋同。Carmda D’Apice， and Sebastiano Fadda， “The Italian Welfare System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in：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2003，61(3)， pp.317339.因此，仔细研究和关注来自南欧学者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2003年左右，在欧洲，特别是南欧已经开始明显感觉到“欧洲化”的影响，包括欧盟各项制度措施对于南欧传统福利模式的改造，而向西北欧洲国家的高福利趋同则是改造的方向与核心。
纵观上述，可以看到“欧洲化”和欧盟一体化导致的欧洲国家“福利趋同”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说，已经被实证研究所部分证明。但是，欧洲国家“福利趋同”与欧洲主权债务究竟有什么联系?它们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比照已有的欧洲学者研究，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均统一采用了“政府社会开支占GDP比例”这个可以横向比较的数据，但该项数据仅支撑了狭义“福利国家”的“福利趋同”解释，那么在广义“福利国家”概念下，国家通过立法保护或者是劳动者通过非现金回馈得到的福利如何比较?它是否存在和满足我们提出的同一国家的福利内在趋同效应?二是传统研究的对象，无论是OECD国家比较也好，还是欧盟范围内的国家对比也罢，在“政府支出占GDP比例”项下，均没有统一的货币单位，无法解释购买力平价因素影响下的实质性福利。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的现实实践，成员国采用同一货币，那么在欧元区范围内是否存在典型的可以以统一的货币单位进行比较的“福利趋同”效应?下面我们将采用实证研究来验证并给以回答。
三、 欧元区国家是否存在福利趋同效应
如同我们提出的难题一样，以往欧洲学者在验证OECD国家“福利趋同”以及“欧洲福利趋同”时，使用的可比口径均采用了“政府社会支出占GDP比例”以及这个比例下的分项指标。但这个方法仅验证了狭义的政府公共支出满足狭义“福利趋同”的研究，而更广义的“福利趋同”如何验证?事实上，正如在一国之内“福利趋同”所显示的本质特征一样，如果福利被最终内化解释为以货币计价的购买力，那么名义工资、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及劳动保护条件等因素则是最佳的可比较角度。因此，在这里我们采用更宽的视角，对欧元区内的福利趋同现象给予论证。在选择欧元区国家样本对比分析“福利趋同”时，一些基本原则必须把握：首先是要选择对比样本，如债务危机“问题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与债务健康的典型国家德国、荷兰。其次，法国之所以也被列入可比较样本，是因为福利趋同本身是选择就高原则，如法国的最低工资水平最高，劳动时间最少，政府公共支出大，代表了欧元区高福利典型。再次，卢森堡、比利时、奥地利等欧元区国家虽然经济稳定，债务可控，但由于其人口基数、经济规模与特征等因素不具有典型代表性，通常不在研究比较范围内。
1. 工资和工作时间的趋同
理论上，名义工资收入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反映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同时也反映隐含通胀因素的收入水平。如果以德国作为基准，可以看到，在引入欧元的十年内，从名义工资比较来看，意大利的名义工资从2000年与德国的8000欧元/年的差距，缩小到2008年的5000欧元，欧债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希腊则从2000年的15000欧元的差距缩小到10000欧元，而爱尔兰的名义工资十年内的涨幅大大高于德国(图2)。从年均工资环比涨幅角度看，德国在20012008年的环比涨幅未超过2%，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远超德国，希腊的环比涨幅更是令人瞠目，甚至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希腊还一直保持工资环比正增长，出现了南欧国家工资水平增速赶超德国的现象(图3)。如果考虑到欧元区一体化的“硬目标”，特别是欧元区年通胀被欧洲央行控制在2%以内的要求，可以看到，欧元区内“问题国家”的工资性福利在其加入欧元区的十年间得到了大幅提高。
同样从法定最低工资角度看，其更本质地反映的是国家法定的劳动力保护基准水平。由历史数据分析来看，在加入欧元区的2000年，希腊法定最低工资为542欧元/月，而到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已经达到862欧元/月，涨幅近60%，同样西班牙涨幅为51%，葡萄牙涨幅略小，为33%，而法国2000年为1049欧元/月，到2009年为1337欧元/月，涨幅为27%，荷兰最低工资涨幅基本也保持这一水平。因此，从法定最低工资增速角度看，南欧“问题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不仅出现了超过西欧国家的现象，同时从增幅比例来看，2000年法国最低法定工资是希腊的193%，而到2009年则变成了155%，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出现了最低工资“就高趋同效应”(图4、5)。必须解释的是，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欧元区国家没有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另外，从工作时间角度看，其长短是衡量员工福利的指标之一，如果员工的工作时间减少，娱乐、休息时间则相应增加。一般而言，生产率越高，经济水平越发达，员工的平均工作时间相对越少。近十年来，荷兰、德国员工的年均工作时间有所下降，但较为平稳;法国较为波动，工作时间由1998年的1570小时减少至2009年的1472小时;而2010年金融危机后，德国员工的工作时间反而有所增加。仅从工作小时数看，南欧四国员工的年均工作时间虽然依然明显长于德国、荷兰、法国等西欧欧元区国家，但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国家几乎与西欧国家保持了同步的递减速度(图6)，体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福利趋同”。但这里隐藏的危机是，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与德国、荷兰、法国保持同步增长，这样就带来了隐性福利过度增长的问题。由于南欧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其公司竞争能力弱化，存在的“公司税收缺口”只能通过负债和赤字形式进行弥补，这就为欧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国人均产出的重要指标，其本质对应于国家的竞争能力和相应的公民福利。采用OECD数据比较计算，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时，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为100，德国相应为96，法国为93，意大利为80，西班牙为75，而南欧最低的希腊仅为65。2013年最新数据显示，意大利劳动生产率仅为德国的75%，葡萄牙为德国的50%，希腊为德国的57%，而西班牙2008年的劳动生产率为德国的70%，由于大量的失业，2013年上升为85%。这种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不仅引发了欧元区内的贸易不平衡，如德国对于所有欧元区国家均是贸易净盈余，同时还隐含着欧元区国家差异化的国家税收能力。OECD的数据统计可见http：//stats.oecd.org/.
因此，从名义工资增长、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这三项比较关键的指标对比来看，欧债危机中的南欧“问题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利竞赛”，其福利增速和涨幅均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本身比较高的德国、荷兰、法国等西欧国家。这其实就为南欧国家政府扩大政府负债奠定了内在的、社会的以及与国内政治议题呼应的坚实基础。
2. 劳动力保护与失业保护福利的趋同
劳资谈判覆盖率是衡量一国员工受保护程度(福利)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度(灵活性)的双向指标。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南欧欧元区“问题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与西欧国家差异巨大，突出地表现为意大利、西班牙的劳资谈判覆盖率非常高(同时还伴随很多非正式就业人口)，而希腊、葡萄牙则非常低。从劳资谈判覆盖角度看，与法国劳动力市场特征比较相似的是，意大利的劳资谈判覆盖率长期稳定维持在80%，西班牙虽然有所变化，但也仅由2000年的91%降至2008年的845%，葡萄牙由2002年的62%增至2008年的65%，希腊则稳定在65%的水平。与之对应并形成反差的是，随着劳动力市场体系的改革，德国的劳资谈判覆盖率逐年下降，已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90%下降至21世纪初的66.3%和2008年的62.5%，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加，员工的福利削减;同样，荷兰也由2000年的86%下降至2008年的82.3%(图7)。以上变化的实质是，竞争力强势的德国与荷兰在向着市场化方向改革，降低市场的综合劳动成本，南欧“问题国家”则向法国学习，拒绝劳动力市场变革，选择向高福利标准看齐。
除了考察劳资谈判覆盖的就业人口保护外，对于失业人口的福利保护，毛替代率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指标。所谓毛替代率(gross replacement rates， GRRs)，是指总的失业福利保护(包括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占税前收入所得的比例。毛替代率越高，说明失业者的福利保障越高。一定程度上，较高的毛替代率会打击失业者寻找工作的积极性。2001年以来，德国、荷兰、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毛替代率逐年下降，分别由最初的33%、50%、40%(2001年)下降至21%、33%、35%(2011年);葡萄牙、西班牙的毛替代率基本稳定或保持小幅增长，2011年分别为39%、31%;意大利、希腊分别由2001年的7%、10%增至2011年的11%、12%(图8)。其中荷兰、德国下降最为明显，而南欧国家中，除了意大利、希腊呈上升趋外，西班牙、葡萄牙则在接近和超越法国。
家法定的劳动力福利保护。在欧元区国家中，德国、荷兰作为生产率水平最高的国家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荷兰是2013年欧洲范围内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挪威，是德国的103%。数据可见http：//stats.oecd.org/.，其劳资谈判覆盖率在逐渐降低，反映出在全球化环境下，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为适应国际竞争，国家放松管制的改革思路。而意大利、西班牙虽然失业率高，但就业人口得到极强的保护，同时，失业人口的福利保护水平也极高。从福利类型上看，南欧国家的劳动力福利在向法国靠拢，而非向德国、荷兰学习，显示了欧元区内南欧国家在劳动力福利选择上的“就高趋同原则”。这种选择性的“福利趋同”没有在本质上对应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不仅使意大利等国劳动力市场僵化，同时过高的福利也削减了南欧国家的竞争力。意大利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成为欧债危机后意大利改革的一个重点辩论话题。20世纪30年代强大的国家法团主义传统与工会势力，使得意大利劳动力市场改革困难重重，虽然饱受欧债危机困扰，但南欧工作人群还是继续享受着极高的福利。
3. 社会福利支出的趋同
在检验了广义福利趋同的关键点后，我们回到传统的验证“福利趋同”的视角，采用关联性更直接的数据对比(欧元区内德国、法国与欧债危机问题国家间的对比)，继续分析狭义福利趋同，可以看到：
从政府开支占GDP比例和社会保障占GDP比例两项指标来看，自2001年加入欧元区以来，南欧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不断增加，截止到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的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超过德国，而西班牙则逼近德国(图9)。如果说，政府支出还包含公务员增加、公务费用增长等等复杂因素的话，那么考察最具可比性的国家社会福利支出项可以看到，加入欧元区后，南欧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例逐年增加，出现追赶德国的现象。2008年，意大利社会福利支出水平已经与德国相当，两者分别为27.81%和27.97%，西班牙与德国的差距则由2001年的10个百分点缩小到2008年的4个百分点，希腊、葡萄牙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快速的同步接近(图10)。这里必须指出爱尔兰的特殊性：虽然同为欧债危机“问题国家”，但传统上爱尔兰在“小政府”模式下，政府开支与福利支出均迥异于欧洲大陆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爱尔兰银行和地产崩盘，迫使政府加大了开支和转移支付比例，但从危机解决的效果来看，爱尔兰目前是欧债危机中恢复最快的国家。
同样，从家庭转移支付方面考察，从2003年开始，德国、荷兰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占其GDP的比例逐年下降，截止到2008年金融危机两者分别为16.8%、20.5%，法国几乎维持在20.5%左右的水平。但南欧国家的葡萄牙、意大利逐年递增，逐渐超过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西班牙虽然从2002年呈下降趋势，但2006年以来不断增加，并远超德国，逼近荷兰、法国(图12)。这显示出南欧国家家庭福利保障不仅与西欧国家呈现“趋同”，甚至出现“超越”，而大规模、高水平的家庭福利保障容易引发“主动失业”，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威胁，特别是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尤为显著。
最后，从贫穷率消除角度看，OECD组织采用收入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一国的贫穷率，而转移支付是各国消除贫穷的惯用手段之一。2000年，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的贫穷率分别为29%、269%、267%和273%，经过国家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贫穷率分别降至27%、37%、8%和73%，希腊、意大利的实际贫穷率显著高于德国和法国。而加入欧元区后的2000年以后，虽然希腊、意大利的名义贫穷率仍高达 25%、293%，但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分别降至53%、35%，低于荷兰，与德、法相当，而西班牙、葡萄牙的贫穷率与荷兰差距也并不大(图13、14)。这说明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对于消除贫穷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利趋同”。
综上，我们运用传统的福利视角，对比了南欧国家与典型西欧国家的政府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养老金支出、家庭转移支付、贫困率消除等因素，可以发现，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出现了明显的“福利趋同”现象。如果采用更宽的视角，运用广义福利概念考察，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在名义工资、最低工资、劳动时间、劳动力保护、失业保护方面出现了“福利趋同竞赛”，选择性地向高标准福利国家看齐，而全然不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为南欧国家负债驱动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四、 欧元区劳动力流动是否满足福利趋同
在分析南欧国家加入欧元区后产生“福利趋同”的事实和讨论其引发的难题之前，我们还是最后来验证一个事实和可能引发的问题，即欧元区内是否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按照我们前文提到的“最优货币区”解释框架逻辑，“福利趋同”的另一个可能实现途径，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来自动满足。
理论上，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四大支柱之一(另外还包括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同时也是欧元区最优货币区理论假说成立的基本前提。其核心目标是促使欧盟公民在任何欧盟成员国寻找工作以及附带的社会福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劳动力自由流动将改进欧盟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效率，扶持欧盟经济，并缓解越来越严重的人口问题挑战。Martin Kahanec， “Labor Mobility in an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in： IZA DP No.6485， 2012. 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更加有效地寻找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工作，从而促使欧洲劳动者素质整体提高。理论上，在灵活的汇率体制下，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可以通过本国货币的升值或者贬值而降低，但欧元区的货币联盟则不然。如果汇率和名义工资不够灵活，那么就需要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来平衡区域内的短期或结构性失衡，而劳动力跨境流动就显得更为重要。Dieter Brauninger， “Labour Mobility in the Euro Area，” in： Deutsche Bank Research， 2011.
学者们通常会借助欧盟扩大来研究劳动力流动，因为新旧成员国之间的福利差距、工资差距能很有效地促进移民。在欧盟东扩及欧元区成立之前，最具有移民研究价值的对象是希腊(1981年)、西班牙(1986年)和葡萄牙(1986年)加入欧盟的表现。当时，这三个国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与失业率差异，并且具有地理优势和早先的劳工移民经历。因此，欧盟扩大被认为很可能引起新成员国向旧成员国的大量移民，尤其是低技术劳工的流动。但是，旧成员国对新成员国的移民限制实施了7年，期间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盟后的劳动力跨境流动非常有限。截至监管过渡期完成时，南欧对外移民只有7.9万，远低于预计的150万～160万。Frigyes Ferdinand Heinz， “CrossBorder Labour Mobility Within an Enlarged EU，” in： European Central Bank，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52， 2006. 而当南欧三国加入欧元区之后，得益于低利率和资本跨国流入的红利，宏观经济表现良好，工资水平提高，更是减少了南欧向西欧的移民倾向。在2004年和2007年的两次欧盟东扩后，德国和奥地利为保护本国就业，毅然决定设置过渡转折期，限制新成员国劳动力流入。⑤Klaus F. Zimmermann， “Labor Mobil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Labor Markets，” in： IZA DP， No.3999， 2009.Bonin (2008)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欧洲劳动力流动数据：2006年，东扩前的欧盟15国的积极工作人口中，国外(包括欧盟27国及其他非欧盟国家)出生的劳动力占12.9%，新欧盟12国为6%，相对应，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为18%、23%和18%;欧盟15国每年跨境流动人口约为移入国总人口的0.1%，成员国之间人口跨境流动率很低。⑤我们采用欧盟统计局提供的最近10年的数据计算可知：欧盟27国的外国人口中，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仅为2.5%;根据出生国家，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出生的人口仅占国外出生总人口的3.2%(表1)。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不仅在欧元区，就是在整个欧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
2008年金融危机对欧元区劳动力市场造成严重打击，尤其是南欧债务严重的国家。成员国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加剧。例如，2010年，德国失业率仅为71%，西班牙高达201%，爱尔兰、希腊和葡萄牙都高于欧元区平均失业水平，失业率达11%～14%(图15)。而在此情况下，德国依然存在技术工短缺的现象。
理论上，劳动力在一个货币区内的充分流动似乎可以救济一些国家的失业状况，并缓解另一些国家的劳动力短缺，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已经产生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失业率较高的南欧国家劳动力向经济表现良好的德国、荷兰、奥地利等欧元区国家以及北欧等非欧元区国家进行流动。但现实中，欧盟与欧元区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情况发生了吗?
再次采用欧盟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在整个2012年内，欧盟27个成员国间跨境净流动总人口仅为170万，相比欧盟国家的人口基数实为有限。其中最大的净流入国为德国，流入人口为59.2万，英国为49.8万，意大利为35万，法国为32万，西班牙为30万，希腊为11万。失业率较高的南欧国家是跨境人口净流入国，而不是流出国。深入分析欧盟范围内的移民数据可以看到：以经济表现最好的德国跨境流入人口来源为例，其中土耳其占216%，波兰占74%，意大利占74%，希腊占41%，克罗地亚占31%，其他地区移民占565%;英国移民主要来自印度、爱尔兰、巴基斯坦、美国;另外，经济表现比较好的国家荷兰，其主要移民来自土耳其、波兰、德国、摩洛哥和英国;而奥地利的移民则主要来自德国、土耳其、波黑、克罗地亚;北欧国家瑞典、挪威、丹麦没有发现有比例的南欧移民。相反的是，意大利作为移民净吸收国，217%的移民来自罗马尼亚，10%来自阿尔巴尼亚，94%来自摩洛哥，居然还有4.9%来自中国;西班牙则除了吸收罗马尼亚、摩洛哥的规模性移民外，还吸收了大量南美移民;葡萄牙情况也是如此;而爱尔兰的12万净流入人口中大部分来自波兰和英国。
解释欧盟成员国和欧元区国家之间有限的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很多，例如，德国较高的税收、保险费以及较低的工资水平。法律条款限制、语言障碍以及缺少透明的工作公开机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欧盟内部的劳动力跨境流动。虽然，从理论上看，欧盟层面的单一市场机制和欧元区货币联盟机制已经建立，似乎劳动力充分流动不应该是问题。但事实上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其受语言、文化、宗教、传统宗主关系的影响非常大。因此，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前后的实证数据均显示，欧洲范围，包括欧元区范围内的移民，仍然局限在国家层面的个性特征中，没有发生在整个欧盟层面和整个欧元区层面。
因此，当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事实上并不存在劳动力大规模自由流动，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调节机制来自动满足欧元区内的“福利趋同”时，成员国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就成为唯一的现实途径，以满足“社会欧洲”名义下要求的各类福利支出。而这对于经济发展能力弱、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的南欧国家的税收能力而言，无疑是不可为之的挑战。
五、 结论
通过对广义和狭义的福利趋同的实证数据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缺乏欧元区大规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也就是欧元区自由市场机制无法自动满足“福利趋同”的情况下，加入欧元区的南欧国家，由于在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福利趋同”和“福利赶超”，其在过去十年间的公民福利增加远高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承受能力，而这部分“福利缺口”，在欧元区国家间财政无法进行转移支付情况下，只能通过国家主权负债来弥补。悲剧的是，统一货币的建立和欧元区金融一体化的进展，为福利快速增长且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南欧国家主权负债增加提供了可行的金融工具和负债途径。金融一体化的结果促进了欧元区内金融机构的增长和金融交易量的猛增。笔者采用欧洲央行数据，计算资本交易(包括股票、债券和借贷市场)规模，可以发现其总量占GDP比例的增长不仅显著，同时“问题国家”的增长更为明显，相比于19951999年的08，爱尔兰20002004年的平均水平为253，20052009年的平均水平为638;希腊在这三个时间段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86、124、155，西班牙分别为14、216、357，意大利分别为113、169、198，葡萄牙分别为151、221、259。根据在前文中提到的欧债危机框架解释路径可以看到，在欧元区统一货币和金融一体化框架下，借用德国、荷兰等国家良好的国家货币信用基础，南欧债务问题国家得以以低利率大规模发行主权、私人公司债券，并进行私人借贷的扩张，形成了“正向循环”，直到债务危机爆发、流动性收缩时才暴露出这一游戏的不可持续性。同样采用欧洲央行数据，计算金融机构对欧元区内非金融机构的贷款占GDP的比例可以发现：2010年欧元区最高的分别是西班牙(83%)、葡萄牙(64%)、意大利(59%)、希腊(56%)，而德国仅为38%，显示了欧元区内金融一体化、放松管制后南欧低生产率国家充沛的金融流动性与投机性。
如果我们可以肯定，“最优货币区”的确存在致命的“福利趋同”内在诉求，而劳动力的跨国市场流动事实上也无法自动平衡“福利鸿沟”，那么对于欧债危机的解决途径，很显然德国的诉求是正确与合理的，即低劳动生产率的南欧国家不应该，也无权力享受超越国家能力的福利扩张。但悖论在于，过去“黄金十年”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在建设“社会欧洲”的名目下，欧盟委员会为了扩大自身能力和进行权力扩张，已经使南欧“问题国家”产生了“福利惯性”，并染上了“福利毒瘾”。“福利惯性”的特征是，已经得到的福利不能失去，否则在当代欧洲民主政治结构中，持续的“街头政治”抗议会给任何执政的政党以压力，迫使政治家在欧盟与欧元区框架内通过救援来妥协解决。这也是欧洲“财政联盟”、“银行业联盟”等等名目繁多的解决方案难产、无效的本质，同时更是欧债危机长期无解的根本原因所在。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证明，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反一体化力量正在聚集，他们正在通过政治手段在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进行活动，希望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而这个权利本身就集中表现在福利层面。因此，当“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及其发展没有甚至也无法解决“福利趋同”难题时，对于区域一体化理论和实践而言，如何设置必要的边界也成为理论研究必须思考的难题。
A clear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 is conducive to working out solutions to i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about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hypothesis of “welfare convergence，” which claims that the limited labor mobility in the Euro Area (EA) does not mee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Meanwhile， the existence of “welfare convergence” in the EA is confirmed with an empirical data analysis， and in light of the practice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A’s financial paths to “welfare convergence.” It not only presents the boundary problem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ory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it’s a difficult and longterm task to solve 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
European debt crisis;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s;welfare convergence
作者：余南平 孔令兰萱
第三篇：中国欧债危机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自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就开始围绕欧债危机各方面进行思考和研究。三年来，中国学者对欧债危机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和深入。本文主要评估了学界关于欧债危机研究的基本情况、理论运用、研究议题以及欧债危机的成因和影响等方面。通过总结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与不足，旨在增强学界对研究反思的自觉性。
关键词：欧债危机 政治经济学 研究综述
一、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
(一)外部原因
从外部根源的经济因素来看，虽然考特赫里(Cottarelli)和谢克特(Schaechter)认为，欧洲国家债务水平总是在困难时期逐步上升，却没有在繁荣时期下降，因此主权债务危机是此前长期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所积累的结果，而不应该归咎于金融危机。但中国学者普遍将国际金融危机视为欧债危机的直接形成原因。宋国友认为，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刘洪钟也指出，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触发器。两位学者将欧债危机放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将之看作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产生的一个重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深入挖掘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之间的传导机制。对此，扈大威回答了这个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政府税收减少，资产泡沫破裂，迫使私人经济部门实行去杠杆化。在私人部门债务向公共部门转移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急剧增加，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激增，主权债务危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延伸表现形态。
从外部根源的政治因素来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王晓丽认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由于其具有的广泛影响力，降级活动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余维彬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就认为，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有可能存在国家战略意图。但他并未就此继续探讨下去。黄河和吴兴唐分别在两篇文章中将这种国家战略意图的矛头指向美国。吴兴唐指出，欧债危机是美国推行经济和金融霸权的结果，目的是打压欧元，进一步巩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河将这种霸权行为具体化，美国评级公司利用其“特许经营权”攫取了全球金融资产定价权，使其可以轻易玩弄全球经济于股掌之间，通过这些大搞虚假评级的巨头不断扩张其经济帝国的霸权，三大评级机构也已成为美国经济霸权和金融战争的锐利武器。
(二)内部原因
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不禁发问：为何债务危机在被人们认为社会发展最好的欧洲爆发?同样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威胁的其他国家为何没有爆发债务危机?这个问题将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研究从体系层次引向单元层次。在单元层次上，学者们主要分两个层面进行研究：一个是欧盟层面，一个是欧元区各成员国层面。
就欧盟层面而言，主要有“治理结构缺陷说”、“财政纪律缺失说”、“法律条款缺陷说”和“一体化过快说”等等。“治理结构缺陷说”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指出的问题，85%的文章都提到了这点，即欧元区在实行统一“货币”时，却实行分散的财政政策。这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此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保建云认为，由于欧元区货币政策归属于欧洲中央银行，但欧洲央行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大国，即法德等国家，而小国仅仅只有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何帆认为，存在“成本外溢”机制，其一成员财政扩张所引发的通胀成本将由经货联盟的其他成员来共同承担，这种成本分担方式使欧盟成员国具有强烈的预算赤字动机。但是，这种“赤字动机”是否必然导致小国就会大肆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了呢?欧盟在运行过程中，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对此作了法律规定，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规定是否能够制约各成员国呢?“财政纪律缺失说”和“法律条款缺陷说”对此提供了补充解释，刘兴华回顾了近二十年德国财政政策的历史后发现，2002年～2005年，德国均超过3%和60%标准，其不仅未受到惩罚，反而在2005年修改了《稳约》，给欧盟约束规则带了个坏头，也给其他国家违反规则找到规避的借口。周茂荣也认为，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财政纪律执行不力，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刘洪钟认为，《稳约》中的“不救助”条款一直是欧洲政策的核心，这项条款主要为了威慑和遏制成员国激进扩张的财政政策行为，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最终采取了救助行为，违反了条款，也使其失效。部分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认为问题出在欧元区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由于成员国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相同，当年扩展过快过大。孙杰甚至认为，由于各国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因此差异甚至扩大了。对于当时为何扩展过快过大的问题，丁纯认为，欧洲一体化更多地是由政治和安全因素决定的。政治收益的考虑超过经济收益是欧洲加速推进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从危机爆发的外因和欧盟层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元区治理结构的缺陷双重作用下，欧元区部分国家试图采取大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缓解经济压力，并且，在表面上完美制度设计背后的监督松散性和法律条款的缺陷又使之成为可能，欧债危机在这种外部环境和制度缺陷中爆发了。但这其中，仍旧有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欧元区小国的政府税收为何得不到增加，政府支出又为何减不下来呢?学界对此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希冀于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把注意力进一步转向了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国内制度层面。
在对欧元区各成员国，特别是出现问题的南欧国家的研究过程中。“竞争力”是所有研究的核心。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切入寻找原因，落脚点都是回答“为何南欧国家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事实上，“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竞争力”也正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学者们对欧债危机的国内根源研究比较丰富，有“经济结构失衡论”和“选票绑架论”以及从中引申出的“高福利论”。
“经济结构失衡论”是学者们认为的国内根源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冯伸平认为，欧元区内部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魏民指出，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去工业化”之后，已基本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此时，虚拟经济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难免对一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为何在南欧国家得以确立呢?学者们进一步作了探究。虽然以德国为首的国家采取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主导经济模式，但是，南欧国家则更多地受到来自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吴兴唐就指出，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金融无限扩张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近20年来，美国竭力向欧洲推行美式“新自由主义”，改变欧洲原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内容，欧盟国家的金融体系逐步而深度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体系。陈凤英指出，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极致化。而这种“债务依赖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消极影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泛滥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失控。所以，在南欧国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方面，学者们将其归结于英美经济模式扩张的结果。“选票绑架论”和“高福利论”从南欧国家民主制度中寻找原因，认为南欧国家的政治家处于选举需要，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增发福利、取悦选民。这种福利的增长把目标指向法德等发达国家，但经济实力却基于极大的不平等性。曲星认为，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零和博弈损害了公共效率，民主政治异化成选举政治，导致工资和福利过快上涨，从而引发危机。张建国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欧洲目前人口的老龄化严重，已深陷“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的怪圈。来永红甚至称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民主危机”、“政治意志危机”。冯仲平将这种福利制度与经济竞争力下降联系起来，“维护高福利就意味着保持欧洲产品的高成本，其后果则是欧洲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一方面，南欧国家的发展日渐脱离了实体经济，一方面，又要保持远高于自身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南欧国家的竞争力自然就下降了。
从这次学界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第一，呈现逐渐全面和逐步深化的特点。对于任何问题的探讨，不可能是一两个学者就能够研究透彻的，欧债危机的成因也不例外。虽然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完全遵循上文外部环境——欧盟层面——国家层面的逻辑，但是能够发现，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是越来越深入和越来越广泛的，每一位学者都试图回答既有文献提出的问题，或者既有文献忽视的方面，或者针对初步解释，通过研究提出更深层次的解释。这样，虽然，每一位学者做出的贡献有限，但是综合起来看，对于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目前已经能够呈现出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图谱，为以后学者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无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争鸣不断。以上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并没有包括所有学者的观点，不少学者在新的研究过程中对既有解释提出了质疑。比如，针对有学者提出，高福利经济制度是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戴炳然反问：为何社会开支最高的北欧国家受危机影响反而最小?对此，林德山、吴兴唐、王鹤等学者都对此作了回答，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福利制度管理出现了问题，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福利制度不相匹配造成的。再者，针对绝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治理结构缺陷说”，孙杰和孙少岩的两篇论文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孙杰认为，从表面上看，此次债务危机似乎印证了此前流行的有关欧元区制度安排中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的观点，即欧元区统一了各国的货币政策，但是各国的财政政策依然各行其是、不受约束，最终酿成了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然而，在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经济事实上依然存在周期差异，货币政策又已经统一的情况下，强化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运用空间的约束，可能最终剥夺了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可能性。单纯强调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体化往往会适得其反。也即是这一观点，将学者们的专注点从“欧元区治理结构”转向隐藏在其背后的欧元区制度的松散性。孙少岩则是通过与西非法郎区进行对比以及深入分析欧债危机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后发现，这并不能充分解释欧债危机的爆发。另外，刘程基于新三元冲突理论解释了其不赞成“过度消费论”的观点。这些学术争鸣使得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不断地运用新视角和迸发出新观点，对于中国学术的成熟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理论工具运用丰富。学者们在本次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过程中运用了多种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包括霸权稳定论、霸权依赖论、权力转移论、公共利益理论、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理论、公共经济学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币缘政治理论和小国开放经济理论等。过去，对于问题研究，中国学者较少借用理论来做分析框架，更多地从现实和历史中寻找根源，使得研究缺乏理论支撑，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观点的说服力。而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既有理论解释中寻找原因，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当发现既有理论存在缺陷或者无法解释某一方面的问题时，能够对理论进行修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这是一大进步。这首先要归功于近年来中国学界引进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懈努力。其次说明，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性确实在逐步提高。
三、关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欧债危机的影响可以分为当前影响和长远影响。学者们对当前影响的研究，包括经济方面：冲击了欧洲金融业、拖延经济复苏、股市和汇市过渡动荡、通货膨胀。政治方面：极右翼政党崛起、疑欧主义发展、政府间主义力量加强、民粹主义泛起等等。由于当前影响不具有持续性，不会对欧洲主流政治和经济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因此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笔者主要考察欧债危机对欧洲和全球产生的长远及重大的影响。
(一)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关于长远影响，首先必须回答两个事关欧洲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1)欧元区会不会垮台?(2)欧洲一体化进程会不会倒退?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西方，“倒欧派”明显略占上风。“倒欧派”认为，欧元有最终崩溃的危险。他们甚至公开争论欧盟解体的可能性。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评论说，欧元区消亡的日子可能已经屈指可数。相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几乎没有唱衰欧元区与欧盟的论调。学者们均认为，虽然，欧债危机对欧元区经济和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欧元不会垮台，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倒退。何帆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认为，一国退出欧元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法律、技术方面的障碍，而这不是希腊等欧元区小国能够承受的。更多的学者从政治战略角度为这种观点提供依据。比如，宋新宇认为，欧洲货币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赵柯认为，欧元的创建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对国际政治影响力的追求不可能使欧元区走向解体。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欧元前景的悲观态度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思考的，而中国学者更多的从政治角度来思考。货币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正如德国总理莫克尔所强调的：“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学者们多从历史角度来看当下的危机，认为，危机将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比如，赵怀普认为，欧洲一体化大势总体依然向好，欧债危机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更深一体化的政治动力。这更深一体化应该就是一些学者认为的财政联盟道路。戴启秀认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了欧盟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不断克服危机、不断制度创新和建设的过程，这次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仲平认为，一体化难以共同推进，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一些国家先走一步，其他国家则等条件成熟后再跟上。他认为，“多速欧洲”是未来趋势。张健也持这样的观点，不过，他更精确地用“双速欧洲”指代欧元区和其他欧盟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速度。陈新、熊厚则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认为，欧债危机无疑将促使南欧国家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靠拢。
(二)对国际货币竞争格局的影响
在探讨了欧元区发展前景之后，下一步便是重新评估欧元在危机后的国际地位问题。自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和提供世界货币流动性的相互冲突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欧元的创建被认为是对美元霸权最强有力的挑战，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那么，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对欧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地位是否仍持这样的期盼呢?换句话说，欧元是否还有实力挑战美元?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否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未来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可以依据欧元是否还能对美元形成挑战将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
乐观派以高倩倩、郑建军和宋国友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如果欧盟能够处理好此次债务问题，欧元仍然能够对美元形成挑战，多元货币格局将形成。高倩倩和郑建军认为，从短期来看，欧债危机以来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冲击还是相当温和的。宋国友认为，在欧债危机期间，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当前欧元相对美元的地位不仅已经恢复到了债务危机之前的格局，还有所增强，欧元仍可对美元形成事实上的挑战。王东则从反面美元地位的下降角度，认为，由于同样遭受主权信用风险增大的影响，美元并不比欧元好到哪里去。魏敏同样认为，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实际是在为美元的最后垮台挖掘坟墓。
悲观派以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为代表，认为欧元区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欧洲缺乏霸权国家所具有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向财政金融信用体系赋权的政治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法兰克福一布鲁塞尔共同体”拳脚施展，使欧元圈从地缘纵深到币缘纵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两方面都暴露在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垄断军事力量(地缘)和垄断币缘力量(“华尔街一华盛顿共同体”)面前。他们认为，欧元从属于美元的结构将使其无法取代美元。乐观派与悲观派虽然表面上持不同态度，但实质上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一方认为很有可能，另一方认为难度较大。悲观派之所以更担忧欧元的国际地位，是其更关注货币的政治逻辑的结果。王湘穗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提出“币缘政治”概念后，货币的权力属性日渐为学者们所认同，并且“币缘政治论”在此次欧债危机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湘穗指出，币缘政治着眼于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金融化的过程。币缘政治的主要政治目标在于于己有利时维持国际金融秩序，于己不利时修改或改造金融秩序。币缘政治的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由此可见，货币背后的权力才是影响欧元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而权力最主要由军事和经济实力构成。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这样看，兰永海等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利用国际评级机构打压欧元也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外因。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学者们也比较谨慎。李晓、冯永琦认为，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已成为现行“美元体制”的主要支撑者，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何过激的“替代方案”都不符合中国的切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人民币仍不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三个条件——稳定的币值、较低的交易费用和较高的透明度。张谊浩、裴平、方先明认为，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只能是增加对话权，而非反霸权，更不是争夺话语霸权。还有一些学者担忧，美国打压欧元后，下一步将针对人民币。兰永海提醒我们，近两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只是美国全球战略刚拉起的序幕。
(三)对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一轮关于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讨论又再次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金融危机期间，学者们热烈探讨了美国是否走向衰弱。而此次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开始探讨欧洲是否正在衰退。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衰退，也不意味着欧洲势力的降低，世界仍然将走向多极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正在衰退，多极化将难以形成。对此，来永红认为，全球权力结构将形成分散化和碎片化的“零极时代”。而王义桅认为，世界将蜕变为两极化：美国代表发达国家，中国代表新兴国家。
综合学者们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权力分配方面，学者们均认为，(1)新兴经济体的地位相对上升。学者们为这一论断赋予了很多词汇，如“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投资格局已经并且继续发生重要变化”;“新兴大国的全球影响力趋于上升”;“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和改革议程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经济影响力不断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等等。但同时，学者们深刻认识到，(2)虽然发达经济体的地位相对衰弱，并且欧债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发达经济体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一论断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论断是相同的。学者们在研究国际权力分配变化时，与2008年相同，较少有实证分析类的文章，学者们并没有系统地评估各国实力，绝大多数论文仍旧是策论类的，这导致此类论断缺乏科学性。在没有具体数据和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地位相对下降”的论断更多出于学者们的主观判断。同样的，我们知道，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也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影响，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隐性的债务问题。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是否相对上升需要运用科学工具提供使人信服的数据和资料。否则，对于国际权力分配的研究将仍旧模糊不清、深度有限，对于进一步的国际格局的预测也就更难以进行下去了。
另外，学者们的推理逻辑也存在一些问题。仅从欧洲经济的衰弱就推导出欧洲正在衰弱，仅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发达经济体就推导出新兴经济体地位正在上升是欠妥的。一国的上升或衰弱是一种实力的综合体，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学者们从债务危机推导出经济衰退，进而推导出国家衰退的逻辑是不科学的。欧洲经济实力虽然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其仍旧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其科学技术、政治模式、国际影响力、软实力等其他方面仍然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四、结语
欧债危机远未落幕，中国学界对欧债危机的探讨也仍在进行。从近三年学界对欧债危机的研究状况来看，应该说反应是及时的，议题是丰富的，成果是全面而深入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锋明显增多。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较少透过本次危机反思既有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是借用理论解释事件，对于事件解释后重新反思理论的逆向做法较少。学者们并未借此机会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重新解释、修正和充实。学者们也较少运用建构主义或非主流理论对欧债危机的成因进行解释。在问题类研究中，就事论事仍是主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比较松散。第二，研究的科学性不足。上文已提到，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主观判断层面，而未立足于严谨的科学分析，特别是对于欧债危机这类更偏重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和数理统计类的论文在国际政治期刊中并不多见。这说明，中国学界在研究的科学性方面仍需要下大功夫。第三，研究的逻辑性仍需提高。对于某一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呈因果关系，某一自变量是否是因变量的主因等问题，是需要通过大量事实来提供依据支撑的。而这又需要第二点所提到的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以及更多的客观研究。
中国学界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就欧债危机的成因和影响两个议题来看，中国学界的研究与西方并未有多大不同，这是令人高兴的。然而，在研究的学理性和实证性方面，与西方仍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对本次欧债危机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提出不足，旨在增强学界对研究反思的自觉性。
责任编辑：董博
作者：吴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