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农业发展解析

第一篇：俄罗斯农业发展解析

俄罗斯军队防弹头盔的发展

2008 年 5 月 9 日，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俄罗斯武装力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阅兵，俄军主要重型作战武器悉数登场亮相。因为审美疲劳，本善对这些随处都能见到的武器已经没有多少兴趣，唯一的亮点是俄军近期配发的新型芳纶头盔。或许是因为苏联解体导致 17 年来的经济困窘，在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包括中国)都已经用复合纤维材料头盔淘汰掉老式钢盔的年代，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武装力量的野战部队，却仍然在大量使用已经装备 40 年的金属钢盔，所以，这是个不小的变化，说明俄国经济在复苏，俄军的实力在恢复。

晚上闲着没事，简单写一段，介绍介绍这次胜利日阅兵中，俄军展示的新型伯利特(BOLIT)系列通用防弹头盔。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 80 年代开始换装新一代凯夫勒材料的头盔，前苏联的老旧金属头盔也将面临淘汰问题。苏军在上世纪 80 年代也开始研究新式头盔，由于美欧北约对前苏联/俄罗斯在芳纶纤维材料技术上的封锁，早期研制出的 6B14 等型号，都是对老式 SSh-68 的改进，性能并没有质的飞跃，所以都无疾而终。90 年代末，俄罗斯的芳纶纤维技术终于取得突破，研制出第一顶复合材料头盔 6B7，尽管这头盔重量高达 1.5 公斤，尽管初期的生产成本高达 400 美元，比欧美同类产品贵一倍，但 6B7 就像火种，不断改进诞生了许多性能优异的发展型，例如 6B7-1，6B7-1M，6B7-1A 等等。这时恰逢俄罗斯经济最困难时期，军队没有能力对老旧钢盔进行更新换代，事情就拖了下来。

随着普京上台和俄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俄罗斯军队开始有能力关注在近些年的车臣等战争中，出现的单兵防护装备，在外形、材料、质量及使用性能等方面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俄军近年来在组织和技术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 2001 年开始立项研制，2003 年推出 BOLIT-M 系列通用防弹头盔(产品代号仍然为 6B7，产品名称 Борит)，现在这个系列头盔已经通过了各种试验并开始装备野战摩托化部队以及装甲部队。但俄内务部等从事治安反恐的强力机关，似乎没有以伯利特-M 头盔取代原内务部那种长护颈 TSH-5 和 K 系列钢盔的意思。

这个系列头盔，由三个企业制造，不同公司产品之间有细微的差别。同时还有商业版本，用于民防或准军事行动。俄军希望在若干年内逐步用 BOLIT 系列通用防弹头盔取代已装备快 40 年的 SSH-68 钢盔。俄军自称 BOLIT 通用防弹头盔防弹性能是原 SSH 制式头盔的 2 倍，可以使战斗减员减少 20% 以上。笔者个人极度怀疑这种说法，一般来说俄罗斯对自己武器性能的夸大已经成了惯例，所以在俄国人介绍自己武器的时候，人们都要下意识的打个折扣。

目前为止伯利特系列通用防弹头盔有好多种发展型号，有 6B7-1，6B7-1M，6B26，6B27，6B28 等型，其实俄国人也经常把这两种头盔搞混，不仔细看还真不好分清。(科罗廖夫出版)

6B7-1 头盔主要性能：

全重 1.2 公斤。防护面积 13 平方分米。可在 5 米距离防御初速 315 米/秒的 BM 或 TT 手枪发射的 9 毫米 57-Н-181С 子弹。可以 V50 有效防御初速 580 米/秒的质量为 1 克的斜边圆柱体弹丸破片(V50 值=580)。使用新一代 Армос 芳纶纤维材料，悬挂装置采用皮带系统，下颚托使用皮条编织(原文如此)，可随时安全地让头盔紧固士兵头部来保持防护性能，使用温度范围从-50°C至 50°C，可比较方便的附加其他防化防毒，通信等装置。配备夏季和冬季两种伪装罩。6B7-1 头盔还有一种轻量的发展型，被称为 6B7-1A，全重 0.9 公斤。

6B7-1M 头盔主要性能：

全重 1.25 公斤。防护面积 12.7 平方分米。防御性能优异，可以防御初速 315 米/秒的 9 毫米 57-Н-181С 手枪子弹，可以 V50 有效防御初速 650 米/秒的质量为 1 克的斜边圆柱体弹丸破片(V50 值=650)。悬挂装置采用三点式，材料采用了特殊防水处理的芳纶纤维材料，防弹性能超出原老式钢制头盔的 2 倍。除了防护面积稍小，其他性能指标与 6B7-1 头盔近似。

这两种头盔外形有细微差别，6B7-1 型头盔采用皮质颚托，而 6B7-1M 型头盔采用塑料颚托。铆钉数量也不同(6B7-1 为 6 枚铆钉，6B7-1M 为 3 枚铆钉)，6B7-1M 型护耳突出部位是近似方形的，而 6B7-1 头盔是近似椭圆形的。盔型上，6B7-1M 更加接近欧美和中国的盔型，外观比较好看。而 6B7-1 头盔看上去外形更加圆，主要原因是为了头盔与士兵头部各部位间隙尽可能的保持一致，这样在头盔受弹片打击变形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佩戴者。

2006 年，俄军又推出经过改进的伯利特头盔，新盔分为三个型号：6B26，6B27，6B28。这样俄国的头盔型号就此进入跟俄国坦克一样复杂乱套的时代。6B26 型为轻型盔，重量只有 0.95 公斤。6B27 是普通型号，重量为 1.25 公斤。6B28 为空降型。三种盔防弹能力 V50 值为 600-650 米/秒，防护面积从 11 到 13 平方分米不等。

头盔，重量只有 0.9 公斤

6B27 是普通型号，重量为 1.25 公斤，V50=650 米/秒

6B28 是为空降兵专门设计的，比较轻巧，但防护面积小

08 年 5 月，俄军的这种伯利特系列头盔出现在红场的阅兵式上，本善认为，这说明伯利特系列头盔今后将成为俄罗斯军队野战部队的标准头盔。

胜利日阅兵中俄军塔曼近卫摩步师和空降兵的方阵里，士兵就佩带着新型头盔，外面加有新型迷彩的布罩和风镜： 早期的 6B14 头盔，是 SSH-68 的升级增强版本，仍为钢制盔体，复合材料悬挂装置，V50 值大于 550 米/秒，重量 1.7 公斤：

这是用于做防护性能试验的 9 毫米 57-Н-181С 手枪子弹：

前些日子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因为南奥塞梯大打出手，图为佩戴新型头盔的俄军驻南奥塞梯维和部队：

俄军这种新型 BOLIT-M 系列头盔，性能比较先进，防护水平等几个指标与中国 QGF02 头盔相当，6B7-1M 与 QGF02 在 V50 破片防护初速值上几乎相同。头盔的防弹指标，是最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头盔的根本性能。而 V50 则是最能准确反映头盔防弹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

所谓 V50 值，就是用质量为 1.1 克的斜边圆柱体弹丸，在规定距离内以不同的速度射击头盔，其中 50% 的弹丸击穿头盔，50% 不击穿，即达到 50% 的击穿概率，所发射子弹速度的平均值即为这顶头盔的 V50 值。V50 值越高，头盔防弹性能越好。6B7-1 型头盔的 V50 值是 580 米/秒，6B7-1M 型是 650 米/秒。而中国 QGF 系列芳纶头盔，特别是 QGF02 型头盔的 V50 值是 630 米/秒，美军 PASGT 头盔为 V50=609 米/秒、德军现役头盔为 V50=620 米/秒，北约通用芳纶头盔为 V50=487 米/秒。这样看，俄罗斯 BOLIT-M 系列头盔的防弹性能是比较高，这说明，原来比较落后的俄罗斯化学纤维材料工业，这些年有了明显进步。

俄军 BOLIT-M 系列头盔的防护面积为 1,300 平方厘米，与中国 QGF02 头盔大体相同。解放军目前使用的 QGF02 头盔的有效防护面积是 1,266 平方厘米，相比 GK80 钢盔增加了 16%。可别小视这 16%，在战斗中却是有生与死的天壤之别。

在保证防弹性能的前提下，如何尽可能地增大头盔的防护面积，中外各国的头盔设计人员都绞尽脑汁。至于头盔质量，自然是越轻越好。俄军 BOLIT-M 系列头盔全重 1.25 公斤左右，与解放军 QGF02 头盔的质量相同，比美军轻巧(美军小、中号头盔分别为 1.5 公斤和 1.59 公斤)，头盔轻重与头盔材料、制造水平有关。非金属军用头盔采用的防弹材料主要是尼龙增强树脂、玻璃纤维及芳纶凯夫拉纤维。与前两者相比，芳纶的制造成本稍高，但同样重量的芳纶可提供 2-3 倍于其他纤维，5 倍于同样粗细钢丝的强度。综合造价、重量等因素，芳纶的确是能够大批量制造个人防护系统的最佳选择。

国产 QGF02/03 头盔

BOLIT-M 系列头盔，是俄军第一种用于大规模装备野战部队的标准非金属头盔。而在这之前除了内务部队的少量钛合金头盔，俄军以及前苏联军队在近 60 年期间，都在装备钢盔。

前苏联的钢盔在 1939 年以前，命名以 M 开头，有 M15，M16，M36 型。1939 年以后改为 SSh(俄文为сш)开头，сш 是“Стальной шлем”(意思就是钢盔)的缩写。有 SSh-39，SSh-40，SSh-60，SSh-68，SSh-68m 等型号，后面的数字就代表了此型钢盔的开始装备时间。SSh-68 盔是前苏联的最后一型钢盔并一直沿用至今，今后将不再有金属的钢盔，都陆续改成芳纶头盔了。

前苏联的钢盔，可以从盔型、内衬、下颚带、印戳等特征来判断它的型号。SSh-40 与 SSh-60 的盔型相同，都是球形，但铆钉位置不一样，SSh-40 一侧的三个铆钉都在下面，成一线。SSh-60 的是二上一下。SSh-68 盔的盔形改为了圆锥形，一侧的三个铆钉位置与 SSh-60 一样，也是二上一下。SSh-60 和 SSh-68 的下颚带都是皮的。

这就是前苏联的老式 SSh-68 钢盔，重量 1.5 公斤，防弹能力 V50=250 米/秒。似乎是最后一种钢制头盔，服役年龄快 40 岁了：

前苏联和俄罗斯还有种比较独特的头盔，即钛合金头盔，有 маска-1ш，стш-81，стш-94，6B6，3щ-1-2，тш-5等多种型号。这是一种重型头盔，专门为城市作战和治安反恐战斗而设计的。这种盔的外形比较古怪，防护面积特别大，有点像古代武士的盔甲，其实大家经常可以在电视里见到俄罗斯联邦安全机构的特种部队，执行任务时佩戴这种头盔。

钛合金头盔在车臣战争时曾被大量的使用，已经后来俄罗斯经常发生的恐怖劫持事件中也可以频繁看到它的身影。

стш-81 头盔在俄罗斯已装备多年，很多士兵把这头盔起了一个“钛火锅”的绰号，由于使用钛合金材料，通常仅仅配备在特种部队，作为标准头盔配发野战部队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昂贵的材料也就俄毛敢使用。这种头盔的具体装备年份没有找到，不过本善最早发现这个头盔的时间是在 1992 年，当时我在俄罗斯的时候就发现内务部部队既有配发。而在最近发现的图片里，发现阿富汗战争时期，苏军就有装备，那么，很有可能 стш-81 头盔在 80 代初期就已经装备苏军了。

стш-81 头盔重达 2.4 公斤，主要是由三片钛合金装甲版所构成，这三片钛合金装甲版包覆住头的两侧、上方及后半部，完全保护各种角度的攻击。为了固定住这三片装甲板的位置，俄罗斯设计师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口袋以容纳这三片钛合金装甲版，使它们可以安分的维持头盔的外形，并紧密保护头部不产生缝隙。因为这样子的特殊设计，使得口袋中的钛合金装甲板可以在维持头盔外型的形状下，有限度的调整各装甲板的位置。这样便可以做适度的微调以随着使用者的头形及尺寸而进行改变，已达到完全包覆头部的目的。再来，为了抵挡子弾撞击头盔的强大冲击力，стш-81 头盔拥有相当舒适厚实的缓冲层，以确保头部不会因遭受冲击而受伤。стш-81 头盔地发展型为 стш-94，性能大同小异，这里就不再熬述。

тш-5 型钛合金头盔，这几年的新产品：

6B6 钛合金头盔属于重型头盔，盔体为钛合金制成，全重 3.5 公斤，可以外加厚达 20 毫米防弹有机玻璃的面罩，主要用于特种部队的反恐作战：

从左至右，分别为 SSh-6

8、6B

7、6B

26、BSh-1 头盔：

前苏联和俄罗斯对头盔的装备并不太重视，这也是几十年来其军队一直使用老式钢盔的主要原因，随着 08 年 5 月胜利日阅兵的结束，BOLIT-M 系头盔也将大规模配发俄罗斯军队，从而使俄军称为世界主要军事力量中最后一个淘汰金属老式头盔的国家。

总结发言，苏俄之头盔，装备是轻视的，设计是土蹩的，材料是即落后也先进的，解放军是鄙视的，实际是半斤八两的，最终可能是我胡扯的。

第二篇：成都俄语培训：俄罗斯农业概况

成都外国语专业学校：成都俄语培训学校俄罗斯农业概况

从60年代以来开始实行集约化经营，主要是全盘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科学化和知识化，从而逐步改变以前的粗放经方式，使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

俄罗斯农业中的主要项目，如谷物、马铃薯、亚麻、肉乳等产品，占原苏联的1/2到1/3。近年来农业生产发展水平速度受到动荡局势的影响;1991年农工综合体产品总值，包括农业总产值比1990年减少5%，并低于最近5年的平均产值;1991年，国家谷类收购量达2250万吨，比1990年低34%，是最近25年以来最低的一年;1991年国家向日葵收购量170万吨，比1990年少产25%。国家土豆收购量470万吨比1990年少产6%，国家蔬菜收购量440万吨，比1990年少产28%;1991年，向国家交售油料的数量是近6年以来最低的，土豆和蔬菜交售量是近18年以来最低的;但1992年10月国家已征购到12300万吨粮食，较去年增加150万吨，粮产量为250万吨，较去年增加50万吨，土豆产量基本与去年持平。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年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2%。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值的57%。十月革命后，原苏联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农业发展道路。

50年代以前，原苏联全力发展重工业，加上国内战争、卫国战争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失误的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缓慢;50年代中期起，农业开始得到重视，旧的农业体制和政策都得到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60年代，开始从粗放式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扩大农业投资，促进了农业发展;但70年代到80年代初，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了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改善农村经济关系，采用各种承包制、租凭制，改变农业投资取向，加强基础设施和农业社会改造等措施，试图挖掘农业的发展潜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力争在短期内解决食品供应问题。

但是，近几年来，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从原苏联晚期开始，农业就处于滑坡状态;1990年起，农业产值呈负增长;1991年，俄罗斯农业产值下降5%;到1992年，农业产值下滑速度更快，下降幅度达12%，畜产品下降幅度更大，如头9个月肉产品产量下降27%。

种植业

俄罗斯的种植业主要包括谷类作物、经济作物(棉花、甜菜、向日葵、亚麻等)以及土豆、蔬菜、瓜类、水果和饲料作物等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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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种植业以谷物为主，其播种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90%;1909～1913年，谷物年均产量为7250万吨，其中每年出口15%。

十月革命后，种植业遭受到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破坏，生产发展缓慢;50年代以来，种植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内部结构也得到了调整，1950年种植业中谷物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70%，经济作物占8.1 %，土豆、蔬菜和瓜果作物占

7.4 %，饲料作物占14. 5%，1988年，种植业中谷物种植面积占54%，经济作物占6，4 %，土豆、蔬莱和瓜果作物占4 %，饲料作物占到34.6%;1988年与1950年相比，谷物播种面积比重有所下降，而饲料作物比重则明显上升。

1.谷类作物

50年代中期，由于大面积垦荒，迅速扩大了谷物播种面积，谷物产量大幅增加，60年代初，由于农业政策的严重失误和垦荒地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谷物产量增长缓慢;60年代中期，俄罗斯农业生产开始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增施化肥、培育优良品种、改良土壤和兴修水利等措施，谷物产量有所提高，1976～1980年平均谷物产量比60年代上半期提高56%，同期谷物单产量提高了54.9%，1981年到80年代后期，由于旱灾和经营机制方面的问题，谷物产量持续下降。

数十年来，尽管谷物生产有了大幅度增长，但由于饲料粮消费量的不断上升，俄罗斯每年需大量进口粮食;近几年，对粮食的进口需求量日胜一日。

在谷物播种面积中，小麦占重要地位，小麦的产量和国家收购量在谷物中均占首位，小麦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40%，产量占总产量的39%，国家收购量占总量的48%;在小麦播种面积中，春小麦占2/3，但单产较低;冬小麦单产比春小麦高得多，大麦的播种面积和产量仅次于小麦。播种面积占谷物播种面积的26%，总产量占到谷物总产量的27.1 %。

燕麦的播种面积比40年代减少了40%，但其单产高于大麦和春小麦，适于作饲料，播种面积占谷物总面积的10%左右。

黑麦的播种面积不断缩小，这是单产较低没有较高生产价值的原因所造成;此外，俄罗斯远东地区还种植水稻，另外还生产高粱、养麦等，但种植面积不大，产量也不多，不占重要地位。

2.经济作物

俄罗斯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甜菜、亚麻和向日葵等。

十月革命后，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作物，采取了增加投资、提高收购价格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因此，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不断上升。

棉花的生产在十月革命后得到迅速发展，播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增长了一倍半。

亚麻是俄罗斯的传统纺织原料之一，其种植面积一直在减少，主要原因是其收获和加工的机械化程度低，费劳力，而亚麻的种植主要分布在劳动力十分缺乏的中央黑土区，亚麻单产量也较低。

向日葵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油料作物，其播种面积约占全部油料作物播种面积的3/4，产量约占80%;滁此之外，油料作物还有亚麻籽、棉籽、大豆、油菜籽、大麻籽，但产量都不是太多。

3.上豆、蔬菜和瓜果作物

土豆是俄罗斯居民的基本食品之一，但是土豆产量日益下降，主要因为，一部分土豆生产者是个人副业者，随着农村居民的减少及其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土豆生产量下降，二是种植土豆机械化程度低。

战后，蔬菜种植面积，一直都保持不变，其中约有2/3是水浇地;俄罗斯人均年消费量为100公斤。

瓜类作物的种植主要是西瓜、甜瓜和南瓜，俄罗斯盛行水果和浆果，为了提高水果产量，俄罗斯建立了大型果园;目前，鼓励农村居民发展果园合作社，农庄农场协助合作社建立基础设施，并提供农业技术与各方面服务。

畜牧业

俄罗斯的畜牧业包括的主要部门有：养牛业、养猪业、养羊业、养禽业;此外，还包括小规模的各个部门，如养马业、养蚕业等;当前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5%，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变化，畜牧业的意义会越来越大。

十月革命前，俄国畜牧业的经营方式落后，畜产品产量不高，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农畜产品产量减少，到20年代末，已经超过1913年，然而，在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由于政策严重失误，使畜牧业遭受重大损失，加之二战的巨大创伤，直到1950年后，畜产品产量

尚未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

50年代中期后，俄罗斯采取了增加投资、加快发展专业化和集中化、提高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扩大质量差价和加强科研工作、采用科学的饲养工艺、加强饲料基地等措施，大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全俄经济衰退，投资危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致使畜牧业大大停滞不前，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1992年头9个月，畜产品产量就下降21%。

1.养牛业

这是俄罗斯规模较大的畜牧业部门，目前这个部门提供98%的奶和40%以上的肉;此外，还提供高质量的皮革原料。

全俄饲养的牛，80%是由农庄农场、跨单位组织或其他农业生产企业饲养的，另外20%由个人副业饲养。

80年代末，奶牛业的专业化和集中化水平有所提高，有的地方出现了奶牛业跨单位综合体或养牛联合公司，其内部分为繁育、育成、饲养及产奶、加工饲养等专业化企业，以提高生产效率。

2.养猪业

这是俄罗斯第二大畜牧业部门。按标准头数计算，养猪业约占牲畜总头数的15%;养猪业提供肉类、皮革、猪鬃和其他轻工原料。

近些年来，养猪业进行了技术改造，逐渐建立了许多工业型大猪场，内部分为专业化繁育、肥育企业等具有完整工艺的大型企业，此外，还有专门从事良种畜培育和繁育的猪场，负责提供优良种猪。

3.养羊业

这也是畜牧业一大部门，按标准计算，绵羊和山羊占牲畜总数的14%;该部门主要提供肉、奶、油脂、羊毛、羊皮等;由于养羊业产品价格偏低，处于低赢利状态。所以，养羊业发展缓慢。

4.养禽业

这是俄罗斯一个作用日渐提高的畜牧业部门，养禽业提供高营养价值的肉、蛋以及绒毛和羽毛。

目前，俄罗斯养禽业产品的主要供应者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的产品大大超过了副业，这改变了60年代以前主要靠个人副业提供禽产品的状况，这是俄罗斯大力发展机械化养禽场，实现了养禽工序的综合机械化的结果。

畜牧业部门结构近20年来变化较大;其中，养禽业由于技术改造和工厂化饲养方法的采用，发展速度最快，肉用养牛业发展也较快，而奶牛业由于工厂化程度低而发展也较慢;在养猪业中，肉用和腌肉用方向得到较大发展，这方面的产品，居民需求量很大。

从肉类总平衡表的结构来看，猪肉和羊肉的比重下降，牛肉和禽肉比重上升，这主要是经济发展总水平的提高、产品消费量的增长和食品结构的完善起着重作用。

发展畜牧业最重要的条件是建立可靠的饲料基地，它对增加牧畜头数和提高其产品率以及增加产品产量和降低成本有直接影响，俄罗斯饲料作物，以多年生牧草面积最大，此外有一年生牧草、玉米、大麦、燕麦、豌豆、饲用黑麦、粮豆作物、瓜类作物等。

另外，在农业集体化后，俄罗斯允许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经营个人副业，作为农村居民的收入补充，个人副业主要是经营畜牧业，其畜牧业产值约占其全部产值的2/3。

第三篇：浅析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

潘德礼

 2011-03-07 08:20:27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普京执政以来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强大的“政权党”。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不利因素和不定因素。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执政当局造成振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叶利钦 政治发展 “可控民主”

【作者简介】 潘德礼,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经历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政治动荡以及叶利钦时期的激烈政治纷争,俄罗斯进入普京时期。作为叶利钦选定的继承者——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职务后励精图治,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消除政治斗争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扰;有步骤地利用法律手段和政治压力打击寡头,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经过第一总统任期内的治理整顿,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前景逐渐清晰起来,即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一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它们从各个不同侧面影响着国 家政局的稳定。然而,核心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普京针对政治领域最突出的3方面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扭转了政治混乱局面。

第一,叶利钦时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联邦制问题,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普京顺利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领导的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军事打击,而他当选总统后最先也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展开调整和改革。

在整个叶利钦时期,特别是他执政中后期,由于改革政策的失误,强大的反对派始终对执政当局保持着巨大的压力,迫使执政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反对派,不断地与反对派占据多数的国家杜马进行斗争、协商和妥协。在此背景下,叶利钦采取了中央向地方领导人让步换取地方精英支持、保持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的策略,相应地在对待议会两院的态度方面叶利钦更多的是利用聚集着地方领导人、“地方精英”的联邦委员会(上院)来制约云集了各种反对派的国家杜马(下院)。这种政治形势使得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和控制大受影响,除车臣问题更为特殊之外,各种地方势力、“地方精英”自行其是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同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俄罗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地方上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发挥各自的潜力,探寻不尽相同的发展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对减轻中央负担与活跃地方经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地方对中央的财政、投资等方面的依赖性减弱,尤其是总统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地方当局的依重,导致地方开始摆脱中央的控制,各搞自己的一套。地方行政长官从原来的由总统任命变为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后,其权力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时也为他们违背总统和中央政府意志,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自行其是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许多地方权力机关藐视联邦宪法和法律,对联邦统一的政治法律空间构成威胁;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处理当地事务中独断专行,形成一个个权力中心,联邦中央政令不畅。

针对这种状况,普京从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一方面,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维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把搞民族分裂的恐怖主义和团伙犯罪视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严加防范和打击。另一方面,在他就任总统后立即着手消除叶利钦时期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严重脱节、地方官员自行其是的现象。普京强调指出,经济纪律、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央和联邦主体彼此负责,这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3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心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垂直政权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领导。为此,于2000年5月出台了设立七大联邦区的改革方案,并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一整套有关改革联邦体制的法律草案,其中包括《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设置原则的修正法案》。正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普京提出了要实行“法律专政”的主张。可以说,不处理好联邦中央与地方主体的关系,就谈不上俄罗斯的政局稳定。

普京在联邦制改革方面的步骤是十分清晰的,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使联邦中央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成为管理国家和推行其他联邦制改革措施的直接保障;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通过《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决策的能力。在其第二总统任期开始不久,以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为契机推出了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普京认为:“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和成分复杂这一角度来说,由地区民众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地方立法机关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对总统提出的州长人选进行投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没有违背民主原则,也没有违背俄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的民主原则。”[1]

经过对联邦制一系列改革,俄罗斯的联邦制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过去俄罗斯个别地区实际上不受俄联邦法律的制约,我们消除了这种绝对无法接受的局面。现在对于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地区来说,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至高无上已成为生活的准则。”[2]而说到底是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长期以来影响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政局稳定的车臣问题得到了控制,在车臣恢复了法制,建立起了符合俄罗斯宪法的地方政权,非法武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遏制。

第二,叶利钦时期,形形色色的党派利益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实施。在这方面,普京上任以来采取了有步骤的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自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苏联和叶利钦掌权伊始的俄罗斯实行多党制以来,俄罗斯的多党制一直处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到普京上任时远未发育成熟。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为同执掌国家政权的苏共进行夺权斗争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政党、政治组织和运动,这种以“街头政治”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多党政治局面带来的是社会政治动荡。经过俄罗斯建国初期两大权力机关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洗礼、筛选,到1993年新宪法通过生效后,随着政治斗争从无序到有序、从“街头”转到议会讲坛,混乱的政党斗争局面逐渐清晰起来。此后,通过不断的分化组合,特别是多次国家杜马选举,政治力量格局处在动态的稳定当中。

尽管如此,在整个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仍然很不成熟。其一,派别林立,而真正符合议会制原则、能够反映不同阶层选民意愿的政党却寥寥无几。除俄罗斯共产党之外,几乎所有政党本身都缺乏明确的纲领、组织和稳定的社会基础。各政党及其领导人对政权当局的态度乃是决定其政治空间的基本因素,而各集团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则是第二位的。不过,对现政权的态度与意识形态宗旨的性质之间,相互关系十分模糊,而各政党的纲领口号和它们领导人的实际行为,也很不一致。当对政权当局的态度成为政党自我定位的基本标准的时候,“赞成-反对”这一最简单的轴心开始占据优势地位。结果,整个政党体制都被吸引到两极化当中去,尽管实际上任何时候也没有到达两极化。而且,许多党派的立场、观点又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纲领性宣言来简单地加以判断。例如,根据当时对叶利钦政权的态度,也可以将所有的政党分为两类,即支持叶利钦政权并在其中有自己代表的党和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这个政权的党。反对派的党几乎包括所有左派、大部分中派力量以及一部分右派;拥护现政权的党包括一部分中右派、大部分右派激进分子以及部分极右派。

其二,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尤其是反对派——俄共长期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状况,叶利钦执政时期依靠强力部门、以“金融寡头”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来实现其统治,到其执政后期又出现了非选举产生的总统办公机构、“家族”势力暗中操纵权力的现象,而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防范与限制的策略,将党派争论限制在立法机构范围内,始终坚决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反对议会多数党派决定政府的组成,而主张政府应当是无党派色彩的专家政府。这对党争不断的转轨初期来说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有助于政府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然而,这种做法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议会多数党派不能直接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更无法建立议会多数派政府,从而影响了政党政治的发展。

普京任总统以后,随着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党派格局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支持、拥护普京总统和政府的派别开始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左派共产党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右翼自由派甚至被挡在国家杜马大门外,大多数党派对普京和政府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寻求妥协、合作的意愿。

然而,正如普京所说,“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显而易见,“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3]“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政党弱小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当局有好处,这样政权当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规则行事。”[4]为此,普京上任以来积极促成成熟政党体制的形成,推动政党政治的发展,当然是以扩大“政权党”的力量,削弱主要的反对派政党,特别是俄共的影响为前提。

2001年7月出台了《政党法》,以规定政党最低组成人数、明确提升政党在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方式促进政党联合的趋势。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推出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修改现行的国 家杜马议员选举办法,取消单一选区制,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均以采用政党名单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所有这些措施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政局的稳定,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着眼未来的政治发展。

第三,在叶利钦时期,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寡头们和“家族”势力干预国家政治进程,影响国家政权机关决策,致使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扫地。普京执政后不久便明确了国家政权与寡头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随着叶利钦“家族”势力退出,个别“不驯服”的寡头受到法律制裁,寡头势力虽然不可能被消灭,也起码受到了遏制。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 瓜分国有财产的方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出现了金融寡头干预国家政治进程的现象。他们在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同时,寡头们借助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媒体,肆意操纵公共舆论,兴风作浪,甚至凭借金钱的力量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特别是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谋求竞选连任的叶利钦遭遇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强有力挑战,这时正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们出钱、出力给叶利钦竞选总统以大力支持,并在叶利钦连任后获得了丰 厚的回报。金融寡头们与叶利钦“家族”势力相互勾结又勾心斗角,成为叶利钦执政后期的一种政治现象。

削弱寡头势力,让其“安分”地从事经济活动,排除寡头对政治进程的干扰是普京巩固其权力的重要步骤。既要严厉打击寡头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又要考虑到寡头手中资源对国家的特殊影响。

要协调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体现社会公正,就要解决寡头势力这个“黑洞”,但是出于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需要,又不可能大规模重新审视过去的私有化。为了实现政治稳定,普京在执政初期曾与他们达成不得干政、政府支持其合法经营的妥协。普京同时希望垄断寡头能够配合他的强国战略,大力发展经济。然而,问题是追求强国目标、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当权者与靠瓜分国家财产发家、控制着国家80%经济的寡头势力之间不可能保持永久的相安无事。普京执政后,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开始清理寡头的媒体王国,夺回舆论报道的主导权。接着又以法律手段打击不听话的寡头,2000年便开始对“不听招呼”的寡头的经济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先后迫使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2003年10月又将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结束了他们的政治影响。显然,普京总统反寡头行动就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挤压寡头集团的势力范围,力图使他们成为对政权有益无害的民族资本,同时使国家政权控制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更多的资源。

普京治理俄罗斯的基本方略可说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经过这种治理整顿,政治秩序得以恢复,国家政权得到了加强,普京因此而得到多数党派的支持和广大民众的拥戴。

二 普京的执政方式与俄罗斯政治现实

经过5年多的执政实践,政治领域诸方面消极因素受到了抑制,政治混乱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政治形势保持了稳定,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然而,俄罗斯国内外,有关总 统集权、民主发展受阻的议论和指责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在俄罗斯国内针对普京总统的批评毕竟大大少于赞誉。

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政治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新俄罗斯两位最高执政者执政方式上的不同,特别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同。

作为苏共的叛逆、苏联的掘墓人,叶利钦虽然从未明确主张国家实行资本主义,但他的政治立场还是十分清晰的,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维埃制度,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作为新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选定的“接班人”,普京在继承叶利钦所开创的“民主大业”基础上,对有关国家发展道路和国 家未来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反思,他所坚持的基本点是在承认苏联时期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否定苏维埃发展道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5]。也就是说,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发展方向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然而,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并不妨碍普京采取一系列不同于叶利钦的政策、方针对俄罗斯进行重新改造。

叶利钦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苏维埃体制,建立所谓的民主政治,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以总统集权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政权结构,这个过程已经完成。而叶利钦时期又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民主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又是与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相联系的。对此,普京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指出,“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6]

普京执政后在政治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政权,使之有效率。为此他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各种有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势力:打击地方分立主义、“削藩”,将地方精英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分化、压制反对派,扶植“政权党”占据议会多数,形成与总统合作,甚至听命于总统的立法机关;打击、削弱寡头势力,夺回对舆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显然,作为一个强势总统普京在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全国统一法律,加强中央政府的行为能力,确保政令畅通的同时,形成了新型的权力结构:普京依靠广大民众的社会支持、官僚行政体系的实际运作,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牢牢地将国家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总统集权,总统的权力已很少甚至基本不受制约。

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民主混乱期的俄罗斯,普京强势总统的执政方式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这种强势总统执政方式显然不同于专制独裁、极权统治,甚至也很难说它导致民主的倒退,因为它并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并且也始终遵守基本民主原则,起码是保持了程序民主,但也确实不同于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并因此而不时受到俄罗斯国内外“民主捍卫者”的批评、指责。针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国内民主问题的“关注”、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批评,普京不止一次地作出回应,强调“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大的欧洲国家。经过欧洲文化锤炼而获得的自由、人权、公正和民主的理想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社会明确的价值方向。”“俄罗斯是自由国家。”[7]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有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有权自主决定民主发展进程,西方的民主实践也并不是无懈可击,也存在着弊病。“„„美国政府和公众对我国的政治进程有不同的看法,应当说,我们也不赞同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如果批评是建设性的,我们就会倾听;如果是想把水搅浑,我们就不理睬它。”[8]

普京执政方式的核心是国家主义,这是由他认定的振兴俄罗斯的强国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为了振兴国家经济,不得不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和相对集中使用,而这一任务也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因此,相对集权是必要的,这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内外压力下保证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俄罗斯人发明的“可控民主”这一提法是对普京时期政治现实和普京执政方式较为准确的概括。普京的执政实践恰恰证明,尽管他也致力于法制建设,处处依法办事,遵守民主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使其能够事实上成为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这种“可控民主”的实质也就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在俄罗斯目前的发展阶段,“可控民主”的确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并因此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正如普京所说:“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9]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民众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性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为那些立场相互敌对的极端主义政党所左右。整个社会开始由两极逐渐向中间靠拢,从而使社会对立程度大大降低,希望社会安定、国家政权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情绪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接受了普京的“可控民主”。而随着普京执政以来一系列强化国家政权措施的实施,国家的行为能力明显增强:国家政权机关对社会政治进程保持着有效的控制,在遵守新闻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舆论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监督与控制,对包括因车臣问题而引起的恐怖袭击活动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也表现出一定的及时应变能力;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所有这些无疑增进了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依赖程度,在开始新一轮社会福利改革之前,民众对普京总统和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第二,形成了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社会转型初期,政治精英处于分散状态,不仅各种类型的精 英是分散的,而且就是同处一个阵营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各种政治力量构成及政党格局中。同样,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他们之间也在不断地勾心斗角,以求更多地靠近总统,影响国家高层决策。社会政治制度的急剧转变使得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政治精英们失去了以往苏维埃时期那种思想组织约束,到叶利钦执政中后期寡头干政现象的出现更加剧了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争斗程度,腐败现象丛生[10]。当时的许多政策,特别是有关国有资产的拍卖活动几乎都是精英们——上层统治者、官员、议员和寡头之间幕后交易的结果。与叶 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执政以来,坚定地依靠行政系统和强力部门,大量启用“带肩章”的人——有军队、克格勃背景的人,努力消除寡头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干扰,加之普京本人作为强势总统对国家政权机关控制能力的加强,保持了精英集团、干部队伍的稳定与相对团结。尽管精英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可能完全绝迹,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十分尖锐,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精英集团之间的争斗明显弱化了,或者说更加隐蔽了,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起码是维持着表面上的安定团结。

第三,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如上所述,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国家垂直权力体系的措施,以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方式,使联邦中央、总统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的能力;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联邦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和遵守的共同规则——联邦中央在政治上加强管理,地方当局在经济领域拥有自主权,地方当局、地方精英对联邦中央和总统表现出了尊重和服从的态度,叶利钦时期经常出现的那种不服联邦中央和总统管的现象基本没有再出现过。然而,这是以联邦制本质性的变化为代价的,尽管普京认为“我不认为我们应转向单一制国家,尤其是苏维埃式的单一制国家。”[11]

第四,形成了强大的“政权党”,党派斗争烈度大为缓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普京时期,随着社会情绪的变化,政治力量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大势已去,主张恢复苏维埃体制的左翼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自由派 都已丧失民心,中间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左右两翼纷纷向中间靠拢。在此背景下,当权者对仍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左派共产党人进行了有步骤的分化、排挤,使其活动空间日渐缩小。与此同时,“政权党”的实力不断增强,实际上成了议会的主宰。

当然,俄罗斯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基本政治现实是:普京作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强势总统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根本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国家政权机关软弱无力的状况。

三 俄罗斯政治发展趋势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以及对叶利钦政治“遗产”的扬弃,保持了俄罗斯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然而,随着普京第二任期的开始,随着2007年议会选举尤其是2008年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角逐,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问题又显现了出来。

4年多来,俄罗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确取得了明显成就,完成了能够在相对较短时期内迅速见成效的各项任务,这主要是指那些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以法律的通过和实施所能完成的任务,如上所述的改造联邦制,改革政党体制,破除寡头干政同时建立对舆论的控制等几方面的任务。所有这些无疑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俄罗斯积累的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尚需时日,而随着新一轮政权更迭的临近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将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因素包括:第一,普京的“可控民主”,即强势总统的执政模式首先面临的是庞大的行政体系的效率和廉洁问题。普京的所有政治主张,都是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的,而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构成这一体系的各级官员来实现。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傲慢的集团,把国家公务看作是一种生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头号任务仍是提高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官员严格守法、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12]。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可能一蹴而就,行政改革“„„不只在政府中慢,整个国家都慢。我虽然愿意像希望发生大激变的人一样高兴,但却没有看到激变,没有看到大的变化。还是让我们客观地看看现实吧。我国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是超官僚主义的经济和超官僚主义的国家,官员有权自作主张地决定一切。不仅官员,连同官员无关的人都这样想。所有的人都等长官决定„„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但我觉得我们是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政府做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13]在进行这种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招致他们或明或暗地抵制甚至反抗。

第二,无论是联邦制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党体制改革,确定制度、机制,明确“游戏规则”还仅仅是第一步,虽然是关键性的一步,而使这些硬件设置发挥作用,取得实际效果,除了要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保证外,还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在这里,中央与地方关系、官僚集团与掌握着 国家大部分经济的财阀、寡头之间关系仍然是问题的关键。普京的联邦制改革和打击寡头行动取得了成果是事实,然而真正理顺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前者解决起来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叶利钦时期的教训说明,地方离心倾向发生于中央政权软弱之时,也正因为如此,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政权的措施。

至于说到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普京削弱寡头势力、消除寡头干政现象可说是见了成效,不听招呼的寡头受到 了法律的制裁,其余的寡头们“守规则”了。但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来自国内自由派阵营和西方国家就破坏民主、干预自由经济活动等对俄罗斯政府的指责,实际上也使得国内投资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普京出于政治、经济多方面考虑开始对寡头采取怀柔政策,试图用为包括寡头、财阀在内的生意人提供财产安全保证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中立,使他们安心经营活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从长远看,金钱必然要影响政治,使寡头们完全脱离政治、失去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国家政权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叶利钦时期精英集团与寡头、官僚集团与商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不少官员实际上从这种关系中获取经济实惠,以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同寡头、商界人士进行利益的“等价交换”。这种状况当然是隐蔽的,很难限定它们的范围和影响程度。

第三,2005年开始的社会福利改革触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满情绪,普京的社会支持率也因此而下降。左派共产党人、右翼自由派都在借机而动,传统的左翼力量如俄罗斯共产党以劳动者利益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右翼力量联盟以恢复民主价值为口号,大量的小 型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则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在此情况下,民众的抗议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普京政权的基础。

第四,车臣问题一直是影响俄罗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车臣恢复重建工作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暂且不提。近年来,俄罗斯境内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都与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有关。因此,对国家政权来说反恐任务十分艰巨,此项任务关系着社会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政局产生影响。

第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因其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使其国际环境得到改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从未停止过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北约东扩的压力,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机积极向中亚国家渗透,在中亚地区保持了军事存在。近来一些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使俄罗斯周边环境不断恶化,这些经“颜色革命”形成的政权大多依仗美国人在背后撑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友好甚至敌对态度。如果这一进程不断延续、发展,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势必会再次抬头,对政权当局产生巨大的压力,普京的外交政策难免会受到批评,引起精英集团的不满,从而影响执政当局的威信。

第六,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国家推动的“颜色 革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频频得手,并有进一步蔓延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俄罗斯的反对派,特别是自由派、民主派政党。对此,俄罗斯政权当局是有警觉的。普京指出:“如果说到整个后苏联空间,令我不安的是用非法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搞不断革命。一会儿是‘玫瑰’革命,一会儿是‘天蓝色’革命,或是别的什么。一个社会的内部应当建立某种规则和机制。当然,需要关注、支持和帮助民主。但如果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对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没有任何好处。整个后苏联空间就会陷入一连串的没完没了的冲突,造成沉重后果。”[14]在2005年4月25日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作的国情咨文中,普京以大量篇幅谈及民主建设、俄罗斯的民主发展道路问题,显然是对“颜色革命”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国内妄图借“颜色革命”寻机而动的反对派势力的警告。

当然,以上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消极因素,还只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目前尚不足以影响俄罗斯政局的稳定。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政权当局造成震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

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对象。普京多次 明确表示他将尊重宪法,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届满时移交总统权力。这将是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国家政权牢固程度的一次重要检验。正如普京所说:“我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跨过2008年这个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界线。需要尽一切努力以应有的民主方式举行俄联邦总统的大选。”[15]可以预计的是,由于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得到了俄罗斯社会多数的拥护,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政治体制尤其是权力体系基本定型并得以强化,各种反对派难有施展自己抱负、向选民展示自己治国才能的空间,尽管各派也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角逐,但出现“黑马”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对照叶利钦后期当政者为最高国家权力交接问题煞费苦心的情景,可以清楚地发现,普京时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叶利钦面对来自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领导的中左派力量的强有力挑战,又有强大的反对派政党俄共的掣肘,采取了一整套战术手段把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普京推上向国家最高职位发起冲刺的制高点,为其当选俄罗斯总统做好了各种铺垫,创造了最好的时机。而普京时期反对派力量均已无法构成对政权的那种强大冲击力,同时由于普京执政以来他本人的威望如日中天,在俄罗斯上层精英当中始终没有出现有相应政治影响的出类拔萃人物,而使得未来的最高权力交接变得困难和神秘,同时也增加了偶然成分。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hn/? SID=21&ID=631 [2]2003年5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 [3]〔俄〕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82页。 [4]同上。

[5]前引书:《普京文集》,第5页。 [6]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0页。

[7]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 [8]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hn/? SID=21&ID=631 [9]前引书:《普京文集》,第7页。

[10]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丘拜斯等一些政府官员直接卷入1997年“通讯投资”公司和“诺里尔斯克镍”的拍卖活动,引起精英集团内部不同派系的争斗,导致随后出现的涉及丘拜斯等当时一些政府高官的“稿酬丑闻”;1999年时任俄罗斯总检察长的斯库拉托夫威胁要对涉及“家族”的所谓纽约银行洗钱案展开调查以及随即发生的斯库拉托夫“性丑闻”,等等。在叶利钦时期,为搞臭政敌而泼脏水是精英集团内部常见的斗争方式,而其核心是经济利益之争。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官员们、精英们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1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hn/? SID=21&ID=631 [12]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 [13]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hn/? SID=21&ID=631 [14]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hn/? SID=21&ID=631 [15]同上。

第四篇：简述俄罗斯舞蹈形式的形成和俄罗斯舞蹈的发展进程

俄罗斯民间舞蹈-最流行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

俄罗斯民族舞蹈的发展是与俄罗斯人的整个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在每一个新的时代,它都是俄罗斯新政治,经济,行政和宗教条件的社会意识反应。俄罗斯民间舞蹈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的民间艺术,创造力使它具有了艺术生命力,它所包含的思想,情感都是对周围世界认识美感情感的表现。

五到七世纪,俄罗斯民间就出现了“欢庆”这样的舞蹈演出。八到九世纪,建立了第一个古老的俄罗斯国家——罗斯基辅,基督教的出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在这时期出现了“小丑”杂耍,被广泛的推广,对俄罗斯民间舞蹈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小丑们”拥有高超的舞技。十二到十三世纪成为最受欢迎的杂耍,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到了十五世纪,俄罗斯人摆脱了蒙古,鞑靼的枷锁,更加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然而在教会也对人民产生了影响。在1648年,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发出了关于“小丑”迫害法令,尽管受到来自教皇的迫害,威胁,但是民间舞蹈的发展却没有停止,在此期间又创造了更多更新颖的舞蹈形式,甚至结合了其他国家的舞蹈形式,在18世纪俄罗斯舞蹈开始正式形成,其中最典型的舞蹈-芭蕾舞。18世纪出现了新的国家,俄罗斯帝国,彼得一世这个时期最辉煌的改革者,在此时期,俄罗斯民间文化被广泛推广,大大的促进了其发展,俄罗斯舞蹈慢慢的在广大群众中普及。1937年,莫依谢耶夫国立模范民间舞蹈团成立,这是世界上一个民间舞蹈乐团。在舞团创立者、世界杰出舞蹈艺术家伊戈尔 #8226;亚历山德罗维奇 #8226;莫依谢耶夫的带领下,他们把民间舞蹈舞台化,并逐步创造了莫依谢耶夫舞蹈学派,在国际舞坛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欧洲芭蕾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败时期,保存和发展古典芭蕾的任务就落在了俄罗斯芭蕾的肩上,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俄罗斯逐步发展成为欧洲芭蕾的中心,并在芭蕾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芭蕾由此受到世界的瞩目。马里于斯.佩蒂帕是所有芭蕾工作者中对芭蕾影响和贡献最大的一位,在圣彼得堡帝国剧院担任舞蹈编剧50年,被称为“古典芭蕾之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三人舞,双人舞,四人舞和大型群舞等各种芭蕾舞蹈样式进行创造性的扩展,接受并发展了浪漫主义的芭蕾的交响舞。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的建立为芭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在这个期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探索时期,戏剧芭蕾舞时期,交响芭蕾阶段。探索时期由于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国内战争还为平息,更多的是反映革命现实的题材。戏剧芭蕾舞时期,芭蕾创造出了新的题材,十分活跃,作品大体可分为喜剧题材,英雄题材,还有根据文学题材改编的题材。由于舞蹈长于虚拟,写意的手法表现生活和人物内心世界,因此舞蹈的结构可以借助音乐,尤其是交响乐的结构,因此出现了交响芭蕾。俄罗斯芭蕾主要吸收了意大利和丹麦的精华,并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创造了芭蕾舞体系,后称“瓦岗诺娃体系”。

俄罗斯民间舞蹈,是对民间艺术的最常见的类型之一,俄罗斯民间舞蹈从起源一直发展到现在,是俄罗斯民间舞蹈不断发展的整个历史。今天众多的关于民间舞蹈的传说被俄罗斯各地专家考察,来研究俄罗斯民间舞蹈的特点。俄罗斯民间音乐和舞蹈按地理位置,气候,以及生活条件而划分成不同的样式,每一个都具有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其服装以及歌曲的表现方式,甚至舞蹈个别动作都有新颖的特点。俄罗斯民间舞蹈的发展是与俄罗斯人的整个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携带了名族性格的信息。国家文化的起源被认为主要是以农民的习俗和制度基础,这有助于一些古老的更古老的民间艺术元素的发展,因此要更多的来维持民间艺术的原有的风格,同时再此基础上要融入现在流行元素,以创造出更多更新颖的作品,更多的显着美化和丰富着人民的文化生活

俄罗斯库斯克邮车舞：俄罗斯舞蹈是一种舞蹈动作十分丰富，动作难度较大、极具特色的外国民族舞蹈。“库斯克邮车”采用了11个舞步及动作是具有代表性的俄罗斯舞蹈动作。此舞蹈既抒情又有延伸的慢板舞步和欢快跳跃的快板舞步的相融合的特点。

俄罗斯族迎宾舞

俄罗斯民间舞的风格和特点：常用手位、脚位、基本舞步、平步、弹簧步、马步、小跑步、吸跳步、长跑步、踏步、进退马步、摇篮马步、滑紧马步。

俄罗斯风情舞

其现代舞多融入芭蕾舞的步法和动

俄罗斯族迎宾舞

俄罗斯民间舞的风格和特点：常用手位、脚位、基本舞步、平步、弹簧步、马步、小跑步、吸跳步、长跑步、踏步、进退马步、摇篮马步、滑紧马步。

俄罗斯风情舞

其现代舞多融入芭蕾舞的步法和动作，使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可演绎古典作品，也能表达现代风范，可谓独具匠心、另辟蹊径。

第五篇：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的比较分析

李典军

【专题名称】农业经济

【专 题 号】F2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东欧中亚研究》(京)1999年05期第58～63页

【作者简介】李典军，1959年5月7日生，经济学硕士。现为武汉市汉南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武汉 430090)

【内容提要】 剧变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都对农业进行了改革，但其结局却有着较大差距。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改革目标、方式、思路选择的不同和面临环境的差异。它告诉我们，注重提高农民收入、尊重农民意愿和遵循世界农业变革的规律，应当成为农业改革的重要选择。

【关 键 词】俄罗斯/农业/土地产权关系/土地私有化/土地改革

1989年后，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发生了政治剧变，为了适应政治体制的转轨，各国都对农业进行了改革。有的国家改革进展较为顺利，取得了较好成效，支撑了其他变革的需要;有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加剧了农业危机，恶化了国民经济。分析和比较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农业的发展道路不无裨益。

一 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的主体内容

(一)变革土地产权关系，推进土地私有化。最早确立土地私有化的是波兰。1989年下半年上台的团结工会政府就确立了土地私有化方针，对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实行私有化。这与波兰农业的发展道路有很大关系。剧变前的波兰一直以私人农场和个体农户为主，无论土地面积或农产品产量均占全国的70%～80%。

其次是匈牙利。它在1990年9月即已开始了土地私有化进程。 为了处理国有资产，专门成立了“国有资产代办局”，授权负责实施大、中、小型的农业企业私有化。为了保障土地私有化的推进，匈牙利先后颁布了3部《补偿法》。这些法律具体地规定了对于在1939年3月至1989年10月期间，被没收、被损坏或由于政治原因被剥夺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进行补偿的办法。

随后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于1991年4 月公布了《农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法》，此法和1992年公布的修改和补充法，规定其公民可以按照1946年时拥有的土地恢复其私有权，并且规定土地所有者的子女有继承权。

原民主德国的土地私有化是在两德统一后进行的。1990年夏，德国公布了《农业调整法》，该法对私有制的重新实现、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的土地和财产进行分配奠定了基础。在托管局的控制下，实现了对国营农场130万公顷国有土地和对77万公顷林地的私有化和租赁。 由托管局下属的土地使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负责东部的农业私有制改造工作。俄罗斯对土地关系进行了激进的改革。1991年4月25日， 俄联邦议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为“根本改革俄罗斯联邦土地关系、保护土地所有者、土地占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利，组织合理使用土地资源，提供了法律保障”。1991年12月27日，叶利钦总统签发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命令，标志着土地私有化的全面推行。它确立土地改革的基点是重新调整土地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单一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农村经济结构。联邦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土改工作的指导原

则、组织领导机构以及提供给农民和企业地段的条件和方式，还规定了土地分配的操作程序。

(二)变革农村所有制，改组集体农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波兰1990年7月新建了所有制改造部，全权负责城乡私有化事宜。1990年7月，波议会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法》，1991年4月，议会通过了法律， 决定取消一切国营农场，允许原来的农场工人将其变成私人农场。1992年4月，农村各地区建立了农村所有制改造分部， 其任务是把国营农场改造成私人农场。合作社的改造经历了一个反复。1990年，波成立全国合作社管理总局，是全波合作社的管理中心。1990年下半年到1991年，波所有政治力量都认为合作社是旧政权的基础，主张取消一切合作社，于是政府依照法律取消合作社，改组总局及合作社的一切领导机构，当时即有1700个合作社被取消。但全国合作社总局认为，1990年通过的此项法律违反宪法，并通过宪法法庭状告政府，结果总局胜诉。1990年颁布的有关法令被宣布为非法，到1992年，政府重新颁布了有关合作社法律，重新建起管理总局。波的反合作社活动宣告失败。

1990年下半年，捷克开始对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进行私有制改造，将其变成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的农业合作社或股份公司，使其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进入市场。目前，捷克农村已形成个体农民、新的农业合作社、农业股份公司、承包或租赁原国营农场等4种组织形式。

1991年，匈牙利开始国营农场的转型，对104 个农场实行部分私有化，将4个农场转变为股份合作公司。 为了促进优质高产的动植物品种的生产，国家保留了19个农场50%的股份，5个农场25%的股份。 匈牙利的农业合作社曾在欧洲具有较大影响。在转轨过程中，1992年1月， 匈牙利国会批准了两部与合作社及其转型有关的法律。根据这两部法律，合作社必须在1年之内对以下3种转型方向作出抉择：(1 )把合作社改造成可以向合作社以外售股的股份公司;(2 )在合作社成员内分配财产;(3)可以保留合作社， 但必须以所有者间的合作取代原来的雇员间合作。合作社的活动，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还可以扩展到其他产业。这两部法律还规定了合作转型的具体步骤，如合作社成员间的财产分配办法，建立土地补偿银行、土地拍卖办法以及转型的日程表等。目前，大多数合作社采用与个人签订土地租约的办法经营耕地，合同期最短为5年，一般为10年以上。分得土地的个人均愿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管理经营，包括一些城里得到土地赔偿的土地所有者，也愿意与合作社签约，交合作社经营，以便从中获得红利。匈牙利对土地转作他用的，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在合作社的转型过程中，其领导体制的设置也有所变化。目前，有些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负责制定发展战略，选举管理机构成员，听取管理机构报告，监督管理机构经营。合作社管理机构为管理委员会，负责经营、人事、行管、接受新社员、签订土地租约等所有日常工作。合作社设社长1人，总会计师1人，以及其他单位的经营负责人，不设副社长。

原民主德国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是通过所有制关系的重组和土地私有化实现的，原民主德国时期的4530个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和580个国营农场已变成了约3万个各种形式的农牧业生产单位， 主要形式是农民家庭企业、农业联合体、农业股份公司等。

俄罗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改组，是根据联邦政府《关于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的决议》，联邦农业部关于《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议》来组织实现的，它要求在1993年1月1日前完成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改组并重新登记工作。到1992年年底，俄罗斯有近一半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完成了改组工作，在1.06万个经过重新登记的企业中，有1300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维持原体制不变，有3000个集体转为股份公司，3800个改为有限农业公司，600个改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2.73万户退出企业组建了农户农场。根据联邦《农户农场法》，到1996年7月，俄罗斯还在农村中建立了28.1万个私人农场。

(三)变革农产品价格体制，加速市场化进程。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在剧变前即已开始了

不断放开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补贴的变革，但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政治体制变化后，各国都加速了市场化进程，有的还实行了“休克疗法”，全部取消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放开所有价格的管理与控制。而随着“休克疗法”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后果，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这种改革较具代表性的有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

1990年1月，波兰开始全面实行“休克疗法”， 全部取消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放开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价格的管理与控制，尽管计划中包括有严格控制政府开支、硬性控制工资、减少投资、控制货币发行等内容，但未能阻止随后几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财政赤字与日俱增，居民收入降低，债务负担沉重。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农业投资下降，化肥施用量和植物保护剂用量减少，农村结构恶化。因而波兰从1996年开始对其进行了调整。

匈牙利农产品价格体制的变革不同于其他各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价格体制的改革仍沿着原定思路继续进行。1991年，政府管理物价品种的范围由1988年的50%下降到10%，到1992年，政府管理的价格仅限于能源、房租、运输、饮用水及药品。所有的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已全部放开。在价格放开的同时，对补贴办法也作了相应调整。对化肥投入的补贴从1989年开始逐步减少，并于1991年中止。对奶牛、肉牛、绵羊生产者的补贴从1989年开始减少，并于1991年中止。修建粮库的投资补贴也于1990年改成税利津贴，但对农业灌溉工程和农用公路建设的投资补贴仍然保留。出口补贴也由1988年的每出口1 福林价格的商品补贴0.46福林，缩减为1990年的补贴0.33福林。用于农产品和食品工业的补贴，由1988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9.3%下降到1992年的1.9%。1993年年初，为了使农业的行政管理与欧共体更加协调一致，匈牙利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通过实行最低保护价、生产配额集中管理、出口投标等办法，来确保食品市场的稳定。其中直接干预的品种有玉米、小麦、牛奶、猪肉和牛肉，间接干预的品种有甜菜、葵花籽和鸡肉，对其他农产品可以不定期地加以干预。

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政府开始实施“休克疗法”， 放开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全部物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以此刺激生产、繁荣市场。国家对农产品原则上按市场价格收购，取消了收购价格的补贴。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放开，1992年谷物平均收购价格比1991年增长25倍，油菜籽——24倍，肉类——5.5倍，奶类——6.9倍。但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农产品收购价格虽有很大提高，但农业生产者并没有真正受益，农业生产资料价高而且供应减少，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尤其是畜牧业，1992年仅取消政府补贴一项， 就给出售产品的农场造成470亿卢布的损失，其亏损率达11%，虽然畜产品市场零售价格居高不下，但畜产品收购价仅占零售价格的18%～25%，大量赢利流入流通部门。据统计，1991～1996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500倍， 而农产品价格仅上涨90倍，从而使整个农业处于亏损境地，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 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农业改革成败得失的比较分析

通过近几年农业的全面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农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原民主德国、匈牙利为代表，它们在1989年前有比较好的农业基础，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原民主德国1995年的粮食产量为每公顷6010公斤，每头奶牛年产奶量达到5200公斤，均创历史最高纪录，有些生产指标大大超过了原联邦德国，它的农场结构、农业劳动力结构也得到了合理调整，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农业结构体制已经形成。1995年，匈牙利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均达到了历史较高纪录，占匈牙利全部出口的25%。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的调整，如农业企业规模的扩大，闻名世界的托考伊葡萄酒等特色产品的增加，在与世界市场接轨过程中，都取得了参预竞争的主动权。成功的农业改革今后将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二是以波兰和捷克为代表，它们的个体农民在改革中表现了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在支撑

其他改革和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以波兰为例， 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强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 按1984年不变价计算，1990年农业最终产品比1989年下降

4.5%，1991 年比1990年下降1.6%，1991年的农业总产值只比1989年下降1%。而国民经济的总产值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18%～19%，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3%～40%，建筑业下降25%。农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个体农户出现了波兰农业史上首次的物质消耗下降，1990年比1989年下降7.1%， 1991年比1990年下降6.3%，两年中的农村平均经济效益增长了1.8%。农产品出口有所增加，1990年，农产品与食品工业产品出口额较1989年增长了7.8%，其进出口顺差由1989年的6亿兹罗提上升到120.4 亿兹罗提，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外贸逆差是28亿兹罗提，农产品和食品工业进出口顺差是国民经济外贸顺差的主要支持者;波兰农业经济之所以取得了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更好的效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个体农户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前，已经有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他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千方百计压缩开支提高经营效益。

三是危机四伏的俄罗斯农业。 原苏联戈尔巴乔夫进行农业改革的1986～1990年期间，尽管农业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生产仍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谷物年均产量1.043亿吨，1990年达到1.167亿吨。变革后的俄罗斯农业，生产持续下降，粮食供应紧张， 农业危机加剧。 1991～1993年，农业总产值下降5%、8%和10%，1994 年下降8 %， 1995年下降12%;1996年农产品比上年减少7%～8%，畜产品减少10%～12%;1995年全国借钱进口了54%的粮食，有近50%的食品依靠进口;1991～1995年谷物生产为年平均负增长11.10%。 俄罗斯在食品保障方面已从世界的第7位下降到了第40位。莫斯科、 圣彼得堡等大城市有80%以上的食品为进口货。俄罗斯农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曲折后未见有复苏的迹象。

以农业管理体制为重点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农业改革给各国农业带来不同的结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农业改革本身而言，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改革目标选择的差异。农业改革的目标有三种选择：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国内农副产品供给;平衡工农关系。但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始终把提高国内农副产品的供给作为首选目标，其次是平衡工农关系，而全面提高农民收入始终未能纳入改革的总体方案之中。另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是保加利亚，其改革的目标带有随机性，这同样导致了农业的缓慢发展。德国对原民主德国的农业变革实行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农民的收入与其他职业的收入同步增长，保证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同的目标选择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二，改革方式选择的差异。俄罗斯采用的是强制性一刀切的办法。1991年12月27日，叶利钦签发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的总统令，意味着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将运用激进的方式强制性地推行。总统令强行要求，在1 年内完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重新登记和进行改组，并且计划几年内建立几百万个家庭农场，在农村全面实施私有制。俄罗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此举与30年代农业全盘集体化一样，同样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地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前者是将私有土地变为集体所有或公有，后者是将公有制土地私有化。虽然改革进行了5 年多，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原来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只是因总统的命令而不得不改变了名称，土地关系名义上划归私有，而管理体制和产权关系等一些实质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经营机制也没有得到转变。

捷克是采用渐进方式对农业进行变革。要求全国的农业变革必须以自愿结合基础上的渐进方式逐步推进，注重保持经济平衡和社会的稳定。原民主德国实行的仍然是土地的私有化，但在组织形式上不强求，没有搞一刀切，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它准许一部分人以自然人的形式进行经营，但更多的是变为法人资格经营的注册合作社或股份公司。原民主德国的私有化改革没有照搬原联邦德国的模式，而是根据原民主德国的具体情况确定，目前德国东西部的农业企业组织形式并不完全一致。

第三，改革思路的差异。俄罗斯和东欧各国总的思路是恢复私有制，但在如何恢复的具体思路上又互有差异。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认为公有制是俄罗斯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于是把土地私有制作为农业改革和振兴农业的突破口，并认为，只要实现土地私有制，农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种无视俄罗斯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观念和原苏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也无视当代世界农业通过法律淡化所有权，强化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的总体趋势，而把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的旧俄罗斯农业发展模式作为解决当代俄罗斯农业的灵丹妙药，并把这种倒退的政策作为“改革”的主体思路，这就注定了俄罗斯农业发展必然失败。东欧各国农民对土地的情结不同于俄罗斯，但各国又没有把土地的绝对私有化作为农业变革的首选目标，而是根据农民自愿的要求，在确定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更多地采用现代发达国家强化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运用股份制建立农业企业和发展农业合作社。原民主德国的一些农业股份公司，均由原来的国营农场和合作社转化而来，其土地并没有私有化到个人，而采用以股份形式入股，它的领导人也是原合作社的领导者。捷克新合作社也由原合作社转化而来，人们本着自愿的原则，以土地、资产、动产或不动产入股，然后根据股份或效益进行工资分配。其国营农场私有化后组建为新的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极少数的国营农场为私人租赁。匈牙利在法律上保障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并明确规定，允许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等多种农业企业经营形式并存。

第四，改革面临环境的差异。俄罗斯农业变革和农业发展曾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外部环境。剧变后的经济危机打破了所有世界纪录，工业生产下降了50%以上，农业的变革和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用于农业的预算拨款逐年下降，供应给农业的农机、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不断减少，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扩大，5 年来从农业部门剥夺了约360亿美元。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不可能保障农业变革的顺利进行。 东欧其他各国的环境要优于俄罗斯。原民主德国在农业变革中得到了全德大量的援助，1991～1995年的5年中， 德国政府向原民主德国农业提供了172亿马克的援助， 并在欧共体的农产品市场上为其创造了较为便利的条件，这为原民主德国农业变革的有效进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 启 示

从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农业改革的目标选择必须把提高农民收入放在首位。俄罗斯的农业改革没有把农民收入的提高纳入改革的总体方案，始终坚持把追求国内食品的供应作为第一目标，把农业改革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这不能不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当代世界农业发展史表明，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必须保持它的稳定。对农业的改革必须把农民收入的提高作为首选目标。忽视农民生活的改善，为改革而改革的任何一项农村改革都不可能成功。

二是农业改革的思路选择必须把握当代世界农业变革的演进特征。土地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农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有时甚至把土地改革等同于农业改革。俄罗斯目前的农业改革思路就是如此。但是当代世界的农业改革远不止如此，它以土地改革为基础，除了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外，还需要政府的强力干预，为土地分配中的受益者提供大量的市场、信贷、科技、推广和其他服务，这才能够保证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产品的增加。东欧各国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因而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俄罗斯农业改革没有提出这样的思路。原有的农业生产基础被破坏，先进的工艺和科学技术被抛弃。农民在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服务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土地，进入非农部门。当代的农业改革应当是土地重新分配和一整套补充制度变革相结合的土地改革，无视政府涉农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制度的变革，试图依靠单一的土地改革达到解决农业问题的目的，这将是不可能的。

三是农业改革的方式选择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民是农业改革的主体，尊重农民的意愿，是进行农业改革的前提。俄罗斯是一个大国，疆域辽阔，情况复杂，任何一国成功的模式都不能照搬，而只能够根据自身实际，强调农业管理体制的多元化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

化，尊重农民的自愿选择，不断完善劳动组织形式，才能够使农业走出困境，保持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