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内陆出口贸易发展作用论文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增加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全球贸易风险;WTO改革受阻，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多边贸易规则遭受挑战，使得区域性高标准经贸协定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新动向，对中国经贸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应当做好研判并积极应对。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解析内陆出口贸易发展作用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解析内陆出口贸易发展作用论文 篇1：

西安内陆口岸城市出口贸易模式建设

自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一批内陆口岸城市迅速崛起，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西安就是近几年内典型的代表，自改革开放至今，在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西安地处关中平原，是我国西部中心城市，秉东启西、联南带北，具有着良好的条件和发展基础，更是我西部大开发的排头兵和主要突破口。新欧亚大陆桥的开通和“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更是使西安处于贯通全线的十字交叉路口，同时也赋予西安更高的战略使命。因此，本文从西安内陆口岸建设出发，剖析西安对外贸易结构现状，同时对传统内陆口岸城市发展概念提出创新。

通过数据分析与实地考察，借鉴国内外内陆出口城市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调整经验，将本文研究内容确定为以下两个方面：探讨内陆口岸城市发展未来，使其更加适应现代化城市建设；总结了西安作为内陆口岸城市的发展模式，并对西安经济区进行了新的划定。

一、相关概念解析

1.内陆口岸的界定。口岸的传统概念是沿海沿边港口或内陆边界，即为港口或边境口岸形成的必要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社会分工，国际航班日趋完善，独立的国际城市贸易发展的日趋成熟，这一概念将扩展端口。近些年来，国内大部分非边境沿海城市都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口岸和海关部门，经营进出口活动。因此，该口岸是经国家批准的合法的、独立的对外贸易和交流活动的场所。

2.出口贸易。出口贸易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出口贸易指的是有形商品货物出口，即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同别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实物的出口活动。而广义的出口贸易不仅仅是指形商品的出口，同时也包括无形商品服务与技术出口，即一国或地区同别国或地区之间进行货物、服务和技术的出口活动。

二、西安出口贸易发展的探讨

1.西安概况。西安市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和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辖区有未央、莲湖、新城、碑林等十区和蓝田、周至、户县三县。从全国来看，西安地处我国大陆的心脏，历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丝绸之路”的起点。现在西安已经形成了国际航空、铁路、公路为主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成为西北地区的交通、通信中心。

2.西安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直接反映着该区域的对外贸易质量以及该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商品结构是最直接的表现。

有形商品是西安市目前出口的主要形式，也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西安的有形商品出口主要有以下特点：（1）出口规模扩大。统计数据显示，西安自2000年以来，有形商品的出口规模不断在扩大。近20年时间里连续翻番，出口总额在西安GDP总额中所占分量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有：①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国家对外贸政策和体制的完善，各种经济特区的设立，都很大程度上调动了我国各部门各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②西安自身的发展优势。重工业是西安传统的优势产业，再加上近年来发展较为成熟的轻工业。辅以陕西的资源优势，为西安出口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西安市通过自身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周边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例如河南、甘肃等，西安的外向型经济拥有着充足的劳动力。③西安遍布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了科学技术与智力的支撑。（2）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大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被称对外贸易系数，指的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对于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越高说明本国或本地区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反之则说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小。

自2000年以来，西安市的对外贸易总额保持稳步增长，外贸依存度稳定在19%一26%之间。出口依存度也基本保持在9%一16%之间，符合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在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全球出口缩水的影响下，西安的对外贸易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基本水平保持不变，这也充分说明在国内经济变动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两个方面的影响下，西安市建立的以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基础已基本确立。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西安的对外贸易系数与出口贸易系数还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也表明西安还是需要挖掘自身潜力，优化贸易结构。

西安市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多个朝代的古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西安拥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行业是西安经济的支柱产业，所以西安的无形商品出口也以入境旅游为主。

“三千年文化看陕西”，西安作为秦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拥有着自秦汉唐以来深厚的文化底蕴。可是目前的旅游活动发展层面较低，仍然停留在走马观花的层面上，一些对于文化探究的服务不尽人意，导致了旅游的反复性很低。现代经济活动中，服务行业是经济发展的中心，服务业是否发达，标志着经济是否发达，现代化服务业对现代经济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西安的服务出口产品单一，开发程度较浅，缺少丰富的产品结构。主要以旅游服务为主，并在金融、航空、电信等领域相对落后，国际竞争力较弱。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必须经过以下几个方面：（1）深度优化产业结构，扩大第三产所占比例，促进服务业自由和成熟发展，打造服务良好的社会环境。（2）充分利用当地科研人员，开发技术和信息产业，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基础。（3）加快产业的集聚，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生态基础。（4）主动接受国际服务业转移，促进现代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

3.西安出口贸易的方式结构。西安外贸主要是由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组成。一般贸易在传统意义上指的是单纯的或基本上使用本国资源和材料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加工贸易意味着全部或部分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过国内企业加工再出口的贸易方式，包括加工和饲料加工。想要改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有以下几点建议：完善各种政策设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创新能力，扩大加工贸易增值率，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严格控制加工贸易门槛，保证西安经济可持续发展。

4.西安贸易出口问题分析。（1）从市场定位来看，不能将西安单方面的定位为主动或被动贸易，西安的卫星制造与航天技术在国际上具有着领先地位。但是从某些产业状况来看，似乎又处于经济转型期，西安必须加快尖端技术的研发，以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2）从商品结构方面来说，有形商品仍集中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西安出口的支柱产业，但从长远来看，西安的经济发展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我国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比如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体现出来。此外，西安在对外出口过程中，过分强调世界标准，没有在服装、饮食等方面体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元素。一些无形产品的出口也是西安对外贸易的弱项，在很多领域呈现落后甚至是空白。（3）从贸易方式方面来说，加工贸易占据比重过小，限制了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劳动资源的充分利用。

从以上方面分析，西安对外经济贸易在多个方面拥有的巨大的潜力仍待挖掘。西安经济现今发展阶段最为需要是切实可行的贸易结构调整措施。

三、 结论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是升级对外出口结构的一个根本措施。正确定位和加强优势产业、支持重点产品、加快高新产品出口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必要途径。快速发展服务业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西安城市建设要立足于区域，构建合理的区域发展模式，促进西安与周边地区经濟协调发展。以城市为研究尺度，将经济辐射范围以“同心圆”的模式蔓延发展；以区域为研究尺度，构建以西安为中心经济区，经济产业带沿东西线西安—宝鸡—天水，西安—渭南—运城和南北线延安—铜川—西安—汉中形成“X”型空间结构模型。合理规划区域经济发展，促进西安经济的良好可持续发展，使西安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

作者：马元晖

解析内陆出口贸易发展作用论文 篇2：

全球贸易形势演变对我国的影响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增加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全球贸易风险;WTO改革受阻，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多边贸易规则遭受挑战，使得区域性高标准经贸协定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新动向，对中国经贸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应当做好研判并积极应对。一是坚持底线思维，理性应对中美博弈;二是参与并构建与国际对标的FTA，进一步扩大“朋友圈”;三是防范和化解相关风险;四是积极参与并推动WTO改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建多元化的经贸合作新体系。

[关键词]  全球贸易形势   政策变动   中国对策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9JHQ062）。

[作者简介] 张瀚文，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数字贸易;李春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农业国际合作、区域贸易协定。

一、大变局下全球贸易形势新动向

当前，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等新情况，使得全球贸易形势呈现新动向。

（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增加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除给全球带来卫生和健康问题外，也间接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增加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和服务贸易的冲击，仍将是全球贸易今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给全球贸易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以复杂价值链联系为特征的行业，尤其是电子和汽车产品行业，其贸易下降幅度可能会更大。受运输和旅行限制以及零售业关闭影响，服务贸易受到了最直接冲击，而且由于大多数商品贸易离不开服务（如运输），服务贸易受损也会间接影响商品贸易。尽管疫情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尚不明显，但一些实时指标已显示出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迹象，如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等均降至基准值以下，表明全球经济严重低迷。

第二，疫情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本地化、区域化倾向，并对产业链韧性造成影响。疫情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链风险，跨国公司更加注重寻求就近化和属地化的供应链重构，推动产业链布局“更加永久性地改变”。全球经济正在从最初的扁平型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发展，一些跨国公司考虑到运输成本与市场规模双重因素，不断转移其产业链布局与投资，如北美正在形成以墨西哥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欧洲正在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东亚区域正在形成以东南亚和中国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这将严重影响被转移国家的国际开放合作。

第三，疫情将产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影响全球贸易和贸易政策。疫情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不仅带来了健康和公共卫生危机，也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甚至会影响全球贸易的格局变化。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国家对外贸易面临风险，从而导致进出口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长期就可能带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变化。同时，疫情进一步加剧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利于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使得全球贸易风险加剧

美国贸易政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愈演愈烈，同时，美国对华主要贸易框架由传统的“接触+遏制”框架加速向“遏制”框架转变，不利于全球贸易的顺利开展。

第一，美国贸易政策呈现出显著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先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重新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达成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意图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拜登政府上台后依然延续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暂时没有做出较大改变，下一步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酝酿。

第二，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多次发动经贸摩擦，不利于多双边贸易的开展。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历时几年，虽然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缓和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势，有利于相互间的经贸合作以及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但长期来看，中美相互博弈和战略竞争的关系没有变，未来相互贸易和经济竞争的趋势也不会改变。此外，美国还对日本、欧盟、墨西哥等经济体在某些行业实施关税制裁，单边主义色彩明显，不仅加剧双边贸易压力，同时也增加全球贸易风险，对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修订“发展中国家名单”，加剧市场不公平性。2020年2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取消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等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享有的发展中国家“特惠待遇”，这是美国单方面采取措施反对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此举对全球进出口贸易将产生消极影响。从市场环境来看，修订“发展中国家名单”的做法，将对被修改国家的市场公平地位产生影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市场信息获取、科学技术转化能力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长期面临低端锁定、科技发展积累的技术优势难以形成产业优势的困境，USTR修订“发展中国家名单”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性。

（三）WTO改革受阻，难以达成共识

自2017年7月美国向WTO递交“透明度改革”的提案起，多个成员国（或多国联合）提出了各种版本的WTO改革方案或意见：2018年以来，已经提出的WTO改革方案包括欧盟委员会的《WTO现代化方案》、加拿大等13国提出的《WTO改革联合公报》、中国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美国对WTO改革的四点建议，以及2019年5月13日中国向世贸组织提交并发布的《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此外，今年恰逢中国加入WTO 20周年，中国正在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全面实施，并通过切实采取措施，努力提高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外贸及营商环境，为WTO中涉及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议题提供现实的参考依据。但是，由于各国利益博弈较多，WTO改革谈判未能达成一致。此外，2019年12月11日起，随着美国、印度两位上诉机构法官的到期离任，WTO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而陷入“停摆”状态。2020年3月，WTO新任总干事的成功选举，为其内部改革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未来的改革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仍具有不确定性，将为全球贸易政策和多边贸易规则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

（四）多边贸易体系遭遇逆流，使得区域性经贸协定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

在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受阻、多边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的背景下，区域性高水平经贸协定不断增加，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

第一，全面而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生效和扩容。CPTPP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此协定继承了TPP的部分条款，是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典型的区域贸易协定，一方面，CPTPP将大幅度提升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水平，成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引领者，具有全球贸易“引擎”的作用。另一方面，协议内关于服务贸易的条款将显著促进协议内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协议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将帮助其他国家构建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目前，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据相关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加入将使全球贸易增加50%，同时有利于全球收入的增加。

第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并即将生效。2020年RCEP正式达成，标志着由东盟十国、包含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将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一方面，RCEP的生效将有助于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高标准自贸区;另一方面，RCEP的生效将强化亚太地区间经贸合作，能够更好地对接“一带一路”，优化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结构，“从外到内”促进双循环发展。

第三，区域性高水平贸易协定的陆续签署，助推区域贸易发展迈上新台阶。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正式生效，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退出历史舞台，美国欲重塑以其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欧盟与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正式生效，合计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球28%、区域内人口超6亿的全球最大级自由贸易区诞生，将极大地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生效，将有利于降低非洲自贸区关税、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实现商品、服务、资金在非洲大陆自由流动，从而使非洲各经济体形成统一的大市场;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PIIE）达成，在保护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双方将致力于更加开放的市场。

（五）英国脱欧引致欧盟分化加剧，对区域及全球贸易产生一定影响

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深远，可能加速欧盟的分化。一是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也失去了最具活力的貿易伙伴;二是欧洲一体化“三驾马车”解体，对于依然桎梏于经济低潮的欧盟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三是英国脱欧打击了其他成员国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愿景，同时对其他准备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国家产生了负外部性。这种“蝴蝶效应”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减慢，弱化了欧盟的整体概念，刺激着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去效仿英国考虑脱欧的可能性。

二、全球贸易形势新动向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美博弈对双方乃至全球将产生深远影响

通过构建大型一般均衡数值模型模拟中美关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李春顶 等（2018）通过测算得出：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不断变化，虽然目前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贸易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极端的情形中美贸易脱钩，即完全没有贸易为例进行分析，量化模拟的结果显示，中国的GDP将减少8.83%，制造业就业下降6%，出口贸易减少18.41%，而进口贸易减少6.91%;美国的GDP将下降2.39%，制造业就业将减少3.76%，出口贸易将下降9.32%，而进口贸易将减少17.06%;世界经济整体的GDP将下降1.85%，制造业就业减少1.31%，而进出口贸易下降3.45%。黄鹏等（2018）使用静态GTAP模型模拟中美贸易摩擦对北美、欧洲、亚洲三大价值链区域的核心国家——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GDP将下降0.2%，真实工资水平将降低0.32%，平均就业率将下降0.17%;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将转移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汽车零部件转移至欧盟、日本和韩国，化工橡胶及塑料制品将转移至日本、韩国、东盟和欧盟。可见，中美贸易完全脱钩对双方的负面冲击是显著的，不仅对双边经济增长指标造成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二）WTO改革受阻，对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WTO改革影响涉及三方面：一是争端解决问题。WTO已经是各国地理、主权范围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发展影响和制约着各国的国内政策。然而，WTO并非都能合理处理各国发生的贸易矛盾，因此，争端解决问题是当前WTO面临的最迫切的危机。为此，欧盟认为当前情况下，有关争端解决问题的改革方案首先应确保上述机构能够继续维持正常运转，待破解这一僵局之后，第二阶段将处理WTO规则适用方面的实质性问题。二是“贸易扭曲”问题。“贸易扭曲”是美国最为关切的问题，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正逐步蔓延至WTO。为了使得美国在争端解决问题上让步，欧盟对此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制定使WTO体制重获“平衡”和实现“公平竞争”的规则;第二，制定新规则以解决服务和投资壁垒，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三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议题下，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特殊与差别待遇（S&D）条款的适用。欧盟认为，目前的S&D条款缺乏差异化，这是WTO目前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也是谈判进展的障碍。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围绕“特殊和差别待遇”的争议，要想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发达国家提出的WTO改革方案很多方面都是针对中国，包括强制技术转让、非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特殊和差别待遇”等问题，对中国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这要求我国在继续坚定维护和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自身影响力，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

（三）区域性经贸协定给中国带来挑战与机遇

1. 不少区域性贸易协定，给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带来严峻挑战

第一，美国重新签署USMCA，根本目的还是绕开WTO多边贸易体系，重塑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体系，实现“美国优先”的政治意图。协议中包含不少明显针对中国或者潜在歧视性排挤中国的相关规定，意在遏制中国全球贸易的发展。首先，汽车原产地规定的区域内价值比例高于旧协议，在促使汽车供应链逐步转移至美墨加三国的同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这将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汽车业产生市场性冲击，不利于汽车行业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良性竞争的公平性。其次，美墨间取消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意味着第三方投资者将无法利用这一机制提起仲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墨西哥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在美国投资，该企业不能作为申诉方对美方提起诉讼。再次，新协议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毒丸条款”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歧视性。协议第32章（例外与一般条款）第10条规定了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建设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被称为“毒丸条款”，其主要针对中国。美国意在通过新协议来约束墨、加两国与第三方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此协议的生效，将不利于协议内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的贸易往来，其中部分针对中国的贸易条款，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与协议内国家的经贸合作。同时，“毒丸条款”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到美国签署的其他贸易协定中，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如在新的《日美贸易协定》中，美国与欧盟和日本的自贸区建设具有重塑国际经贸新规则、联合针对中国的趋势和风险，并且美国有可能会要求加入“毒丸条款”，直接针对中国。

第二，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影响来看，首先，就货物贸易而言，一方面，CPTPP成员国的MFN平均关税已经很低，会对CPTPP的贸易转移效应产生对冲;另一方面，对于纺织品贸易而言，由于CPTPP规定了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因此会对中国纺织品贸易的出口方面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就服务贸易而言，中国跨境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低于CPTPP缔约方的平均水平，具体表现为中国受限制的服务部门数量远高于CPTPP缔约方，以及对市场准入的更为严格的限制。再次，就投资而言，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之前CPTPP成员国在中国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转移。

第三，从谈判中的美欧日贸易协定相关影响来看，美欧日携手打造“零关税财团”挟制中国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目前美欧和美日已经开启或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旦美欧日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对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不利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三方有联合重塑国际经贸新规则、针对中国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趋势，将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严峻挑战。

第四，英国脱欧造成欧盟内部的动荡将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短期来看，剧烈震荡使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在英投资受到较大冲击，进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英国脱欧造成的欧盟分化不会影响中英和中欧的战略合作关系向前推进。从需求角度来看，英国和欧盟看重中国这个大市场巨大的需求潜力，都将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以及中间品供给仍是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因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吸引力会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英国脱欧将使中国与英国、欧盟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有所增强，进而产生正面影响;另一方面，英国脱欧会使欧盟和英国的经济恶化，有损于其参与“一带一路”的能力，进而对我国“一带一路”产生负面影响。

2. RCEP的签署及生效，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区域贸易体系，开展多双边贸易，同时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奠定基础

一方面，通过与RCEP内国家达成贸易、投资方面的一致性条款，倒逼中国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制度型开放;另一方面，协议推动区域内涉及贸易的相关行业技术提升，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以及竞争机制倒逼中国技术升级，进而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生效，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也将改变亚太整体的营商环境，形成亚太地区对外经贸合作的优势，有利于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给国际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RCEP的签署和生效，将为中国加入CPTP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坚持底线思维，理性应对中美博弈

要认识到中美博弈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常态化趋势，坚持底线思维，理性应对。国际层面，应该认识到美国贸易措施的目标不仅是针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而且是对技术发展的战略抑制。中美贸易博弈是长期的过程，纵使有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但未来的大国博弈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可考虑适度降低关税，不仅要“走出去”，更要注重“引进来”，充分利用“引进来”的技术转移优势，通过竞争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顺应时代潮流的先进行业的发展。同时，通过投资便利化、扩大开放、供给侧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红利，加强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国内层面，对在贸易摩擦或贸易制裁中受到直接损害的产品或企业，参考美国做法，给予一定的补贴，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一方面，对企业进行直接补贴，如物流和运输补贴、就业补贴、技术投入和设备购置补贴、融资补贴等;另一方面，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者减免，包括直接的税收优惠和出口退税措施等。另外，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如资本市场方面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多元市场，包括在金融市场领域给予企业更多的融资便利，提升中小企業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活力。

（二）参与并构建与国际对标的FTA，扩大“朋友圈”

从国际环境看，新冠疫情使得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各国都在积极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合作中创新是贸易增长的关键，不搞零和博弈、地缘政治，是保证经贸秩序良好发展的根本，参与国际化的FTA是融入全球经贸合作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我国已经达成包括中方在内涉及16国的RCEP，并在此基础上于2021年9月正式申请加入CPTPP，这是我国参与并构建与国际对标的最典型的FTA。积极参与具有全球示范效应的FTA，不仅有利于我国贸易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复苏。此外，我国应在RCEP与CPTPP的内容条款方面求同存异。众所周知，RCEP主要涉及货物贸易关税，而CPTPP主要涉及高新技术行业产品关税、服务贸易关税等，二者内容既有重叠，但更多地存在差异，因此对二者进行一定共性采纳与差异性区分十分必要;同时，积极参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充分利用本国已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发挥数字技术比较优势，推动国际经贸合作新模式，将深度参与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纳入未来FTA发展布局。目前来看，除RCEP外，我国已与近20个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建立FTA，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知识产权、营商环境等制度环境较为落后，而2021年11月，中国向《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申请加入DEPA，也标志着我国对外经贸合作趋势多元化进一步加强。

从国内环境看，需要进一步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继续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一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21个自贸区，形成了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北到西南的全面布局，意味着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已经形成了全方位深度开放的载体网络，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最重要的载体和抓手;另一方面，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吸引FDI创造良好条件。一是发挥经济供给层面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提升外商投资企业收益率。二是稳定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立足实体经济，不仅能够推进贸易便利化，降低外贸成本，而且能使得吸引FDI保持稳定和增长，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巩固我国制造业中心地位。三是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已经不具备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口低成本红利”，但是可借助国际贸易网络的要素流动效应，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与市场竞争效应逐步提升劳动者素质，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从“人口低成本红利”向“人口高素质红利”演变。

（三）防范和化解相关风险

一是要警惕后疫情时代美国、欧盟与中国关系的脱钩问题。当前，美国以贸易规则霸权工具为基础，以“国家干预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以“权力逻辑”取代“市场逻辑”，以“长臂管辖”取代“全球规则”。同时，由于美国与部分欧盟国家间已签订或正在筹备FTA，其中的部分贸易协定条款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具有针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给中国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关系带来不确定性，因此需要警惕并优化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关系。

二是针对疫情造成的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提高供应链外循环韧性。一方面，美欧疫情主要通过出口需求和核心零部件供给波及我国产业链发展，疫情暴发以来，欧美等国工业生产极度萎缩，生产停滞、失业率上升、民众可支配收入减少，社会消费需求进一步受到严重抑制;另一方面，亚洲区域疫情直接造成我国相关高技术产业的“断链”风险，东南亚国家在新一轮疫情冲击下，国内生产和供应的停滞风险大幅提升，增加了我国产业链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由于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有丰富的制造业发展经验，但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中国应在现有产业链的基础上，建立以科技为基础的产业链体系，强化与周边国家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三是畅通国际合作渠道，保障产业链外循环多路径供给。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经贸秩序重构风险，我国应推动建立疫情背景下的战略互信与多边合作框架，为相关国家间人员往来提供“便捷通道”和货物流通的“绿色通道”，尽快恢复国家间人才交流活动，促进有关国家的核心生产要素、区域优势资源和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衔接与整合，畅通各国间的区域经济外循环，降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

（四）积极参与推动WTO改革，构建多元化经贸合作新体系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稳定平衡至关重要。中国应积极参与G20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非合作以及中拉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力量。

一是坚定立场，以自身行动推动WTO改革前行，积极参与推动WTO改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通过改革内部运行机制呼吁成员国密切配合WTO工作，以提高WTO的运行效率;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尊重发展中成员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等。

二是推动我国外贸结构多元化发展。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大部分农产品贸易体现为贸易伙伴固定化、进口结构单一化，风险较大，需要不断优化农产品进口结构，完善农产品进口体系建设，减少农产品进口的单一依赖。在高技术产品贸易领域，扩大进口的同时，加强自主科技创新，鼓励企业内部创新创造的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化。

三是重視国内金融发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为国内外企业的投资便利化提供了金融条件。尤其是疫情后，受到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因此，在国际货币结算清算系统中，应加强与日本、欧盟等方的协作，适度、逐步递减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从而加强中国的货币—经济主权，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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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瀚文 李春顶

解析内陆出口贸易发展作用论文 篇3：

金融约束与中国地区制造业进口的二元边际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中国出口随着经济增长迅速膨胀的同时，进口需求却非常低迷，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文章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富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具有选择性的信贷压制现象，显著制约了制造业部门的进口需求。通过对进口结构进行进一步的二元分解发现，这种金融约束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广度边际来实现的，对深度边际影响不大。FDI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借贷约束，对产业进口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文章建议是着力改革和完善金融市场，通过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加强市场竞争等措施，使金融系统更好地为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民营企业服务。这样才会解决经济失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能更好地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换代，改善贸易结构。

关键词：进口结构；金融约束；二元边际；外国直接投资

一、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不平衡。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和范围不断扩大，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长期的贸易赤字，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呈现长期的贸易盈余，不仅中美之间，英国、日本、德国也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贸易赤字严重的国家美国和冰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全球经济失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呈现着很不平衡的状态，且盈余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攀升，从1999年的1.92%上升到了2007年的11.31%。2001年～201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5 096亿美元增长到29 728亿美元，年均增长近22%（这还包括了2008年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受到的增速降缓），而这期间贸易顺差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近26%，进口增速远远落后于出口的增速。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也加剧了我国同美国等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我们不禁疑问，为何进口需求会大幅落后于出口？

二、 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对于国际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贸易上，而对进口贸易的关注则比较少，甚至始终被认为是国民收入一个漏出的量，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

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分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认为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具有较大就业创造能力的民营经济部门由于无法得到正规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发展迟缓；另一方面，原本就属于资本要素比较密集的国有经济部门，则因为收到来自国家金融系统的各种补贴而发展。由于国家的这种隐性担保，银行信贷走上了规模扩张的道路。有些信贷甚至是指令性的，银行只管把信贷额度以适合中央银行风险控制规则的方式发放给企业。使得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失衡。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

对外贸格局。在我国加工贸易型FDI为主导的贸易格局下，由于加工贸易“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出口额必然会大于进口额，其中的贸易顺差即为加工生产所带来的经济增加值。由于这些企业一般会把相当部分的利润用于再投资，在经常项目保持顺差的同时，资本项目也将保持顺差。因此，出口导向型FDI必然带来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顺差。

本文通过对我国的进口产品进行分类分析后发现，资本密集型的中间品和资本品所占的比重较大，这些产品的进口在很大程度是依赖外部融资的。黄玖立、冼国明（2010）发现，国内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导，他们通常偏好大规模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对民企以及中小企业有选择性的压制作用。大部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这种信贷的偏向作用制约了民营企业的进口需求。由于企业得不到外部资金支持，很难获得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又间接阻碍了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我国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了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三、 计量分析

1. 模型。本文主要研究金融约束，特别是中国体制因素所特有的这种信贷偏向对制造业进口的影响，并且对这种影响进行二元分解，发现其影响路径。借鉴黄玖立和冼国明（2010），Rajan和Zingales（1998）的做法，考虑地区和行业的两个维度，采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行业融资依赖程度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Import=β0+lndoutk×RegFinani+ΣIndEk×RegEi+ε+μk+φi（1）

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k表示省份。其中，RegFinani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lndoutk为产业融资依赖特征，RegEi为地区特征，IndEk为产业特征。

2. 数据变量。因变量ln_Import：Import进口总额为分地区分行业的进口额，数据来源于2003《海关统计年鉴》。根据同《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的产业数据合并以后的66个行业来加总核算进口额。为消除异方差，取对数形式ln_Import进入模型。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RegFinani：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包含三各指标：Regfdi表示FDI密度，具体用两类外资在实收资本中的比重来表示。Regbanking表示地区信贷规模，用利息支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Regbias表示信贷偏向，用国有企业利息支出占所有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由于2004年数据无法获得，因此取2003年和2005年两年的平均值带入模型，以消除波动。

产业融资依赖特征Indoutk：产业融资依赖特征数据取自《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为消除波动，取2003年～2006三年的平均值。其中，Indoutk为产业k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用（总的资金来源-自筹资金）/总的资金来源来表示。Indfdik为产业k对FDI资金的依赖程度，用FDI/总资金来源表示。Indloank为产业k对贷款的依赖程度，用贷款/总资金来源来表示。

产业特征IndEk：产业特征的数据取自于《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其中共有123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制造业部门有77个，通过和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的产业进行归并和剔除，最后得到66个制造业部门。通过计算各种中间投入要素在行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来表示要素密集度。其中，Indcoal为煤炭投入密度，Indoil为石油投入密度，Indiron为黑色金属投入密度，indNFerr为有色金属投入密度。

地区特征RegEi：地区特征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由于2004年数据不可得，同样取2003年和2005年两年的平均值，以消除波动。通过计算地区各个产业产值占本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描述地区的要素禀赋特征。Regcoal表示煤炭产业产值，Regoil表示石油产业产值，Regiron表示黑色金属产业产值，Regnferr有色金属产业产值。

3. 计量结果。表1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各地区各行业的进口总额的对数（包含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的进口总额），用ln_Import表示。从回归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模型（1）中产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和地区信贷密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在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在信贷投放相对密集的地区进口额反而较少。表明地区信贷密度对行业进口有抑制作用，银行未能对进口企业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和服务。

另外，我们还发现，产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和地区信贷偏向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信贷偏向程度高的地区进口额低，从而印证了银行未能有效地为进口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事实。这是因为，中国的信贷市场存在明显的偏向性，银行主要为国有部门或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而富有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却得不到信贷支持，从而进口需求偏低。

那么，信贷偏向所带来的这种金融抑制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进口的呢？广度还是深度？由于广度和深度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福利含义，因此研究进口的二元边际对于理解我国的金融约束对进口的影响有重要意义。表2报告了外部融资与进口二元边际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prod_coun为各行业进口产品国家对，表示进口广度；IN_im为进口总值比上产品国家对，表示进口深度。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这表明信贷偏向显著影响进口以及进口的广度和深度。另外还说明金融约束对产业进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影响进口的广度上，这便是金融约束对进口的影响路径。也就是说银行的信贷偏向影响了行业进口的产品种类以及行业进口的产品的来源国，从而影响了进口总额。

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进口的广度和深度对一国的经济有不同的福利含义。进口广度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进口需求。因此，进口广度的提升对一个国家有积极的福利意义。相反，进口广度的降低意味着一国的福利损失。我们看到，国内的金融抑制显著影响了进口的广度，从而压制进口总值。对我国经济造成了福利损失。

四、 稳健性分析

在上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采用的因变量为没有区分贸易方式的贸易总额，这可能会影结果的有效性。因为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也指出，中国的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进口额占26.6%），这种贸易的显著特征就是中间在内，两头在外。因此，这类企业天然的会进口很多原材料、中间品。而且这类企业大部分为外资所控制，其资金来源自然主要依赖FDI以及相当部分的利润再投资。因此，为更好地提现金融抑制对进口，经济失衡的影响，我们分贸易方式，分别进行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回归估计，以此来检验结论的有效性。无论是进口总额还是进口广度和深度，结果都是非常显著的。这也充分印证了我国当前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格局，即外部资金主要来源于FDI及其利润再投资。区位方面，内陆信贷投放密集的地区进口明显偏低。

金融约束主要是通过影响进口广度来抑制进口的，具体表现为减少了产业获得更多种类，更多来源国的商品，制约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对于国内的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福利损失。计量结果显著支持了这一观点。因此，前文判断是稳健可信的。

五、 结论

本文利用海关hs6分位贸易数据，工业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等产业数据，共涉及31个省，66个行业，从地区和行业两个维度。研究了金融抑制对进口的影响路径。借鉴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Melitz（2003），从微观角度把进口总值分解为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进口广度的提升对一国有着积极的福利含义。我们发现，金融抑制是通过进口广度对行业进口产生影响的，即影响进口产品的种类和进口产品来源国的数目。这不但造成了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损失，抑制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升级换代，而且也是我国经济增长长期的失衡的主要原因。

因此要提升进口需求，改善经济失衡的状况。本文给出的建议是着力改革和完善金融市场，通过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加强市场竞争等措施，使金融系统更好地为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民营企业服务。这样才会解决经济失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能更好地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换代，改善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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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项目号：13JJD790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两大开放战略的协调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号：15ZDA057）。

作者简介：胡雁斌（1982-），男，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市场；马宇（1987-），男，回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云南省曲靖市经济开发区财政局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和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陈培如（1988-），女，汉族，广东省汕头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

收稿日期：2016-02-12。

作者：胡雁斌　马宇　陈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