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药学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冷战结束至今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本文结合新近出版的《牛津冷战手册》一书梳理冷战国际史研究路径的拓展，着重讨论正在兴起的“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议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学界对国际冷战史研究前沿的了解。
第一篇：药学史论文范文
新视野下的区域史与城市史研究
南天津社会科学院与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明清以来区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在天津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四十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明清以来区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下的城市发展”两个中心议题，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当前区域与城市史领域所关心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内容涉及中国区域理论、区域经济研究、城市文化与卫生、地方社会转型、史料挖掘与整理等层面，讨论范围十分广泛。在研讨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时有交锋，论辩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是近年来国内在该专业领域举办的层次较高、规模适中的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史学研究前沿的动态和水准。
一、回归与再塑：区域理论新范式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大陆史学界逐步受到重视，进入9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区域史有三种界定：一是认为区域史是一种新的史学分支学科或新的理论与方法，是将某一特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或是指将社会诸要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二是将它视为以某区域或地方史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将区域社会史研究等同于区域史研究。对此，与会学者提出了最新的理解和解读，滨下武志先生提出强调“圈”的概念和延伸。虞和平就城市史与区域史的关系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戴一峰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分歧，是因为持有不同区域史研究观的研究者在解读区域史研究理论与相关的概念时，其背后的思想和理论依据其实是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应该从理清区域史研究产生、传播和演化的学术脉络和路径入手，重新回归区域史概念的本义，为中国的区域史理论找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的发展之路。张利民认为，区域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各要素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秩序有机组合成的整体。他以近代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例，结合其经济结构和特征，从空间范围内论述经济区域形成条件和特征，探索形成跨省区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律。张忠民则从反面论证了同样的概念，即不同区域的形成是基于不同的要素，如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强调区域之间的差别与其形成的地区分工的重要性。基于区域理论的多元化和范式法，张思提出用“地域”的概念来重新审视区域史研究，“地域社会史”更具有“脱地理、脱空间”的特征，强调研究“以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媒介构成的由人的秩序意识统合而成的场”的意义。
二、多元与跨度：区域经济研究新途径
虽然在区域史概念上的理论争论此起彼伏，但相关的课题研究却硕果累累，在美国学者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后，中国学者在批判地借鉴施坚雅模式的基础上，以地域为单位开展了多方位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史研究阵地和团队。李培德以同顺泰为个案研究，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商帮在渤海圈势力的扩张。樊如森、徐智通过沪津经济关系考察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轨迹，他们认为上海和天津的经济联系，大体上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界线，经历了一个由从属关系到对等关系、由单向依赖到全面合作的动态演变过程，而这种由单一到全面、由艰涩到成熟的演化，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基本发展轨迹。关文斌以抄本“津门纪事”为基础，对同治光绪年间，从华南(台湾、广东、福建、海南岛)和东南亚(越南、暹罗)海运到天津的种种商品，交易习惯和流向，对华北平原、山区、草原商品流通体系和中国国内市场的机制和演变作了深入探讨。龚关则分析了区域经济、政治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指出天津在近代的发展一方面决定于广阔的腹地区域经济，另一方面得益于军阀政客的政治因素。潘健以19世纪60年代福建、台湾的茶业发展为研究对象，指出相近区域相同产业的不同发展趋势，强调在区域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性因素。殷毅则通过对比天津与新疆、新疆与苏俄的近代贸易，指出在物流贸易中，铁路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而与此相对应的，在通过对河北省市镇数量和规模变化趋势的长时段整体性考察后，熊亚平、张玮得出铁路的开通并未对河北省市镇数量的变化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提出在区域史研究中，专注于短时段的个案考察的同时，一定要兼顾长时段的整体性考察，才能得出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陈争平也提出了注重历史连续性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强调经济史研究要做到突变因素和渐变因素考察相结合，而侧重渐变因素的考察，摆脱断代史的局限而进行跨代史长时段研究。李庆新则另辟新径，借助考古学的方法，通过介绍在考古中发现的与清代广州有关的沉船及其遗物，指出清中前期海外贸易也是拉动国内市场扩张、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中国沿海市场通过贸易港口网络，建构起更密切的内外互动联系机制，并伸展到亚洲、欧美国际市场，汇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
三、深化与细化：城市史研究新思维
城市史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后，经历了从个案城市到城市系统，从主流领域到边缘领域的发展变化，研究的视角已经从对城市本身发展演变到对城市内部社会人文的关注，从政治经济为主拓展到文化民生范畴。本次研讨会则集中体现了城市史研究的这种新趋势，即研究主体的深化和研究客体的细化。
租界史一直是通商口岸城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租界的侨民生活、管理体制和建筑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刘海岩以一个在天津租界生活的外国家族为个案，分析在津侨民在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上的两重性和矛盾性，指出租界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社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万鲁建则以天津日租界的日本侨民为个案进行研究，认为日本租界不同于其他租界，其自身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无法归属到所处的异域空间文化当中。吉泽诚一郎在重新定位近代中国租界特征的基础上，强调租界秩序形成的内力与外力，即中国官方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博弈作用。罗苏文则关注于租界的建筑景观，认为欧洲建筑的移植以及西方街区的规划设计无形中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模板。
城市的市政管理和公共安全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涂文学以汉口为中心，将近代市政改革运动放在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进行考察，对中国近代市政史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真实地描绘出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市民、市民与城市既抗争又相容，既殊途又同归的起伏不定的矛盾曲线，从而揭示“市政改革”最终与初衷相去甚远的深层社会文化动因。李白典从政府、警察与民众互动角度来研究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情况，指出警察在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努力一方面
促进了城市治安的好转，但与理想的状态还有一定距离。
城市经济史同样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江沛以青岛为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青岛港和胶济铁路的作用下，青岛完成了由小渔村到现代化城市的嬗变，并由此带动了山东省乃至近代华北地区交通和经济格局的变动。高福美分析了清代天津关及商品流通的演变，认为明清以来天津逐渐由一个纯粹的军事机构，发展成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天津关税逐渐增长。许桢以吴调卿与天津早期现代化为题，探讨了近代商人的官僚买办与工业家的双重身份，以及其在双方面势力下艰难生存。
教育制度变迁是近代城市生活的主要内容，伴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开展，教育近代化也在同步进行。王兆祥认为面对外来的教会教育，华北教育经历了教育本土化的吸纳过程，从而促进了华北城市的近代转型。户部健以民众教育馆的教育活动为例，梳理了其建立和发展的具体状况，对民国时期地方社会教育以及对抗日战争时期地方社会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作为城市史研究最新领域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文化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并有所建树。王先明、张海荣以《大公报》为中心，分析了近代天津公共卫生事业演进的基本轨迹。指出天津作为通商口岸的特殊位置以及地方绅商阶层的拥护，是推动天津卫生事业发展与卫生观普及的重要因素。任云兰考察了都统衙门时期的天津公共卫生管理和建设，指出在无法否认的殖民色彩以外，西方的先进管理方式以及机构设置与制度操作对天津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起到了示范作用，使天津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逐步健全，制度日益完善。广告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岳谦厚、卫俊透过民国二三十年代《大公报》丰富多彩的广告洞察到当时天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天津人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层面与生命意识、休闲娱乐、文化品位、审美观念等精神生活层面都得到了充分展示。许哲娜以天后宫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生存模式为主题，在南方选取了福建省漳州市区内多座供奉妈祖的庙宇，在北方选取了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津天后宫作为对象进行田野调查。指出南北方在宗教文化方面不同的差异性和认同感。民国时期是城市经济社会及伦理观念发生急剧变化并向近代转型的—个关键时期，成淑君考察了这一时期天津妇女贞操观念的流变，认为社会转型和生存压力是性行为失范成为中下层社会特别是贫民当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王静在借鉴福柯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等社会学观点，通过对民国时期旅津山东商人所处空间的叙述揭示了寻求解决异质性的复杂性。
四、探索与尝试：地方社会研究新视角
关于地方社会的研究可谓新作频出，学者们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对近代地方社会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顾琳先生提出在地方社会研究中要注重研究中国地方乡村发展，尤其提倡长时段、跨时代的综合研究。李德英、高松以四川西北高原的叠溪地震(里氏7.5级)所引发的次生灾害为例，通过相关档案材料和报刊资料，着重探讨了地震引发的水灾和叠溪积水疏导情况、灾后社会各界的反映及措施等问题。冀中定县的农业经营状况，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的变化轨迹提供了重要例证，李金铮以此为个案，认为粮食总产量有所提高与耕地面积减少的矛盾现象，正体现了近代农业生产发展与不发展的特点。盐税向为国家岁人大宗，戴建兵通过对长芦盐务的研究，指出北洋军阀统治后期，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长芦盐务的巨额收入成为各系军阀觊觎的对象。不仅使长芦盐务的管理、运销日益陷入瘫痪。而且给长芦盐区人民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抗战期间，日本方面对于华北沦陷地区近代工业进行了两次工厂普查，久保亨对此数据进行了部分考察，同时指出用统计来掌握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过程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
河野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河北日报》对河北农村社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党报在它的普及开始时，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但一旦普及了，它对中心工作的促进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绅阶层面临历史性的转折，任吉东以获鹿县为例，集中探讨了在变革面前，新旧士绅与精英如何应对，新的精英群体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及其特点，指出旧时士绅与新型士绅在地方社会博弈的背后是旧传统的力量融入新社会的体制中以及两种新旧阶层此消彼长的过程。此外，在具体史料方面的研究，郑会欣对华北战时的工业普查问题和沦陷时期中华联合准备银行的史料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纵观此次学术会议，论题领域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基本涵盖了区域与城市史的大部分研究方向，也反映了最近两年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和成果，而会议上学者们学术思想之活跃，理论观点之碰撞，也体现了该领域的广阔研究前景和丰富研究资源。但由于时间仓促，很多论题没有能够充分展开，在某些领域的探究还不够全面。
作者：任吉东 万鲁建
第二篇：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摘要：冷战结束至今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本文结合新近出版的《牛津冷战手册》一书梳理冷战国际史研究路径的拓展，着重讨论正在兴起的“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议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学界对国际冷战史研究前沿的了解。文章梳理了这一新范式兴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展示了其强调全球性互动、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全球史视角拓展了冷战史研究的问题领域与史料来源，通过更新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描摹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冷战历史图景。虽然其学术价值还有待后续研究检验，但确实代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方向。文章最后就冷战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以及青年学者在中国冷战史研究发展中的角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冷战史全球史跨国进程学术创新
历史是“古” “今”间的对话与视域融合。冷战终结已近四分之一世纪，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也在不断推进。近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推H{《剑桥冷战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与《牛津冷战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Cold War)，集中展示了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前沿动向。4针对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进展，陈兼、余伟民、沈志华和夏亚峰等学者都曾有专文评述，但是对冷战史研究范式的新转变讨论仍嫌不足。1以这些文章为基础，本文围绕上述两本新著(特别是国内学者接触更少的《牛津冷战手册》)，着重分析近年来正在兴起的“冷战全球史”(或称“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研究议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学界对冷战史研究前沿的了解。以下，文章首先论述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兴起与展开;随后着重讨论将全球史视角引入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背景、特征与得失;最后就冷战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以及青年学者在中国冷战史研究发展中的角色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教于专家与读者。
一、冷战国际史的兴起与拓展
以冷战结束为界，学界通常将冷战史研究分成两个阶段。此前的研究被一些学者称为“冷战史旧研究”，实际是各国外交史的延伸，在资料来源和研究视角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单边性”。2冷战终结后，学者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事件加以考察。同时，苏东国家档案大量公布，使研究能够建立在多国多边档案基础上。 “冷战史新研究”(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应运而生。3“冷战史新研究”并无“独一的研究方法，更不是一个学术流派”。4其突出特征是在冷战终结赋予的全新时空框架内，综合利用各方档案开展研究。5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研究提出了一些新思路，但依旧沿袭传统外交史范式，同时意识形态倾向明显，突破主要在苏东国家档案的应用上。“这一时期，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在利用新获得的档案资料重新考察冷战史。一批冷战史研究项目与机构在各国相继成立，跨国学术对话日渐增多，2研究对象拓展与分析视角转换的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3所有这些进展汇成了“冷战国际史”的浪潮。
所谓“冷战国际史”，按沈志华先生的概括，其基本含义就是“从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到成果形式等各方面的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现象。”冷战终结与多国档案的开放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资料来源和思考视野。档案解密和学术研究相互推动，综合利用各国档案考察某一专题已成为冷战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档案利用的围际化促使各国学者加强交流合作，国际学术网络逐渐形成，推动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研究。4
除了史料来源的多元化与广泛的国际交流，本文认为，“国际史”还体现为学术观念的更新，特别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史新研究”的兴起与美国外交史整体的“国际史转向”相同步。5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于传统外交史局限于使用本国档案，不熟悉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忽视他者自主性与关系互动的缺陷。“国际史”提倡多方视角，不再局限于美苏等大国，而是重视其它国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众多处于冷战“从属”与“边缘”的地域得到重视。例如，罗伯特·麦克马洪( Robert J. McMahon)在1994年出版的《冷战在其边缘：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The United States，India，and Pakistan)将研究触角延伸到南亚次大陆这个长期为冷战史忽略的角落，讨论美苏两国基于在中东等地的战略需要而介入南亚次大陆的过程与影响。1进入新世纪，在“9·11”事件等的刺激下，冷战时期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更成为研究热点。2已为国内学界熟知的文安立的《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堪称这类研究的典范。3
其次，虽然国际史的研究中心依旧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研究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政府间外交，而是围绕内政与外交的关联，将研究的触角扩伸到其它领域。由于传统课题空间日渐拥挤，竞争压力下，研究者们尝试各辟蹊径。冷战史研究开始转向开拓以往少有注意的经济、文化、社会议题，考察美苏冷战在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的表现。4张曙光以“经济冷战”为题讨论了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带动了有关制裁及援助等经济手段在冷战中应用的研究。5同时，聚焦“人心的争夺”，更多学者则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冷战意识形态竞争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领域的渗透影响。6其中，对美苏之间或公开或隐蔽的“宣传战——心理战”的探究兴起较早。7有关美国文化产品、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国外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也日渐增多。1受福柯学说的影响，冷战时期的知识生产与技术发展则成为另一大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有力展示了冷战如何形塑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发展。2
这些进展刷新了人们对冷战的认识。作为集大成之作，由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两位领军人物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莱夫勒教授(Melvyn P.Leffler)和伦敦经济学院文安立教授( Odd A.Westad)领衔主编的《剑桥冷战史》在历经近十年的编撰后于2010年4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3该书由三卷构成，分别论述冷战的缘起、冷战危机与缓和以及冷战走向终结的过程。它集中展现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首先，该书是国际合作的产物，由20个国家71位冷战史学者共同完成(北京大学牛军教授也是其中之一)，全景式地描绘了冷战在世界各区域的影响，展示了不同国家的视角和观点。其次，该书除了对重大事件与关键国家给予讨论，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外交史。所收录的文章广泛涉及了人口变动、消费文化、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问题;除了双边关系，不少篇章讨论的是全球与地区性问题。作者中更有不少是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展现了多元的思想倾向与研究路径。1《剑桥冷战史》是对国际冷战史已有研究最为权威全面的总结，提供了及时到位的研究与教学向导，标志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成熟。不过，或许也正因其力图全面均衡，该书也显得个性不够鲜明，在思想的新锐性与提出新议程上稍嫌不足。
二、将全球史视角引入冷战国际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学者看待冷战的目光更加超脱。在挖掘新史料的同时，他们也在探索新的思考框架与研究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数十年间，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逐渐成为史学主流。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被看成是传统史学的最后堡垒。它们对政治精英的关注，对国家中心叙事的执着，对官方档案的依赖，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同时，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人文学界的“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论转向”也逐渐冲击到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领域。2传统研究过分强调物质性因素，忽视理念、话语与文化因素等也成为诟病对象。
如果说，面对上述变化，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家还能以研究对象特殊回应的话，那么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巨大转变则对传统范式提出了更直接的挑战。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不受国家的左右，而是受到跨国联系网络与全球性趋势的影响。3同时，社会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发明显， “文明间关系”成为热点。4面对新的世界图景，忽略超国家力量与非国家行为体，忽视物质权力之外的社会与文化因素，传统外交史研究路径的不足暴露无遗。以国冢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研究对象的旧范式既落后于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界)的理念革新，也脱离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1既有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式已不足以处理不断涌现的新材料与新问题。在此背景下，伴随新一代学者的成长，近年来冷战史研究逐渐有所调整。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将方兴未艾的全球史视野引入冷战国际史研究。2
以追溯跨国与全球性历史进程为志向的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3虽然对其具体意涵等仍有争议，但相关研究在研究旨趣，分析视角，问题意识等方面不乏共通之处。4全球史学者批评西方近代专业史学的民族国家本位，将跨区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的历史互动作为描述重点，把目光投向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环境变迁、物种交换、疾疫传播、移民迁徙等一向被忽略的领域。5他们反对各种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特别是“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全球视野”与“区域/本土研究”的结合，主张从“本土”与“域外”互动的角度，梳理人类交往联系逐步扩展连结成全球性网络的过程。6这些都构成了全球史研究独特的学术品位。全球史作为一个史学新分野的姿态正日趋明显，同时历史学各分支学科也开始吸纳这一新的研究取向。1
将全球史视角引人冷战史研究，就是强调用跨国互动的眼光，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全球性视野中重新审视冷战的历史进程。2某种意义上，这是“国际史”研究思路的进一步延伸。在冷战国际史兴起的过程中，大量研究已自觉地将冷战置于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下加以认识。3不过，绝大多数的国际史研究依旧以政府间外交关系为中心展开叙事。虽然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讨论并不鲜见，但相关叙事依旧从属于国家间外交关系，对各领域独立的发展逻辑，特别是那些并无明确官方色彩的跨国互动考察不深。作为“国际史”转向的早期倡导者之一，人江昭就批评所谓的“国际史”虽带有“国际”(international)-词，实际还是以民族( nation)或国家(state)为主要分析单位，而将个人和团体纳入到国家框架中去理解，仍未能走出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窠臼。正因此人江昭提出用“跨国史”代替“国际史”，并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关键推动者。4
与“国际史”不同，全球史视角更强调全球性趋势而非政府间互动，关注跨国互动与非国家行为体，主张将冷战史研究中从两极对立视角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将之放在一系列全球性进程背景中加以考察。在传统的战后国际关系史叙事中，“国际事务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放在冷战的框架中，被理解为是增强了或是削弱了这场对峙中某一方的势力。”它限定我们用地缘政治的框架看待所有事件，遮蔽了这一时期其他全球性进程对冷战的影响。5但是，如人江昭等人所指出的，冷战时期还出现很多“其他与冷战无关的发展”，它们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并不亚于冷战，对于冷战的演进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1将跨国史与全球史视角引入冷战史研究，将地缘政治放在与其它线索共同编织的全球性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能够观照到许多对人类命运与国家间关系具有重大影响但长期被忽视的事件，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冷战与“冷战时代”。以20世纪70年代为例，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诞生;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举行，慕尼黑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遭遇恐怖袭击;1973年到1978年发生石油危机;1975年赫尔辛基欧安会达成人权协定;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1979年人类最终消灭天花，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都不容小觑，在传统的冷战史叙事中却鲜有讨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战的影响，但又独立于冷战，而恰恰是这些新变化将世界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一起”，推动了冷战的转型与终结：。
在此意义上，全球史视野对于冷战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提醒人们，不能把研究对象限制于传统的两极对抗，而必须“跳出冷战看冷战”。对冷战的准确理解与估价都离不开对更广泛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程的认识。在全球史的视角下，它应当被嵌人到那些相对自主独立，但又不可避免地与冷战发生关联的区域及全球性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从而恰如其分地显示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同时也展现比以往记录更为丰富的细节性，特殊性与复杂性。
三、跳出冷战看冷战：全球史视野下的冷战史研究
将全球史视野引入冷战史研究的具体尝试才刚起步。由伊莫曼( Richard H.Immerman)和戈伊德(Petra Goedde)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牛津冷战手册》可说是一声响亮的号角。与《剑桥冷战史》依旧以时序为轴线展开对重点国家、事件和议题的讨论不同，《牛津冷战史手册》采取了新的编撰架构，凸显研究视角的转变与对象的拓展。它注重专题而非事件，即便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都未有专门讨论;偏重区域而非国家，诸如南亚，非洲，南美等边缘区域，占据了与热点地区同等的位置。虽然该书主编及各位作者的学术声望难于同剑桥冷战史“集一时之胜”的强大阵容相比，各位作者的认识层次与深度也参差不齐，但全书还是鲜明体现了强调全球性趋势、关注区域互动与跨国关系，淡化国家和政治精英的共识。这些别开生面的文章编组在一起，显示了“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史研究”(又称“冷战全球史”)的一些突出特征。
首先，强调冷战的全球维度，将冷战放在全球性的体系进程中加以考察。在笔者看来，“冷战全球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或许可以这样概括：一面是全球范围内各种因素(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包含人员、信息、知识、技术、资本，自然要素等等)的跨国流动及关联进程;另一面是美苏两极对立为核心特征的国际政治体系进程，这二者在冷战时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交互影响?信息革命与教育变革，国际组织的兴起与区域一体化，非殖民化与世界政治多元化，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城市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的传播，人权理念传布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萌动……，这些跨国与全球性历史进程有自主的动力机制，在冷战之外推动了一系列重大历史发展。同时，它们与冷战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关联反应。要更准确地理解冷战，历史学者有必要更好地发现、记录和阐释这些关联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有何影响，从而展现更为丰富深刻的历史图景。1
冷战需要放在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全球性变革中，结合一系列全球性趋势来考察。以非殖民地化为例。400年的殖民主义体系被彻底摧毁，这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伟大变革。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又同冷战密不可分。美国和苏联都不同程度地支持反殖民主义，并且介入其中，受其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第三世界更多被视作超级大国干预的被动对象。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强调相关区域自身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也开始考察“非殖民化”与边缘地区的民族/国家政权构建如何影响到大国与大国关系。例如，有学者就敏锐地指出，冷战竞争与“非殖民化”的“相遇”，除了影响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构建，同样塑造了各“殖民帝国”的解体机制与过程，构成了今天这些国家体制与认同问题的关键背景。2非殖民化反过来也刺激并推动了大国自身的政治社会变革。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背景下，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殖民化”给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巨大推动。1最后，殖民体系崩溃带来国家数量的大幅增加。新兴民族国家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世界新政治力量兴起的前提，也是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前提。它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重新塑造了大同问的竞争模式，推动了冷战的转型。与之类似的全球性变动还有：环境能源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与联合国等全球治理机制的出现，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东亚融入全球市场，并在世界体系中取得独特地位)，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各国国内政治多元化，导致国家对外行为的丰富多样)等等。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政治多极、多元甚至碎片化等趋势相伴而生，都是同上述冷战时代的重大变革紧密关联的。2
其次，全球史研究强调多问题领域间的互动。美苏给世界带来的最突H{的影响，就是不同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的竞争与冲突。冷战全球史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打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等领域的区隔，对其互动进行全方位的展示、。社会、文化、环境等所谓的国际政治低端议题，正成为冷战全球史研究的蓖点，一。经济冷战与文化冷战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扩展深入。4以经济冷战为例，除了诸如制裁、禁运、援助等经济手段如何被应用于冷战斗争的传统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从宏观视角考察以冷战为背景展开的各个集团间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对区域及全球经济秩序的争夺，以及全球性经济变动对冷战进程的深刻影响。1例如，文安立就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明显的经济增长，但是原料价格下跌、国际资本的“卡特尔化”、“以物易物”贸易方式的边缘化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张使得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转折(在文安立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和进入国际市场体系促进了这四个条件的“成熟”)结果，第三世界国家本来要用于社会福利、经济改革和集体化上的经济资源大为减少。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停滞，不能满足人民对这种制度的期望。社会变革计划难以为继，苏联模式的号召力也随之下降。冷战的结束并非一夕之功，恰恰是伴随这些渐变性的经济社会变动而最终发生的。2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从冷战较量的角度看文化、看社会而是从跨国社会文化互动的角度思考冷战。受到社会史与文化史潮流的影响，眼光向下，与普通人体验密切相关的移民、电影、体育、海外旅行、疾疫传播，以及国际艺术展览等跨国活动得到关注，借以透视深层的、隐蔽的时代风貌与国家间关系。3例如，有学者就以韩国政府与美方合作整顿驻韩美军营地周边性服务产业的“清洁运动”( clean-up campaign)为切人点，借由最下层的韩国妓女同美国驻军的关系来隐喻和透视冷战时期的韩美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4在研究方法上，这些研究大量借鉴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手法，性别、身份，东方主义与后殖民成为相关研究的核心范畴，对理念、语言、修辞和语境的阐释成为重点。1诸如“男性气质”(Masculinity)等成为研究冷战的切入点，连同。降恋等议题都成为一些论著的研究对象。2还有学者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对美国卷入越南的文化心理根源进行了分析。3通过提出新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文化传播，种族、阶级和性别在建构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等)，考察新证据(包括通俗文化和民间材料)，使用新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和文艺批评)，这些研究描绘了一幅充满张力的跨国社会文化流动与冷战格局交错的复杂画卷
最后，全球史视野打破国界限制，注重国际与国内的关联。其关注对象不局限于政府和外交精英，跨国行为体与跨国行动成为研究重点。全球史研究强调本土与域外的互动关联，“国际”与“国内”的界限被打通。受此影响，研究者关注冷战的国内面向，指出国内进程塑造了一国政治精英和大众对于冷战挑战的因应方式，同时又受到冷战进程的影响。4例如，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杰瑞米·苏利( Jeremi Suri)讨论了1960年代末几乎席卷全球的社会抗议风潮同冷战缓和的关联。他指出，在冷战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各国统治阶层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以服务于国际斗争需要;但是大众的参与反馈却大大超越了预期和控制，出现了1968年世界性的社会抗议风潮：“形形色色的造反”冲击了各国的国内秩序，促使政府和精英寻求对外关系的稳定，成为冷战缓和的重要背景。1
另一方面，跨国行为体与跨国社会网络在冷战全球史中也得到重视。学者们强调，冷战进程中的很多行为和活动并非是由国家实施的。并不是所有超越国界的活动都能纳入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去分析。大量著作开始讨论跨国行为体与跨国社会互动在冷战缘起、发展和终结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2除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冷战背景下的发展，以及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on Scienceand World Affairs)为代表的跨国知识共同体等在反核运动中的作为，各种形式跨国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等也广受注意。3其中，地方性社会抗争与全球性背景的关联成为讨论焦点，涉及了人权，环境等众多社会问题领域：4当然，跨国关系与冷战之问的关系是复杂的。跨国行为体的构成，动机与行为并不单纯，许多组织本身就有着公开或隐蔽的国家背景，其历史影响也是复杂的，需要注意避免理想化倾向。在此，最值得反思的或许是伊斯兰极端组织与跨国武器走私网络在冷战时期的兴起。
四、全球史视角与冷战史研究的创新问题
全球史视角的引入，是冷战国际史学术创新的需要。在传统领域口渐拥挤，突破乏力的情况下，新视角的引入，或许能够为冷战国际史研究打开新局面。除了选题、视角与叙事手法的更新，全球史视角还拓宽了史料来源。长期以来，冷战史研究的进展很大程度上被官方档案的公布所左右。但是，由于冷战本身的敏感性，各国官方档案的开放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和不确定性。即便在档案解密开放程序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至今仍有大量关键文献尚未公开，这构成了冷战史研究的一大瓶颈。面对这种情况，通过研究视角的转化与课题的拓展，虽然外交档案仍然关键，但是敏感性不那么大，获取也相对容易的其他政府部门的档案，特别是影视作品、个人游记、商业广告、社团记录等民间材料都可以为学者们所用，发挥冷战史研究价值。由此，可供冷战史研究者考察的材料范围几乎被无限扩大了。1
历史研究的进步既表现材料的集聚和剖解，也表现为材料的串联与贯通。全球史等新视角的引入，拓展了解读与组织史料的角度，活跃了学者思维，从而对已有史料做出新的阐释。传统的冷战史研究重视官方档案，但解读和组织档案的视角单一，认识也就难免大同小异。有时候，新材料也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新见解例如，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等议题，国内外学者根据新近公开的史料出版了不少成果;但与以往研究相比，这些成果所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在这个意义上’以全球史等为代表的跨学科视野及方法或许能够帮助史学家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解读并利用史料，为冷战史研究开辟新局面。
此外，全球史视野推动了冷战史研究与历史学其他分支的交流与融合除r历史学，其它学科领域理念与方法的介入更丰富了冷战史这块园地。冷战史研究不仅同广义的当代世界史以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专门史打通了界限，也与史学之外的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从中汲取思想和方法资源，在对话交流中彼此促进。如果说，以往对于外交往来与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主要借鉴政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那么全球史视野下，关注跨国往来的新研究则更多地从性别研究、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和族群研究中汲取灵感。思考路径的改变，或许将使历史叙事焕然一新。
总之，通过引入全球史视角，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动态视野中审视冷战，“冷战全球史”将冷战放置在人类社会现代性变迁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察，关注冷战与各种跨国/全球性进程的关联，赋予更多的行为体(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以自主性，在全球系统中考查他们间的互动。同时，相关研究通过引入其它学科的分析视角与方法，重视社会与文化层面，拓宽了冷战史研究对象与材料来源，革新了人们对于冷战的理解，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
不过，需要指出的，新视角的引入，新议题的拓展，同样不乏隐忧与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新范式的冲击让冷战史的属性界限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在研究范围空前扩展的同时，“什么是冷战”与“什么是冷战史”的问题重新变得尖锐起来：在笔者看来，研究领域的交叉与拓展需要有所界限，一个学科领域还是要有核心问题和边界。冷战史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史或世界史应当有所区别。1学界业已形成的共识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与利益的安全竞争，冷战也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人心之争”，即制度认同和选择意义上的竞争和对抗。2在冷战史的学科领域内，对各种经济社会文化议题以及跨国行为体与全球性趋势的讨论，还是应当围绕理解“冷战”这一中心展开。那些跨国性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件与冷战间的关联不容忽视。但是，就不同事件或议题与冷战的关联程度而言，其显要程度却存在巨大区别，必须通过与其它因素机制的比较才能把握区分。在笔者看来，诸如“同性恋”等在性别史、文化史等专门史领域有其意义，对于深入理解冷战的核心内容却助益不大。与其它因素相比，冷战对这些社会领域的影响可能也极为有限。将类似事件生硬地嵌入冷战背景或赋予冷战意义，难免会给人过度阐释之感。就学术成果的评价而言，不能因为跨学科领域就降低标准要求。既然某些著作其本意并不在冷战(甚至研究时段也不限于冷战)，将它们放在原本领域加以批判(这些领域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基础和成熟的评判标准)或许更为恰当。
同时，跨学科的新视野和新方法，确实为冷战史研究打开了局面，但也带来新的问题。“新范式”也有其不足，“新研究”也难免良莠不齐。全球史的宏观视角，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分析技巧，其实对于学者的理论素养、知识储备与方法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已有探索成果而言，举其上者，的确能将其它学科中各种理论学说“活学活用”，令人耳目一新，但也确实有不少论著不过是将时髦理论或概念作为装点门面的工具。所谓的“新理念”与“新视角”确实也可能成为一种陷阱和枷锁，予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满足感，放弃对问题的进一步思索与追问，结果使本应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沦为某些宏大概念框架的浅薄注脚，1除了在各种“转向”间“晕头转向”，对“标新立异”的群起效仿，还很容易造成另一种研究程式化，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失去“新视角”原有的锋芒与光彩事实上，《牛津冷战手册》的部分篇章就已经暴露了上述问题。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新的视角与新理论无法代替扎实的实证钻研。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第一手资料的积累和批判性使用上，如有学者指出的，全球史观的许多基本认识，例如把世界史看成一个互相联系和作用的整体，其实未必就那么新颖，至少不是全新的。透过时兴的选题和“解构”之类的新词，传统史学的理论认识、特别是治史的基本方法并未失去意义：新范式的提倡者，无论标榜什么旗号，也无论选题扩展到人类历史的哪个“被遗忘的角落”，都没有摆脱或不能放弃以尽可能多的一手史料说话的基本治史方法。2这些提醒值得冷战史研究者深刻记取。
以上讨论的背后，是如何看待学科发展过程中新范式与传统研究关系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当某一历史问题研究领域的基本线索与叙事框架形成后，后人要继续开拓，确实需要更大的投入，才可能有所成就，而这些成果还很难具有为人注目的“突破性”。与之相比，在所谓的新领域，新视角下出东西，似乎要来得更加“便捷”。某种程度上，激烈的同行竞争是西方冷战史研究日渐剑走偏锋的关键原因。但是，作为一门传统人文学科，历史学研究创新的内涵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存在不同。新视角与旧视角之问，新叙述与旧叙述间并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而且传承本身就是历史学的重要使命。如前面所提到的，创新必须有所依归。理论与方法丁.具的更新，要以增进对学科核心问题的理解为宗旨研究领域的拓展要分清主干和枝叶。就冷战史而言，国际体系与政府间外交关系的变动是冷战史研究的“主干”，日渐得到关注的其它领域则是其“枝叶”。冷战史的进步应当是“主干”不断加高粗壮，同时“枝叶”愈发繁茂的过程。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与新方法，不应淡忘既有研究的成熟路径，免得将来还要辛苦“找回来”：学者们在锐意创新的同时;还应注意不忽视、不贬低、不扭曲前辈先进的已有成果，注意历史本身的多面性、复杂性与动态性，在“新”与“旧”间维持恰当的平衡。
结论
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化”等的推动下，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冷战国际史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丰富发展。研究的国际化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视角的转换，它同时包括学术观念的更新，并导致对冷战史学科的性质、范围及研究对象的重新讨论。通过讨论新议题，挖掘新材料与引入新路径，冷战史研究得以不断开拓前进。全球史视野的引入，在一个全新的框架内展示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冷战史图景，代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方向。当然，这一潮流也才刚兴起，其学术价值还有后续研究的检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前文的梳理与评论，更多是基于美国学者的研究进展。毕竟，他们依旧执学界之牛耳，对学术议程与潮流的走向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样的讨论无疑是有局限的。冷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就有自身的学科发展脉络与现实问题：在沈志华先生等的引领下，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冷战史研究在档案整理、实证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1但是也应看到，冷战史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正面临不小的挑战。如果说国外学界的隐忧是不少研究在创新压力下剑走偏锋以致有些不伦不类的话;那么国内学界的一个突出问题则是，研究视野相对狭窄保守，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导致延伸空间不足。2特别是与海外学界(在海外，年轻学者往往是新思潮引领者)相比，我们的青年一代学者仍较缺乏敏锐的创新意识与独立的问题意识，受制于知识储备与理论素养的小是，自觉提出新课题与新思路的能力不足，解读和运用史料的能力有待提高，难以创作超越前辈学者的作品。
要改变这种情况，年轻学者需要加倍的努力。除了继承前辈“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依靠广泛收集利用一手史料，做出真正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还应密切关注围际学界前沿动态，汲取先进经验，转换研究思路，力求在思想见解上有所突破。如前面提到的，要使新范式、新方法的采纳不流于形式，很有必要苦练内功，夯实学养基础。其中，就要求对历史学其它分支领域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进展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充分的关注。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冷战史学界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话还不够充分。举例而言，冷战史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借鉴还仪限于少数几种现实主义理论除了对现实主义、自由著义、建构主义三大范式(又被简化为“权力、制度、文化”)的简单理解，对国际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跨国关系与伞球治理研究中大量具体解释性理论的认识还很有限;对国别区域研究的相关知识，以及社会调查、统计汁量、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掌握也还很欠缺。1要推动学科更上层楼，年轻学者任重而道远。除了纯朴扎实的学风，还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知识面，提高理论素养和研究技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各种前沿范式背后的思考融合在自己的知识关怀与研究操作中，推动学科的持续发展进步。
作者：陈拯
第三篇：张晋藩教授中国宪法史与行政法史研究述略
一位哲人说：“对个人而言，凡不能怀着激情去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张晋藩先生就是怀着将学术作为天职的志向和激情，毕生从事法律史研究与探索的。
一、中国宪法史研究
张晋藩先生说：“百年宪政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课题”。自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开始，伴随着新中国的宪法起草与宣传，张先生就开启了宪法史的研究。1954年8月6日先生作为助教，即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论证了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破产的原因，强调尊重国情的重要性。此后他在《政法研究》（《法学研究》前身）发表了数篇与宪法问题有关的文章，如《剖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等。
1979年张先生与曾宪义合著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著作《中国宪法史略》，总结了从戊戌维新到1954年制定宪法过程中的宪法思想的演变、宪法文本的变迁，提出了许多新观点。2004年张先生出版专著《中国宪法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各时期制宪活动与重要宪法及宪法性文件进行分析评价，还与西方宪法做了比较，认为中国宪法理念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摆在首位的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近代中国宪法文化打上了爱国主义的深深烙印。
张先生宪法史的研究，最大特点是以丰富历史史料和现代宪法理论，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宪法价值与宪法文化史所展示的历史性规律，注重结合国情总结立宪经验和教训。
二、中国行政法史研究
张先生1983年创造性地提出“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观点，为部门法研究开辟了道路。先生开展部门法史的研究，首先从行政法史入手。他从“行政管理法定主义”角度认为，中华民族立国悠久，行政管理很早就开始了制度化与法律化的过程，其条例之缜密，制度之完备，经验之丰富，沿革之清晰，渊源之久远，均为世界所少见。古代行政法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最完备的封建行政法。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等上发表《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与行政法》《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特点与历史借鉴》等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
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影响深远，其实文官制度的故乡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集中于官制、文官制度及职官管理法律方面研究。1989年发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对古代文官制度的历史发展、主要内容、主要特点和世界影响作了系统阐述;1993年《论中国古代的职官编制法》一文系统梳理历代职官编制立法，总结了古代职官立法的基本特点;1992年主编《中国官制通史》，在指导思想、体例、特征、方法等方面有重要创新。
张先生始终非常重视监察法律史研究。2007年出版力作《中国监察法制史稿》，主编《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和《中国近代监察制度与法制研究》，以翔实史料对历代监察制度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从中华法系角度分析了监察法史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为当代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很好的史鉴价值。
三、研究理论方法特点
一是常思常新，与时俱进，永无止境。先生著作等身，不断再版新书，不是简单重复，而总有新思考，推陈出新，自我否定，自我完善。如提出德法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治国是古代治国理政成功经验，也是中华法文化的精髓;强调法治道路选择要发扬传统法文化的民族精神，返本开新，走民族独立创新自主之路;治法与治人并重，良法、贤吏、善治共同为治;法治與国家盛衰不可分，所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二是坚持以中国法律史客观实际为基础，以史料为出发点，坚持论从史出，不用理论方法或立场来剪裁中国法律史。三是认为法律史学研究，不能钻故纸堆，为历史而历史，而要有现实观照，站在当代高度撷取历史经验和规律性认识，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服务。
作者：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