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广泛社会思潮，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其理论目标之一，就是探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本文以“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概念为理论框架，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互动关系，阐述建构中国公民文化的理路。

第一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论析

摘 要：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实现七个根本的范式转变：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破除权力本位意识，树立权利本位意识;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根除全能政府意识，弘扬有限政府意识;破除国家本位意识，树立社会本位意识;破除扬善为主意识，树立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关键词：政治文化;法治;权利本位;公民意识;有限政府;社会本位

政治文化是民众在特定社会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政治信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中国政治文化发轫于两周，制度化于秦代，定型于两汉，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发展，流行数千年经久不衰，成为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深层文化土壤与牢固精神支柱，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影响深远。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本文拟对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实现的根本范式转变展开深入分析。

一、从人治走向法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治意识源远流长，且占主导。孔子认为国之兴衰取决于有无圣主明君，“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1] 孟子亦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2] 荀子更明确地指出“有治人，无治法”，即只有自觉致治的人，没有自动致治的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3] 均是强调了人治而不是法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倡导君权神授、天赋王权。真正的君主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大德之人，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民众唯有服从的义务。[4]主张君权至上，可覆盖社会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5] 君主独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拥有对官员和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力。

人治意识的根本特征是权力至上，统治者意志至上。统治者支配着公共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6]人治之下，权力支配法律，它直接导致了法律与社会的分离，因为法律不体现民众的共同意志，不反映社会的基本诉求。民众不是基于保障自身权利发自内心地尊重和服从法律，而是基于权力的强制不得不服从法律。权力支配法律，权力就可以借助法律，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是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所决定的。权力的绝对化和法律的卑微必然导致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情结。[7]

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彻底根除人治意识，大力弘扬法治意识。把法律而不是把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中，法治思想由来已久，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8]并且认为法治包含两重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9]即“法治=法律至上+良法之治”。

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将法治作为治国之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树立法律至上意识。这是区分法治和人治最根本的标志，“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10]法治从根本上否定特权，要求普遍地服从法律的规约，不得有任何个人、集团凌驾于法律之上、游离于法律之外。其二，坚守保障权利意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前提。这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法律必须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消除民众对权力的高度依附，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和法治意识的新型公民。[11]其三，强化制约权力意识。“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12]法治要求严格界定、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与政府行为，有效控制权力的自我扩张。法治要求政府不得违背其价值前提——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直至最终把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则纳入宪法的规定，使政府权力受到宪法规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得到真正的实现。

二、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拥有权力是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当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时，权力必然会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即表现为权力本位。国家政治功能无限膨胀、全面覆盖，社会自主空间极度狭小。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政治权力的无尚尊崇和绝对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主和各级长官的无条件忠诚乃至盲目迷信成为中国民众的重要特征。

权力本位的基本特征可集中概括为十个方面：1.权力无界。认为“权力圆”无限大，权力的行使范围没有边界，可以渗透到任何权利者的任何领域，不受权利者“权利圆”的边界限制，其具体表现是权力无界，权力包管，权力很少甚至不受拥有约束。2.权力万能。相信权力可以支配一切、改变一切、实现一切，被支配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权力，否则必受拥有权力者惩罚。3.权力至上。权力的地位至高无上，人也因拥有权力的大小分属于不同的等级。4.权力崇拜。权力被视为一种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整个社会呈现崇拜权力、迷恋权力和争夺权力的倾向。5.权大于法。在理念上将权力的价值和地位看得高于法律，在实践中轻视法律、虚置法律，以权力取代法律，破坏法定的制度规则。6.权力被认为天然合理、正确，与权利者发生冲突时权力者永远无错，若有错必定是权利者的错。7.权力独立化倾向，权力的价值被从手段转换为目的，从工具提升为终极。8.强调公共权力的至高无上地位，认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会失去一切;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官本位、家长制盛行;对权力保护的力度远大于对权利的保护。9.国有财产地位凸显，并给予特别的保护，这是权力本位的经济表现。其具体表现是：肯定国家所有权客体的无限广泛性，并对个体所有权客体进行严格限制;返还被不法占有的国家财产不受时效限制;国家与个人对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时，事实上无法确定时，推定为国家所有;所有权不明或没有所有人的无主财产，均归国家所有。10.主张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这是权力本位的社会内容。权利以个体利益为社会经济内容，权力以国家利益(即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公共利益)为社会经济内容。[13] 以上是对典型的权力本位特征的理论概括，在实践生活中并不会总是表现得那么典型、那么全面，它可能集中地体现出其中的某几个方面。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也是权利从权力中获得解放的过程，即权力与权利发生结构分化的过程。努力维护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基本权利、充分享有基本权利必将成为文明社会成员的共同心声。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文明社会的建构、权力本位的逐步消退和权利本位的逐渐生成是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权利本位包含五方面的基本内容：1.权力源于权利。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源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权力由人民所赋予、让渡和委托。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的权利冲突和社会管理的需要，不是权力“创造”和“衍生”了权利，而是权利“创造”和“衍生”了权力，公民利益是公共权力得以存在和赖以运行的根本。2.权力服务于权利。公共权力的价值体现在为公民权利服务之中，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公正、惩恶扬善是公共权力的应尽之责。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侵犯，维护权利平衡，才是正当的和合法的。权力服务权利，更重要地体现在为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创造条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拓展权利的疆域。3.权力以权利为界。权利界定了国家权力运作的合理性基础和合法性限度，它是公共权力的界标。法律所认可的公民权利就是公民的自由活动空间，就是防止他人或强权干预的屏障。在这个空间内，主体可以尽其所能地自由发展，充分享有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创造性地发挥其潜能，同时也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这个自由空间不仅是为他人所设定，公共权力的运行应当以此为界限。[14]4.权利制约权力。权力自身具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本性，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常会异化，带来破坏性的结果，成为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找寻制约权力的有效途径是政治哲学家们矢志不渝的追求，权力配置和相互制约机制构成现代宪法制度的基本内容。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迄今在实践中制约权力的两种最有效的手段。5.法大于权。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个人或组织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权利为核心重构现代法理念已成为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共同追求。“现代法意识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主体性意识，包括对本人权利的主张(自由)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平等)这两个互相关联(团结)的方面。由于每个人的权利的确定都是以其他人的权利的共存为前提，因此，‘为权利而斗争’与排他的利己主义截然不同，不仅不会破坏安定团结，反而会升华为‘为法制而斗争’，强化合法秩序。”[15] 法律是解放人类的工具，而不是束缚人性的枷锁。良法的本质在于它同正义与道德原则的一致，而不在于它同命令与威胁的结合。

三、从臣民走向公民

臣民意识是贯穿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意识，臣民意识与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相伴而生、如影相随。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深远影响，宗法关系、专制皇权导致的奴性心理、权力崇拜，人治传统造成的依附观念、等级观念，致使臣民意识在人们内心深处不断积淀和发酵，难以根除，至今仍深深影响人们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模式。

臣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圣人崇拜心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圣人是一种在道德修养方面被理想化、抽象化了的人格。在政治实践中，圣人与君主互助共生，君主赋予圣人种种特权，圣人论证君主地位的至高无上和行为的绝对正确。二是高度依附心理。君权至上是封建专制社会基本的政治准则，民众处于绝对的从属和被支配地位，毫无独立性和自主性，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缺失，更谈不上政治参与意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型塑了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依附心理和奴性意识。这种高度的依附性使个体的自主、独立、平等从根本上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形成了“尽人皆奴仆”的政治生态。三是义务至上心理。人们主体意识的缺失同时意味着其权利意识的缺失，义务至上是臣民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人们的政治期盼和利益诉求不是通过制度化的权利形式来体现，而是经由报答浩荡皇恩、尽臣民之义务来体现。

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以公民自觉坚守和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石，将权利观、义务观、归属感、使命感、责任感、法治意识、自律意识、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等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树立政治主体意识。个体应摆脱依附和臣属心理，克服政治冷漠心理，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从被动、消极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积极的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积极主动的精神。其二，强化政治参与意识。对政治的普遍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其目标在于影响政府决策和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政治参与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践行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的意识。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反映着政治民主化的水平。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发挥其政治主体作用的重要途径。其三，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没有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不会有民主政治成长的健康环境，就不会有公民发挥其主体作用的政治舞台。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是公民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的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领域的自身维护和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公共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和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16] 其四，确立政治规则意识。克服中国传统社会沿袭几千年的“为政在人”的人治思维定势，确立起法律法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依法治国、依法治权，促进公民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理性化。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同于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就在于后者只是统治者的顺民，只能绝对服从统治者，没有参与国家和反抗政府的政治权利，也没有自觉的权利意识;而前者的这种参与权和反抗权受到高度尊重，以制度规则的形式得到体现，并被因势利导，使之成为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随着公民意识的培育和走向成熟，社会成员所尊奉的不再是唯美主义的乌托邦式空想，而是社会民主政治生活逐步趋向更好境界的现实的、合理的愿景。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不再是非理性的狂热抑或极端冷淡，而是伴随着理性的约束与规范的热诚。它将熏陶出自律性很强、追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社会公民。他们将拥有受宪法保护、公共权力不可侵犯的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四、从官本位走向民本位

官本位意识是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以官为本、以权为纲，官尊民卑、官贵民贱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官本位意识是封建集权制和官僚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人们以官为贵，以做官为尊，以官为荣，全社会形成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

官本位意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系统的设计和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三是以是否为官、官阶高低、官职大小为标尺，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与官不相干的职业也比照官阶级别来定位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四是在此基础上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17]

中国的官本位意识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而不断强化，明清时期，官本位意识达到了顶峰，辛亥革命后，官本位意识才逐渐衰微。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从根本上摈弃官本位意识的艰难历史进程。但计划经济时代将整个社会建构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所有组织都被等级化和层次化，其顶端是权力中心，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分布网，逐级控制数量递增的下属层级，不同层级拥有不同的权力。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服务制度。泛行政等级制客观上又强化了官本位意识。

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然要求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民本位意识建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之下，奠基于现代民主政治基础之上。民本位意识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根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主体力量。

牢固树立民本位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作为执政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要从根本上消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最终只能依靠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完善的选举制度和法定的民主程序，把政府官员产生和政府系统运行的全过程置于全体公民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之下，改变官员只对领导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政治生态和思维定式，从而抽掉官本位意识的制度基础，为树立民本位意识奠定根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

五、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全能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权力、职能、规模和运行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监督倾向的政府模式。全能政府有两个根本特征：其一是中央高度集权。全能政府之下，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从根本上否定向社会分权、向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其二是泛政治化。政治权力全面介入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政府几乎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干预和掌控微观经济主体。政治权力全面渗透思想文化领域，政治功能居于文化功能之上。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公共权力领域吞并私人领域，社会全面政治化。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是全能政府模式下政治国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全面控制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有限政府是与全能政府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区分两者的根本标准在于一个政府在权力、职能、规模和运行上是否受到来自法律的明文限定，是否自愿公开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制约，政府在逾越其法定边界时，是否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有限政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有限。政府职能须严格限定在政治性公共权力领域，其要旨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主要是维护公共安全、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秩序、管理公共事务和服务社会大众，主要体现在弥补市场失灵。二是政府权力有限。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权力有严格的边界，必须依法行政，不得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三是政府规模有限。有限政府应是一个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和办事高效的“小政府”。实行透明行政，公民对公共事务享有广泛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19]四是政府责任有限。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不承担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无限责任。

全能政府可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也可能暂时为人们带来众多福利，但它绝不可能带来公民的自主和自治，它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民主政治，就必须根除全能政府意识，弘扬有限政府意识。它包含三个重要环节。

1.政府权力上，实现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这一转变包括两个内在关联的部分。其一是政府向社会分权。政府向社会分权是政府间分权的基础。没有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政府间分权必然导致地方权力畸形膨胀，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甚至地方政府自身成为利益主体，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把政府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为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其二是政府间分权。政府间分权是在政府向社会分权的基础上，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这首先必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中央与地方每一层级政府间都有明确的职权界限，确立地方政府的地方治理主体地位，每一政府层级都有相对的地方治理自主权，实现有限自治。

2.政府职能上，实现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管理既是一种管制，同时也是一种服务。迄今为止政府仍然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秩序的主要管理者，它必须行使对社会和公民的管理责任，其中包括实施强制性的管理措施。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管理就是对公民生活的一种必要管制，政府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社会生活进行管制的过程。然而，随着民主政治的完善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政府管理中的管制成分正在日益减少，而服务的成分则日益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型政府不断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过程。[20]

3.管理方式上，实现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统治与治理都是实施公共管理的方式，两者有共同之处，但存在着重要区别。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统治一样需要借助于权力和权威，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两者的重要区别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理过程中所依凭的权威类型不同。统治与治理的本质性区别在于，两者都需要权威，统治所赖以实施的权威必然是政府，治理的权威则主要源于公民的自觉认同和基本共识。第二，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权力运行的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活动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建立互信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第三，管理的范围不同。政府统治所涉及的范围就是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而治理所涉及的对象要宽泛得多。由于实施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社会组织，所以，治理所涉及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领土疆域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单一国家领土疆域的国际领域。[20]

六、从国家本位走向社会本位

国家本位理念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定位的政治和法理念。它主张国家高于和优于社会，在国家本位理念下，公共管理就是政府管理，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能管理公共事务，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能管理好公共事务。即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只有政府、只能是政府才能有效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在国家全面驾驭社会的时期，除了国家机器外，人们很难找到有效的机构和机制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且只有国家机器才具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资格。

国家本位理念强调政府体现和维护公共性的一面，而忽视政府偏离和危害公共性的一面。从政府产生、政府目标到政府运行等多角度看，政府与公共性都有其相容性;公共性是政府有效运行的保障，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政府存在的意义之所在。另一方面，政府又存在偏离甚至危害公共性的倾向。由于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排他性的主体地位和权力，政府操纵着对公共性的认定权和解释权，一旦政府失去谋求公共性的立场，又缺乏制度和道德的约束以及有效的制衡力量，政府就极易偏离公共性，谋求披着公共性外衣的私人性。[21]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名，行谋取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之实。

市场经济的成熟过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国家本位走向社会本位的过程。社会本位是以社会(包括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定位的政治和法理念。它主张社会高于和优于国家，人民是治理的主体，法律是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它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把握社会政治和法律的本体，以平衡人类的整体利益和个体自由、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宗旨确立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基本功能和价值。

社会本位理念主张国家与社会两重分化之下的社会自治，其基本特征是：(1)自治的主体是公民和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的成员，当他们作为公民活动于公民社会时，承担的是社会的角色，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功能;当他们作为公民活动于政治社会时，充当的是政治角色，执行的是政治社会的功能。在此情境中，出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分析的人自身的两重分化，出现了同一生命个体作为“私人”和“公人”的差别。(2)自治的性质是社会性的。社会自治是公民对社会事务的自主管理，包括对私人生活、公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经济领域、非政府组织等的自主管理。(3)自治的范围限于公民社会领域。政治国家还不是社会自治的领域和对象，少数职业政治家和政治的专业管理者主要执行其职能，公民主要通过间接的途径和手段参与政治国家的管理，公民的文化水平、管理能力以及科学技术，都没有发展到公民直接管理政治国家的程度。尽管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全球公民社会”，但它仍然只是跨越了国界，而没有跨越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4)自治的形式是多样化的。既有直接形式，又有间接形式，还有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形式。

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国家本位理念逐渐消退，社会本位理念逐步形成的过程。在社会本位理念之下，政府已经不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只是其中的重要主体之一，甚至仍然是、长期是最重要的主体。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三类管理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平等协商、良性互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三者在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以平等协商为前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理分配职能，实现管理职能与管理能力的协调发展。只有社会本位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才能真正体现“人本”、“责任”、“服务”、“参与”、“合作”和“互动”精神。“人本”、“责任”、“服务”精神是社会本位理念的核心内涵，“参与”、“合作”、“互动”是“人本”、“责任”、“服务”的外化和实现途径。

七、从扬善为主走向制恶扬善并重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的探索由来已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而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影响最大的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特别是汉代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孟子的“性善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府建构的理论基石。儒家人性论，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将道德伦常推崇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既为政治上“王权至上”的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道德政治化奠定了基础。其理想模式是内圣外王的统治者施“仁政”，实行“德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与当代意义的“以德治国”不是同一概念。“德治”与君主政治密切相关，是君主领导下的德治，是对君主政治的道德要求，其实质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人治。)

儒家力倡德治，从强调统治者的自律角度，德治有其积极意义。但把德治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道德的狂妄，是一种对统治者自身理性力量的狂妄。它的逻辑起点是对民众道德品质和认知能力的极度低估，它把整个国家的命运系于圣主明君的道德修养和理性自律。它为披着德治外衣的人治，为君主专制和极权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当道德政治化，统治者就可用目的之善证明手段之善。任何达至所谓崇高道德目标的手段都成为应当。

在人类历史上，公共权力经常地体现出行善和作恶的二重性，且两者都得到过淋漓尽致的发挥。政府由人组成，善与恶都是以人为载体的，这种行善和作恶的二重性不是源于政府，而是源于人性。人性本身的恶决定了政府具有无法消解的毒素。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22]

性善抑或性恶仅作为对人性的形而上价值论预设，并无优劣之分，但以此为逻辑基石选择的社会治理与政府建构模式却渐分高下，优劣明显。中国政治文化中主导的性善假设及其推论铺就了一条通向人治和全能政府的道路。西方文化中主导的性恶假设及其推演却促成了现代西方的法治文明和有限政府模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意义的法治和建构有限政府已无路可寻，或者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人性论来一次人性论的全盘西化呢?答案并非如此简单和绝对。传统文化并非说摆脱就能置身其外的，而且西方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并非尽善尽美，中国的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也并非一无是处。

性善论与性恶论都是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求解人性。非性善即性恶，它导致不是对人性盲目乐观就是极度悲观，这是不可取的，它会使逻辑与历史严重相背离。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雄辩地说明人兼有善恶双重本性，有为善和作恶的两重性，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因此，制恶与扬善是制度设计的双重任务。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这两方面的功能，克服传统政治中扬善有余而制恶不足的缺陷。法律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强力为后盾，其主要是制恶功能。它既要制个体之恶，更要制公共权力之恶。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靠的是人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自律，作为自律性规范，其主要功能是扬善。两者有机结合，共同证明和提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但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只有在制恶的基础上才能谈扬善。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实践充分证明，单纯的道德约束是不能有效制恶的。因为人具有两重性，是不可靠的，易变的，且经常处于现实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中。我们必须以性恶论为基点设计政治体制，唯有如此才能有法治和宪政，才能有效防止滥用公共权力，才能切实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

虽然建立在性恶假设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是比较合理的，但它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我们在防恶的基础上必须扬善，否则会造成道德缺位和信仰缺失。只讲制恶的政治体制会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造成权力机械化，使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放弃道德追求，成为政治的“单面人”。这造成了公共权力的另一种“异化”，背离了公共权力的本来意义。所以，在制恶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人性的另一面——扬善。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行为关系的社会规范，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它能规范法律所不能及的领域，与法律的功能适成互补。[23]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兼备制恶和扬善的双重功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有效的权力制约和政治规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法治。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没有正确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激励，个体就会丧失精神家园，公共权力就会异化和丧失其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道德缺位。制恶与扬善，两者不可颠倒、不可偏废。只有把权力制约与道德激励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抑制人性中坏的可能，实现人性中好的可能。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提高道德水平，才能把我国真正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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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伍俊斌，闫东，曾林.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中西政府建构传统的人性基础之比较研究[J].福建论坛，2006，(9).

作者：伍俊斌

第二篇：解读政治现代化

摘要：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广泛社会思潮，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其理论目标之一，就是探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本文以“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概念为理论框架，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互动关系，阐述建构中国公民文化的理路。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社会学;公民文化

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理论分析方法。现代化思潮是一种泛社会化的、多域化的社会思潮，包括社会领域的全面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思潮之一域，从广义而言，是一个变革而发展的概念，即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或是因内在诸条件的成熟而转化，即称“内生型”政治现代化;或是因一个较先进的政治系统对较落后的政治体系的冲击而进化，亦称“外源型”政治现代化。回溯西方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一种早熟内生型政治进化过程，一般经历了经济发民一文化启蒙——政治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互动的嬗变过程。而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后滞外源型，缺少政治现代化的内在条件，其政治现代化进程必须选择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及其内在的社会制度，并充分地发挥其优势，从而推动现代化全方位发展。

一、政治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兴起为建构政治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视野，它揭示出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衔接点具有相当的伸缩性，这种伸缩性可能主要取决于政治文化的变动速率。

1　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反映着人类社会从传统一元社会体制向现代多元社会体制发展所引起的变动。

布莱克试图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对现代化加以理解，认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进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的影响的普遍性。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

而作为理性发展的政治现代化，它的发生、发展必然存在一定的客观性，而其最终成为现实却必须借助人在客观性运作下的主观取向。因而要切实了解政治现代化，尤其是某一具体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以及某一场具体的政治现代化运动，必须从以下四个层面人手：

1　政治效能化——形式目标模式

所谓政治效能即政治效率和政治能力。政治效率是指国家的政治管理效率，其核心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政治能力主要是指国家或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政治现代化意味着政治系统能力的增强和效率的提高。社会的发展需要政治系统的功能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规模也随着政治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扩大。在现代社会，政府开始管理一些在传统社会中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如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组织公共教育，兴办社会福利，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规划，并将政府的决策有效地贯彻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机构与政党以及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机构逐渐分化。政治机构内部各部门亦逐步分化，分别承担各自比较确定的任务，彼此既分工又合作，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使政治系统得以更有效率地发挥其功能。政治效能化一般体现在：(1)政治体系高度一体化。这具体表现在：政治体系内理性权威的确立;决策统一;权力集中。(2)政治体系内高度分工、功能专业化。这样的政治体系有两大特征：一是权责明晰，每一个部门都有特定的和有限的职权;二是角色分配合理，每一个政治角色的功能都趋于专业化，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有机的结构和过程的一体化。一体化与分化是统一的，分化是一体中的分化，一体是分化基础上的一体。(3)政治体系拥有完善的决策系统。这包括：能够科学合理地制定政策;能够强有力地执行政策;拥有完备的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核查所定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及时反馈。(4)适应能力和突发性危机处理能力不断增强。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心理冲击、利益分化、利益改变、人员流动、结构调整、观念更新等现象。政治体系必须有能力控制和协调这些现象。政治体系必须能够吸纳经济发展和社会动员带来的新生的政治力量和高涨的政治要求，保持政治稳定。

2　政治民主化——实质目标模式

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和进步状况的标志。在传统社会，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相适应，政治是以政治权力个人垄断为标志的专制政治。在现代社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政治代表性与政治参与性，是以平等、自由、人权、法治为目标的民主政治。政治现代化即由专制政制向民主政制的转变。政治民主化通常体现在：(1)政治体系的最大限度的民主化，尊重和体现人民的意愿和意志，政治体系以人民作为政策的对象、受益人，政治的服务功能突出。(2)政府信息公开化，这既是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3)政治体系的法制化，即依靠严格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司法工作能够独立、公正地进行。(4)政治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即政治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依据个人的成就而不是依据归属关系、宗法关系。(5)非结构性的组织自主性，如利益集团、政党、大众传媒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并通过自主的活动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因此，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是：第一步是确立民主的性质，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主权利，树立民主建设的目标;第二步是建立民主制度，着重强调民主在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第三步是全力实践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和谐，只有通过实践民主，民主的性质才能得到体现，民主制度才能够不断完善，民主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文化品格，政治现代化的长期目标才会实现。

3　政治制度化——形式与实质统一目标模式

从文化社会学的视野而言，政治文化的水平是影响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对社会政治、法律乃至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无论是政治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是政治民主化的推进，都必须有良好的国民教育水平作为基础，都需要有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作为精神动力支持。阿尔蒙德在探讨政治现代化时便将与结构分化、专业化、自主化等政治现代化过程相适应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出现，以及在公民中服从法律的意志和参与政治的倾向的形成，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实践证明，作为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政治现代化必然遇到政治文化的更新问题。换言之，政治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政治文化的更新。政治文化的更新，主要是指社会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在这种参

与型政治文化中，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情感、评价，较多地达成共同趋向，这样就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心理基础和文化氛围。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互动关系是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公民政治认同感的平衡点。正如阿尔蒙德所言：“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互动是政治发展和民主国家政治发展的内在需求。

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　政治文化是政治现代化的背景和必要内容。每一个政治体系都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任何政治现代化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原有的政治文化自身积淀的厚度和受到冲击破坏的程度往往决定着政治现代化的途径、方式和实际效果。从文化社会学而言，政治现代化本身包括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所以，与现代化相吻合的政治文化的更新是政治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指这一文化层面的孤立的现代化，而是指在文化层面上形成适合制度现代化的内容。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政治变迁的过程，其核心是制度创新。政治的发展尤其是制度创新总是要求新的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必须有一个适合政治发展的文化环境。因此，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统一体内的相互影响的不同层次，是部分改变与整体改变之间的关系。政治文化的改变是整体改变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改变将带动其他部分的改变，也会促进整体的改变。而政治现代化要求其构成部分随之发生改变，即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和谐发展和与时俱进。

2　政治文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从文化社会学而言，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之关系表现在：(1)政治文化的变革直接推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外来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以及社会动员都会引起政治文化的变革。这种变革会直接作用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政治取向的改变，意味着对传统政治取向的政治权威、政府机构、政治体制作出了新的评价和判断，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就直接推动了政治的发展，(2)政治文化创造适合现代政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一方面是对某些新的政治价值观念的传播，广大社会成员接受或者未必接受，却能够了解这些新的价值观念，这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更新旧的价值观念，或者未必更新旧的价值观念，而是对它产生怀疑，这样就破坏或动摇了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这两方面的作用即使并不一定造成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然而却酝酿和形成了变革所需要的气氛和社会普遍的怀疑心态，为准备迎接变革和接受变革的事实创造了所必需的政治文化环境。(3)政治文化培育现代政治人。政治文化是抽象的政治人，政治人是具体的政治文化的实现。政治体系最终是靠人的政治活动来支撑的。文化是人的一种生存样态，政治文化与政治活动的联结点是政治人。现代政治需要现代政治人。政治文化无论是从微观上提高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还是从宏观上转变整个国民的政治价值观，都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主体保证。

3　政治现代化推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意味着由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政治诸方面的深刻变革，它包括制度的、心理的和行为的多层面。无论是权威的理性化、政府系统的结构分化与功能专业化，还是政治参与的大幅度的扩展，都要求人们的政治认知对象、认知水平、价值判断标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期望发生改变。因为现代化过程的各个方面都对政治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政治取向目标本身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可能固守旧有的政治取向。可以说，这种条件下的政治文化的更新是在现时的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下或者是在对现代化的期盼下发生的。没有现时的现代化的推动或者未来的现代化的召唤，与现代化同一方向、同一性质的政治文化的更新是难以大规模发生的。

三、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汇接点——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里，政治活动与政治传播媒介的接触、政治讨论和对政治事务的关心的频率较高。公民具有理性的政治能动性，他愿意并且能够参与政治，但又同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公民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有着稳定的平衡。它既使政府有权力，同时又保证政府有责任。概而言之，公民文化适合于维持一个稳定、有效的民主政治秩序。

21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将进入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的阶段。因此，构建公民文化成为我国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如何构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现状是构建公民文化的基点。

1　本土资源承继——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型构

所谓传统政治文化当然主要是指经过中国历史的演变而积淀下来的具有相关性的思想之整体，但构成这一整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或每一个元素未必相涵相濡，它们之间可能是多元并存的，也可能相辅相成，甚至是对立冲突的。其中有些组成部分或元素具有极高的游移性、独立性，即它并不为传统政治文化所专有;还有一些组成部分或元素的功能是可型塑的，即它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可能是消极的，或主要是消极的，但若将它移植到公民文化中来则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或主要起积极作用。因此，虽然传统政治文化自身不能生长出现代政治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将其完全抛弃，然后彻底重建或者全盘西化。因为既然传统政治文化是构建公民文化理论无法摆脱的理论背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思维的抽象，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进行甄别，作不同的归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意义加以开掘，实现其创造性型构。

2　社会创新发展——中国群众文化的合理性转化

中国在改革之前，政治意识形态的范围扩充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超出了作为政治运动指导原则的思想体系的常规含义。可以说，一切社会意识均成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它包括思想、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概言之，一切社会现象，除了社会存在，就是社会意识，也就是意识形态，把科学理论和学术分歧政治化。而中国现代政治形态却有着如下特征：(1)在治理方式上，从以人治和德治为主走向以法治为主;(2)在经济管理上，从“全能政府”和“经验政府”向“有限政府”和“科学政府”转变，同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而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非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存在的合法性，进而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性;(3)在社会建设主序方面，从单一的政治需求转向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4)在执政党的建设上，坚持“依法执政、依法从政”，从民主理论和法治理论寻求执政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5)在内外发展因素上，参与全球化

发展，寻求全球化发展契机，以宽阔的胸怀投入到全球化发展中去。总之，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化色彩日益淡薄，而经济功利色彩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利益结构日益明晰化。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文化理论还为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一整套的合理性论证，为改革开放消除了意识形态障碍。可以看出，群众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合理转化，关键在于，首先确立了合理转化的根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而找到了群众文化合理转化的理论基点——以改革理论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科学的群众理论代替“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民粹主义色彩的群众理论。

3　外来资源汲取——对西方政治文化的调适和整合

西方政治文化是一个庞杂而繁复的系统，对于西方政治文化的科学性借鉴，主要指的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科学性借鉴。所谓“西方民主理论”，是指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基本内容包括：“人民主权”、“天赋人权”、“代议制政府”、“法治主义”等。同时在“平等”、“自由”、“博爱”、“正义”等基本价值观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因此，在构建政治现代化的公民文化时，要对西方民主和法治理论加以科学性地借鉴。首先，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民主制度和机制，并处理好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同西方民主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研究和了解西方民主和法治理论，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批判眼光对待西方民主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的僵化的学说，而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民主和法治理论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利用西方民主和法治理论所提供的材料，但是，这种利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批判眼光。最后，对西方民主和法治理论在借鉴、吸收的基础上，进行调适、整合，并客观地和全面地进行科学认识。西方民主和法治理论作为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提供理论支持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随着资产阶级由革命的阶级变成统治的阶级，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垄断资本主义，它也由激进而日趋保守，经历了从传统或古典到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发展过程，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理论上的继承性，但又都适应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有所创新。

总之，从社会文化学视野以及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的互动理论，可以看出：公民文化的构建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公民文化的构建将是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永恒的主题，而且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我们在文化领域的努力，还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责任编辑：宋　奇

作者：青维富

第三篇：农民与政治现代化:一个理论综述

摘 要:农民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农民政治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一是农民与国家政权建设范式,侧重于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对基层政治社会的整合;二是农民与革命范式,20世纪农民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农民与革命的关系;三是农民与村民自治范式,村民自治能够折射出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关系,能够透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如何重新找回农民政治研究的自尊,这是农民政治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会。

关键词:革命;村民自治;农民政治;国家政权建设

农民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农民政治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一是农民与国家政权建设范式,二是农民与革命范式,三是农民与村民自治范式。20世纪中国农民政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是在以上三种范式的支配下产生的。本文试图对这三种农民研究范式进行评述,为推进农民政治研究提供学理基础,并明晰农民在20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中的作用。

一、农民与国家政权建设

在早期西方汉学家看来,帝制中国之所以长期维系,原因就在于乡村政治结构的特殊型式,近世欧洲学者认为早期中国是一个“东方式的社会”,马克思指出了东方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从远古以来,这个国家的居民就生活在这种简单的地方自治的形式下。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居民对于王国的覆灭和分裂漠不关心;只要村社仍然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君主统治,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仍然没有改变。”[1](pp 271.272)历史研究表明,秦汉以后,中国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而在中国这样拥有广大国土的国家,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只能极为粗放,即所谓的“官不下县”,正如费正清所讲,帝制政府仍然是个上层结构,并不直接进入村庄,因它是以士绅为基础的,皇帝任命的任何县官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2](p 38)。

换言之,“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这正是“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的原因之所在[3](pp 22.24)。中国学者费孝通因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低效率而关注到乡村中国的基本权力结构,并且注意到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权力结构的解体。在费孝通看来,“在传统的中国权力结构中,有着两个不同的层次:顶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单位,其领袖是绅士阶级。这里有着对中央政府权威事实上的限制,地方上的事情是由社区的绅士所管辖的,是中央当局难于干涉的”[4](p 52)。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政府推行保甲制以倡导自治,保甲制度把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筑到每家的门前,致使传统的士绅政治解体,“保甲制度不但在区位上破坏了原有的社区单位,使许多与民生所关事无法进行,而且在政治结构上破坏了传统的专制安全瓣,把基层的社会逼入了政治的死角”[5]。

更多的学者在国家政权建设框架下关注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侧重于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对基层政治社会的整合,也就是国家权力下沉过程中乡村政治结构的变化与重塑,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杜赞奇看来,这一进程与近代早期的欧洲相似,蒂利和其他学者称这一过程为“国家政权建设”,它是对一个客观发生的近代化现象的概括,“它特别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为)中心的权威结构”[6](p 1)。这就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同时,也包括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侧重于权力结构的集中[7](p 4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因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同于西欧的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国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地方秩序的维系才是最根本的问题[8](pp 94.100)。杜赞奇研究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他认为自清末新政开始的国家权力下沉并没有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国家政权建设还停留在机构和人员设置的层面,国家只能依靠复制经纪体制的办法来从农村提取资源,导致掠夺型经纪盛行,出现了所谓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成为整个民国时代的普遍现象。在杜赞奇看来,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她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6](pp 183.184)。黄宗智持同样的看法,他在关于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研究中发现,“土地改革和税率的提高使国家政权空前地深入自然村。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薛家棣等村的农民不再有城里的地主士绅介于他们和国家政权之间……土地改革和新税两者同样地代表着国家权力大规模地深入他们生活的开始”[9](p 173)。在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乡村政治结构的典型特征,这一结构与村落传统之间既有融合,又充满着张力[10](pp 4.5)。

近期相继有学者对国家政权建设框架的应用进行了反思,认为国家权力并没有完成对乡村政治结构的整合,基层政权成为离间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个中间变量,地方权威的官僚化并没有确立新的公共规则,从而不断再造出乡村社会的不稳定的关系结构,因而主张用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权威的社会性来源,重建权力“文化正当性的证成方式”①。这种反思更多地发现了“社会”的意义,显然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知识界流行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影响,国家与社会框架成为这一时期乡村政治研究的主导框架。该框架的关键意义在于,中国学者欲摆脱“国家本位观”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路径,并放弃一步到位达致民主政治的幻想转而探讨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社会结构性基础[11]。于是,乡村政治结构在这一关怀下又一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甚至有学者以“公民社会的兴起”重新审视了乡村政治结构,如俞可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一直被国家所湮没,公民社会是近代的产物,在集体化时期“公民社会”被消灭,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催生了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兴起,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知识上的合法性,村民自治是公民社会兴起的表现[12](pp 189.222)。

二、农民与革命

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在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扮演了关键性的政治角色。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农民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关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争论,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上述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决定的政治结构一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主要议题。毛泽东与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指派的领导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惨痛的教训促使中国革命选择了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路线,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一基本判断,进而明晰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中的根本问题。亨廷顿认为,像他们之前的其他革命集团一样,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在1926-1927年国共两党军队的联合北伐之前,农民作为革命的潜在力量几乎没有受到注意[13](p 269)。在摩尔看来,早期共产党的失败在一定范围内可归结为战略上的失误。直到1926年他们才开始对把农民作为革命运动的基础表现出兴趣。在1927年和蒋介石的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仍然力图通过无产阶级的城市起义夺取政权,这却招致了流血和灾难,必须放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接受毛泽东的依靠农民的战略,这对于取得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4](p 177)。而国民党政权则在1927年之后选择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力图维系农村原有的阶级关系和权力结构,因而并未完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和政权建设,并逐渐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摩尔认为,“国民党所谓的改革,只不过是装饰门面的摆设而已,因为他们从未改变各地方精英分子控制地方生活的局面”,“国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乡绅后裔,城市工商业,金融业的利益混合体,说得好些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国民党通过它所控制的暴力工具,充当撮合这个混合物的纽带”[14](pp 153.155)。杜赞奇则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认为,国民党政权并未真正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致使掠夺型经纪横行,出现了所谓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农民的政治意义,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否认农村社会的阶级分化,重视乡村士绅和乡村教育的作用,这是精英主义的农民观。较为典型的是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的观点,他们也很重视农民,但并不触动原有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农民是被动的,是被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所以才会有梁漱溟先生“我们动而农民未动”的感慨,并且乡建派的主张和实践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默许和认可。像重建乡村运动之类的自由因素能对逐步改革起促进作用,这种运动只要保持在“政治无害”这一范围内,还是能被容忍的。重建乡村运动的目的是要“在阶级结构不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完全改善村社的状况”[14](p 153)。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农村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并以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农村阶级的划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明确将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视作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陈翰笙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证明了农村阶级分化的严重性。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分化的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②。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中国农民的政治意义重新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即中国共产党能否代表农民利益的问题。从国家自主性的角度来分析③,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战略有一个同情的理解,即国家主导的后发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农村和农民必然要为之作出牺牲,然而,若从农民自主性的角度来分析,梁漱溟提出来的问题又不无道理。鉴于农民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即革命中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14](p 181),农民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具有怎样的政治意义,这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

乡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权力结构,也就是笔者所谓的乡村政治结构,是理解农民政治的关键。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基础上进行的阶级划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剖析,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分裂农村原有的政治结构,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之。毛泽东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15](pp 12.24)摩尔通过考察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及其决定的农村政治结构,发现了各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基础,其中,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以及农民和上层阶级的微弱联系,是中国农民起义和革命的社会根源。摩尔认为,18世纪中国政治结构最重要的体制缺陷在于农民与上层阶级和政权的联系极其微弱,并且趋于个人化,许多乡绅在农业活动中不充当任何角色,甚至不起监督作用,而是致力于做学问和搞艺术,租佃制和上层阶级对悠然享受的热衷,致使他们依附于劳动阶级却又不对他们进行直接的监督,由此,上层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加上农业政策的实施造成农民个人主义和剩余劳力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分散的农业社会。中国农村缺乏一种内聚力,这有助于共产党能够不断地把农民吸引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共产党执行着一条分裂农村以便摧毁旧秩序残余的路线,整个村庄被有条不紊地区分为彼此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14](pp 160.181)。米格代尔从结构/行为而非文化接触的角度考察了农民革命爆发的原因。米格代尔着眼于“在所有农村中都存在的具有共同特点的生活模式”,他强调“当地制度(而不是文化)对个人选择所发生的根本影响”,并且从结构-行为选择的角度把传统农村分为地主控制的农村与“控制松散的农村”两种类型,分析了他们各自的“内向型力量”与“外向型力量”的冲突模式[16](p 2)。而斯考切波则认为,农村结构及其冲突是理解现代政治模式的关键,中国农民缺少预先就存在的团结和自治结构,传统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不是单个的村庄而是由村庄群落组成的集镇社会,士绅在地方性社区中拥有压倒性的组织地位,农民的组织力量较弱。而中国共产党则渗透并改造了地方基层社会,农民阶级获得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政治结构中所不具有的组织化的自治与团结,农民成为了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像1917年的俄国农民那样彻底地打击地主[17](pp 178,179,313)。

由此,乡村政治结构作为理解农民政治,包括农民革命的一个主要视角,业已成为一种经典的学术路径。上述关于农民政治的经典作品则是预先假定了某种型式的农村政治结构的存在,这一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农民的政治行动,从而“存在着机械性地将同一推理体系强行套进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权力结构的国家的倾向。正是由于这一倾向的存在,使得作者在一些地方表现出了某种凝固的历史观”[17](p x1)。赵鼎新在对斯考切波的批评中就指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较机械,其理论分析也往往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比如在斯考切波的书中,她甚至会用满清时期的社会结构去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从而放弃了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分析和考察。”[18](p 121)

三、农民与村民自治

1987年,在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的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彭真指出:“没有群众自治,没有基层直接民主,村民、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不由他们直接当家作主办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就还缺乏一个侧面,还缺乏全面的巩固的群众基础。至于说到群众的议政能力,这也要通过实践来锻炼、提高。”[19](pp 607.610)1990年代,各地开始广泛推行村民自治。于是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农民又一次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不过这一政治不再是以阶级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而是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倡导者试图通过选举重建农民与政治的关联。9亿农民被赋予了极高的民主期待,村民自治的倡导者希冀通过村委会选举为农民提供民主操练的机会,由村及乡,由乡到县,继而在更大范围内推行选举,最终由草根民主推动国家民主,走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发展道路。可以说,村民自治开启了一个民主神话的时代。

不过,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逐步推进,以及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村委会选举并没有带来民主,选举与民主的关联在村民自治实践中并不明显。于是,相当一部分村民自治研究放弃了对民主神话的追逐,而是转向了对村民自治社会文化基础的研究,即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以更为开阔的视野研究村民自治。

华中地区的一部分政治学者较早转向了对农村基层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④,张厚安认为,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国家的行政权力上收至乡镇一级,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形成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政治结构,这一概念将乡政与村治拆离开来,从而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想象相呼应。徐勇认为,村民自治是一个小问题,却能够折射出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关系,能够透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这或许是村民自治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干部具有当家人与代理人的双重角色[20]。贺雪峰等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了三层分析,提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化,即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并以此分析了选举后村级权力结构的合法性基础[21](pp 119.137)。

作者：申端锋 陈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