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论文范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现代化进程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最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可喜的进步：除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观外，现代化史观(以罗荣渠教授为代表)、整体史观(以吴于廑教授为代表)、全球史观(以刘新成教授为代表)、文明史，观(以刘宗绪教授为代表)等新世界史观，与时而兴，硕果累累。

第一篇：现代化进程论文范文

美国医疗保障体系现代化进程分析

摘要：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形成和发展是现代化的产物。经过百年的发展和磨砺，美国目前已形成私人保险计划为主，国家保险计划为辅的医疗模式。

关键词：美国;医疗保障;现代化

文献标识码：A

17世纪初，医疗水平低下，医疗设施不完善，人们也没有医疗保障的概念，经济实力雄厚的有产者有专门的私人医生，在家里接受治疗，其他人则通过慈善机构或国家救济的方式来抵抗疾病。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技术水平飞跃性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开始重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城市病”也引发了众多问题，环境恶化，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卫生设施奇缺。在此背景下，各工业国家陆续建立起社会福利网络，医疗保障制度也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新时期抵抗疾病的重要方式。这一浪潮当中，美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具有美利坚特色的现代医疗保障体系。

1早期美国医疗卫生的基本状况

美国的医院是从早期的慈善救济院演变而来的。除了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宿，早期慈善救济院也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美国现代医疗则萌芽于18世纪，受当时技术水平和医学院校教育水平有限的影响，普通民众几乎在家里接受疾病的治疗。1713年威廉·潘(William Penn)在费城建立美国第一所医院;1756年第一所医学学校在费城大学成立，后来改名为宾夕法尼亚大学;1799年第一所海员医院由联邦政府出资建立，“这是美国医院系统的开端，也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真正介入卫生保健领域”。

19世纪绝大多数医院的经营不是出于盈利，他们应需运作“设法在个体患者的付费，地方精英的慈善支持，和为无报酬保健设立的临时交叉补贴构成的混合体中生存”。1866年开始，纽约等许多城市和州建立了卫生理事会或委员会，其功能在于加强卫生管理和控制传染病。当时美国医生的地位不如现在高，有很多未经过专业教育的“江湖郎中”。为了“提高医科教育的质量，建立医学实践的职业道德，制定颁发行医执照的标准，促进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改善公众健康”，1847年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在费城成立。后该组织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美国医学界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组织，也成为20世纪政府医改的坚定反对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民医疗保健问题曾在美国掀起一阵波澜。同时期的西欧各国相继走上政府主导型医疗的道路，激发了美国中产阶级进步分子推动社会保险发展企图覆盖医疗保健的费用。美国为劳工争取立法协会(AALL)作为其中代表在1912年推动发起了强制性医疗保险(compulsory insurance)。由此展开了州层面上的全民健康保险改革运动。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医生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强烈反对。医生担心自己的专业素养实践和收入受损，保险公司则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介入。因而最后该法案未能实施。实际上，这丝毫不影响积极分子继续寻找全民医保的出路，“20世纪20年代，全民医保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想法”。1921年，国会通过《习帕得—唐纳法案》，“给予州和福利机构基金，以安排儿童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服务”。由于AMA反对和地方卫生部门拒绝接受联邦政府资助。1928年终止了该计划。

这一阶段医疗保障“最初动因主要为了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缓和阶级矛盾”，保障的对象也“局限于城市的产业工人及其家属，保障内容主要涉及某些行业和特殊工种”。

2私人医疗保险的形成(20世纪20年代～30年代)

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医学技术的提高，以及抗生素的发明，医疗护理越来越受重视，医疗需求也相应的增加，人们也更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大批人失业无法支付医药费用，医院经营也不景气。这种形势之下，蓝十字和蓝盾计划应运而生。1929年贝勒大学的大学教师与校医院签订协议，每月缴纳50美分，等到患病时即可享受21天的保险住院治疗，这就是贝勒计划，也被称为“蓝十字计划”。1939年加州医学协会建立了加州医生服务项目，并发展成为“蓝盾计划”。

“蓝十字”和“蓝盾”计划都是非盈利性质的预付费医院服务计划。他们是按地区建立组织和从事活动的，每地区有分会，隶属于全国协会，根据全国协会的意旨行事，“蓝十字”和“蓝盾”计划在整个大萧条时期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消费者和医院都面临着收入下降时，预付费住院治疗对于购买者和医院而言是互利的”。因而，“蓝十字计划”和“蓝盾计划”实施后广受好评，“为全美70%的大工业企业提供保险，1991年参加该类私人健康保险的人数达6800万，医疗保健的人数达2600万”。

“双蓝计划”是美国私人医疗保险的前身，在其带动下发展出多样的，针对不同个体的商业性保险计划。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商业性医疗保险飞速增长，“尤其是在有联合工会的行业，具有出售人寿保险经验的保险公司也创办了医疗保险业务”，同双蓝计划展开激烈竞争。1940年只有1/11的美国人拥有医院保险，十年后一半人口总计7500万人拥有医疗保险。

3国家医疗保健计划的形成(20世纪40年代～60年代末)

美国政府对于医疗保障事务的真正干预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新政。1935年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勇挑重任颁布了《社会保障法》，然而这部旨在改善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福利法案，迫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将“医疗保障”排除在外。当时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是相当滞后的，罗斯福未能如愿完成这一任务，其重担则落到了继任总统杜鲁门身上。杜鲁门总统借鉴了1945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和蒙大拿州参议员詹姆斯·莫里以及密歇根州众议员约翰·丁格尔提出的一项全国医疗保障计划，于同年11月19日，向国会提出一项实施医疗保险立法的咨文，这项法案提议意在使每个男子，妇女，儿童都能享受医疗保险的福利。但是该法案遭到了国会反对派和以美国医学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之后杜鲁门总统又几番努力企图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但以失败告终。虽然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致力于医疗改革的努力成效甚微，但是全民医保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直到1961年，肯尼迪总统向国会全面阐述了医疗保障的构想，并提交了有关医疗保障的特别咨文。肯尼迪总统的医改设想旨在解决卫生服务在质量布局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从老人、儿童和青少年、社区的服务设备，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等方面阐述了医疗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是有关老年人的医疗保险遭国会搁浅。之后，1962年和1963年肯尼迪总统再次强调老年人医疗保险的重要性，1963年2月21日更是发表题为“援助我们老一辈公民(Special Message on Our Senior Citizens)”的演讲，呼吁建成覆盖老年人的医疗网路，其中39条立法建议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满足老年人医疗需求的“医疗照顾”(Medicare)计划，然而，肯尼迪总统突然遭枪击遇害的意外使这个希望落空。约翰逊总统继承肯尼迪医疗改革衣钵，入住白宫后，借助1964年民主党在参众两院拥有多数席位的优势，于1965年以1935《社会保障法》修正案的形式通过了老年“医疗照顾”(Medicare)计划和穷人“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此外，作为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开战”和“伟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医疗保障计划，包括母婴护理、儿童补充养育计划、社区卫生中心等。

“医疗照顾”计划规定，通过征收工资税(Payroll Tax)，为年满65岁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服务。“医疗照顾”由两部分组成：A部分又称医院服务保险部分，主要提供“一系列的医院服务费用补偿，还包括专业护理服务，部分种类的家庭卫生服务和救济性服务”;B部分也称补充医疗保险部分，主要是由政府为患者承担一部分的医生服务费用。此外，“医疗照顾”计划特许一些保险公司为符合条件的人群提供某些特定的保险计划。再加上“医疗照顾”计划是自愿参加，不带有强制性，因而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老年人全国健康保险”，“是一种公私混合型的老年健康保险模式”。

“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是针对65岁以下的广大贫困人口，特别是生活在贫困中的未成年人，由联邦和各州两级政府各拨出一部分款项共同资助的社会福利项目。“该计划涵盖接受现金救助的贫困老人，儿童及其父母或是残疾失能者和盲人。”

“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计划是美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医疗保障领域的重要标志。两个计划的施行也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医疗保障的可及性，缓解了部分美国人因疾病治疗带来的生活压力。

4私人医疗保险的创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

“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计划虽然令部分有需要的美国人受益，但是它的实施也使得政府投入到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增多，客观上造成一定的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费。再加上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医疗设备的不断翻新，“1965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都投资在医疗保健事业上，1975年为8.4%，1987年为11.2%”。

因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医疗保障的重点就是控制不断增长的医疗成本。关于如何解决过高的医疗费用，社会政治精英大致有两类看法：一类是管制的方法，即“对医疗设施的建设、医疗提供者的决定进行评估和管理，对医疗价格实行管制”，从而削减医疗费用;另一类是竞争的方法，在提供者和健康保险计划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从而达到降低费用的目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健康维持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HMO)的产生和发展。这类医疗保险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两个加拿大医生在洛杉矶开办了Ross-Loss联合诊所，并向水利和能源部门及洛杉矶城的工人出售第一个由医生主办的医疗保险计划”。直到1973年，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出于遏制高涨的医疗费用的考虑，敦促国会通过了《健康维持组织法》(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Act of 1973)，正式在全国推行HMO。

健康维持组织是私人医疗保险市场一个有趣的创新。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习惯于同时与医疗保险公司和医疗保健的提供者打交道。健康维持组织实际上是保险公司和医疗保健提供者的合并。作为保险公司，它从投保人那里收取每年的保费，然后承受该保费是否能覆盖其开支的风险，作为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者，他有自己的医生员工，同时与医院和其他医疗设备公司有很好的交流。健康维持组织可以成功地控制成本主要得益于竞争的机制，大量的健康维持组织在特定地区的建立，能够相互竞争，并与个体医生相竞争。

1982年加州成立了“优先提供者”组织(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该组织与保险机构签订合同，参加保险的患者一般自费20%，其余80%由保险公司承担，当然作为回报，患者交纳比较低的保险费。1983年引入的预期支付制度(Prospective Payment System，PPS)，它是根据1982年《赤字削减法》(Deficit Reduction Act of1982)的授权而实施的。

5医疗保障制度的全面改革(20世纪90年代至今)

90年代医疗保障制度已经根植于美国现代经济机制中，成为美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但是该制度的弊端也不断显现。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费用的增长未得到很好的遏制，这使得政府，保险公司和个人都不堪重负。“美国1992年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照这个趋势，到200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18.2%。”与此同时，又有一部分贫困家庭缺乏必要的医疗保健覆盖，“1991年全国约有3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占总人口的15%。”

1993年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后立即着手医疗保障改革，上任后5天就成立了“总统国家医疗改革特别工作组”(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Health Care Reform)，并任命其夫人希拉里担任工作组组长，组建专家团队对医疗改革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起草和讨论，历时8个月医改法案终于公布于众，提出了“医疗购买联合体”(Regional Health Alliances)和“监管中的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等全新概念。但由于其医改方案冗长难懂，再加上共和党人和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该法案未得到通过。可以说克林顿的医改方案是美国有史以来涉及面最广，力度最大的医疗制度改革的尝试，虽然失败了却为后来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提供了珍贵值得借鉴的经验。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签署了《患者保护和可承受的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 and Affordable Health Care Act)，至此美国全民医保的百年梦想初步实现。

6结语

社会保障制度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既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政府维系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调节器。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措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发展起来。20世纪之前美国的医疗保障还带有家庭手工业的性质，人们基本在家接受疾病治疗，或者依靠宗教组织、慈善机构来抵御疾病。20世纪初，“蓝十字”和“蓝盾”计划的出现开启了私人医疗保险的先河。1935年经济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和人民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地进行《社会保障法》的起草和讨论。虽然最终迫于利益集团的压力未涉及“医疗保障”的内容，但是健康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1965年“医疗照顾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的颁布，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式涉足医疗领域，开始真正干预医疗事务。上世纪70年代后，出于控制成本考虑，尼克松、卡特、福特、里根虽有触及医疗改革，但鲜有成就，这一阶段美国的私人医疗保险得到长足发展。可以说，私人医疗保险的发展与美国的社会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美国是个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家，历来反对“大政府”。因而，美国人民反感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过多干预，更加相信市场的调节作用，当事情转向医疗保障时亦是如此。由于医疗保障模式的选择不仅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与各国的政治文化思想理论密切相关。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经过百年发展，形成了以私人保险为主，国家公共保险为辅的医疗保险模式。上世纪90年代医疗制度方面的弊端不断显现，克林顿总统上任后开始了最为全面的医疗改革，企图提高医疗覆盖，降低医疗成本。2010年奥巴马总统吸取前任教训，经过艰难地博弈终于通过旨在使全民受惠的医疗保健法案。到2014年，95%的美国人都将享受到医疗保障覆盖。

参考文献

[1]丁纯.当代医疗保障制度研究：英国、德国、美国和新加坡实例分析[D].复旦大学，2002.

[2]张奇林.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3]Alan Derickson. Health Security for all——Dream of Universal Health Care in America[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

[4]赵强.揭秘美国医疗制度及其相关行业[M].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86.

[5]乌日图.医疗保障制度国际比较[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5.

[6]Melissa Thomasson，Health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http：//eh.net/encyclopedia/article/thomasson.insurance.health.us

[7]杨冠琼.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36.

[8]毛群安.美国医疗保险制度剖析[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

[9]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2.

[10]高芳英.美国医疗保健服务体系的形成、发展与改革[J].史学集刊，2010，(06).

[11]Burton A. Weisbrod .American’s Health-care Dilemma[S].1985.

[12]张奇林.美国医疗保障制度评估[J].美国研究，2005，(01).

[13]秦斌祥.克林顿的医疗改革[J].美国研究，1994，(4).

作者：陈纯

第二篇：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

最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可喜的进步：除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观外，现代化史观(以罗荣渠教授为代表)、整体史观(以吴于廑教授为代表)、全球史观(以刘新成教授为代表)、文明史，观(以刘宗绪教授为代表)等新世界史观，与时而兴，硕果累累。

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生前兢兢业业于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不仅通过创设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和编纂《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著书立说(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代化新论》)，开创了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而且还在北大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专事现代化史研究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的作者董正华教授，就是罗先生的得意门生。

关于作者与罗先生的学术之缘，本书“后记”有动人的叙述：“世界现代化进程’是由罗荣渠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制开设的一门课程。1996年罗先生不幸去世以后，由笔者不自量力将其接下，作为专业选修课给历史系本科高年级同学讲授，也曾尝试以此为题开设全校通选课。现在形成的这15个专题，是多年来师生交流、教学相长的结果……在本书之前，已经有多种论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专著和教材问世。专著中最有开拓性的，是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这也是笔者在讲课和编写本书时所依据的基本著作……本书作为专题课教材……主要侧重从现代化的基本载体——民族国家的角度，分析先后卷入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尝试总结其经验教训，也注意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争鸣、农业农民与乡村社会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由来与新趋势等比较专门的问题”。

本书第一、二讲探讨了现代化史观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作为一位博览群书、好学慎思的学者，董正华教授发表过《透视东亚奇迹》等多种高水平论著，故在阐释现代化理论与方法时，不仅精到恰切，而且深入浅出。董教授从罗先生把现代化界定为“从18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现代性的发展进程”这一论断出发，对现代化的内涵与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现代与现代性、现代世界形成的动因与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加以论述，着重探讨了罗先生的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从一元多线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世界历史，认为“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追寻现代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现代化，“侧重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侧重对既往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样一个特点也正是它的长处，可以弥补社会科学相关研究的不足”。比如，按照阶级斗争史观，仅仅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视野，难以解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间的制衡与力量消长、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人与生态的变化等。董教授认为，与专门的社会发展研究、经济发展研究及政治发展研究有区别，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中国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不同，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中国的史学新范式。关于这一点，本书总结道：“现代化研究虽然与其他范式(革命史、整体史等等)有剪不断的关系，但已经有其独立的品格，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有特色的概念和论说系统，例如：对‘现代’和‘现代化’的重新界定、‘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现代化的世界性和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说，等等。其中，一元多线史观是建构这一新现代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基础。在史料处理上，它比先前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主线的史学涉及的范围广泛，开拓了诸如现代化的起源与动力、阻力与中断、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研究等许多新领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并由此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在‘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这一特定主题上有共同或至少相近的旨趣、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共同体’。”

面对新世纪的现代化研究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董教授有相当强烈的学术自觉精神：现代化研究“需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的知识冒险精神和高度自省的态度，而不能‘无知无畏’，或者靠堆砌一些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概念术语来冒充学术研究”。我和董教授认识、交往长达1/4世纪了，深知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不过这些反思确实是相当有针对性的。这些年来，随着“现代化热”而出现了一批以“现代化研究”为名的著作，或者大而无当，或者华而不实，既不关心也不汲取国内国际的相关学术成果，如董教授所批评的，“无知无畏”，动辄声称创立什么新体系或新理论，不仅于严肃的研究无补，而且还带坏了学风文凤。这是值得警惕的。“现代化研究不仅应当有对现代化中断、挫折与失败的总结，也应当包括对‘现代化’本身的批评和反思，甚至包括对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整理和研究。当然，只有研究现代化才能批评、‘反思’现代化，反过来说，也只有‘超越’现代化才能真正理解现代化。”

本书第三至十二讲，立足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这一宏观视野，按时段和主题，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分别探讨了17世纪的荷兰与西欧“早期现代化”、英国工业革命与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科技进步与持续的工业革命、卷入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的德国与俄罗斯、美国道路与“美国世纪”、拉丁美洲现代化的曲折道路、日本的崛起与沉沦、东亚跨世纪变革与重新崛起、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以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来龙去脉。这些问题在一般的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讲授中也会涉及，但把这些问题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学科框架，往往会有新见解。其中，对于荷兰、拉丁美洲和土耳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东亚跨世纪变革与重新崛起的总结，无论是立意、立论还是解释，都比以往的同类教科书有很大进步。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边界和知识局限出发。本书没有以专题论述非洲、大洋洲和南亚地区的现代变革，作者意识到这是本书“明显的缺憾”。但是，这比起某些作者的不懂装懂、胡编乱造，显然是一种理性而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对于世界多数地区和国家，现代化迄今仍然是未竟的事业。全世界几百个国家、几十亿人口一齐涌上越来越拥挤不堪的现代化快车道，结局究竟如何，仍然难以预料。这势必影响到对既有世界现代化进程各个面相的分析和评论。现代化的这一性质使得对它的研究很难‘盖棺论定’，而有待于不断深入的跟踪探讨。”

本书第十三到十五讲，分专题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争鸣、农业和农民与乡村社会的转型、全球化的由来与当代发展的新趋势。如果再有专章论述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正是罗荣渠先生晚年研究的学术重心)，恐怕就更是锦上添花了。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了，中国的现代转型与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作为出自中国学者手笔的现代化史论著，如果对于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图景加以描绘与理论升华，那么《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一书就更加别有新意了。

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之一。这套书无论是主题拟定、作者遴选还是内容写作、推广发行，都是近年来业内相当成功的范例。不久前揭晓的首次评选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普及奖，在十种获奖的著作中，该书系即占其中的两种，也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作者：杨玉圣

第三篇：浅析中国防卫性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摘要】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是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的一个自救运动。来自清王朝的官僚士大夫上层阶级，主张借助西方技艺以求“御侮自强”之术，在传统制度和权力结构的范围内推行防卫性现代化。本文试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对自强运动的防卫性现代化特征予以探析，进而探讨其对现代化启动阶段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自强运动;清朝;防卫性现代化

【中图号】C911【文献标示码】A

纵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作为对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遭受侵略灾难的本能回应,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现代化愿望，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特征,决定了现代化探索的历程和教训格外地曲折和沉重。[1]中国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开始步入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早期现代化进程的，而启动自强运动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则是西方文明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2]从本质上是一场应对西方威胁的防卫性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在西方扩张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具有民族主义的意义，在整个现代化的自我设计中，民族生存被置于了压倒性的首要位置，成为从事现代化的各阶层最关心的目标。[1]使得中国在其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显得举步维艰。

1自强运动的启动和特征

自强运动，即学术界所称的“洋务运动”，从现代化角度看，“洋务”一词不如“自强”切题，因为当时与西方接触的一切活动都属于“洋务”的范围,而自强运动则着眼于局部地借助于西方技艺寻求抵御西方的富强之求,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即“办洋务制洋兵”。[3]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一直在政治腐败、经济萎缩、民族危机日重的衰败状态中踉跄前行。1861年始，晚清朝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主张改革的政治集团，与新兴的地方

实权势力曾国藩、李鸿章等相呼应，随着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的设立，揭开了自强“新政”的序幕。清政府随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演习制造为开路，在各地建立起一批子弹局、火药局、军械局、机器局、船政局等。到80年代中期进度加快，扩建海军，兴办一般民用企业，开矿山，试办电报邮政，翻译西学著作，派遣留学生出国，设立新学堂，开始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缓慢启动。[3]李鸿章等人在发动自强运动伊始，便是鉴于在对内对外战争中西方堅船利炮的威力所慑，对来自西洋的“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开始有所认识，从而改变对西方的政策，采取现实的承认主义，主张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并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以求“御侮自强”之术，即防卫性现代化，[2]兴办军事工业以图自强，这本来是后进国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的常见形式之一，但就这次早期工业化的努力而论，则是这种努力中的最保守的尝试。这就必然导致这次运动从启动阶段就暴露出种种保守性和局限性。清廷的改革,其最大的变革是设置总理衙门，此外无非是对皇朝体制和结构的修补性措施。洋务官僚们幻想在不触动任何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的前提下,一味追求船坚炮利，创办了一批军用工业、民用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但基本上都是由地方督抚凭藉对一方资源的控制,以政治军事势力为基础,以加强军政实力和聚集资财为出发点而创办的。而且所有的军事、民用企业采取的经营管理方式仍是封建官场的那一套,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冗员充斥,毫无效率,这样的机制是无法激励新兴产业发展的。因此,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物化成果连同重新燃起的希望在甲午海战中化为灰烬。总之，自强运动其实质只能是应付危机的临时性举措,起点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早期现代化改革运动。[3]

2影响现代化启动阶段的主要因素

2.1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稳固性的制约东方后进国家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现代化，在启动阶段，国家政权的强弱是引导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3]中国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大陆帝国统一发展的格局,王朝的的兴亡只是帝国的被打破和重新建立。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使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形成了一种高度一元化的“巨型帝国式”的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的下层是一个无比宽厚的底盘,这是一个“由地方乡绅操纵的、家庭本位的、高度分散的半自然经济社会”。[4]由于国土辽阔,交通不便,又缺乏统一市场,皇权很难达到这个底盘,因此它具有某些相对自主权,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自由度的乡土社会。但这些地方乡绅是皇权制度的有力支持者,根本不能容忍主张社会变革的不稳定因素的萌芽和成长。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借鉴了两千多年帝制实践所累积起来的经验,并出于确保自己作为异族征服者的万全之计,进一步调整了实行控制和协调的机构设施,至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业中央权力的衰败及地方势力的增长,虽然能使现代化得以在社会中自发、自由的生长和发展,并促成民间社会的崛起,然而,无序化的状态下,现代文明各因子之间缺乏有组织的联系和呼应,很难产生整体效应,同时也没有坚强的法制保障。[5]诸多事情足以证明:“政治结构与追求现代化的目标明确的行动太不相称。政治结构的衰败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5]

2.2中国传统经济结构自给性的抵制中国传统的经济是一种以小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大陆型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社会分工少,生产量小,消费量小,日常所需多是自给。而且中国实行家庭子嗣分产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多数家庭都只是一种仅足糊口的经济,很少有剩余。尽管到了明清,商业资本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大多受制于官方,课税很重。中国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可相互转化。商业利润和利息一部分被地主阶级挥霍掉,一部分转化为地租。在这样一套经济结构下,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属于地主经济,更不足以攻破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牢固经济结构。[6]另外，经济因素中的疆域和人口成分对现代化变革效应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既是多民族国家,其又一特点是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出现在现代化之前。1850年,中国人口达4.3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民族矛盾复杂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国效应”,中国人口奇特增长给耕地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它同自然灾害的横行和王朝统治的腐败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等社会大动荡的发生,给清王朝以毁灭性的打击。如此严峻的局势是处在同一历史转型期的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的。这种衰败化现象也使中国在进入现代化启动阶段中缺乏有利于变革的内部前提条件。

2.3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保守性的束缚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相结合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时,造就了一种成熟的伦理—政治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其价值取向就是注重伦理道德,追求社会安定与人际的和谐。其突出特点是注重心理情感与精神的安适、合谐,注重内在超越的精神价值,及至宋明两代,理学成为文化主流,使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其价值观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就是道德自律,重义贱利,充盈着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认同权威而缺乏独创精神。而念旧崇古而趋向保守、认同权威而缺乏独创精神显然对人的现代化起阻碍作用，人作为推动现代化的主体,没有现代化的意识又何以推进现代化的行动。[6]鸦片战争以后,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当今严酷的世界有其自身的生存竞争规则与价值标准,即“富强”。基于这种新的认识,自强派们开始了“借法自强”的艰难历程。但这种尚富的价值观是对礼义至上的传统观念的一种背离,然而它又与西方现代培养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价值观大相异趣,也远未达到以个人为中心,以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现代价值观的核心。由于上述原因,自强派们建构了“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在完全肯定和保护本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把社会改革停留在器械、工艺的层面上,不主张从更深层次上使中国文化一步步地走向现代化。历时三十多年的自强运动之后,中国的现代化仍未见端倪,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即在于此。

3结语

自强运动是以维护旧制度为基础的、保守而软弱的“防卫性现代化”，它使改革派难以摆脱皇权的束缚和抵制顽固派的反对而没有较大的作为,而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三方面因素的阻扼是中国现代化启动阶段的症结所在。自强运动的最终失败成为中国落后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大潮的关键一步，致使以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更是步履维艰。

4参考文献

1孙文亮.中国近代对现化代道路的探索与选择[J].石油大学学报，1999，3

2余宜斌.晚清政府的自强运动[J].南京社会科学，2000，(6)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商务印书馆，2004

4蒋永清.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滞与转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5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熊孝梅.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延误的原因分析[J].广西师院学报，2001，3

作者：郑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