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对政治现代化影响论文

摘要：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在干群矛盾显化、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权力认同危机等问题凸显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要议题。如果执政权力的运行无法适应社会结构变革的需求而进行调试与转轨，则可能失去认同基础，产生认同危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结构对政治现代化影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结构对政治现代化影响论文 篇1：

基于现代化视角对西亚—北非国家革命风暴的内在逻辑解析

【内容提要】二战后中东多数国家虽骤然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制度架构，然而长期以来却是“真传统、假现代”，并且政治危机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传统生产方式导致的部族社会结构依然深厚，部族政治及传统臣民型政治文化致使现代政治制度“有形无实”；二是“外渗型”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导致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序、失衡、失范。因此，基于现代化的理论，解析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是认识中东政局的一个历史逻辑视角。

【关键字】中东国家 现代化 进程失序 政治动荡

【作者简介】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中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法】D737.0

早在 20世纪中后期，亨廷顿就提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 的著名论断，而爆发于2010年底的中东国家“多米诺骨牌”政治动荡，似乎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论断。中东政治动荡表面上看是由于政府腐败、 物价上涨及失业率高 等显性因素造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外渗型”的现代化模式产生的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序与失衡，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严重滞后，直接导致显性因素的凸显。可见，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滞后与传统政治体制的严重“非正义”性，成为政治动荡的潜在推手。本文通过对中东国家政治动荡显性因素的关注，试图从经济、社会、政治及政治观念四个领域的内在逻辑性及其现代化进程的失序、失衡两个维度，对政治动荡的原因加以解读。

一、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状况

中东是一个地理、文化及政治 的复合概念，大体上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的大片地区”， 即西亚—北非的地理范围。马汉首次在《波斯湾与国际关系》一文中使用“中东”一词， 而凯蒂进一步明确中东范围，即“中东通常指从摩洛哥延伸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 学界对“中东”大致的范围基本形成一致的认识，但对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存在一定的分歧，有18国、24国等观点。 为体现本次中东政治动荡的范围，本文采用较为宽泛的24国观点。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启动的，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但问题十分突出。

1．政治现代化的框架得以建立，但效力不足。中东地区有8个君主制国家，16个共和制国家， 19个国家颁布了宪法， 17个国家实行多党制， 有22个议会制国家， 4个国家存在政治协商制度，24个国家均建立了司法体系。但实质上家族统治、强人独裁、君主世袭的传统威权政治鲜有变化。

2．经济现代化发育不足，并有倒退趋势。20世纪中期中东国家在军人政变成功后，仿效苏联模式促使经济朝着现代化方面前进。但随着石油经济的上升，经济现代化进程减速、倒退，形成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极为脆弱的经济结构。

3．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迟缓，传统社会结构犹存。20世纪70年代中东国家的经济改革与私营企业发展，导致社会新阶层中产阶级的产生，并且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也快速发展。但很多看似新兴社会单位，其实有着王室、地主及酋长的痕迹。另外，社会很大程度上仍靠血缘、宗教关系加以维系。 可见，中东现代社会进程滞后。

4．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等思想各有市场。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信息革命的兴起，不同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超时空传播。中东国家虽文化底蕴深厚，也未能幸免现代文化及思潮的冲击。在思想观念方面，老年人群体保持较高的家族、部族观念和伊斯兰情节，而多数年轻人观念则更加世俗化、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对社会整体进程的历史性描述。而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整个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各个层面和要素实现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变的各种特征的总和”。 对此，布莱克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由固执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向热心于现代化的政治领导转变的过程”。 可见，政治现代化是由传统政治特征（专制、世袭、终身、政教合一、主权在君、官僚制等）向政治现代性（民主、选举、任期、世俗、专业、分化、科层制等 ）的转变过程，而政治现代性则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从政治现代化的形成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原生型”，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国家则是“外渗型”。原生型是指现代化经济发展导致社会新阶层产生，新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入或推翻传统政治体系，重新进行政治权力的配置。简言之，原生型政治现代化的成长路径为：现代经济->公民社会->现代政治团体（政党）->现代政治体系->现代政治观念。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及公平、正义等准则，演化成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进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这一过程中，传统的顽固与现代的激进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激烈的斗争。

“外渗型”的政治现代化则是在经济发育不足的基础上，缺乏必要的社会新力量推动，是由上层传统政治力量推进的政治体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外渗型”的政治现代化往往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传统的上层权贵阶层实力深厚，政治现代化阻力强大；二是现代经济发育不良导致政治现代化内驱力不足；三是不同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衡”，致使现代政治发展内在张力较大。因此，“外渗型”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比“原生型”的西方政治现代化更加不稳定。中东国家“外渗型”的政治现代化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并具有代表性。

二、中东国家动荡的内在逻辑

20世纪中后期中东国家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共和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由于现代经济发育不足，造成经济与政治的显性双重危机：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经济结构致使社会分化缓慢，现代社会进程滞后；现代社会的缺失导致现代政治体制内驱力不足，难以实效运作；传统宗教政治观、部族政治观与植入现代西方政治观念，共同推动了这些国家政治行为的“非理性”。

（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中东国家基本上没有形成现代经济体系。传统农业落后，从事农业人口众多，但农产品基本难以自给；制造业不发达，绝大多数国家进口比例较大；以旅游业为支撑的服务业占据一定份额，但开发不足；石油经济虽占据主导地位，但不仅未能形成完整产业体系，而且在技术等方面对外国公司依赖程度较大。具体而言，中东国家的经济类型大体分为：1.以石油经济为支撑的海湾国家；2.以石油经济为主，兼顾工农业经济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及叙利亚等国家；3.初具现代工业经济的土耳其、塞浦路斯等国家；4.传统农业经济的也门、摩洛哥等国家。 可见，中东国家经济呈现出结构不合理、产业失衡、抵御风险能力弱等特征，现代经济体系基本未能建立。

注：上表中石油经济所占比例是构成工业比重的主体部分，不参与农业、工业、制造业及服务业的百分比计算。-表示未能检索到数据。以上数据由网路相关信息整理而得。

由上表可知，中东国家的经济基本状况是：1.从事农业生产及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农业发展由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效益的低下，导致该群体基本处于贫困状态，构成贫困人口的主体，农业基础薄弱。2.由于国际油价的飙升，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经济产业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柱，但从业人员较少，收入相对较高。3.制造业在这些国家中发展严重不足，所占比例较小。4.依托于深厚的历史传统，部分国家的服务行业较为发达，尤其是旅游业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家的GDP构成中，所占份额较大。这一经济状况，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是失业率高、通胀指数飙升及贫困人口不断增加。

（二）公民社会发育不良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核心、服务业为主体、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将产生开放性强、流动性大并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现代公民社会。这种社会“既不属于政府系统，也不属于市场系统”。 中东许多国家传统农业经济导致社会的封闭性特征明显，横向“块状”结构突出，社会弱小、国家强大，社会单位的政治参与意识薄弱、能力低下，并且以血缘、宗教加以维系。

中东2.96亿人口中1.2亿生活在农村，其中0.84亿从事农业。 表一也表明，北非五国及叙利亚传统农业虽占GDP较小，但从业人口较多。这种传统小农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封闭、分裂的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的缺失，致使统一、流动、互融、重叠的现代社会发育不足。而且，农民基本处于贫困状态，因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国家的政治生活，缺乏参政的意识与能力。农民实际上属于社会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因没有摆脱“生计”的束缚难以上升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因此，这些国家传统经济的裹足不前，是造成现代公民社会缺位的最根本原因。

另外，部族、宗教等因素也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羁绊。利比亚有几百个部落，卡扎菲曾对各部落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导致整个社会“条块化”。 部落是构建利比亚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利比亚民众的“社会”归属。在这些国家中，家族首领和部族酋长仍有较大的权威，他们出于巩固自身政治资本的考虑，不断强化传统社会单位的稳定性。埃及因收入差距社会形成“金字塔”结构， 而未能形成具有稳定性的“橄榄球”型现代社会结构。在多数国家宪法中伊斯兰教都被确定为国教，伊斯兰教义、沙里亚法成为现行司法的重要依据，现代社会法制观念淡薄。诸多因素的合力，共同导致了中东国家现代公民社会缺位，但最为深层的原因是现代经济的发育不足。

（三）政治体系难以实效运作

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但却无法建立超越经济社会基础的政体，即便强力架构也会导致政体的“失效”，难以发挥效力。20世纪中后期中东多数国家迅速建立了现代政治的框架，但却迟迟难以奏效。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公民社会的缺位导致内驱力不足；二是传统政治势力的强大致使阻力强大；三是传统政治观念导致现代政治运行的双向“失效”。三者合力致使现代政治流于形式。

1.公民社会的缺位导致现代政治体制运作的基层动力不足

施雪华认为公民社会的首要指标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关系的规则化。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应有‘契约’关系来维持。” 可见，现代政治体系既需要公民社会的基础及其与政治体系之间互动模式的制度化，又需要明确权力的归属。中东“绝大多数国家在本质上依然维持着传统社会的明显特征”， 对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利比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但其民族情绪是以部落传统为基础的。尤其是卡扎菲主导的政治体制，更是部落政治的变种。公民社会的缺位无法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中东臣民社会“服从”的性质导致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能力欠缺，致使政治体系自下而上的驱动力不足。

2.传统政治势力的强大直接阻碍了现代政治体制的运行

现代政治以政党政治为核心，以政党制度为内容。 传统政治以家族、氏族及部族政治为内核，以血缘、宗法关系加以维持。中东国家虽实行多党制，但政党多脱胎于军事、部族及宗教的团体，实质上是传统政治势力“改头换面”继续执掌国家政权的形式。并且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部族酋长及家族首领仍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这就导致这些国家（尤其是共和制国家）为了防止国内革命、迎合民众政治需要而推行的政治现代化，因传统政治势力的不遵守、不履行，致使现代政治体系在上层受到极大的阻力。

3.传统政治观念导致现代政治运行的双向“失效”

现代政治体系实效的运作，不仅需要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观念现代化，也需要外部环境的现代化。而中东国家的传统威权政治观念，导致体系内政治主体缺乏遵守现代政治的理念，体系外民众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造成政治体系内外、上下的双向“失效”。尤其是共和制宪政国家，现代政治制度得以建立，但现政权（政治动荡之前）并没有真正遵循现代政治规则，而是依据自身需要對现代政治制度随意加以调整、改变。领导人终身制、子承父业等大行其道，现代政治制度成为他们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与工具。而另一方面，阿拉伯民众形成“认主唯一”的思想，并且对家族、部族有着强烈的忠诚与归属感。这些观念与现代政治崇尚法律、制度等特征格格不入。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厚，直接影响了执政者的执政行为，束缚了民众的政治行为，是现代政治发育迟缓的深层因素，也是最大的无形障碍。

三、现代化进程的失序、失衡导致政局动荡不安

“外渗型”的现代化与“原生型”相比，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序与失衡，使得政治不稳定性更加突出。中东国家因地缘因素成为欧洲最早殖民对象的同时，也成为最早“被”现代化的地区，致使各领域现代化发育违背了“原生”次序，出现了经济、社会、政治及观念等领域的现代化同时起步的特征，导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改革及政治观念革新之间的失衡，进而带来现代化过程中的剧烈动荡。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失衡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社会结构分化与重组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中东国家面对脱胎于殖民地经济造成的现代化经济结构单一、脆弱性明显等困难，最初模仿苏联模式，政府积极干预、培育国有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相比之下，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却裹足不前。原因有二：1.经济量的积累不足以促使社会结构变革。中东国家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质’的飞跃，而只有这种‘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才能为社会结构变革提供基础。2.社会变革的内在发展规律使然。社会结构的变革并非随着现代化经济的实现就能在短期内达到，只有经济行为体自发地形成不同的社会单位，并凸现出来时才能得以实现。中东国家经济发展在‘量’的积累上成绩显著，但尚未达到‘质’的变化，这就导致经济推手力量不足，加之传统社会部族、教派影响的根深蒂固，两者共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最终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失衡。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发展之间的失衡

中东因其石油资源丰富，与全球市场联系极为紧密，虽然现代经济体系未能建立，但通过全力打造现代工业、改革经济体制、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措施，取得一定的成就。相比之下，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化，“假民主、真专制”在各国大行其道，强人政治、部族政治及宗教政治处处阻碍着现代政体效力的发挥。现行政治表现出兼有现代特征与传统特征的复杂局面，既想走现代化道路又担心权力的流失，导致“民主—专制”的“进一步、退两步”的循环交互模式。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失衡”，不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由于上层建筑的“借权谋私”，导致下层对抗性的政治文化愈演愈烈，民愤急剧膨胀。最后在政治参与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机制下，民愤通过非正常渠道、非正常方式得以宣泄，导致现有政治制度的失灵。

（三）植入的现代政治观念与现实政治观念之间的失调

无论是中东国家出于防止革命的考虑而参考西方现代政治构建的自身现代政治体系框架，还是美国借助全球化、网络化等手段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无可辩驳的是这些因素都促使中东国家的民众对现代政治观念、价值、文化及思想的了解，尤其年轻人对之较为熟悉、崇尚。“民主价值观被普遍接受，也就是说，有了思想基础。” 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是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的更快。 加上各国民众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平均在22.7%，摩洛哥为45.3%，阿尔及利亚为54.2%。 这就使得各国民众知晓现代政治“应该”如何运作，但面对的“现实”却截然相反。例如，突尼斯不断为本·阿里量身定做宪法，使任期制在“可连任”条文下变成了终身制。 本·阿里通过政治权力掌控了1/3的财富，并且贪污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致使在经济恶化的刺激下，迫使民众要求对传统政治的改革。而传统政治的实质导致政治参与渠道、制度的缺失，民众的政治要求演变成失控的政治动荡。

结 语

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既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其固有的内在属性所致，即现代经济发展不足未能推动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致使现代政治体系自下而上的运行动力不足，社会成员及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手段与能力未能制度化、常态化。另一方面，政府名义上宣扬现代政治民主，实质上奉行传统专制，将民众置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境地。当这种状况遭遇显性的经济问题不断积聚，被社会偶然事件“引爆”时，政治动荡就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所以，无论是中东国家目前政治动荡的平息，还是政权的建设及发挥长效机制的政体的重构，都将是漫长而曲折、甚至不断反复的历程。

作者：王树亮

社会结构对政治现代化影响论文 篇2：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执政权力认同

摘 要：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在干群矛盾显化、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权力认同危机等问题凸显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要议题。如果执政权力的运行无法适应社会结构变革的需求而进行调试与转轨，则可能失去认同基础，产生认同危机。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的体系，是执政者善用权力、善于把握人民群众对执政者的心理意识与情感归属动向，有意识地增进人民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水平的行动体系。政治现代化下的执政权力认同要从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政治结构的认同以及政治参与的认同这三个层面来构建。

关键词：执政权力;群体性认同;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献标识码：A

“认同”的概念发端于心理学，其后被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引入并广泛使用。随着当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发展，异化、分歧与冲突日益严重，强烈冲击着协同、和谐与稳定的常态，认同问题于是重回人们的视线。

一、认同及政治学视阈下的认同概念

“认同”这一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与一个客观对象形成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进一步发展了“认同”概念，指出认同感是一种社会心理稳定感，它明显的伴随物是身体的无拘束感，一种知道自己正向何处去的感觉。弗洛伊德与埃里克森对认同的解读显然是从个体心理层面进行的阐释，意在强调个体认同的心态特征及其对个体行动的潜在影响。在政治学领域，国外学者对“认同”的论述多强调认同对政权合法性、政治忠诚、国家利益等的影响。马克思·韦伯（Max Webe）从政治制度合法性角度指出，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程度影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将认同与政治忠诚联系起来，认为长期政治忠诚的框架存在于社会认同的国家情景中;建构主义则从国家利益层面指出国家利益与权力密切相连，但本源上却根植于认同、规范结构中，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国内学界则多强调主观心理上的归属、信任与赞同。

二、执政权力认同及其研究意义

（一）执政权力的相关论述

国外学界对执政权力的相关概念多通过“政治权力”来表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机器，其根源是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把政治权力定义为行为主体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影响他人的能力;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Wolfgone Deutsch）认为政治权力是获得其他价值的工具。

国内学界则主要从政党、政权及国家权力的关系来表述执政权力的概念。周叶中从国家权力与执政权力的区别指出执政权力是执政党的领导权力，而国家权力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统治权力;陈元中等认为，执政权力是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统一，是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必备手段;马国钧从权力来源的角度指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绝对主体，党的执政权力是人民的信任和委托;赵厚钊从政治、政权与权力的关联提出：政治说到底是国家政权问题，也就是政权归谁所有，权力如何配置以及权力如何使用的问题。

总的来说，国内外对执政权力的定义多强调一种主体性、影响力与干预力，侧重从权力的特质与使用效果的层面来论述，但是，权力的来源、合法性与稳定性是研究执政权力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唯有深入探究并明晰权力的来源、合法性与稳定性之所在，才能发挥权力的主体性、影响力与干预力。

（二）执政权力认同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执政权力是执政者及执政群体对群众的影响力与统治权力。执政权力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基础在于群众对领导者及领导集体掌握的执政权力的认同。执政权力的认同是权力运用得失成败的检验，是对权力研究的必经之路与必然走向。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执政权力是否认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成败，也是实现人民群众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在干群矛盾显化、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权力认同危机等问题凸显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执政权力认同的主体是对执政权力进行评价、反馈而又对自身思想认同与行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民群众，客体是党和政府领导下为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与人民幸福服务的权力机构。人民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的体系，是执政者善用权力、善于把握人民群众对执政者的心理意识与情感归属动向，从而有意识地增进人民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水平的行动体系。

改革论坛

孙 璇：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执政权力认同

三、执政权力认同的政治逻辑

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的政治逻辑是群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执政权力运行方式、效率与效果进行评价与反应的一系列理念、价值观与规范准则。当人们认为执政权力的运行符合他们的价值标准，且执政权力的认同为群众带来一种群体认同正效应的时候，则支持和维护执政权力;当人们认为执政权力的运行无法普遍满足社会需求，且与应有的理想状态背道而驰的时候，则可能采取与执政权力相对立、对抗的行为，进而上升为社会运动，导致认同危机与政治危机。

（一）认同危机的逻辑

1.社会颓丧与认同危机

群众的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习得的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综合。[1] 群众的认同是与政治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教育普及等多种因素紧密关联的社会心态表征。从本质上看，群众的认同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人的需求（包括政治参与、经济分配、社会权利等方面的需求）是否满足。而政治、经济、文化传播、教育等都是刺激需求产生的条件。当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负面社会情绪，这种情绪足以影响对权力的认同程度。正如亨廷顿所言的“社会颓丧”的产生：“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体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产生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2]

“社会颓丧”是一种消极的社会情绪与社会心态，它反映了执政权力运行的方式、效率与效果并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关键需求，折射出一种制度上的“病态”以及执政阶层与群众的“隔阂”。如果制度本身具有“自省”与“自愈”能力，例如提供丰富的社会流动机会，通过这种流动就可以消除这些“社会颓丧”。但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颓丧”受制于制度僵化与治理模式化的束缚，导致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会负面情绪的传递与影响加速升级，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共性的、群众性的负面评价，那么社会认同危机就应运而生。

2.普力夺主义与社会运动

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的这一系列理念、价值观与规范准则在一定时空下是稳定的，具有一定共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迁移性与时势性。原本被群众认同的执政权力的运行如果无法适应社会结构变革的需求而进行调试与转轨，则可能失去认同基础，产生认同危机。

群众不仅仅是执政权力运行的被动认同者，更是对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力积极争取的行动者，这种行动在政治领域体现为政治参与。通过政治参与，群众更直接更深入地体验执政权力运行的制度与规律，更有机会表达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建议与呼吁。在政治制度构建完善的体系内部，群众的政治参与有序而有效，这也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程度。反之，如果执政权力的运行方式、效率与效果不佳，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度不高，群体处于人际涣散、目标分歧以及由此形成矛盾积聚状态，在政治制度不完善、无法以制度化解矛盾的条件下，很容易出现亨廷顿所言的普力夺政体①①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 。如果传统政治制度是软弱的，那么该社会通常直接从传统的普力夺主义转变到更严峻的过渡型的城市中产阶级广泛参政的普力夺政体阶段。如果社会中激进的普力夺主义占了上风，那么该社会便将沿着激进普力夺主义的方向运动，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势力就会变成大规模的运动。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见图1）。

（二）群体性认同的逻辑

社会颓丧所引发的认同危机是基于社会需求层面的认同价值标准导向，由于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是一种群体性的认同，那么从群体行为动机层面来看，群体性认同能从群体标签、群体福利与群体权力这三个层面上为群体成员带来一定价值，从而进一步促进群体融入与群体认同提升（见图2）。

首先，群体性认同为群体成员贴上了一种群体标签，若群体实力强大并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那么群体成员也“荫蔽性”地享有这种实力与社会声誉，在外界的重视与赞誉中进一步强化群体认同感。从执政权力认同来看，当一国、一政体的实力强大并在国际享有良好声誉的时候，群众也会充分感受到这种国际评价与赞誉，会在心底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第二，群体性认同的关键在于群体成员有机会享受群体福利，个体作为优势群体的一分子有机会因为群体成员的资格而获得某种潜在的好处。一个政体的有效治理能为群众带来优于其他政体的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社会管理与社会福利等群体福利，群众在民生福利的享有中进一步强化对执政权力的依赖与认同。

第三，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引导人们为了更大的权力而进行协作。正如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所言，权力影响认同，认同反过来也影响权力。集体行动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权力：第一，集体行动提供了能够以多种方式来强制或者影响他人行动的资源;第二，它们围绕领袖协作起来，赋予领袖行动能力。权力至少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对普通经济资源的聚集所产生的交换权力，二是对个体行动进行大量协作的协作权力。在群体性认同的逻辑中，权力并不是少数精英领袖所专享和垄断的特权，而是一种唯有在群体行为中产生、深化与作用的群体协作行动;群体成员不是被动、被操纵、被控制地服从权力，而是共同创造一种秩序与规则来协同合作，形成积极而主动的群体行动，它产生了一种“滚雪球”式的集群效应，这种基于协作的权力是超可加的，它意味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成功的协作能有效地降低群体的行动成本，协作可以带动更多的人 ，赢得更多的合作。由此，群体权力的产生进一步增强了群体认同。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政权力认同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与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3] 在当前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正视未来国家与社会治理趋向多中心协同的治理格局，必须摒弃以往单纯依靠强制与支配来动员社会并形成发展动力的固有机制，必须形成依靠认同与追随来动员社会并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新机制。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亨廷顿所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相对应地，在政治层面上，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反映为对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对政治结构的认同以及对政治参与的认同三个层面（见图3）。

第一，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国家权力作为一种最强大的权力，要想良性运转和合理使用必须具备合法性基础。执政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认同是一种多元要素共同作用与互依互补下的认同。其中，传统释放出一种对合法性的积累与继承的支撑力量;成文法规从制度与规范上用法理性与惩戒性来守护合法性;价值理性以一种现实价值与未来发展的驱动力来固化合法性;情感和信仰则从社会心理与精神信念的层面升华合法性，使之从合法性延伸到可信任可依赖的层面上来。

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在传统、成文法规、价值理性以及情感与信仰的相辅相成的作用机理下生成了影响与制约政治结构认同、政治参与认同的基础性结构。合法性认同越坚实可靠，对政治结构与政治参与的认同就越顺畅与稳定;反之，若合法性认同不充分，例如单纯依赖成文法规赋予的合法性或仅仅依靠价值理性塑造的合法性，就可能在政治结构或政治参与的变革中形成合法性危机，进而形成对执政权力认同的危机。

第二，政治结构的认同。政治结构的认同是执政权力合法性认同的制度保障，也为合理适度的政治参与拓展了空间。权力来源于组织的结构。[4] 政治权力结构表现为国家各权力机关如何构成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和组织原则。对政治权力结构的认同就是对各种国家权力机关在互动中运行权力的方式与效果的认同。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决定了权力运行方式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最终检验标准并不是能否有利于巩固执政群体的权力与利益，而是能否有利于为民谋利。正如亨廷顿所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政治结构的合理化并非是简单地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成功政治结构进行移植与改良，而应首先把握自身政治社会的“机体特质”。这种“机体特质”是受本地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基于本土治理规模与人文特性而生发的一种“政治土壤”。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下，形成了与政治社会“机体特质”相适应的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行之有效的领导人更替与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程序与机制，形成了有适应力、有内聚力的政治结构，从而更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

群众对政治结构的认同需要构建起一套可及性、可感性的政治结构评价与反馈机制，形成一定的平台渠道来释放群众对政治结构的意见与不满的压力。例如通过各种层次的选举、政治结社、法律草案意见征集等渠道来进行政治参与及政治监督，表达自身对政治结构改良的建议与意见，提出对各种议事制度、决策制度、民主听证制度等的改革建议。唯有通过对政治结构的发展和完善，才能使群众应有权利与利益获得稳定性与制度性的保障。

第三，政治参与的认同。政治参与为执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社会基础，并有利于推动政治结构的改革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是以对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认同为前提条件的。[5] 政治参与的机会与水平制约着权力的群众基础。“在缺乏大众基础的地方，这些法律如果要完全施加于群众的话，只会带来巨大困难。”[6] 权力的群众基础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步入一个渐趋重要的地位。自然的非神圣化、生活的契约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使群众逐渐摆脱了高度政治控制下的“非自由”状态，从而获得了理性认识与选择的机会，同时，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传播媒介的普及使他们的政治认识与行为能力大为改观，通过政治参与来释放民众与社会主体性能量成为赢得权力基础与认同的关键所在。投票选举、政治集会和结社等手段，使民众与政权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冲突和矛盾也相应地减少，在一定时期保持了政治的稳定，推动了我国政治的发展。[7]

影响政治参与认同的因素主要在于参与的平衡性与参与的效果。第一，参与的平衡性受制于参与者的参与意识、参与机会及参与能力。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政治意识、获取政治信息的数量与能力各不相同，导致了人们参与政治的意识、机会与能力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从提高参与认同的角度而言，应当从政治文化的培育、参与普及、信息对称等方面来制度化地改变参与不平衡性，提高公民在参与意愿、参与信息与参与行动上的主动性，进而从机会公平的角度提高公民对政治参与的认同。第二，参与的效果与参与渠道、机会及参与转化为政策与行动的效率有关。一方面，政治结构为民众提供了参与的平台与渠道来表达话语并建言献策，如果这种结构内的平台与渠道有限或隐性地设限，阻碍了民众表达意愿与参与政治的机会，必然导致对参与的不认同，甚至采取非常规、极端的行动来进行政治表达。另一方面，政治结构提供了参与机会但参与转化为决策与行动的效率低，同样会导致民众对参与的不认同，在通过正常参与途径不能实现或指向的问题不能即时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便会把参与指向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政治决策能否有效地综合各种利益表达是衡量参与有效程度的重要标准，因而完善利益综合机制和决策方式是提高参与认同的重要途径。

四、结语

执政者及执政群体在从执掌权力到巩固权力、维系权力的一系列历程中，不必然一路琴瑟和鸣，反而多是伴随着群体认同的思辨、认同危机的紧张以及现代化认同的挑战。执政权力认同危机的演化及其潜在政治风险足以警示执政者从权力稳定常态的“假象”中清醒过来，从权力竞逐的小格局中跳脱出来，上升到具有更广博而深厚基础的执政权力认同的层面，思考并把握权力认同在群体层次上作用、“发酵”并泛化的机制，构建起一种建立在执政权力合法性、政治结构完善与政治参与扩大基础上的现代化认同体系。

参考文献：

[1]杨宜音.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4）.

[2]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1.

[3]许海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3.

[4]罗珉.现代管理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308.

[5]张明军，孙力.政治科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4.

[6]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4.

[7]冯晓萍.浅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参与[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1）.

责任编辑：邓卫红 李祖杰

作者：孙璇

社会结构对政治现代化影响论文 篇3：

征地拆迁中不同群体社会认同的影响评价研究

摘要：不同群体对征地拆迁的影响评价存在差异。实证资料表明，不同群体对征地拆迁社会认同的影响评价虽然总体上趋向正面，但政府工作人员群体的评价明显高于普通民众。基于此，要化解征地拆迁中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弥合不同群体之间认同评价的差异，需要在实践中推动“自上而下”规划性认同的重建，而如何寻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认同度的契合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征地拆迁;政府工作人员;民众;社会认同;经济补偿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是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时代底色，因此，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冲突不仅是一个利益补偿的问题，更牵涉到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心理适应问题。如何将对征地拆迁的“不满、怨恨、不公”心理转化成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支持与理解，这是形成从反抗性的集体认同到现代化发展的规划性认同的关键。但已有研究大都从制度、结构、利益、组织等层面发生的社会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利益补偿不到位”或“法律制度建設不健全”是征地拆迁矛盾多发的主要原因，忽视了在信息化社会中，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特别是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为底层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引起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认同分化，从而引发社会矛盾频发，尤其是征地拆迁中的矛盾更是加剧了城镇化的风险。

在当前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寻求全社会的价值认同来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1]，并以此建构不同群体的共享城市“意义”，以促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对湖南省征地拆迁的实证研究，深入分析不同群体对征地拆迁的影响评价，进一步厘清不同群体对征地拆迁的社会认同差异，以更有效地推进征地拆迁矛盾的化解。

一、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指出，因国家建设、城市改造等需要，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可由建设单位对规划范围内的现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进行拆除，对房屋的所有者或使用者进行迁移安置并给予一定补偿，这一过程就是我们平常所指的征地拆迁。本研究所指的征地拆迁既涉及内城区的城中村，也涉及城郊结合部，还包括纯粹的农村。

“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归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并从群体的特征和属性中赋予自己生活中情感和价值的意义。“规划性认同”是由卡斯特提出的，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他将社会环境定位于网络化、全球化、城市化的历史情境中，指出由于信息的快速传播，人们在当代社会中更容易共享“意义”，规划性认同的形成就是共享“共同意义”的过程;并认为认同是被建构的，也是可以变化的[2]。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调查在湖南长沙、株洲、娄底、岳阳四市进行。居民问卷调查对象是四个样本区中的成年居民，年龄范围为20-70岁。政府工作人员问卷调查对象是四个样本区中的处级、科级干部及普通工作人员。为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和科学性，考虑到调查对象的身份、年龄和职业对问卷回收质量的影响，此次问卷的抽样方法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而非等额抽样。按照以上的抽样思路及方法，共对政府工作人员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3份，有效回收率为88.67%，居民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407份，有效回收率为96.9%。

为了进一步获得征地拆迁的感性材料，笔者在抽中的四个地区，分别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对四个地区的部分个体进行了深度访谈。

二、不同群体对征地拆迁的影响评价

对征地拆迁的影响进行评价分析，可以厘清社会不同群体对征地拆迁的整体认同程度，以及群体认同差异，有利于社会认同的整合。本研究首先对征地拆迁的整个影响进行评价，然后，对这种影响所涉及到的实质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具体操作是：影响评价+实质内容。评价标准是分值赋予，比如1分为“最不满意”，10分为“最满意”。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感受，对征地拆迁影响进行赋值。由于1分到10分是两个极端值，连接两个极端值的线构成了统计值的分布，中间值为6分，1-6分为“负面评价区间”，1-3分为“极端负面区间”，6-10分为“正面评价区间”，8-10分为“非常正面区间”。如果统计值散落在负面区间，这说明调查对象的总体影响评价趋于负面，如果统计值散落在正面区间，这说明调查对象的总体影响评价趋于正面。

（一）不同群体对征地拆迁的总体影响评价

总体影响评价主要包括对经济补偿满意度、政策法规满意度、征地拆迁维稳满意度、社区和谐满意度以及总的影响评价共五个方面。具体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总体来看，无论是在经济补偿、政策法规、征地拆迁维稳、社会效益等具体事项上，还是在总体上，政府工作人员对征地拆迁的评价均高于普通民众对征地拆迁的评价。并且二者的评价均处在正面评价区间。总体来看，普通民众对征地拆迁总体影响评价分数均值为6.64，政府工作人员对征地拆迁影响评价分数均值为7.01，这两个数值都高于中间值5分，散落在“正面评价区间”。这组数据说明，普通民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征地拆迁的总体认知是基本一致的，即同时给出肯定态度，且他们都认为目前的征地拆迁产生了积极影响。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工作人员在总体影响评价上明显高于普通民众0.37个百分点。这说明，政府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征地拆迁总体影响评价存在差异，政府工作人员肯定态度要强于普通民众。从普通民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均值来看，二者并没有落入“非常正面区间”。这说明，尽管普通民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目前征地拆迁呈现出肯定和满意取向的评价，但是，这种肯定评价除了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外，而且二者都没有达到“非常正面区间”。这从侧面说明，征地拆迁影响并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作者：郭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