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资源使用费的分配与感知研究

2022-09-11

1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资源使用费

1.1 何为资源使用费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资源使用费, 是指在村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资源使用方支付给资源所有方的费用, 一般以货币形式体现。

村寨旅游资源的复合性, 使得资源所有者、使用者和获益者之间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况。从所有者来说, 居民自身承载的族群文化、居民个体或家庭所有的住宅建筑、村寨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公共建筑、国家所有的森林、水流、山地、滩涂和荒地等资源, 均是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在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实践中, 村寨整体的旅游经营者往往并非资源的所有者, 而是各种类型的景区经营企业。由于资源是共有的或者他有的, 企业经营村寨旅游所获收益, 必须在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分配, 经营主体从所获收益中提成给其他主体的部分, 即是资源使用费。在实践中, 多以“门票分红”、“景区承包费”等具体形式出现。

1.2 支付方和参与分配主体

1.2.1 资源使用费支付方———村寨旅游经营企业。

常见的民族村寨旅游经营企业类型有两种:一类是由县级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渠道招徕的外来投资商;另一类是由属地政府成立的县属国有企业, 县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经营管理。

1.2.2 村寨旅游资源代理人———地方政府。

县级政府作为国有资源的代理人, 通过统筹规划、资金支持、政策扶持、宣传营销和直接经营等方式, 参与到村寨旅游开发中, 并且通常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扮演着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和营销主体等多种角色。在村寨的实际管理中, 乡政府也发挥着直接的作用。

1.2.3 资源使用费的分配主体———村寨居民。

村寨居民是资源使用费必然的分配主体。村寨不仅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场所, 也是旅游活动的场所, 具有景区与社区的双重功能。村民出让了村寨资源的部分使用权, 承担着旅游开发带来的诸多影响。同时, 村寨环境维护与旅游活动的开展, 也需要村民的广泛参与配合。

2 研究对象概况

桂、黔、湘三省交界地区, 是一个以侗族为主要人口的区域, 远离各省 (区) 经济核心区, 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缓慢, 基础建设滞后, 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和区位交通不便利特征则明显, 也在客观上使得多数村寨依然保留着青山绿水, 加之聚族而居的习惯, 形成了多处规模宏大、特色鲜明的木质建筑群落, 遗存了丰富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本文关注的三个民族旅游村寨, 均属此类。

平岩村,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林溪乡, 是程阳桥景区的核心区, 有居民890户, 3 649人。景区的核心吸引物程阳永济桥, 始建于1912年, 集桥、廊、亭于一身, 是侗族木构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程阳桥景区经历了从无人经营到私人承包, 再到县旅游局委托私营企业经营的多个阶段。2008年, 三江县政府收回经营权, 并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 与柳州市一家国有企业成立了景区经营公司, 下文中称为企业A。

肇兴侗寨, 是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乡政府所在地, 辖三个行政村, 有居民926户, 3 844人, 被称为“千家肇洞”。肇兴侗寨的居民数百年来聚族而居, 并自然地形成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团”, 各团均建有鼓楼、戏台和花桥, 以传统侗族建筑的规模之大著称。早期的旅游发展主要由黎平县政府推动, 2003年, 黎平县旅游总公司将景区经营权委托给企业B, 开始政企合作型的经营管理。

皇都侗文化村, 为湖南省通道县黄土乡政府驻地, 全村215户, 960人。该村的建筑景观保存得不如前两个景区完好, 其核心旅游吸引物是村中艺术团的歌舞表演。前期一直由艺术团自主经营管理, 但经营状况每况愈下, 转而采取乡政府和村寨合作的股份制经营。2011年2月, 通道县旅游外事侨务局与黄土乡政府、村民委、老人协会以及各农户签订协议, 以政府办企业 (下文中称为企业C) 的方式接管了村寨的旅游经营。

3 资源使用费的两次分配

资源使用费的分配一般有两个环节, 一是在政府和村寨之间的初次分配, 二是在村寨内部的二次分配。村寨旅游经营企业在经营之前, 须就权责事项、利益分配等与属地政府达成协议, 在获得政府委托或授权经营后, 再与村寨达成协议。

3.1 初次分配

调查中, 收集了三个村寨的旅游经营企业与政府、村寨达成的协议, 合同文本中对资源使用费的分配方案阐述如下:

3.1.1 景区经营企业与政府。

企业A, 在2007年最初成立时, 由柳州方出资2 000万, 三江方以程阳桥景区的旅游资源作价入股, 双方约定共同经营, 按股收益。由于三江县政府一直没有对入股的非货币资产进行验资评估, 无法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出资凭证。在2008年至2010年间的经营中, 柳州方以此为由, 一直没有吸纳三江方人员进入企业, 并且拒绝支付其50%的股东红利, 双方因此渐生矛盾。2011年元旦, 三江方人员冲击公司售票厅和办公室, 引发冲突事件, 导致景区经营暂时中断。事后, 企业A改为柳州方的独资公司, 三江县政府曾发函要求企业A按经营收入的25%支付资源管理费, 遭到拒绝。

企业B, 在与黎平县政府签订合同后, 于2003年底开始投资建设肇兴侗寨, 2006年6月第一个项目肇兴宾馆投入运营。2006年至2008年, 企业B的经营收益, 全部来自于宾馆的收入。按照双方的协议, 企业B前三年不需向政府支付资源使用费, 如2009年如期开始收取景区门票, 且门票年收入达到50万元以上, 县旅游公司提取其中5%作为资源使用费。2009年贵广高铁和厦蓉高速的建设, 对肇兴侗寨的旅游环境和外部交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游客人次骤然下滑, 也无法按原计划收取门票。因约定条件没有实现, 企业B没有向黎平县政府支付资源使用费。

企业C, 是通道县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 由县政府授权该公司经营该县境内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管理, 营业收入纳入县财政收入, 无需再向县政府支付资源使用费。企业C与皇都村所属乡政府关于资源使用费的约定, 也是基于门票年收入的, 由于穿村而过的公路迟迟无法改道, 难以收取门票, 近年来一直按基数1万元支付资源使用费。

3.1.2 景区经营企业与村寨。

三家企业与村寨签订的协议中, 均对资源使用费的金额、支付方式做出了明确的说明。企业支付资源使用费的前提和来源均是景区门票收入, 企业A与平安寨约定从“经营收益的税前利润中按10%的比例分成”, 这里的“经营收益”事实上也是指的门票收入。从笔者多年在西南地区调研所掌握的信息来看, 这三家企业与村寨所约定的资源使用费支付方案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金额一般是门票收入的10%~15%, 同时约定有保底方案, 在经营状况不理想或者无法收取门票时, 按约定的最低金额支付。

在实际执行中, 三家企业基本按照协议支付了资源使用费给村寨, 但均是按约定的最低金额支付:企业A与村寨签订协议后不久, 便将景区门票从30元提到60元, 但资源使用费金额不变, 一直按照约定的最低12万元支付给村寨组织;企业B, 2006年至2008年按照约定的最低金额标准支付, 2009年以无法按原计划收取门票为由, 停止支付任何费用给村寨;企业C, 也是因为无法收取门票, 一直按照约定的保底金额支付资源使用费给村寨, 即每年支付给村寨组织4万元。除皇都村外, 平岩村和肇兴侗寨的居民都曾经因为资源使用费的金额偏低和企业未能及时支付等问题, 与经营企业发生过冲突。

3.2 资源使用费的二次分配

资源使用费的初次分配中, 村寨所得的收入由村民旅游协会、村民委、老人协会等村寨组织领取, 并主持收入在村寨内部的二次分配。

3.2.1 平岩村:

村寨组织提取经费后按人数均分。参与程阳桥景区资源使用费分配的共有三个行政村, 三个村按一定比例分得不同金额的费用后, 各村村民委和老人协会提取一部分作为公共费用, 再按人数均分发至村民个人, 平岩村资源使用费在社区内分配的具体情况如下:

如上图所示, 2008年至2010年期间, 平岩村居民每人每年分得的资源使用费为13.76元, 景区内其他两个行政村, 因为不是核心景区, 村民所得更少。

3.2.2肇兴侗寨:按鼓楼和行政村均分之后, 再按户均分。肇兴侗寨下辖肇兴上寨、肇兴中寨和肇兴村三个行政村, 基于房族关系形成的“仁、义、礼、智、信”五个宗族组织与行政村交融并行, 当地人称为“团”, 在居住空间上各团有明确的界限, 并以一团一鼓楼作为区分。宗族组织和行政村在村寨治理中的兼容并行, 也体现在资源使用费的分配上, 具体分配方案如下:

由于五个鼓楼的户数差异较大, 从80多户到360多户不等, 户数最多的智团居民分得的钱最少, 2006年至2008年分别为每户42元、85元、127元, 而户数最少的礼团居民, 这三年每户分得的钱是智团的两倍多, 分别为91元、182元、273元。

3.2.3 皇都村:

村寨组织提取经费后按户均分。参与皇都村资源使用费分配的仅有一个行政村, 2011年企业C按约定的最低金额支付了4万元给村寨, 村委会和老人协会提取50%用作公益事业支出, 剩余款项按户均分, 每户分得77元。

4 利益主体对资源使用费分配方案的感知

为明确利益主体对资源使用费分配方案的具体态度, 面向景区经营企业、属地政府和村寨居民, 设计了半结构化访谈问卷, 征询受访对象对村寨旅游资源使用费分配方式和分配额度的感知, 并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衡量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对合理程度从低至高依次用“1-5”赋值, 获取样本感知数据后, 录入SPSS进行统计分析, 具体结果如下表。

结合村寨旅游资源使用费分配的实际情况和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结果, 可以认为三个村寨利益主体对分配方案的感知具有以下特征:

(1) 利益主体对“分配方式”的评价高于“分配额度”。三个村寨9组样本群体受访者的感知均值均是如此。

(2) 不同的利益主体对同一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尽管资源使用费分配方案的制定都经过了利益主体的协商, 但是调查结果显示, 不同的利益主体对同一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评价存在明显差异, 三个村寨皆是如此。结合访谈中了解到情况来看, 居民、政府、企业三方对分配方案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 如企业A与平安村所约定的资源使用费为“经营收益的税前利润的10%”, 企业也一直照此执行, 但是, 大部分村民都理解为企业经营收益的10%, 两种理解方式在金额方面有较大的差距,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3) 村寨居民对分配方案的认同度普遍不高。无论是从初次分配中村寨所占的比例, 还是从居民实际所得的金额来看, 村寨居民能够获得的资源使用费都非常有限。调查结果也显示, 仅湖南皇都村的受访村民对资源使用费分配方式的合理性感知略高于“一般” (3.04) , 其他的均属于负面评价。

(4) 属地政府更为重视的是对村寨旅游发展的主导权。三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人员对分配方案的感知差异较大:平岩村所在的县乡政府评价最低, 两项指标均接近“比较不合理”, 受访人员认为企业独大, 属地政府完全无法参与村寨旅游的管理;肇兴侗寨的属地政府尽管也没有参与资源使用费分配, 但结合对政府和企业成员的访谈可以判断, 双方在村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合作较为默契, 两个群体的受访者都更愿意把资源使用费的有限归结于不可抗的外部因素。皇都村的村寨旅游完全由县乡政府主导, 其对分配方案的评价也是最高的。

5 结论与讨论

尽管少数民族八省八州都不乏通过发展旅游兴村致富的典型村寨, 但民族旅游村寨整体的旅游发展水平仍然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景区经营企业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有限的门票。而以门票为前提条件的资源使用费, 在数目上更加有限。这有限的费用, 经过层层分配之后, 真正到居民手中的数额, 对其经济收入水平改善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但却常常成为引发民族旅游村寨集体冲突事件的直接原因。因此, 属地政府和经营企业有必要对分配方案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从本文关注的三个村寨来看, 资源使用费分配方案制定过程的透明性、表述方式的确定性和执行过程的公正性, 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确保企业和居民的财产权利都得到应有的体现。在协商过程中, 属地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吸纳村寨居民的意见, 并尽量确保三方对分配方案理解的一致, 以避免引发误会。

民族村寨旅游资源使用费是西南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常见的问题之一, 也是困扰地方政府和经营企业的难题之一。究其根本, 资源使用费的有限主要受制于村寨旅游发展水平的低下, 其引发的社会问题, 也是参与旅游发展机会有限的村寨居民, 表达保障自身权利的一种方式。改善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 还是在于如何提升村寨旅游的发展水平, 为村寨居民提供更多的参与和发展机会。

摘要：旅游资源使用费是西南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常见的问题之一, 也是困扰地方政府和经营企业的难题之一。本文选取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民族旅游村寨, 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各村资源使用费的分配主体、分配方式、分配金额等具体信息, 并以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获取政府、居民、企业三方利益主体对利益分配方案的感知, 以期能够明确资源使用费从源到流的微观情境。研究表明, 资源使用费的有限主要受制于村寨旅游发展水平的低下, 其分配方案制定过程的透明性、表述方式的确定性和执行过程的公正性, 都有待于提高。

关键词：民族旅游村寨,资源使用费,分配,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