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文学核心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内容摘要：文学鉴赏教学是高中语文课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分析，一方面让学生了解到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物思想变化，丰富学生的见解和思想内涵，领悟蕴含其中的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分析和结构解析，增加学生的写作技巧和语言水平。
第一篇：文学核心论文范文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文学类）主编论坛
近期，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文学类）主编论坛暨《芳草》改版十周年座谈会在汉举行。会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当代》《收获》等全国十余家中文核心期刊（文学类）的主编，以及著名评论家朱小如、李鲁平，新锐批评家李遇春、周新民等五十余人出席会议。围绕着“文学期刊如何实现经典传承与创新发展”、“文学期刊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升社会影响力”两个重要议题，各位主编和作家学者们展开了现场对话。来自凤凰读书、腾讯网、湖北作家网等网络新媒体的代表们亦结合新媒体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踊跃交流。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表示祝贺。本次会议的召开是期刊界欢欣鼓舞的一件大事，也特别重要和及时，特别有意义。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正是我们文学界上上下下学习贯彻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以及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繁荣文艺的大背景下开的一次会。我觉得，繁荣文学就需要繁荣文学期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文学期刊的繁荣，就没有文学的繁荣。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期刊的作用是居功至伟的。现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史上，包括新时期，很多文学期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很多作家其实都是从期刊走出来的，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文学势头也是从期刊里面宏扬出来的。当年如果没有《新青年》，也就没有了现代文学。在今天，重申文学期刊对文学发展的意义非常重要，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要把繁荣发展文学期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毫不讳言，目前文学期刊发展面临着过去没有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所有期刊人都有非常大的困惑，甚至有一些血泪和痛苦。一方面是新媒体对我们传统文学期刊以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制度方面的，比如说期刊制度的改革，包括很多对于期刊的政策上的矛盾。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把期刊推向市场可能会有好的发展，有时候又觉得期刊是个包袱。《时代文学》主编曾说：“现在（财政）给我们‘断奶’了，管得却越来越严。期刊就面临很多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各位主编聚集到一起，探讨期刊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为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给出一些答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些各自探索的经验，所做的一些尝试和努力，包括像《芳草》这样走向成功的期刊发展案例可不可以复制，我们都可以探讨。这也许会为我们今后的文学期刊的繁荣发展走出一条新路来。
姜念光（《解放军文艺》主编）
《解放军文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早创办的杂志，创刊于一九五0年，至今正好六十五周年。创办时，经过层层审批，最后刘少奇签字同意，朱德题写刊名，创刊号上就有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品。在整个办刊历程当中，只停刊了五个月，到现在已经出了近八百期。在七0年代和八0年代初，发行量曾高达一百多万份，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是去年七月份上任当《解放军文艺》主编的，当时杂志的发行量只有三万多份，外界包括我们军队内部对杂志有很多的批评和看法。从去年第十期开始，我们定了几个标准：首先，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军队的作家，我们要开放性地办刊物；其次，我们每一期要有两个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每一期要有两篇好作品，甚至能被转载的作品；第三，提高稿费标准，从千字五十到千字一百元提高到了千字一百元到千字五百元，有时甚至是千字干元。以往，我们的编辑出去约稿是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没法向作家开口要稿子。当然，去年这三期这么发稿费是肯定在赔钱的，是出版社给杂志贴钱。从二0一六年第一期开始，我们增加到一百二十八个页码，价格从六元提到九元八角。我们也通过微信以及在其他媒介发布广告等方式进行推广，今年的订数已经有四万多份，而且还在增长。由于今年军队改革力度特别大，军队的其他的杂志下降订数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是我们逆势增长百分之三十，订数出来以后大家都很高兴，稿酬问题也就解决了。
现在，军队已经下了明确通知。要停止一切盈利活动，除了薪金之外任何盈利任何补贴都会取消。杂志社每年开展一些活动，开一些笔会。我们挣的钱尽量用在作家身上，回馈作者和读者。
值得庆幸的是，不仅在部队，很多地方读者也愿意看我们《解放军文艺》。因为可能军事是一个热点，军队是一个热点，军事题材是我们杂志的和其他文学杂志的一个特别突出的区别。我们的特点就是坚持我们自己的方向——家国情怀、英雄梦想、热血文字。《解放军文艺》杂志在政治上是不能有任何的偏差的，不能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是特殊的环境和特殊体制造成的，这就保证了我们的杂志的方向性。很多读者对军事题材的喜欢，也是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军事特色的原因。另外，部队的作家现在创作情况非常不理想，我们也想让地方的优秀作家刺激一下军队的创作。总的来说，我们的杂志还是非常开放的，今年也会办两次活动，请地方的作家走入军营，体验军队的生活。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坚持和努力，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作家。
高兴（《世界文学》主编）
我在《世界文学》工作了很多年，和中国创作界也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世界文学》的老主编高莽先生是我特别尊重的一个老人，他兴趣极为广泛，画画、散文、写诗、翻译诗、翻译小说等等。他是一个内心有光的人，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让我敬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几十年来，他是在同时照顾两个女人的情况下，还取得那么多的成果的——他的母亲七十多岁就卧床，每天晚上几乎要把他叫醒五六次，他的妻子很早就双目失明。
记得早前高莽先生给我们年轻的编辑讲课，李文俊先生也在场。高莽先生举了很多例子来表明当编辑的光荣，他说马克思、恩格斯都当过编辑，毛泽东当过编辑，列宁当过编辑。这时候李文俊先生在旁边就轻轻地说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当了。”但是我在《世界文学》当了那么多年，我还在当编辑。其实我是可以做翻译的，可以去做研究的，我也喜欢写作，我完全可以做其他的，但是却还在当编辑，主要还是实在不想辜负这份杂志光荣的历史——《世界文学》是鲁迅先生上世纪三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当初叫《译文》。解放之后，一九五三年《译文》复刊，一九五九年改成《世界文学》。
实际上，《世界文学》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定位的。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刊时，考虑到中国当时整个的大形势，他确定为“弱小民族的带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文学”，当时这种针对性也特别明确。解放之后，《世界文学》介绍过大量的优秀的作品，包括海明威、莎士比亚等等。文革之后，当中国文学出现一个断裂，《世界文学》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让中国的读者和中国的写作者们能够有机会看到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一段时期内，外国文学曾经引领过中国文学走过了一段道路，这是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的，而《世界文学》在其间起到了特别好的窗口作用。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了解外国文学的渠道很多，《世界文学》在保持窗口作用的同时，还应该起到平台的作用，成为中外文学的对话和呼应，成为批评和创作的对话和呼应，以及经典文学和新媒体时代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呼应。
在意识形态方面，我想，毛泽东主席当时倡导的“百花齐放”，那种多元化、丰富性应该还是很迷人的，但是如果说要求每一部作品都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这就要求我们提高政治修养。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在我们没有加入版权业务之前，当《世界文学》的主编可以很潇洒，所有的作品都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介绍。比如，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们翻译过他的《百年孤独》，格拉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们翻译过他的《猫与鼠》。但是现在，首先要解决版权问题。大量的精力要花费到解决版权，联络作者。编辑的敬业精神和素质、视野，就特别讲究。
今天因为在场见到中文期刊的诸位老总。我有一种期望，期望着《世界文学》以后有机会能够和中文期刊形成一种联手合作，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去做中外作家同题的一些作品。《芳草》也有国际视野，比如，它开设了《先锋俄罗斯》栏目。在中外文学呼应对话方面，我们能不能建立合作？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出一点力。
商震（《诗刊》常务副主编）
《芳草》改版十周年，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充满了活力，从栏目设置到内容，和当下性以及现在的文化理念结合很紧。《芳草》办得有声有色，波澜壮阔，这确实不容易。
《诗刊》是一九五七年创刊的，当时徐迟先生跟着毛泽东先生鞍前马后，毛泽东哼唱的很多诗都被他记录下来。后来徐迟、臧克家、郭沫若等提议办《诗刊》。尽管当时国家很困难，毛泽东还是批准了。后来，毛泽东和郭沫若都给《诗刊》题词，亲自部署创建《诗刊》。这就是《诗刊》的来历。
六十年来，《诗刊》经历了几代人。我们现在正在着手编《<诗刊>六十年大事记》和《<诗刊>六十年诗选》。从我看到的《诗刊》史，其实从创刊到今天为止，一直要着眼于我们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诗歌是要证明历史，证明社会情绪，证明社会发展的脚印，起到“有诗为证”的作用。六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诗歌站在最前沿来记录，来印证，来表现。
当下，文学的繁荣离不开期刊的繁荣。诗歌刊物的繁多是其他各个门类不可比的，变成纸质刊物的多得数不过来。去年我们的编辑总体了解了一下民刊的情况，全国有大约一千二百多种民刊，有的地区一个县的诗歌民刊就多达十几种，它们可以是双月刊，三月刊，半年刊，或者是不定期刊。它们都有自己的审美理念和判断标准，这些大致是向我们靠拢的，是趋于和我们主流期刊的审美的判断这个方向前进的，不是另类，不是相悖。
有位记者曾问我，你为什么说现在中国的诗歌最蓬勃最健康。我说你随便找一本纸质刊物，甚至你随便找一个诗歌网站，你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讨论诗歌，讨论怎么样写好诗歌，讨论词语和意义的关系，讨论修辞和表现能力的关系，哪怕里边有一些说脏话的，但你得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很繁荣，很繁华，又略显喧闹，这是目前整体的诗歌状态。
《诗刊》六十年来，从创刊那一天，毛泽东给臧克家那封信，到臧克家的创刊词，到后来几任主编的办刊理念，他们想要达到的，我想也就是现在这种“繁荣、繁华又略显喧闹”的诗歌状态。喧闹是在讨论中，是为了进步，为了诗歌的表现力更好，为了诗歌能和当下的社会生活，当下人的思想情感结合得更紧而做的各种努力。
对于我来说，赶上《诗刊》的创刊六十年，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一方面感觉到荣幸，一方面觉得压力很大。编《中国新诗百年》的时候我想，曾经在一个历史时期里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不要落下，重要历史事件不要落下，可是怎么表现呢？比如说，文革时期的《西沙之战》，就那么一首诗，从本质上说它不是诗歌，但是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来探究，这就是诗歌。诗歌更多时候起到“有诗为证”的作用，用以证明历史和社会的足迹。
当下的诗歌是健康的，繁荣的，方向是向着审美的领域更加开阔去努力，向生活的本质更深度的挖掘去努力，这是现在大部分诗人所做的工作。他们的创作实践可能有人不愿意接受，但是无论大家怎么去评判现在各种表现手段的诗人的创作实践。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的诗人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中国的诗人、中国的诗歌走向美学领域的宏大、体会生活本质的真挚。
谢锦（《小说界》主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大家好，我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谢锦，我似乎一直很难面对其实我还在做着一本杂志，而我的自我介绍，其实应该也是我工作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我是一本文学刊物的编辑，我更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
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出版社，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六十多年来出版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作家、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和各类有影响的丛书。《小说界》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一本大型纯文学双月刊，创刊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依托着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成长壮大，拥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平台和支撑，与老出版社的辉煌同在。
社办的文学杂志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它的特点和优势。如果把出版社比喻成一艘庞大的航空母舰，社办杂志就是伸展出去的那片战斗机起降平台，多年来，它其实为图书出版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道，出版社通过杂志广泛接触作者，联系名家，发现新人，接收各方信息；同时，出版社的各类活动又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杂志展开，成为出版社、作者、读者三者联动的媒介。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小说界》杂志正是在一任任主编的努力下，保留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不可替代的作家资源，即使在比较严苛的市场条件下仍然保持了稳定至极的发行量。前几天，我在翻看我们《小说界》杂志的合订本，按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它每期几乎都是“全明星”阵容，我非常感慨。
今天，社办的文学杂志同样面临着许多困惑和挑战，尤其是，传统图书出版业在进入了增速放缓的深度调整期后，各家出版社都正在集中力量破解图书出版转型的发展难题，而原先由杂志所承担的功能正在日益变化的时代面前一一化解于无形。比如，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看，文坛作家的成名，基本是遵循这样的模式：各种文学杂志上的频繁亮相——国内重量级文学刊物的推举——出版单行本作品——出版文集。这是从文学杂志到文学图书的一个过程，其中，杂志在前承担作家亮相与成名的工作，图书在后推波助澜，最终确立作家在文坛的地位。杂志与图书在作家成名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泾渭分明，和谐互动，这也是过去的社办文学杂志和它背后的文学出版社之间的良性循环。但今天，文学杂志的亮相和成名的功能已经日渐被文学图书占有和取代，今天的许多写作者进入文坛、进入市场，已经跳过了文学杂志，直接进入图书阶段——从包装到宣传，从编辑到发行，图书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和经典性，加入了现代化的印刷速度，糅合成一种极其适合这个社会的文学推举方式，按照我们的老主编魏心宏老师的说法，文学已经从“杂志时代”进入了“单行本时代”，作家也从“稿酬时代”全面进入“版税时代”。而杂志，在这样的变化中，逐渐成为阅读的“鸡肋”。在文学杂志普遍的困境中，社办杂志遭遇的是平台功能的丧失，刊物无可挽回地面临三个选择：维持、换防、关闭。
也许我真该庆幸，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甚至是上海世纪集团唯一的一本文学杂志，《小说界》真的是得到了层层隔绝和保护，这么多年简直是风雨不动安如山，有人戏称我们《小说界》是出版社的独养女儿。这个结局目前看来还不错，而它的致命之处也在于此。这本杂志背靠出版社的支撑，再经过那么多年的运作，从稿源到发行，从风格到市场，整体状况非常稳定，没有大起大落，多年来，总印数基本保持平稳，这大概是一个成熟杂志的标准状态；但也正因为这样，因为被保护得特别好，所以走到今天，它没有特别大的特色，在全国的纯文学杂志中，它的发行量不少，但却面目模糊，而且，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流逝面临固定读者群的老化流失，因而未来的竞争力实在堪忧。而出版社这么多年对这个杂志的投入仅仅在于支撑它万寿无疆地不倒，挺住就是一切。对杂志编辑的考核，也还偏重在图书这块，我们号称是杂志编辑，但是十分精力只有二三分在杂志上，七八分在图书上，所以我刚才说我的自我介绍，其实应该也是真实的写照。这样一本纯文学刊物，如何在与出版社的互相依存中重新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我们杂志这两年来一直在思考在探索的问题。
多年来，文艺出版社本身在时代的更新面前做着艰难地前行和抉择，对于社办杂志这块，我们其实依然无解。关闭是绝无可能也是不舍得的；换防，在这种大情势下，投入过大血本无归的风险基本也是可以一眼看得到的；维持，还只能维持。但是，我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
三年前，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出版社成立了以文学图书编辑室、《小说界》编辑部为基础的中国当代文学原创出版中心。出版社其实把左手做杂志，右手做图书结合得更为紧密，要充分发挥图书和杂志之间有效切换、灵活互动、优势互补。
对于过去社办文学杂志最重要的一项——维护作家关系的功能，已渐渐不是我们杂志的优势和主要任务。因为与出版社的平台相比，杂志的优势弱得多，与成名作家关系的维护只有上升到图书和出版社的层面，才能够得到深入和稳固。这是我们社近年按照优质版权战略所制作的一些作家的优秀作品系列的一部分。
这两年，我们这本文学杂志渐渐把重心移向对更大领域的新作家的开拓发掘，对新文体的推举发现。
在保持传统栏目的基础上，编辑室占绝对优势的七五后、八0后编辑在杂志的采编上付出了很多努力，他们喜爱的作者，喜爱的文体和文风，被慢慢引入杂志，开辟了许多新的栏目，我们每期专门为专栏增设了彩页，慢慢从半个印张扩大到一个印张。通过这样的登载，扩大作者圈、寻找目标作者、增强文学信息量，而且，杂志更像是检验新作者的试金石，读者的反馈直接、到位，避免了编辑在书房中的自以为是，许多读者反馈好的作者作品，直接就成为我们图书的选题，进入出版流程。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两年迫切感受到文学其实一直都在变，尤其在媒介平台如此发达的时代，文学的主题、题材、语言表达等等，都在经历着改变，而我们必须要关注，哪怕是一些在很多人看来，今天还不是文学的东西，但你可以看到她在蜕变，在朝着一种新的形态蜕变。像我们的“乌有谭”栏目，我们引入的全都是中国科幻圈的作家，选择他们那些更偏向文学气质的作品，反响非常好。出版是文化积淀的成果，需要长期的文化关注和滋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大众文学出版领域，关系到广大的阅读人群，出版社既要留下经典，也要为明天积累作者和读者资源。杂志是我们出版社可以利用的一个最好工具。当然，这两年依托新文艺微信平台做了小说界专辑微信，主要是配合出版社的微信宣传，提供多样的内容，吸引更多微信读者群。这是二0一三年我社开通的“新文艺”的微信平台，还有书刊互动所形成的更有力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等等。这是以我们杂志为核心所组织的中日韩三国作家的作品联展活动，是我们杂志和韩国《子音母音》杂志、日本的《新潮》杂志一起联合搞的文学交流活动，历时两年，从杂志的联手到最后的图书版权的交换，做得非常好。裘山山老师那个参加联展的长篇，后来还得到总局经典中国的项目支持。
杂志和书刊互动，其实从管理层面上来说，利于社里对文学编辑的培养。我们出版社里对文学编辑的培养重在四种能力：精准的选题判断力；持续的作家跟踪力；针对性强的推广力；一以贯之的诚信力。而这四个“力”的培养，在杂志的平台上展开，能够更迅速更有效，如对精准的选题判断力的培养，我社有比较严格的规矩，就在编辑群体中时广泛实行读书笔记制度、定期交流制度，每个编辑室根据各自不同的业务特点写作读书笔记，定期上交。那么，我们对杂志编辑要求的读书笔记要求“短频快”，充分贴合文学杂志需要大量掌握作家作品信息，需要快速判断作品优劣的特征，新编辑经过两三年这样强度的读书笔记训练，能够较好地掌握文坛动态和形势，然后，再进入图书编辑室，进行深入全面的细读笔记。每个季度，编辑群会开展读书交流活动，大家畅所欲言，或推荐一本好书，或述说读书心得，或提出一些困惑，这样沟通往往会打开思路，促生一些新的想法和选题。用笔用脑后，鼓励发表各类书评和论文。我们出版社不鼓励编辑进行文学创作，但鼓励编辑写论文、写书评。
对于社办文学杂志的未来，我们其实完全没有破解之道，还是那句话，既然还得活着，请允许我们找个活得认真一点的方式吧。但是无论如何，坚守一颗做好文学原创出版的纯净之心，是我们永远不变的信念。当年，巴金老人“把心交给读者”的社训和“敬业爱岗，海纳百川，求真务实，诚信友善”的企业文化曾经如此地打动过我——一个文科生的文化尊严感，今天，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也许，我该这样理解现实，坚守并不意味着保守，突破也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出版社，只能在坚守与突破的动态平衡中寻求一条发展之路。当然，在突出重围的过程中，永远不能放弃的仍然是仰望星空，仍然是振兴中国文学那颗初心，无论潮起潮落，是进是退，作为一个文化从业者，依然要珍藏那些使我们在暗夜中想起就会热血沸腾的东西，那是梦想、责任，更是尊严。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我非常欣赏一句口号，叫“永远在场”，我喜欢这四个字，因为它说出了一个文学工作者永恒的使命和沉沉的责任，说出了一种永不被淘汰的气势和人文的尊严。
贾梦玮（《钟山》主编）
我们在座的文学期刊，有科级杂志、处级杂志和厅级杂志，但是“核心期刊”把不同的行政级别的期刊组在一块了，消弭了我们科级、处级、厅级的界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从事文学编辑二十年，这二十年确实是文学期刊变化比较波折的二十年。现在突然形势变了，一些刊物的钱花不掉了，有剩余了。但是另外一个现象，也可能是巧合，钱的多少跟我们意识形态一些规律是成反比的。
文学杂志，除了我刚才说的行政级别的努力以外，除了变成核心期刊的努力以外，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的标准，其他努力的方向。
我做《钟山》主编，很多人说，你不容易，坚守二十年。我说打住，凡是什么“坚守阵地”，搞得那么悲壮，一般都长久不了，阵地可能很快就丢了。这是我的心声，是懂得以后的从容。更确切一点说，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心里面还是比较笃定的。我们得有自己的态度和努力的方向。
朱燕玲（《花城》主编）
从级别来讲，我们社办期刊是级别最低的，至今是个科级。社办期刊有优势也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优势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好像是有出版社托底，我们不需要经营什么东西，一度是被文联、作协期刊所羡慕的。但是前几年开始，形势发生了变化，作协、文联的期刊一下子有了大把的钱。
这几年，我们也在做一些转型的探讨，这也都是被逼的。出版社期刊没有杂志独立的账号，就是人员的配置上也没有任何的权力，但是就我们出版社这几年情况来看，《花城》杂志其实还是为出版社赢得了不少钱。
从今年开始，可能有各地大力的资助，这也是座谈会的后期效应。比如说我们有了专项稿酬基金后，稿酬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可能到干字五百甚至干字千元。
我记得，上次在“文艺文学报刊联盟座谈会”上我也讲了一下我们的情况，这几年也做了一些探索，一是守住我们的品牌，一是品牌策略。梳理一下自己刊物过往的历史，坚持在现在，《花城》还是大家认可的比较好的一本文学刊物。
品牌是不能丢的，在品牌策略的基础上要强调平台的建设，还有就是媒体融合。在媒体融合方面，我们依靠杂志，以杂志为核心做了一个媒体融合的项目。上面给了八百万，但是这些钱到了出版社以后，对杂志来说就是工作量的成倍、成百倍增加。人员配置上，我们只有三四位编辑，而且完全没有人事任免权。所以，我们花在杂志上的精力非常有限，我们也是八成精力在做图书，就是所谓的书刊互动。我们的三四位编辑都是女性，不断有人生孩子。有个细节，我们刚刚生完孩子回来的一位副主编，白天都在大量地填各种表，各种项目，处理各种图书，杂志稿什么时候看？她是在晚上喂着奶，拿着手机看稿子的。
我觉得社办期刊，其实也有很大的限制。我们在做很多的努力，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没有人，实现不了。虽然有钱，但是这个钱没有办法支配。
多媒体融合这方面，我们有编辑专门在做，对发行还是有利的。从今年来看，我们发行量已经止跌回升。
张颐雯（《北京文学》编辑部主任）
我在杂志社做了很多年，我们杂志社的变化也是非常大。九十年代以前，我们是一个很先锋的刊物，二000年之后我们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杂志的思考过程。《芳草》杂志变化很大，它很纯粹，作品上它完全是按照很整齐的标准去要求，有很多国际视野的东西，包括翻译类的作品，这在纯文学刊物里面挺少见的。
一直以来，《北京文学》是走先锋路线，九十年代之后文学刊物开始衰落，或者说我们在发行量减少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可能是市场化造成的，再者就在于刊物自身倾向上的不同。比如说，在九十年代之后，很多杂志都变成更加专业化、小众的文学刊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杂志迫于经济上的压力，做了一些调整和努力——我们走的是大众化和可读性的路线，读者分流得很严重，在九十年代之后就下降到了几千份，后来梁晓声担任主编之后，走的是更加通俗化，可读性更强这种道路，发表了很多报告文学等跟现实相关的作品，在发行量，包括选载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发表的小说，也是可读性比较强的作品。比如，去年发的张欣的小说，这一类的小说会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反响。
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困惑，但是这么多年下来，觉得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发行量，包括社会反馈，包括读者的反馈，都是良性的反馈。所以我觉得在文学刊物中有这样一个尝试，应该还是一个积极的方式。
新媒体，也是我们杂志一个努力的方向。我们每个编辑都要求开微博、微信，微博必须要宣传杂志的内容，在传播上还是有他的一定意义，但是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所有关于新媒体这种努力，都是为了宣传或者销售？在本质上，刊物上如何？刊物的内容如何用新的媒体来表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刊物，虽然是传统纸质刊物，但是我觉得这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看到《芳草》杂志上贺绍俊老师说，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塑造世界的。我相信我们这种纸质刊物，在长期的经营和坚守中，有他的优势和合理性的地方。因为文学是用来阅读的，是安静的，长时间阅读的东西，它不同于那些快餐类的作品，它可能更适合纸质化。
经调查，在国外，那些虚构类的作品在电子媒体中销量是没有呈上升趋势，而是呈下降趋势的，这是不是说明这种文学类作品其实在我们的纸质书上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和竞争力？文学刊物有很多优秀的编辑，经过阅读和淘汰，不像网络文学或者是新媒体，它们的海量信息没有严格的选拔和挑选的过程。文学刊物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自然会有它自己的生命力。
文学刊物有政府体制的保障，就为传统文学继续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基础。文学期刊多数都是体制内的刊物，充分利用国家的出版数字化的条件，把政策用好，对文学刊物是非常有利的。做一本文学刊物，还是有很大的价值，至于怎么样把传统文学和新媒体结合好，这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思考。我们谈到过“余秀华的事件”——余秀华原来是《诗刊》的作者，在《诗刊》上发表了作品之后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诗刊》的公众号推出之后，被美国一个评论家发现，写了余秀华作品的评介，之后在整个网络上广泛传播，这成了一个事件，此后有专业的图书公司给她出诗集。我觉得这是“纸质书——新媒体——纸质书”的良性反馈。所以，文学杂志在现在这个时代，也可能恰恰是它的机会。虽然有很多新媒体好像是侵扰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他们足够的发展壮大，那么最终会反哺我们这些传统文学刊物。纯文学的杂志还是很有希望的。
徐晨亮（《小说月报》主编）
十年前，我到《小说月报》做选刊编辑，负责湖北片区刊物阅读，这些年从《芳草》上选载了不少优秀作品，比如铁凝的《告别语》，杨晓升的《身不由己》，张庆国《如风》等等。还有像阿满、宋小词、王小木、王棵、付秀莹等作家，他们的作品也都是我们从《芳草》上发现的，这也从一个侧而体现出一本文学杂志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进程的贡献。一本文学刊物它能成为为大家所认知的或者是核心的期刊，肯定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个优秀作家推出，还有一部部能够深入人心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
刚才听了很多我们优秀的同行分享他们各自的办刊心路，我觉得有很多激起共鸣的地方。尤其是像刚才谢锦主编和燕玲主编说的社办期刊的情况。因为跟她们比起来，我们可能更接近于出版社的“童养媳”，每天一大早给家人张罗早餐，晚上还有传宗接代职责——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要出，整个月报收入还要维持整个出版社的运行，确实有很多心酸之处。但是这个我觉得倒不重要。
文学期刊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升社会影响力？这很契合我们现在大家困惑。刚才高兴主编讲，他看到老前辈编辑们都是那种心里面有光的人，我听了之后也深受触动。包括《世界文学》在内，很多优秀的有传承有历史的杂志，在我们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留下了重要印记。听他讲时，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另外一个例子。前不久，歌手李健转了作家阿乙的一条微博，谈到《世界文学》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他自己也在看。这条微博发布后，立马变成一个媒体事件，媒体有一些相关报道，因此有很多读者给《世界文学》杂志打电话。因为他的一个微博，《世界文学》的库存全部卖光。这个事件其实可能也应和了今天这样一个会议的主题。置身于文化资本重新配制的时代，优秀的老牌杂志可能是通过一个歌手的一条微博才引起更多读者关注，这种转移这种变化，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更长一段时间里面会是围绕我们文学杂志的更深、更意味深长的困扰。过去很多年以来，文学期刊对于“何为优秀的文学”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主导权和定义权的，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语境里面，新媒体逐渐强势，可能更多地具有了定义“何为文学，何为优秀文学和优秀作家”这样一个权势。这个问题，不容回避。确实有这样一种格局已然呈现。很多时候，文学期刊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一个很困惑大家的问题。可能不同的期刊因为各自的背景，比如说主办的背景，或者是资源的环境不同，会有层次不同，角度不同的体会，但是大的方向我觉得大家都共同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
《小说月报》从一九八0年创刊到现在，也算是有一定的传承和历史，有一定知名度的刊物，但是这几年，随着我们编辑团队的新老交替，我们新的编辑团队上来之后，我们确实感觉到我们过去认为是品牌的东西，过去认为是理所应当。大家都应该形成共识的一些观念，可能在更年轻一辈读者心目中，就不复是一个常识，或者，他们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小说月报》的历史和它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文学传统的意义。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在思考，也在摸索。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文学期刊所要做的，应该是“坚守核心，开放边界”。
坚守核心，就是说每一本杂志最终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有一本很著名的社会类周刊，它有一个口号叫“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我想文学杂志也是这样，文学杂志它可能是通过一部部具体的作品与读者相识，但是在他背后真正能够留在读者印象中，记忆中，给他产生触动东西可能是这些作品背后这样一个价值观。我们作为一个杂志人，我们做一本文学杂志，能不能自己有一个清晰的价值观？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杂志，通过很多外延延伸的业务手段，去让读者认知到这个价值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个核心的价值，你才能够不被外界的东西影响，随波逐流。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于《小说月报》的定位和认知，比较偏重于可读性，偏重于故事性，可能文学界有些朋友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市场的考验、读者的见证形成的风格定位，其实还是有它自身立足的基础。我们所禀承的方向，其实也是和五四以来新文学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是相和的。在文学史上，当年胡适为寻找新文学运动源头的时候，他举了个晚清一个报人黄远庸的例子，黄远庸说文学发展就是“要作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我觉得这样的理念其实也是一直传承到《小说月报》办刊的实践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发掘的作品还是能够让读者从中找到和自己生活交集的地方，能够跟他日常情感发生连接，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核心的理念，核心的价值，无论时代的环境如何变动，还是有努力坚持下去的意义。
开放自身边界。一些年来，刊物由于他自身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固有印象也好，形成一些选刊趣味等等，我觉得其实这样一些东西，他不能够成为刊物发展自身固定一个圈子，把大家困住，我们还是要打开一些缺口，向外部，向充满可能性的不同方向去探索。这几年，《小说月报》在选载的时候，也比较看重年轻的新锐作家的新锐作品。也通过一些栏目的设置，比如“开放叙事”栏目等，试图引入一些不同于原来固有《小说月报》等其他纯文学期刊的格局，通过他们的作品，包括不同形式探索的作品的类比，比如借用微信、微博这样一个形态去写小说这样一些尝试，一点点摸索和努力，实际上也就是不断地向外探索，扩展我们刊物自身的格局。只有刊物自身有一个开放边界，向外探索的努力，读者才能感受到你自我突破的姿态。
我觉得有了坚守的核心和不断向外界开放的姿态，我们还是能够与读者发生更多的交涉。刊物发展历程也能够证明，通过这样一部部优秀作品的推介，《小说月报》已经能在过去形成了不少读者心目中美好记忆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今天这样一些努力，也是在试图让我们做的工作、我们推介的作品成为未来读者的记忆的一部分。
孔令燕（《当代》社长、主编）
一九九八年，我从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到《当代》杂志工作，在杂志是个老人了，在文学期刊上其实是个新人，虽然一直在学习，但是一直好像也没有找到一条复兴杂志的道路。
《悲惨世界》里面有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要说是最坏的时代，也的确是——因为不管是数字化的冲击还是整个资本的冲击，对于这种君子固穷式的文学，的确是不太好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近两年对于传统文学的回归，对传统的召唤，在“热闹之后人们总是要回归心灵”这种态势下，我们好像又看到了曙光。这也是文学的发展规律。比如《芳草》杂志，它能得到财政的支持，还进入了核心期刊的行列，说明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向着一个文学该有的形态走的，我们其他的这些刊物也是能看到，一个点反映一个趋势。
《当代》杂志创刊三十六年，也是有历史，有传统的。对于我们来说，未来也是光明的。这两天我在看我们以前的老主编写的一本日记。它是《当代》朱盛昌老主编记录的“关于秦兆阳同志怎么来办刊物的”的文章。虽然年代已经远去，但是现在看起来，真是特别受鼓舞和受启发。秦兆阳先生他一直强调，作为一个杂志人，身上要有使命感，他经常强调的是杂志的影响力——要像《新青年》一样，要对当时的时代有影响力。这在秦兆阳每天的工作中都会提到。作为一个当代人，你首先想到你肩上的担子，你不仅仅是要出一个作品，编一本杂志，你是要为这个时代要负责任的。这就是使命和责任感，这对于我们当下的这些年轻一辈的杂志人来说，是责无旁贷的。首先，你得想想，你要为当下文学，为当下这个时代记录些什么东西。
众所周知，《当代》杂志的确是现实主义的重镇。八十年代，文学繁荣，潮流、流派也特别多，不同的杂志有不同的派别。近二十几年来，文学期刊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目前的文学刊物差不多都着重现实主义。像《收获》《人民文学》等优秀的杂志，其实每一部重头作品都是对这个时代的记录，对人的命运一种反映。这都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就是在整个文学的大回归的状态下，寻找好的作品。你选择的作品，你的出发点是什么，要对这个时代负责任，要有所记录，要记录当下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找到的方向。
一个从事文学的人应该怎样去创新？在内容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去创新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是那样的，采用文学的方式去记录它时，总不能像实验派或者现代主义那样，去用一个完全脱离生活的方式来去表现。《当代》杂志的角色定位，就是要用文学最本质的方式来呈现。
近两年，《当代》杂志在所谓的创新的探索上，主要还是在电子化、数字化道路上，多几条腿走路，把杂志的内容办好，把数字化的手段利用好，把《当代》的影响力传播出去，让更多的读者知道它。
我们的微信现在反响非常好，在新媒体的一个记录和考察中经常是排在第一，这也是很难得的。我们把官方网站恢复建立，所有的目前中文有的数字化阅读网站，《当代》杂志全都上线了。另外，我们要争取新的作者，不仅仅有名的成熟的作家，每期一定要保证新的作者面世，因为新的作者代表了新的时代风气，这才是最本质的一个创新。
赵丽宏（《上海文学》社长）
一九八二年初，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萌芽》杂志社当编辑。一九八七年，我离开《萌芽》，成了一名专业作家。二00三年，我到《上海文学》当社长。其实我主要还是个写作人。这十几年来，我是第一次开这种文学期刊的会，这么盛大的会议，会在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一点声音的。
对我来说，《上海文学》是我的母胎。当年我们在《上海文学》发表作品是一种荣耀。作为写作者，我非常感谢文学刊物。刊物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文学家、写作者的作品，在没有网络之前，刊物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平台。中国的最好的文学刊物就是一个文学的高地，这个高地上呈现了中国作家的最高的创造水平。
六十三年前，巴金创办《上海文学》并担任主编，是中国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文革大革命停刊了十年，文革结束以后，进入新时期，这三十多年《上海文学》的经历，大概跟全中国的文学期刊是一样的，八0年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就我那个时候的辉煌，大家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点心情激动。那时候一篇作品就可以轰动文坛，这样的事情当时很多。一个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或者《上海文学》发表一篇作品，引起文坛的轰动，就从一个无名的作者成为一个知名作家，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当时《上海文学》发行量最高到过八十万，《萌芽》杂志也有六七十万甚至更高。那个时候编刊物是不要考虑成本的，只是编刊物，只是把刊物编好。《上海文学》到八0年代中后期，在最辉煌的时候，当时主事的主编就提出来一个方案，觉得当时发行量很高，应该自负盈亏。自负盈亏就意味着发行七八十万的刊物的利润，都归编辑部所有，这是个梦想。然而，很快，发行量就大大幅下滑了，从几十万到十万八万，最后不到一万份。在八0年代之后，整个九年0代是刊物非常艰困的时代，主要的问题是穷，没有钱，无法生存。全国的文学刊物大概都遇到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已经是专业作家了，《上海文学》穷到发不起工资，有几次《上海文学》的编辑部请我去参加活动，到一个火锅店里吃饭，请那个火锅店的老板来一起吃了一顿饭，让他在《上海文学》发一个广告，给一万块钱。整个九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的前些年，一直是这样，非常艰困地度日。现在回想起来，让人心酸。但是《上海文学》杂志有一点非常不容易，它一直没有改变对文学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刊物的形态，一直没有改变刊物应该做的，应该发表的产品。所以刚刚有人说这是维持，我觉得这不是维持，是坚持，真是坚守。有人说悲壮是不可能长久的，当时就是很悲壮，并且坚持下来了。
当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学不会死亡》。我对文学刊物一直没有悲观过。文学尽管被边缘化，比如八0年代末全民经商，很多作家下海，大家都觉得当作家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但是我觉得文学是不可以死亡的。只要文字还在，只要我们还在用文字来抒情表意，只要那些写作者还在，即使在最人心浮躁的时候，中国还有大量的作家在默默地写作，还有大量的文学的爱好者在寻找好的文字来阅读，那么，文学刊物就不可能被消灭。当时有一些文学刊物改变自己的形态以求生存，也是一种媚俗，我认为是自杀，结果一定是这个刊物被人们遗忘、消失，最后也不一定会成功。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艰困的，坚守的时代。但是到了新世纪以后，还在延续。
二00三年，我到《上海文学》当社长，当时有人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上海文学》非常穷，每个月到发工资都要去借钱。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经济问题。那时，上海的两家大的电讯企业——移动和联通，通过朋友介绍，每年给我们一百万资助，不要任何报酬。当时我定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取一些社会的援助，但是我们绝对不降格，绝对不在我们的刊物上为了要一点钱去发广告，如果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绝不接受资助。企业家跟我们合作，资助文学，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如果你这么想，我们才跟你合作。这样持续了大概四五年，情况渐渐有所改观。上海市政府的宣传部发话，让我们不要去求企业家，他们来解决。慢慢地，我们的钱多了一些，开始有了一些尊严。但是我觉得，作为编辑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发现好的稿子，发表好的文章，发现好的作者。如果你要在刊物上翻花样，一天到晚要想以新的面貌招揽读者，这未必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是把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家创作的状况展现给读者看。
大概在七八年前，文化单位要转企，这太荒唐了。纯文学刊物其实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靠它来赚钱是不大可能的。一个国家要重视文化，对这样的刊物是要扶持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标志，文学的标志，是我们的文学水准的一个标志。所以我在各种场合我呼吁，对纯文学刊物不能像对那些时尚刊物、娱乐刊物一样，要求我们跟他们站在一样的平台上去竞争，这是绝对不公平的，也是很不合理的。我不知道现在全国各地情况怎么样，在上海，经过我们的坚持，市里的领导也非常赞成文学刊物不转企，还沿袭原来的机制不变。
五年前，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人的生活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生活水平提高这么高，物价和工资大涨，但是稿费是二十年前的标准，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对文化，对文学的不尊重。作为纯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们很认真地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尊严。我们给作者的稿费非常可怜，有时甚至发不起稿费。一个第一流的刊物，应该有第一流的稿费。在此期间，文艺家的收入发生很大的变化，除了文学，其他的文样式哪个不是十倍八倍几十倍几百倍的在增加？那些音乐家、作曲家收入飞涨，唯独文学例外。如果你是畅销书作家，书发行量高，版税很高，但是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稿费，实在是低得不像话。后来我们向市政府市委宣提了多次，我觉得这样没有尊严，我们编刊物一点尊严也没有，而且像上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稿费这么低也不太合适。后来上海市委宣传部还算非常理解，从五年前开始，每年给《上海文学》和《收获》一百万稿费的专项资金，这个举措我想对整个中国国内的纯文学刊物是一个推动，因为我们开了一个头，现在大家的稿费标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今年我们再次申请提高稿费，这不是争取钱，而是对文学的一个态度，对文学创作的尊重，对作家的劳动的尊重。情况现在在慢慢好转。
纯文学的刊物是不会被消灭的，我非常有信心，不管这个世道发生多大变化，不管新媒体多么活跃，我觉得中国需要这些最好的纯文学杂志，来呈现中国文学创作的最高的水平。我也接触很多网络的作家，有的人每天最多时能写三万字，我说他三万字怎么写出来的，他说他写作时脑子晕晕乎乎的，进入一种痴醉的状态，写作就成了下意识的动作。一个打字员一天也打不了三万字，一天写三万字的文字绝对不可能成为经典。当然，网上出现的文字，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有非常差的，它出现的瞬间就是死亡，当然也有非常好的，验证它们需要时间。经过筛选，有些人可能成为非常优秀的作家。网络作家非常看重我们这样的刊物，他们觉得能够在我们这种刊物上发表作品，对他们是一种认可，是一种承认，所以我想我们纯文学杂志一定不要自轻自贱，也许我们不够有钱，我们的尊严还不够跟我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相称，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纯文学杂志一定是有非常好的未来，我相信情况会慢慢好起来。中国这么有钱，如果用在文学上资助一点，我们的文学日子就会变得非常好过，相信这个情况会慢慢地好起来。
我认为我们的未来不会黯淡，纸媒不会被新媒体消灭，而且将来风水轮流转。我就不相信人们永远拿着手机，每个人都是深度近视。将来有一天拿一本纸制的书刊看，会成为一种时髦、时尚，这完全可能。
程永新（《收获》主编）
文学期刊在目前怎么创新和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我印象当中，上世纪八0年代全国纸张涨价，印工涨价，文学面临第一次退潮，《收获》的发行量也跌到了八万册。后来，我们还借了宣传部十万元钱。因为我们杂志是一九八六年的时候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拿回来，差额补贴，自负盈亏的，除了基本工资之外，我们很大的一块要面对市场，发行量几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面对市场，谈何容易。
二0一三年，我们在《中篇小说选刊》主编林那北的启蒙和指导下，开了淘宝店。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二渠道的大幅萎缩，新媒体的兴起对刊物，特别是文学期刊的冲击很大很大，在淘宝店之后，我们又开了微信的公众号和微店。我们在学习，我们每一期的销量都在高速地增长，但是这个增长还是难以弥补二渠道萎缩带来的这个空缺，所以压力很大，但是我们还在努力。我们在亚马逊做了电子书，最近和中文在线签了一个战略合作的协议，还跟其他的网站也在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在阅读习惯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争取更多的年轻读者。有一次，卖家对我们说，你不能主动放弃年轻人，一定要在年轻人这些未来的读者中间寻找机会。所以我们想办法，虽然很困难，压力很大，但是新媒体的出现，对文学期刊来说，也面临着一种突围的机会，如果什么事都不做，会给后来者留下一个笑话。当然，一方面争取政府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所作为。因为阅读方式的改变，不会对文学作品的本质进行改变，文学的质量，那种精神的重量还是改变不了。阅读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到了复苏的机会。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里，诗歌也许是有一个复苏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做些事情顺应大势的变化，尽可能把文学非常边缘的事情，做得尽可能靠近核心一点。
王山（《中国作家》主编）
目前，文学期刊处于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处境，但是我确实又觉得，我们文学期刊今天还之所以存在，还能够像这样聚在一起谈一谈。这还是文学的胜利，也还是文学的尊严。
当我们谈到社会形式的变化，阅读的习惯、趣味这种变化，新媒体发展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之下来顺应这个形式，顺应这些阅读的口味。拿我们自己刊物来说，比如说我们的发行、宣传一直是个短板，我们也开始慢慢在做，比如说网站，微信公众号，包括各种活动，各种一些更灵活的方式。但是我确实是觉得，真正的问题可能是这个社会的问题，不是我们文学期刊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坦然地说到我们的一些困难，也不必有怨妇的心态，实际上，我们从事了一份工作，完全是有理由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的。人类的社会需要文学，需要文学刊物，这不是一个还要讨论的问题，而是没有任何异议的问题。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新媒体怎么发展，社会的心理怎么变化，读者怎么变化，阅读习惯怎么变化，我们肯定还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要有所坚守，我们要让社会的期待。要让读者的口味也也有所变化，而不是说一味地“好读”、“轻松”、“娱乐”、“快餐”、“刺激”、“夺眼球”，我觉得这些我们实际上是在自贬身价。如果这个社会，包括这个政府这个党，对文学对文学刊物，有一个充分的认同，有更多的支持，我们非常感激，同时我也觉得是应该的。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陈东捷（《十月》主编）
在这么一个时代，文学杂志在各方面处于一个上升期，这个会议有点喜洋洋的味道。十几年前就开始开这种期刊的会，最早那几年大家都在诉苦，大家很恐慌，这种财务的经营的压力，都很恐慌，互相探讨一下有什么办法，到处取经。
刚才说社办期刊，我看我们有几家，《当代》--《小说界》《花城》，我们都是属于社办期刊，我们也沟通过。这些社办期刊里边，我们的生存环境还是最苛刻的。二0一0年转企后，我们从二00三、二00四年就开始模拟企业化运营，就说我们办公费按写字楼价格结算，就我们办公楼，办公面积，包括电脑的折旧费什么什么，所有人员的工资、五险一金都要自己挣，还要上交利润，完成指标，就跟它图书部门完全一样。所以那些年，虽然发行有利润，但是这么多项支出，利润就显得捉襟见肘。当时整个出版集团实行年薪制，有百分之三十是绩效工资，有一年整个编辑部百分之三十没有拿到，因为没有完成利润指标。
一周多以前，我们第一任主编苏予老太太去世。她是一位非常可敬的编辑家。《十月》一九七八年创刊，她一九七九年就来了，一九八五年任《十月》的主编。她是非常有能力和担当的人，《十月》在她手里成为了最有影响的品牌之一。现在，我们见了很多老人都很有感慨，都很羡慕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经济考核，大家就忙着做内容，永远都在做内容，明天永远都会好，虽然杂志也经历挫折，但是大家的心气非常高。我很遗憾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我是一九九一年来的，那时文学已经越来越边缘化，印数掉了不少，后来每年都在下降，这几年相对稳定了一些，邮发在上升，但是二渠道在下降，逐渐减少。
后来，大上海开风气之先涨了稿酬，我们就给北京市委宣传部打报告——靠杂志自身的能力，涨那么高的稿酬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二0一二年，我们得到了第一笔政府的资金。这一次开会，大家的情况已经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大家诉苦，现在好像家底都还可以了，钱好像不是很大的问题了，起码你想做事情，资金上不至于太为难。
文学期刊恢复到过去那种大众化的媒体的年代是不太可能的，但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前几年老有媒体采访，我也了解了一下国外的一些情况。中国的文学期刊现在是三百多家，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期刊还有二百多家。美国有三四百家，大部分发行两三干册，都是大学、民间的基金会，还有一些传媒集团，基本上是非盈利的，也是以发行作者为己任的。我们前些年跟俄罗斯的《十月》搞活动，俄罗斯的《十月》创刊九十多年，曾经发行量高达一百多万册，现在也不足一万。在和一些俄罗斯人交流的时候得知，他们的文学刊物稿酬也很低，发行量也大多在几千册，影响也不是很普及。那些作家说，我们喜欢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这就相当于得到专业的认可。当出版进入一个商业化的时代，出版图书变得很容易，但是在期刊方面还是有些门槛的。期刊能以文学反映一定的时代精神的轨迹，那些沉淀下来的，更内在，也更深层。文学期刊的作用还是不可替代的。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这个论坛从无数季开始，事实上已经定了一个调——期刊是重要的，没有新期刊就没有新文学。现在我们要探讨如何应对目前的挑战，比如说新媒体的，制度上的等等，介绍自己的经验。
刚刚从专家、老师们的发言里面，我们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像姜主编提到的《解放军文艺》的变革，尤其是提出一些关键词来，我觉得这个刊物确实应该有魂，有自己的定位；高兴主编从老一辈开始提起，说到《世界文学》，有一个视角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就是对话和呼应，这是一个中外文学的对话和呼应，批评和创作的对话和呼应，经典文学和新的新媒体时代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呼应等等，这些都可以沿着他的思考延伸下去；商震主编说到了《诗刊》的一些情况，由《诗刊》史说起来，从中能看出我们办刊人的骄傲。
谢锦主编是以一篇论文的形式谈到了方方面面，可以说他的总结和发言基本上能够代表我们所有的期刊人的理想、热情，还有应对问题的态度。她也用了里尔克说的“挺住就是一切”来励志。对于《小说界》这个刊物，我们内心里面特别有感念的，它有很多特色栏目是以前别的刊物几乎没有的，比如说微型小说，还有外国文学的一些栏目，尤其是这些年来，对于匈牙利、东欧的文学方面的意见，给我们印象非常深，他们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这几年对科幻文学的重视。
《钟山》的贾梦玮主编说到了办刊人对刊物的标准和方向把握的问题；朱燕铃主编说到了关于守住品牌，进行媒体融合的这些转型方面的探讨；张颐雯老师说到，他们由先锋转向对于现实的关注的这个情况；徐晨亮说到在媒体强势的面前，我们以文学期刊为依托，包括文学的定义权的问题，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好的产品，我们不能放弃这个定义权；孔令燕老师的发言，非常的清晰，有穿透力；赵丽宏老师从辛酸的过去讲起来，谈到我们办刊人，谈到《上海文学》，其实我们所有的办刊人的这样一种工作态度，就是要发现好作者，发表好作品，以不变应万变，文学期刊不可能被消灭的，我们不能自轻自贱等等，这方面我们都牢记在心；程永新老师他现在掌握《收获》方方面面的工作，尤其是他说到面对市场的时候，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王山老师说到，期刊是一个社会综合的作用，多方面的充分的认同才能使我们刊物走向更好的局面；陈东捷老师说到了社办刊物《十月》，到今天，发展上的一些政府方面的支持，还有他们自己的坚持等等。大家的发言含金量特别高。我这里也顺便告诉大家，我对于我们《人民文学》的编辑有一个小要求，就只要是我们文学期刊做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都要做订户，也欢迎大家订阅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刊物现在确实是有一个新的机遇，无论是顶层设计方面，对于文化的重视等等，各个省中央等等，政策是好的，就是方向也很清晰，但是落实到刊物上的这种重视的具体行，各地方不同。比如说，江苏、广东、上海等等一些地方，包括湖北这些地方落实的好，尤其是宣传部门对于文学刊物的支持非常给力，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省份，支持力度其实远远不够。以《人民文学》为例，拨款只有一百万，一百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老干部的工资只能发几个月，其他所有的钱都需要我们杂志自己去回来，刊物回款一部分，然后自己去想方设法地再去挣钱，让大家的福利能够保持一个中游水平。我们还要保证跟兄弟刊物一样，稿费不能少，头条、长篇这些等等都应在千字五百。现在我们普遍已经到了干字五百这个程度，有些作品，比如著名作家的遗稿等稿费还要再高一点。这些压力都在，大部分的还处在需要精准扶贫的范畴。所以我们的文学期刊应该经常有声音，经常呼吁，能够有更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能够落实到支持文学期刊发展的行列里。
我在《人民文学》工作了四年整。以前只是研究期刊，没有真正地扎到这里边来。我扎到这里边我才理解大家，乐趣在哪里，痛苦在哪里，甘苦都有。在中国整个的文化层面上，最有理想的一批人在办刊人里边。无论什么情况，刊物水准不能下降，还要保证对作者的报答要给足，要把刊物办得漂亮，要让读者看起来高兴，要更美好。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满足我们上级领导对于我们的要求。方方面面，这么复杂的东西，集中在我们这些办刊人身上，我们能够一直扛着，扛到现在这个水平，我们应该为自己鼓掌，谢谢。
吕兵（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芳草》杂志改版十年了，非常高兴在今天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在武汉的三月春天，迎接各位到江城，欣赏我们这座城市在复兴之路上不断刷新的蓬勃气象。十年前，在武汉文学界建设文学原创阵地的强烈呼声当中，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由我们的醒龙同志领衔的《芳草》的原创版创刊了。十年当中，在各界的关心和全国文学界的呵护和帮助下，《芳草》以“汉语神韵，华文风骨”为宗旨，走过了一条有鲜明特色的，有丰硕成果的办刊历程。
《芳草》创办了两年一届的“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这个由全国知名女性评论家和编辑记者组成的评委会，不是为了彰显对女性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的关心，而是在文学创作和评奖活动中，打开一个看待文学世界的另一扇窗口。《芳草》同时还设立了两年评选一次的“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将武汉这样一个有着诗歌传统和诗歌氛围的城市，与全国的诗界链接在一起，《芳草》还开设了以讨论“中国经验”为主题的评论专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全球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影响越来越深刻的趋势下，这一办刊创意，不仅契合了当下文学创作中重要的理论话题和探讨渴求，而且凝聚和团结了诸多全国一线的评论家。《芳草》还花费了大量的版面和篇幅，动员编辑、评论力量，关注边地文学的现状和发展，以青藏、新疆、云南、四川、甘肃等高地、边疆地区的作家作品为主要对象的各种专辑，赢得了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点赞。
应该说，我们这些办刊实践和活动，显著地扩大了《芳草》作为一家内地文学刊物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增强了《芳草》对中国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介入能力和参与深度。
当然我们的杂志没有忘记它仍然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刊物，仍然有关心和扶持本地文学创作的职责和义务。十年中，《芳草》定期举办武汉地区的作者的改稿会，组织湖北骨干作家的笔会、出版大武汉地区的小说联展，发现和培养本地文学新人，与此同时《芳草》也组织作家深入变化中的乡村，书写纷繁复杂的城市化进程，关心农民工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十年当中，这些坚实和突出的探索，打造出了今天的中文核心期刊《芳草》，这是我们《芳草》全体编辑队伍共同努力的结晶，也是全国文学界，包括在座诸位倾心支持的结果。
在此我代表武汉市文联党组主席团，向《芳草》这个团队表示祝贺，也向各位以及长期关心支持《芳草》的文学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媒介的发展和变化可能是当下最令人困惑和难以把握的现象，但是毋庸置疑，以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给传统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文学作品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学期刊作为传统媒介之一，也不例外。
今天的会议讨论在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期刊如何创新发展，这说明文学期刊的创新和发展，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家杂志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所有文学期刊共同面临的挑战，如何在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新常态下，如何在媒体变革的潮流中更好地服务于文学事业的繁荣，更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精品力作，是我们整个文学界的“宏大叙事”。
各位都是期刊界的大家，也是我们文学界的行家和专家，借此机会我诚恳地希望，我们各位为《芳草》的发展，和武汉市的文学事业建言献策，以促进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为武汉市的文学五城的建设和两型社会的建设，做出武汉文学界应有的贡献。
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办刊物事实上是对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某一些方面的坚持。所以，应该对各位表示很高的敬意。
在今天整个文学期刊运行的过程之中，新媒体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参照系。这个新媒体对文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于我像我这样做文学研究的人说来说，我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学，还是觉得期刊很重要。有一些国家，他们文学的最前沿动态是出版，出版社比较代表文学的前沿。在中国，毫无疑问，文学期刊还是代表着文学的前沿。在我所熟悉的这个文学系统里，一些重要的作家在出版他的文学著作之前都会先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是非常关注文学期刊的，包括在座各位的这些大刊物，我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每个月订阅。
新的传媒正在出现，正在严重地影响文学的生态，这一点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但是这个严重影响，我觉得也是双重的，在文学系统，传统纸质媒介如果有一个新媒介出现，我们会说其实你们就算有争论也还是同一家人，但是新媒介里，比如说网络小说里面文学，跟以往的八0年代所谈论的完全不一样，从运作机制到传播能力都不一样，包括市场运行。刚才赵丽宏讲的那种网络作家一天写几千字，几万字，包括一些家庭小作坊的文学，这也是一种文化生产方式，今天这种文化生产方式还影响非常大，甚至大到了完全威胁到纸质媒介，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现象，甚至除了这个它的外部运行机制以外，它还很多内部的比如文学的主题。
纸质媒介跟电子媒介之间，它可以有相互交融的地方，可以互相学习，双方互相学习的潜力都非常大，这是一个方面，他们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有一些研究者说得比较极端一点。他说电子媒介里面，有一些很典型的那种网络小说，事实上是完全绕过了一百年左右的中国文学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传统，文学教育方式完全失效，人家阅读的是另一批东西。有一次一个学生在百度、360上搜索“小说”定义的时候，偶然查到小说词条所举的例子完全是《步步惊心》这一类，《红楼梦》、托尔斯泰等，完全消失了。这是年轻一代人的这个整个知识结构的改变，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文学影响多么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它这里面还包含着整个文学观念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我们大家如果还想继续从事文学工作十年以上的话，要密切关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包含着很多新的东西，也包含着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些深刻的鸿沟。我今天听到各位发言，尽管略有差别，但是追求是非常一致。前头所说“绕过了一百年的文学传统”，那么它接到哪里去了？接到晚清的一系列——从黑幕小说到鸳鸯蝴蝶派等等——作品上去了，中间的一百年被绕过。但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它就留下一个问题，那么晚清当时的那些报刊、杂志刚刚兴起的时候，那种通俗文学也如此兴旺之后，怎么又冒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呢？那一批人，包括鲁迅他们想干什么？那时不是有市场了？我个人觉得，他们还是出于对于民族文化未来的考虑。就这一点上，即使有那种小说，我们现在不能简单地说那种很有市场的小说就多么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它还有另一批价值观念需要守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家的角度来支持期刊是很应该做的一件事，而且完全已经到了时候。
听到各位的发言，其实大家都有很多共同的困难，但是解决困难的方式不太一样。现在吴义勤书记有责任把我们组织起来，应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联盟。期刊应该做什么？应该全国性地解决问题，寻求一个共同比较好的方法。各位主编每回来都是有各自的苦恼，说实在话，解决这些问题的经费，你们大家算一下就知道非常少的，在一个国家建设里面占比非常少，但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涉及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国家付出这么一点点钱，真是完全应该。这是说观念问题。观念问题应该我们大家共同促进，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像吴义勤这样的大佬言论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把这个问题带回中国作协去。
张英（腾讯高级主管）
在新媒体这方面，走在最前沿的其实是《收获》。微信，微店，甚至淘宝店，他们都做得不错。而且他们杂志还卖得不错，去年的很多合订本都能卖上一两百，这个数字其实相比以前在《文学报》上登一个广告，要有效得多了。《收获》公众号的粉丝好像是过了九万多了，这是值得很恭喜的一个数字。
我以前在《北京文学》打过工，我两年前从《南方周末》到腾讯，负责文化中心。这二十多年，一直是跟文学杂志和作家提供方便。我这边有一个跟文学有点关的就是“腾讯大家”，这是我们的原创品牌，一年稿费大概烧掉两千万，对龙应台、阿来等等很多作家学者都有关注。就在前几天，我们那个腾讯刚把这个平台融合了。大家如果说是要做文学杂志宣传推广，重视新媒体，其实可以非常重视一下QQ。QQ里有个“公众号”，刚刚在内部测试。最近我们把微信朋友圈、QQ、腾讯新闻和天天快报全部打通，构建了一个企鹅平台。这个平台，我们想邀请最好的文学杂志、报纸的文化副刊的微信号，还有一些最好的书店办活动的人人驻。模式是这样的：我给你邀请码。杂志可以在QQ和微信的朋友圈里卖杂志，卖文章。这是个原创标签，所有人转载只能转载你原来的格式，搭一个原创保护。还可以使用其他一些技术保护。一本杂志如果粉丝上了十万，那一篇软文还可以收六万元广告费，关键就是看你爱不爱惜你的品质和品相。
互联网还是挺有意思的，你把互联网当一个平台，它可能就带来好东西；如果你把它当一个竞争对手，那可能是一个非常坏的东西。现在每个普通老百姓，平均在手机上花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以上。对于阅读方式来说，也都是在变化的。我以前用苹果电脑读书，读小说读电影，后来用I—pad，现在拿一个苹果手机。这是阅读体验的变化。那么，在新媒体领域，我就觉得，文学杂志可能真的需要找一些年轻编辑，让他们来专门运营这些公众号的内容推送。
大家有兴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帮点小忙。我们下面有八个频道，文学频道、艺术频道、思想频道等等，还有一个腾讯大家，这些频道我们暂时没有任何商业考量，就是为大家服务。
刘艳（《文学评论》编辑）
《文学评论》分四大板块，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跟我们的文学类的期刊特别贴近的就是当代文学。《芳草》的栏目做得非常生动活泼，不全是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像贺绍俊、朱小如这些实力派的学者批评家，然后像李遇春、周新民、杨小帆都是比较活跃的学者和批评家，也是我们《文学评论》的实力派的作者。
二0一二年以前，很多的学者尤其是偏重于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学者，可能不是特别关注《文学评论》，因为它毕竟跟时下拉开了距离。从二0一三年开始，主编、所领导，院领导一再强调，要更加的反映当下的文学的现状，包括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研究。三年来，我们变化特别大，对新时代以来作家作品的研究，以及文学史问题的研究，文学现象的研究，文学思潮的研究，尤其是纪实性的文学批评，就比较受到重视。比如二0一三年开始增设的“新作批评”栏目，重点在于对当下作家长篇作品的评论，反响一直不错。
我们对新时期以来尤其近几年文学的一些现状的研究，像《非虚构写作》等等都做得比较好，已经有好几篇论文推出了。最近还有两篇，洪治纲的《论非虚构写作》，张丽钧对梁鸿的《非虚构写作》的评论。《文学评论》在刊发文学批评文章的时候，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文学评论类的刊物还是有一些不同，最突出的特点可能就是跟我们《文学评论》这么多年的传统，办刊的风格有关的。
《文学评论》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呢？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学院派的学理性的批评”。我们对当下的创作的反应比较快。比如说一些作家的代表作在《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类的刊物刊出，在这些刊物刊出版到在我们刊发有关评论文章的刊物推出，可能只有四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而且，这些评论与那种普通的扶植性的、推介性的评论文章还是不一样，我们文学史的视野，问题的意识，学理性的风格和标准是比较突出的。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
首先，作为同行祝贺《芳草》改版十周年。这十年，醒龙主编的坚持肯定是既有艰辛和委屈。也有光荣与梦想。以我对他的这种了解，我想他，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会将对文学的忠诚，文学的理想，包括文学的个性进行到底。
十年前，《芳草》改版以后，杂志在保持原有的文学追求、深度的人文关切和崇文重道的姿态以外，比原来多了更多的对当下的深切关注，比如具有高屋建瓴的国际视野的“先锋俄罗斯”，还有文论的“中国经验”，包括“新才子书”，还有对本土文化的发现，比如像“江汉语录”等等；民间文化的背景，大散文里，比如像“田野文化”等等。包容性也更大了，从内容上，对边地文学特别是青藏高原的作者不惜篇幅，重磅推出。对当下的道德状态，包括精神建设都保持了一种敏感、并用文学的修辞去回应时代生活的这种跌宕和喧嚣。可以说在这点上是得到了文学界广泛的支持，包括杂志自身的影响力。
再者，是学习。《芳草》的办刊理念相当明晰，也有着相当的文学自觉，称之为“汉语神韵，华文风骨”，两个版本，数量大，内容也比较深厚。尤其喜欢他们的美编，整个装帧有设计感，时尚大气。同时，《芳草》也做了一直坚持做了许多全国性的活动，来扩大杂志的品牌影响力。比如我有幸参加的女评委大奖一整个系列，后来我就变成了客人变成主人，一起介入操办，想想真是很亲切。还包括诗歌大奖、大展，还做了很有影响力的文学采风。
第三是共勉，文学期刊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升社会影响力？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去进行自身的建设，从扬长避短到扬长补短？寻求在这个时代里属于自己的生长点，在新的文化格局里获得新发展，或者说进行文学经典化工作的这些文学期刊、文论期刊如何在更广泛的平台上，为文学史的良种库提供良种，为当代文坛提供学术而鲜活的文学现场，从而催生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批评家？对于新媒体，我此前都是姑妄听之，后来发展真的是变化太大了。不能不变。我们是去年谷雨的当天上位的，这一年来，确实尝到了甜头，影响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种上位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变到哪里去。因为多媒体融合互联网思维，这种新常态的描述，他只是说在这个时代里头，一个期刊人的变和不变的辩证关系。我觉得这是一种辩证的要求，这种辩证告诉我们，期刊永远是内容为王，没有网络技术的支撑，好的内容未必不能传播。但肯定是缺乏更大的传播力的。这是一个新的工具。
我特别欣赏施战军主编去年说过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风度。我们谈一个时代的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用时代的概念来压倒我们的文学，这肯定不行的，文学永远为大，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意义。是的，我一直认同这样的观念，文学杂志当然是以内容为主要的，那么文学杂志和文论杂志如何面对这个传媒时代，如何在文学的立场上去谈多媒体融合，也就是说，在新常态下如何去把握变或不变的尺度和辩证关系，我觉得这对于当下的写作，包括杂志本身，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继明（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可能是我见到的最豪华的文学期刊的阵容，国内目前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的主编会聚在这里，有一种特别的亲切的感觉。我们这一代这些人跟文学刊物的关系是现在年轻作家不可以想象的。可以说，每一个作家的成长都与一个刊物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目前这种背景下，《芳草》杂志能进入核心期刊方阵，成为国内一流文学期刊的有力的证明。十年以前，在《芳草》改版座谈会上，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发言，也给予了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期。十年当中，《芳草》一步一个脚印，一路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地走过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入注目的成绩。无论刊物的内容，以及举办的一些活动，都充分体现出醒龙作为一个杂志主编的眼光、胆略和境界。
醒龙作为一位知名的作家，他成为《芳草》主编以后，刊物的全面改版，他所走出来这条路，特别是他面对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当大量的知名的文学期刊已经占据了一个很重要地各自占领了话语权，在分割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面对巨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在整个文学市场地位不向以前那么醒目，基本上是走下坡路，跟整个文学都在走向萎缩的是一致的。面对这种压力，我觉得《芳草》成为文学期刊的一匹黑马，并且得到公认，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十年前，我参加《天涯》改版十周年的研讨会，我觉得它和《芳草》是有可比性的。《天涯》同样是一个旧有的文学期刊改版非常成功的范例。虽然理念可能不太一样，比如他是一个走向大文学、泛文学的一个思路。
《芳草》由著名作家主编，拓宽了文学的边界，拓宽了当代文学的期刊的边界。《芳草》是醒龙主编开创文学内部活力的方向，他同样获得了成功。这些年来的实践，他自己的个性、风格甚至与个人对文学的理解、把握，对文学态势的理解，他把这些带进了这种《芳草》的事件当中去。主编跟刊物的关系，基本上是非常一致的。主编对于文学期刊的重要性，主编的眼光、境界、胆识投射到文学刊物的事件里，他的影响和能量是让人惊讶的，是惊人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一位好的主编，就会有一本好的文学杂志。目前文学这种状态下，《芳草》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我就觉得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必须对《芳草》改版十年的努力表示祝贺和敬意。
王干（《小说选刊》副主编）
我这次来也主要是来看醒龙的书法展的，二来就是祝贺《芳草》十年。我想了一个对联，我觉得就献给《芳草》吧。“大江大湖大芳草，留史流芳刘醒龙。”横批：“核心意识”。
刘琼（《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主任）
面对新媒体，报纸的危机感要更甚于期刊。期刊的优势相对比较显著。第一是时效性，在整体性上面，报纸的碎片化在这个新媒体的冲击下，显得更加明显。第二，上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们作家大多是期刊培养成熟的。期刊的位置和期刊在文学史的地位，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再者，在碎片化时代里面，我觉得深阅读的东西会比较受欢迎。在现在这种传统回归的时候，期刊的优势也会远远大于网络新媒体，远远大于报纸。从阅读的可视性阅读感受来说。期刊的优势可能也会大于网络新媒体。
韩春燕（《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一个刊物如一块面，可以做面疙瘩，可以做疙瘩汤，也可以做成面包发酵。《芳草》做得很大，这就体现了《芳草》主编的办刊能力。
希望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将来对我们《当代作家评论》多多支持。在座的有很多伪穷人，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钱，是真正的穷人。
李遇春（《新文学评论》主编）
《芳草》改刊以来，继承了醒龙老师的在文学上的两个传统。其一，继承了新现实主义的传统：其二，他在办刊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把他的新现实主义的文学理想，融合到刊物的设计、栏目上，包括每期的“主编的话”里面都有体现。
刘醒龙（《芳草》主编）
在文学中，作家是第一线的直接生产者、创造者与消费者，没有谁比作家对文学态势更为了解，这种了解是直接和感同身受的，是灵魂与肉体都有体验的。作家任杂志主编，使文学杂志不至于与文学创作之间出现沟通不畅，理解失误。而且，作家办杂志时，比普遍编辑更能体会，作为坚守阵地的将士，阵地的失守与收复，一腔热血抛洒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在文学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创新”，“创新”是文学中与母语一样的最基本的元素，短短的几行诗，几百字的小小说，如果没有独创性、没有超乎既往作品的新意，所写出来的文字与文章就是无效的。所以，相比社会生活中每每放在首位的“创新”，文学杂志只能与文学结伴而行，将“经典”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文学杂志所面向的市场，读者是第二位的，作者才是第一位的。没有“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经典文学作品，杂志印得越多，越像是随风飘散的废纸。唯有将推出经典文学作品放在第一位，文学杂志才有脸面送到热爱文学的读者手中。
第二篇：基于核心素养下的文学鉴赏教学
内容摘要：文学鉴赏教学是高中语文课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分析，一方面让学生了解到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物思想变化，丰富学生的见解和思想内涵，领悟蕴含其中的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分析和结构解析，增加学生的写作技巧和语言水平。而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公式化教学，一套模板讲遍天下所有文章，自然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甚至还会打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因此，高中语文教师要注重起这方面的教学，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仅仅通过“讲”这一种方式来完成鉴赏，还要不断思考，因何而讲？如何去讲？围绕这个问题在课堂中体现自己的思考，完成教学实践，总结出语文教学的经验，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高中语文 文学鉴赏 核心素养
文学鉴赏究其本质是一种艺术审美艺术活动，之所以为美就是因为其有千人千面的独特魅力。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不同，产生美的艺术体验也会不同，“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这个道理。对于一篇文学作品，教师在完成基础的文本教学后，针对其中蕴含的情感和内容进行适当引导，而不能勉强学生完全接受自己的观点。本文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提出几点方法和策略，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旁征博引，形成完整的语言背景
一篇好的文章如果脱离了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就失去了其意义，诗作类文学作品更是如此。能够历经千百年历史锤炼留下的精粹之作，又怎会是附庸风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泛泛之谈。例如，我们在对辛弃疾的诗词作品进行赏析的过程中，如果学生对辛弃疾其人毫无了解、对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一无所知，又如何能够真的理解辛弃疾词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恨铁不成钢;又如何能够真的明白“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感慨万千;又如何真的能够知晓他“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为国为家九死不悔的忠心。辛弃疾是男生心中的英雄，是夜闯敌军大营手擒叛徒的少年将军;是女生眼中的完美情郎，“目光有棱，红颊青眼，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写的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柔情诗句。而他的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
在讲解他的词句之前，教师就可以对辛弃疾一生的经历辅以必要的讲解。辛弃疾虽为宋人，却自幼生活在敌人占领的区域，亲眼目睹着同胞们过着怎样水深火热的生活，在一心渴望统一的祖父的影响下，辛弃疾从小就有着报效家国的雄心壮志。直到公元1161年，金国又借机滋事开战，长期被金人统治的各地人民纷纷揭竿而起。辛弃疾在这时也带着两千多弟兄投奔山东境内规模最大的起義军。第一年，有叛徒义端偷走帅印，辛弃疾将其斩于马下，因而在军中有了声望;第二年，又有叛徒趁辛弃疾不在军中，杀了起义军首领耿京投奔金人，辛弃疾一回军中，便只带了五十个勇士奇袭金人大营，将叛徒捆回押解回南宋朝廷审判，经此一役金人也为之胆寒。“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狡兔。束马衔枚，间关西走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辛弃疾因而一战成名，南宋朝廷趁机招纳，归附朝廷的辛弃疾满腔热血上书《美芹十论》、《九议》，想让朝廷整顿军队，光复河山。奈何朝廷已然腐朽，由内而外的散发着暮气沉沉的气息，偏安一隅，贪图享乐。皇帝逐渐忘了自己曾赞赏过的“少年英雄”，反而只记得辛弃疾是从金人所占区投奔而来，不得不防，只让他做些与打仗无关的官。就算如此，辛弃疾在尽心尽力的庇佑一方百姓的同时，上书陈情，自请上阵杀敌。一封封奏疏石沉大海，任凭多少雄心壮志都在岁月的蹉跎中消磨殆尽。因为讽刺朝廷的词做多了，公元1181年，辛弃疾被弹劾罢官，直到公元1203年，朝廷让辛弃疾带兵北伐，却也只是想借着他曾经的赫赫威名吓唬金人，他所提的建议一概被否决，这时的辛弃疾终于看清朝廷的面目，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与幻想。公元1207年，金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入南京应天府，朝廷危亡之际想起曾还有辛弃疾这么一个大将，找他回朝出兵，但是67岁的辛弃疾已经重病在床，临终仍喊着“杀贼！杀贼！”。
如果学生对这些背景没有了解，就很难体会词人在写下这些词作时的心境和内心活动。在有了这些基础以后，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也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打破神话，独特视角理解文章内涵
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取的文章基本都源于经典之作，他们的作者大多都是名士大家，对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历史背景、审美情趣等对于学生而言是陌生和难以理解的。在传统的文学作品讲授中，往往会有将人物神化的倾向。屈原投江，留下千古遗恨;李白斗酒诗百篇，浪漫风流如谪仙;辛弃疾词中慷慨悲壮，奔腾耸峙不可一世;但将他们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剥离出来后，也同我们一样是人，也有悲欢喜乐，也有缺点和不足。所以对他们的作品进行鉴赏时，要持有辩证的观点，学习其中的哲理和正面情感，但不必对其人产生过度的崇拜。对于他们生活化、平常化的一面教师也要在讲授过程中提及。例如在学生的认知中，一提起陆游，便是“爱国”二字再无其他，毕竟他连交代后事立遗嘱的时候，都心心念念未完的统一大业。岁月耗尽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豪气，磨平了“此身合是诗人未”的愤懑，淡去了“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的哀伤，但是他至死都没有忘记“遗民泪尽胡尘里”的北方，没有放弃对“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渴望。
但是，陆游并不是是神，他也有最朴素的情感。在被母亲逼着与唐婉和离后，陆游写下有名的《钗头凤》。陆游一生近万首诗，却无只言片语关于自己的母亲和续弦，直到七老八十，儿孙满堂的时候，还写下“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棉”、“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诗句来怀念唐婉。但他的生活并不是一直沉寂落寞，陆游一生养过许多猫，出现在他诗里的有“粉鼻”、“雪儿”、“小於菟”等等。不仅如此，他还在《赠猫》中写道“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这样的陆游更像是邻家的老爷爷，和蔼可亲，虽然一生坎坷却仍积极乐观，心怀天下。了解了作者的性格，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鉴赏作品。因而在课堂上，教师不要过分神化历史人物，辅以作者或者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趣闻轶事，让作者或者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生动真实。
三.广开言路，让学生勇于表达自己
语文学习的终极目标并不是一张成绩单，而是在语文广阔的环境中学习理解和包容不同的思想和文化，在先辈的经验中体会人生哲理和处事哲学。能够在历史中熠熠生辉的人物、事件、作品必然有其特殊之处和共通之处，而语文学习的目的就是在对作品的鉴赏过程中让学生逐渐完善和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最后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高中语文教学当中教师应当注意的是，语文虽然是高考中重要的一环，但也不能为了成绩照本宣科，舍本逐末，为了追逐成绩而失去语文学习的趣味和意义。
对于同一篇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感把握中，学生不可能理解的千篇一律。教师要注意不能将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学生，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激励学生之间相互交流、表达自我，在思想碰撞的过程中纠正自己的想法，能够更加多角度、全方位的认知这个世界，从而达到教学要求的目标。在对小说进行赏析时，首先对小说小说的背景进行引入，以及对小说经常使用的技巧和手法进行讲解，随后让学生对小说进行自主阅读和理解，对于重点理解的部分给予适当的提醒和标注，最后让学生进行小组交流和分析。以《装在套子里的人》为例，契诃夫塑造了一个胆小怕事、性格孤僻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契诃夫生活的19世纪末的俄国是俄国历史上沙俄统治十分黑暗的时期，政治上的封建专制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严重脱节，沙皇政权不允许有人反对它的统治，进步人士的革命也被残酷镇压。这篇文章就诞生在这个背景下，通过夸张的手法塑造出来的别里科夫滑稽又可悲，从自己给自己包上所谓安全的套子到最终坟墓的“套子”，别里科夫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当时的社会，又有多人和别里科夫一样，思想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套子”中，终其一生也从未真正自由。契诃夫用幽默的笔调刻写了这样一个为扼杀一切新事物，不惜使用盯梢、告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的小人形象，呼吁人们起来改变这个社会。
学生在阅读以后，教师可以提出几个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是你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这句话在短短的小说中出现了九次之多，是否有什么隐含的寓意？”“你认为克瓦连科是一个怎样的人？”等，让学生尝试着设身处地地理解作品中人物的所思所想，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基于自己的认知对人物给予评价，能够很好的帮助学生理解小说最终想要表达的隐层内涵。
四.发散思维，巧用多媒体辅助
高中语文教学与初中语文教学相比，高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应该是在给予学生理论知识框架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度去自主思考和领悟。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基础阅读技巧以及文学鉴赏方法，这个阶段一篇文学作品能够吸引学生反复品鉴的原因往往是基于兴趣爱好的，而不是因为其体裁或者格式。但是课本中选取的文章并非都恰好契合学生的兴趣爱好，所以在上课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多去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多去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目前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互联网上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鉴赏类文章，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妨多去积累一些网址或者公众号，推荐给学生阅读，也可以提倡学生互相分享自己喜欢的相关文学作品或者文学赏析作品。一方面，这种互联网的海量文章可以充分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提高自我感悟能力，并且基于互联网多媒体资源的语文文学作品鉴赏方式不依赖于教学课堂，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开阔自己的视野，充分发挥“碎片化”学习的优势，为提高语文核心素养提供了一个个性化的途径。另一方面，通过补充阅读可以增加学生对课本中课文的背景知识或者作品赏析有更深的理解。文学作品赏析每个人的赏析角度不同，自然会有差异性，互联网多媒体相当于将这个差异性放大了，学生更能感受这种思想碰撞的火花，从而潜移默化地提升自己的文学作品赏析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多媒体辅助的高中语文文学作品鉴赏另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借用多媒体丰富的视频声音等表现形式，弥补学生在情景再现的想象力或感受力欠缺问题。比如在上《沁园春·雪》这一课时，“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短短几句诗，却展示了一个乍暖还寒的北国壮丽雪景，展现了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但是学生可能并没有这种万里雪飘的生活体验，很难想象当时山河壮丽的雪景，也就难以理解为什么面对壮丽雪景下阕会引出纵论历代英雄人物的感叹。如果教师能巧妙利用互联网多媒体资源，用视频的方式再现当年万里雪飘的壮丽山河，相信每个同学都会在感叹词风雄健大气的同时，自然而然地理解当时作者纵论历代英雄人物，赞美今朝革命英雄地伟大抱负和胸怀。所以，巧用善用多媒体技术辅助高中语文文学作品鉴赏教学，能够极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联想能力，同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课堂趣味性。
五.师生互动，碰撞鉴赏火花
传统的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往往是知识的灌输者，而学生是被动接受知识的。这种传统方式的优势在于教师完全掌握教学的节奏，劣势就是教师很难了解到学生的参与程度和理解深度。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语文文学作品鉴赏教学更加提倡教学角色改革，教师和学生应该都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参与者，教师重在引导学生思考，而非直接灌输知识。这种教学模式看似减轻了教师的教学压力，其实不然，反而对教师的教学节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主动将文学作品鉴赏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充分与学生互动，碰撞鉴赏的火花，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学生对不同鉴赏角度的包容性，逐渐锻炼学生多方面思考能力。另外，由于教学时间有限，很难采取一对一的教学互动，所以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多多采用分组讨论的形式，让不同的思想先在小组激烈的碰撞中进行融合，然后分组表达出来，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每个同学都充分参与到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更能锻炼学生的总结和表达能力。
比如在教学现代抒情散文名篇《荷塘月色》时，教师可以抛出问题：作者想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什么样的感情？这些感情又是如何在文中体现出来的？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过激烈的分组讨论，学生们基本给出了以下的两个方面的解答：（1）作者通过描写亭亭碧绿的荷叶，婀娜多姿的荷花，月色迷蒙、薄雾缭绕的荷塘表达了自己置身于良辰美景时的喜悦之情;（2）作者虽然身处良辰美景，但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的忧愁，说明作者内心一定有难言的苦衷。教师首先需要肯定每个人的鉴赏角度，不能居高临下地灌输自己的思想。其次，教师在这个时候需要向同学们补充一定的背景知识，比如《荷塘月色》的写作背景就是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苦難中徘徊前进，不满现实渴望自由。学生在理解了当时的写作背景后，就不难理解文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了，比如“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都没有。”这句话，说明作者虽然深深感叹景色的美丽，但深知美景只是暂时的，还是无法摆脱那一缕愁绪。反而是这种淡淡的愁绪和淡淡的喜悦叠加在一起，让整篇文章如同荷塘月色一样增添了不少朦胧感。最后，教师进行总结，综合不同组的鉴赏结果，并提倡学生在平常的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要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锻炼自己表达能力的同时也可以与别人进行思想碰撞，实现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思考能力的稳步提升。
通过旁征博引、打破神话、广开言路、发散思维、师生互动等教学方法，在高中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教师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语文文学作品鉴赏的技巧，教师也能够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让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材料，内化知识，搭建自己的知识结构框架，最终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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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曦.核心素养培养理念下的高中古诗词教学思考[J].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7，23（8）：21-22.
（作者单位：甘肃省白银市平川中恒学校）
作者：武辉
第三篇：高职学生文学素养与核心价值观构建
内容摘要：本文从当下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重点分析文学素养和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并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他们的自身特点，提出一些提升学生文学素养和核心价值观的措施。
关键词：高职 文学素养 核心价值观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社会对于高职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学素养作为个人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构成一个完整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代人来说，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是合理发展自身，加强抗压能力的重要渠道。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三观的正确形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学生走好迈向社会每一步的重要基础，也是决定学生未来发展走向是否正确，是否可持续的重要指标环节。对于当下的高职教育而言，开展好相关教学工作，加强对于学生核心价值观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文学素养与核心价值对于学生综合发展的重要价值
文学素养指的是一个人在其有限的阶段中，获得文学熏陶后而产生的一种高级修养。对于个人人格发展而言，文学素养是人格发展的构成性要素，也是关键要素之一。而作为新时代要求下的高职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也直接联系到学生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不论是对于学生而言，还是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而言，文学素养都有非常强烈的导向价值。学生在文学的海洋中，使自己受到充分的熏陶和锤炼。对于文字，对于艺术，对于文学有着一定的鉴赏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内在于心的，他往往还能够转化成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社会的欣赏，对于周围每一个人的尊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还有助于他们在面对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压力情境下，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己的内心，用一颗平常心、用一双善于发现美丽的眼睛，来观察自己周围的事物，感触自己周围的人。社会的发展落实在每一个人的发展过程当中，而文学素养的提升，将对个人能力的发展有着极高的提升，而由个人最终组成的社会也将受益于文学素养的提升。
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对于学生而言，意义更大。一个人正确的三观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主流价值观的坚持。核心价值对于学生而言更像是主心骨，具体从当今社会来看，核心价值观可以具体区分成由爱国主义、职业操守两部分。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讨论，核心价值观包括学生对于党、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和人民的爱戴。要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意识与自身的能力、素质水平紧密结合起来。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劳动中获得相应报酬的同时，也要时刻想着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在职业操守的角度来看：毕竟每一个学生最终都要走向社会融入社会当中，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但是，不管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企业中，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都是不一样的，而有一点：作为社会的劳动者，我们需要遵循相应的价值观，要勤劳勇敢、乐于奉献、一丝不苟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当然，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教育工作人员要针对学生自身发展的相关特点，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增加教学设计，才能使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搭建起来。
理解核心价值观的搭建，需要从不同的方向进行讨论。从学生角度而言，核心价值观的搭建和构成并不代表学生在学习阶段失去自己的思考，相反核心价值观的搭建和引导，是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学生通过自身的实践与阅读提升自身素养之后得到的核心价值观论证。从学生发展角度来看，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高职学生大多已经拥有了一定自己的世界观导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能够快速而准确地树立起良好的核心价值观，对自身发展也是不利的。文学的熏陶过程是体验美的过程，同时也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里看到不同价值观的对抗，正如孔子在树立君子概念中一再使用到的方式，为了辨清君子的形象，将君子和小人分别进行阐述。從道德修养，人格理想，义利观和行为观等等方面进行不同的分析。使自己的学生自己领悟何为君子与小人。这也是文学素养对树立价值观所起到的开阔视野更好对比的作用。
二.提升学生文学素养和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
(一)开展文学品鉴课程，增加学生课余生活
在讨论开展文学品鉴课程之前。必须要明确什么样的文章是可品鉴的，什么样的文章是不可评鉴的。有一些文章经历时间的沉淀之后，仍旧可以仔细品读。而有一些文章在当下或许有一定的讨论意义，但大多是词藻堆砌，这样的文章我们首先应该摒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所选择的提升文学素养的文学品鉴课程就更多的倾向于古典文学，以及时间已久，经历多方评价的名著。一方面存世已久的作品，经历时间的沉淀与大浪淘沙，依旧是名篇的，必然有其阅读价值。另一方面，存世已久的作品经历过多方的品读与讨论，甚至批评。可看的不同的观点和讨论的内容以及学术的争论都更加的宽广宽泛。其次，在选读文学作品时，应当不拘一格。在体裁、形式上，长篇、短篇上都不应过多限制。甚至可以与学生进行互动探讨，选取他们所感兴趣的名篇，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不局限于现代作品或国内作品，才是提升文学素养，开阔视野的更好途径。
文学品鉴课程应该开设，要明确其目的是为了树立高职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方式是提升高职学生的文学素养。那么在这一基础之上，老师必须要明确其所分享讨论的文章曾经有过的讨论与其表达的核心思想。如很多老师都选择《红楼梦》进行课程中的品鉴，但在这个过程中，只依据片面的解读或只看到文字的表面意思，是费时而无果的。老师在选择品鉴文章时，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做好备课的基础上严谨认真的探讨文章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争执与思想的碰撞。开发出学生的更多可能性，才能够将学生引领向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在现代社会，学生由于身份，环境，知识，能力等的种种限制，无法与多种身份与价值的人共情是非常普遍且常见的，提升文学素养，正是为了避免了这一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身份与理解的思想，可以通过提升文学素养进行补充。读《悲惨世界》能够理解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民众生活。读《莎士比亚十二行诗》能够理解诗人的浪漫是怎样具象化的。读《大唐西域记》能够看到玄宗时期中亚的政治变化与风情民俗。对于多种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取向有一定了解。
最后选择开展文学作品品鉴活动时，要对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以及核心价值观本身的正确有信心。当高职学生了解的越多接触的越多，越能够深切的体会核心价值观的正确。
(二)开展多种活动，锤炼学生核心价值观
文学品鉴课程活动的开展是提升文学素养的好方式。这个过程并不一定要在课堂讲堂完成。可以通过素质拓展，学生互动，剧本改编，舞台剧呈现，音乐剧观赏等等多种方式完成。
尤其是剧本改编能够极大的锻炼学生的个人能力与小组合作。在剧本改编的过程当中，一部古典作品变为现代的剧本，是需要进行深刻的了解及解析的。能够促进学生去查找资料，揣摩人物，体会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同人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的大量材料收集，使得学生能够更加深入的思考。转化为对外在环境的敏感以及对外在信息的接收能力，这一类能力的培养，对于高职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及核心价值观能力的引领，具备向上指导作用。在学生从适应校园到适应社会的重大转向过程中，信息的转化能力能够帮助学生辨析理解，从而更加正确的，快速的明确核心价值观。从而在这一重大转向中更好的融入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三)学生价值观的内部开拓
在树立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当中，不能完全依赖外部的动能，更多的要启发学生内因的变化。在课程之外要引导性的让学生有意识的去探索文学作品的魅力，使品鉴文学作品不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课程，而是成为学生自身所具备的能力与思考。过程更加的复杂，也更加依赖学生自身的能力与提高的意识，这也是更加重要的。
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中受到的引导，在每一次选择时内心的抉择与思考。在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会找到相应的考量。文学作品的赏析无法直接给人灌输价值，但在每一次的提升过程中，都能够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出人真实的价值追求。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高职学生坚定其核心价值观成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根据学生思想状态和现实需要，在适时的时候采取适时的措施帮助学生树立，才能使核心价值观在学生的内心得到凝练和升华。
文学素养和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把握住教育的重点，采用恰当的方法，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培养好这两种素质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积极引导，帮助学生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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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羊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