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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理论法学论文范文
我国体育法学理论类型研究
摘要：基于不同的理论生成方式可以形成不同的理论类型。梳理我国近30年的体育法学研究成果，探讨基于“外生型”和“内生型”、“实践型”和“理论型”、“前瞻型”和 “回溯型”等不同理论生成方式所形成的“理论的体育法学”与“实践的体育法学”、“法学的体育法学”与“体育学的体育法学”、“西化的体育法学”与“本土的体育法学”、“回溯性的体育法学”与“展望性的体育法学”等理论类型，希望以此为我国体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理论品质的提升提供借鉴。
关键词：体育法学;理论类型;生成方式;体育法学研究
1“理论的体育法学”与“实践的体育法学”
从“理论-实践”的维度看，我国体育法学研究采用“实践型”和“理论型”生成方式，主要形成“理论的体育法学”与“实践的体育法学”。所谓“理论的体育法学”是指以“发现”和“解释”为主要任务与重要特征，以构建、运用和反思体育法学学科系统理论为直接目的体育法学。“‘发现’的主要功用是陈述和测定社会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2]。“解释”的功用是对在某种情况之下会出现什么现象做出叙述，但却不是那种一般性的或笼统的叙述[3]。“有了‘发现’才算科学，有了‘解释’人们才能判断这门科学成就的大小”[4]。“理论的体育法学”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以体育法学哲学研究为代表，这类研究更关注体育法学的应然状态，而不是对体育法学发展现实和体育法律实践的审视，更不是思考体育法学实践价值。如有学者从法哲学各种流派的诸多视角对法与法律、法律与国家、国家法与“活法”以及法律的本质属性等法学的基本问题进行解析，并据此对体育法概念的内涵、外延及体育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等进行深入研究[5]。二是以体育法学元研究为代表，此类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实践问题的哲学化、理论性思考，以及“体育法学是什么”、“如何进行体育法学研究”等元问题，对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和瞻望。如，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有学者基于体育法学学科的内在属性，对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的关系进行甄别，认为体育行为是体育法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6]。
“理论的体育法学”常常因为不能直接解决实践问题，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常常产生冲突，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而饱受质疑。有学者认为“理论的体育法学”有“以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的倾向，甚至可能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窠臼。其实，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有窄化“理论的体育法学”内涵的嫌疑。“理论的体育法学”并不排斥“实践研究”，只不过其最终目的在于“发现”和“解释”，而不在于实践问题的解决。
无论是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现状，还是未来，对于“理论的体育法学”我们需要加强，而不是弱化，更不应是排斥。“理论不应该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而是某种专业知识，是对常识的解构”[7]。在体育法学哲学研究方面，尽管法哲学对体育法学研究的指导价值已经得到广大学者们的认同，但系统深入的哲学研究却不多，这可能与体育法学研究人员知识背景有关。在体育法学元研究方面，有关体育法学研究的本质、目的等问题，鲜有系统涉及。“理论的体育法学”遵循理论—理论、理论—实践、抽象—具体、一般—个别的逻辑思路构建理论[8]。我们在呼吁关注实证研究和实地研究[9]的同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排斥思辨研究，盲目地否定和拒斥“理论的体育法学”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体育法学研究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纯理论研究，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学科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思辨研究常导致“研究者很容易陷入自我思辨和‘独自’的泥潭，局限于自身经验而成为‘井底之蛙’”，看不到‘天外天’”[10]，但问题绝不在于思辨本身，而在于我们研究者对思辨的掌控能力。
当然，就谋求体育法学改进之道的学科使命而言，“实践的体育法学”因“体育实践的需求而产生，重点关注社会实践，关注社会大众的现实需要求”[11]。正如“理论的体育法学”也以特定的方式讨论实践问题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实践”二字，而误以为“实践的体育法学”和理论无关。事实上，“实践的体育法学”本身即是一种理论，它和“理论的体育法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在研究内容上，“实践的体育法学”“更多地关注法学理论在体育实践中具体应用和创造性地应用，以解决体育领域的法律问题”[12]。在研究方式上，“实践的体育法学”遵循着遵循经验—理论、具体—抽象、现象—本质、个性—共性的认识发展过程。在研究目的上，“实践的体育法学”主要为了促进体育法律实践中问题的公平、公正的解决，以促进体育和谐发展。 “实践的体育法学”就是对体育法学相关人员，包括法律实务工作者和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针对体育法律实践日常所做与能做之事的概括，针对体育实践中产生的体育法律现象和问题进行阐释和解决为直接目的，它试图诠释体育法学的行动知识，并使之日臻完善。如，有学者通过对真实、典型体育法学案例进行法理上的分析，为体育争议处理机构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指导。研究既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也分析体育法的具体运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13]。
和不断变化着的、纷杂繁芜的体育法律实践相比，“实践的体育法学”尚不能完全担当起应有的责任。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的体育法学”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对于“实践的体育法学”如果理解偏差、运用不当，也会产生某些瑕疵，甚至可能无法达到服务实践的目的。研究者往往将研究的旨趣聚焦于自己熟悉或较易获得的主观经验上，这往往会给问题认识不全面埋下隐患，从而影响研究的“广度”。如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中微观层面的体育法律问题明显多于宏观层面的体育法律问题，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更方便获得微观层面的经验，而宏观层面的经验较难获取。研究還停留在经验层面，尚未完成从经验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层面，有些研究只是一些常识的改头换面。而“任何真正的理论，都以概念的逻辑体系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以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规律性和理想性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价值观念，从而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14]。否则，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实践予以阐释，以指导实践者正确地、深刻地认识问题。秉承实践取向的研究者，通常还坚信并推崇“经验即真”的信条。经验是实践的结论，前提条件是很难被复制的，因此经验并不总是可靠的。如果对实践经验缺乏必要的识别与辨析，就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信度”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不应刻意回避归纳、演绎和推理，因为“实践的体育法学”存在着实践的代表性与理论提升局限性等隐患。
2“法学的体育法学”与“体育学的体育法学”
从理论的学科来源来看，在体育法学研究中，“外生型”和“内生型”理论生成方式，可以形成“法学的体育法学”与“体育学的体育法学”两种理论类型。所谓“法学的体育法学”是指，以法学的知识与理论为基础和依据建构而成的体育法学理论体系。此类体育法学理论在体育法本质的认定上，偏向“法学”而不是“体育”。首先，具体表现在诸多体育法学论著与教材中，大量借用法学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来构建体育法学理论体系。还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一般法学的学术旨趣、价值取向、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具体研究内容上，大量存在着法学理论流派、法的原则、法的渊源、法的功能、法的价值等具有法学典型特征的内容。其次，表现为运用法学基础理论分析和解决体育法学问题;三是沿袭法学研究范式。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存在政治法学、立法法学、解释法学和社科法学等四种研究范式[15]，这四种研究范式和法学研究范式基本一致。由此看来，“法学的体育法学”借鉴或移植法学的痕迹显而易见。
尽管研究者也对我国体育法学中“借鉴多，原创少”、“移植多，消化少”等问题早有清醒认识，但就理解与建设“法学的体育法学”而言，借鉴和学习法学理论体系，是体育法学发展和完善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体育法学学科尚未成熟之时，没有比较成熟的话语体系，无法诠释相关理论，更需要借鉴法学的相关理论来作为学科理论构建的框架基础。学与不学，学多与学少，无需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学习和如何学。我们对学习法学既不能以抗拒的态度全盘否定，也不能顺从的态度全盘吸收。我们要建设的毕竟是“体育”的法学，因此，我们既要深入探析法学经典知识，也要及时而适恰的引鉴法学当代理论;既要关切法学的学术旨趣，也要适当借鉴法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在建设“法学的体育法学”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体育法学的“体育”底色。体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其研究目的是为了体育的健康发展体育法学的根本出发点是体育发展效益，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学习借鉴法学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主要是为了提升体育法学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而能否达到此目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住“体育”二字的内涵和本质。因此，那种经由“内生型”的方式生成的“体育的体育法学”，才是支撑并引导体育法学理论与实践的“体”。
与“法学的体育法学”不同，“体育的体育法学”关注焦点集中在“体育法”与“体育”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即如何基于“体育”来思考和研究“体育法”。离开“体育”去研究“体育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如，体育纠纷中有相当数量的关涉体育专业技术性质的纠纷，尤其是那些竞争型体育纠纷、管理型体育纠纷和保障型体育纠纷。对于这些体育纠纷，一般商事仲裁机构难以胜任。对此进行相关研究，如果无视其中的“体育”特殊性，其研究成果肯定无益于“体育”，，甚至可能造成体育纠纷无法解决。
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学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加盟体育法学研究，但由于绝大多数体育法学研究者是体育专业知识背景，因此，我国的体育法学有着较为浓厚的“体育学”味道。这既是我们建构“体育学的体育法学”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劣势。大多数体育法学研究者，能基于“体育”的特殊性分析，去解决体育法律问题。但常囿于“体育”的视角，局限于“体育”，而且对这种研究范式、方法论的理论自我意识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理论品位的上升空间较大。弄清“何谓体育学的体育法学”、“如何构建体育学的体育法学”等基本问题，并据此重新审视既有的体育法学研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3“西化的体育法学”与“本土的体育法学”
就空间的角度而言，采用“外生型”或“内生型”的理论生成方式，又会相应地形成“西化的体育法学”与“本土的体育法学”。所谓“西化的体育法学” 是指，我国研究者参考、借鉴或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法学理论，学习体育法律实践构建而成的体育法学。此类体育法学理论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直接介绍西方体育法学理论或实践，或翻译体育法学专著等为主要任务的相关研究。如，有学者以欧洲体育法规和政策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欧盟法层面和欧盟成员国国内层面揭示其独特和具体的体育法制度和规则，还介绍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8个国家的体育法现状和经验[16]。这些译著或引进理论，为我国体育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二是表现为，在消化、借鉴西方体育法学理论，或参照、探究西方体育法律實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体育法学理论。这些理论倾向于用西方的理论主张改造我国体育法学理论或借鉴实践措施解决我国体育法律问题。如，有学者通过大量西方体育法律案例的剖析，阐释“用尽体育自治规则救济”“技术问题不审查”等西方国家争端解决原则适用特点，分析国际上体育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希望我国在体育争端解决机制的探索、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能够予以吸收和借鉴[17]。
我国体育法学的发轫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体育法学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更是如此。这种学习与借鉴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拿来主义”有时候还是必要的。就历史必然性而言，一方面，西方不仅在现代体育法律实践的探索上先于我国，而且在理论构建上也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如，美国早在1950年就相继颁布了《奥林匹克协会组织法》等一系列包括体育内容的公共立法和专门的体育立法，并相应出现了系统化的体育法研究[18]。另一方面，尽管中外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但共通之处也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在思考体育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时，必然会将目光转向国外，借鉴他山之石。
回顾我国“西化的体育法学”理论发展之路不难发现，在理论方面，我们当前对于西方体育法学理论的学习既存在对西方体育法学理论介绍偏多，研究较少，尤其是系统研究更是廖若晨星。对理论的吸收消化也存在囫囵吞枣，常抽空理论的深刻政治社会背景，就理论而理论，这很可能出现片面、粗浅甚至错误的理解和运用。“西化的体育法学”还存在着学习仅仅局限于学习和研究上，而落实在实践和探索体育法善治之道的不多，属于典型的“敏于知，讷于行”。如，关于体育法学研究方法方面，西方研究者比较注重实证和实地研究，并深刻认识到思辨研究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点，我国学者也早有深刻认识，但是能将此认识转化为行动的却鲜有出现。“西化的体育法学”在介绍或引鉴西方体育法律实践时，大多满足于案例和素材的简单呈现，而至于其实践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逻辑的分析鲜有涉猎。而这恰恰是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体育法学理论是最不可缺少的内容。
纯粹地做“东洋拉车夫”，将西方的体育法学理论和实践“搬运”到中国，这可能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问题，会生产一些可增闻广见却无甚实用价值的知识。甚至可能会产生理论和实践无法耦合，将问题认识引入歧途等弊端。任何一种体育法学在最终意义上都应成为本土的体育法学，这是体育法学所担负的学科使命使然。
所谓“本土的体育法学”是相对于“西化的体育法学”而言的。借鉴学者对于“本土化”的观点[19]，我们可以将“本土的体育法学”具体化为这样两类理论：一是指从本国国情出发，吸收、改造、借鉴西方体育法学理论与实践而成的体育法学;二是指基于本国的体育法学理论积淀和体育发展现状，自主创新而形成的体育法学。前者是次生性的本土体育法学，它主要起“洋为中用”的作用;后者则为原创性的本土体育法学，其不仅在应用上直接指向我国体育法律实践，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我国体育法学理论体系，提升其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
无论从提高与世界体育法学的沟通对话能力，还是从回应本土体育法律实践问题的能力来看，当前我国体育法学的本土化水平都亟待提升。首先，在学习西方体育法学理论与体育法律实践时，不能脱离西方和我国体育法律实践，更不能无视其主要是解决本土体育法律问题。其次，不能忽视我国体育法学发展历史、体育法律制度及其演进逻辑、以及研究体育治理的历史背景等，着力提炼出属于本土化的体育法学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
4“回溯性的体育法学”与“展望性的体育法学”
从“时间”维度来看，采用“前瞻型”和“回溯型”生成方式，主要形成“回溯性的体育法学”与“展望性的体育法学”两种理论类型。“回溯性的体育法学”是指以“过去之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或“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之过去”为研究重点的体育法学理论。它一方面表现为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如有学者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进程，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分为：改革开放初期的逐渐起步、《体育法》促进下的广泛开展和研究组织推动下的日渐繁荣三个阶段;当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呈现出研究力量逐步加强，研讨活动持续开展，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内容日益扩展等态势[20]。另一方面表现为基于“理论的过去”或“过去的理论”，考察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之缘由。总结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特点和规律等。如，体育法基本原则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有“九原则说”、“七原则说”、“五原则说”、“四原则说”和“三原则说”。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有学者总结其根本原因在于体育法学方法论的薄弱，以及体育法学与法律哲学对话的不足[21]。“展望性的体育法学”则是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未来之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或“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之未来”的体育法学理论。在《体育法》颁布前，有学者就体育立法的指导思想提出建议，对体育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体育法律体系等进行研究[22]。《体育法》颁行后，有学者对我国配套体育立法的内涵、设定目标的依据、原则和目标的主要内容、当前配套体育立法的主要任务及其实现条件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23]。而无论是强调“过去”的“回溯性体育法学”，还是关注“未来”的“展望性体育法学”，它们又都以“现在”为立足点。只不过前者视“现在”为“作为过去的现在”，后者视“现在”为“作为未来的现在”。
缘于体育法学学科性质被认定为一门应用性学科，使得我们的体育法学研究习惯用横断的视角分析当下的问题，而缺乏纵向思考与历史意识。这首先反映为我国体育法制史研究比较欠缺。尽管近代体育立法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立法进入迅速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体育立法也逐步出现。但这演进路径是什么，变化背后的逻辑思路又是什么，我国学者鲜有涉猎。其次，我国体育法学历史意识的淡薄，还进一步体现为我们对于现实问题的探讨，往往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多作横向的考察，少有纵向的审视，习惯于快餐式研究，而缺乏对动态化发展过程的审视，只关注问题表象，不擅关注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隐藏于问题背后的东西。
就发展“回溯性的体育法学”而言，作为基础性的任务，我们除了要做好有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还要做好相关历史的“拾遗补缺”工作。首先，要对我国体育法律實践经验和重要体育法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逐步深化体育立法史、体育法学思想史等的研究，增加我国体育法学历史“厚度”。其次，要对我国体育法学科史进行研究，藉此厘清学科发展的渊源或核心问题，增进我们对体育法学学科发展历程的理解。第三，要对体育法学史研究的历史进行研究，以此提高我们理解体育法学研究史和思想史的深度、广度和信度。发展“回溯性的体育法学”还要求我们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对任何现象和理论，都要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养成证伪和证实的思维习惯，不盲从，不盲信。既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审时度势，结合具体历史背景，认识理论的科学性和证明力。要科学的、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认识和理解各种理论和现象。卡尔·维克(Karl E. Weick)说过：“让一个人说自己吃了什么相对容易，而决定要点些什么则会更困难一些，……在科学研究中，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预知我们将会发现些什么，也无法预料在眼界更为开阔的明天，人们会对什么感兴趣”[24]。较之“回溯性的体育法学”，“展望性的体育法学”建构难度要更大。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乏《体育法》立法、修改以及配套立法规划、体育仲裁立法等方面的探讨，但这些讨论往往止步于形式化的呼吁和倡议，局限于知识层面的分析和阐释，徘徊在研究行动边缘。大多时候，我们的研究或停留在“新坛装老酒”、重复陈旧论题的层面，或故作高深、其实讨论的是常识问题，或追求时髦、热衷于跟踪理论新潮，或坐井观天、局限在“以体育看体育”的狭隘视域中，缺乏用一种宽广的、面向未来的视野，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体育现实需求的角度讨论体育法律问题。真正以一种展望性的视角来确立研究范式、设计研究思路、选择研究方法和确定研究内容，是“展望性的体育法学”努力的方向标。
我国“展望性体育法学”存在的局限性，既与我们传统的思维惯性和研究价值取向有关，也与我们研究者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有关。在研究的思维惯性上，我们体育法学研究者对外来理论普遍采用的认可或接受的态度，缺乏必要的反思和创新，从而使得我们现有的研究重解释、轻预测，重论证、轻展望。在研究价值取向上，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参杂着诸多工具主义价值取向，从而造成诸多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盲目短视的研究行为，对于“展望性体育法学”无异于自我毁灭。在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上，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缺乏系统、严谨的训练，使得研究者对于未来的敏锐感知和准确把握缺乏研究工具。我国体育法学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研究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对我国体育法律实践的认识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控方面缺乏必要的体育法学知识基础。
5结语
与体育法学理论生成方式一样，这里的理论类型的划分，并不是基于非常精准的、可量化的判断标准。在分类上，难免有相互重叠交叉的可能。有的研究可能同时属于几种理论类型，有的分类可能并没有穷尽选项，不能涵盖所有理论。作这样的分类研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呼吁更多学者培养自觉的理论意识，逐步提升我国体育法学的理论品位，促进体育法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成熟。
参考文献：
[1][8][11][12][21]陈荣梅，孙国友.我国体育法学理论生成方式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29)3：203-208.
[2][3]乔治·荷曼斯.社会科学的本质[M].杨念祖，译，台湾：桂冠出版社，1987：6，18.
[4]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88.
[5]周爱光.法哲学视野中的体育法概念[J].体育科学，2010(30)6：3-12.
[6]贾文彤，郝军龙，王晓强.体育行为：体育法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27)6：19-21.
[7]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6.
[9][10]孙国友.体育法学研究方法之研究[J]，四川体育科学，2012，(3)：4-7.
[13]苏号朋，赵双艳.体育法案例评析[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14]孙正聿.理论及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N].光明日报，2009-11-24：11.
[15]孙国友.回顾与瞻望：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范式之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13，(35)1：10-18.
[16]黄世席.欧洲体育法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7]李智.体育争端解决法律与仲裁实务[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18]钟薇.体育法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
[19]邬志辉.新世纪中国教育管理面临的挑战与教育管理学的使命[J].中小学管理，2005，(2)：15-18.
[20]于善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进程与评价[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6：29-39.
[22]刘晖，吴礼文，石刚，等.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若干问题的探讨[J].体育科学，1988(3)：72-77.
[23]阎旭峰，于善旭，胡雪峰.论我国配套体育立法的目标与任务[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1998(4)：7-13.
[24]卡尔·维克.组织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2.
作者：孙国友 李江
第二篇：经济法理论对法学基础理论的创新
【摘要】经济法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存在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认定并划出经济法所调整的那部分“特定的”经济关系，是经济法学理论的立题之处。经济法具有对整体社会经济调节的整合功能，相对于传统部门法来说，经济法的一个显著性的功能是其政策性，实现了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有效协调和良性互动。
【关键词】经济法 法学基础理论 创新
中国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从20 世纪末开始，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展，一些经济问题矛盾突出，迫使我国强化法制建设，经济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崛起的新兴法律。伴随中国经济法的发展，人们从实然层次上科学地认识、把握经济立法，又从应然和理论层次上确定了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从孕育到逐渐成熟，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历程，为我们继续研究和进一步发展经济立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点。我国的经济法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硕果。探讨经济法理论，研究构建的基本概念、基本体系对法学理论的创新影响，总结经济法理论对未来发展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
我国现行经济法主体突破了国家—市场的二元架构，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两个主体，一些学者把政府和市场看成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政府可以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行政干预，即“国家指导”，但“国家指导”有时也会偏离市场规律，导致市场运行的不规范。对于政府的不规范行为需要完善的法律加以规范。这种规范既是对政府、市场正确干预的法律定义，也是对国家指导缺陷的纠正和禁止，是更加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目前的经济现象日益复杂和多变，对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能完全应付当今的经济现象，需要法律的存在，以便规范和加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
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理论论证
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被看作是经济法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经济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一直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经济关系可以拆分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三种，经济法也可以由民法、行政法和劳动法三部分组成，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也可以由上述三种方法构成。由此认定经济法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和观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多元和多维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不能够简单地相加混合的，只在浅层次上采取平面切割法去理解经济法，显然是片面和行不通的。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一样，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的组合系统，每一部法律都是一个有机系统，各个部门法系统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整体，也就是说法制系统是由若干个法律子系统构成。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色彩浓郁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我国经济法的独立以及部门法的划分，更适合我国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的独立正名，经济法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存在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①
经济法理论突破了公法与私法两分法的局限性
公法私法的二元划分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源于古罗马时代，那时的法学家为了研究法学的方便，把法律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即“规定国家公务员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我国的法学研究者正是基于此理论，但这只是前期法学研究的理论依据。这种对于法学体系的划分源于一种板块式思维，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视社会关系为一个整体，认为是一种相对独立的、静止状态，公法和私法具有清晰的分界线。②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相对简单，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较为单薄，无需过多复杂的手段，仅用公法调整就可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至于发生于市民社会内的各种法律关系，应用私法就可以进行调整。这一时期相对稳定，公法与私法各自在分内调整，相安无事。然而对于今天的社会实际，社会化大生产充斥整个市场经济复杂化、综合化的经济活动，简单的二元法已经不能适应如今复杂的社会活动及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角度和多维度的立体关系之中，公与私的划分难以适应现实的要求，这种观点也应该被摒弃。
在高科技及社会化大生产出现后，经济领域相对变得复杂。在经济领域中，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要求国家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规范私人间的社会行为，这就形成了公私不明的局面。如国家对价格卡特尔协议的限制就是一种公法对私法的渗透。还如国家通过预约定价方式建立与纳税人的平等协商关系，又如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中，央行以平等主体身份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对金融市场进行平衡与规制，从而贯彻国家货币政策等等。也是公法和私法的相互利用和渗透。由此可见，一些复杂问题如果不能在私人领域内部处置，那么最终的裁决一定会向政府管理层面靠拢，实施公法解决，也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实例；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程度不断提高，私法无法满足没有公法参与的社会关系处理，公法也要借助私法实施一些市场经济行为，于是，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就产生了。
经济法理论对传统部门法调整理论的创新影响
传统法的部门划分理论主要有：首先，一种法律调整一种社会关系，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同一性质或同一类社会关系需要一种法律调整；其次，利用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与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一一对应的；最后，法只调整对外关系，对于社会机构内部关系法律不予调整。这是传统的法律观念，在我国也持续应用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提高，社会关系复杂性也提高了许多，经济法的建立，打破了传统大陆法系法律部门的原有局面，但调整对象仍被视为是法律的理论及实践的切入点。认定并划出经济法所调整的那部分“特定的”经济关系，是经济法学理论的立题之处。
对经济法的定位，传统观念认为应立足于调整对象的划分标准，经济法在国外产生的过程证明了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摒弃从抽象理论出发的立法特点，经济法学者开始重视从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理论中离析出来。对于调整对象不能设定一个标准，而是要着重于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的制定和运用，进而应用一种法律调整多种关系的理论，而且理论上的调整对象也不能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逻辑出发点。我国现行的经济法理论突破了这个传统法学概念，在实施中总结提出了“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或者一种社会关系也不能只由一种法律来调整”的新理论。新时期实施的经济法的系统调整论，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客观实际的立法理念。
社会经济关系是发展、运动与变化的。这种动态性的社会关系，直接导致法的调整方式的复杂性变化。多维和多元的社会关系，需要复合法律来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被调整的社会关系，不是看其是否存在于单位内部或者外部，而是要看其对社会生活及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的影响，如果产生了足够大的影响，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就需要有法律来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平衡关系。比如我国以往对于公司或商业银行内部投资者自由决定的管理，是没有相关法律约束的，国家也没有强行规定。但上市公司的出现，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迫使国家出台法律来调整其中间各主体的经济关系。不但在我国，世界各国也开始建立相关法律对上市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实施调整，强调企业对社会应负起责任，并使公司法转为公法。由此可见，应用法律调整社会上的经济关系，如果再继续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将是不可能的和不现实的，难以满足复杂社会关系的需求。
经济法理论拓展了法律的调整机制及功能
法律的的功能是其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前提，法的功能是对社会体系内在结构属性以及其对社会整体或其他部分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机制与功能方面，经济法理论研究学者提出了法律的系统调整、综合调整和平衡调整的创新思想体系。经济法理论说明，法律的作用与功能不仅体现在事后，而应是事前的预警和提醒。事后救济都是有成本跟随，尤其是法律调整范围内的事后救济的社会成本是非常大的。③突破传统框架的约束，把治与防有机结合起来，在不能防患于未然时做到亡羊补牢，这就是经济法的系统调整思想。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法律调整需要根据事件的发生而灵活运用，从而达到调整的目的。经济法独特的调整机制，彰显了法律功能。其颁布和实施直接解决社会化大生產背景下的经济问题，实现了经济活动中竞争的整体秩序，经济法具有对整体社会经济调节的整合功能，相对于传统部门法来说，经济法的一个显著性的功能是其政策性，实现了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有效协调和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社会科学部）
注释
①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满达人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30、31页。
②徐孟洲：《经济法教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年，第15 页。
③肖江平：《 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 ，第169页。
作者：占光胜
第三篇：关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思考
摘 要：在十九世纪，英国司法部门在其法学体系中构建起了证据法学这一部门法学。相比其他部门法学来说，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主要研究相关法律规范以及诉讼证据的运用方法。具体来说，该理论阐述了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中证据的运用经验，并且也对各种证据的理论和制度进行了阐述，尤其是对于法律规范中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介绍。在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国内外的思想理论，结合我国历史情况以及发展现状予以综合的分析，才能真正促进证据法学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证据法学;理论;司法
作者简介：陈生友，男，汉族，浙江绍兴人，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二级律师，研究方向：民商法，金融。
法律的公平性以及公正性能够通过证据法学理论的运用得到保障，另外，很多法律法规的实质性问题也能通过证据法学得以解决。理论与实践是证据法学的两大主要内容，另外还对证据的相关概念、性质、类型以及特征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和介绍，这也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则对证据的搜查、审查、确认法律规范内容进行了阐述和介绍，也对具体的实际应用进行了分析。可见，对于实践来说，证据法学理论基础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需要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明确其构建方式，了解其构建体系，才能真正为实际执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反映论、可知论、认识论的辩证法共同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其中，反映论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分部位对事物产生的第一反应和对事物的意识，可知论则为对事物实际引起反应的认知和客观性，认识论的辩证法则参数了事物的发生同时存在绝对性和相对性，这也是进一步的理论升华，我们能够看出认识论的辩证法是一个矛盾又统一的思想。
在学习研究证据法学的过程中，忽视辩证法的存在，单纯注重反映论和可知论的辨析是错误的，核心作用的达成与辩证对事物的内涵分析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事物其表现出的特征有着一定的不同，所以，我们在寻求证据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开展分析和辩证，在寻求事物的客观性的同时，也要寻求其正当性，虽然正当性和客观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对其见分析能够为诉讼进行公正判断提供条件。因此，我们需要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证据法学相关内容进行学习和研究。
二、利益均衡的价值理论
法律本身具有多元价值的特征，所以证据法学本身也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点。证据法学理论是证据法的建立基础，并起到提供真实证据的作用。所以，在案件分析的过程中，相关证据的收集主要是在目前的物质条件以及认知下完成的，所以能够保证实体公正的价值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相关诉讼模式以及法律会对寻求证据产生一定的约束，所以能够表现出相应的程序正义理论价值。在司法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社会纠纷等等不良情况，与其供需极度的产生矛盾，所以诉讼效率得到了提高，诉讼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在利益发展以及维护国家安定上，证据法也有所体现，所以除了能够保护公民利益，证据法还具有其他的法律价值以及法律意义。所以，我们需要在这种多元特征十分明显的价值体系中，需要将实现的意义进行均衡，从而保证在矛盾或冲突的情况下，能够在利益均衡的价值理论下，对事件的利弊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将其中具有价值的部分留存下了，进而体现证据法学本身的司法意义。
三、诉讼模式、目的理论
诉讼审理进行的主体和精神与证据的提供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在司法程序中我们也能发现诉讼法和证据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诉讼模式的开展与证据制度之间存在互相适应的关系，诉讼模式需要在证据制度直线开展。并且，国内外法律体系中证据制度和诉讼模式有着很大区别，美国法律體系则更重视正义对抗式的诉讼模式，所以当事人的质证或者举证会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也因此衍生出了排除原则和相关法律，司法人员在这个过程中的自主收集进行排除。二在我国司法体系中，事件发生的真实性则受到较多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规则，但是举证工作仍然需要符合诉讼模式，而且法官可以在客观事实下进行证据的收集工作。日本的司法体系则将美国及我国的诉讼模式进行了融合，同时也融合了证据法，所以其制度具有较强的综合性[1]。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发现，证据制度的内容会受到诉讼目的理论的影响，比如以解决纠纷为主要目的民事纠纷诉讼工作，需要保证举证具有客观真实性，这则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达到打击犯罪者的目的。可见，诉讼目的和诉讼模式与证据法学存在互相适应的关系，证据法如果脱离了诉讼目的、诉讼模式等相关理论，其作用也意义也很难充分体现出来。
四、证据心理学理论
司法诉讼中言词证据的形成与人的心理活动密不可分，言词证据的收集需要一定的心理学理论作为依据，人在叙述行为的过程中是受到意识、记忆、感知和思维等的构成影响的，言词的真实性、可靠性及其是否可作为依据作用的证词，需要收集者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理论作为进出，并遵循相应的心理规律，才能准确判断言词的真伪性。比如在证据法证人的确立中，证人的言语表述及其在询问中的交叉诱导询问或自述等行为中，均需要一定的心理学理论。我国法系的确定中以内心的认可来判断，能否对一个案件准确的给予判决，需要在证据基础上，以心理学理论为此次活动的推动器进行事件还原并给予最终决断[2]。
五、科学技术理论
科学技术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证据法学的理论深度，并且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初，法庭处于雄辩时期，随后发展到论证证据的时期，目前法庭已经处于了高精科学技术证据时期。目前，高精技术在证据论证的过程中，为明确证据的标准、类型以及审查和辨别等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所以，高精技术的应用不敏没有阻碍证据法学的发展，还进一步加深了学者对证据力学的研究层次。
例如，在传统法庭中，被告人往往会提出一些不在场证明，用于排除其犯罪嫌疑，传统的证据分析技术很难从微观的角度确定证据的可靠性，但是高精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利用远程操作等方式对被告人的不在场证明进行分析和解释，进而得出事实。另外，DNA鉴定技术也是各类案件中常用的证据论证技术，尤其是在强奸案、凶杀案等案件中，通过分析现场遗留的精液、血液、毛发等能够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为案件分析提供准确、详细的信息。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对于证据法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未来证据法学理论也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并让证据法学成为提供法律证明的要求[3]。
六、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的证据法学理论基础
在开展裁判可接受性研究之前，需要先明确对法院判裁表示接受的人群，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法官、当事人、律师等人群是法治社会中的重要人群，所以制定的裁判标准应该是能够为众人接受且是统一的。但是，由于我国群众法律意识仍然较为淡薄，随意目前对裁判的可接受性评价，很难符合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另外，裁判的事实及理由和法院裁判的结果应该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并且，应该以判决的事实和理由对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标准进行论证。可见法律话语体系的关键与裁判事实可接受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能据此体现一定的教育功能。
根据证据法学的相关理论，诉讼的效率受到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影响，并且诉讼成本也受其影响，另外，将裁判向群众进行公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和谐，并提升法律的公信力。
另外，如何提升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也成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在实际案件中，司法人员能否运用证据法学对“理”和“证据”进行论证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案件判决过程中，需要利用大量的证据和逻辑推理，所以就需要利用证据法學开展证据的逻辑推理，并将证据联系起来，进而形成完整的链条，并通过证据链将案件中的漏洞和实际情况阐述清楚。
七、总结
证据法学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为我国法律体系建设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同时也为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利益均衡的价值理论、诉讼模式、目的理论、证据心理学理论、科学技术理论等方面入手，并对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的证据法学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的探讨，从实处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
[ 参 考 文 献 ]
[1]马勇.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研究[D].山东大学，2017.
[2]陆岩峰.证据法学理论基础构建分析[J].才智，2016(12)：264.
[3]李方成.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J].法制博览，2016(01)：248.
作者：陈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