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道教与古代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道教科技研究是道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排斥科学技术的宗教。要研究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可以从道家道教的经典著作中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料，道家道教的农学思想就散发在浩如烟海的道教经典中。
第一篇：农学思想论文范文
少年农学院
一、成果档案
成果名称：“少年农学院——农村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
主持人及主要成员：管国贤、邓向群、王佩军、顾春华、孙妙珺、贾秋红
研究起止时间：2001年9月至今
二、成果简介
我校是国家新课改首批38个实验区的农村小学，如何规范、安全、有效实施综合实践活动是课改难点;来自农村的学生不了解农民、农村和农业，劳动实践能力差;原有学习方式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
为此，我们分三个阶段开展行动研究：
一、理念更新、实践探索阶段(2001.9—2003.7)。尝试以藕小百草园“花、茶、草”为内容实施课程，研制《综合实践主题学习活动记录手册》。
二、整合资源，搭建平台阶段(2003.9—2004.7)。整合省农科院等资源，建设占地15亩包含9大项目的少年农学院实践基地，组建课程实施网络。
三、规范运作，构建模式阶段(2004.9—2009.7)。研制《少年农学院课程标准》《课程实施纲要》和12册教与学参考用书，构建课程开发和课堂实施模式。
自2009年9月起，课程开发进入成果应用阶段，并在实施中完善，在实践中拓展。
少年农学院，创造了农村小学开发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践经验。成果获教育部二等奖、江苏省特等奖，并在省内外作经验介绍。多家媒体报道我校课程建设成果，全国50多家单位慕名来校参观交流。原中央军委迟浩田副主席、向守志上将、原团中央张晓兰书记、省教育厅沈健厅长、胡金波副厅长及钟启泉、崔允漷、赵中建、郭思乐等领导、专家给予高度评价。
三、历程回眸
基于“德育核心，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素质教育实施要求，基于落实知识性课程和构建实践性课程相统一的需要，我们以“儿童视角 成全成长”为宗旨，以“给学生以选择和尝试，让学生去亲历和体悟，服务于学生成长和成才”为出发点，以“可操作、能达成、有趣味、有意义、有挑战”为衡量标尺，以省市立项课题研究为牵引，按照“更新理念、实践探索——整合资源、搭建平台——规范运作、构建模式”的总体思路，坚持边开发研究边调整完善的原则，致力于行动研究，探索多元评价，努力构建适切儿童、方便操作、学生喜欢、家长认同的课程开发实施机制。实践中，我们分三个阶段解决以上问题：
一是理念更新、实践探索阶段(2001.9—2003.7)。尝试以藕小百草园“花、茶、草”为内容实施课程，研制《综合实践主题学习活动记录手册》。
我们通过聘请专家进行校本培训，学习理解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目的意义。我们确立的基本课程理念是：1.重视教师的有效帮助指导，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和主动参与，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课程内容面向学生的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指定领域和非指定领域互相补充，为学生提供较为开放的个性发展空间。3.重视学生的全员参与、真实参与、有效参与和深度参与，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和思维品质的提升。
我们专门组织力量对社区特点、产业优势、学校师资及家长等众多可开发利用的资源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发现：学生生活的社区有着独特的优势，勤建茶场、东风苗圃、怡情花卉、藕塘敬老院等是我校的劳动实践和德育基地，镇农技站、无公害蔬菜基地等也与我校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都是学生开展课题研究、社会考察、实践体验的优势资源。我们尝试利用周边这些资源，开发以藕小百草园“花、茶、草”为主要内容来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研制了《综合实践主题学习活动记录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导引师生基于问题课题开展实践研究活动。《手册》以帮助学生从小学会关心自然、关注社会、关爱他人和关怀自我为宗旨，以“藕小少年农学院”为途径，以提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质量为目标，按主题学习活动的过程以文字和表格相结合的形式编写，细化实施要求和操作规程，规范和支持学生开展以小课题研究和探究性学习，帮助师生真实有效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手册》每学期三年级以上学生人手一本，以取代原来的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档案袋。
二是整合资源、搭建平台阶段(2003.9—2004.7)。整合省农科院等资源，建设少年农学院实践基地，组建课程实施网络。
为了让教师和学生能更安全方便地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我们利用学校2002年易地新建契机，通过积极争取和认真策划，在社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与江苏省农科院协调合作，在学校前面征用十五亩地，投资六十万元，规划、建设了学生综合实践活动基地——藕小少年农学院。我们规划建设了9大实践研究项目：农业科普教育长廊(长约60米，12个宣传橱窗)、红领巾方桌试验田(80块，每块5平方米)、红领巾小桃园(种植了7个品种的186棵桃树)、葡萄种植长廊(约60米长)、红领巾小花房、小小农展馆、红领巾爱心林、红领巾养鱼塘、2个蔬菜大棚等，并成为全省首创的“江苏省农科院无锡农业科普教育实践基地”，为师生实施综合实践活动搭建了内涵丰富、安全可靠的资源平台。
我们还成立了由分管校长挂帅，教导处、综合实践活动教研组等协同工作的组织网络;组建课程实施指导教师队伍和志愿者辅导员队伍(外聘部分家长、桃农、菜农、园艺师等)，保证课程的有效实施;我们以市“十五”规划立项课题《苏南农村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为抓手，推进课程实施。综合实践活动教研组每学期签订《少年农学院学期项目工作责任书》，并按项目管理机制规范开展活动。每班每周两课时少年农学院实践研究活动排入课表，保证了课程活动时间。
三是规范运作、构建模式阶段(2004.9—2013.7)。研制《少年农学院课程标准》《课程实施纲要》和12册教与学参考用书，构建课程开发和课堂实施模式。
厘清课程内涵。方向比方法重要，看法比办法重要，选择比努力重要。首先，我们根据学校三年内涵发展规划和少年农学院课程开发建设实际，制订了课程建设的三年发展规划。在规划引领下，我们以市级立项课题申领和研究为牵引，在华师大专家指导下，学习并依据《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3-6年级) 》，研制《少年农学院课程标准》，制定了少年农学院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建议、评价要求和保障举措。依据课程标准、基地实际、时令节气和学生需要，编写各年级学期《课程实施纲要》，明确各年级每学期的学习目标、实施内容和评价任务。引进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编制《全面质量管理教师手册》，研制《少年农学院管理控制程序》，告知了目的意义、适用范围、职责分配、组织网络、运作流程，梳理罗列了各级相关文件，编制了用于相关记录的表格表单。
重视学材建设。为了体现对师生实施特色课程的服务和支撑，需要在理清理念的基础上，编写较为具体和可操作可落实的教与学活动的参考用书。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坚持给师生实施课程以凭借、以设置问题和任务为主、便于学生记录过程体验为基本原则，围绕“花、菜、桃”三大实践研究主题，编印了12册少年农学院实践活动教与学参考用书——《我们的乐园——走进少年农学院》。每册书以“花、菜、桃”三大主题分设三个单元，内容相互关联形成横向和纵向的序列。每册参考用书都单列学习评价单元，以帮助学生多元评价自己的学习过程与结果。我们还定期修正和完善这套参考用书，具体关注：(1)活动时间与农作物时令是否吻合;(2)活动难度与学生身心等是否匹配;(3)内容要求设计是否具有选择性与开放性;(4)劳动实践与探究性学习任务设计是否充分和恰当;(5)活动中的问题引领和任务驱动是否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究体验和合作互助。从2004年起，这套用书已多次修订，多次再版，逐步完善课程参考用书，提高其实践指导性。
规范课程实施。我们依托少年农学院课程标准和实施计划，明确教学常规工作要求，规范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与实施。以校本教研、校际联动、专家引领、科研支撑等途径，提升教师的课程能力和专业水准，建构综合实践活动实施的基本操作模式。我们在严格执行课程计划的前提下，少年农学院实践活动实行弹性课时制度，任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课时协调，采用集中使用和分散使用相结合的方法，给予任课教师自主支配的权利，以保证实践研究活动的充分展开。例如，依托教与学参考用书和《综合实践活动主题学习记录手册》，以花、菜、桃的实践研究为切入口，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走入社会，走向自然，每周两节课中至少有一节课走进少年农学院基地，开展各项实践研究活动。三年级以上各班都有4块方桌田，学生可以自由栽种和管理各种蔬菜，例如韭菜、青菜、萝卜、黄瓜、玉米、番茄、红薯、长豆等，桃树也分到班级，每班5棵，让学生参与管理，收获的劳动成果用于学校食堂、被义卖或送往敬老院。每个班级都有小种植花架，每位学生都参加“种养一盆花”的活动;很多学生还利用塑料盒、方便面盒、蛋糕盒等，在里面种植大蒜、菠菜、辣椒、鸡毛菜等蔬菜。这些体验经历是丰富和有益的，正所谓酸甜苦辣皆是营养，成败得失均为财富。
组建学生社团。在普及的基础上，为满足部分对少年农学院实践探索活动学有兴趣、学有余力学生的需求，学校打破班级和年级的局限，利用中午或放学前等课余自主活动时间，各年级部组织开展以劳动实践和探究性学习为主的学生社团活动，开放学习时空，让学生自主选择相应社团项目参加农学院实践研究活动。此外，我们还倡导学生利用节假日、寒暑假进行深度实践活动和深度探究学习。
具体实施中，以年级为单位自愿组建学生社团(包括平时和假期)，在老师的带领和农学院师傅的协助下，开展以探究性学习为主的实践研究活动。学生社团自主确立社团活动主题，制订活动计划方案，按计划实践实施研究，活动阶段成果交流展示和活动总结评价反思成果展评等。如：三年级确定了“青菜的栽种与研究”四年级确定了“桃胶的观察与研究”，五年级确定了“冬季花卉的养护方法的研究”，六年级确定了“桃树修剪的学问”等小课题。孩子们以《手册》为导引，在经历、体悟、调查、采访、探究中逐步产生了研究兴趣，养成了实事求是的研究习惯与科学的思维方式，促进了实践创新能力和智慧潜能的发展。
创新课程评价。在课程建设中，我们尝试构建校本化的课程评价机制，关注实施过程中“课程、教师和学生”三个元素，关注课程的推进和教师、学生发展的需要，突出评价的激励导向功能，强调评价的过程性，倡导评价的多元性，注重评价的发展性。在课程评价上，依据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按学期课程实施纲要、少年农学院学期项目责任书等规定的评价任务和要求，以学期为单位，以事实为依据，对少年农学院课程开发进行专项管理评审。在教师评价上，依据过程与结果、自评与互评、激励性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按学期绩效考评方案中校本课程建设条目的评价要求，结合《少年农学院实践活动指导教师评价表》，对教师进行量化评价。在学生评价上，依据过程与结果、自评与互评、个体与社团、单项与综合、激励性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依托教与学参考用书的评价单元进行多元评价，并参考学生档案袋积累的过程性资料和成果综合评价，适时给予学生班级、年级、校级层面的表彰奖励。
注重校本培训。教师即课程，教学即研究。教师的品质决定着课程的品质，决定着教学的质量，决定着学校的品位。为此，在少年农学院课程建设中，我们确立了“依靠教师，服务教师，发展教师，成就教师”的工作理念，以制订“学校、学科、教师三个层面的三年发展规划”为依托，结合《教师专业发展管理控制程序》及相应工作指导书的制定、学习与贯彻，整合内外资源，用足并开发已搭建的教师高位发展平台，用好已有的“教师团队和个人”的校本研训工具，努力从“设置合理的教师成长目标、关怀教师的生命存在状态、创新教师校本培训机制”三个方面寻找为教师开发实施课程提供服务与支撑的途径。首先，多让教师走出去借鉴兄弟学校的成功经验，让教师在模仿中学，使教师对各课程实施有感性的认识。其次，依托《学校课例研讨实施细则》、班主任工作月例会、专家讲座、骨干引领、观摩研讨等开展日常校本教研和校本培训，强化教师在研究状态下工作的自觉性，努力构建专家引领、同伴互助、教学相长的“共研共进”的校本培训模式。我们邀请南师大课程专家郝京华教授作《少年农学院课程规划与设计专题》讲座、江苏省教科所王一军所长作《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讲座，我们还邀请胡惠闵教授对少年农学院课程建设作整体规划。近年来我们承办了无锡市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成果展示活动、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研讨会，多位老师围绕农学院课程实施在研讨会上上展示课。我们力图在校本培训中挖掘教师潜质，引领教师追求自主发展、主动发展和特色发展，全面提升教师的眼界、境界和素养，以不断提升教师的品质来提升少年农学院课程建设的品质。
依托科研引领。通过无锡市“十五”立项课题“苏南农村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已结题)和无锡市“十一五”立项课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生本开发研究”(已结题)的研究，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少年农学院课程实施行为，实践与科研密切相连，互助互利，共同提升，使科研真正为教研及日常教育教学服务。以校本培训为主要培训方式，多让教师走出去借鉴兄弟学校的成功经验，结合《学校课例研讨实施细则》，每周五组织综合实践活动任课教师开展课例研究，同时邀请有关专家来校指导，让教师在不同类型的案例剖析中了解并掌握指导学生开展实践研究活动的方式方法。我们倡导每一位少年农学院课程任课教师以学期为单位开展读一本与综合实践活动相关的理论专著、参与一个市级课题子课题下的小课题研究、写一份活动案例、建一个实践活动工作档案袋、指导一个学生社团等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经过近15年的研究与实践，少年农学院课程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形成了具有校本特色的课程开发模式，并促进了师生教与学方式的转变，为本校课程开发和兄弟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提供实践经验与理论启迪。
1.构建了校本课程开发模式。包括厘清课程理念、开发配套资源、重视学材建设、分享课程领导、依托科研引领、注重校本培训、规范课程实施、组建学生社团、创新课程评价等九大行动策略。
2.提炼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基本操作范式。(见图一)形成了活动准备、活动展开和活动总结三个阶段的教学范式，导引和规范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
3、建构了课程领导机制。强调课程民主，重视教师专业发展，让师生分享课程领导。引进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编制《全面质量管理教师手册》，研制《少年农学院管理控制程序》，设计了课程管理的基本流程(见图二)，签订《少年农学院学期项目责任书》，建构基于“计划—执行—查核—评审”的有序改进机制和基于当下问题的及时改进机制。
4.学生学习方式转变。师生不再囿于课堂教室，能基于校本资源进行实践体验和基于实际问题开展调查探究，学生能依托《综合实践活动主题学习记录手册》，开展“问题—课题—文献—假设—实证—结论”的小课题研究，能开展“任务驱动、自主实践、协作互助”的实践性体验性学习活动，学习方式有了明显转变，思维品质得到有效提升。
5.教师教学方式转变。教师能以生为本，普及提高相结合，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能坚持基于标准、儿童视角、目标导引、评价先行、过程与结果并重的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主张。
四、反思与展望
提升教师专业能力，让师生更充分地分享课程领导，关注农业生态科技，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目前，我们希望通过“少年农学院课程建设”的再提升，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课程内涵，进一步细化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进一步开发校内外教学资源，不断丰富课程资源，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专业素养，加强教学评一致、普及提高强化相结合的课程开发实施，进行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的利用与整合，探索“普及、提高”相结合的实施模式，帮助来自农村的少年儿童，有效开展劳动实践活动和体验探究学习，积累劳动和生活的直接经验，涵育爱劳动、爱家乡、爱自然、爱生活、爱探索的素养和情怀。
1.重建藕小“红领巾小桃园”，结合周边桃园资源，带领学生走进桃的世界。
2.用好小种植花架。每个班级配备1个小种植花架，花盆、盆托若干，喷壶，小锄头，小铲子等工具，摆放学生的小种植。建设空中花园，利用学校部分屋顶平台，学生养护花卉、盆景，打造藕小空中花园。高标准建设种培实验室。
3.重建方桌田和添置种植箱，利用校内外空地、花坛角落等开辟蔬菜种植田。用足用好社区、菜场、蔬菜基地等校外资源，组织学生外出采访、调查，了解当地蔬菜种植的发展情况。打造美食创意工作坊，人人学当烹饪师、烘焙师和美食家。
4.修建农业农村文化科普馆。利用现有300多件珍贵的农村老物件，进一步搜集规整，建设相关的陈列展柜和展台;组织学生对农村老物件进行研究性学习，了解它们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丰富对苏南农村民俗文化的理解;组织学生围绕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和话题，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搜集资料，采访调查，撰写日记、论文等途径，开展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学习和研究，激发学生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热爱。
5.围绕重建工作，我们开发设计了24个主题学习活动方案。例如少年农学院课程设计了“我是小小种桃人，以‘桃’为媒爱家乡;我是小小花艺师，以‘花’为媒爱自然;我是小小蔬食家，以‘菜’为媒爱生活;我是小小研究员，以‘物’为媒爱探索”四大板块，每个板块下又有“神奇的桃胶、我学会了种花、快乐小菜农、江南农村名俗”等6个主题。我们将以省“十二五”立项课题《小学校本课程生本开发与实施的行动研究》的研究为牵引，优化少年农学院课程实施，不断提升少年农学院课程实施品质。
6.进一步加强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现在的学校教师，大多是80后或90后，他们虽然大都生活在农村，父母也大都是地道的农民，但他们很少走进田间，参加农活劳动，因此，这些教师缺乏基本的农业常识，不懂农作物生长的基本规律，农业知识缺乏或空白，势必给农学课程的实施带来一定困难。要进一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普及农学知识，提高教师农科专业知识、技术技能，是有效推进农学校本课程实施的重要抓手，拓宽教师的专业视野，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转变教师的心智模式，形成积极的价值追求。
7.进一步健全课程实施的保障机制。农学课程的实施不同于其他文化课程，它需要人、财、物和场地等基本保障条件，如果在“课堂上种田”，这校本课程的开发、建构、实施就失去了其应用的意义了。农学校本课程实施，需要得到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的支持，如土地资源的调配，专项资金的投入，相关设备设施的配备，师资培训经费的落实等等。在实际工作中，运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顾春华，无锡市藕塘中心小学，214101)
责任编辑：颜莹
作者：顾春华
第二篇：构建道教农学思想体系 拓展道教科技研究领域
道教与古代科学的关系十分密切，道教科技研究是道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排斥科学技术的宗教。要研究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可以从道家道教的经典著作中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料，道家道教的农学思想就散发在浩如烟海的道教经典中。在盖建民主编的“道教科技研究丛书(一)”，袁名泽《道教农学思想发凡》一书问世前，可以说，对这个方面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在学术界尚属空白，正如盖建民教授称之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因此，这种现象造成学术研究认知的缺陷，也导致道教农学思想在实践应用层面的丧失。《道教农学思想发凡》一书，则在拓展道教科技研究领域，纵深道教农学思想体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一、匠心独运建体系，引经据典找线索
对农学、宗教学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但很少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虽然也有人正在进行尝试，但毕竟还没有具体地研究某一宗教的农学思想。只有盖建民教授在其《道教科学思想发凡》中大胆地提出了“道教农学思想”的概念，开了研究道教农学的先河，至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道教农学思想发凡》填补了国内道教农学思想体系的空白，无论从中国农学思想的角度，还是从道教文化尤其是道教科技研究的角度看，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部论著丰富和扩充了道教农学思想的内容，建立道教的农学思想体系，填补道教农学思想体系的空白，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其跨学科研究的性质，立足而又不囿于道教思想，从农学的角度去解读道教思想，重点突出其中的农学成分，扩展了道教思想研究的领域。
袁名泽教授“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对道教农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力图展示道教与中国传统农学的历史关系脉络，构建道教农学思想的理论框架，客观评价道教思想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一方面，它在借鉴道教经典和宫观志、宫观碑刻等材料以及已有农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对道教农学思想的来源、传承作了简单明了的梳理，引经据典，对其所作的阐述一一提供了充足的典籍证据;另一方面，具体探讨了道教农学思想的内容、体系、特征和具体体现，以典型例子说明道教农学思想对道教宫观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全书共分为五章，另有导论和结语。导论对道教农学思想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从道教农学思想内涵的角度，将农业、农学、农学思想的概念内涵和关系厘清，为进一步把握道教农学思想这一概念的精髓奠定了基础。第一章道教农学思想的渊源，第二章道教农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三章道教农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特征，第四章道教农学思想的实践——农道双修，第五章道教农学思想与传统农学的互动。结语部分主要揭示研究道教农学思想对现代农业生产的启示：道教农学思想中的重农意识和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探讨对现代重农意识构建有明显的启示;道家、道教中“无为”和“络马首”相结合的思想对生态农业的构建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其开发山区经济的经验对现在的土地问题尤其是对遏制可耕地迅速减少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纵横发掘，史论结合，将道教农学思想的内涵引向深入
本书选题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视角，突破了常人受道教“辟谷”修炼和成仙思想的局限性，以翔实的史料文献论证了道教农学思想的存在，并将道教农学思想的渊源、形成与发展清晰地梳理出来，又进一步地分析总结出道教农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将其内涵引向深入。作者览观道教史，追溯道教农学思想之渊源，从源头上把握思想资源;又以道教发展为线索，分阶段探索道教农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对巫书中大量神话尤其是农业神话的收集、分析和对比，透视出最原始的农学思想，又从《易经》、先秦诸子百家、道家及其农学专著等古籍所包含的农学思想入手，考察道教农学思想产生的渊源。并以道教经书中所蕴涵的农学思想和道门农书的出现与演变过程为主要线索，对道教农学思想作纵向的历史研究，对道教农学思想发展阶段作初步划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农学思想的显现期，唐宋时期是道教农学思想的繁荣期，金元明清时期是道教农学思想的持续发展期。
专著以横向的独特性分析、发掘道教农学思想的内容和特征。就其内容来说，它总体上包含农道和耕道两大部分，具体有农业起源观、农业环境和农业科学技术观三大内容。就其体系特征来说，它包含宗教神学化本质、道家哲学化思辨、以山地种养技术为主要内容这三个方面的含义。盖建民教授在其《道教科学思想发凡》中首次提出了“道教农学思想”的概念，勾勒了“道教农学思想”粗略纲要，作者重新界定并拓展“道教农学思想”的内涵，认为“道教农学思想”不仅包括：农道，即讨论农业生产中诸如“道物关系、三才关系、时地关系”等哲学问题;耕道，即农业耕作技术;修道与务农的关系;道门农书等几方面的内涵。作者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想研究，将道教农学思想研究在学术上做出了重要的突破，认为“道教农学思想”还应该包含：宗教仪式与农业的关系;农产品加工和消费技术观;利用物候、气候和生物链以进行灾害防治;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含水利机构、水利工程、水利工具);畜牧业(含护生政策、相畜术)以及宫观庙产经营管理的思想。具体来讲，道教农学思想除了包括道教的旨意外，还应该包括今天的大农学思想，即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与消费，甚或是道观园林艺术等思想在内。
三、经典为据，金石为证，辨析“农道双修”的事实与意义
宫观中务农与修道的关系在宫观修行中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修道是成仙的途径和方式，务农是修道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修道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修道则能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好的身心保证。但是，“农道双修”作为实践层面的事实存在，仍显模糊。作者以经典为据，金石为证，在个案考的形式下，翔实有序地将“农道双修”的事实梳理出来。如元朝混然子《还真集》中以诗词形式描写了一系列大农业生产活动，从垂钓渔业到砍伐放牧再到耕种，具体说明了道士以农事为乐的修道生活;又有《道士刘宏山院壁记》《洪州道正倪君碣》《创建真常观记》等道教宫观碑刻，与《白云观志》《崂山志》《华岳志》等道教宫观志为佐证资料，从微观层面论证“农道双修”的真实性。
作者还从逻辑上分析，道教“重生”必然导致“贵农”。“修道”虽说是道教神学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农桑之业却事关道俗生计，对道士来说是立身安命之本。于是，“农道双修”的意义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因为务农给道教宫观带来了丰富的财富，所以“农道双修”对于道教宫观来说具有经济意义，是道教宫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二，道教的宗教性质决定“农道双修”所重视的是更高层次的宗教意义，因为道教立足的根本点就在于修道成仙，修道成仙的方式有内观和外观两种，务农则成为道士修道的外观方式之一。其三，道教“农道双修”对道教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对道教农学思想的产生和丰富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透析道教农学思想与传统农学思想的互动关系
我国传统农书的形成是多元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文化的影响，又是现实实践经验的总结，另有各农书形成时期的各种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但概括起来几乎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书”和“术”。不论是书还是术，在多元文化中，都离不开农家、墨家、道家、道教等“书、术”的影响。农道两家天生就有其可融通之处，墨家虽然消亡了，但其重“术”的思想最终也体现在道教的教理教义中。正是由于道教能继承墨家、道家思想，所以才使它们在我国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延续下来，深入影响社会各个阶层，从而影响我国农书和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如果在研究我国农学史的过程中，忽略了道家、道教农学思想的影响，那将是不完善的。
道教农学思想与中国古代农学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融摄的双向互动关系。产生这种相互融摄互动关系的基础在于两者之间有着历史和思想渊源上的“同源性”和“亲缘性”。两者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都以易学思想、阴阳五行说、神话传说、老庄学派的哲学思想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两者也都有原始宗教的巫术、方仙道的神仙方术等共同的技术渊源。基于这两个共同基础，道教农学思想与中国古代农学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对方精髓为己所用。道教出于宗教信仰和弘道、布道的目的，在其创始和发展过程始终奉行以农立教、以农传教、农道双修的思想，不断地以农显道、以农养道，不断丰富和发展道教的教理教义。另一方面，我国传统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地通过经验积累以完善传统农学体系，但也不断通过“援道入农”的方式吸取、借鉴道教农学思想。而这种“以农显道、以农养道、以农立教、农道合修”和“援道入农”的行为正是道教农学思想和传统农学之间互动的体现。
道教农学思想研究对丰富中国传统农学思想、道家思想，尤其是道教科技思想具有明显的意义。农学思想是对农业技术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那么道教农学思想就具有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其中的农学精华对当代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帮助农业朝着有利于人人养生保真、健康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发展。因而本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均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对全人类的思想均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责任编辑：颜 冲)
作者：逄礼文
第三篇：从经验农学到实验农学
摘 要：19世纪90年代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地主阶级改革派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共振掀起了近代改革的大潮——戊戌变法。其中，百日维新的诸多措施涉及到农业改良，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些农业改革措施得到了贯彻执行，大大促进了西方农学的传播，传统农业的技术体系、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关键词：戊戌变法;农业;改良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支柱产业和国家收入的主要命脉，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农业视为国之根本，长期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民以食为天。”农业在老百姓心中地位崇高而神圣，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有了尚农思想，炎帝“教民稼墙”，被尊称为“神农氏”，受到朝野祭奠。所以我国古代农业曾有辉煌的过去，生产技术走在世界农业的前列，并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农业技术的改进。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在农业中的运用带来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把中国传统农业远远地抛在了后边。特别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大清要员在提出“师夷长技”以图中国自强之策时，无论是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西方：“商业之盛，本于工;工事之盛，本于农。”[1]故“振兴农工，实富强之本”[2]，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怎样才能发展中国农业呢?这时西方科技兴农的战略引起了清朝有识之士的关注。特别是到19世纪90年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批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走上历史舞台，引领中国近代化思潮，他们被称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其改革的主旨是大力宣扬“君主立宪”“工商立国”思想，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对此史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不过以往史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有一种现象，重政治轻经济，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重工商轻农业，农业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实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呼吁君主立宪、工商立国的时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和思考，他们反对“重农抑商”，其实是在提倡“重农重商”和“商农并重”。更为可贵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农思想也能与时俱进，在欧风美雨的侵染下，他们也认识到了对传统农业思想、制度、传统进行改造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具有近代意识的农业思想和政策，即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其农业的改革措施也得到了持续的贯彻，大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转型和发展。
一、戊戌时期农业改良思想产生的原因
对中国传统农业缺陷的认识和反思是进行农业改良的根本原因。我国古代农业长期走在世界农业的前列，成为周围边国的学习榜样。可进入近代以后，与西方先进农业技术相比较，凸显中国农业日益没落，传统农业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对此晚清有志之士尤其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经验型农业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梁启超说，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阶层排序形成了“学者不农，农者不学”[3]的观念，使得自然科学知识与农业生产严重脱离。农业生产技术靠的是父子相继，经验传承，直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中国的农民仍“同千百年一样”，用简陋落后的工具进行劳动[4];种植的农作物也仅仅“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5];整个农业的耕作制度“沿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4]。这就造成传统经验农业在西方以自然实验为基础的近代农业面前节节败退的局面，特别是甲午一战，“天朝上国”竟败给蕞尔小国日本的不可思议性，给国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刺激。原因何在?出路何在?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反思意见很快统一起来，认为：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农、工、商各业发达是西方强盛之基[6]，“然商业之盛，本于工;工事之盛，本于农。”[1]故“振兴农工，实富强之本”[2]。传统的农本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得到继承发展，有志之士纷纷提出发展农业的新举措。其中，对西学比较了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陈炽、严复等人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走科技兴农之路。陈炽指出，西方各国“农事有书，植物有学，近更化分土质，审别精粗，故能百产昌蕃亩收十倍”[7]。所以严复也说，中国“农桑制造，舍化学格致之日进，新理之日出，则断断乎莫能为也”[8]。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才能使农业兴旺发达。
在对传统“农本”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是维新派对农业进行改良的思想条件。中国封建政府传统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这看起来是对农业有利，其实不然。王韬就揭露封建政府官员借农本之名，行掠农之实，因为他们“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为农之虎狼而已。”根本不知道“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9]。这样的重农实际是重收取赋税，乃是杀鸡取卵之行为。维新派在批判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立国的同时，科学理性地认识到了农工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赋予“农本”新的内涵：“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体用在工，则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所以，“民以食为天”，无论工商多么发达，对于人类农业始终是本，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更是不言而喻了。
鸦片战争后西方科技的传入使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尤其是早期维新派，都对西方科技兴农的战略进行了思考，并强烈呼吁清政府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对农业进行改良。时至19世纪90年代，甲午一役的战败，国人的觉醒使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革的主张发生了共振，从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革拉开了大幕。尽管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农业方面的改革措施却由于人们的共识而得到继续贯彻执行，从而使中国传统农业开始近代化的转型。
二、戊戌时期农业改良措施
1898年6月18日，清政府在维新派的呼吁下，光绪皇帝下诏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了。戊戌变法是一次较为全面的向西方学习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改良农业是这次变法的内容之一。在百日维新期间，农业改革的诏书措施主要有：第一，光绪下诏告示天下，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我国的农业，这是我国历史上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号召向西方学习，采用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来改良我国农业;第二，建立农业行政机构，专督农业生产，“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直省即由各该督抚设立分局”;第三，引进西方农学，发展农学教育，“设立农务学堂”，编印“外洋农学诸书”;第四，民间要“广开农会”，以利推广农业技术[10]。令人欣慰的是上述措施并未因戊戌政变而中断，而是在地方督抚大员的支持下深化执行。特别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执行最为得力，他们主张，要想富农，首在修农政和兴农学，多次上书建议各省设立农务局，京师设立农务大学校，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农业措施，把光绪的改革诏令具体细化实施。其一是劝农学，政府派学生留学日本和欧美，学习西方农业技术。学成归国者奖以官职，在各省农务局办事。其二是劝官绅，要每县设立一个劝农局，负责种植谷、果、桑、棉、林木、畜牧等事。其三是导乡愚，购置先进农具进而仿制，择地设实验场，讲究肥料，科学种田。其四是与民休息，减征缓赋，扩大种植，开垦荒地。所以，戊戌时期的农业改良得力于中央有政策，地方有贯彻，措施具体，效果显著，这就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和转型。
三、戊戌时期农业生产的变化
上述百日维新期间的农业改良措施，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贯彻执行，使我国传统农业，不论在技术体系上，还是农学体系、经营方式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农业生产工具出现了由手工农具向机械半机械的农具转变的趋势。几千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非常缓慢，长期处于“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手工劳动阶段，“牛、马牲畜”成为农民的最主要帮手。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先进的技术的传入，中国的有志之士发出师夷长技的呼吁，在物质技术的层面中西开始了接触。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开展，政府的主导作用大大促进了西方先进机器的输入。受此影响，农业生产也开始运用近代机械，1880年，天津客民第一次采用机器开荒，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戊戌思潮的兴起，中国加快了学习西方的步伐，农业方面应用先进机械也逐渐多了起来。1897年，浙江、福建的一些地方开始用机器制茶，浙江镇海采用抽水机进行灌溉。1898年，湖南、福建部分地区也采用机器灌溉。自此以后，西方先进农具的引进渐渐成为常态，到1908年清末新政时期，西方先进的农具传到中国的有洋犁、马耙、玉蜀黍播种器、抽水机、刈麦器、刈草器、脱粒器、缫丝机、制茶机、渔轮等。这些现象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方面发展，尽管此过程是如此缓慢，但毕竟迈开了第一步。
第二，农学教育出现了由父子面授的经验农学向近代农业学堂设立下的实验农学转变的趋势。几千年来，我国农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生产，外部靠天的自然，内部靠父子相随的自然。农业生产教育靠的是祖辈积累经验的传承，“学者不农，农者不学”，一旦学者为优，又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进士”局面，造成从事农业的皆为“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11]。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志之士在探索富国强兵的路途中，逐渐认识到我国传统农学教育的缺陷，从而开始了农学教育近代化的步伐。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在三、四年级的功课中开设农业课程，教授学生花草学、禽兽学;1896年，清政府接连创办三所农业学堂——江宁储才学堂、高安蚕桑学堂、遵化“农算学堂”;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创办蚕学馆，聘请留法学蚕的江生金为总教习，开设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土壤论、害虫论、桑树栽培论及各种农作物实验等19门课程，1900年获得毕业文凭的有19人，学生毕业后到各省教书并推广养蚕栽桑新法。杭州蚕学馆作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办学比较规范而且影响深远的农业学校，被称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开端。杭州蚕学馆之后，陆续又有一批农桑学堂、农艺学堂的设立。1898年4月，张之洞在湖北设立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10月，张之洞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内增设植物学学堂，实际就是开设植物栽培学，目的是培养农业生产人才。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皇帝“拟在江宁先设农务学堂一所”。19世纪(下转88页)(上接18页)末，各地官绅请办的农务学堂还有：江苏农务学堂、苏州农务学堂、宝山县农务学堂、淮安蚕桑公院、阜阳农务学堂、南昌农务学堂等。这些学堂的创办，加速了西方农业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农业人才。在此形势下，我国农业出现了三个新变化：农业实验机构的出现、农会的建立、农报的发行。1898年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1899年江苏淮安成立饲蚕试验场，这些试验场运用新法进行养蚕、育种、防病的各种试验。清末新政之际，1903年，清政府相继在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福建福州、辽宁沈阳等地设立农事试验场，1906年北平成立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试验场的任务就是对“各直省解到物品，以及外洋各国选购种子”进行实验，涉及到谷麦、蚕桑、蔬菜、果品等诸多农事。为了推广近代农业技术，晚清民间自行组织了有关机构——农会。1897年上海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务农会”，主要从事“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的工作，随后各地农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到1907年全国各地的农会组织有29个，说明近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已达到一定的程度。特别是1897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宣传农业技术的报纸——《农学报》创刊了，《农学报》办刊十年，翻译171种西方近代农业技术著作，翻译775篇西方近代农业文章，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农业原理、作物各论、土壤、肥料、气象、农具、水利、蚕桑、畜牧、家禽、林业、园艺、植保、兽医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对西方农学在我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农业经营上出现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趋势。二千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己种自己吃，过着“鸡犬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生活。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到清末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公司建立了，根据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而且是合股经营，不单挑独斗。1897年，浙江镇海自来水灌田公司、江苏淮扬种树公司、福州制茶公司先后成立，到20世纪初，全国成立的各种农业生产公司有90多个，经营涉及种植、蚕桑、渔业、茶叶、畜牧、烟草等类型。这些公司经营专业化、市场化，与传统农业的经营方式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19世纪90年代的民族危机和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推动着中国有志之士对农业问题的思考。尽管资产阶级维新派关注的焦点不是农业，但百日维新的政策却有许多农业改良的内容，这对开通社会风气，传播西方农业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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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 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刘娇娇]
作者：张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