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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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

论中国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学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都市的出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都市文学。从西汉到明清、从20世纪初叶到新世纪，都市文学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晚清文学、通俗文学、上海文学、京味文学研究显示了都市文学研究的实绩。都市文学研究的视阈得到拓展、方法更加丰富、文学史意识更加鲜明，但也存在过度阐释、概念含混、重现代轻当代的现象。

关键词：都市;都市文学;文学研究

都市，是人类文明集聚之地;都市文学，是反映都市人生活与心态的载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的不断增长、都市的不断涌现，催生与促进了都市文学的发展。虽然与农村文学相比较，中国的都市文学仍然处于弱势，但是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文学也必将得到发展。

一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耕的国度。农耕养成了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血缘伦理为本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中国农耕社会的处世准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发展中，城市也不断形成与发展，并且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都市。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各国都筑城以卫民、筑城以兴国，出现了大梁、临淄、洛阳、定陶等城市，这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秦统一后，都城咸阳得到了快速发展。西汉后，涌现了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中，都城成为核心城市，隋唐的长安、北宋的东京、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六朝古都南京等，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明清之际。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下，中国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北京、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成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发达的城市。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进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大连、广州、哈尔滨等港口城市日趋繁华，租界成为其中一些城市飞速发展的基础，传统的城市诸如北京、南京、济南、南通、无锡等也不断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些有工业基础的城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长春、抚顺、哈尔滨、沈阳、鞍山、洛阳、太原、武汉、兰州、重庆等，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却受到了抑制。户口制度建立后。人口流动得到了控制，影响了城市移民的进入，一些城市的活力弱化了。改革开放以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首先得到了发展，中国进入了飞速城市化的进程。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孕育了市民阶层的发展，市民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改变了历来以乡村文学独吟为主体的状态。在市民文学的滥觞中，西汉扬雄的《蜀都赋》，东汉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的《二京赋》，西晋左思的《魏都赋》、《蜀都赋》、《吴都赋》，都以赋体铺叙都城的景观，并常常将市井万象写入其中，展示了一幅幅都市生活全景图。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反映魏晋南北朝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成为志人小说的代表。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大量记载人间世态市井生活。北宋天禧三年，在建立户籍制度中将城市与乡村居民分开。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形成;文化娱乐场所瓦市的出现，成为市民文学兴起的标志，“宋朝的小说是市民文学，是在瓦市里讲唱的”。北宋柳永描写都市繁华生活的词作，虽不乏秦楼楚馆的放荡和情欲，却开了市民文学的先声。元杂剧白朴、马致远、关汉卿等对风尘女子生活的描写，呈现出繁华都市生活的场景。《金瓶梅》写出从官场社会的黑暗到市井社会的糜烂，是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随着印刷手段的改进，明代话本小说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以阅读和出版为目的的“拟话本”，“三言二拍”成为明中叶市民文学繁荣的标志。“三言”将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作为描写对象，“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民族风格的形成。

明清艳情小说的出现，呈现出对于男女私情的肆意描写，可看作市民社会对于儒家伦理灭人欲明天理的悖反。这是封建社会后期，适应城市居民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内容大多描写市民社会的生活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愿望。弹词是流行于南方的用琵琶、三弦伴奏的讲唱文学形式，是清代讲唱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作品最多的一种，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晚清禁毁小说应和了市民的庸俗趣味，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社会化。晚清狎邪小说，以青楼生活为题材。大抵记叙“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呈现出都市社会的声色犬马生活，充满着市民文学的商业性、消遣性。

二

20世纪初叶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造就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盛，在言情、侦探、社会等题材的叙写中，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的言情小说畅销市场。鸳鸯蝴蝶派小说“它写的是没落中仍有金粉气息并开始受到冲击的传统城市和日新月异的现代大都会”，“它是真正现代第一期的都市文学”。包天笑、秦瘦鸥、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表现都会生活和市民心态。“五四”以后，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将异国他乡的市井生活写进作品中。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成为描写都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茅盾以社会分析方法展现都市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挣扎与沦落。巴金对于封建家庭以批判姿态描写年轻一辈的挣扎与反抗，老舍对于北平市民文化心理心态的深入描写。使都市文学有了文学经典。30年代，以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作家群。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对乡土世界作具理想色彩的描摹，被称为“京派”小说，以身在都市回望乡土的姿态呈现出都市文学的另一种倾向。30年代的上海，受到日本新感觉派和欧洲现代派影响的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形成了具有现代派色彩的都市文学创作的流派，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成为该流派的主要作家，虽然施蛰存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见长，但是他们在一起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期刊编辑却是事实。他们的创作以具有通感色彩的主观感觉印象及其表达，以快速节奏、多变的手法，描写都市上海人们的生活与心理心态，展现出都市生活的繁华奢靡和病态堕落，成为首次集中将都市作为审美对象的创作。曹禺的话剧以具有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为题材，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展现出都市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夏衍的话剧以都市上海为背景，展现上海屋檐下市民生活的困境与磨难。40年代，在战争背景下，张爱玲的创作以具有封建遗老色彩的家庭为背景，写出洋场社会的勾心斗角与倾轧纷争，呈现出都市人最为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徐讦的小说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言情故事，描写都市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纠葛，将异域情调与传奇色彩融为一体，被称为“后期浪漫派小说”。无名氏的小说将戏剧性与哲理性交融，将现代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以诗、散文诗、散文和类小说的叙事，混成新文学品种”。秦瘦鸥的《秋海棠》对于艺人秋海棠坎坷命运的描写，揭露了社会黑暗，感叹人生无常。

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创作以反映农村生活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为主。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成为为数不多的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广州为背景，通过周、陈、何三个家庭的变化、矛盾和斗争，展现年青一代的人生追求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风云。在话剧创作中，老舍的《茶馆》延续了其描写北京底层市民生活的特色，在史诗般的结构中，展现了晚清至抗战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成为一部经典之作。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都以都市生活为背景，以阶级斗争观念展现都市生活，提出了抵拒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的倾向，倡导保持俭朴生活艰苦创业的传统。

改革开放后，文学创作日趋繁荣，都市文学也逐渐出现了诸多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以市井风俗小说《那五》、《烟壶》等引人瞩目的邓友梅，将历史风云、人物命运、民俗风情融为一体，成为新时期都市“市井小说”的滥觞。以《神鞭》、《三寸金莲》等影响文坛的冯骥才，将文化传统、民族性格、象征寓意融会贯通，成为新时期“津味小说”的代表。以《丹心谱》、《左邻右舍》等话剧引起关注的苏叔阳，以流畅的北京语言呈现大杂院里小人物的命运与心理，继承了老舍剧作的京味风格。以《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等话剧饮誉剧坛的沙叶新，在把握市民生活与心态中，在喜剧色彩的情节中，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王朔以调侃嘲弄的笔触，描写北京“顽主们”的人生与心态，在“一点正经没有”式的谐谑中，撕下了那些貌似“崇高”的面纱。池莉以武汉汉正街为背景，写出下层市民的烦恼人生，揭示出小人物的挣扎与奋斗。方方以武汉河南棚子为底色，写出底层市民的生活困境与相互倾轧，揭示出人性的丑陋与复杂。王安忆以都市上海为视阈，力图展示上海的历史与现实，在上海弄堂与以女性为主的人物形象刻画中，呈现出对于上海文化精神的开掘与思考。邱华栋以都市闯入者的姿态，描写外来者进入京城后的挣扎与奋斗、磨难与坎坷，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都市景观。卫慧、棉棉以进入都市上海的白领女性为主角，将精神的迷惘与物欲的追逐融合，在对欲望追求与享受的恣意描写中，展现出现代都市另类人生的一角。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虽然作为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中国仍然以描写乡土中国的文学创作为主，但是城市文学尤其是都市文学创作得到了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都市化不断发展进程中，都市文学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

在都市文学研究的轨迹中，近代文学的研究成为都市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对于1897年至1916的文学进行了梳理分析，意在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联系与区别，研究域外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的嬗变，从而追溯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源头。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以1898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晚清与“五四”作家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按诗文、小说、戏剧分别叙述上海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在城市、文化与文学关系的主线中，梳理都市经济发展对于传统文学运行机制的改变，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有力推动下，上海文学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领头军。在近代文学的研究中，袁进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从中国小说近代变革人手，展示中国文学传统在近代小说中的进展转化与影响。《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细致分析了“五四”前后旧文学观念的变革，为新文学的确立呈现出合理的轨迹。《近代文学的突围》从观念、思潮、小说、文化等视角，探究了近代文学演变的轨迹。《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从传播与市场、语言与形式、传统与现代、功利与审美等角度，展开对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全方位的研究。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以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奇谈类型的晚清小说为研究对象，挖掘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企图建构晚清文学的历史与理论语境，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重要论断。

在都市文学的研究中，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的视阈。范伯群先生是此方面的拓荒者，1989年出版的《礼拜六的蝴蝶梦》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鸳鸯蝴蝶派，对于该流派的形成、发展、思想、艺术、作家、作品等进行了细致的评说。1994年，范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中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文学史的观点。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全面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史，在大量原始资料的梳理分析中，厘清了通俗文学的流派、社团、刊物、作家、作品的状况，纠正了过去对于通俗文学的偏见。建构起了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2007年，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采取了以时间为经、潮流为纬的结构，报刊梳理与潮流分析相交错，在纯文学背景中评说通俗文学，是一部图文并茂的通俗文学史力著。在范先生的引领下，汤哲声有《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等著作，栾梅建有《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徐德明有《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陈子平有《中国近现代通俗历史小说史略》等，共同深入与拓展了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

在都市文学研究中，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从海派文化的历史变迁、海派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海派小说文化风貌、海派和20世纪中国文化等方面立论。具有为海派文学正名和全面梳理海派文学的意义。许道明的《海派文学论》研究上海文化与海派文学、海派文学的风雨行脚、海派文学的历史地位、海派文学风景线，旨在清理现代海派文学并作价值判断。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将上海文学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剥离出来。细致梳理了自1917年到1949年上海文学发展嬗变的历史。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上海现代文学史专著。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从都市和都市的意象、唯美一颓废和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探求、电影和新的小说范式、海派文人与现代都市人等方面展开研究，将文化、文学、审美等融为一体。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以1930-1945年的上海文学为研究对象，从都市文化的背景、现代文学的想象：作家和文本、重新思考三部分展开研究，重绘了上海的文化地理，勾画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学与租界的微妙关系。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系统梳理了从古代到当代上海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在把握上海文学在各个时期的特征中，探讨上海文学发展的缘由，并评说上海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上海文学的总体特色，成为了地域文学通史的范式。杨剑龙的《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从上海文化的角度探究上海文学，分别从通俗文学、新感觉派文学、叶灵凤、章克标、苏青、张爱玲等方面展开分析，并探究上海文学传统的确立与继承。杨扬等的《海派文学》从地缘文化与海派文学的历史建构、影响海派文学的五个因素、都市社会与海派文学类型、海派文学期刊、海派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研究，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海派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李洪华的《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从文化语境、文学译介、文学杂志、作家群体、左翼思潮、都市想象、文化交融等角度展开对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拓展与深化了现代海派文学研究。

京味文学京派文学的研究形成了都市文学研究的另一重镇。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较早展开了对京味文学的研究，从城与人、话说“京味”、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北京人”种种、城与文学等角度展开研究。吕智敏的《化俗为雅的艺术——京味小说特征论》从语言风格、表现方法、艺术对象等角度评说京味小说的特征，提出以雅化俗、雅俗相融为京昧小说的总体风格。高恒文的《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梳理了京派的形成、发展、结束的历史，梳理这个学院文人的文学流派的活动历史，探究其在现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及其特征。周仁政的《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从文化视角深刻探究京派文学的现代文化意蕴，对京派文学作了一番独到而细致的梳理。刘进才的《京派小说诗学研究》从意象叙事、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情节模式、回忆的诗学、小说文体等方面展开研究。钱少武的《庄禅艺术精神与京派文学》从文论、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角度研究“京派”对于庄禅艺术精神的现代传承与转化，及其对于京派文人的创作心理、价值取向、艺术趣味的制约，从而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品味和艺术风格。文学武的《京派小说研究》在考察京派小说的历史轨迹和流派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文化韵昧、审美理想、人文精神、文体特征及其与中西方文化的渊源。

在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京海比较研究成为一种现象：杨义的《京派海派综论》、《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是此方面的代表。前者的上编“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对京派与海派的流派特点及地域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下编“北京上海人生色彩”，注重用图片展示北京、上海的地域文化背景，呈现出文化人类学、地域文化学、比较文化学、生命诗学的融合。后者从文化起因、文化类型、文学主题、审美风格角度展开京派、海派文学研究，比较其与中外文学的关系和发展嬗变过程。

在都市文学研究中，有的学者从宏观视阈展开研究：张鸿声的《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从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现代都市小说的发生与发展、茅盾及左翼都市小说、海派小说的都市风景线、老舍小说与北平文化、论京派都市题材小说、都市与人等角度。由面到点深入研究了都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田中阳的《百年文学与市民文化》从尚金、尚俗、尚情、消闲等市民文化的视角展开百年文学的研究，比较了上海、北京两种市民文化，认为市民文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现象。蒋述卓、王斌等的《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从城市化进程与理论的角度，探究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新的审美风尚和审美意识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着重讨论了理性化、女性、后现代和时尚等审美意识。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从“五四”都市小说、海派小说、都市文明批判、京沪都市文化生态、国统区都市小说、通俗小说等视阈展开研究，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探究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审美嬗变。

四

在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都市文学的创作得到了发展。都市文学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拓展。在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历程中，都市文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都市文学研究的视阈得到拓展。在对于都市文学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中。在都市作家文学创作作品集的陆续出版中，都市文学研究的视阈更加拓展了，不仅鸳鸯蝴蝶派、京派、海派的创作研究更为深入，而且加强了通俗文学、电影文学等的研究，还关注到论语派、社会分析派、普罗文学、新市民小说等;不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作家的研究得到深入，还拓展了对于其他作家的关注与研究，如诸多海派作家得到关注，诸如徐讦、叶灵凤、邵洵美、曾虚白、章克标、曾今可、杜衡、黑婴、徐霞村、予且、周楞伽、丁谛、谭惟翰等;诸多女性作家的创作引起注意，如苏青、汤雪华、施济美、俞昭明、程育真、邢禾丽、郑家瑷、练元秀、杨依芙、杨怡、周鍊霞、张憬、吴克勤、南婴、曾文强、汪丽玲、何葭水、曾庆嘉、张宛青、丁芝、潘柳黛、雷妍等。有的研究往前追溯，诸如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将上海文学的历史追溯至古代;有的研究往后延伸，一直延伸至文学新时期、新世纪，诸如杨剑龙、李俊国、田中阳、张鸿声等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在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拓展到了文学期刊、文学翻译、文人生活、都市空间、城市广告、都市心理等研究领域。

第二，都市文学研究的方法更加丰富。与以往简单化地以阶级斗争观念、社会学的方法研究都市文学不同，在引进域外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后，我们在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传记研究、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于都市文学研究的方法更加丰富了，从文化学的视阈和方法展开对于都市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为一种趋势。李欧梵从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亭子间等层面重绘上海，从印刷文化、上海电影、文学期刊等层面分析都市文化背景。杨义评说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认为京派和海派既代表着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性格，也体现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进度不同、深度不同的文化策略和选择姿态。在对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不仅涉及叙事学、传播学、文体学、文化地理学、译介学、城市学，还关涉到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等，还运用了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比较文学、女性批评等研究方法，使得都市文学研究更为多元与深入。

第三，都市文学研究呈现文学史意识。在都市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的研究，加强了文学史的观照与探究，不再孤立地看待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而是努力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轨迹中去分析评说，如对于老舍、巴金、施蛰存、张爱玲、王安忆等的评说，如对于海派文学、京派文学、社会分析派等的研究。诸多学者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探究都市文学的发展变化，如陈平原、袁进、王德威对于晚清文学的研究，范伯群、汤哲声、徐德明等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等，都可见出建构文学史发展脉络的追求。在都市文学研究中，严家炎以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引领流派研究，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较早关注到创造社、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京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其中诸多与都市文学相关。其他诸如吴福辉、李今等的海派文学研究，赵园、许道明等的京味文学研究，李欧梵、杨剑龙等的上海文学研究，杨义、王富仁等的京海派文学比较研究，李俊国、张鸿声等的都市文学研究等，都呈现出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力图在文学发展与嬗变的轨迹中探究都市文学的发展与特征。

在都市文学研究中，我们也应该看到某些不足与缺憾，影响甚至左右着都市文学的研究与发展。首先，都市文学研究呈现出对某些作家过度阐释的现象。在都市文学研究中，一些作家得到空前的重视，形成一种过度阐释的现象。2012年5月13日，查阅中国知网“主题”栏，张爱玲研究8150条，茅盾6546条，老舍5566条，巴金5449条，林语堂3961条，施蛰存1426条。张爱玲研究得到极大的重视，显然存在着过度阐释的现象。对于张爱玲评价的节节攀升，也有不符合历史的拔高倾向。其次，都市文学研究呈现出某些概念的模糊含混的现象。吴福辉先生在谈到都市文学时指出，“要区别都市文学、市民文学、市井文学、通俗文学等的概念，有时也不易。我认为，‘都市文学’的概念，如说是都市人以都市为表现对象的文学， 一般也说得过去”。这就指出了都市文学研究概念的含混问题，在研究中人们常常将这些概念混用，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甄别，其实影响了都市文学研究的严谨性。再次，都市文学研究呈现出重现代轻当代的现象。由于从“五四”至1949年的文学已基本有定论，而对于1949年至今的文学仍然处于发展与不断被评说的阶段，因此在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现代而轻当代，某些现代作家被一再论析，而诸多当代作家遭到冷落;人们往往重京海而轻其他都市，京派、海派被反复研究，而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武汉、成都、杭州、深圳等城市文学却受到忽视，这显然对都市文学研究的发展不利。

在中国不断加快都市化的进程中，都市文学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 刘保昌)1

作者：杨剑龙

第二篇：从文学到文学性：图像时代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随着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图像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是无处不在，影视、戏剧、摄影、绘画、广告、画报、DV、VCD、DVD、网络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视觉文化传播系统。传统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也受到了图像的空前冲击，逐渐出现了文学图像化或图像文学化的发展格局。在这样一种图像对文字日益形成挤压的文化语境下，文学研究是依然故我、固步自封，还是该作出适当的调整呢?我认为，打破思维定势，积极变通，从传统的以语言艺术为主的“文学”研究转移到对多媒体艺术的“文学性”的研究，是当下文艺学适应图像时代文学发展变化的一种必然选择。

我们知道，传统文学是一种最正宗的语言艺术，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符号来表情达意的。而图像时代文学的存在形态和呈现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今天的文学借助的媒介不仅仅是语言文字了，逐渐成为一种包含图像、声音、音乐、文字等在内的综合艺术，不可逆转地由语言主体向图像主体转变。概而言之，图像对文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大量传统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文学由静的语言载体向活的图像载体转变。电影导演阿培尔·冈斯就曾经满怀激情地宣称：“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则在墓门前你推我搡。”比如，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都先后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现代文学经典也有不少被拍成影视剧，像钱钟书的《围城》、曹禺的《日出》、老舍的《四世同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这些文学经典纷纷通过影视图像的阐释，借助生动的图像平台把自己鲜活地表现出来，以通俗的方式为大众所接受和消费。其中尤以《围城》最为成功，《围城》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出版了，但影响仅仅在学术圈，八十年代黄蜀芹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以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大家这才去看小说，这样才造就了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到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读者在面对文字作品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用视觉的东西来要求、期盼它，这种视觉消费、视觉思维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据调查显示，人们对一些文学经典的了解大多借助的是影视的形式，看电影、电视的时间远比看书的时间要多得多，图像的中心地位、图像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其次，随着现代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成为文学存在和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网络文学历来被称为一种“超媒体”文学，所谓“超媒体”，是尼尔森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种媒体中使用另一种媒体，实质是多种媒体的混合使用。它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视听感官媒体，呈现的主要是文字、图像、声音等想象性的知觉符号系统;一是众多媒体组合传送视、听、味、触甚至性觉的立体的、全方位感知信号系统，使人有一种置身真实环境中的感觉。因为网络文学使用的媒介是数字化符号，是“比特”的压缩处理与解码转换，而以二进制代码0和1为载体的比特，既可以转换为文字符号，也可以是视频和音频形象，因而网络作品就不仅仅是由文字符号组成，它还可以是声音、图片、图像、动画与文字的超媒体组合。现在，大多数的网站特别是博客网页越来越熟练地运用网页制作技术，可以按网络作品的创意为文字配图，配音乐，配色彩，有的还做成流动的文字、动画。漂亮的版面设计、富有创意的造型、和谐的颜色搭配，再加上精美的图片，还有或欢快或柔缓的背景音乐，甚至还有网络的视频，使得文字在文学作品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而图像则似乎是无处不在。

再次，近年来，图像与文学的结合还孕育出了许多文学新形式，文学体裁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比如，电视媒体把文学散文与电视画面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电视散文的新形式，如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的《毕业了》这一作品就是用电视与散文结合的方式，很好地表现了毕业生对大学生活的留恋，音、声、画的结合强烈地激起了即将毕业的学子们的共鸣。此外，影视小说这—新形式也正在流行，所谓影视小说，指的是专门为影视创作的小说，它相当于影视脚本，注重的是动作性和形象性，把它单独作为小说来看，往往艺术性比较欠缺，因此它常常和改编后的影视同期发行或等影视热播后再发行，如《一见钟情》、《吕布与貂蝉》、《橘子红了》、《空镜子》、《天下粮仓》、《大腕》等均是如此。另外，摄影文学也成为一种新型文学体裁，它把诗或小说与精美的摄影作品相结合，“不仅使摄影艺术突破了传统的纪实性，并冲出了时间空间的局限，使摄影艺术插上了理想的双翼，翱翔于艺术的太空，而且又把文学的艺术语言变成直观形象，把文学想象的描写变成可视的画面，使它既有美的视觉形象，又有精辟的语言艺术”比如何兴水的《荷花情思》由五幅关于荷花的摄影作品组成：初荷出水、红颜灵光、冷香袭人、蓬情莲心、月夜情思，每幅照片都配有一首小诗，视觉上美感和文字的优美互相辉映，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前些年比较畅销的《老照片》、《黑镜头》、《红镜头》，这些也俨然成了一种新的艺术体裁。在这些照片里也有语言文字，但文字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只是一种配图说文的辅助工具，历史不再仅仅依靠文字间接地叙说，而是以“照片”、“图片”的直观形式来表达，它具有抽象语言所无法比拟的形象性和真实性，它甚至可以摆脱那种由语言造就的“历史诡计”的叙述，以令人震惊的效果恢复历史的“在场性”。如《老照片》第2辑中《关于“凌迟”》配发的照片是摄于清末的“千刀万剐”犯人的场面，它不但直观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酷刑，更重要的还看到了鲁迅先生哀叹过的中国历史和国民性：在满纸的仁义道德背后是非人道的凶残;围观杀人的满足和惬意正体现着一种令人痛心的“麻木”。在这样的直观的图片中，任何文字的说明都显得苍白无力。总之一句话，在上面这些图文结合的新文学样式中，图像确实对文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挤压之势，成为了绝对主体。以往读文学，需要透过文字经过眼脑转换，才能把捉到作品的形象和思想，现在文学图像化了，图像具有文字不可比拟的直观性和形象性，不需要过多的眼脑转换，令人感觉一目了然，耳目一新，雅俗共赏，可以说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当下图像对文学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文学图像化或图像文学化已成为今后文学的一种发展趋势。面对图像时代人们感受方式、阅读方式和文学存在方式的这种变化，我们若继续把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语言艺术这一范围之内，则无异于是画地为牢，是很危险的。保罗·蒂利希就曾经指出过这种划地为牢的方式是一种“精神病”。他在《文化神学》中写道：“人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现实范围，维护这个范围以防世界侵入他自己的城堡。这是一种神经过敏的方法，假如现实完

全消失的话，这种方法将变成精神病式的。”的确，文学研究应该适应研究对象的变化，不断拓展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成了当下文艺学的一个时代课题。正视图像对文学带来的影响，将影视、戏剧、摄影、绘画、广告等与文学有关的而以图像为主的艺术样式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学性”的研究，不但是文学发展实践的需要，更是文学理论自身建构的内在诉求。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性?我们知道，“文学性”的概念最早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来的。1921年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十分明确地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在形式主义理论家们看来，文学性不能从社会生活、作品的内容等方面去探讨，而只能从作品的艺术形式方面去寻找。雅各布森作为语言学家，他认为文学性主要存在于作品的语言层面，文学性的实现就在于对日常语言进行变形、强化甚至歪曲，文艺学只有从语言、节奏、韵律等文学形式的分析人手，才能达到科学的高度。很显然，雅各布森的“文学性”理论是强调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这种尚嫌贫乏且具有遮蔽性的文学性概念从很大程度上限制和耽误了人们对“文学性”的丰富内涵的发掘和领悟。稍晚的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则主要是从文学的功能何以在文本结构中得到“突显”这一视界来探究“文学性”的。其代表人物穆卡若夫斯基提出了“审美规范说”，认为不仅艺术有审美功能，人的全部活动中也包含审美，艺术文本存活于许许多多审美规范的交织之中。在这里，“文学性”就逐渐和文学文本之外的审美活动发生关联了。此后，罗曼·英加顿又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文学性”如何寓于文学作品之中，第一次相当明确而精彩地论述了“文学性”的生成机制。他进一步认为，意义不仅产生于文本之中，意义更会孕生于文本之外。“文学性”的生成就不仅取决于文本语言材料的特殊性，取决于作者的“意向性投射”能力与效果，也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方式，取决于读者意向性再构造的能量。“文学性”因而不再仅仅寓于文本一个环节，也会体现于文本之外，体现于那种待读者去加以创造性“具体化”的“不确定性”。“文学性”是一种审美能量的显现，是那种具有意向性投射能力的主体在原则上开放的想象空间中运用语言建构艺术世界能力的显现，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与“审美”的相互作用。再后来，理论界在对“文学性”的解读中，普遍倾向于认为“文学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例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就这样论述文学与文学性：“如果这本文学手册意欲讲出什么的话，现在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它应该首先宣布没有或几乎没有，或一直少有文学;应该宣告，无论如何都没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真理，文学性之物或者文学之作为文学”。因为，“没有内在的标准能够保证一个文本的本质的‘文学性’。没有可确认的文学本质或文学存在。如果您去分析一件文学作品的所有要素，您将永远见不到文学本身，您只能遇上一些它分享或借取的、您在其它文本中也可以发现的特点，无论是在语言、意义方面或是在被指示物(‘主观的’或‘客观的’)方面。甚至那允许一个共同体就此一或彼一现象之文学地位达成一致的惯例也仍然是不可靠的、不稳定的，并总是有待于修订”。

由此可见，文学性作为一种漂浮的能指，它从最初的仅仅指向文学语言、文学本体，到今天几乎已经完全逃逸到了文本之外，超越了一般的语言文字，成为各种艺术甚至大众文化的一种审美诉求。也就是说，文学性已经不再被看作是“文学”的专有属性，而成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理论自身的属性。正如卡勒所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特别是在图像社会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图像的广泛运用给文学的存在形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性也不可能再是单纯地存在于纯粹的语言文字中，而是已经溢出传统语言的范围，播撒到更广泛的领域。图像艺术中的文学性一方面存在于与之融合的语言文字中，另一方面也存在于图像本身。因为图像艺术是直观的，它要把内在的本该属于文字表达的内涵用图像阐释出来，必定要借鉴文学创作常用的艺术手法包括意境的营造、局部特写、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对比、烘托、夸张、讽刺等等，来丰富和提升自己，这些手法脱离了传统的语言文字，被运用于图像的表达系统中，它们彰显的审美体验并不亚于文学作品通过文字所能激起的审美冲动。比如一些优秀的电视广告可胃最为极端的消费文学，它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和仿真叙事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它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以生动的形象或画面代替了过去语言文字单纯的平铺直述，让人们诳直观、形象、具体的审美体验中充分感受到了图文的完美结合所带来的快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就认可和接受广告中所宣传的产品。不过，在此也必须说明的是，图像艺术中内含了文学性，但图像本身却并非文学，两者永远是一种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彼此混淆或取代。

在图像社会中，文学理论由过去单纯对文学的关注扩大到对文学性的关注，而如上所述，文学性的存在空间就像无边界的疆域，那么，文学研究是否会在这种无边界之中丧失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呢?应该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什么都是文学研究的对象的话，则文学理论就无疑成了一个大而化之、无所不包的杂货铺了。但我们所说的文艺学从“文学”研究转移到“文学性”的研究，却并非要把文学研究对象无限扩展，扩展到非文学的领域。而仅仅是要求其适应图像时代的文学新变化，更多的关注那些在图像的冲击下兴起的文学新形式，在历史的洪流中与时俱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学观念的转变而进行自身的合理变化和调整。在这一点上国际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希利斯·米勒也有非常相似的论断：“文学理论应该研究‘新形态的文学’，从对文学的研究转向对‘文学性’的研究，并赋予文学性以新的内涵。”的确，面对图像时代文学的新变化，文学研究也只有做出适时调整，才能在理论上予以回应。如果我们固守过去的老框框，不能对新问题作出相应的理性的思考和研究，文学理论就会失去鲜活的源头活水。德里达说：“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把文学带入图像社会，文学研究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开放的胸怀容纳新的文学因素，对传统进行颠覆并重建新的文学和理论。

要之，图像社会中文学性的栖居领域不再局限于文字之中，文学性外延已扩展到电影、电视、摄影、广告等图像艺术以及与日常相关的文化领域。这些后起的新型艺术样式，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文学的思维和方法，与文学呈现出交叉互动的发展趋势。就现时代来看，文学发展正处于一个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分野的特殊时期，大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文化阶层的垄断，文学走出了封闭的小圈子。当前的文学研究必须抓住不断涌现的文学新特征，“赋予文学性以新的内涵”，理出明了的思路，这样我们的文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我们的文学理论才会与文学实践相生相成，共同繁荣。

作者：欧阳文风

第三篇：转型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一

由社会转型所引起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使社会对文学有了不同于以前的集体想像以及前景期待。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文学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影响，而权力和资本是与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互相纠缠着，互相渗透着，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①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文学由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80年代中期以来被作家及批评家赋予新启蒙功能的“纯文学”开始丧失其话语有效性。纯文学从对形式特征的强调走向了排除社会意义的纯粹语言游戏，强调个体体验的“个人化写作”也由对个人性的追求走向了对公共领域的拒斥，成为拒绝公共关怀与社会承担的借口。文学作品成为千篇一律地充满了自恋、自虐的私人生活场景的展示。80年代借以呼吁开拓文学公共领域的纯文学成为个人精神呓语、精神撒娇的场所。文学在成功地解构了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之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对日常生活、私人场景进行不厌其烦的叙述，各种感官描写连带极度膨胀的私欲发泄充斥着文学作品，以满足人们的窥探欲，迎合市场的需要。批评界开始惊呼文学衰退乃至文学终结，“纯文学的困境”、“纯文学的焦虑”成为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另一方面，在不断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语境下，却出现了“泛文学”统治文化市场乃至日常生活的景况。市场运作使所谓文学性渗透进各种文化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之中，文学空间也因而得以扩展，各种亚文学样式如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借助电子媒介的传播一时热闹非凡，形成一个空前盛大的文学公共场域。新的“精英”如郭敬明、王海鸰、海岩等在这一场域中脱颖而出，并对大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种文学场景中，大众美学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弥漫在纯文学中浓厚的精英意识被消解，世俗主义甚嚣尘上，感官文化极度膨胀，文学的消费性空前凸显。资本运作与文学机制之间形成新的权力关系，而80年代为新启蒙思潮借重的文学的审美功能或审美现代性被放逐。

在新的文学图景面前，文学研究者们开始怀疑传统文学批评能否回应现实。80年代以来，针对长期以来文学及文学研究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箝制这一现象，文学研究开始出现“向内转”的趋势，即从意识形态化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转向了强调文学回到自身的“文学本体论”。“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倡导即是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强调文学是审美的、个体的、超越于世俗利益并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是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而文学研究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即文学的审美特征。纯文学研究以审美意识形态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因而具有某种批判性与反抗性。然而，在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逐渐瓦解，新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现实面前，纯文学研究不仅已丧失其革命势能，而且已无力提供解释现有文学现象的根据。从而出现了文学研究的危机。

二

作为对当下文学及文学研究危机的一种积极回应，文化研究被引进文学研究之中。文化研究是一种开放的、跨学科、超理论的研究方式，它裹挟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等西方文论话语进入文学研究之中，成为文学研究者们对当下文学及文学研究困境进行突围的有力武器。它以“非文学”思路研究范式打破了纯文学研究日渐僵化的本质论思维，给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

首先，文化研究质疑了传统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性质的界定，冲破了单一狭隘的文学批评视阈，拓宽了文学研究疆域，极大力度地冲击了传统文学研究中僵化的一元论思维。80年代以来，纯文学研究者们强调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并试图对文学性作出本质性的规定，寻找出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由此建立了一整套关于文学的标准,对文学对象、文学语言、文本形式等等作了一系列程式化规定。然而，由于文学生产机制发生转换，纯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性的规定开始暴露出其局限性：一方面是纯文学日益走向衰退，文学研究的疆域日渐缩小，另一方面是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各种新的文学样式涌现出来，文学的审美特质也由新的传播媒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先前基于文学性的文学研究显然已经无力有效地应对新的文学现象。传统文学研究由于坚持纯文学的标准而不能把大众文学以及新出现的各种亚文学样式纳入研究视野，它导致了文学研究的视域越来越狭隘单一。同时，某些少数符合既定标准的文学作品不断被经典化、神话化，从而导致了文学等级制的形成。高雅文学被置于文学等级的塔尖，而大众文学则被排挤在文学研究殿堂之外。广泛的文学经验尤其是大众书写与阅读被忽略，文学及文学研究实际上成了少数精英自娱自乐的场所。而文化研究则旨在“揭去经典的神圣光环并为边缘话语和沉默话语寻求合法性”。②文化研究强调没有永恒的文学本质，不存在不变的“文学性”，用“是什么让我们(或者其他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代替“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③正是文化研究所持有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立场使文学研究的疆域得以拓宽。通俗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广告文学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文学研究之中。文学等级被打破，横亘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被跨越，文学及文学批评由精英化开始走向平民化。随着对象的扩展，文学研究逐渐走向文化大众的现实生活之中。

其次，文化研究重新肯定了文学研究的政治指向，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文学研究将政治与文学对立起来的二元对立思维。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研究一直与政治意识形态纠葛在一起，文学本身的意识则相对比较淡漠。作为对文学性被等同于政治性这一研究范式的反叛，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开始走向其反面。开始强化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本位意识，使文学成为文学自身，使文学研究专注于文学性。“人们设想存在一种‘纯粹’的文学，这种文学更加关注语言与形式自身的意义，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也就更像真正的‘文学’”。④纯文学概念的提出使80年代成为了一个审美主义的时代。然而，过分地强调文学的自律而断然排斥他律，必然会使文学和文学研究变得保守，走向孤立，失去干预现实的能力。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是，文化研究将文学视为一种话语实践。它将文学重新置入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之中。文本不再被视为由单一作者创作出来的封闭的独立体，而是布尔迪厄所谓的各种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正是这种对文学与权力关系的关注使文学及文学批评充分揭示并批判了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各种批评视角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纷纷引进文学研究之中，为文学及文学研究提供了宏阔视野。性别政治、阶级意识、身份认同以及种族冲突等问题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文学研究超越了以往的单一视角，开始以开放性与多元性的视角多方面地多层次地揭示现实生活存在的各种问题，使文学与文学研究重新获得解释世界的能力。近年来，对形成90年代文学新图景的资本与权力运作的揭示与批判，如对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的剖析与批判、对“身体写作”中性别权力关系的解读、对广告文学隐含的阶级分化问题的分析等正是文化研究对于当下文学现象及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同时，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日渐突出，如大众文学中的隐形政治意识、文化生产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学术研究与权力的交往关系、传播媒介对文学生产的影响、资本与权力对文学传播的控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的关注。

最后，文化研究引入的最终目的是使文学批评重新获得对社会发言的权力，从而重新确认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90年代文学最根本的危机在于：文学已经渐渐丧失了对社会问题言说的能力。而文学批评则日益学院化、体制化，不仅丧失了应对社会和时代问题的能力，而且同时丧失了自身的批判功能。纯文学批评坚持“内部/外部”的截然对立的学术神话，并建构一个界限森严的文学研究体系，拒绝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从而远离了历史语境，使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并形成一种新的保守主义倾向。“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消失了。如果说80年代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向内转是有其策略性的，即对抗极左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箝制，那么进入90年代，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渐淡化，全球化、市场化与现代高科技正将世界连为一体，种种新型的权力体系已经诞生的情势下，文学和文学研究怎么能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呢?是现实决定理论批评，而不是理论批评支配现实。现实需要文学研究对新的现实作出合理的诠释，洞悉资本运作与文学机制之间形成的新的权力的奥秘，批判新的意识形态。倘若在现有情势下仍然一如既往地搞纯文学，一味地突出什么文学性，势必自背于公共领域，放弃知识分子理应承担道义的神圣职责。“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⑤知识分子应该不仅仅只是专业人士，还应该承担社会良知、关注公共事务。因此，文学研究不应该只是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而应该是面向世界说话的公共领域。而文化研究的政治指向及其对社会实践性的强调则要求文学研究走出宁静的书斋，面对社会现实，发挥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功能。它消除了“内/外”二元对立的文学批评与公共生活之间壁垒森严的隔阂，将文学话语领域与社会领域重新连结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封闭的经院式的文学性研究中走出来，挑战文学/文化活动中的种种权力关系与隐形政治，关注种种权力关系压制下的弱势群体，在某种意义上，即要求重新确认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重新建立批评的公共空间。从“阐释者”重新走向“立法者”。

三

文化研究为文学及文学研究疆域的拓宽、文学批判功能的重新获得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为文学及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使文学重新担当起解释现实生活的重任。然而，这种“非文学”化却又引发了文学研究中的许多新问题，它的介入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使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危机迎刃而解，相反，它的引入同时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新问题。

问题一，文化批评的引入使文学及文学研究疆域得到扩大，文学与非文学研究界线变得模糊，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学经典神话被拆解，在文学被不断神话化、经典化过程中建立的等级制受到冲击。然而，新的文学研究对象被纳入研究视域中，是否就意味着文学研究从对象的单一走向多元了呢?是不是就意味着彻底瓦解了文学的等级制度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文化热点成为文学研究者们追逐的对象。近年来的文学批评几乎可以用全球化、女性主义、大众文化等少数几个词语涵盖。文学批评的多元性被单向度地对文化热点的追逐与炒作所取代。当下文学作品类型的多样性和作家作品个体之间的差异问题被忽略。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创作者心态的浮躁。于是，当“私人写作”、“身体写作”成为时髦的话题时，一窝蜂的“私人写作”、“身体写作”随之而来，性、身体、女人卧室、私人社交场景充斥在大量文学作品之中。当个人化写作成为时尚时，千篇一律的“私语”书写竟使个人成了集体名词。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神话、新的等级制被确认，这种现象与以往文学批评的神话化、经典化如出一辙，只不过其标准由文化热点取代了文学性标准。文化研究质疑了以往文学批评的标准的同时也在确立着另一种同样偏狭的标准。当文学精英意识被解构，大众文化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之后，旧的文学研究景观被打破，文化资本被重新配置，中心与边缘的鸿沟似乎已被消融，然而并未出现我们所期待的众声喧哗，而是一片貌似繁荣的单调贫乏，新的中心与边缘在文学研究对文化热点的追踪过程中被圈定。

由此，它引发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学研究中新的本质主义的确立?它是否导致了新的政治正确的确立?当文化研究质疑了纯文学的本质论观念，揭示了纯文学概念所遮蔽的资本与权力运作的真相，却往往不经意地掉进另一个陷阱之中，那就是使文学成为一系列被抽空了自身存在的泛文化、泛政治概念。文学研究等同于泛文化、泛政治批评，文学性由政治正确性所取代。作品的价值确立不再由作品本身所决定，而是由其所表现的政治正确性所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下文学文本日渐趋同与粗糙的现象。从另一角度来看，文化研究自以为揭示了为纯文学所遮蔽的真相，重新寻找到了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眼点，然而，其新的政治正确的确立是否能有效承担批判当下为市场意识形态所规训的文学现实?(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当女权主义理论从西方顺利旅行到中国并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之后，中国的女性文学却或者成为宣泄对男性憎恨的场所，或者成为以身体取媚于市场亦即男性目光的护身符。另一个例子：当文化研究者们挥舞着“本土性”或“民族性”的旗帜时，“民族性”“本土性”却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在西方文化市场上收获颇丰的卖点)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集体大逃亡，纷纷从高雅文学的神坛中走下来而“俯就”于文化研究，其背后是否是对市场的迎合，是对新的文化资本的争夺，而并未根本触及到市场意识形态以及中国的真正问题所在?

问题二，对文学审美性的忽视以及阅读实践的忽略是否会使文学批评沦为纯粹工具性?乔纳森·卡勒曾在《文学理论》中关注到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二者分析方式的不同。他说：“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正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象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象，而且它很容易被任何诱惑摆布。这些诱惑中主要的是所谓‘同一性’。这个概念认为有一种社会同一性存在。各种文化形式都是这个同一性的表现，或者叫现象……如果文学研究被归入文化研究，那么这种‘表征型解释’就可能会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特征就可能被忽略，同时文学使用的解读实践也会被忽略。”⑥这种“非文学”思路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相当盛行，分析方法也日益“非文学”化。文学批评不是对具体文本进行解读，而是将文本置入某个大文化命题之中，或者对文本进行肢解，抽取其中的某一点以屈就某一文化命题，或者从某一个细节出发切入某一文化现象，进行关于文化与权力之间的逻辑推断。于是，文学文本遭到了空前的冷落，文学作品意义的“错综性”在对解读实践的忽略中被丢失。文本的丰富性与差异性被文化研究的同一性所取代。在对阅读实践的忽略过程中，文学批评有意无意地丢弃了文学的审美维度。文学独特的形式与包蕴在文学形式之中的个体灵魂也随之被文学批评所放逐。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补充注脚。在文化研究去“纯文学”之蔽时，同样在遮蔽着一些如“个人性”、“审美性”、“形式因素”等合理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文化批评又是以前政治学批评、社会历史学批评的改头换面。

最后，纯文学研究是否丧失了其全部合理性?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是否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统一起来? 正如南帆先生所说：“独特的形式是文学个性的证明，内心世界是个体不可重复的标记。”“换言之，‘纯文学’概念的出现并不是一次徒劳无益的误会。否弃‘纯文学’庇护的美学个人主义并不是把文学驱赶回粗糙的社会学文献;抗议或者批判不是再度以牺牲文学形式或者人物内心的丰富性为代价。相反，‘形式的意识形态’表明，文学与身边历史的深刻对话恰恰要诉诸深刻的文学形式。”⑦且不说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纯文学所追求的文学自律性依然是一个有待继续争取的理想，在当下的语境下，纯文学所强调的审美性、个人性及文学的自律性仍然不失为对抗文学商业化市场化的有力武器。纯文学与纯文学研究并未终结，终结的只是关于纯文学与纯文学研究僵化的本质论与坚持内/外、审美/政治二元对立思维。文化研究只能作为一种批评的策略而具有其意义，我们要从文学性的立场出发，从文本的审美性出发，走出文本，最终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来。这样才能发挥文学的批判功能，而不是回到庸俗社会学批评中去。因此，在充分开放我们的文学研究的前提下，如何发现并立足于文学本身，关注文学经验本身，在多元开阔的批评视野中反抗非文学性的解释框架，回到审美体验本身，回到文学的内在品质中并充分发挥其批判功能再次成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①钱理群《重新认识纯文学》，在“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世纪中国》网站。

②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③⑥乔纳森·卡特《文学理论》第23页，第5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⑦南帆《空洞的理念——“纯文学”之辩》，《上海文学》2002年第六期。

⑤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6、17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作者：戚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