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象本质研究论文

摘要：对于文学的本质问题学术界争论已久，其中审美意识形态论被认为是影响最大、认同程度最高的文学本质论。本文结合多方学者的正反两方面观点，肯定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性是文学不可摆脱的一个基本属性，在特殊性的层面上以“审美的”来规定文学艺术的这种“意识形态”特性，揭示了文学的客体、主体和功能方面的特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文学形象本质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学形象本质研究论文 篇1：

中国形象研究的新维度：语料库批评翻译学

摘要：通过运用CiteSpace软件，梳理2009至2019年国内CNKI核心期刊和国内硕博论文库的相关文献，论述中国形象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新视角。研究发现，中国形象研究大多集中在传播学、文学、译介学等学科领域，语料多来自国外媒体报道、外国文学和翻译作品等，中国形象研究局限在“他形象”研究，缺乏对中国形象的“自形象”研究，鲜见以国内政治文献的外译作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研究，缺乏一定的客观定量研究。语料库批评翻译学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依托对国内政治文献的翻译，不仅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而且對实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形象宣传也具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中国形象;语料库批评翻译学;CiteSpace软件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0.01.003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文献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外交话语系统性研究不多，关于中国大国形象的传播研究则更少。笔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应该重视内涵和方法，同时采取跨学科视角，不能局限于外交学或者传播学范围。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中国形象主要指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和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韩元认为，国家形象是“反映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特定国家总体状况的信息经过复杂与多样的信息传播过程而在国际公众中形成对该国的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1]。该定义说明国家形象有两方面含义：1）本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和认知，即“自形象”;2）他国公民、媒体和组织等对该国的总体看法和认知，即“他形象”。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中国形象外塑价值取向、外国媒体新闻和国内外文学作品等，即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中国形象“他形象”的外塑研究。而关于国内政治文献，如政府工作报告、领导人讲话、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国家外宣声明和宣言等的自塑研究较少。

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SCI、EI、CSSCI、CSCD以及国内核心期刊和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Space软件，以“中国形象”“国家形象”两个主题为检索条件，获取相关文献，以此探寻中国形象研究的国内热点与研究趋势。数据检索时间为2019年4月16日，文献期限为2009至2019年。此外，为避免数据噪声，对检索的数据进行了有效剔除，最后生成有效数据共计1 872篇，包括1 164篇期刊论文、708篇硕博士毕业论文。本研究采用5.1.R.SE版CiteSpace软件，节点选择

一、基于CiteSpace的中国形象研究现状分析

（一）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某一领域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词频进行分析，可以确定该领域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不仅可以计算文献中的关键词所出现的频次、共现频率以及聚类关系，还可以计算每一个关键词的中心性，并通过知识图谱清晰地展现出该领域研究现状。

笔者运用5.1.R.SE版CiteSpace软件，对“中国形象”“国家形象”两个主题进行检索和计算，得到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可视化图谱，如图1所示。

图1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关键词，节点大小代表每一个关键词在检索文献中的频次，节点之间的联系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从图1中可以看出，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的研究以“中国形象”和“国家形象”为中心形成一个基于高频关键词的网络。其中，字体大而醒目的“中国形象”和“国家形象”为核心关键词，其他高频关键词包括“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公共外交”“媒体”“涉华报道”等;所有的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9至2019年期間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形象研究的普遍关注点和切入点集中于外交学、传播学等领域。表1汇总了由CiteSpace软件统计的2009—2019年期间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研究的核心期刊和优秀硕博士论文总频次高于20且中心性高于0.05的关键词。

表1中，高频关键词共计25个，其中传播学词语包括“对外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传播”“涉华报道”“国家形象宣传片”等，外交学词语包括“软实力”“公共外交”“意识形态”等。此外，高中心度关键词也为25个，传播学与外交学词语具备高中心性。其中，高频关键词“形象学”与高中心度关键词“政治话语分析”的出现说明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

此外，CiteSpace软件可计算关键词突现，即运用CiteSpace突变检测算法从相关文献的关键词、标题、摘要中提取突然剧增的术语，以追踪某一特定阶段研究的前沿动态。表2为CiteSpace软件统计出的2009至2019年国家形象研究专业术语的突现动态变化。根据表2可知，国家形象研究的突现常常伴随着国内外特大赛事，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伦敦奥运会”等，还会随着影视热播剧和新闻热点产生，如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和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等。近年来，“一带一路”宣传策略加强了中国形象的研究突现，同时伴随着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出现大量突变。经统计，“一带一路”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突变值为8.665 2，社交媒体和BBC等国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突变值共计6.729 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形象研究仍然以传播学、文学和外交学为主要相关领域。

（二）中国形象研究的维度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归类分析，发现国内学者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1.媒体传播中的中国形象

媒体是大众了解和认识一个国家最为直接的手段，也是获取关于中国形象认知的最有效途径。陈雅莉[2]运用新闻框架理论，从美国媒体关于“南海仲裁案”的报道研究媒体话语，从“自我”和“他者”的中美关系角度来探讨中国国家身份的构建。她认为，美国在凸显其“霸权国”的国家形象，同时构建与中国国家形象在观念意图现行行为秩序上的对立性。张昆等[3]从东盟媒体《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关于南海争端的报道方面讨论中国形象，论述地缘政治报道中构建中国形象的问题。王雪玉[4]以文化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以菲律宾媒体《马尼拉时报》关于南海新闻的报道为语料，讨论和分析亚洲邻国主流媒体对冲突国家形象的话语建构，阐述了菲律宾总统前后社会政治语境的变化对媒体话语建构的影响，论证媒体国家形象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并产生相应社会影响的公共话语幻象本质。

可以看出，关于新闻媒体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围绕特定事件下特定国家的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展开。研究方法包括新闻传播学框架理论、文化话语批评以及基于国家形象的批评话语研究[5-6]等，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系统的研究体系，所选的新闻报道数量有限，对中国形象构建的定性研究不全面。

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外语界知名学者纷纷从各个不同国家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话语表征进行研究，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对我国针对不同国家的外交宣传工作提出了指导性建议[7-12]。

2.英美文学作品和影片中的中国形象

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同样存在中国形象，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形象，国内外的影视作品也略有涉及。

就文学作品而言，英美华裔作家或新移民作家的华人文学作品多涉及中国文化，如谭恩美的《喜福会》《灶神之妻》《灵感女孩》、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任壁莲的《爱妾》《梦娜在希望之乡》以及查建英和严歌苓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描述生活在英美国家的华人形象，描绘华人的多元文化身份和离散身份。鉴于旅美华裔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作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展现真实的中国形象。另外，本土英美作家，如赛珍珠（《大地三部曲》）、毛姆（《在中国屏风上》《面纱》）、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约翰·斯坦贝克（《伊甸之东》《罐头厂街》）、贾斯汀·希尔（《黄河边上的小镇》）等作家出于对中国的热爱或者本人的特殊情感和经历，在作品中对中国形象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审视。不过，这些作品大多是关于旧时代的中国形象，没有涉及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中国，更无法契合当今“新”的中国国家形象诉求，相对于当前中国形象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由上述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以及美国好莱坞拍摄的中国元素电影集中展现了作品中描绘的中国形象。这些英美电影故事既充满了传奇的东方色彩，又伴生了落后、糟粕、迷信等消极元素。21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依然是新瓶装旧酒，虽然中国形象不再是过去一味的落后贫穷，但文化上依旧显得落后愚昧。可见，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误解和偏见依旧存在。

3.中外译介传播与中国形象

关于中外译介传播与中国形象研究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翻译在中国形象塑造中的作用。比如，谢淼以1980年为界限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与国家形象[12]，林文艺探讨国内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中译外揭示的时代精神和译文中展现的中国形象[13]。

第二种关注以林语堂、莫言等著名作家作品外译为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在不同国家的传播与受众情况，强调中国当代作品在国内外塑造的国家形象。方爱武认为莫言作品刻画的中国形象具有民间精神与民间情怀，写出了老百姓眼中的中国形象[14];刘云洪等谈论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的对外译介翻译方法，认为“删节”“改译”和“整体编排”是葛浩文巧妙的翻译策略[15];谢稚从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讨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16]。

第三种研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与翻译。如施旭提倡以文化话语研究范式来进行中国话语研究[17];杨明星主要探讨了中国外交话语翻译方法及其现实意义[18];胡开宝等梳理了大国外交话语在国外传播研究中的內涵方法与意义[19]。

（三）问题与思考

总的说来，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研究呈跨学科、多视角、多途径趋势。不足之处主要有研究领域分散、研究方法繁杂、研究对象和语料单一等。

当前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外交学、话语分析、译介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传播学聚焦媒体新闻报道，所用语料非常有限，通常为某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的一两个主要媒体涉及中国特定事件的新闻报道，结论较为单一，简单地将国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定性为正面或者负面形象。关于中国形象的话语分析研究也将语料聚焦于新闻媒体，采用定性分析。译介学和比较文学也大都基于某些著名的作家作品分析讨论中国形象的传播。研究领域太过宽泛，交叉研究不够。

目前的研究方法多采用定性研究，围绕个别新闻事件和典型案例，如南海争端事件，或者个别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语料较有限，对语料的处理较粗糙，结论也显得笼统主观，缺乏客观的、批量的语料分析。

大多数研究对象都集中在国外媒体报道和国外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塑造，主要以欧美、东盟和亚非拉国家的媒体报道和文学作品为语料，均属于中国形象外塑，而忽略了中国形象的自塑造。

可见，关于中国形象自我塑造的研究仍属空白，特别是关于国内政治文献的研究尤为缺乏。其实，政治文献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观点，包括政府工作报告、领导人讲话、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国家外宣声明和宣言等。对这些政治文献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形象自塑。在此基础上，语料库可以发挥其技术作用，将定量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形象研究，可以使得研究定性与定量结合、描写与解释互补，从文本语言使用的规律和特征入手，更为深刻具体地分析所涉及文本构建的中国形象。再加上话语分析理论、传播学理论和比较文学下的形象学理论，可以更为深刻地分析语言符号层面的文本特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而讨论中国形象的构建。

二、中国形象研究的前景及路径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国际形象自塑的决定性因素，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实现对外传播创新，对外传播创新需要话语创新，话语创新需要话语内容和话语翻译创新。”[20]笔者认为，中国形象自塑是目前学界应该重点研究的话题，对不同类型文本的政治文献进行分析，应该“以研究政治文献翻译文本的语料库分析为基础，探讨这些翻译文本中的中国政府形象、中国政党形象、中国军事形象、中国政治形象和中国国家形象”[21]。应用语料库对国内政治文献翻译文本进行文本特征与效果分析，将这些文献翻译与英语平行文本进行比较，从而探讨中国当前国家形象建设，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语料库批评翻译学以大量真实的国家政治类文本为基础，可以弥补以往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的局限性，不仅能为中国形象研究总结出具有说服力的文本特征，而且还提供有效数据，做到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有机结合。

第二，语料库批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当前研究领域的分散性。语料库文本，不仅包括国内政治文献文本，还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影视作品等文本。将语料库的定量研究与不同研究领域理论的定性分析相结合，顺利实现跨学科融合研究。

第三，语料库批评翻译学能有效提供源语与目的语对比研究，扩大中国形象自塑和外塑的研究范围，更全面地拓宽其研究路径和手段。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对于中国形象的研究包含三个具体研究步骤：1）语料库的设计与建设;2）翻译文本语言特征描写与中国形象分析;3）利用话语分析的理论对中国形象的成因进行解释。结合国内政治文献翻译文本的语料库建设，笔者对这三个步骤进行具化描述。

首先，国内政治翻译文本语料库的建设，需要大规模收集中国政治文献相关的中文源语及其外译文本，既要保证语料具有代表性，同时又要根据严格的取样准则进行语料筛选。之后，对收集的双语语料进行对齐整理和筛选，反复校对，必要时进行编码标注。

其次，确定研究问题，对翻译文本语言特征进行描写，分析中国形象，对双语语料中包含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等汉语词汇及其对应译文进行关键词检索，考察这些词汇的搭配和语义韵;分析中国国家形象、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形象;分析源语和目标语在情态动词、人称代词、关键词和高频词等典型词汇特征上的异同，从而全面研究中国形象的自塑。

最后，对获得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鉴于基本数据为国内政治文献的文本数据，最基本的信息为频率信息，因而在分析中国形象成因时，应该运用理论框架和视角，比如，批评话语分析、文化话语分析、功能语言学、比较文学等，将具体语言特征描写与社会文化等因素相结合来探讨中国形象的构建与传播模式。

三、结束语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近十年国内的中国形象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文学、影视及其中外译介传播三个维度。此外，当前国内的中国形象研究存在有研究领域分散、研究方法繁杂、研究对象和语料单一等问题。

为了解决当前国内中国形象研究的困境，本文提出从语料库批评翻译学视角，运用多学科理论对中国形象的自塑进行研究。这种不同界面的中国形象研究将避免以往定性研究的多领域分散和主观性。国内近年来多本核心期刊常常开设中国形象与政治话语外译传播研究专题，可见政治话语翻译与国家形象外塑研究是当下热点研究的题中之义。语料库批评翻译学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现有中国形象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的局限，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信息和客观频率数据。国内政治文献外译的目的语与源语的翻译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内涵，还能增强国人对中国形象自塑与外塑的认识，为实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形象宣传提供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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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雅莉.“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剖析：美国媒体在报道“南海仲裁案”中的意见话语和国家身份建构[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5）：18-33.

[3] 张昆，陈雅莉.地缘政治冲突报道对中国形象建构的差异性分析——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报道“钓鱼岛”事件为例[J].当代传播，2014（3）：38-41.

[4] 王雪玉.中菲南海争端中的话语幻象建构——基于《马尼拉时报》南海新闻的文化话语分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40（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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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董希骁.从新闻标题看罗马尼亚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态度[J].中国外语，2018，15（3）：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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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谢淼.新时期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与德国的中国形象建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2）：33-42.

[13] 林文艺.建国十七年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中国文学》（英文版）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选取为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0）：108-113.

[14] 方爱武.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D].杭州：浙江大学，2016.

[15] 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外国语，2014，37（3）：6-17.

[16] 谢稚.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看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J].理论月刊，2012（12）：53-56.

[17] 施旭.当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51-58.

[18] 杨明星.中国外交新词对外翻译的原则与策略[J].中国翻译，2014，35（3）：103-107.

[19] 胡开宝，李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研究：内涵、方法与意义[J].中国翻译，2018，39（4）：5-12.

[20] 胡开宝，李鑫.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与中国形象研究：内涵与意义[J].外语研究，2017，34（4）：70-75.

[21] 谢莉，王银泉.中国国际形象建构视域下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J].外语教学，2018，39（5）：7-11.

（编辑：朱渭波）

作者：廖国海 韩戈玲

文学形象本质研究论文 篇2：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

摘 要：对于文学的本质问题学术界争论已久，其中审美意识形态论被认为是影响最大、认同程度最高的文学本质论。本文结合多方学者的正反两方面观点，肯定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性是文学不可摆脱的一个基本属性，在特殊性的层面上以“审美的”来规定文学艺术的这种“意识形态”特性，揭示了文学的客体、主体和功能方面的特征。

关键词：文学 意识形态 审美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对于文学本质观念的多样化，包括认识论本质论、主体论本质论、象征论本质论，生产论文学本质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等。其中审美意识形态论被认为是影响最大、认同程度最高的文学本质论，被誉为“一个时代学人根据时代要求提出的集体理论创新”。钱中文先生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童庆炳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虽然在具体论述上各有不同，但他们对文学本质的界定都肯定了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本质论。但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有针对“意识形态性”的，也有针对“审美”的。笔者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

首先谈“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本质规定的根据。结合童庆炳先生的说法，要给文学下定义，起码要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要看清文学的基本属性，确定一般，它应该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其次，在此基础上找出特殊性，它应能在揭示文学自身固有特征方面有足够的涵盖力，如同时能揭示文学的客体、主体和功能方面的特征。假定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对文学作规定：1．文化的层面，把文学首先规定为一种文化形态。2．社会结构的层面，把文学首先规定为审美意识形态。3．语言的层面，把文学首先规定为一种语言结构。那我们来作下比较。“如果说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学形态,当然可以揭示文学内容的社会文化的维度的许多特征，但难于深入到艺术区别于非艺术的特征。如果说文学是一种语言结构，当然可以深入到文学形式的主要方面，但在揭示文学客体、主体和功能的特征上面，都不太可能完全“到位”。相比之下，审美意识形态论倒是更能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揭示文学的客体、主体和功能的特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是意识形态与审美有机的统一，是思想与诗的有机统一，是理智与情感的有机统一，是真、善与美的有机统一。①它与其他各论相比,无论在整一性上，还是在揭示文学客体、主体和功能上面,都具有“优越性”,因此它更符合文学的本质内涵。下面笔者就主要从“意识形态性”和“审美”两个角度，结合当前学者的一些说法，来谈谈对这一观点的看法和理解。

一、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谭好哲先生曾说“每一种美学和文艺理论系统，都有其关键性或核心性的概念与范畴，正是这些概念与范畴支撑起一种理论系统的问题框架，并赋予理论以内在统一性和整体贯通性。”②意识形态就是这样的概念。早在1923年，前苏联著名文化活动家和文艺学家卢那察尔斯基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特别注意的正是艺术的意识形态的性质。”③他又说：“在所有的时代，艺术总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之一，在阶级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④时至今日,连西方学者也承认：“马克思批评家认为文学根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⑤笔者认为意识形态性是文学不可摆脱的一个基本属性。因为社会意识相对地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纯知识的,一种是具有价值导向性的，前者是通常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后者才被称为“社会意识形态”，简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形式就在于它不仅有知识成分，而且还有价值成分，其核心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它的功能就在于凝聚社会成员的力量,动员社会成员为实现一定社会的共同目标去进行奋斗。当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⑥，它还有许多下属的具体形式，如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等。而文学艺术之所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形式中的一个“特殊的”类别，不仅由于它本身还包含着技巧的、工艺学的不属于思想意识的成分，而且也不像其他意识形态形式那样以系统的、理论的形态出现，它只不过是在具体的形象描绘和情感表述中体现了某种思想观点和倾向,因而笔者认为可以把文学界定为是一种意识形态。

当然，关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性批判，有的理论流派以超然于政治和党派之外的“纯科学”姿态相标榜，这点英国新左派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给予回应，他指出，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文学是价值构成物，而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这些价值判断与社会权力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的。因此“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一部分。”⑦谭好哲老师在《论文学意识形态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对文艺意识形态论的质疑乃至否定出自两种情况：一是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敌视，二是学术认识上的错误与片面。把意识形态简单地等同于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是造成某些激进理论家错误地以艺术的审美性对抗与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一个原因，而文艺存在现象和文艺本质问题的复杂性、多方面性，也是造成诸多以“片面的深刻”为理论呈现姿态的多种非意识形态文艺本质观产生的重要根源。

总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它的功能是为了动员社会成员，凝聚社会成员的力量，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去进行奋斗，因而它的性质就不仅是理论的(认识的)，而更主要是实践的。所以，我们今天探讨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目的，我认为就是为了维护我国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

二、文学的审美特征

下面再从审美的角度对文学的本质问题作一阐述。

虽然，在第一部分我们把意识形态界定为文学的最基本属性，但这只是从一般的层次上作出了基本规定，但要想在揭示文学的特殊性方面有足够的涵盖力，就需要找出文学艺术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而“审美的”规定恰使得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比之于一般形式的意识形态更具有了实践的性质，“它是连接文学的认识功能与实践功能的一个必要中介”，揭示了文学客体、主体和功能诸方面的特征。

从文学的客体来看，它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是主体需要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属性，亦即价值属性。文学不仅面对的是整体的生活，而且还要看这整体联系的生活与人的情感能不能建立起诗意的关系，它所重视的是审美的价值系统，因为审美情感把握着人与事物的诗意情感联系；文学的对象不是事物的自然属性，而是这种情感联系。鲁迅说，画家可以画蛇、画龟、画果壳、画字纸篓，但并非画这些事物的生物属和物理属性，而是画这些东西与人的诗意情感的联系；而且文学对象的整体生活本质，是指生活的诗意的本质，即人与事物联系中所产生的诗意体验的丰富内涵。童庆炳先生认为：“不但在写自然景物时，作家不是在写自然景物的生理和物理的本质，就是在写政治生活、道德生活、伦理生活时，作家也不是完全写政治、道德、伦理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写这些生活的诗意本质，这样作家才不是给我们提供单纯的知识,而是美的价值系统，而让我们处在审美享受的状态中。”①

从文学的主体角度看，也与一般认识论主体不同。一般认识论主体是消泯情感的投入的。而文学创作，是主体对周围事物的情感的评价，这种情感评价则恰好需要主体个性特征的表现和情感的投入。但这种情感应是一种高级情感，它以个人心理体验的形式出现，但它所蕴含的理性内容却能使它超出纯粹个人心理活动的领域，获得与认识的成果同样具有的普遍的社会内容。而审美的情感就具有这样的一种特征，因为它作为人的一种高级情感不同于一般情绪体验，它是基于对感性对象的“静观”（观照）而产生的。静观的特点就是只注意事物的“表象”而并不关心它的“实体”，因而不至于引发想要去占有对象的冲动，它是拒斥一切欲念的。这就使得审美可以超越一己的利害关系而在情感上达到与别人的沟通。它虽然属于“单个的判断”却又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这就使得美的对象，不仅人人可以共享，而且通过审美，还能把大家的思想情感联合起来。

从文学的功能看，一般意识形态（这里指积极的正面的）的功能重要性排列的先后是：真——善——美（如哲学），或者善——真——美（如道德），美的功能一般都被放在最后面；但是对于文学来说，其功能的先后排列是：美——真——善，或美——善——真，审美的功能应放置在最前面。一部作品审美功能是最为紧要的、首先的。人们必须首先感受到美，并被美深深地吸引后，在愉快地享受了美之后，才能认识社会和接受教导。所以说，文学作品以审美情感为中介与社会意识形态获得沟通，审美功能是作家与读者产生共鸣的桥梁。通过“美”，才能让读者更好的认识“真”与“善”。

总之，所以我们在特殊性的层面上以“审美的”来规定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特性，揭示了文学的客体、主体和功能方面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有足够的涵盖力的。当然，也有学者就“审美”的规定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有的人提出审美会消解意识形态；也有人批评“审美意识形态”是“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简单叠加。而笔者认为以“审美的”这个概念来对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作出进一步的具体界定,丝毫没有否定文学的性质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意思。正如“人——中国人——黑龙江人”三者的关系一样，并不因为我说自己是“黑龙江人”而否定自己是“人”、是“中国人”。有学者借钱钟书先生的比喻：“盐溶于水，体匿性存，无痕有味”来说明意识形态与审美两者的关系，我认为是十分贴切的，也正好反驳了叠加的说法。意识形态与审美应是融为一体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整一性的范畴。还有的论者担心提出“审美意识形态”，“用‘审美’来统领‘意识形态’，会对意识形态内涵作了空疏宽泛的理解”，这一点王元骧先生给予回应，他说：“我觉得以审美来界定文学艺术的特性，认为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只能以审美的方式予以体现,倒正是避免因抽象谈论而导致把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架空,使它与文学艺术的特性相融而有了自己真正的落脚点。”⑧

所以，说“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是有一定道理的，它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本质论的总结，最大的长处就是综合。它把认识论本质论、主体论本质论、象征论本质论、生产论文学本质论的可取之处进行了融会贯通，并吸收了西方以与语言建构为中心界定文学本质的思想，使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确定走向变化，更为切近文学的实际，代表了当代文学本质论的新进展，是今后文学本质论研究的重要基点。当然，文艺现实是有着多方面联系的，并且具有历史变易性的现象,而文艺本质也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综合系统，我们应用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用系统思维、综合思维的方法来审视文艺本质问题。

注释：

①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认识[J]．文艺研究，2000，（2）．

②谭好哲．论文艺意识形态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山东大学学报，2006，（8）.

③卢那察尔斯基．关于艺术的对话[M]．北京：三联书店，1991：75.

④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47.

⑤佛克马 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8：92.

⑥董学文 马建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献疑[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1）.

⑦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⑧王元骧．我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解[J]．文艺研究，2006，（8）.

（陈 凯，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作者：陈　凯

文学形象本质研究论文 篇3：

虎妞形象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摘要］虎妞是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中的主人公之一。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一直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虎妞与祥子的关系及虎妞对祥子悲剧命运的影响程度上。新时期以来，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学界从性别、文化、社会角色等多重视角对虎妞的形象进行了全面解读。因此，有必要对虎妞形象的研究，尤其是研究立场和视角作一回顾，以形成对这一问题比较完整的理解和领悟，同时为认识和研究人物形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骆驼祥子》；虎妞形象；研究视角

［

一、虎妞形象研究的历史回顾

新时期以来，整个文化界的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老舍的文学地位也得到了重视，对老舍的研究也开始复苏。在对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的研究中，虎妞形象研究的变化值得深思。虽然新时期以来对老舍的作品大都进行了重新审视，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一般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骆驼祥子》的阐释大多被置于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从阶级的角度分析，把人物之间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的对立，把虎妞看成是剥削阶级，看成是加速祥子堕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得知，20世纪80年代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由于视角、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随着老舍研究的深入和成熟，学术研究走向自觉，在90年代实现了由文本研究向人本研究的转换，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已由以往单纯地关注文本向关注文本与人本的结合转变，并且更加倾向于从人本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虎妞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总的来看，对于虎妞形象研究的主要视角及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 性别与叙事修辞视角

《骆驼祥子》以祥子的人生经历为主线，通过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揭示了阴暗的旧社会对健康人性的摧残。这种创作无疑是站在祥子立场上的一种男权视角，这种男权视角，引导读者和批评者顺应男权意识的审美惯性，把虎妞推向了道德化的审判席，从而夸大了虎妞对祥子的精神伤害。从性别的视角来看虎妞的形象，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去理解虎妞的形象，我们不难发现，虎妞形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积极的启蒙意义，她是一个男权主义社会的反抗者、挑战者。从性别与叙事修辞视角来看，《骆驼祥子》在完成对黑暗旧时代与国民性的批判的启蒙叙事的同时，也因为性别视角的欠缺而忽略了女性自身的本能需求，忽略了对女性人性与生命价值的理性关怀。作者的叙事多聚焦于祥子的内心，却极少聚焦于虎妞的内心。将“性别”概念引入叙事文本，可以发现种种象征性的叙述早已成为男性视角框定女性形象自觉的叙事修辞策略。

（二） 文化观念与原型批评视角

关注虎妞性格形成的多重文化构成，引入文化视角的概念，注重揭示作品的文化蕴涵，包括揭示作者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全面认识虎妞形象是虎妞形象深入研究的又一突破。新世纪以来，从虎妞性格形成的多重文化构成以及传统文化观念对虎妞的批判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虎妞的形象。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城希从北方、都市与京城文化、商人家庭与商业文化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虎妞性格的形成。他特别指出：“虎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传统女性，面对两性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时所表现出的意识、观念与行为无一不在传统文化规定的范围之内。”?譹?訛从文本出发，细读文本我们就可以发现，虎妞在反抗的过程中还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婚姻与家庭观念，同时也严格遵守了传统的婚姻形式。如虎妞出嫁时就完全遵从了传统仪式：布置房子、找轿子、选日子等都是对传统观念的明显表现。也有论者从传统文化观念出发，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分析了老舍运用的原型叙事。徐步军从原型批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狐狸精”和“因果报应”原型在《骆驼祥子》中的变形和置换。他指出：“‘狐狸精’和‘因果报应’这两个原型的运用，是为塑造虎妞这一人物形象服务的……作者通过变了形的‘狐狸精’原型和置换的‘因果报应’原型对虎妞进行刻画，着力表现虎妞性格和行为的负面因素，强调其是造成祥子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譺?訛论者从老舍潜在的文化观念的角度切入，从祥子与虎妞的关系出发，分析梳理了《骆驼祥子》创作的文化原型，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独到的。

从文化观念和原型批评视角去深入探讨虎妞的形象，是虎妞形象深入研究的表现，也是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这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虎妞形象。

（三） 社会角色与悲剧成因视角

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中不同的多重社会角色也必然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虎妞也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有着多重的社会角色，其复杂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她命运的悲剧性。

新世纪以来，有学者从虎妞的社会角色的角度来阐释虎妞的悲剧形象。倪娜从虎妞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下的特殊遭遇分析了这一人物形象。她认为：“残缺、畸形的人生经历造成了虎妞心中爱的缺失与对爱的误解，也由此导致了对祥子的无心伤害和自己的悲剧命运。”?譻?訛逄增玉也指出：“虎妞不但在丑恶的社会、家庭中被扭曲了心灵，更要面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歧视与抛弃。”?譼?訛虎妞作为女儿与女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就连作为人妻也不能得到祥子的认可。

关注虎妞的社会角色，理解虎妞生活的社会环境，注重虎妞悲剧的成因，是虎妞形象研究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领悟虎妞形象的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对虎妞形象研究的反思

回顾研究历史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所在。回顾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取经验，发现问题，以获得一定的启示和借鉴。回顾虎妞形象的研究，倍感深切的是学术研究应该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认真科学地对待研究对象，要有感情投入，但不可以以感情好恶代替理性分析，要客观公允地审视、评价研究对象。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应该力求接近、走进作品，走进作品的原意。对《骆驼祥子》中虎妞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角度不同，立场不一。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男权的视角出发，这样的研究反映了一些研究者对长期以来尊崇的“典型学说”的墨守成规。由于受这一习惯的影响，早期对于虎妞的研究有失公允，虎妞并未得到公正与全面的评价。对虎妞个性中“美”的成分进行了否定或者说忽略，注重了虎妞形象的主要方面，而忽略了其次要方面。笼统的“印象式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甚为流行,因此，虎妞形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与公允的评价。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和辩论使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诸如性别、文化观念、叙事修辞、原型批评、社会角色、悲剧成因等对虎妞形象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透视，在人物形象的认识上打破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一模式，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和领悟。对于虎妞形象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与突破，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已不再单一，视野已更加开阔。笔者认为，对人的研究，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决不是文学一门学科，它有赖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比较学以及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结合，提出更多的问题，试图解决更多的问题，惟有如此，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够更加全面深刻，不失公允。对于虎妞的研究，还有一些视角值得我们去挖掘，如比较视角。比较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法，比较视角的老舍研究在新时期呈现了一定的影响和气势，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在了老舍与外国文学的渊源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而对老舍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在虎妞形象的研究上更为罕见，很少有学者能够从比较学的视角去分析、对比虎妞的形象，分析虎妞的处境，分析虎妞悲剧的独特意义，诸如分析虎妞与小福子这两个女性悲剧的实质与差异。

虎妞是在一个多重文化背景下具有多重文化构成的复杂的女性形象，只有从虎妞自身所处的直接生活环境，特别是她所处的时代与文化传统来理解，才能够进入她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虎妞这一类女性的性格与命运。把她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认真分析，从她的社会角色和其作为艺术形象的审美角度来看，她集真、善、美与假、丑、恶于一身，她将多种复杂因素与矛盾多层次多角度地融为一体，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典型，她命运的悲剧性更多的被掩盖在她的粗悍之下，而作为一位女性，正是她的粗悍才更加显示了她的悲剧。作为学人，有必要审查、审视影响学术工作的所有因素，理解特殊历史境遇中的特殊历史选择。

总之，新时期以来，对虎妞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的研究由起初的视角单一、关注程度小、思维方式局限发展到今天的视角多元、方法多样、思维活跃，这对于老舍全面深入地研究与认识也是一个可喜与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研究的更加深入、多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对于虎妞这一独特艺术典型的研究还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突破。

［注释］

?譹?訛李城希：《性格、命运与问题：虎妞形象再认识》，《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譺?訛徐步军：《原型批评视角下的〈骆驼祥子〉》，《名作欣赏》，2007年第20期。

?譻?訛倪娜：《爱的缺失与误解——对〈骆驼祥子〉中虎妞形象的再思考》，《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3期。

?譼?訛逄增玉：《对虎妞形象及其与祥子关系的再思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作者：刘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