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社会保障论文

[摘要]近来随着严重自然灾害的频发，人们又再一次重视资源、环境、灾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问题。灾害的救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来说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长期任务。了解近代社会的救灾措施，对于现如今提高抗灾、救灾的社会能力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学界对于灾荒史和救荒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文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灾荒救济史进行梳理。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明清时期社会保障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明清时期社会保障论文 篇1：

民国初期社会保障实践研究（1912—1928）

【摘要】民初的社会保障实践处在传统与现代转型时期。本文首先从民初的保障制度建立的背景着手，探索出民初社会保障的实践内容其实十分丰富，如颁布与之相关的法律条文;设立救济、教养、抚恤等保障机构;引进并尝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民初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如下特点：以民间力量的社会保障实践为主导;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缺乏相互独立;开始转向“教养并重”。民初的社会保障对巩固当时北京政府统治，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键词】民初;社会保障;实践;救济

一、民国初期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背景

（一）清末民初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客观现实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使得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逐渐沦丧。政治上，清王朝封建统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变得腐朽不堪。“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大多昏庸无能” [1]。军事上，军备废弛，士兵体弱多病，毫无战斗力，八旗绿营到了清朝后期已不堪重用。军事上、政治上的衰落和腐败，导致经济上的凋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民众生活水平比鸦片战争以前还有所下降。以江西为例，“雍正年间，江西人均耕地平均22.03亩，到了清末时，人均耕地只有1.9亩左右”[2]。人均耕地的减少，导致人民的收入进一步降低，再加上清末各地频繁了自然灾害，如“光绪二年春，望郡等四州县旱，日照、海阳、滦州饥”[3]，从道光十年到光绪元年，前后44年，水灾旱灾较严重的就发生38次。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发生在华北地区一场特大旱灾，大概造成一千余万人饿死，不计其数的人流离失所，“青州等府属，益都各县本年被旱敷虫特甚，春麦秋禾均属无收，贫民冬开饥寒交迫。”[4]这一事件史称“丁戊奇荒”。总之，各种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国际因素导致清末民初人民的生活到了极端贫困的境地，急待政府的接济乃至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

（二）清末民初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涌入现状

清末民初之际是中国由传统封建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其他方面，都较之以往有重大的变化，李鸿章甚至称之为“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新政的推进更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清政府开始重视西方的科技和思想文化，近代西方社会保障思想开始被清政府接受，如约翰·穆勒的社会保障思想，“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幸福，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要求增加对全民的救济”[5]，施穆勒的社会福利思想：“国家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外，还有一个文化和福利的目的，国家的公共职能应不断扩大和增加。”这些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传入，势必对中国的传统保障思想造成影响，加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如受西方政治和人权思想（含有社会保障思想）影响的《钦定宪法大纲》提道：“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6]，一定意义上赋予了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和生存保障权益。民国政府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该约法规定国民一律平等，进一步赋予了人民的民主和生存权益权利，广大民众开始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西方的社会保障思潮的传入迫使清政府以及后来的北京政府开始重视对困难民众的救济与保障，以此来笼络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其统治。

（三）清末民初国家财政日益好转的现实可能

如果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没有一定的财富积累，那么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从谈起。刚进入近代社会的清王朝就是这种状况，清朝国力消耗巨大，财政行将崩溃。因此，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下清政府内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主张向西方学习，开展洋务运动，一大批新兴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大诞生，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也使得社会财富开始逐年增长。“1894年农产品的商品量大体是1840年的三倍左右，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清政府的商品税收入的持续增长打下了比较稳定的基础”[7]。一定程度上扭转的清中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国家财政缩水的趋势。同时中国在列强的胁迫下被迫开放沿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外贸呈现几何式增长，“海关税收入增长，则是由于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8]。尽管中外的商业贸易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比之清前期的闭关锁国，外贸几乎停滞，国家几乎没有关税收入的局面来说，清末的海关收入可以说非常可观。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开放矿山、山林，鼓励民间投资设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初步发展，这为民国建立和社会保障制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大力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北京政府同样也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据《农商法规》统计，1912年—1916年间所公布的有关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八十六项之多”[9]。如1912年12月，南京临时政府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1914年公布的《公司条例》，这些相关法律的出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总之，清末民初，随着财政的好转（清民之际，尽管处在动乱分裂时代，但毕竟有新的制度和经济因素，较之传统社会财政收入肯定有较大的增长），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二、民初社会保障的实践内容

（一）颁布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规章、条例等

进入民国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由封建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开始重视运用法律管理社会事务，在民生领域也不例外。针对当时军阀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急需救济的现状。在普通民众领域，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颁布了一些法律和条例，如1913年、1914年分别颁布了《灾赈奖章条例》《义赈奖劝章程》，《勘报灾歉条例》，《义赈奖劝章程》《灾赈奖章条例》等，其中《勘报灾歉条例》，“规定按灾情轻重酌情蠲免赋税，并对缓征做了相应规定”[10]。1915年12月北京政府公布《游民习藝所章程》，作为失业者学习工艺以谋职的规定。为鼓励社会捐赠等。1920年公布了《政务处暂行章程》，为应对近代日益多发的自然灾害，蠲缓受灾地区税收负担，1924年又制定了《督办赈务公署组织条例》，1928年颁布《各地救济院规则》。以上法律、规章、条例等主要涉及对普通老百姓生活上的因灾救济、“这些赈灾相关条例、章程的推行，对后续政府赈灾规范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11]，但也存在其性质上属于临时救济，保障的力度小，保障时效短等缺点。为维护工人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1923年，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了《暂行工厂通则》，1927年将此通则修改为《工厂条例》。“还于1927年11月2日公布了《监察工厂规则》，但因政局不定，《工厂条例》和《监察工厂规则》均未得到切实执行”[12]。在公职人员领域，民初有较大的建树。特别是对军人的抚恤领域，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陆军恤赏章程》，而北京政府借鉴西方法文，形成一套以西方保障制度为蓝本的军人抚恤体系，颁布了《陆军平时恤赏暂行章程》《陆军战时恤赏章程》等军队抚恤法律条文”[13]。民初北京政府对社会保障事业在制度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推动了赈灾和福利制度的近代转型。

（二）设立救济、教养、抚恤和福利等机构

1912年，孙中山宣布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遂在临时大总统之下设置直辖机构，其中总统府秘书处一职“内分总务、文牍、军事、财政、民政、英文、电报等七科，民政科掌管全国救济、抚恤、慈善等事务，但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很短，社会保障事业基本无从开展下去。北京政府时期中央也设内务部，参议院通过内务部官制，其中规定“内务总长管理地方行政、选举、赈恤、救济、感化、人户、土地、警察、著作出版、土木工程、礼俗宗教及卫生事务”，内设民治司等附属机构，民治司负责“关于贫民赈恤事项，关于罹灾救济事项……关于育恤趋及其他慈善事项”，管理地方公益事业、慈善团体、抚恤等事务，地方相应地也设置了民政部门，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延伸到省级行政机构再到地方政府的三线一体的赈济体系。在救济机构方面，各省、县地方均设有民政机构管理灾民赈济及其慈善事业。“1913年设立官赈、义赈合一的安徽赈抚局，1915年在蚌埠设安徽工赈总局”。在教养机构方面，如北京龙泉孤儿院，其功能为：“培养他们以工艺技能作为谋生的手段，建立了一年四季的生活作息制度、完善的卫生清洁措施、奖惩制度以及参观制度”，可见该孤儿院细致入微的教养方式。1913年成立的京师警察厅教养局，不仅践行着救济老幼病残等基本功能，还具备了对失足妇女、吸毒人员、杀人犯等进行人格塑造与再教育的功能。安徽省1912年增设贫民工艺厂中教养班收容85人、营业班10人、贫民工厂两次收容60人并教以染织技艺。湖南省设立的湖南救济平民工艺厂 。1918年成立的奉天省教养工厂，“以培养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性、矫正不良思想、造就合格社会民众为目标”。当然民初的救济与教养机构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往往交织在一起，功能重叠，有的只有救济功能或教养功能，有的二者兼之。

（三）尝试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按照保险学原理分析，民国时期谈不上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制度，更不用说民国前期。因此民国时期是否真正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学界存在巨大争议。本节也将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冠以尝试二字，以避免产生歧义。同时与救济、优抚、福利等社会保障组成部分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这些是由政府或社会机构直接发放财物给困难民众，而社会保险则需要个人首先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然后再才能获取收益和保障。因此，笔者将社会保险部分单列出来进行阐述。民国前期的社会保险与劳工保险和劳动保险基本等同，这是社会保险在近代中国刚引进，尚不完善，加上“近代劳动保护思潮、“劳工神圣”等因素导致的。这一时期工人群体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对象，其他群体（如急需救济补助的灾民、难民）的社会保险极少。北京政府于1914年颁布的《矿业条例》，其中就含有工伤补偿的社会保险因素。在劳动立法运动的推动下，劳工提出：“一切保险事业，需由工人参加规定之，以保障所有在政府，公共的、私人的企业和机构内的工人之损失或危险，劳工希望以此推动北京政府建立雇主和国家分担保险费的社会保险制度”。迫使北京政府在1925年颁布了《工会条例草案》，使该草案设有劳动保险条款，主要内容共25条。“凡从事于同一职业的劳工，得依该条例组织工会，在同一地方行政区域内，以设立一会为限，工会定为法人;工会的职务有关于会员的职业介绍、劳工待遇的改善、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劳工卫生的讲求以及智识技能的增进等事项;工会必须由该区域内有一定资格者50人以上的劳工为发起人，呈经当地行政长官，转呈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咨请农商部核准，才得设立。同时还规定发起人必须具备“现有职业并从事该业三年以上，从事官、公、私有事业之各该厂出具证明”等条件，违反上述規定成立之工会以违法论处”。1927年颁布的《工厂条例》涉及工伤、医疗及生育等劳动保险内容。民国初期，由政府管理能力有限，财政捉襟见肘，本应由政府主导并强制推行的社会保险，这时主要由企业主导，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政府的社会保障作用。如20世纪初期，一些企业为解决劳资纠纷或控制劳工行为，陆续建立一起员工强制储蓄保险，如中国银行1917年制定《储蓄金条例》，中华邮政于1920年建立了强制储蓄制度。

三、民初社会保障实践的总结与评价

民国初期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奠基和首个发展高峰，在社会保障行政、社会保障立法、社会福利机构等领域均做出开创性贡献，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滥觞。民初的社会救济、教养、抚恤、福利等保障领域有明显的发展和完善，而在社会保险领域，一方面，社会保险是外来事物，中国缺乏从内部自然演进的制度基础和条件，因此社会保险在民初对民众覆盖面窄，起到的保障作用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由于清末民初，国门大开，带来了崭新的近代社会保障思想，加上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受到破坏，近代工业起步，急需大量工人作为劳动力，在推力和拉力的双重作用下，社会保险这一新兴事物在企业的劳工群体中却获得了初盛，因此，这一专题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从社会保障的实践上看，民初创设了多种多样的救济机构，这些救济机构，均有较为完备的章程作为制度保障，吸纳了不同种类的流浪人口。但由于民国战争频发，政府财力有限，总体上政府无暇顾及社会保障机构的建设，因此民国时期的社会保障机构尤其是地方的社会保障机构主要由私人和民间机构创办。从社会保障的形式上看，社会保障有的以直接赈济灾民、平民为主，有的以教授职业技能为主，形成了教养并重的近代新兴救济保障体制。从社会保障的特点上看，民初的社会保障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的公立救济保障与民间力量的社会保障并存，且以后者为主。第二，救济、教养、抚恤，福利等社会保障组成部分交织在一起，没有形成相互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由重养轻教变为教养兼施，社会保障体系由传统转向近代。

参考文献：

[1]赵书贵等.江西通史（晚清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4.

[2]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M].北京：中华书局，2008：545.

[3]（清）谢旻等.江西通志卷首之五[M].（训典）.

[4]佚名.申报[N].1876-12-11.

[5]（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4.

[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上册[G].北京：中华书局，1979：60-61.

[7]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0.

[8]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0.

[9]李新立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336.

[10]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第14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9：200-203.

[11]田飞燕.变革与转型：北京政府早期则辰灾工作的近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58-170.

[12]邵雷，陈向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16.

[13]江迎春.国家保障：民国时期公职人员抚恤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4-35.

作者简介：

王爱兵，男，汉族，江西高安人，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王爱兵

明清时期社会保障论文 篇2：

近代灾荒救济史研究综述及展望

[摘 要]近来随着严重自然灾害的频发，人们又再一次重视资源、环境、灾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问题。灾害的救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来说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长期任务。了解近代社会的救灾措施，对于现如今提高抗灾、救灾的社会能力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学界对于灾荒史和救荒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文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灾荒救济史进行梳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的视角、对象、主体和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的拓展。

[关键词]民国时期；灾害；救济；社会保障

民国时期灾害连年，“灾情年复一年地多呈如下状态：春夏抗旱，蝗蝻孽生，入秋暴雨，河决危害……水旱交接，民无宁日”[1]。民这一时期又是军阀混战、新旧交替的时期，经历了清末的腐朽余孽、北洋政府的困乱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治国，自然灾害横行加之动荡的社会，民众的荒难进一步加深。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之后，华北大地上相继又爆发了两次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这无疑加重了灾难的程度，“人祸加深了天灾，天灾酿成人祸，近代社会便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迟缓地向前发展”[2]。“在这段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各阶层的防灾救荒行动的利弊得失，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3]。应对灾害的救济事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学界没有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而是跟随着时代的脚步，对该问题的研究日臻成熟，丰硕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整体性质的宏观研究以及专门性质的微观研究。

一、灾荒救济史研究现状

（一）整体的宏观研究

对于灾害的研究在初期仅限于对历史灾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虽然如此，但是这些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都成为后来灾荒史研究专业化、全面化、理论化的导向，为后来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提供前车之鉴。

宏观灾荒史研究。较早的有齐武的《一个革命根据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一书，对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建设救荒工作进行了描述。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从历代的灾荒实况出发，探究其发生的成因、实际影响以及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演变与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对历史上重要的救灾经验教训进行“进一步探究”，并对重要论点的提出“作充分说明”[4]。最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有，李文海先生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以大量历史档案、官方文书、地方史志、调查报告、期刊报道以及书信集、笔记、灾害年表等史料为依托，并去伪存真，按照编年体的形式对近代全国各地重大自然灾害给予了细致和全面的展示。涉及内容包括灾害发生时间、地点、民众受灾程度以及各级政府的救荒措施等内容，是目前为止最完备的灾荒史料。还有《中国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版，更加详实、全面的对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灾害进行研究分析。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六章着墨于十年内战时期国统区的灾荒状况，包括灾荒状况、影响以及国民政府对于灾荒的应对与“救济”，在最后章节强调了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措施，前者与后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夏明方的《明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一书也是灾害研究史上重要的著作，从环境的变迁的角度来衡量“中华民国”这一短暂并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历史阶段。他指出“38年的民国史，是中国荒政大转折、大发展时期，换言之，即中国荒政近代化至为关键的时期”[5]。还有李文海、周源的《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池子华的《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高中华的《祈天忧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救助史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二）专门性质的微观研究

1、以救济主体为研究对象

最先想到的应该是政府或者国家给予的救济。蔡勤禹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2003年版），以国统区为限，考察了国家、社会与灾荒、弱势群体的互动，国民政府的社会救济以及社会慈善团体的社会救济。敖文蔚编著的《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民政1906-1949》（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进行了详细的考究。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尽管梁先生的研究时段定在明清，但其提出的观点值得读者去借鉴。任云兰：《近代天津的慈善与社会救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论述了近代天津政府应对民间灾荒的慈善与救济研究。与之相关的期刊论文包括莫子刚的《略论1927-1937年民国政府的救灾政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苏新留的《民国时期河南的水旱灾害及其政府应对》（《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李勤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荒中的腐败问题析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等。

对于“中国慈善界的异彩”紅十字会的研究丰富。论著有中国红十字总会编写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1943年版）分上下两篇，是研究红十字会的重要史料；陈柏秋主编的《百年红十字会》（2003年版）全面、系统的再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百年沧桑，充分体现其“服务社会，博爱人群”[6]的理念。另外还包括池子华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2004年版）、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的《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戴斌武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孙语圣的《中国红十字会的灾害救助机制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相关的期刊论文有周秋光《晚晴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池子华、丁泽丽《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与抗战救护》（《河北学刊》2014年第6期）、池子华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几个侧面》（《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张建俅的《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等。

关于华洋义赈会的研究也非常丰富。论著有蔡勤禹的《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2005年版）考析了华洋义赈会与政府之间架构的互动关系。期刊论文有，蔡勤禹的《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蔡勤禹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济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学术研究》2009年第4期）、刘招成的《华洋义赈会的农村赈灾思想及其实践》（《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薛毅的《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等等。

对社会个人慈善家的研究也是极其丰富。熊希龄著，林增平、周积先编的《熊希龄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收录了熊希龄的生平著述及各类文件，包含试卷、奏折、演说、函电、札记等内容；周秋光的《熊希龄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讲述了熊希龄的一生，包含其救灾办赈、收养灾童等慈善事业，创建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等；周先生还著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熊希龄——从国务总理到爱国慈善家》（岳麓书社，1996年版）等相关专注。相关的论文有周秋光、向常水的《论北京政府时期熊希龄与湖南的慈善救济》（《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等。

其他救济主体出发的研究也非常丰富。考究商会与灾荒救济的著作有张学军、孙炳芳的《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张学军的《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1903-1928》（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任云兰的《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一文等。海外对中国善堂的研究有日本学者夫马进著，伍跃等人译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韩国学者朴敬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救荒进行了探究。

2、区域灾荒史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区域灾荒的著述，最为全面的当属袁林的《西北灾荒史》[7]，该书上编对西北地区的干旱、水涝、冰雹等自然灾害以及虫鼠、瘟疫、饥荒等荒难以及对策进行分章节描述。下编附有西北灾荒志更加清楚的为读者展示了西北的灾荒状况。王林主编的《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本书从近代代山东的旱灾、洪涝灾及其他自然灾害中选取重大灾荒进行个案研究，论述其对近代山东社会的影响。池子华、李红英、刘玉梅编著的《近代河北灾荒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清末民初发生在河北地区的重大自然灾害进行归纳整理，系统阐述了灾荒对近代河北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灾荒与近代河北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区域灾荒史的研究成果斐然，还包括焦润明主编的《中国东北近代灾荒及救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不再赘述。

3、其他视角

灾荒救济领域其他方面的研究也不可忽视，王俊秋的《中国慈善与救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是从中国的慈善思想角度出发，对中国历代的慈善事业进行剖析。康沛竹的《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双向讨论了灾荒与晚晴政治的双向关系，即“晚清时期，灾害频繁，灾情严重，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8]。沈健的《历史上的大移民——闯关东》（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则从移民这个侧面来考察社会问题。蔡勤禹的《国家社会救济立法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第1期），是对国民政府的救济立法客观研究。孙语圣的《1931·救灾社会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从社会化的角度，考察了1931年水灾后的社会救治情况。周学文《民国时期社会救济事业的观念转变》（《长三角（教育）》，2012年第2期）是对民国时期的救济观念的考察。关于灾荒救治的其他方面研究，蔡勤禹在《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中，对西方社会救济思想的传入与引起中国救济思想与理念变革进行研究。刘仰东在《近代中国社会灾荒中的神崇拜现象》（《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4期）中探索了近代中国社会灾荒中的神崇拜现象。

整体而言，对于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不胜枚举。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灾害史的内容，也丰富了救荒史的内容。避免了过去史学研究的描述性论述，将个案研究方法与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融入到灾荒史的研究范畴，并且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灾荒史与其他领域相结合，放在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探究。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对灾荒救济史的研究日渐成熟化、体系化。但从整个民国史和灾害史研究中还有许多仍待发现的新的研究视角、对象、问题等。正如夏明方在其书中指出“有待于深耕扩垦的荒地”[9]。个人认为在救助手段研究上还有一些空白，例如救灾中的交通研究：航空救援、铁路救援、公路救援等，有很大的余地值得我们去探究与学习。尤其是铁路部门对于救援的重大意义，首先是铁路与飞机相较，范围广、载量大在转移难民与调配粮食方面都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其次铁路为国家部门掌控，与汽车相较，更容易支配，并且容量大、速度快。正如夏开儒在其《实业计划铁路篇》一书中提到：“铁路之建设，为实业计划中之最主要者。国家经济之发展，必赖于铁道……而助于移民殖边，巩固国防……”[10]。

在已有的救济主体研究中，铁路往往作为救济的辅助工具来进行简单的介绍。而将铁路部门从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救济主体的研究涉及较少。铁路作为一个新型的救济主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挖掘出铁路对于社会救助事业的状况，展示出铁路系统对于社会公共体系、与这会保障体系的建构的互动关系。对于民国时期铁路系统救济事业的而研究不仅对于区域近代化、铁路事业近代化以及社会救济的全面化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2]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M]，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8页。

[3]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页。

[4]邓拓：《中国救荒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页。

[5]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页。

[6]陈柏秋主编：《百年红十字》，[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7]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M]，1994年版。

[8]康沛竹：《灾荒与灾荒与晚清政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9]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页。

[10]夏开儒：《实业计划篇》，[M]，青年书店，1939年12月版，第33页。

作者简介：王进玲（1990年10月），女，汉族，籍贯：河北邢台，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在读研究生。

作者：王进玲

明清时期社会保障论文 篇3：

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与文化

【關键词】明清时期 江南 社会特性 文化传承 【

从唐宋以来，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财赋重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里的生活方式、生产选择多有变化。到明清时期，江南经历了从江南的江南、中国的江南到世界的江南的认知与论述。对江南地方文化资源、社会发展经验以及政治管理等进行深入的探讨，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可以进一步强化“江南文化”的论述，特别是江南在中国区域建设中的促进作用与文化积累意义。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能够有力地观照出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等内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与家庭文化等的多样化特质，从而更明显地呈现江南地区孕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在区域以及全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链接性”意义。
江南大“市场”：产业样态丰富、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多元、城乡关系密切、经济一体化

如果从“地域”与“人文”之间相互诠释的关系着眼，到明清时期，“江南”一词更显现出其地域的合成性、心理的认同感与文化的凝练性。比较而言，对江南地区社会风貌的概括，以明代后期浙江人王士性以“浙西”为例的论说最有代表性。他在《广志绎》中指出，浙江全省十一个府，可分为三个区域：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多为平原水乡，生活在这里的可称“泽国之民”。这是一个完整的区域。其他都在浙东，共计八个府的地域，则一分为二：一是金华、衢州、严州与处州地区，“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二是宁、绍、台、温地区，“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上述三大区域中的民众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这些都是因环境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民生与风俗;社会关系相应也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缙绅与庶众之间：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

江南城镇的生活风光华美，生活世界有序、安逸，以及“家给人足”的景象，很令人向往。但正如周邵在《葑溪寻梦》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和文化积累，这样的生活也是达不到的。自中古时代特别是唐宋以降，江南的生活形态、生产方式、文化追求等，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逐渐加强，也更清楚地显露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质和个性。江南人对外部世界有快速的适应、物质的模仿、对内地人生活的引领，新陈代谢之中蕴含着包容性与创新性等，皆堪称江南人、江南生活的重要特质，也可视为江南文化中的精神价值与时代特色。

地方经济的发展，当然与生活文化的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民众的生活形态与文化风尚，各地多有不同。比如在嘉定地区，地方民生与产业经济则以棉业为主，但作为全国性的特色手工产品，却以竹制品为最。自明代中叶以降，嘉定成为全国竹刻最重要的中心，竹刻名家辈出。

晚明杭州人张瀚（1510-1593）认为，那时的“民间风俗”，已是“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文人雅士们推崇的精巧细玩，达到了“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耕织”的境地。因此，也可以说，江南地区的奢华生活，是有精工细作的产业所支持，而能享受奇艺绝品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处于这样的社会发展态势下，一个聚落层次丰富、产业样态丰富、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多元、城乡关系密切的江南大“市场”被建构起来。这个“市场”囊括了大量的地方经济中心，如乌镇、南浔、双林、唐市、盛泽、平望、同里、朱家角、练塘、金泽、陶庄、西塘、干窑（千家窑）等，都各具代表性，商品经济都很发达。商业化已构成了江南城乡社会的基本特色。例如，万历年间就已流行的谚语“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就是表达松江、嘉善两地商品特色的重要话语。

经济（市场）一体化更有明显的表现，主要在经济联系与市场网络方面，不同地域的物产有着比较清晰的集聚性与专业化发展。例如，乌镇的丝，“销震泽、盛泽、双林”，桑叶销售“莫多于石门、桐乡，其牙侩则集于乌镇”;南浔镇所产的新丝，“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购）”，一般的商人“往嘉兴买茧，归缫丝售之”;金泽镇所产的纺车、锭子，“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买”;章练塘镇的水车，销售覆盖“西至常州以西，东至浦东间”。丝、棉、麻、榨油、冶炼、粮食加工等，成了带动地方发展的轴心力，在地区开发进程中往往占据了绝对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因经济的发展而推动的出版业，也日益兴盛，不断满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和社会趣味的多样化，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书籍出版与流通中心地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提及的杭州镇海楼外的书肆、苏州阊门内外和吴县县衙前的书坊，以及常熟毛氏、湖州凌氏与闵氏等藏书、刻书等，都堪称代表。

江南水上交通发达、海上贸易活跃，苏州、杭州等城市成为这类交通、贸易的关键节点，长途贸易因而十分兴盛，进一步活跃了地方市场，从中形成了世人所谓的徽商、晋商、粤商、龙游商、洞庭商等商帮。他们在经商的主要地区，都建有地缘性或业缘性的会馆、公所等商人组织，也伴有相关的慈善设施、神灵信仰和娱乐设施，强化了商人的联络和在地势力。商品经济更活跃，江南的很多城镇，多如万历《杭州府志》称颂杭州的那般，是水陆要冲，“中外之走集”，百货所辏会的地方。

江南及其社会文化的精神标识：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

明清时期的江南，水网密布、环境优雅、城镇经济活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向往的优胜之地。明代文学家钟惺称誉道：“三吴之水皆为园，人习于城市村墟，忘其为园。”似乎整个江南就可视为一座庞大的园林，且园中有园，人们享受着这一宏大园林胜景的逸趣，而忘其为园了。

私家园林逸乐的小环境，蕴含了大自然的审美情趣，如明末名宦祁彪佳那般取山石之幽、引湖水之勝、筑楼台之妙、种花木之景，甚至还可以寓志向之高。文人士大夫营造的社会趣味和逸乐偏好，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深为广泛的庶民生活所仿效。至于日常生活，确实已是嘉善人袁仁给好友陆垹（嘉靖五年进士）信中所写的，有“举世蚩蚩，颓风靡靡，江湖下趋，势不可返”之态。“俗靡”的问题，有着越来越盛的倾向。士民百姓的饮食肴馔、住宅园林、衣着服饰、陈设用具、婚丧寿诞、文化娱乐、民俗信仰、科举官场、纳妾宿妓等方面，都有奢华靡丽、好奇追新的浪费风气，巨额高消费主要用于炫耀财富的婚丧喜庆、追求新奇的珍宝美器与豪华精致的园林别墅，也有用于追求功名、官场索贿以及满足青楼姬妾的侈靡生活。

出身官宦之家、在绍兴、杭州拥有不少园林别墅的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对自己的优裕生活作了自白：“少为纨绔子弟，极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样的生活状况或追求，正是那个时代士民生活中衣食无忧的奢化表现和世俗趣味。

地方上颇具影响力的文人群体，生活上既注重自然含蓄的审美情趣，文化上又崇尚古朴典雅，极大地推动了古物赏鉴与文艺交游之风，精神生活中有了更高的追求。可以说，与其他地方相比，江南已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如嘉靖四年举人、嘉善人沈爚所夸耀的，“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江南的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

就苏州而论，这里是江南乃至全国的文艺重镇、工艺之邦、状元之乡、园林之城与经济重心。王士性就指出，苏州地区的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上下进退之权”的把握与认同，在明清时期苏州地方的生活文化中，显然具有典范意义。曾经游历江南的山西兴县人孙嘉淦（1683-1753）认为，距离虎丘南六七里的苏州城，“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特别是其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苏州这样的核心城市，已建构成人流、物流、资讯流的重要平台。

江南生活繁华、文化昌盛的感觉，给外来的人们有着很强的冲击力。更有意思的是绍兴人张岱所坦承的：“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明清时期江南生活风尚的中心，主要在苏州。苏州地区的生活，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与时代性。这也可以代表江南及其社会文化的核心表现与精神标识。
明代中后期以来，江南的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学者余同元认为，倘从地缘关系要素的角度着眼，江南的地缘结构，既有时代共性，又是具有地域个性的多维区域空间，尤其是从明代中后期以来，因不同政治层面的影响，江南的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明代以来，江南地区一直影响着社会与国家的“逋赋”，深刻地体现出王朝统治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大问题;傅衣凌在《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指出，明末江南城镇广泛兴起的“市民运动”，已表现出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内部分裂”的样貌，在一定程度内已含有一种“启蒙运动”的意义。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力的无锡东林学风（特别是务实与经世），与苏南望族文化的成长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相得益彰;东林、复社及其代表性成员的言行，形成了江南士人独特的精神面貌，都无法与当时的政治相剥离，超然于政治之外。这与清初以来“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的状态并不相侔，也从反面表明政治在其间的巨大影响力。而在清代，江南的地方民情与官场动态，更是受到高度关注。作为康熙的密探李煦（1655-1729），在康熙三十二年出任苏州织造后，就常以密折的方式，向康熙密报江南地方的各类情况。

至于江南内部社会的能动力，多由绅士、富民等为代表的有力阶层所主导，国家调配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它们共同推动了基层社会的整合和具体运作。像“善举”“义举”“善会”等社会保障工作，不胜枚举，为城乡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提供了重要支援。再如，城乡生活中有关丧葬风习的不良，即常被视为“恶习”的停棺不葬、火葬、阻葬等，时常在官方与地方绅士的联合行动下，得到禁革或改变，对葬俗整顿、环境维护都有特殊意义。另外，江南地方社会生活中，历朝历代牵动地域社会整体注意力的水利事业，更关系着江南社会与生活的公共利益，虽然其间地方力量是官府的重要依靠，但国家的调配与控制仍然具有关键意义，甚至是更为积极的角色。

学者邹逸麟在江南研究三十年回顾中，以《谈“江南”的政治含义》为题，强调除了社会经济与文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江南的“政治”意义也很重要。他概括性地指出，从春秋战国以来，“江南”地区不仅存在欲争霸中原的政治势力，而且到南北对峙时期，江南成了中原之外另一个政治中心地区，到高度集权的明清时期，江南已是中央王朝时存戒备又不得不依靠的地区。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注：本文系青浦- 复旦江南文化研究院“明清以来环淀山湖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研究”项目（2020）阶段性成果】

责编/ 李一丹 美编/ 杨玲玲

作者：冯贤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