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言动物词对比研究论文

2022-04-29

摘要：论文对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的词类归属、下位类别、句法功能、历时演变、认知运用和英汉对比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的内涵、数量、范围、下位类别和认知功能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英汉语言动物词对比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英汉语言动物词对比研究论文篇1：

英汉动物词语的隐喻现象研究综述

[摘要] 笔者收集了近年来核心期刊中有关英汉动物词语的隐喻现象研究,并对其进行了分析,期望从中了解该研究的发展趋势。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笔者把研究成果分为三类进行回顾,分别为英汉动物隐喻的对比、英汉动物隐喻的认知基础和语义系统、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最后笔者对研究进行反思和展望。

[关键词]动物;隐喻

一、引言

最早研究隐喻用法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把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格,使文章更优美。1980年莱科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nh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将隐喻提到认知科学领域的高度。现在对隐喻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修辞学的范畴,隐喻被视为认知事物、思考事物的一种方式。隐喻是用一个概念来代替另一个概念。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隐喻现象,动物隐喻是重要的一种。人与动物频繁接触,在这过程人们会发现动物的某些特征和人或其他事物有相似之处,人类运用想像力把动物的这些特征映射到人或其他对象上,实现了不同概念间的意义转换。笔者从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搜集到了13篇有关英汉动物词语的隐喻现象的文章,试图分析这一语言现象的研究走向、研究特点。

二、研究内容

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笔者把搜集到的材料分为三大类,回顾英汉动物词语的隐喻研究成果。

1.英汉动物隐喻的对比

英汉动物隐喻的对比研究共有9篇,在所搜集材料中占69%。这方面的论文主要论述英汉动物隐喻差异的原因,并且列举出典型的英汉动物进行隐喻异同性的对比。廖光蓉(2000)对英汉文化动物词进行了一次统计。文化动物词其实也是动物词的隐喻用法。统计结果表明英语文化动物词比汉语的多,英语的多义文化动物词也比汉语的多,还有英汉两民族都对食肉兽类、食草兽类、禽类、传说动物容易产生联想。英语文化动物词较多有诸多原因。首先英国曾对外扩展,见过许多不同的动物,易于产生联想。其次英语的外借词较多,免不了也借来动物词,有些借来的动物词本身就带有民族文化色彩。而英语的多义文化动物词比汉语的多,一方面由于英语国家的人普遍喜欢动物,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动物特征,而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另一方面主要的英语国家有好几个,除英国外还有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同一种动物不同国家的人们产生的联想会不一样。而英汉民族都对食肉兽类、食草兽类、禽类、传说动物容易产生联想的这一现象说明,人们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容易产出联想。另外神话传说对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的影响都是深刻而久远的。

不少学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动物隐喻的异同做了对比。大多学者认为由于人类主体文化的共性以及动物本身共同的属性,英汉两种语言中同一种动物的隐喻出现相同的现象。就拿“狐狸”来说。汉语用“狐狸”喻指狡猾的人,如“老狐狸”、“像狐狸一样狡猾”露出了狐狸尾巴”。英语里狐狸喻指“a crafty , sly, or clever person”(狡诈、诡计多端或聪明的人),如“as cunning as a fox”(像狐狸一样狡猾)“an old fox”(老狐狸)。再如,在中国文化里“蜜蜂”具有勤劳的隐喻,英语里也有相同的隐喻:as busy as a bee (像蜜蜂一样勤劳)。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民族对动物的隐喻认知不同。陈妮(2008)把英汉动物隐喻的差异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同一种动物词汇在两种语言有不同的隐喻。比如“狗”。在英语国家狗被视为朋友或家庭的一分子,是情感的寄托,因此狗的隐喻多为褒义。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的人),“old dog”(行家)。而在中国文化中狗是看家的动物,人们对它没有较深的情感寄托,甚至会把它杀了吃。狗虽然有忠诚的一面,但是如果跟错了主人,就是“走狗”、“狗腿子”了。汉语中关于狗的隐喻还有很多如“痛打落水狗”、“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大多是贬义的。再如“龙”。在中国封建社会龙代表皇权,象征吉祥。因此有“人中之龙”、“望子成龙”、“龙颜大怒”等表达。而在英语中dragon(龙)出自《圣经》。圣经中的人物撒旦被称为“巨龙”,象征着邪恶、凶残。第二种差异是同一隐喻在两种语言中通过不同的动物表现。如果要用一种动物表示勤劳,任劳任怨的精神,汉语会用牛,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耕作中,牛是用来犁田,载物的,在劳作中起很大作用。汉语中人们会用“老黄牛”、“孺子牛”来称任劳任怨的人。而英语国家是游牧民族,马在劳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会用马来喻指任劳任怨的人,如“a willing horse” (老黄牛)。第三类差异是同一种动物在一种语言中有丰富的隐喻而在另一中语言中却没有,出现空缺的现象。比如,中文里的“鸳鸯”喻指恩爱,“仙鹤”喻指长寿,但在英文中这两种动物却没有这样的隐喻。相反,英语beaver喻指勤勉的人,因此有 “eager beaver”(急于做成某事而特别卖力但有点急躁的人)。而汉语中关于海狸的习语就很少,更没有对应于英文的那个隐喻了。

2.英汉动物隐喻的认知基础和语义系统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介绍动物的隐喻的认知理据、语义系统,共有3篇,占收集论文总数的23%。人类在认知较抽象的,难以触及的经验域时总是根据熟悉的,具体的经验域,借用概念隐喻来认识,表述这些经验域。动物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物种,为人类的认知提供了最为熟悉和具体的经验域。人们经常用动物最显著的种属特征来转指或表达其他物体或人的不显著的东西。肖遥遥(2008)认为动物隐喻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理据:一方面是源于动物本身的特征。也就是动物隐喻的产生源于动物的外貌、心理、行为、习性、作用等特征。另一方面是源于各民族的动物文化。也就是动物被赋予了神性,被视为图腾顶礼膜拜,这样动物词语就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

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动物隐喻的语义系统。动物隐喻的语义系统可以从纵横两方面看。纵向上,一种动物具有多种特征,每个特征都可映射到人身上。一个映射产生一种含义,一系列映射产生一系列的含义。动物词语通过这种映射获得多种隐喻意义。横向上,不同的动物形象往往能映射描述人类的某一特征。动物隐喻的语义系统向我们展示了动物隐喻丰富的蕴含,那我们该如何选择蕴含呢,这涉及到动物隐喻的语义突显问题。当我们将“源域”概念的部分蕴涵转移到“目的域”后,这部分蕴涵被突显, 这些突显蕴涵通常是某一范畴动物表现最突出的特性。在动物隐喻中,基本范畴中的类典成员成为众多隐喻表达的首选喻体,每个隐喻的突显蕴涵多来自喻体的显著特征。如: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笨鸟先飞等。在我们的语言中这些处于基本范畴的动物词语(如鸟和鱼),最常用于日常交际和语言表达。

苏筱玲(2008)进一步研究了英汉动物隐喻的语域投射问题。人类最先把动物域投向人体域,如汉语的“凤眼、马面、虎牙、鹰钩鼻、兔唇、驴脸”等;英语的“hare lip、cock-eyed、horse-faced、fish-eye”。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动物域投射到了经济域、政治域、计算机域。例如“bull/bear market”(牛/熊市),“flea market”(跳蚤市场),“dove of peace”(鸽子是和平的象征)。“Dragon”喻指“中国或中国人”,“John Bull”喻指“英国或英国人”,“鼠标”(mouse)表示计算机的一个部件,“蠕虫病毒”表示一种网络病毒。动物词语向其他事物的语域投射不但丰富了人类语言,而且帮助人们更容易、更形象地认知世界。

3.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

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研究并不多,在笔者所搜集的13篇论文中只有1篇是这个方向的。而且这一篇论文对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论述也不是很深入。由于认知具有特殊性,不同文化的民族对动物隐喻的认知有所差异。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不同语言中的动物隐喻时使用多种翻译方法。第一种是直译法,也就是保留原动物的形象。因为语言具有共性的一面,英汉两种语言中必定有一些动物的隐喻意义是对等的。第二种是转换动物形象。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人们生活习俗的差异,两个民族对动物的认知也会有差异的一面。这时可以把一种动物译成另一种动物。第三种是删除原动物形象。当在翻译中无法直译,也找不到其他动物来转译时,我们要舍去动物的表面意义,抓住深层的喻义,灵活地传达原语的意思。总之在翻译动物隐喻表达时要充分考虑到该动物的文化内涵,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

三、对研究成果的思考

经过对英汉动物隐喻的研究进行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点感受:

1.研究多趋向于论述英汉动物隐喻差异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可以说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多。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系统性研究不多,只有一篇文章是采用数据统计的方式来研究英汉动物隐喻的差异,而其他的论文都是用个别的、有代表性的动物隐喻做论据。然而有关英汉动物隐喻的认知研究和语义研究较少。也就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

2.另外,英汉动物的隐喻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认知上的研究,而是开始与其他学科结合,向应用上发展。比如,研究涉及到如何进行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以及英汉动物隐喻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虽然动物隐喻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只是稍微点到而已,但这是值得探究的课题,相信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会更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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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M],2001.

[作者简介]邓周林(1983—),女,广西南宁人,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助教,广西大学2008级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外语教学研究。

作者：邓周林

英汉语言动物词对比研究论文篇2：

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研究综述

摘要：论文对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的词类归属、下位类别、句法功能、历时演变、认知运用和英汉对比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的内涵、数量、范围、下位类别和认知功能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人体器官动量词和形量词的确立尚存在争议，人体器官量词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特别是偏误分析领域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可供参考的有效教学建议仍然十分缺乏。

关键词：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综述不足之处

人体器官量词指从人类的身体器官名词或身体部位名词借用而来，具有计量或计数功能，可以出现在“数词+量词+名词”“数词+量词+动词”或者“动词+数词+量词”等格式中量词位置的词或者语素。例如“一眼泉水”“一身尘土”“一脑门子官司”“一屁股债”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名词”结构中，如“一脚、一手”等，名词的前面一般都可以补充上相应的量词。这个结构中的名词并没有转化为量词，因此不在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范围之内。

国内外关于量词的研究有大量的成果，但是关于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却不是很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从词类归属、分类、句法功能的角度来研究了人体器官量词的内涵和句法特点；（二）从历时角度研究人体器官量词的历史演变过程；（三）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人体器官量词的使用特点。

一、人体器官量词的词类归属、类别和句法功能的研究

1.人体器官量词的词类归属的研究

自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出版至20世纪50年代“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的施行，这一时期是汉语量词研究的开创时期，在此时期内，学者们普遍认为量词属于名词。

马建忠（1898）指出，“故凡物之公名有别称以记数者，如车乘马匹之类，必先之。”[1]（P.34）陈承泽（1922）把量词归为名词之次类，同时认为副词有表数的作用。黎锦熙（1924）指出，“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做所计数事物之单位。”[2]（P.81）吕叔湘（1942）则把量词称为“单位词”，后来又叫做“副名词”。王力（1954）指出，“数词可算作形容词，也算作名词的附类；量词附在名词的后边，算作名词的附类，甚至不叫附类也可以。”[3]（P.214）王力（1957）在《词类》中重新阐释为，“我认为量词属于名词的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单位词。”[4]（P.106）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家普遍认为，量词属于名词，那么毫无疑问，作为从器官名词借用而来的人体器官量词也应该属于名词。但是张志公（1956）在《语法与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正式给量词明确定名后，量词独立成为一类。

朱德熙（1982）把“头”归为个体量词，另外把“一脸汗”“一脚泥”中的“脸”“脚”归属为临时量词；在动量词小类中，朱德熙（1982）把“踢一脚”“看一眼”中的“脚”“眼”归属为为借用动量词。吕叔湘（1980）把“身”“脸”“头”“手”“脚”归属为临时量词，把“眼”“口”“巴掌”归属为动量词。

张志公（1982）指出，“‘身、头、脸、脚、手’属于临时量词；‘眼、口、拳、巴掌、脚’是借用来的动量词。”[5]（P.180）刘月华（1983）指出，“‘身’属于借用量词；而‘口、脚、眼、拳’属于借用动量词。”[6]（P.82）房玉清（1992）把动量词分为借用动量词和专用动量词。陈光磊（2001）把“身、脸、手、拳、脚、肚子”等归为随拟的量词。

由上可知，从量词被列为名词的附庸到量词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对于量词的分类问题研究越来越详细。但是对于量词重要分支的人体器官量词到底归为何类，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差异，且大部分研究成果仅仅用例举的方式论述到人体器官量词，专门的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成果尚属少见。

2.人体器官量词类别的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汉语量词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开始，对于量词的分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主要有：从语法功能角度分类，如赵元任（1979）、吕叔湘（1980）、朱德熙（1982）；从是否可度量性角度分类，如陈望道（1980）、高名凯（1986）；从分布特征角度分类，如黎锦熙和刘世儒（1959）、张志公（1982）、张万起（1992）等。因为分类的角度和分类的标准不一致，所以分类的结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量词研究进入繁荣阶段，此时出现了直接对人体器官量词的分类研究。主要从词性、位置关系、空间维度以及语法化程度等角度进行分类。

李玄玉（2002）认为人体器官临时名量词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体器官量词有很强的临时性，像‘脸’；二是大部分人体器官量词不能重叠使用，例如不能说‘脸脸汗’；三是人体器官量词限用数词‘一’”。[7]徐慧文（2005）根据人体器官量词代表的器官与所修饰的名词之间的位置关系，把人体器官量词分为可容型和可附型。刘晨红（2007）认为，“器官量词呈现的空间形体在认知心理中占有一定容积，是三维空间，因为可容纳另一事物，从而来量度所容纳的事物。”[8]曹丹（2007）把非原型类人体器官量词度划分为量衡类（一指宽）、借代类（扇一巴掌）、可容类（一口黄牙）和可附类（一脸汗）。

3.人体器官量词句法功能的研究

从句法功能的角度研究数词和量词关系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人体器官量词，但是整体来看，关于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陆俭明（1988）论述了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结构对语法结构的选择性和排斥性。邵敬敏（1993）认为，“名词和量词之间制约和反制约的关系。”[9]邵敬敏（1996）则重点分析了动量词和动词的搭配选择关系。殷志平（2000）认为，“‘一’表示‘全’、‘满’的意思，为形容词；‘身’仍然是名词；该结构在表述上具有双重性。”[10]李敏（2002）认为，“由于临时量词‘一’，因此加‘的’后主要表示强调作用。”[11]刘顺（2002）指出，“身体器官名词作量词，‘一’相对于‘满’，功能上相当于形容词；该结构为主谓结构；该结构并且可以转换成存现句。”[12]盛林（2003）指出，“单音节量词可以重叠成‘本本’，而后一类‘口口’不行，已经发展成真正的量词的可以和‘又’或者‘每’结合，而量词形式不行。”[13]

姜渝（2007）进一步对比了“一”和“两”，以及“一”和“满”的区别，得出了数词、人体器官名量词、名词三个成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陈欢（2004）指出，“语义之间的关系是名、量、数三者之间组合的关键因素。”[14]徐慧文（2005）指出，“‘一头黑发’之类结构中，数词只能是‘一’”[15]张虹（2006）认为“一+N”结构具有描述作用。胡清国（2006）研究了“一量（名）”结构与否定标记“没有”和“不”组合构成否定结构后对进入否定结构中的量词所具有的选择性。宗守云（2008）认为由于“一”和“X”数量关系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出现频率的不同，最后得出主观量表达的不同的研究结论。

4.人体器官量词语用功能的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量词研究的新时期之后，对于人体器官量词语用分析的文献不断出现。所研究的成果偏重于修辞之美和所表述出的感情色彩等方面的研究。

李玄玉（2002）指出：“人体器官量词和数词组成的数量结构，表示的是大概量，有‘满’‘全部’的语义，有修辞形象色彩。”[7]李淑娟（2003）详细阐明了“身”在此结构语用功能上所具有的强烈的夸张意味和明显的口语化色彩。

张虹（2006）也认为由人体器官量词组成的短语在描写上具有夸张性。吴文婷（2010）认为，“‘一+量+名词’这样的量词结构在结构的修辞性、结构的修辞效果、适用文体具特殊功效。”[16]顾文婷（2013）重点研究了人体器官名量词“头”和“口”，把二者的用法分别分为了三个用法小组，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二、人体器官量词历时演变过程的研究

关于人体器官量词历时演变过程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主要在临时量词的研究、部分量词短语和个别量词的演变过程。

范利、聂春梅（2001）研究了量词在历时角度的演变规律，“物量词从秦汉到唐朝，出现了可容型非人体器官量词，例如‘杯’‘盘’等等；从宋代到元代，出现了可容型的人体器官量词，例如‘肚子’但数目很少；从元代到明、清可容型人体器官量词出现增多现象，同时出现了另一类人体器官量词‘可附型’人体器官量词，至此两种人体器官量词全部出现；宋代到清代，人体器官量词数目有所增加。……临时器官量词的发展规律是：[可容型][-人体器官]名词>[可容型][+人体器官]名词>[可附型][+人体器官量词]>[可附型][-人体器官量词]名词（‘>’表示优先）。”[17]

金福芬、陈国华（2002）从历时角度分析了在语法化过程中的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和量词语义演变。

牛巧红（2007）重点从系源的角度分析了人体器官量词“口”“头”的历史演变。以“口”为例，从度量人的“口”扩展到“动物的口”“裂口”“器物之口”；“头”则扩展到度量球状体、位于一端、功能和视觉上重要性等。

赵善青（2008）以先秦到明清时期的语言事实为基础，从语义方面对名词做量词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名词做量词的语义演变的动因，并从语法化角度进行了解释。

安丰存（2009）研究了量词的历时语法化过程，指出，“语言结构自身有调整自我的能力。任何语言形式的变化都在语言结构的允许下进行，而且不是任意的。量词语法化是在词汇借用、结构类推以及语言成分功能的重新分析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这三者正好体现了语言结构具有内部调整能力。”[18]

三、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的认知研究

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研究量词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专门针对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

沈家煊（1995）分析了数量结构对于定名偏正结构的制约作用，可以用“有界”和“无界”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张伯江、方梅（1996）指出，“离散的，有形的，占有三维空间的实体要比抽象实体、集体实体都要借用为名量词的概率大。”[19]（P.126）范利、聂春梅（2001）研究了名词做临时量词在语义上的演变规律。范伟（2001）对个体量词特点进行了认知解释，研究结论是：“（1）句子中名词成分前必有个体量词；（2）量词和名词之间‘的’隐现可用距离相似性进行分析；（3）数词和量词之间可以插入形容词反应着大脑中认知链条的活动特点；（4）个体量词的重叠往往是表达概念意义增加的需要。”[20]聂春梅（2002）从名词空间性的角度分析了临时物量词的空间意义对句法结构的影响，并对此进行了认知分析。李敏（2002）从数量短语与助词“的”连用的角度进行了认知分析。上述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名词和量词之间的关系前提下量词的认知问题。

熊仲儒（2003）对于“口”的句法认知基础进行了研究。“口”具有吃饭、说话两种功能，有合口状、开口状两种形状，在此基础上，“口”的用法不断发展。牛巧红（2007）对“头”和“口”系源研究做出了认知研究。作者把“头”的用法分为三类：“N为动物（家畜类：一头牛，野兽类：一头老虎），N为大蒜（一头大蒜），N为抽象事物（一头亲事）。”[21]曾传禄（2007）对于[+可容型]、[+可附型]量词进行认知分析，“人类对于容器的概念来源于人类自身，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大容器，他可以吸入空气和营养物品等，还可以排除废物。”[22]上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个体人体器官量词的认知分析，特别是关于“头”和“口”这种典型的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成果最多。

刘晨红（2011）从临时量词和名词匹配的角度进行了认知分析。临时量词与名词进行匹配的认知机制：“同一性和隐喻、转喻的认知模式在发挥作用。词与词之间的搭配不是任意的，除了句法结构，关键看两者是否在某方面有共同的语义特征，也就是语义特征的一致性，例如‘一脑子点子’点子都存在大脑里，‘点子’和‘脑子’两者在认知心理上具有联系。[8]李灿（2013）对临时量词短语进行认知分析。上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临时量词的认知研究上，人体器官量词多被归入到了临时量词的范畴。人体器官量词的所具有的性质主要通过隐喻的方式产生。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在词类归属、句法功能、历史演变、认知功能、英汉对比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在如下七个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

第一，关于人体器官量词没有明确的定义，对其数目没有全面的考察，至今没有人体器官量词的总表。

第二，由于概念意义未定，所辖范围模糊，导致非原型量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临时量词门类归属状况存在争议。

第三，由于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导致人体器官量词下位分类不同，存在界限不明、分类混乱现象。

第四，关于人体器官量词认知功能的研究，由于定义、范围、分类、归属等基本问题的分歧，认知解释往往拘泥其中某一类，而且分析不全面。

第五，目前对于人体器官量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名量词的研究范围，对于动量词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于人体器官“形量词”的独立性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这种研究状况导致了汉语人体器官量词研究存在较为突出的不平衡现象。

第六，量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教学的难点，同时也是留学生学习的难点。但目前为止，对于人体器官类量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偏误研究，尚缺少系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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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汉语人体器官量词及其偏误研究》（编号：2012SJB740014）的资助。

作者：刘雪芹　任德国

英汉语言动物词对比研究论文篇3：

英汉动物名词动用的对比分析

摘要：以英汉语动物名词动用的现象作一个案研究，对比分析了英汉语动物名词动用的数量、语义特征、语用意义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现代汉语中仅有五个单词属动物名词可以转用为动词，语义明确，且仅用于非正式语体。英语和古汉语中却有大量的动物名词可以转用动词，大部分为一词多义，其内涵和外延随语境而变化，而且可用于各种文体。这些差异主要是由英汉语的历时演变和人类的认知差异造成的。研究结果能为此类词汇的习得和翻译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动物名词名词动用语义特征对比分析

一、引言

词类转化（conversion）是英语最基本的构词方式之一。在英语中有大量的名词被用作动词，使用这些名词能够提高语言表达技巧，使语言表达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的从词汇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角度论述了名词动用的语义问题，分析了名词动用的语用机制和语用条件（Quirk，1972；Adams，1973；Clark & Clark，1979，；Kiparsky，1997；徐盛桓，1981；高芳、徐盛桓，2000；周领顺，2001等）。有的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不同理论对名词动用的认知机理和认知构建作了详尽的阐释（刘正光，2000；王冬梅，2001；何星，2006；王薇，2008；辛斌，2008；王文斌，2008等）。还有的学者对英汉名词动用现象作了对比研究（司显柱，1996；周领顺，2000；王薇，2007等）。这些研究大多在理论层面揭示了名词动用的深层机理，对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名词动用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名词动用的习得、英汉名词动用的对比研究还不够深入。为了便于语言学习者习得并熟练地使用名转动词，有必要收集名词动用的案例，对比并分析英汉语名词动用的异同。本文对英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的现象作一个案研究，针对英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的数量、语义特征及其造成其差异的成因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此类词汇的习得和英汉互译提供一些启示。

二、英汉动物名词动用的数量对比

笔者通过查阅《动物世界百科全书》（纪江红，2005，北京出版社）和《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编，2002）统计英语动物名词动用的数量（高蕾，2012）。在常见的248个英语动物名词中，84个可以转变成动词。其中表示一级类属的动物名词基本上可以转变成动词，比例相当高。而次类属动物名词动用的比例则较低，比如鱼类动物中只有“fish”和“trout”直接转变成动词，“shark”通过词义的延伸，首先转义为“诈骗者”，然后，才转变成动词“诈骗”，其他名词如“goldfish，carp，crucian，butterfish，eel，herring，mullet，perch，salmon，cod”等都不能转变成动词。从动物的类别来看，动物名词动用比例最高的前五类为：啮齿类、低等动物、食肉动物、家禽类、鸟类。这五类动物占名词动用总数的62%。而爬行类、鱼类、两栖类、昆虫类动物名词动用的比例较低。可见，在英语中，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动作和形态特征比较明显的动物名词动用的比例高。

相对于英语，现代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的比例却要少得多。我们通过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10，商务印书馆）发现，被词典收入的仅有5例：猫、虎、熊、驼、猴。然而通过网络查找，发现了以下一些例子：

（1）典型的不安分而又幼稚的富家闺女，也是最好骗的那种。要是我在电影里……哈哈哈，好歹也要“狼”那么一把。（网易：不老泉）

（2）高的一个小姐却老大不高兴，马着脸，直咕哝。（张放《疼痛与羞涩》）

这些用作动词的名词属于Clark & Clark（1979）所称的“新创名源动词”（innovative denominal verbs），是很特殊的修辞说法。这些动词属于不规范的语言，并没有变成“定型名源动词”（well established denominal verbs），是临时用法，还没有完全转变成动词。

在古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的例子却俯拾皆是。例如：

（3）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尚书·禹贡》）

（4）后妃率九嫔蚕于郊。（《吕氏春秋·上农》）

（5）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师蝗。（《后汉书·孝桓帝纪》）

通过对比发现，英汉语言中，单词素的动物名词易转变成动词。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能够转变成动词的全部是单词素词。而在英语中，有极个别的动物名词如“grasshopper，wildcat，blackbird”等可以转变成动词。

三、英汉动物名词动用的词义特征对比

现代英、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后语义上有异有同，异大于同。相同之处表现为，英汉语动物名词衍生的动词词义大多通过隐喻或转喻的方式产生，借用动物的性格、行为特征和外形特征喻指人的动作行为。不同之处表现有三：

首先，在现代汉语中，动物名词衍生的动词词义比较固定，如“猫”“虎”和“熊”表示动物的性格特征，其意分别为“躲藏”“露出凶相”“斥责”。“驼”和“猴”的动词义分别为“弯曲”和“像猴似的蹲着”，表示动物的形态特征。而英语中的动物名词动用后语义类型较多，有表示动物性格的（如chicken畏缩，害怕；squirrel把……藏起来；fox欺骗，耍狡猾手段）。有表示动物行为特征的（如spaniel对……附耳听命；clam拒不开口；crab横行，斜行；snake蜿蜒前进，蛇行；snail蜗牛般爬行；wolf狼吞虎咽地吃）。有表示动物外形特征的（如crane伸长脖子；butterfly使呈蝴蝶展翅状；hawk似鹰般猛扑）。有表示动物功用的（如mouse使用鼠标； hawk携鹰打猎；dog用狗追逐）。有以动物作为受事的（如mouse捕鼠；wolf猎狼；clam挖蛤；crab捕蟹）。有表示动物叫声的（如cuckoo杜鹃叫，学杜鹃叫）。还有表示动物繁衍后代特征的（如pig生小猪；kitten产小猫；foal生马驹）。（高蕾，2012）因此大部分动词为一词多义，其词义是有变化的，必须依据句式和上下文才能确定。这些动词属于Clark & Clark（1979）所称的“境迁语”（contextual expressions），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如“fish”一词，在以下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fish a river（在……捕、钓鱼）”，“fish a coin from one’s pocket（摸出）”，“fish the ball from under the car（钓鱼似地拉吊、钩）”，“fish wires through a conduit（钩住）”。在这一点上，古汉语和英语极为相似。如例（3）和（4）中，“蚕”的意义分别为“用于养蚕”和“养蚕”。

其次，英汉语动物名词衍生的动词词义各不相同，不具有对应关系。在英语中，“cat，tiger，camel”不能转变成动词，“bear”的动词引申义为“卖空使（证券）的价格下跌”，“monkey”义为“胡闹；瞎弄；学……样，嘲弄 ”。

最后，在语用意义方面，正如吕叔湘（1989）所说，古汉语里的名词动用“似乎是文章家的一种修辞手法，口语中未必常见，像《论语》这样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字里就不多见。现代则相反，书面语中很少见，口语里相当常见，有的是出于无知，更多的是带点俏皮，因而写下来常常加引号。”现代汉语里有限的几个动物名词转用动词时，无一例外地属于方言，为非正式用法。而现代英语中的动物名词动用与古汉语类似，属于常见用法，既用于正式语体，也用于非正式语体。

四、英汉语动物名词动用差异的成因分析

造成英汉语动物名词动用的差异原因有很多，既有语言内因素，也有语言外因素。

首先，汉语是综合性语言，基本上没有词形的曲折变化，因此就没有派生的动词，表示动作的语义内容只能通过词类活用来补偿。这就是古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数量众多的主要原因。由于单音节词会产生同音词的问题，造成语义不明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语的韵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词。先秦时期的很多单音节词，到了东汉均有与之相应的一个双音形式，如动物词“蚁”被扩展成“蚂蚁”（冯胜利，1998）。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不足以构成一个音步，单音节动物名词不能正式地转变为动词，即使转换了也只是某方言的非正式用法。双音化同样改变了汉语的词汇化模式。古汉语中，单词素的动物名词转变成动词后，往往集各种语义范畴于一体，其名词义、行为义、结果状态义等都内化于单词素动词之中。因此要准确理解其词义必须依据上下文。而在现代汉语中，往往使用双词素或四词素的合成词表达相同的含义。比如，“蚕”变成了“养蚕”，“像蚂蚁一样的聚集”压缩成了“蚁聚”，“像老鼠一样逃窜”简写成“鼠窜”，“像乌龟的头缩在甲壳里那样躲藏在里面不出来”浓缩成“龟缩”。类似的动物合成词还有“蛇行”“虎步”“鸟瞰”“蜂拥”“鱼跃”“蚕食”“狼奔豕突”“狼吞虎咽”等，其语义也变得非常明确。

英语是分析性的语言，词形的曲折变化非常丰富。但是在现代英语中，动词词缀却相对较少，只有有限的几个，如：“-en（en-）， -ate，-ise（ize），-ify”等。这促使名词转变成动词成了普遍的现象。当然，英语中同样存在双词素复合词的词汇化模式，以表达明确的语义。比如：swallow dive（作燕式跳水），fish dive（鱼跃），dogpaddle（用狗爬式游泳），dogtrot（小步跑），dogwatch（监督），duck walk（像鸭子一样行走），pigjump（马等四脚腾跃），dogfight（狗咬狗，混乱），snake-dance（跳蛇舞），horseplay（胡闹），horsetrap（诱捕），flyflap（拍苍蝇），flyfish（用假蝇钓鱼），catnap（打瞌睡），catcall（发嘘声），fox-hunt（猎狐），fox-trot（跳狐步舞），cock-fight（斗鸡），goosestep（正步走），monkey-wrench（破坏，阻扰）等。

其次，英汉语动物名词衍生的动词词义不尽相同，是由人们对事物和动作的认知差异造成的。Lakoff & Johnson（1980：31）指出，人们使用本体隐喻理解事件、动作、活动和状态。通过隐喻，把事件和动作理解为实体。英汉语中有些动物的形象意义是相同的，转用成动词后也具有相同的动作意义，如：snake（蛇行），wolf（狼吞虎咽），fox（欺骗，耍狡猾手段），fish dive（鱼跃）等。由于英汉民族在文化背景、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对动物的性格和行为特征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对动物发生的联想就出现了差异。因此在通过具体的动物实体隐喻抽象的动作概念时，英汉语出现了差异，如：peacock（炫耀，神气活现地行走），monkey（瞎弄，学……样），pigeon（诈骗），horse（哄闹，胡闹）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在数量、语义类型还是语用意义上，英语和古汉语的动物名词动用时都极为相似，而与现代汉语相比，则异大于同。现代汉语中仅有少数的单词属动物名词可以转用动词，语义明确，且仅用于非正式语体。英语和古汉语中却有大量的动物名词可以转用动词，大部分为一词多义，其内涵和外延随语境而变迁，而且可用于各种文体。这些差异主要是由英汉语的历时演变和人类的认知差异造成的。

参考文献：

[1]Adams， V.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Word-formation[M].London： Longman， 1973.

[2]Clark，E.V.& H.H.Clark.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J]. Language，1979，（4）.

[3]Kiparsky，P.Remarks on denominal verbs[A].In A，Alsina， J.Bresnan & P.Sells （eds.）.Argument Structure[C]. Stanford：CSLI，1997.

[4]Lakoff，G & Johnson，M. 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5]Quirk，R，et al.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M]. London：Longman Group Ltd.，1972.

[6]冯胜利.论汉语的“自然音步”[J].中国语文，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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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芳，徐盛桓.名动转用语用推理的认知策略[J].外国语，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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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星.A Study Of Denominal Verb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1]刘正光.名词动用过程中的隐喻思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