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角度看东北方言论文

摘要：以“闯关东”为代表的山东、东北间的移民史使得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间存在高度的同源性，而在各自的地域文化影响下，两种方言又演变为两种既相似又有所区别的方言。词汇是语言的重要建筑材料，对两地词形相同、词义相近的方言词汇加以比对分析，可以透视出两地区间各个层面的地域文化差别。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文化传播角度看东北方言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化传播角度看东北方言论文 篇1：

浅谈东北方言形成的因素

摘 要：东北方言具有粗犷豪迈、俏皮生动、乐观等特点，这离不开东北文化，东北土著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积淀与流入的移民人口带来的胶东文化、豫东文化、晋商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互相交融与碰撞中，对东北方言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东北方言；地域文化

东北方言是多种异同因子相互影响和碰撞形成的，地理、历史、民族构成以及周边国家等这些因子渐渐地塑造着东北方言。俗话说的好“言语相异，系乎水土，亦如习俗。”这里的习俗就是习俗文化，方言与习俗文化就好比源于流的关系，方言在地方习俗这股巨流中奔腾，探讨东北方言的形成，就必须从东北这块黑土文化说起。

一、地理位置的影响

东北位于我国东北部，南临渤海、黄海，西有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朝鲜、俄罗斯同它相邻。从全球气候特征上看，温带大陆性气候笼罩着这片黑土地，冬季漫长酷寒，年温差较大。冬季，来自西北的蒙古西伯利亚寒流像个疯子似的在这片土地上常常怒吼着，及其寒冷，温度零下20多度。同其它地区相比，多林、多风、多雪、多平原、多野兽和珍宝，这是东北大地特有的面貌。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别样的自然环境既影响了东北人的生活习性又影响了东北文化的整体特点。作为文化载体的东北方言从不同的角度彰显着具有历史熔铸的东北文化。

二、民族文化的影响

东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大熔炉，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长期世居再此，到了清代，汉族人口开始涌入，他们带来了汉语。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与传播，因此才能够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富有特色的东北方言。东北方言能够独树一帜正是因为东北方言里存留众多能够体现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词语。

早在4000年前，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部落——满族，它源于女真族。努尔哈赤借助于蒙古语和移入大量汉文词汇创造了满文。满族和汉族人口长期杂居，使得满汉两种语言在相互融合过程中，不少满语逐渐走进东北方言里。“磨叽”来自满语，为音译词；“你真能嘞嘞”里的“嘞嘞”就是满语“说”的意思，埋汰（不干净）从满语里来，它们在东北地区普遍使用。

东北方言在纳入满族民族语同时，还吸收了蒙语、达翰尔语、锡伯语、赫哲语等。例如：“卡伦湖”来自锡伯语，其中的“卡伦”就是“边防哨卡”的意思，“佳木斯”是赫哲语，意为尸体，据说这里是古代的墓地。“松花江”为女真语，“松花”是白色的意思。

三、关东文化的影响

“关东”是以山海关为分界线，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归于关东。被天然屏障隔离的大地被清王朝认为是块宝地，称它为“龙兴之地”，因此多次颁布禁关令禁止汉人出关，但是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流民肆意妄为的出关，屡次冒险“闯关”。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到1860年，关闭了已久的山海关才重新敞开大门，使得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终于见到了“阳光”。民国是个关键时期，“闯关东”的浪潮可以说到了巅峰，“关东文化”就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唯独东北有之。在这些流民中，差不多都是与东北接壤的地区的流民，河北、山东这两个地方为主，因此山东文化和河北汉文化深深地融入到了东北文化中，东北人直爽、热情的地域人格色彩与此密切相关。

人口迁移带来了语言的迁移，这样华北地区方言里口语成分就进入了东北方言中。如：背兴（倒霉）原为北京方言；小小子（小男孩）；各应（见到某人、事物感到不愉快）；家巧（麻雀）原为山东方言；糊涂（玉米粥）原为河北方言。

流民是民族的融合机器，东北这个大熔炉，包容着多元的民族，也熔铸着汉语的流通，正是这样，大量的各民族语言保存在东北方言这个语料库里，通过这些词语我们可以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人文情怀，也可以看到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

四、邻国文化的影响

东北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朝鲜、日本、韩国，蒙古、俄罗斯等国在长期的往来中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互相学习，百姓们不但借鉴了他们的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领会到了他们的文化底蕴。语言作为人们日常交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东北方言自然而然的吸收了鄰国语言文化因素，大量的外来语便进入东北方言词汇系统里，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哈尔滨地处我国最北端，毗邻俄罗斯，作为东北方言次方言的哈尔滨语就深深地受到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如外来语“布拉吉”，就指围裙，“大列巴”是形状很大的面包，“骚达子”是小兵。俄罗斯语对东北方言的影响可以说是从北向南逐渐减弱的。早在汉朝时中国就与开始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唐朝达到了高峰期，开始了与日本东亚国家的往来，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华，加强了中日文化传播，我们现在又进行了日语借词。比如：“果子”就是点心、糕点，“精品屋”就是时装店，“便当”就是盒饭。

东北方言里有大量的外来语成分，这说明东北方言有着宽广的心胸，能够兼收并蓄、外为我用丰富并发展了自己的词汇系统，表现出了东北文化不封闭、不拘束的风格。

五、结语

推广普通话的进行，忽视了方言的保护，但方言作为展现地域文化特色的一部分，不仅透露了地方的民风民俗，还蕴含了多远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东北方言离不开东北文化，东北这座艺术园林应更好的去灌溉东北方言，让它在文化的滋养中壮大。

参考文献：

[1]李光庭.鄉音解颐[M].北京：中华书局，1982：66.

[2]金宗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36-38.

[3]杨丽娜.从社会文化看东北方言的来源于发展[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45-47.

[4]吴尧.一部鲜活的东北话语料库——评《东北方言大辞典》[J].文教资料，2014，（22）：78-79.

作者：刘岩

文化传播角度看东北方言论文 篇2：

方言词汇词义变迁的地域文化透视

摘要：以“闯关东”为代表的山东、东北间的移民史使得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间存在高度的同源性，而在各自的地域文化影响下，两种方言又演变为两种既相似又有所区别的方言。词汇是语言的重要建筑材料，对两地词形相同、词义相近的方言词汇加以比对分析，可以透视出两地区间各个层面的地域文化差别。在词汇文化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和研究不同义类词汇的数量和比例，亦可宏观地把握两地地域文化的异同。这种对地域文化差异极为敏感的捕捉，不仅有助于我们探索地域文化对方言流变影响的一般规律，也是方言的文化意义所在。

关键词：方言；方言词汇；山东；东北；地域文化

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文化也渗透在语言之中，二者相依相存。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亦是如此。本文通过对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相联系词汇的比对分析，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透视方言词汇背后两地地域文化的异同。

一、 研究背景

（一） 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的高度同源性

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存在高度同源性是学界共识，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其一，两地间人口迁移的历史是两地方言存在同源性的历史渊源。清末民初之前，东北地区的语言曾是以满语为标志的少数民族语言。随着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热潮，东北地区的方言词汇系统被极大地丰富。其中，山东移民占比高达70%至80%[1]。人口是语言的基础和载体，因此，山东移民以其极高的比例，对东北方言的影响最大。

其二，两地现存方言词汇间的联系是两地方言存在同源性的直接证明。语言有其相对稳定性，即便是对环境最为敏感、变化最快的词汇，其演变发展也有迹可循。因此，现存词汇间的联系可以直观体现出语言的同源性。在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间，存在大量彼此相同、相近却有别于北方其他次方言区的词汇，这说明，东北方言与山东方言存在较深的联系。

结合两地间的移民历史以及现存方言词汇之间的深刻联系，可以认为，东北方言与山东方言高度同源。

（二）方言與地域文化的共变性

语言不仅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具有绝对变化性。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涉及到地理、时代、心理、认知等等各方面，其中，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其流变更多的则是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因此，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共变性，语言的演变与文化的发展是平行共变的。那么，“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变化，特别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语汇--的变化，去探究社会生活图景和变动，从而概括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应该是社会语言学的艰巨而又有意义的任务”[2]。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由于山东、东北方言的高度同源性，研究两地方言词汇的差异，也就是研究方言词汇在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演变发展，便可以透视出山东、东北两地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

二、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以方言詞典作为词汇语料的来源，比照山东、东北两地的方言词汇，结合田野调查，筛选出形同义同和形同义近的词汇，并对其进行义类整理。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方言词汇背后的地域文化异同。

在词典的选取上，由于缺少整本的山东方言词典和东北方言词典，故采用权威性较强，且方言点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作为参考词典，在比对整理了济南卷和哈尔滨卷中相同、相近词汇后，还排查了代表北方其他次方言区的牟平、太原、洛阳、西安分卷本，排除与北方其他次方言区相同的词汇，整理得出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相联系词汇词表，共计189例。在此基础上，参考该词典附录的义类索引对词表进行了义类分类整理，并将分类后的词表作为本次研究的基础词表。

地域文化对方言词汇的影响不仅在具体词义变迁中有所体现，还可以从词义变迁的规律性上宏观把握。因此，本文以义类分类词表为基础，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分析词义变迁背后的地域文化异同。从微观上看，分析两方言间形同义近词汇词义的具体差别，联系两地客观的地域文化差异，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因素在词义变迁中的作用。从宏观上看，通过统计各个义类下形同义同词汇和形同义近词汇所占的比例，可以大致掌握不同义类词汇易变性的不同，进而分析两地地域文化的异同。

三、 词义变迁的微观透视

“从研究语汇的出现，变化，派生，消失等语言现象着手，去探究社会生活变动，是有可能的，有必要的，而且会取得很有意义的成果。”[3]这种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即是研究具体语汇的变迁，以透视出其背后的文化细节。我们在对山东、东北两地形同义近词汇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许多词义相似而有所差别的词汇，其词义变迁背后均能透视出两地地域文化的差异。在诸多地域差异中，地理、生活、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差异对词义变迁起着重要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一）地理差异

地理位置的差异是山东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基础性差异，对方言词汇在两地各自的发展变迁起着基础性的影响作用。一方面，两地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人口等地理因素差异本身就构成了两地方言使用环境的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到两地方言词汇的词义变迁。另一方面，地理因素的差异更是会导致两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从而间接影响到方言词汇的词义变迁。对比两方言间一些典型的形同义近词汇，其差异背后地理环境的影响可见一斑。（见表1）

“挤巴”一词在东北方言中，缺少了山东方言中“狭窄，不宽绰”的引申义。作为一个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方言词，这种词义缺失反映了其背后使用环境的缺失：东北地区平原辽阔，物产丰盈，地广人稀；山东地区相比之下人口更加稠密，多丘陵地形，水旱灾害频发。因此东北地区相对缺少“狭窄，不宽绰”词义的使用环境，是为该词词义缺失的重要原因。

“母子”一词在东北方言中衍生出了“栽种马铃薯所用的切开的带芽眼的马铃薯碎块”的词义。这种词义衍生现象很直观地反映出两地在地理差异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生产差异：山东地区的马铃薯种植规模很小；而东北地区则是我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之一，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都有大规模的马铃薯种植。基于农业生产的使用需要是这一方言词词义衍生的重要原因。

“老来少”一词在两方言中词义的差异更为直接地体现了两地的地理差异。该词在东北指一种观赏植物，即三色苋；在山东则指一种菜豆，即芸豆。显然，两地植物分布的差异直接导致了这一词义差异。

（二）文化习俗差异

传统文化、民风民俗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对不同地区方言词汇的词义变化产生影响。（见表2）

“?”的本意即为“从一端掀起”，在东北方言中，该词衍生出了新的词义。其中，“将酒盅、杯子或碗等容器里的酒一次喝掉”这一词义的衍生，体现出了东北地区豪放的酒文化。山东和东北都是有着独特酒文化的地区，山东人饮酒格外讲究规矩和礼节，往往互相端酒敬酒，一杯酒要数次才能喝完。这种饮酒习俗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传统：山东素称礼仪之邦，礼的讲究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包括饮酒。而东北则原属蛮荒之地，且天气寒冷。人们饮酒更多时候是为了取暖，不暇讲究，因此形成了豪迈的酒文化和饮酒习俗。“?”恰好可以描述将碗从一端掀起，一饮而尽的动作，其引申出此种词义也不足为奇。

“呲打”在两地词义的不同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该词在东北方言中缺少了“顶撞”这一词义。“顶撞”特指晚辈或下属对长辈、上级的不敬或不服从。山东作为孔孟之乡，长幼有序、孝悌谨信的儒家文化和行为准则被普遍接受，因此对长辈的出言不逊和不服从是一种为人诟病的行为；相比之下，儒家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就弱得多，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开放。这使“顶撞”这一词义的使用环境相对缺失，故而没有出现词义衍生。

（三）生活习惯差异

虽然生活习惯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差异的影响，但生活与语言更加密切相关，生活习惯的差别在两地方言词义的差异中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见表3）

从“丝挠”和“大发”两词在两地词义的差别中，可以直观地透视出两地饮食习惯的不同。由于两地主要粮食作物不同，两地居民的主食也有差异：东北地区广泛种植水稻，主食以稻米为主，山东则广泛种植小麦，主食以馒头为主。因此，“丝挠”在山东更多地指馒头的变质，在东北则没有此种特殊指义；“大发”一词在东北方言中也缺失了“蒸的馒头等面发得大”这一主要词义。

（四）心理差异

人是语言的使用者，人的性格和心理因素会影响语言的发展。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影响下形成的多样的群体性格，是地域文化差异的重要體现，同样会影响方言词汇在不同地区的词义流变。（见表4）

“刺挠”一词在山东和东北方言中都有“痒”的词义，而东北方言中缺少了“讽刺”之义。这一词义的有无背后是两地居民心理和性格的差异。山东人性格总体倾向于含蓄内敛，且很注重自己和他人的面子，极少直接指出对他人的不满之处，故而常常迂回暗讽；东北人性格总体倾向于直爽，往往心直口快，很少拐弯抹角地讽刺。因此，该词义在东北缺少使用环境，导致了该词仅停留在核心词义阶段。

与此相类似，“当啷”一词在东北方言中缺少“拉长脸”这一词义，也与两地居民总体的性格和心理有关。

四、 词义变迁的宏观透视

除了对具体词汇进行比较分析以寻找差异背后的文化因素之外，通过对两方言间形同义同、形同义近的词汇进行义类分类，并统计和研究不同义类的词汇数量以及每一义类下这两部分词汇的数量比例，还可以看出“哪些领域的词语语义衍生最快、语义运动最活跃，哪些领域的词语消亡得最多最快”[4]。将这些结论与社会生活、文化变迁等客观因素加以比照，亦可窥得当地地域文化的异同。

参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的义类索引，我们将比照所得的形同义同、形同义近词表进行了义类分类整理，分为天文、地理、日常生活、称谓、动作、形容词等二十余义类。在这些义类中，形同义同词汇比例过半的有天文、地理、时间、动物、房舍、器具用品、称谓、身体、饮食、红白大事、讼事、量词等；形同义近词汇比例过半的有植物、亲属、疾病与医疗、日常生活、交际、动作、形容词等。

由于所得词表排除了与北方其他次方言区相同的词汇，某些义类下的词汇样本数量过少，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词义变迁的某些规律：形同义同词汇占比较大的义类多为名词性词汇，且多为自然界本就有的事物或衣食住行等与生活相关的事物；而形同义近词汇占比较大的义类多为动词性、形容词性词汇，且多与人们的性格、心理、认知有关。统计结果表明，动词、形容词更易在使用中产生词义的变迁，这与词汇流变的一般规律相吻合。

从另一角度看，每一义类下形同义同、形同义近词汇的构成比例还可以反映出山东、东北两地区地域文化的异同。在时令时间、房舍器具、职业称谓、红白大事等义类下，形同义同词汇占据着很高的比例（67%～100%）；而在动作、形容词、日常生活、交际等义类下，形同义近词汇占据着较高的比例（64%～69%）。这说明在一些基础的生活环境、生活常识和生活习俗上，山东与东北的文化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而在具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心理认知等方面，两地存在一定的区别。这一对比体现出，山东与东北两地的地域文化都具有北方文化的共同特征，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其差别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认知方面。

从宏观视角对山东、东北方言相联系词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东北地区在移民过程中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成为了现今东北地区文化的主导，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并未脱离北方文化的共性。但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地理环境的些许差异，东北地区也形成了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这在方言词汇的微观分析中也能够具体体现。

五、 结论

通过对山东、东北方言间相同、相近词汇的比较研究，不仅能从词义的细微差异中透视出两地地域文化的差别，更能从词汇的义类分布中把握两地地域文化的异同。如前文所述，两地地理、心理、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差异会对方言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被词汇敏感地接收，以词义变迁的形式保留下來。对这些词义变迁及其地域文化背景的研究，不仅可以厘清东北、山东两地方言联系和变迁的脉络，还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地域文化对方言传承、流变影响的一般规律，探索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另一方面，方言不仅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更是多元地域文化的承载者。对地域文化、时代特征的敏锐接收与保留，是方言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方言作为文化载体的意义所在。通过对不同方言在共时、历时层面的比较研究，能够发掘出方言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丰富的文化内涵，厘清文化传播的地域脉络和发展的时代脉络。正因如此，方言应当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而受到重视和保护。在推广普通话和社会现代化的大环境下，方言的此种文化意义显得更为重要：保护方言就是保护地域文化的土壤，这也是在文化意义上保护和传承方言的重要性所在。

参考文献：

[1]苏光宇.“闯关东”之东北移民及其文化初探[D].山东大学，2010.

[2][3]陈原.社会语言学[M].商务印书馆，2000.

[4]盛林.关于词汇变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A].中国社会语言学（2005年第2期）[C]，2005.5.

[5]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曹玉瑶 殷昊

文化传播角度看东北方言论文 篇3：

浅谈方言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摘要】方言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在当下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社会中似乎日渐没落。但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方言电视节目在市场上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方言热。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探讨在电视节目中方言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方言 方言电视节目 文化传播

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讲方言，说“土语”渐渐成为落伍、土的代名词。但随着方言电视节目在电视节目领域燃起的星星之火，全国上下又开始以讲方言为潮，一时间，东北话、陕西话、广东话等方言成为电视节目的宠儿，也成为大众竞相学习的新潮语言。

本文将以方言的文化背景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方言电视节目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进而阐述方言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一、方言的解读与分析

（一）语言学下的方言

现代的语言学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方言（dialect）又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地域方言是语言在地域方面的变体。具体来讲，它是指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也有移民把它带来远离故乡的地方。这些远离故乡的方言久而久之会变为新的地域方言。①社会方言是语言在社会方面的变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等不同，口音、措词、言谈也会有差别。②本文中所说的方言主要是指地域方言。方言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极为密切，现代汉语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分布十分广泛，差异处表现为：词汇、语音、语法各个方面，其中语音间的差异最为明显。由于这些方言与社会共同语相互联接，因此，它们不是单独存在的。

（二）方言的特性分析

1、方言的文化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化闪烁着其独特的光芒。众所周知，文化交流是促使文化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接触、交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语言是文化的载负者，多民族的交流和地域的广博是我国方言多样化的成因。方言虽然是“土语”、“俚语”，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难登大雅之堂”，但在当地人的生活与交流中，它代表的是当地文化，有着这一地区的历史情感。如对“媳妇”的称呼，南方人一般称为“新妇”。“新妇”一词在古代就一直存在。南方方言中将其一直保留下来。 “新妇”顾名思义是“家里新来的妇人”，这个概念反应出汉文化中长期以来妻子到夫家落户的婚姻制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这一称呼流传下来，不仅做为当地方言的一个特有名词，也体现了南方文化的一个方面。它说明，方言与当地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方言是有文化性的。

2、方言的群体性。任何语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产生的。方言作为语言的一部分，产生的主要条件有三个方面：移民、发展变异、民族融合。这三个方面说明，方言是在社会群体生活中产生的，单个人所说的语言无法构成方言。它是一个地区人们集体参与传承的结果。方言不是个体行为，而是集体行为的体现，是民众在日常生活、劳作中使用的最一般的语言。

3、方言的继承性。方言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传承性。其表现在时间的纵向延伸和空间上的横向延伸。我国的方言是通过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世代继承的产物。我们的方言中遗留着祖先的语言和语音，记载着祖辈的历史文化。许多方言词汇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其对应的文字，这与方言口耳相传的特点不无关系。而方言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传递一系列知识、技能、道德的作用，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获得知识和技能。在这一过程中，方言本身也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二、方言电视节目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方言电视节目的兴起，方言在电视节目中的运用越来越多。正如一枚银币有正反两面，方言电视节目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也有对立的两个方面。

1、就本土化而言，方言的使用增加了方言电视节目的亲和力，有利于拉近媒体与受众的接近，提高了地区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将“方言”作为地区特定文化口口相传。人常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方言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听到主持人用方言告诉受众什么事情，自然是自己人说的，可信度就要高多了。本土的就是大众的。在这里方言为新闻的本土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表达特点，有特殊的语音、词汇体系，有极富感染力的一面。用当地方言，说当地的事，表现当地的人，再加上采访对象语言风格的统一，肯定是极富特殊感染力的新闻传递。

2006年7月5日，一档时长约30分钟的云南方言新闻脱口秀节目《大口马牙》亮相都市频道“条形码”时段。“大口马牙”是地道的老昆明方言，意思是说一个人说话不考虑实际而盲目的对一个事物的夸大，没有考虑后果如何。在市井百姓眼里的“新闻”，如坑蒙拐骗、小偷偷东西或是刚刚发生过的事等等，是很难全部直击现场的。对于这些，《大口马牙》有一绝招——将百姓提供的素材拍成小电影，让场景重现，在轻松搞笑中针砭时弊。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生活，看到了自己和熟悉的人群，催生感动与共鸣。

这种将当地发生的事用当地的语言讲述出来的方式深受观众喜爱。许多离乡背井无法排解乡愁的人就是通过收看自己地区的方言节目来增加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其他地区的观众则可以通过观看方言电视节目来了解其他地区的独特文化，这对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起到了辅助作用。

2、就社会融合而言，方言电视新闻节目容易使受众局限于当地狭小的区域，追求的是一种狭隘的认同感，并且这种认同感将会给外来者带来排斥感，导致该地区的社会融合力受阻。

不可否认的是：方言新闻节目的主要受众是当地居民，受众群限于使用、明白节目所用方言的人。方言电视节目在当地居民中成就身份认同感的同时也在受众群中有意无意的造成了排外效果。方言毕竟是一方之言，“方言”的掌握是区分受众群体的标准，新闻传播的方言门槛甚至不能覆盖既有的行政区划，新进入居民以及城市中的流动人群更是被排斥在外。对于外来居民来说，方言可以算做是文化交流上的一种阻碍和壁垒。方言电视节目的播出势必会受到不懂方言的人群尤其是城市或地方新居民的抵触和排斥。

人际传播过程中，由于语言障碍而造成交流不畅通甚至产生误会、争议也是屡见不鲜的。由于方言是一方之言，在传播过程中，如果不是当地居民或没有方言基础的人是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的。再以前面提到的云南方言新闻节目《大口马牙》为例，“吹把散牛，冲冲壳子，老钱师，小咪渣，天南地北款仙事……搞笑呢，稀奇呢，七点过点，大口马牙。”光听以上节目的开场白，非云南居民又有几个可以准确理解句中的意思呢？节目中的主持人（老钱师，小咪渣）既是演播室里的说书先生，用一口土里巴叽的昆明话议论着身边的各种奇闻逸事，对本土居民来说是一种视觉听觉上的享受，而对于外地观众来说，有时却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

结语

总体而言，方言类电视节目在我国地域辽阔，民族种类较多的环境下，为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的机会。地方文化的多样性通过方言类新闻节目得到确认。人们对方言节目的追捧，实质上是基于对本土文化的自豪以及对家乡和自我的认同。不可否认，方言的使用在不同区域文化交流中也制造了文化壁垒，造成了沟通障碍。

参考文献

①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③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④胡正荣：《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⑤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⑥袁军：《新闻媒介通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编：刘冰石

作者：胡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