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措施法律保护论文

网络的飞速革新与发展已是世界前进的必然趋势，只有不断完善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立法，才能使互联网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更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重新界定复制权《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他人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其作品的专有权。”依据这一规定，复制可以任何方式或任何形式进行。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技术措施法律保护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技术措施法律保护论文 篇1：

网络作品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

摘要：为了探究对技术措施进行法律保护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际社会一些国家较为成熟的做法及国际条约中相关规定的法理制度进行了研究，对网络作品的特点和中国对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要完善中国著作权法的技术措施法律保护制度，必须将技术措施与版权法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与技术保护措施相结合的新版权体系。

关键词：网络作品；技术措施；反技术规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互联网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它改变了传统的商务模式、思维定势和工作生活习惯，网络的概念正如其名，它像一张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网，把整个地球罩在网中。

社会的任何进步和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使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会随之而来，互联网的出现对各国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在版权保护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在网络上复制声、像文本，不但容易迅速，丝毫不影响原作品的表现力，而且在网络上进行盗版，由于规模小，使版权人很难察觉。因此如何对网络上的版权进行保护成为一个难点，也是目前保护网络作品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网络作品的技术措施

(一)网络作品及其特点

网络作品，又称数字化作品，它是借助于数字化技术而产生的作品。所谓数字化技术，是指依靠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如文字、数值、图形等)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化为二进制数字编码，以对它们进行编辑、合成、存储，采用数字通讯技术加以传送，并在需要时把这些数字化的信息再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的技术。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所列举的9类作品中虽未包括数字作品，但究其根本，网络作品与其他作品的不同仅仅在于所借助的载体不同，但它并不因存在方式和传输方式的改变而丧失其本来就具有的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它的转换过程与著作权发展历史中出现的摄影、录音等技术手段处理作品的过程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数字化作品的思想表达方式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作品的特征，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这也与国际上对网络作品版权保护的潮流相符。根据1996年12月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缩写为WCT)规定，网络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作品的专有权。与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相比．网络作品有着很明显的特点：

1．网络作品的无国界性和公开公用性著作权的特点之一是专有性，而网络作品一旦在BBS(Bul-letin Board System，中文译为电子公告版)上网就意味着可能被使用，其著作权的“占有”权能几乎为零，这极大地削弱了网络著作权的专有性。著作权的特点之二是地域性，而网络上知识传输的特点则是无国界性，著作权的地域性对网络作品而言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互联网的使用，达到了知识的公开公用，实现了资源共享。

2．无限复制性因特网用户可以通过个人计算机看到图文并茂的网页，用户可以随时将所需信息下载到自己的服务器上，这就使瞬间复制成为可能，它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避免的现象。对这一现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其认定为一种合理使用范围，这使得用户对网络作品的无限复制性成为可能。

3．交叉性和灵活性因特网让用户不仅可以远程访问储存在服务器中的信息，而且还可以交叉式访问存储的多种信息，即可以让用户跳跃访问存储在不同服务器中的信息，“网络的优势就来源于链接网上的任何文件，不论其地位或物理位置如何。”可见，网络作品的表现形式极易转换和调整，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由于上述特征，网络作品成了世界上垂手可得、最容易被复制的一类作品。任何一个拥有计算机的人只要上网就可以随意复制网络中的作品，这表明在数字化的网络时代，著作权人难以通过传统手段对数字化作品的复制和传播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各国的著作权法都赋予著作权人排他性的专有权利，并规定各种法律救济手段来保护其合法的经济利益，但这些方法在网络时代已经很难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其原因在于，法律救济只能是一种事后救济，即只有在发现侵权行为出现损害后果之后，法律才能进行干预，而数字化作品，一旦被非法复制进入流通，或置于网上进行传播，在短期内就可以形成成千上万份的非法复制品被人们所使用，到时一切法律救济手段都显得无济于事。可见，在网络时代，仅仅依靠法律制度本身已经很难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由此，著作权人开始在数字化作品和网络上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如设置密码、设置登录口令。这些技术手段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预防措施，从根本上切断了非法复制、传播和利用作品的途径，比事后救济的传统法律保护方法更加有效。显然，在网络时代要对著作权进行有效保护，除了传统著作权法律保护方法外，还有必要对技术措施这一著作权的技术层面进行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著作权法“通过对创作者及其他主体利益的维护，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精神财富的增长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的立法理念得以充分体现。

(二)网络作品的技术措施

网络作品的技术措施是指版权人主动采取的、能有效控制进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并对版权人权利进行有效保护、防止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设备、产品或方法。可见，各种各样的设备、工具和技术，只要是有助于保护和管理版权的都可以被认为是技术保护措施。

美国对技术保护措施的定义是：“任何能有效地控制进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并能有效地保护版权权利的技术或方法。”而欧盟则作了如下解释：技术保护措施是指设计用于阻止侵犯版权以及与数据库有关的特殊权利的设备、产品或方法。我国著作权法虽未直接界定技术措施，但在第47条第6款中则将其作为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一种救济手段。目前版权人常用的技术措施主要有：反复制设备(即阻止复制作品的设备)、控制进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如加密)、电子水印或数字指纹技术(即通过加无形的数字标志以识别作品及版权人，鉴定作品的真伪)、电子版权管理追踪系统(即Electronic Copyright Management Sys-tem，缩写为ECMS，该系统是最近由一些先导性科技计划发展起来的综合性技术保护措施，是一个融合了自动化保护和电子许可系统的软件)。

从技术措施的功能来看，一般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一类是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前者是指在正常运行状态，就可以防止用户接触某个作品或某个网络中的作品，除非得到正常的口令进入码、解密码等验证装置，目前，几乎所有的数字信息服务提供者都对自己的作品和网站设置了该种技术措施，以防止用户盗版和限制自由访问其网站。后者是指版权人采取的控制

他人未经授权使用其作品的技术措施，这种技术措施又分为控制单纯的使用作品行为的技术措施和保证支付报酬的技术措施，单纯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旨在控制他人非经授权以各种方式使用作品，而保证支付报酬的技术措施并不直接控制他人非经授权接触或使用作品，但可以计算出他人接触或使用作品的次数和频率，从而保证版权人依据计算出的次数和频率收取报酬，一旦发生侵权，则可以保证版权人获得直接的证据，同时也有利于法院确定适当的侵权赔偿数额，这种间接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在数字环境下，极大地便利了版权人保护其作品。

从本质上讲，技术措施应该是著作权人的经济权利在新环境中的一种具体运用形式，它是数字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在网络环境下，作品上网在带给全社会信息传播便捷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对版权人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版权人技术保护措施的实施，意味着在新技术条件下保护其利益的自助系统产生，版权法出现了新型权利处理机制，它们主要体现在：设置收费装置，对作品的具体利用进行收费，集体管理机制得以强化，作品的电子交易将会广泛运用。所以，不管是控制访问的技术措施还是控制使用的技术措施，都是网络作品的一种有偿使用制度，它往往体现了“每次使用收费”的目的。可见，技术措施作为版权人对其作品利用进行控制的一种措施，明显具有经济权利内容实现职能的法律保护技术措施，体现了新技术条件下版权财产性的强化趋势。

二、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国际上关于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现状

技术措施及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逐渐提到一个国际保护的层面上。

在国际公约中，1996年12月形成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IPO Copyright Treaty，缩写为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缩写为WPPT)都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作出了专门规定。根据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WIPO)的两条约，各缔约国应当通过立法保护技术措施。然而，模糊的规定是WIPO两条约的一个明显特征，如条约要求缔约国对“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加以制止，但“规避”的界线如何认定?它是指直接破解技术措施的行为，还是指那些不直接破坏技术措施，而只是提供破解工具的行为?或二者兼而有之?再如《伯尔尼公约》和WIPO两条约也没有赋予著作权人阻止他人“访问”作品的权利，那么，“访问控制”这类技术措施是否能够根据两条约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些问题两条约中都没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从两条约的许多规定来看，它的措词相当巧妙，有意使用了极为原则性和宽泛的表达方式，既没有限定成员国保护技术措施的方式，也没有限定保护技术措施的范围，对成员国的惟一要求是为技术措施“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正是由于WIPO两条约本身的模糊之处导致各国的具体立法差别极大。但无论如何，在WI-PO的条约里确立了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这是在以前任何关于版权的国际条约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它为各国国内立法提供了一个依据和参考，这一条是版权意义下的技术保护措施的国际标准。

美国在建立广泛的技术措施法律保护制度之前，已经给予某些技术措施法律保护，并于1995年公布了《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建议建立广泛的保护技术措施的法律制度。1998年10月美国的《跨世纪数字化版权法》出台，该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全面、充分地给予技术措施法律保护。其第1201条将技术措施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访问控制措施，另一种是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措施，这种对不同类型的技术措施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立法方法，引发了复杂的著作权法理论问题。美国国会认为著作权保护措施保护的是著作权，也就是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发行、传播作品等各种专有权利，从理论上讲，既然这些专有权利受到合理使用的限制，保护这些专有权利的技术措施也应受到同样的限制，因此规避“著作权保护措施”的行为有可能是一种对作品的合理使用，而不应受到法律的禁止。这种立法思想，与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使产生了严重的逻辑矛盾，美国在1995年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中就已明确指出：“仅仅依靠法律已经不足以激励作者创作并传播作品，相应地，除非对用于禁止或限制未经授权使用作品行为的技术程序和系统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否则，技术保护措施也同样不会有效。”这种逻辑矛盾的立法规定，既是美国目前在技术措施法律保护中的明显特点，也是它亟待解决的问题。

欧盟国家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已经有较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欧盟1991年的软件指令。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盟委员会多次在《关于信息社会的著作权和有关权利的绿皮书》和《读绿皮书》中建议进一步发展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1996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条约形成之后，进一步推动了欧盟将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建议逐步纳入其立法进程，在1997年底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协调信息社会著作权和有关权若干方面的旨令的建议》以及1999年5月由欧盟委员会公布的《版权指令草案》中，都有关于保护技术措施的详细内容。欧盟现行的另一个有关技术措施保护的法律文件是1998年形成的《有条件访问指令》，欧盟成员国已在2000年中期将该指令的内容贯彻到本国。该指令的目的是保护收费的或者有条件访问的电台、电视台的广播服务以及信息社会的其他服务，因此该指令建立的技术措施法律保护主要是针对邻接权人的。欧盟保护技术措施的这两个指令的规定，使欧盟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在保护效果和理论依据上均有别于美国。在保护效果上，指令要求成员国制止规避一切有效的技术措施，这一点与美国是截然相反的，这样，欧盟对技术措施的保护水平要高于美国。在保护技术措施的理论依据上，欧盟通过定义有效的技术措施，将“访问控制措施”泛泛地作为一种保护作品免受侵权的有效手段而加以保护，没有提到它保护的是否是著作权。通过这种方式，指令回避了棘手的“访问权”问题。可以看出，欧盟的立法特点表现为对技术措施的过度保护，它对技术措施的保护是比较极端的，不但一般性地禁止规避任何技术措施的行为，还对合理使用原则的适用施加了种种苛刻限制，这将导致公众原本享有的合理使用作品的自由，在著作权人的技术措施面前被极大地削弱。

1999年，澳大利亚通过了《数字议程法案》，以修改1968年的《版权法》，将技术措施的保护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相比美国和欧盟的立法，澳大利亚新法案采用了不同的思路：力求在保护技术措施的同时，为公众留下充分的合理使用作品的空间。

修改后的澳大利亚版权法与欧盟指令的相似之处有两点：一是没有像美国那样将技术措施具体分为两种类型，而只是作了笼统的界定；二是仅将访问控制措施界定为保护著作权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它回避了是否保护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立法没有出现欧盟那样的技术措施的过度保护，法案中关于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表明：法案所禁止的只是用于规避技术措施的设施，而不是规避行为本身，这一规定，使澳大利亚对技术措施的保护水平远逊色于美国和欧盟，这种立法策略的目的，在于为公众对作品的“合理使用”留下足够的空间。寻求对公众权利最大限度的保留，是澳大利亚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一个特点。

(二)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发展趋势

从以上对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相关立法比较中可以看出，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保护技术措施的立法都是以实施WIPO两条约的名义进行的，但立法的内容却有很大差异，分歧集中在是否应当一般性地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访问控制措施”是否应当受到保护，以及合理使用是否适用这几个问题上，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立法规定，决定了国际上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发展趋势。

1．反技术规避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而且其范围有扩大的趋势技术保护措施只是著作权人对其著作权进行自力保护的一个工具，各国的法律规定也只是确认其合法性而已，可见，技术保护措施本身不是对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并不能单独解决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在现代高新技术条件下，一项技术保护措施被开发出来以后，很快就会有规避该项技术的技术被人开发出来，如果法律不作相应的禁止性规定，著作权的技术保护措施就只会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对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进行限制，这就是所谓的反技术规避，它是指禁止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对其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进行解密、破解、躲避、绕过、移动、关闭或妨碍的行为。这一制度的实施，意味着著作权人的权利在高新技术时代可以得到三重保护：著作权法及其相关法律的保护、技术保护措施的保护和反技术规避的保护，后二者的保护是以法律的相应规定为前提的。

各国在承认著作权人有权在著作权法意义上对其作品采取技术措施保护的同时，均对反技术规避作了规定。在反技术规避的范围上，欧盟的版权与相关权利指令草案和美国的《跨世纪数字化版权法》的规定都不仅仅是指规避行为本身，而且还包括制造、销售、出租可用于规避的装置的规避前的准备行为。之所以把反技术规避范围延伸到装置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数字化环境下，知识产权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于个人的规避行为，而是来自于能用来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装置的准备行为，这是造成规避行为的源头，因此，有必要对反技术规避的范围予以扩大，这也是国际上对反技术规避范围界定的一个趋势。

2．明确技术措施的性质，加强对技术措施的保护 国际上关于技术保护措施的立法坚持认为技术保护措施只是著作权人保护其著作权的一个工具和手段而已，其本身并不能为著作权人创设新的权利。因此，著作权人对其作品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必须界定在著作权所涵盖的权利范围之内进行，而不得超越著作权所涵盖的权利范围。这一问题的出现是由于美国技术保护措施中“访问控制措施”的使用，这种技术的运用是否等于承认了著作权人有权阻止他人阅读、欣赏其作品而由此衍生出著作权人有了一项新型权利——访问权?其实，在数字化时代，使用“访问控制措施”，是阻止未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的人阅读、欣赏和使用作品，成为迫使他人必须为使用作品支付费用、维护著作权人经济利益的最有效手段。这种技术措施的实施很难与“复制权”、“发行权”等传统著作权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保护作品的独特表达不受非法的复制和传播，而“访问权”却只是防止他人未经许可阅读、欣赏或使用作品，与作品的复制等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如果将“访问权”列为一项新的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著作权保护什么这个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因此，明确技术保护措施只是著作权人保护其著作权的一个工具和手段，从而加强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更有利于对著作权人利益的维护。

3．在著作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平衡中，倾向于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在数字化环境下，合理使用究竟应当被视为是专有权利的例外，还是公众的一项积极权利?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对技术措施立法保护上的差异，表现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欧盟偏重于保护著作权人，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的极为狭窄，美国不承认“合理使用”可以用于未经许可获得作品，而澳大利亚则将“合理使用”视为公众权利的保护神，反对利用数字技术限制合理使用。尽管相关规定有所差异，但总的趋向是侧重于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而将合理使用的范围给予限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开放性的数字化环境中，版权人的利益是脆弱的，如果不予以重点保护就会使版权作品成为公共性资产，作者失去创作动力，最终公共利益必将受到损害。可见，在数字化环境中要维持版权制度的平衡，必须优先考虑版权人的利益。

三、完善我国著作权法技术保护措施的若干思考

(一)目前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现状及不足

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包含了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从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6款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关于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立法过于笼统和简单，与美国和欧盟的相关规定有较大的区别。首先，美国和欧盟无一例外地将制造、出售、进口、传播专门用于规避技术措施的软、硬件设备作为首要的禁止对象，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我国著作权法却没有这样的禁止性规定。其次，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6款也没有回答规避访问控制措施的行为是否应当受到禁止，以及禁止性规定是否存在合理使用例外这一关键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在修订《著作权法》时，只是简单按照WIPO两条约的要求加入了保护技术措施的条款，而没有对技术措施立法保护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况且，WIPO两条约本身的规定又是极为原则和模糊的。我国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内容仍有这么多空白，是我国著作权现行立法中极大的缺陷。

此外，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在反技术规避方面仅仅禁止了技术规避行为本身，而对于提供规避技术的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部件或者零件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则没有规定，从而大大降低了反技术规避条款的效力，基于此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了相应的规定②。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反技术规避的范围补充得比较全面，但司法解释毕竟不是法律，效力层次低，权威性差，不利于对著作权的保护。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的最大不足就是过于简单和原则、法律资源的缺乏和法律规定的含糊，不能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只能引起更多的争论和混乱。

(二)完善著作权法技术保护措施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各国对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相关立法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的规定太过笼统和简单，这与我国目前网络业的发展是不协调的。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技术措施将是数字化环境下各种类型的权利人普遍采用的保护措施，如果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水平不能及时、有效地提高，会对整个版权保护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建立广泛的技术措施法律保护已被提到了版权国际保护的层面上，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条约确定下来。尽管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版权技术措施保护给予了肯定，但在实践中如何适用，仍缺乏具体的标准和规则。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行之有效的做法为：

1．以我国的著作权法为基础，明确技术措施保护的范围、标准及保护的限制与例外情形 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措施都可以受到法律保护，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设立什么样的技术保护措施都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否则会因为技术保护措施的随意性而造成数字化环境中版权制度的混乱。受法律保护的技术措施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

(1)它必须是有效的技术措施。根据WIPO的WCT之规定，受到法律保护的应当是“有效的技术措施”，在有效的判断上，它可划分为两个标准：一是技术措施控制版权作品的有效性，即对作品的使用、接触需要“版权人许可或授权”。二是技术措施本身的有效性，它是指版权人用以控制作品的技术措施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当然，这种技术可行性是指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能充分有效即可，因为任何一项技术措施不可能是完美的，黑客能够破译的技术措施并不能说明技术措施本身的无效，一项技术措施究竟是“有效的”，还是形同虚设的，需要由请求保护其技术措施的权利人来证明(一般情况下)。

(2)它必须是合法的技术措施。权利人所采取的技术措施，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本身必须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必须具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表现在：其一，这种技术措施保护的是受版权法保护的特定作品，限制的是未经有关作者授权或者未经法律允许的行为，如果不是自己的作品，或是公有领域的作品，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则不具有合法性。其二，它是版权人采取的技术措施，这里的版权人包括作者和版权合法持有人，只有合法权利人对其采取的技术措施才受版权法保护，对侵犯他人版权的作品加以控制的技术措施不受版权保护。其三，权利人所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只能是防御性的，不能是攻击性的，所采取的技术措施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只能用来保护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用来限制公众对该作品的合理使用，损坏对权利保护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其四，凡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与其冲突所采取的技术措施，不受法律保护。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47条第6款只粗略勾画了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框架，没有涉及技术措施的限制问题，鉴于著作权保护的发展趋势，对技术措施保护的例外情形，我国可借鉴美国《跨世纪数字化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七种情形作为我国技术措施保护的例外和豁免情形。

2．明确界定反技术规避的范围及技术规避的责任标准，完善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 在反技术规避制度中，最关键的是对其范围的界定，该范围过宽或过窄，都是不明智的，过窄对于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过宽则会导致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技术垄断，超过传统版权法的保护范围。现在主要的问题表现为对反技术规避的保护范围过宽，因此，要尽量克服对版权人倾斜的不对称性，在宣布对版权内容的解密是非法的同时，不要忘记宣布对不受版权保护的客体的加密也是非法。关于反技术规避的范围界定，欧盟和美国较我国的规定要详细，也更为可取。1995年9月，美国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知识产权工作组在其报告《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中，建议将反技术规避的范围予以扩张，即：“进口、制造、发行任何装置、产品、或安装在装置或产品中的部件，或者提供实施任何服务的行为均为非法，只要其主要目的或效果在于防止或者制止著作权人所设置的任何过程、处置、机制或系统被避免、绕开、取消、破坏或失效，从而最终预防公众未经授权而行使著作权。”我国对反技术规避的范围尽管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补充得比较全面，但司法解释不是法律本身，因此，在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中，有必要增加反技术规避的内容，明确禁止明知是进行技术规避而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部件或零件的行为，以加强反技术规避条款的效力。

进行技术规避的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这种责任标准的界定，又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在这里，美国白皮书所提出的“主要目的或效果”的标准，可以作为我国立法和司法的一种参考，用同样的法律规定来涵盖所有的技术措施的破解装置和技术方法是不可能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可能形不似但神似的具体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司法解释，对网络服务中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责任规定，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3．在数字化环境下，建立与技术保护措施相结合的新版权体系 在数字化环境下，版权人会频繁地采用技术保护措施来预防侵权，而不是等待侵权发生后再提起诉讼，技术措施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于是，有一些学者干脆断言：“对私有信息的保护将更多地依赖伦理和技术而不是法律。加密会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基础。”更有甚者认为，数字加密与数字合同一起“是版权的替代物而不是补充物”。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仅仅是技术而已，它可能是有效的管理方式，甚至有些可以取代某些具体的传统版权法规则。但是，技术保护措施仍然无法替代著作权法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技术与法律是不同层次的规范，两者的结合只是为数字化时代版权制度提供了新的规范模式。其中技术保护措施的构成仅是规则层面而已，而保护版权的法律构成则是原则层面。具体而言，法律在电子契约、技术保护措施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提供或不提供行为诱因的角色，并且任何资讯科技的运用如果获得来自现实世界的法律所赋予的强制力的支持，就无异于取得了形式上的正当性。数字化环境下的版权法律并不直接调控原有的各种具体关系，而是采取间接调控的方法，从规范信息科技活动的外围着手，如规定设置技术保护措施的条件、反破解的相关规则等等，帮助技术规范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保留版权的一些基本规定，将原则层面和规则层面有机协调起来，有效弥补原有单纯依靠法律规范的不足。构建数字化时代的版权制度，应该采取二元模式，既要保留传统版权法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又要及时反映新环境下关于规制技术保护措施设置的相关规定，将技术措施与版权法紧密结合起来，共同构成新的版权规范体系，这是数字化环境下版权制度的走向趋势。

四、结语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版权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字技术已广泛介入版权领域，并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挑战最终必须由技术本身来解决，确立技术措施法律保护制度，将技术引入法律、司法，创立一种新的利益平衡机制，既是版权发展的需要，也是版权保护的进步。

作者：赵林青

技术措施法律保护论文 篇2：

保护网络著作权的几点建议

网络的飞速革新与发展已是世界前进的必然趋势，只有不断完善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立法，才能使互联网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更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

重新界定复制权

《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他人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其作品的专有权。”依据这一规定，复制可以任何方式或任何形式进行。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可以被解释或延伸到数字化和网络的环境中，使之包括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复制。我国有必要参照国外有关立法和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对“复制权”予以重新界定和解释，改具体列举或描述具体技术的方式为开放式、概括式的解释方式，以确立一种相对广义的“复制权”，逐步与国际接轨。

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并负责网络著作权人身份的认定

建立著作权网上登记机构，并对网络著作权进行公证。如果网络著作权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被他人转载、摘编、复制或使用，那么他可以向专门的著作权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经登记机关核准后，获得相应的网络著作权权利信息和编码。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作者的姓名、作品名称、种类、完成的时间、首次发表的时间、以及合作者或著作权共有人等内容。采取这种方式，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认定网络著作权人身份的问题，便于网络著作权人起诉侵权。当然，是否向有关机关登记由网络著作权人的个人意愿决定。如果网络著作权人在创作其网络作品时委托公证人员进行现场公证，且经公证机关检查认定其对该作品确实享有著作权并进行了公证的话，那么公证机关的证明可以作为认定网络著作权人身份的依据。

完善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权的相关规定

原告住所地应成为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基础。按以往被告住所地作为管辖根据从而达到便于诉讼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管辖原则的基础应当是在方便诉讼和更好的保证当事人权利得以实现。从网络的特征来看，由于侵权行为通过网络来实施，使侵权行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被告通过侵权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利益，其侵权后果往往在原告住所地比较严重。从案件的涉外因素考虑，网络的全球性不可避免地使侵权案件涉及国外被告。因此，要为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管辖权确认制定一个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至少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便于当事人辨别，及时起诉；便于人民法院查明案情，及时审理案件。为便于国内原告的诉讼，更好地依法保护国家和我国居民的合法权益，原告住所地在某些情况下理所应当成为管辖的基础依据。

根据“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视为侵权行为地”的规定，如果侵权行为地被侵权人利用技术手段隐藏了起来，原告将无法实现诉权。所以应改为“当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时，可将原告住所地视为侵权结果发生地”。

扩大网络著作权中合理使用的范围

对于如何扩大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我国可以参考美国的判断标准，在立法中规定，构成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必须具备四个条件：①作品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的；②使用作品的目的和性质必须体现公共利益和特殊弱者利益，不得用于商业营利的目的；③使用他人作品的方法和范围必须合理；④使用作品的行为必须尊重该作品作者的精神权利。

完善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制度

要建立一种完善的技术措施法律保护，应考虑以下两方面：第一，应当对受保护的“技术措施”作出法律界定。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规定，受到保护的技术措施应当是有效的，是用来保护版权及邻接权的，为了限制侵犯上述权利行为而采取的技术措施。欧盟委员会的法律规定：如果用户对某个作品或邻接权客体的访问，必须在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运行某个访问代码或者程序才能进行，则这类技术措施被当然视为有效的技术措施。我国也可以借鉴上述规定，对“技术措施”作出相应的规定，以明确对权利人的保护。第二，应当规定破解技术措施装置的制造者、销售者的法律责任。在著作权法中规定，对破解技术措施装置的制造者、销售者，情节轻微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破解装置，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提高公民的法律保护意识

我国网络教育覆盖面之大，公民参与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不断提高网民懂法、守法、用法的法律素质和道德水平，通过全民普法教育，加大对网络、计算机安全和著作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制教育，是不容忽视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作者：桑易

技术措施法律保护论文 篇3：

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国际互联网的发展给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针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的内容和特点，应当通过法律、技术和道德三个方面的努力，实现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

[关键词]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所有人对创造性活动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它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主体所依法专有的无形财产权，其客体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从事发明创造，并公开发明创造的成果，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知识传播与科技进步。

知识产权法调整的是因确认、保护和行使知识产权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知识产权法的任务之一就是从法律上确认智力成果归生产者或合法受让人所有，用法律手段来保障当事人或其合法受让人对智力成果的所有权。

在现代社会，以信息为内容的数字网络技术引发了高科技的崛起，构成了当代高科技发展的主流，数字网络技术及其成果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推广应用，在客观上就要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网络技术以其无限的复制性、全球的传播性和变幻莫测的交互性已使知识产权体系的保护陷入尴尬境地，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现象非常普遍。

网络知识产权就是由数字网络发展引起或与其相关的各种知识产权。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就是在这种数字网络背景下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传统知识产权内容通常分为著作权和工业产权。著作权包括版权和邻接权；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商号等。而网络知识产权除了传统知识产权的内涵外，又包括数据库、计算机软件、多媒体、网络域名、数字化作品以及电子版权等。因此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其概念的外延已扩大了许多。

作为区别于传统文献信息资源的网络信息资源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二是数字化、网络化，这是网络信息资源的基本特征。二是信息量大，种类繁多。仅Internet上就有8亿多个web网页，每天信息流量超过20BT。三是信息更新周期短。网络信息处理省去了印刷、运输等环节，数据可即时上传。四是资源分散，开放性强。信息资源不受地域限制，任何联网的计算机都可以上传和下载信息。五是组织分散，无统一管理。网络信息资源的这些特征决定了网络知识产权具有与传统知识产权完全不同的特点，如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而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则是公开、公知、公共的；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而网络知识产权则是“无国界的”等。

二、网络行为的失范

社会学家杜尔凯认为，失范是“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在数字化时代，由于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丽新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很不完善，而且法律确权、保护范围限定等还有争议，取证难等问题也受到网络技术的制约，以及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道德规范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了网络空间整体行为的失范，使不少现实社会中遵纪守法的公民成为网上目无法纪的匿名侵权人。

首先，在网络时代，传统知识产权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传统的知识产权的“无形、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在网络环境中已不复存在。网络使作品数字化，作品的传播形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传播速度更加迅捷。而且作品一旦上网成为公开信息，传播很难被权利人控制，版权人很难掌握其作品被下载、发行和复制的数量。即使发生侵权，由于网络技术的羁缚，也难以向法院举证。网络模糊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以国家利益为背景的版权保护地域性原则也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我国新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未完善。我国目前已制定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但由于法律的求稳性和保守性，立法还远远滞后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立法也还面临确权难、取证难、侵权责任分担复杂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而网络侵权行为具有涉及地域广、证据易删除，难保留、侵权数量大、隐蔽性强等特点，这些问题还依赖于网络技术的发展。

其次，现实社会道德规范与网络道德规范对知识传播的认识存在差异。国际互联网建立的宗旨在于“全球资源共享”：知识经济时代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从社会共同进步的角度来看，知识应当共享，这种共享是道德的。但是，从知识的生产来看，它需要创造性时发挥和投入，知识生产者有权利要求占有知识产品的所有权，并通过知识产品的销售赚取利润。从知识的传播来看，它需要大量的软硬件产品的支持，这些网络产品的生产也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必须在网络使用者身上得到必要的回报。这就构成一对矛盾。

第三，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中道德实现环境也存在很大差异。传统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交往对象大都是熟识的人(朋友、亲戚、邻里、同事等)。依靠熟人的监督，慑于道德、法律手段(社会舆论、利益机制、法律制裁)的强大力量，传统道德能够得到相对较好的维护。而“网络社会”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自由时空。它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国界或地区界限。网络连接面广，传输速度快，搜集处理信息效率高，人们的活动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大大缩小，因而现实社会中那种分地域设卡、设点管辖、控制的管理方式往往作用不大。同时，网络行为具有“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形象、图象、文字和声音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一切成为“匿名”状态下的“符号”，因而很难对网络公民的行为加以确认、监管，网络道德只能靠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这样网民是否遵从道德规范，就不易察觉和监督。

正是由于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完善，网络道德与现实社会道德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网络空间中，道德规范约束力的减弱，引起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大量发生。如国内近年来有名的瑞得公司诉东方信息公司网上主页著作权纠纷案、《电脑商情报》被诉侵权案、上海东方网eastday域名案、宝洁公司Safe-guard域名案以及国外最引人瞩目的网络MP3以及Napster案件等。

三、法律、技术手段的局限

随着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不断涌现，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益引起重视。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缔结《WIPO版权条约》和《WIPO邻接权条约》，两个条约增加了一大批版权保护的新客体和过去不受版权法保护的新权利。我国也加紧了网络知识产权体系建设的步伐。我国修订的《著作权法》以及相关的网络方面立法，已填补了我国网络立法的空白，解决了网络作品版权保护的初步问题。《著作权法》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版权管理信息等。我国第一部网络著作权行政管理规章《互联网著作

权行政保护办法》也已出台和实施。它对信息的传播与网络管理作出了一些具体规范，如互联单位、接人单位和用户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制度；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和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发现有害信息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不得使其扩散等等。

然而，在应用法律保护网络知识产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立法还很不完善。如《著作权法》对暂时复制问题、非独创性数据库保护问题、网络作品合理使用问题、链接是否侵权等问题都未作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二是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还面临一系列法律难题和争议。主要包括管辖地问题、侵权行为如何确定、数字化证据如何举证、证据的真实性如何认定、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如何界定、侵权的责任和赔偿问题等。网络的无国界和公开化传播，使得全世界都可能成为侵权发生地，信息在网上公开很难被权利人控制，甚至很难确认侵权人是谁，身在何处。三是立法的滞后。由于法律秩序的求稳性、保守性，社会对法律的选择总是存在惰性。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发达国家目前也处在探索中。这意味着我国要进行真正的“专门立法”路还很长。四是遭遇执法尴尬。从目前现状来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应对并没有发生应有的效果，互联网仍旧在从根本上摧毁着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网络侵权行为仍在大量而重复的进行。对这些匿名侵权者采取法律制裁，其法律成本、技术要求之高令管理者却步。

互联网侵权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然而，对中国而言，这更是一个在众多老的知识产权保护难题尚未根本破解，又遇到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挑战的严峻话题。网络侵权行为依旧在网络社会中大量而重复地进行着。法律权威在网络空间中的弱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量的网络侵权者凭借着网络非中心化、可匿名性的特点不断侵权。而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也因在网络环境下运作成本过高、缺乏可操作性而名存实亡。在网络环境中，传统的知识产权法既没有起到指导人类行动规则的作用，也没有起到强制作用。管理者幻想通过简单制定法律来规范网络行为是不现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手段在保护网络知识产权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数字网络环境下，权利人仅仅享有作品传输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措施实现自己的权利。技术手段也是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有力手段。为了保障信息系统安全和网络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人们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信息安全技术并付诸应用，已起到积极的作用。科研人员在提供科研数据、网上技术洽谈、成果转让、签署技术合同时，可通过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防止数据的窃取。具体讲，主要是采用信息的智能识别技术，把能证明产权的信息、许可证权限等信息直接嵌入受产权保护的电子信息产品中去，去识别使用者是否合法；采用信息访问控制技术，即口令和身份验证等来保护网络知识产权；采用防病毒技术，通过装载防毒模块和程序，以及网络接口安装防毒芯片等，保护网络安全。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技术手段也难以缓解法律权威在网络空间的弱化趋势。采用技术手段增加了科研开发负担，也给用户使用带来不便。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技术保护措施并非坚不可摧。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化的发展，使得美国白宫及五角大楼的绝密数据库都频繁地成为“电脑迷”们攻击的对象。数字化信息在网上非常容易被储存、修改和复制，并且传播、更新速度极快，传统的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很难判断，况且任何保密技术都会被破解，靠技术保护知识产权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做法。技术上的措施并不能完全防止和保护网上侵权行为，只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四、网络道德的构筑

对网络侵权，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具体有效的解决办法，网络社会中的道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状态。国外对网络伦理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视，一些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并召开各种规模不等的学术讨论会，为其成员制定网络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比如，美国计算机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希望其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避免伤害他人；要诚实可靠；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隐私；保守秘密。

而我国业内人士对此的思考、研究还很不够。当然，国际互联网是一个新事物，它正在建设过程中；网络道德也是一个新事物，它的建设也有一个过程。在保护网络知识产权方面，法律理所当然是根本手段，技术也是有力手段，但笔者认为，在当前法律体系滞后和不完善的阶段，技术手段还不足以防止和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构筑网络道德体系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辅助和补充手段。道德是凭借人内心的自我约束来作用、规范人的行为。加强人们在网络中内心的自我约束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

笔者认为，构筑网络道德体系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和要求：一是强化全民知识产权意识，提高全民保护意识。知识产权涵盖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切实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必须依赖于全民知识产权意识的普及和提高。这样才能保证网民既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又知道合理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二是增强行业道德规范。不难发现，大量网络侵权行为并非个别用户或黑客，而是来自整个网络行业对版权的不尊重和对版权人权利的漠视。如目前网络侵权多是网站无偿使用版权人作品而引发的。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网络版权管理中心，网站通过该中心向版权人转交稿费。三是建立网络道德监督保证机制，这是构筑道德体系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确立网络的各责任主体与其网络行为具有可追寻的对应关系。即要求网络行为者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登记入网，或者建立CA认证制度，以确保对网络行为者身份的可查询性。同时网络各服务器要具有对访问者的地址、访问时间和操作行为记录的功能。有关机构要对网络责任主体的网上行为进行严格检查，对违规者进行严格必要的处罚。

五、正确处理法律、技术、道德规范三者的关系

在讨论网络道德构筑的作用时，我们要谨记道德规范仅仅对法律的实现起辅助作用，道德规范不可能代替法律规范，也不可能脱离技术手段来建立网络秩序。从人们服从法律的原因初衷来说，道德规范的作用要间接得多。保护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是根本手段，技术是有力手段，道德只是辅助手段。事实证明，一个社会难以先从公民道德水平提高方面人手来提高公民守法的自觉性，否则我们将会陷入中国式的德治、礼治思路。网络社会同样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引导建立网络道德规范的同时，要积极促进网络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进程和网络规范化的技术成熟度。

网络技术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提供了更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却为侵权行为带来了便利。在构筑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时，法律、技术和道德手段是相互配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只有协调发挥法律的绝对权威和根本作用，技术手段的有力保证作用，并辅助道德手段的预防和自律作用，才能构建一个功能完善的网络产权保护体系。需要指出的是，保护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最根本的手段还是法律。要扩大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制定网络保护法规，尽快建立有关信息上网的审核制度、保密审查措施，尤其是对侵权行为的确认、取证等都要作出详细可操作性的规定。

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知识产权立法、行政处理、司法保护、社会保护等方面，需要应用法律、技术和道德等多种手段加以保护。随着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完善，各种技术措施的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会越来越规范。

作者：贺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