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矿产资源法律措施论文

【摘要】我国对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已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国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尤其是近海污染依然严重，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状况令人担忧。文章通过剖析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建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保护矿产资源法律措施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保护矿产资源法律措施论文 篇1：

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探讨

摘 要 从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梳理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律体系，分析广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立法尚空白、法律法规不完善和执法力度不够等问题，提出了健全广西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的建议：建立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执法机制和法制信息网络。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广西

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提升到我国国家战略高度。广西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物种丰富度位居全国前列，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已由局部区域保护层次跃升至全球性意义的保护层次[1]。广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滞后、相关法律不完善，无法满足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因此，广西需进一步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增强保护意识，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保护经验，制订符合广西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

1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

法律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手段之一，为其提供了相对全面的保护手段[2]。现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三个层次。

1.1 国际层面

在国际层面上，中国很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积极参与保护，签署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截至2010年，中国签署的各种国际公约、议定等约有25项[3]，如《公海捕鱼和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国际捕鲸管制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湿地公约》《生物安全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南极条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4]。通常各项公约的实施内容涉及到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我國常采取跨部门协调联合机制，保证各项公约得以有效实施。

1.2 国家层面

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依法管理。据统计，我国已颁布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30条[5]，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规章23项，如《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退耕还林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标准和导则有50条，如《国家珍贵树种名录》《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渔业水质标准》《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等。

1.3 地方层面

结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广西制订和完善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初步形成了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据统计，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方法规有19项、地方规章25项[6]，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管理实施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

1.4 广西监管执法现状

广西相关部门根据现有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管理，采取专项打击和不定时执法查处等有效措施，打击了部分破坏野生动植物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监管现有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生态敏感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区域，严肃查处开发建设项目中存在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

2 存在问题

2.1 立法空白仍需填补

从国家层面上看，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及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内容，尚未颁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法律。已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一般都处于珍贵物种保护层面，其他方面如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生物安全、基因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持续利用等立法尚属空白。

从地方层面上看，广西虽有多部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但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项法律法规，缺乏微生物资源保护与管理、非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遗传资源保护与保存、外来入侵物种防治等方面的管理办法。

2.2 现有法律法规仍需完善

现有的法律法规中，除《广西壮族自治区野生植物保护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树蔸树木采挖流通管理规定》在其立法目的中明确规定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容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都是简述保护自然环境的相关内容。

2.3 现有法律可操作性差，执法力度不够

现有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差。部分法律法规长期未作修订，由于其执法主体、保护级别、资源状况和保护措施等已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其不适用于新形势，执法时出现无法可依或不同法律之间相互矛盾等现象。部分法律法规中的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相关法规政策难配套，执法机构不健全、不协调，执法部门人力物力不足等，导致监管执法力度不够，甚至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情况。

3 完善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建议

3.1 建立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

1）严格依据国家及广西现有的法律法规，深入研究，制订针对性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

2）修订现有法律，对部分法律法规中立法目的、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的或执法主体发生变化的，应重新梳理立法目的，修订或废止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理清执法主体权责，进一步完善执法体系。

3）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逐步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3.2 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执法机制和法制信息网络

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国土、海洋、农业、林业、环保、水产、渔业、旅游、执法等多部门职责，各部门要形成内部互动、上下联动、加强协作的整体执法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开展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划的落实。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数据库，联通各相关部门的门户网站，建立生物多样性法制信息网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宣传工作提供平台，提高全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 谭伟福.广西生物多样性评价及保护研究[J].贵州科学，2005，23（2）：50-54.

[2] 孟蕊，陈世军，张忠潮.对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的反思[J].环境保护，2007（9）：29-32.

[3] 薛达元.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家履约协同战略[J].生物多样性，2015，23（5）：673-680.

[4] 张丽荣，成文娟，薛达元.《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履约的进展与趋势[J].生态学报，2009，29（10）：5636-5643.

[5] 王凤春.完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国家公园体制稳步建设[J].生物多样性，2017，25（10）：1045-1046.

[6] 蒋红彬，梁凤.广西地方环境保护的现状与立法完善[J].社会科学家，2008（4） ：121-124.

（助理编辑：易 婧；责任编辑：丁志祥）

作者：谢洲　谢华　班美玲　彭波　杨瑞刚　李相林　张薇琳

保护矿产资源法律措施论文 篇2：

论中国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

【摘要】我国对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已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国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尤其是近海污染依然严重，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状况令人担忧。文章通过剖析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海洋环境 海洋资源 法律保护

2013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其中就涵盖了海洋环境与资源的保护，这是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其指导思想是科学利用海洋资源，合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的持续发展。《规划》的实现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分析我国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找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完善是当前一个势在必行的课题。

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现状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与法律制度建设。我国政府对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比较重视，最早的关于海洋环境的立法原则都是依据大陆法系的法律规范制度制定出来的，是对大陆法系的简单延伸。从《海洋环境保护法》（1983年实施，1999年进行了修改）开始，我国关于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如雨后春笋般出現，一些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逐渐建立起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已形成体系。

《环境保护法》是我国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一项基本法，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问题做了全面和综合的规定。该法对海洋环境保护也做了具体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务院与沿海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必须依照法律规定，防止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失。”该法在1999年进行了修订，对海洋环境的保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单行法。该法修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改善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维护海洋生态平衡，防治海洋污染损害发生，保障人们赖于生存的海洋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部单行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关于海洋环境与资源的法律保护体系，推进了我国海洋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贯彻《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有效实施，使该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1983年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8年的《防止拆船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1990年的《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07年的《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另外，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这些都为海洋环境的保护问题作出了具体的可行性规定，为执法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我国海洋资源保护的立法现状。我国海洋资源立法方面相对缓慢，其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一是《宪法》中对海洋资源保护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二是海洋资源保护法规，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海洋资源保护的单项法律，如1986年的《渔业法》，该法于2000年进行了修订，2001年的《海域使用管理法》，2006年的《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三是海洋资源一些行政法规。1982年国务院制定的《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该法也在2011年作出了修订。1993年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6年的《矿产资源法》，这些行政法规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及保护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四是各部委也制定了一些部门规章，如农业部1995年制定的《长江渔业资源管理规定》。五是一些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如《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青岛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规定》等，为解决本地区海洋资源保护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法律规范。

我国加入的关于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国际公约。这些公约主要包括海洋资源保护规范、专门性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双边及多边协定等。由于海洋资源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我国也积极参与到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制度建设中，参与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该会议从1973年开幕，延续到1982年，持续了九年，制定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海洋法典，其中涉及了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对于海洋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提供了一项基本文件，有利于海洋环境的保护，有利于海洋资源的公平有效的利用。我国于1996年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除此之外，我国还加入的公约有：《保护世界文化的自然遗产国际公约》、《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

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相关立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采取的是海洋环境与海洋资源保护分离立法的模式，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立法已基本形成体系，但是在海洋资源方面的立法还不完善。基于21世纪海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我国早期制定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其中的一些规定已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因而，文章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反思，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我国海洋资源环境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 。

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缺乏统一的原则，易导致行动的无序化。世界各国都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积极行为对海洋环境保护的作用，也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护海洋环境，尤其是防治海洋污染和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措施，为保护海洋还签订了一些国际公约、条约等。不过，这些国内的、国际的措施并没能有效地保护海洋，至少是没有产生让人满意的效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只提到了环境污染防治问题，但在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方面缺乏更加有效的合作。国际贸易领域奉行自由贸易原则，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不能接受“自由贸易”原则，而应该制定自己的原则，当前海洋环境与保护缺乏统一的原则，导致了保护的无序化。

海洋环境与资源立法存在“重海洋环境保护，轻海洋资源保护”。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立法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处于落后状态。我国海洋资源保护的法律规定散见于环境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矿产资源、渔业等方面的单行法律法规中，这种状态不利于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该法只在首章对海洋资源保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其余章节都是对海洋环境的法律保护，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如海洋石油污染类似海洋污染导致的海洋生态环境的危机。因此，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存在重环境保护而轻资源保护的现象，可以说该法并不是一部关于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均衡的基本法律。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直接以海洋资源保护为主的法律。因此，有学者提出制定一部专门关于海洋资源保护的法律，也有学者提出完善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将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融为一体，均衡规定。①

各单行海洋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之间协调性差。由于海洋环境与资源本身的特殊属性，我国不同类型的海洋环境与资源法律保护往往由相应的政府部门负责，海洋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也就相应地由该部门负责起草或制定，因此有多少部门就有多少法。各部门的立法受到其管理权限、协调能力与部门利益的局限，海洋环境与资源立法呈割据状态，使得海洋环境与资源难以获得统一的管理，对海洋环境资源的保护缺乏协调性、系统性。依据此种模式制定的关于海洋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虽然很有针对性，但是不能在整体与宏观上对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海洋环境资源保护问题进行考虑，不能为了开发利用其中一种海洋资源的同时以牺牲另一种海洋环境资源为代价。加之由于相关职能部门过多、法条规定过于笼统以及海洋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对各部门之间的分工相对于种类复杂的海洋环境与资源而言尚不够明确，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海洋环境资源的管理重叠，而另一部分往往无人过问的问题。

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尚不完备，部分重要领域缺乏法律规范。虽然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已经取得较大发展，但是海洋环境与资源的法律体系还不全面。一是宪法中并没有将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进行明确，唯一一条与海洋资源有关的就是1982年《宪法》第九条，该条规定了海洋资源属于国家所用，但是并没有对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作出直接规定。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也没有提及，宪法上的缺位导致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缺乏指导性的规范；二是关于环境与资源的单行法中，没有将海洋环境与资源保護做出明确的规定。三是现行的海洋环境与资源立法中仍然存在着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定的背景是当时海洋开发利用较少，经济不发达，已跟不上时代步伐。另一方面，许多规定不够细致详尽，造成海洋环境资源破坏和污染后果的惩罚措施又因各个行政部门的职责不同而千奇百态。再如，虽然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对于海域使用权制度均有所规定，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从《海域使用管理法》立法目的来看，无论是该法具体规定，还是立法者的立法说明，均将加强海域使用管理放在了首要位置。这些都决定了该法在性质上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对于海域使用者的权利规定并不多，相反，义务性规定占了大部分内容，明显是一部“重公法，轻私法”的法律。

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完善我国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既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客观需要。笔者认为，海洋环境与资源法律体系的完善同时也是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迫切需要，完善的海洋环境与资源法律体系能够保证依法管海和依法用海，杜绝海洋环境与资源开发活动中“无偿、无度、无序”现象，从而保证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保证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海洋环境与资源法律制度的完善应以海洋环境平衡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进行。法律法规的完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循序渐进地开展，但也不能按部就班，要抓住重点，以点带面逐步完善，如何更有效的保护海洋环境与资源，笔者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完善建议。

为了更好的保护海洋环境与资源，应确立三项原则。徐祥民教授曾提出“以海定海，关注长远利益，生态保护优先”原则、“以海定陆，海陆协调，分步推进”原则、“特域特法，一般法和特别法相结合”原则和“体制服从事务，多种管理模式并用”原则，②笔者认为海洋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往往涉及几个当事国国家的利益，如何更加有效的保护海洋环境与资源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一些双边协定都表明了海洋将人类联系在一起，海与人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海洋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将会导致无序化，建立统一的国际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原则，既有利于各国合作秩序化，也有利于国内立法的完善，笔者总结了国内学者一些观点，认为有三个原则：共同合理开发管理原则、强制保护原则和保护措施法律化原则。共同合理开发管理原则是指各国应对海洋环境与资源的保护，进行普遍合作，一致行动合理开发，谨慎开发，防治海洋环境被污染，海洋资源被破坏。强制保护原则是指强制推行保护标准和保护计划，在私人或个别国家的开发活动与保护标准、保护计划相冲突时，保护标准和保护规划优先于私人或个别国家的开发活动。保护措施法律化原则是指各国一切合作行为，开发行为及保护管理措施必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予以规定，落实到字面上。

海洋环境与资源的保护立法应寻求平衡。由于海洋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发展相对缓慢，而且《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对于海洋资源的保护规定几乎没涉及，我国应制定一部海洋环境资源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即《海洋环境资源法》，或者对《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增加关于海洋资源保护的详细规定。该法应是一部针对所有与海洋环境、资源和生态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有关的行为的综合性法律，而不同于现行的以海洋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笔者认为当前的法律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意识，而是将海洋环境与资源进行了分离，其实海洋环境与资源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应该树立一个“海洋环境资源”的整体观念，将海洋环境保护与资源保护统一起来，由于二者的关联性，对于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相关法律的完善，应将两者共同性进行研究，制定出有利于二者平衡保护的法律规范。

完善《海域使用管理法》，使其与他法相协调。我国的海域使用权制度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该法与他法有冲突的地方，如何协调好该法与他法，使其更有利于海洋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当前的冲突主要有关于滩涂的争权现象，该法与《土地管理法》存在冲突；关于海域使用权证书和养殖证的发放问题也存在冲突。此外，在海域使用金征收问题上，该法未做统一规定，有的地方实行的征收标准较低，对于海域使用金各级财政的分配上，地方上所占的比例较小，很难支付基层海洋行政管理机构所承担保护海洋环境与资源的费用。

《海域使用管理法》应该是一部公法与私法兼顾的法律，但是在我国其更倾向于公法性质，内容充斥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为了《海域使用管理法》公私法的平衡，增强海域使用权的私权性质，办法之一就是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对于海域使用权作出详细的规定。其次，由于该法与相关的法律存在冲突，在制度设计上应妥善协调好法律之间的关系，并对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作出详细的规定，避免重复管理，相互推诿，出现管理真空，造成海洋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架空。

海洋环境与资源重要领域的法律空白。我国目前的《海域使用管理法》，对海岸带这一特殊区域的规定还不够明确，海岸带是归于海域管理，还是陆域管理，实践中也不是十分清楚，可以说，我国海岸带这一特殊的地带，目前还处于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因此，我国应制定一部有针对性的《海岸带管理法》以形成完备的海洋综合管理法律制度，改变部门分散管理方式，逐步建立多部门合作、社会各界参与的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也主要适用于陆地，由于海岛通常与大陆分离甚至远离大陆，地理位置较为独特，它作为海洋的组成部分，具有与陆地明显不同的地理、环境、资源特征，因此，对海岛资源的保护应区别对待，单独立法。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海岛利用、管理与保护的综合性法律，对于海岛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海岛生态环境的保护，分别适用《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以及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海岛保护缺位与海岛在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符，因此，制定一部关于海岛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有其必要性。海岛法的出台不但能提高海岛法律规定的效力层次，而且也填补了我国海洋环境资源法律体系的立法空白。

（作者为潍坊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副教授）

【注释】

①蔡守秋，何卫东：《当代海洋环境资源法》，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1年。

②徐祥民：《保护海洋环境应当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海洋法律、社会与管理2010年卷），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

责编/张蕾

作者：周衍庆

保护矿产资源法律措施论文 篇3：

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协同治理创新研究

摘 要：流域生态补偿是河流综合治理的发展方向。湘江流域水权交接能够有效解决水资源“行政外部性”矛盾，生态补偿可以解决水资源“经济外部性”问题，两者有机结合的水权交接补偿机制是湘江流域综合治理的有效手段。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协同治理创新，必须针对湘江流域特点，强化《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的法律责任，新建湘江流域管理局，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垂直管理，加强科学研究以及地方政府协同创新，才能有效运作。

关键词：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协同治理

作者简介：秦立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博士（湖南 长沙 410004）

谢宜章，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04）

傅晓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博士后在站（湖南 长沙 410004）

水权交接是本文拟出的一个概念，与水权交易相对应，是在水权初始分配的基础上，流域内部的上下游水权人（行政区）之间，按照相邻原则在其管辖边界（如行政区出境处）将水资源交给临近的下一个水权人（行政区）。水权交接遵循河流生态流动规律的“权责利”交接，既是基于水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最大限度也更合理地反映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生态系统的依赖关系，又是基于人类活动对其流域水资源的正义担当和公平使用。{1}几十年以来，湘江流域（后简称湘江）因沿岸工矿业飞速发展，污水直排、露天采掘与堆放而导致水体污染严重。除各行政区内部一些罚款惩治措施外，一江之水的行政区之间的相邻污染没有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由“行政外部性”引起的“经济外部性”，一直是湘江综合治理的诟病。针对湘江特点，创新水权交接生态补偿协同治理，不断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才能有效运作。

一、强化《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法律责任

我国有关水的法律众多，最终没能把水治好，很大程度上是因大江大河都各有特点，普通法律缺乏针对性。如果把几十部与水有关的普通法律在宪法框架下转换为专门法，如《长江法》、《黄河法》、《珠江法》等，治理效果应该会更好。2012年湖南省人大已经通过《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2013年湖南出台《湘江流域科学发展总体规划》，2014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又下发《〈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实施方案》，为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湖南省人大可按“两型社会”试验区“先行先试先改”的政策优势，以宪法和《水法》为依据，修改、扩充与完善《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强化其法律责任。

1. 明确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地位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是湘江综合治理的利器，核心内容是针对水资源，是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法律保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确立湘江流域实施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制订可操作性的配套方案：一是确立湘江水权交接制度。各行政区和法人（企业）对湘江水资源不得破坏性使用，保护水资源效益与GDP排名一样加以重视，是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志。二是弥补湘江生态补偿的法律空缺。缺乏法律追责的强制性约束，是在长远利益面前“失灵”根本原因。这恰恰是湘江三十多年治理成效不佳的根本原因，“治不治一样”在于没有确立生态补偿机制。三是确定湘江水权交接的条件、范围、原则等内容。首先保障生态和环境用水，制定水资源利用规划和生态补偿规范。四是制订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数据标准的核算路径。湖南省县级相关部门就具备水质水量的监控资质、设备和人员。按现有技术条件，水权交接标准测定，县级政府就可以做到，如果要更具有权威性和操作性，生态补偿标准由省政府组织制定，地方技术部门按照“交换原则”负责鉴定交接断面的质量监控和水量测度。五是制订水权交接生态补偿路线。基于湘江水资源的公益性，补偿路线以行政路线为主（约80%的水权交接），市场路线为辅（约20%的水权交易），公平为主效率为辅，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传统立法思维。六是明确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方式。水权侵权（如给下游不足量或不合格的水资源），以“输血”补偿为主，直接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金。但在水权交易生态补偿中，可以鼓励“造血”型补偿。

2. 补充破坏湘江流域水资源的法律责任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必须有严厉的惩戒措施，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一是要明确侵权责任。目前，关于湘江水权引发的环境侵权责任还很不健全。尽管水权交接的相邻行政区有生态补偿基金平衡经济利益，也有必要建立湘江水权公诉制度。公众（法人与个人）可以起诉湘江水资源污染者，要求赔偿并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应明确在水资源管理渎职、水体污染和非法取水等方面的追责措施。任何行政主体如果没有按照保护条例使用湘江水资源，必须依法承担有关行政责任，上升到反腐高度追查领导责任。政府（官员）包庇水资源破坏和非法使用的行为，必须有追查机制。三是“合法排污”或“达标排放”在各国立法中均不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理由。{2}《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环境侵权责任也应该明确，“达标”与“合法”仅作为湘江流域综合管理局实施行政监管的基本依据，而非排污企业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界线，“达标”与“合法”造成的一切损失，都必须补偿与恢复。

3.赋予公众参与湘江治理的法律职责

公众参与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管理，是指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过合法、公开、公平的程序和渠道，对湘江流域治理的决策活动进行协商、协调，使湘江流域管理符合公众利益，这对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进而实现其良好的实行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流域管理中的参与者可以分成两个基本类型：普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即特定的利益群体。各利益相关者存在不同的利益关系，根据各自利益诉求性质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主要可分成四类：污染者、污染承受者、专业人士、权力机关。{3}

国内外学术界都认可公众参与流域治理的重要作用。{4}李丹等提出公众参与在流域治理中的贯彻实现的两种主要途径：流域委员会制和董事会制。{5}其实，国外一直把公众参与作为流域治理的有效工具。L. German等探讨了流域治理中的“参与”和“集成”概念，提出问题讨论和方案实施时的公众参与必须超越一级社区论坛水平并权衡不同群体的管理。{6}然而在实践中，受制于决策者或者政府人员的认识局限，湘江流域居民的利益诉求有时被政府官员（包括规划人员）忽略，有时甚至被决策者视为湘江流域治理阻力和问题的一部分。这种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利益各方缺乏信任与交流。崔伟中提出我国流域治理缺乏公共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机制。冯省提出在流域治理活动中，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流域治理的活动。

国内外流域治理的实践表明，提出最好的流域治理方案，实质上是一种社区和公众积极参与的方案。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协同治理创新，重点在于调整和规范流域内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思维和生活方式，达到减少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影响。首先，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与平台，确立公众举报有奖制度。其次，确定法人的公众地位。企业也是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建立满足企业诉求的公众平台，是企业转换管理体制、高效利用水资源的重要举措。最后是建立公众参与的互动机制。

二、新建湖南湘江流域管理局

流域治理和生态补偿研究不少，但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没形成统一观点和治理机制。就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协同治理创新而言，组建湘江流域管理局，可以有效协调各行政区的利益、协同治理，有效防止水质恶化、公共用水短缺、洪水和侵蚀。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是“政府主导、法律支持、政策引导”的综合治理机制，必须有一个高于市行政级别的协调机构统一监管，才能使治理的支出远远小于未来修复的成本，生态和经济收益远远大于目前盲目利用的短期效益。

1.新建湘江流域管理局的必要性

我国水资源是按水体所属行政区进行管理，湘江流域分属11个市管辖，各行其是必然导致“行政外部性”，造成湘江水资源不合理的利用或浪费。有的行政区无节制地引水、截水，导致湘江水资源过度地开发、放纵排污，引发了上中下游或干支流之间及各部门各地区在水资源和水环境容量利用上的矛盾。区域规则与流域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兼容的，流域管理行政分割必然存在着“碎片化”的内在本质，且各行政区的涉水机构多，相互之间的“领域”争斗，加剧了流域公共治理的碎裂程度。

针对流域“碎片化”管理，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统一管理的观点是一致的。虞孝感提出建立科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尤林贤等提出对水资源统一管理和流域管理的现实性和必然性。{7}施雪等提出流域协调机制的核心在于建立流域与区域（部门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沟通和协调利益的平台，实现公共福利的最大化。{8}熊晶等认为内河管理应该建立流域管理机构并明确其法律地位，根据公平合理利用和生态补偿机制进行流域内部利益协调。{9}张惠林等认为必须加强对用水指标的分配和监督执行的能力。{10}崔伟中等则认为明确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的事权，构建适应中国国情流域管理的新体制。{11}何大伟等人提出借鉴国外市场经济经验，按流域统一管理，将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统归流域管理机构，使之公司化，并建议三峡库区流域管理模式也该这样。{12}综上国内学者观点，新建湘江流域管理局，协同治理湘江水权并推行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湘江流域管理局的公共管理优势

借鉴欧洲莱茵河流域从传统的单一水资源为主导的流域管理向以生态补偿协同管理为目标的公共管理转变，是湘江流域打造成为“东方莱茵河”的重要思维。莱茵河的管理实践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管理向协作统一管理的创新过程。其基本原则是预防为主、源头治理优先、污染者付费和补偿、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污染不转移等，这对于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协同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创新——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运作方式，体现出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是地区性综合治理、全面发展计划；二是具有私营企业灵活性的独立国营公司；三是国家权威强力治理好生态环境。同时，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有相应的经费预算和相对庞大的管理队伍和研究人员。这些都是湘江流域管理局的很好借鉴。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新建湘江流域管理局，可以充分发挥水资源管理的优势。一是便于规定湘江流经各市区的用水定额，为生态环境保留必需的流量，保证长株潭等中下游有足够、可用的水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二是便于规定各行政区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定额，避免“行政外部性”，确保下游的水质质量和用水安全。杨道波、沈满洪等认为我国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职权冲突。流域管理机构与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权限划分清必然导致职责划分不明确，执行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三是便于实施水资源用水补偿制度，为保障中下游用水要求，一定程度限制了上游尤其是水源区的发展，上游水资源保护应该得到下游发展成果一定比例的补偿。

湘江流域管理局必须根据湘江流域的实际情况，吸收国内外流域管理成功经验和教训，通过完善管理机构，科学制定水权交接生态补偿协同管理措施，才能有效促进湘江流域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明确湘江流域管理局的组织机构和基本职能

湖南湘江流域管理局是《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的行政执行者，可依照《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追究有关组织和个人的行政责任。

成立专门湘江生态补偿协调与监督委员会。（1）对长期交接出不合格的水资源的行政区严格追责，考核不合格，甚至建议对主要领导免职或撤职；（2）代理省政府协调各市政府要通过财政资金、税收政策等多种方式提供足额的水权交接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统一归省政府专门账户管理，为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提供资金支持；（3）在政府的统筹指导下，将学术理论研究与湘江生态补偿相结合，提供湘江综合治理的思想和理论支持。

设立湘江生态补偿协调与监督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主管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业技术人员应该要更多样化，既包括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的技术员，大部分成员包括会计、经济、管理、生物等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员。对水源保护区环保工作及受益补偿工作进行考核，定期公布效益评估和工作考核结果。

设立湘江水银行，组织买方与卖方参与水市场交易。{13}水银行理论上是市场行为，但湘江流域（湖南省）目前水权市场不成熟，以湘江流域管理局的一个下设机构更为有效。从国际上水银行建设的经验看，在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下，将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促进水权交易，能更好实现水资源的最优配置。湘江流域水银行的设立，充当了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使上游特别是支流的中小型水库收益增加。水银行的运作也体现了湖南省政府的干预和调控。进入水银行的成员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14}如上游涔天河、东江湖、欧阳海、水府庙等水质较为优良且水量较为稳定的水库才能加入水银行，联合调度使用，使水库管理更加自觉、全面和高效。当然，在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协同管理中，水银行是湘江水权交接剩余部分，发挥水资源更大的价值。在湘江水银行建立初期，省政府可以充当主要的出资人，在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运作比较成熟的时候，可适当引入市场投资人。

三、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垂直管理

垂直管理原则上与地方政府的人、财、物脱离，能够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效率，但过多的垂直管理也牵制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功能。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资金、水权划分和交接点管理，必然要和地方政府脱离，否则水权交接补偿就难以有效推行。因此新建湘江流域管理局垂直领导，是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客观要求。

1.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垂直管理

世界范围的生态补偿实践说明，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以筹集资金开始的，莱茵河治理、琵琶湖整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都如此。（1）建立垂直管理的专用账户，是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协同管理的基础。该专用账户由省政府委托湘江流域管理局垂直管理，自设立起地方政府连续2年将不低于5%的财政收入转移到水权交接生态补偿专项基金中，如果上年度亏损，本年度补足并追加预算。如果上年度盈余（治理得力收获生态补偿金）超过本年度预算，可以抵扣本年度预算，但是在次年（第3年）转移盈余部分（在第2年仍有盈余的情况下）到地方政府，保障专用账户不低于各行政区预算资金。当年结算亏空行政区专项基金，次年初补足，保证水权交接补偿资金整体充足而不亏空。对于特殊情况如某行政区发生特大灾害，省财政予以补足。（2）各行政区之间通过横向财政支付，而且省财政统管，专款专用，保证水权交接生态补偿资金的绿色通行。（3）设公益账户，充分利用各类生态补偿基金。公益账户和省里专项资金可用于科学研究、环境恢复等基础性费用，与水权交接生态补偿专项账户不能有资金往来，专项账户只与各行政区财政转移支付。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运行比较成熟后，湘江流域管理局可采取积极措施以及引进市场机制，为生态补偿积累更多的资金。（4）实行湘江绿色保证金试点。根据一定的技术手段，估计企业（特别湘江干流的“老牌”大型企业）可能造成的污染，要求企业按照其可能造成的污染程度，必须在年初或某项目建设之前，缴纳一定的生态补偿保证金。如果到年末或项目运行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危害超过了一定标准，那么绿色保证金就自动地纳入生态补偿与污染治理的专项基金中，反之则返回给企业。在湘江范围内采取保证金制度，是对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补充，避免湘江水资源被过度使用。

2.水权交接点的垂直管理

要设立明确的交接点，首先要对湘江干流“权属”科学划定，这是构建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前提，是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示范工程。湘江干流有些河段就是市界，如永州市祁阳县黄泥塘镇的唐家埠头，左边是衡阳、右边是永州。最复杂的是衡阳、湘潭、株洲三市交界处，这段湘江权属混乱，衡东县三樟乡到湘潭县寺门前湘江干流段二十多公里，右边归宿衡阳左边归属湘潭，从寺门前再到衡东县大桥镇湘干流江段也是二十多公里，右边归宿衡阳左边归属株洲。三市以湘江为界，干流权属不明，且都是工业发达区，除非法沙船渔船无法管理外，还各自从归属岸边排污，谁都管不了谁。株洲天元区的两个村，湘江对面就是湘潭，株洲企业就通过这两个小村庄直排湘江。自古以来，“水陆相连，治水先治陆”，把以干流为市界的行政区域按照地理属性进行适当微调，科学界定干流“权属”，使湘江某段干流全部归为某行政区划，而不是以“湘江为界”。在机构设置上，湘江干流水权出（入）界处设立水权行政交接所，市界之间的交接所由湖南省政府（湘江流域管理局）直接建设与管辖，有效解决“行政外部性”。生态补偿本质上是征收矫正税，以解决外部不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使行为人在做出个人策略时考虑税收因素而避免外部不经济行为。{15}相应地，湘江各行政区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外部性”，湘江流域管理局可以规定对不经济的权利行使者征收一定税收，即水权行政交接生态补偿。

3.湘江流域水权垂直配置

一是水权分配流程科学合理，分配量公平公正、透明公开。按照《国家水量分配暂行办法》（水利部令第32号）要求，湘江各行政区的水量分配方案，以省政府组织向市一级行政区进行的水量分配，并监督或参与县一级的水权分配，由湘江流域管理局汇同水利厅和有关地方政府制订，报湖南省政府批准。二是明确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和市场补偿机制的调节内容、范围、方式等重要内容。三是完善湘江流域水权交易机制，将水权交易费用列入生态补偿基金。湘江将剩余部分水资源（20%）的水权展开市场交易，将促使生态保护的受益人支付相关费用，提升湘江水权的优化配置。

四、推进有针对性的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研究

冯省等认为流域综合管理应该从目标上到手段上的综合治理，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16}借鉴国内外经验（如淮河治理、欧洲莱茵河治理）研究湘江，但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积极推进有湘江特色的科学研究。

1.支持湘江特色的科研项目

在社会科学方面，加大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为湘江治理提供智力支持。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持久和强大的，“有了革命的理论，才有革命的行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湖南社科院等科研管理部门，已经设立了一些关系到湖南省长远发展的重大专项课题加以研究，例如洞庭湖区、大湘西、大湘南等专项课题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目前还没设立湘江流域的重大专项的专门课题，这对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协同治理创新是很不利的。在当今世界，重大问题重大突破，往往是理论走在前面的，包括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

2.加强湘江预警系统研究

在自然科学方面，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技术力量，重点支持环境监测和修复技术的研究创新，考虑到水权系统与湘江流域的整体发展、水权系统内部各行政区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逻辑维、知识维构造出较全面反映水权系统状态的复合动态模型，以计算机模拟实验为手段，系统而动态的描述湘江流域水权系统的运行趋势，为水权交接提供“天气预报”。通过监测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的可度量约束指标，对流域水权交接系统的偏离期望状态做出警告，包括相邻行政区之间某些“串通”交接。在实时监测的基础上，对流域不同交接策略、各个交接阶段的发展变量做出预测，并及时发出预警信号。这种预警信号使流域各级管理部门予以注意，起到了信息公开的作用。

杨道波、黄茁等认为，监控体系与水资源治理要求不相符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在线监测能力不足、监测方法自动化程度不高、缺乏定性监测和具有一定覆盖面的监测手段等。{17}对此，根据国内外水资源监控的发展趋势和湘江流域水资源治理的要求，湘江流域应该建立多级水质水量监控体系及点面结合、实测与模拟并重的水环境质量监控体系：一是提高监测技术的效率和灵敏度，简化操作步骤，提高可靠度。二是开发污染定性分析技术，引入综合毒性分析的方法。三是开发生物传感器。四是发展空间技术，建立覆盖全流域的监测平台。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水质监控预警体系。

五、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地方管理平台创新

湘江治理三十余年，投入巨资，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不见好转似乎又回到原点，且污染地段污染企业仍旧。2011年，湘江治理已上升到国家层面，湖南加大了治理力度，但因缺乏有效的行政区之间对接机制，至今没有根治的良方。建立与完善湘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政府管理平台，必定要有相对的地方政府管理平台创新。

1.提升地方政府领导及居民的认知水平

在思想认识问题上，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级的地方干部，大多没把湘江治理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且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包庇袒护污染企业的行为还不少。十八大以来，尽管中央淡化GDP指标和政绩挂钩，但地方官员思想观念转变过来还需一定时间，仍然“GDP崇拜主义”，提升地方领导的思想认识是最为首要的，其次是百姓的思想认识问题。就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认知方面，百姓比政府官员更重视，但受地方政府影响也很大。湘江炸药炸鱼的农民很不情愿采用这种方式，但别人都这样做他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出局，且当地渔业部门只要他们交钱就不管，上面检查时还“通风报信”。郴州“小散企业”和个人非法采矿猖獗，当事人也十分心疼青山被破坏，但地方政府暗中鼓励，他们不采别人采，总归要有人来破坏。

2.因地制宜推进湘江流域产业升级

按照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原则，进行湘江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布局，其实是一种最有效的节流型水权生态补偿。一是从流域整体的宏观层面，依据不同区段的自身条件与特色，错位发展。结合区域优势培育产业群，为流域协调发展提供经济保障。{18}二是要有国际战略，超越“产业转移”落后思维，不能沉浸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的“大好机遇”的思维，仅仅“转移”是难以发展的。湘江产业升级不是寄希望于“产业转移”。正确方向是以长株潭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带动湖南省实现产业发展新突破。三是湘江上游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其加工深度有限，技术含量偏低；湘江中游的株洲市布局了大量的冶炼、化工企业，长沙和湘潭的水质受到严重污染，且各行政区相互推诿。{19}应变革水权管理体制，建立起结构合理、效益良好的产业链，不能一提“产业升级”，就想到放弃“传统发展”。

3.打造地域特色的精品旅游

湘江旅游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水上旅游对于湘江水体污染是比较大的，但比起湘江的有色金属采掘，又算污染比较轻的。堵不如疏，有资源又有需求，湘江旅游不规模发展，必然又会像上游有色金属开发一样，散乱发展，如此更难收场，给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又带来重大障碍。因地制宜进行开发，观光游与休闲游结合起来，开辟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湘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湘江流域内有一批国家级工业、农业示范点，可以作为科考旅游基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可以适当开放打造成生态休闲游线路。二是湘江有苗族、侗族等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有以炎帝、舜帝为代表的历史人文旅游资源，将民族游、山水游与文化游结合起来，发展人文景观游。三是突出打造名人、名居、民族和红色文化发展基地，打造影视传媒、动漫制作等青少年旅游基地。四是打造长株潭湘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监督一日游精品路线。长沙月亮岛至株洲空心岛生态经济带长128公里（表1），选择2～3个湘江洲岛打造水上一日游。{20}既作为监督湘江排污的无数双眼睛，同时也将零散无组织的湘江游统一管理和规划。

注 释：

{1}傅晓华、赵运林、左兰兰：《“三生共赢”建千秋港——兼论三峡运营后对洞庭湖的影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王树义、刘海鸥：《“环境污染责任”的立法特点及配套机制之完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樊辉：《流域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商业时代》2012年第29期。

{4}冯省、王富贵：《流域管理中的几个新理念及其实践应用》，《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11年第3期。

{5}李丹、黄德忠：《流域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水资源保护》2005年第4期。

{6}卡尔·德格勒（Carl N. Degler）编：《新政（The New Deal）》，芝加哥四边形图书公司，1970年。

{7}尤林贤、杨建波：《完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太湖高级论坛交流文集》，2004年。

{8}施雪、普利锋、张力小，等：《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矛盾研究——以丹江口水库流域为例》，《环境科学与技术》2009年第3期。

{9}熊晶：《国际河流管理和内河流域管理比较研究》，《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2期。

{10}张惠林：《流域地表水资源管理体制》，中国农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1}崔伟中：《流域管理若干问题的研究》，《中国水利学会2003学术年会论文集》，2003年。

{12}何大伟：《三峡库区流域管理模式探讨：机构、法律与制度》，《科技导报》2000年第3期。

{13}Scott A Jercich：“California’s 1995 water bank program：purchasing water supply options”，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No.1，1997.

{14}潘闻闻：《中国建立水银行制度的理论初探》，《中国水利》2011年第22期。

{15}王春业、聂佳龙：《外部不经济理论视角下的权利冲突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6}冯省、王富贵：《流域管理中的几个新理念及其实践应用》，《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11年第3期。

{17}杨道波：《流域生态补偿法律问题研究》，《环境科学与技术》2009年第9期。

{18}王兵、减玲：《伊洛河流域开发战略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年第6期。

{19}吴家庆、卿孟军：《长株潭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20}张小刚：《长株潭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

Key words：Xiangjiang basin；water rights handover；ecological compensation；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责任编校：文 一）

作者：秦立春　谢宜章　傅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