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公共管理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方向和最佳着力点。矫正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偏差，需要在创新干部考核激励机制，保证在农村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同时，深化财政和政府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建设服务型政府。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公共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公共管理论文 篇1：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与路径

摘要：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前提，保障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始点，“政绩”最大化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动力逻辑，激励不兼容和“委托一代理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偏差。由此，构建上下兼容的内部激励机制和刚性的外部体制保障是确保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沿着正确路径推进的必要保障。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政府行为逻辑；政府行为路径

一、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

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发起者和主导者，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并非必然，为能充分达成应然和实然的一致，首先需要厘清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应然逻辑和作为行动主体的政府其本身的动力逻辑。

(一)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前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有效实施的逻辑前提。当前我国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态势日益突出，并开始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农村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城乡发展差别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年来工业对农业的持续剥夺和城市对农村的过度汲取，以及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严重欠账。一方面，建国后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配套实行了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和其他一些实质上牺牲“三农”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天生弱质的“三农”愈加脆弱。即使今天，这种政策的影响也未能完全消除；另一方面，政府对“三农”的基础性(主要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长期不足，尤其是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先前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供给主体生产队亦不复存在，后来成立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也未能及时承担起这一职能，于是一度出现了一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负增长的局面。目前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不仅仅表现在人均经济收入上，更多地体现在城乡居民所享有的公共产品服务上。据测算，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28:1，若加上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种福利因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则更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期匮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农村公共品的严重稀缺与“三农”发展对之的需求构成了当今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政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以准确把握这一主要矛盾为前提。

(二)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始点

农村公共品是“三农”发展的基础，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长期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要致富，农业要发展，农村要改变，就必然要求增加对农村教育文化、卫生医疗、道路交通、农田水利以及农技推广等基本公共品的投资和供给，这是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也是建设新农村的“牛鼻子”。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公共产品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强，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需求品所具有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其私人和市场供给的必然不足。在此情况下，政府自然成了现实最佳的供给主体(当然可以实行政府购买、市场提供的运作方式)。为此，必须采取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加大政府对“三农”财政支持的力度，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较为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夯实发展根基，提升“三农”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的着力点，也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始点。

(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动力逻辑

追求“政绩”最大化是政府(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政府，也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例外)作为理性人的一般追求。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各级政府都是实行民选的任期制，继续获任或升迁的最佳途径就是实现良好的政绩(尽管“良好政绩”的标准不同)。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不同政府(不同国家的政府或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的认定以及实现同一政绩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会有所不同。在此情况下，一国内各级政府行为的协调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可能会由于政绩目标的认识或者是目标实现方式的问题而与中央政府确定的政策目标发生偏离，甚至是背道而驰。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来看，这样的事例并非鲜见。

既然政府行为的逻辑动力是实现“政绩”的最大化，而上下级政府间又可能会存在实际行为的不一致，那么为了追求各级政府整体目标的最大化，探寻一种有利于各级政府目标最大化实现的上下兼容的激励机制，并以此来协调各级政府的行为，就是政府在主导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行为解析

在明确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逻辑的基础上，要寻找能够较好协调各级政府行为的激励措施，进而构建一种上下兼容的激励机制，还需进一步对新农村建设中各级政府的行为进行具体分析。

(一)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激励分析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激励分析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新农村建设构想的提出是中央政府一种全局思维的结果，其理想收益莫过于通过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均衡发展和国内政治社会的持久稳定。应该说这一政绩目标高度契合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真实态势，是对八亿农民诉求的一种综合性的积极回应，而且这种回应的结果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正外部性，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深厚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后随即能在全国引起积极反响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组织继续采取行动的积极性与组织成员对其决策的态度呈高度正相关性。可以断定，在决策受到民众的积极鼓舞之后，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必将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中央政府拥有不容置疑的强大政治和经济组织动员能力，加之受长期计划思维的惯性影响，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建设新农村基本上属于执行上级命令，完成上级下达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实际上各级地方政府也都拥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无论是基于增加辖区内民众福祉的需要，还是出于政府机构自身利益的动机)，这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常规心理。问题在于，组织成员的个体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的理性。正是这种地方政府中共有心理的存在使其在执行中央的决策时总是留有余地，其实际行为也很可能偏离于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

不可否认，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中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因素，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其行为表现带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具体而言，它一方面表现为通过积极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落实上级的政策来获取政绩和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赏识，即对上负责；另一方面，出于个体理性的考虑，各级政府并不一定会完全按照上

级的意图行动，消极行事甚或偏离都有可能。具体要视上级政府的政绩目标与自身所追求的真实目标的吻合程度而定。就此而言，下级政府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相对来说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尽管上级政府拥有多种反馈和监督渠道，但这总是稍有滞后，且需成本付出的，所以实际的结果要么是既成事实，无可挽回，要么是被解释为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后者往往居多，因为试错是宽容和鼓励的对象，尤其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如此，下级政府人为的偏离行为甚至是自利行为也就有了合理而光彩的外衣了。结果是，在执行政策中下级政府的行为偏离也就成了常态。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有着各自不同的政绩目标，但在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迎接中央政府检查的问题上，目标却是一致的。不仅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如此，所有下级政府在与其共同的上级博弈中也会采取类似的策略和行动。如果说上面的分析是说明了为何地方政府的行为会出现偏离，那么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能够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的行为会经常出现偏离。因为为了共同目标的实现处于较高层级的政府实际成了其下级的保护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纵容的作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出现的一些怪象，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二)新农村建设中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对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激励的分析表明，下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行为偏离是一种常态。这种现象的产生可以借用“委托－代理问题”来予以进一步的解释。为了分析的便利，我们假定只有单一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其理想目标是通过新农村的建设来促进城乡的和谐发展，进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均衡发展和国内政治社会的持久稳定。基于既定体制的设计和主要是由于“理性无知”的原因，中央政府目标的实现还需委托地方政府来具体实施，即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代理人。

由“委托一代理问题”可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委托人监督代理人的成本很高，所以通常情况下委托人宁愿保持着“理性的无知”。因而就存在代理人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而不受惩罚的可能，所以代理人就会受诱惑而机会主义地行事。除非代理人的道德极其高尚，否则就会出现道德风险。新农村建设中，中央政府无疑也经常处于“理性的无知”的境地，而假定地方政府道德极其高尚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所以地方政府也就可能受各种诱惑而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从而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相偏离。中央政府虽然会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比如巡回检查、社会及新闻舆论监督等等，但相对具体的执行者地方政府来说，外界所掌握的有关信息总是不充分的，而且成本也是高昂的。虽然基层民众易于最早发现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但由于存在举报的激励不足、渠道不畅及风险和成本高的问题，所以民众的监督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至于地方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由于内部的直接监管和个人理性的考虑，一般也不会贸然行事。相反，对地方政府而言，则存在着许多的诱惑，且只需承担较小的冲动成本。诱惑除了纯粹自利的原因外，主要来自任期内的“政绩躁动症”。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宏大历史工程，先期开展的大都是一些基础性工作，所以短期内收效不会很明显，这对于有着短暂任期限制的一届地方政府来说显然是不具备明显吸引力的。但又必须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所以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即在新农村建设中只造势不造实(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造假(如把旧房刷白充新房)，而实际把资源都尽可能投入到能创造GDP的“短平快”项目上。成本小，一是相对于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而言，再就是即使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被暴露，也会以“认识不足”、“经验缺乏”等一些常行有效的托词来进行辩解，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则是常见的责罚结果。所以地方政府难免有偏离中央政府政策目标的冲动。下表简单而清晰地反映了这一博弈过程。

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偏差的矫正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逻辑的厘清和行动的剖析，为矫正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偏差进而寻求和构建一种有效的保障机制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一般而言，中央政府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动。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特定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下，中央政府完全没有冲动也没有任何必要采取此类行为。如果有类似情况的出现，也只不过是短期行为，而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机会主义。所以下面的分析如果没有专门的说明，一般都是针对地方政府而言。

(一)创建上下兼容的内部激励机制

根据“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我们得知代理人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原因是委托人的“理性无知”和高昂的监督成本。不过，这还不是代理人冒险的充分理由。促使代理人冒险行动的真正理由是其冒险行为可以获取比正常行动更多的收益(可能是经济收益，也可能是政治收益)，而且风险并不高。显然，矫正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好方法是寻求一种能够把代理人自利行为纳入为积极实现委托人的目标过程之中的激励方式，即一种在代理人努力实现委托人利益目标的同时也可实现自身利益的激励措施。因为既然消除作为理性人的代理人的自利动机几乎是不可能的(道德或理想的教育以及纪律或制度的约束虽然也是有所见效的，但并不能说自利的种子已完全根除。相反只要时机适宜，它仍然会破土而出)，所以倒不如充分利用其自利的动机来为实现委托人的目标服务。

利用代理人的自利动机为委托人服务的可行性在于，如果代理人明确知晓自己的行为将有利于实现自身的利益，且无风险的话，他理所当然地会积极行事，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委托人的利益，则不会是他要考虑的。因为他已明知不用再为自己的自利行为承担任何风险，即可以放开手来干了。殊不知，这一自利行为实现的并不仅仅是代理人自己的利益，受益更多的或许应该是委托人。当然代理人对这一切也并不是完全不清楚，但他继续行事的积极性却丝毫不会消减，因为这并不妨碍他自身利益的实现。

这种利用代理人自利动机来服务于委托人的方式可称为上下兼容的激励。但要使这种兼容激励模式有效运转，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二者利益目标的融合，即如何使代理人相信自己努力行事的结果会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不会是仅仅有利于委托人呢?具体到新农村建设中，寻求把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纳入为积极实现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过程中的激励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如何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在实现过程中实际一致的问题，即二者实现过程的有机统一。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地方政府的行为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的特征。所以，解决的路径在于改变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两面性。如何改变?显然中央政府只有承认其自利动机的合理性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予以考虑，尤其是在进行激励机制的设计时必须充分重视并主动运用地方政府的自利心理。目前实行的改革不完善的分税制，尤其

是唯GDP论的政府官员考察考核选拔机制，显然不仅没能克服地方政府的自利心理，反而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并在事实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新农村建设，大量的工作是基础性的，见效周期长，而且是逐渐释放的过程，收益不易计量。而作为管理各级地方干部标杆的现行干部考核体系，其指标大多都是量化的。所以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性工作没人愿意干，或干起来没积极性，而对于种种投机取巧的事却是趋之若鹜，若把改变此等状况的希望仅仅寄托在政府官员的思想觉悟的提高上，结果无疑是令人失望的。所以要想克服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必须从根本上重构现行的干部考察考核体系，构建一种上下兼容的激励机制。

(二)构建刚性的外部体制保障

如果说构建上下兼容的激励机制，促成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绩目标实现过程的有机统一，算作“内部治理”的话，那么避免和防范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还需构建一种刚性的外部体制保障。这主要可以从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和完善并严格落实行政问责制两方面来考虑。

如果说是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激活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动机，那么现行的财政体制则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并使其投机行为成为可能。因为即使实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绩目标的有机统一，如果现行的财政体制仍在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进行营利性经济投资)提供客观上的经济支持的话，那么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在所难免。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目的在于实现“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的转变，即由过去主要为政府直接从事各种微观经济活动提供资金转向主要保障为全国提供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主要是能加强对政府的经济约束，使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能受到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从而保证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即保护或增进公共利益。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硬化财政预决算，强化对政府的经济制约和监督，掐断政府进行投机活动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整合财政支农投入，提高支农资金的效率。

我们只能尽量减少违规者，而无法完全杜绝违规现象。内部正向激励机制和外部硬性经济约束体制的建立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回应少数违规者有效的方法是启动最后的惩治程序，为此要进一步全面完善和严格落实行政问责制。一是要抓紧建立健全各种行政责任制度，各方面工作都要做到责任明确，制度健全，遇事有责可问；二是问责要严，不能文过饰非。为了把问责制真正落到实处，可实行定期通报制度，把各项公务办理和落实情况及相关责任人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公开监督。可以考虑建立党政干部问责档案，并纳入干部考核体系，避免干部带病提拔的现象。对于被问责者，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要依法严厉处置，以儆效尤。行政问责制目前在我国只是处于初步推行阶段，只是在中央和个别省市开始试行。问责内容范围也比较窄，主要集中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和政治事件领域。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种种政府机会主义行为还未能纳入行政问责的视野，这对于克服和避免地方政府在落实新农村建设中脱离中央的政策目标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防止新农村建设走偏，还必须在新农村建设中及时启用行政问责制。

四、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适宜路径

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现状和以上分析，对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有效推进的路径可作如下设计：

(一)保障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新农村建设中，由政府来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不仅是政府行为的逻辑起点，也是政府作为主导者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正确路径选择。农村公共品的严重匱乏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建设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问题。这是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也是政府行为的着力点。由于公共品投资收益的不完全性，加之“三农”本身的弱质性，若无外界力量的介入必然存在供给的严重短缺，所以政府自然也就成了最适宜的供给主体。通过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来夯实“三农”发展的基础，突破发展的瓶颈。具体来讲，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充当投资主体，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投入，及时弥补历史欠账；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多元化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同时改革管理体制，提高公共品供给和使用效率。

(二)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也是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要求。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态势日益加剧，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并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农村的社会管理更是落后中的薄弱。受单纯经济观念的影响和错误政绩观的驱动，基层地方政府也大都忙于招商引资，而无心抓农村社会管理。以致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隐患重重(如农村治安形式严峻、突发性公共事件增多、涉农犯罪增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此须强化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加大农村社会工作的力度和财政投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积极吸引乡村民间力量参与共同管理，构建农村社会管理的多维网络，形成基层政府和乡村社会力量合作治理的良性互动。

(三)积极培育农民自组织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建设现代新农村必须培育现代新型农民。但广为分散的个体农民既存在独自面对市场经济的海洋力量过于弱小的问题，也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为此要积极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以此来提升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增强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政府在此方面的责任主要是，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引导以及具体的技术指导来积极帮助农民成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等各种农民自组织，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其市场谈判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培育农民的集体合作意识，让农民在干中学，边学边干，从而实现其自身发展能力的迅速提升。

(四)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回顾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就可以看出，历史上促成几次农业大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非大量的经济投入，而是对农政策的解放和制度的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投入固然重要，但这种支持更应体现在对农政策的松绑和制度的创新上。事实上，“三农问题”形成的根源并不在于政府经济投入的不足，而是“二元”治理结构的多年实行。所以，进行新农村建设必须剪除原有体制对“三农”的桎梏，适时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充当积极的角色，因为制度本身也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由政府来充当创新的主体当然会更加富有效率。

责任编辑 刘荣军

作者：郑万军

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公共管理论文 篇2：

新农村建设与政府职能转换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方向和最佳着力点。矫正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偏差，需要在创新干部考核激励机制，保证在农村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同时，深化财政和政府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建设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政府职能转换；服务型政府

[作者简介]郑万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重庆　401120

一、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方向

作为发起者和主导者，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无疑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以对当前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为前提，并以此为基础寻求政府发力的最佳着力点。

(一)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基本前提。近年来我国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态势日益加剧，两极分化的迹象日渐突出。这不仅表现在城乡人均经济收入上，更多体现在城乡居民所享有的公共产品服务上。据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若加上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种福利因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则更大。由于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长期存在，建国以来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欠账甚多。目前“上学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很多农村地区教育“普九”任务尚未完成，青壮年文盲大量存在，且有上升迹象。农村卫生医疗服务萎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多有发生。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生产生活困难，有的村庄还没有通车通电，很多地方还存在人畜饮水困难。水利灌溉设施年久失修，农田改造等农村基本建设无人问津等情况普遍存在。可以说正是农村公共物品的长期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要致富，农业要发展，农村要变样，必须彻底剪除束缚发展的桎梏，夯实发展的基础。同时，农村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也对农村公共物品提出了大量的需求。所以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急剧增长和实际供给的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对这一问题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是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

(二)保障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的最佳着力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方向。农村公共品是“三农”发展的基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牛鼻子”，但由于其“公共品”的属性决定了私人和市场供给的必然不足，所以政府自然也就成了现实最佳的供给主体(并非唯一的供给者，同时在具体的供给方式上也是多样化的，如可以实行政府购买、市场提供的运作方式)。为夯实“三农”发展的根基，提升“三农”自我发展的能力，政府应采取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加大对“三农”支持的力度(不仅仅是财政的支持，更主要的是政策和制度的支持)，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较为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是建设新农村的总抓手，也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最佳着力点。

二、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偏差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积极响应，全国各地迅速推进，掀起了建设新农村的热潮，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经验的缺乏和认识的肤浅以及急于求成的心理，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偏差。

(一)越俎代庖，主体错位。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性很高，工作力度也很大，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广大农民群众却知之甚少，参与不多(或被动参与)，积极性不高，结果收效甚微。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发起者，政府无疑充当着主导者的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包括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和科学内涵的认识，动员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各界力量最广泛地参与；二是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指导，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的指导和基层组织建设及发展规划等具体技术性的指导。但政府主导不等于以政府为主体。广大农民是农村的主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动员农民广泛参与，充分发挥农民的创造性和主体能动作用，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成功。政府包办代办，一是会误导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滋生“等、靠、要”的思想。二是可能弱化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能形成内生型发展模式，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一旦后续投入中断，就可能退回原有的状态。三是由于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加之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的决策上大多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所以常常不仅不能满足“三农”的真实需求，反而浪费了资源。更有甚者，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可能在客观上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而受到农民的反对。

(二)偏重经济投入，缺乏制度创新。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着力点是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主要包括两大类别：基础性硬件建设和制度性软件建设。前者重在经济投入，后者主要靠创新。相对而言，前者容易，后者难。同时，硬件建设见效迅速且易量化，软件建设周期长而产出效益不易量化。所以，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只注重物资、资金等经济性投入而忽略制度等“软件”建设的现象。认为只要生产发展了，经济上去了，新农村也就建成了。岂不知，新农村不是大量资金和物资的堆砌，而是具有丰富政治和文化内涵的新型现代化村落，其根本目的不仅是要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提升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发展生产，整洁村容村貌，而且要在民主管理和净化乡风乡俗上下工夫。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进行民主管理和净化乡风乡俗，都需要制度支持和创新。因为单纯依靠外界的投入来发展是不能持久的，是不可持续的，根本性的东西还是制度。事实和实践证明，那些发展的好的村庄并不都具备良好的资源禀赋，相反，有些恰恰是自然资源相当缺乏。不同的是这些村庄大都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也正是这些无形制度的存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资源的匮乏，激励着人们努力去创造，去奋斗，从而支持着生产的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这不仅仅是加大“三农”经济投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要体现在制度支持上。适时进行政策松绑和制度创新才是支持“三农”的最佳路径。

(三)急功近利，形式主义有所抬头。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早出政绩，竞相美化“门面”(在马路边集中修建新房，把旧房的外墙刷白等等)，有的甚至还修起了“遮羞墙”，完全把新农村建设搞成了

形象工程。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错误的政绩观。这些地方领导为了快出政绩，又不愿在发展生产和乡村综合治理等基础工作上多下工夫，于是就在村容村貌上做文章。这些劳民又伤财的做法，不仅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有损农民对政府的信心。再就是在实施“整村推进”计划中各地选取的试点基本上都是富裕村，加之被确定为试点后各种资源的集中投入产生锦上添花的效果，使之成为了“样板村”。其实这样的试点村已经没了试点的意义，因为它们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此基础上取得的经验也根本不具备普适性。所以这种“垒大户”的结果，实际上也只能是为当地政府搞了一个供上级领导和兄弟地区前来参观的“政绩工程”。

三、加快政府职能转换，促进新农村建设

矫正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偏差，需要在创新干部考核激励机制，保证在农村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深化财政和政府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创新干部考核激励机制。保证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工作中的贯彻落实。基层领导干部身处新农村建设的第一线，其工作作风和能力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偏差，其根源在于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工作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为此，要及时改革和创新现有的干部考核激励体系，构造各级党政干部能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保障机制，以此来保证对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领导。“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真正把自觉坚持科学发展、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同时应将新农村建设工作也纳入各级政府的责任问责范围之内，并建立严格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各种形式主义的现象和做法及时进行严格追查，以此来避免新农村建设在实际推进中走样。

(二)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建设服务型政府。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状态日益凸显。社会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并正逐步演变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素。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借口下，一直乐于参与一些营利性经济活动。结果一方面弱化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另一方面政府在“与民争利”的同时，把一些公共产品不恰当地市场化，造成了这些公共产品的匮乏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也是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主要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应主要定位在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上，如公平的市场环境、平稳的宏观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富有效率的制度环境等。在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亦是如此。发展生产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但农村经济落后并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生产问题。农村经济落后只是问题的表象，其真正的症结不在于生产，而是政策和制度问题，包括户籍、土地、教育、社保和卫生医疗等等。所以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主要精力不应放在资金和物资的投入上，而是积极地大力进行政策松绑和制度创新，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围环境。为此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促使政府职能尽快回位。政府应逐步从各种竞争性营利活动中退出，让位于市场，真正把精力集中到搞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具体到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化和保障有效制度的及时供给上，而不是仅仅强调资金和物资的投入。

(三)积极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保障政府职能转换。农业税取消后，我国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阶段，也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现阶段，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多，也更为复杂。为了巩固前期的改革成果，必须积极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并以此来确保乡镇政府职能转换的真正到位。主要包括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其中，又以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它是整个改革的关键，也是推进其他各项改革的保障。财政改革的目的是要构建能够保障全民享受基本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政府职能之所以总是出现错位、越位和缺位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本身，其深层原因是“建设型财政”的存在，是旧的财政体制孕育了政府直接从事投资营利性活动的动机，并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所以转换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配套进行财政改革，建立与服务型政府相对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同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应有之意。近来来中央涉农资金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收到了一些明显的效果。但由于投入渠道过于分散，以及转移支付的不规范，实际存在着“撒胡椒面”和“雁过拔毛”的现象，客观上导致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并不高，未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影响了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功能的充分发挥。所以，积极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对于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整合支农投入渠道，提高支农资金效率，促进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也是有力的保障。

作者：郑万军

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公共管理论文 篇3：

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的功能缺失及对策探讨

摘要：以新农村建设中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为背景，在总结研究乡镇政府对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功能缺失的基础上，多纬度、多视角提出提高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实施中发挥功能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乡镇政府；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功能缺失；对策

1、引　言

乡镇是乡村和集镇的统称，是行政区域内的基层组织，它设有国家政权极其行政机构。国家按一定的条件在乡村(包括集市)设置的行政机构，称乡人民政府，俗称乡政府。按一定的条件在集镇设置的行政机构，俗称镇政府，二者统称乡镇政府。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政府机构的基层组织，是各种农业政策方针的具体贯彻执行者。因此乡镇政府职责不仅是领导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要全面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作为国家行政体系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其工作职能如何应对新的形势，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新农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发挥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作用的效果如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的全新课题。因此，研究乡镇政府在新农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的功能缺失及对策问题，这对丰富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理论，积极推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

2、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功能缺失的

具体表现

2.1　对有关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方针政策掌握情况不熟悉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目的之一，是提高农民的体育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必须依靠党和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重视，这是做好新农村建设点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同时又生动地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乡镇政府是我国政府的最基层政府组织，党的大政方针，各级政府的重大工作，尤其是涉及农村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和依靠乡镇政府去贯彻落实，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也毫不例外的落在乡镇政府的肩上。2006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的通知；2007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下发《“十一五”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规划》的通知。在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和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下发《“十一五”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规划》的通知以来，乡镇政府究竟对《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和《“十一五”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规划》文件(以下简称“意见”和“规划”)的了解程度如何，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什么的功能作用?调查结果显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对两个文件的认识程度还不高，大部分人表示听说过《意见》和《规划》通知精神以及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法律法规性文件，而了解内容的人员少之又少(见表1)。

根据课题组调查还发现，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了解《意见》和《规划》以及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健身工程地方性文件的主要途径都是通过广播，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而通过乡镇政府宣传获知《意见》和《规划》以及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地方性文件的太少。政策法规代表着政府的意志。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意见》和《规划》的认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镇政府对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调查表明乡镇政府在宣传《意见》、《规划》以及实施农民健身工程地方性文件方面所做的工作还不够，尤其是针对广大农村居民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宣传活动不够，积极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以新农村建设重点村为主要实施对象，以村级公共体育场地建设为重点，把场地建到农民身边，把体育服务体系覆盖到农村，加强对新农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政策法规具体内容的宣传是今后新农村体育服务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目前在市、县、尤其在乡镇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方面的配套法规、文件、制度比较欠缺，导致部分农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难。我国新农村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是建设新农村体育服务体系的重点。

2.2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组织领导机构不健全

乡镇政府的组织领导机构是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重要保障，将极大的促进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的发展。在被调查的1680个乡镇政府中，55.64％乡镇没有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组织管理机构。49.96％的乡镇即没有专职和兼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组织管理机构。没有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和专门的管理人员管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任务无人管理和落实，更没有管理组织机构去督促检查。因此没有相应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管理机构是造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效性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制定乡镇政府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是乡镇政府根据国家的有关部门制定的体育方针政策和上级部署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任务，并根据本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工作的安排进程。目前我国河南、江西、湖北、广西、重庆、陕西、山东、浙江8个首批试点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大部分乡镇没有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管理机构和管理干部，那么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工作没有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也就是没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步骤。所以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组织管理机构和配置管理干部，只有这样才能联系本乡镇实际，制定出符合本乡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发展计划和规划。

2.3　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的组织管理缺位。

组织开展农村体育健身活动次数不足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组织与宣传是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具体途径和有效手段。新农村建设中尽管农民参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现状还十分令人担忧，还有种种不利因素束缚着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但还是具有不少的有利条件。如当前的国家政策优势等措施，为了推动《全民健身计划》在农村的深入实施，国家体育总局针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不足这一制约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强了农民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国家体育总局把2004年定为“农村体育年”，并启动以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健身指导和体育科普知识为内容的“体育三下乡”活动。从“十一五”期间国家开始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还编制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场地建设技术标准》。2006-2008年来，国家投资11.7亿元，带动地方投入资金40多亿，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7万个，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十一五”规划建设10万个的任务。2009年，在广西、河南、重庆、福建4个省区市就建成201个乡镇农民体育试点工程；2009年在老少边穷地区支持建设60个综合健

身馆项目；支持中、西部省建设路径工程1000个；资助命名全民健身活动中心31个和户外营地、体育公园、健身广场、登山步道等近50个项目；支持建设社区多功能运动场等群众体育健身场所。其中，陕西省实施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与全民健身路径，共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300套、城市社区全民健身路径工程15套。

随着农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单调，外界干扰因素较少，富于变化的健身活动对农民吸引力可能大于城镇居民；农民的闲暇时间不仅量大，而且相对集中，对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系统性建设，利用健身工程组织体育比赛都很有利。此外，由于农村地广人稀，某些体育健身设施在房前屋后、河边田间地头就可以安装使用，天然的自然健身资源环境为农民群众提供了便利的健身场地。农民健身在某些程度上比城市居民更加方便，健身工程的选址和健身场地的选择也比较自由。只要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的组织管理到位，有了乡镇政府组织领导机构的保障，就可以建立其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建设的常规体系。

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管理与指导，大多依托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等。对于乡镇文化站，因为机构精简与经费的保障难以维持，许多地方名存实亡。因此对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差不多是放任自由，导致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缺乏强有力的乡镇政府的支持。当前制约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顺利进行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与乡镇政府对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建设中的组织管理缺位、监督和维护不力有着直接的联系。而造成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中的组织管理缺位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特别是农民自身对乡镇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诉求意识不强和诉求能力低下，造成了乡镇政府缺乏自觉、积极地提供有效的公共体育服务意识。

从目前我们调查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需求情况来看，需求率要求最高的前5种设施分别是：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寺庙、体育场地和体育器材、老年活动室。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显示，乡镇政府对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供给首先是有线电视系统或电视差转台，其次是农村文化活动室，排在第三、第四、第五位的分别是农技学校或培训班、有线广播和老年活动室。但乡镇干部也已经认识到，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部分的缓解了农民群众对健身设施与健身场地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全民健身的经费投入由单一的政府投入逐步形成了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发展方式，但在乡镇政府提供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中，缺少农民利用工程的体育场地和设施进行体育活动和健身需求的提供。乡镇政府支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引导农村建设兼有体育健身与文化活动功能的村落公共活动场所是建设新农村的必然要求。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证明，不论是在东部还是在中西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受到乡镇干部、农村群众的普遍欢迎。如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以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带动农村文化活动的发展趋势，如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的东慰村从2002开始，先后在投资1000多万元，在村内修建了公园、文化广场、篮球场、门球场等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场地和健身实施。目前全村96.00％的村民已经住入楼房，其中，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住入公寓，在公寓内安装了12件健身器材，同时还设有棋牌室、台球室等，这些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修建大大丰富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群众希望将农村公共体育场地建成综合体育健身与文化活动及农村公共活动的多功能活动场所。希望乡镇政府应支持在村一级建设兼具体育健身与文化活动两种功能于一体的农村公共活动设施。但由于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的组织管理缺位造成了乡镇政府组织开展农村体育健身活动次数不足。在我们调查的1680个乡镇中的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有健身需求的愿望，希望乡镇政府多组织一些体育健身活动。根据课题组对2500名农民是否有必要让乡镇政府多组织开展一些农村体育健身活动调查显示，认为很有必要的1286人，占58.84％，认为有必要的974人，占38.96％，认为没有必要的185人，占7.32％，认为非常没有必要的47.00人，占1.88％如1图所示。健身活动中没有专人负责。这说明目前我国乡镇政府对农民健身和健康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造成对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开展农村体育健身活动的次数较少。

3、对　策

3.1　加强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的主导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国健身计划纲要》、《农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等重要文件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乡镇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体育工作指导”。农村体育场地是与农民群众体育健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心工程。把场地建到农民身边，把体育服务体系覆盖到农村。为了改变农村体育落后面貌，国家体育总局于2006年启动实施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2007年国家制定了《“十一五”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规划》。两个文件要求工程以行政村为主要实施对象，主要建设一块混凝土标准篮球场，配备一副标准篮球架和2张室外乒乓球台。每村投入约3万元，建设资金由国家、省和市、县按5：3：2比例分配，即中央补助50％，省级补助30％，市、县按20％配套。具体目标是到2010年使6/1的行政村建有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和体育骨干队伍，确保“亲民、便民、利民和惠民”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顺利完成。

可见，发展新农村体育，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增进农民健康是乡镇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乡镇政府应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纳入政府工作业绩之中，使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成为乡镇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契机，乡镇政府应当成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乡镇政府要有领导干部分管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工作，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应当有专职工作人员或专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编制，特别要加强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与体育骨干队伍的建设，为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配备兼职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人员，保证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正常开展。政府应该担当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主导功能作用，积极倡导、动员、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监督、评价和经验的推广，用政策去促进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资源的聚集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持续发展。但由于部分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因素、乡镇政府投入不足因素、农民主体力量参与因素、农民体育文化素质因素等制约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效性实施的开展。

3.2　构建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的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制度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的建立，是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建设和谐社会、体现政府公平和高效服务的重要指标。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公共体育事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这之前，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计划，构建群众性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而后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把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的任务。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人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生”的要求是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向农村综合改革推进的依据。新农村建设是贯彻农村综合改革的概念，不仅仅对农村和农业建设进行新一轮的扶持和制度创新，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也要有新的目标和要求。

这给体育界乃至全社会提出一个明确的思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要重在带领和指导农村群众强身健体，这是涉及农村百姓利益的大事。据权威调查显示，我国35岁到49岁的成年人中有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参加体育锻炼的不足8％；有1.6亿人患有高血压，有1.6亿人患有高血脂；有2.6亿人超重或肥胖。国家体育总局统计，2007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中国人不足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和2001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2005年和2000年相比，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虽然提高了0.75％，但国民身体机能综合指数下降了将近10％。2005年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表明，农民的身体形态、素质、机能等大部分指标都低于全国各类人群指标。20到69岁年龄段的乡村人群体质明显比同年龄层的城镇人群差，农民体质不合格率是市民的1.97倍。农民的身体素质不高而发病率高，这些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农村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加快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强化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中的职能，探索建立综合性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平台，采取合理科学有效的公共体育服务措施和手段来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引导农民树立健康向上的体育文化生活新观念，是促进新农村建设，提升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的缺位是新农村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构建乡镇政府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体育界要运用突破性思维、采取突破性措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建立统一、平等和有效的公共体育服务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

3.3　建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特色乡镇公共体育服务管理模式

当前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中涌现出了一些经验典型特色乡镇模式，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效性建设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模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在镇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下，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的要求，从2006年年底到2009年年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采用多样化和多种形式，为百丈镇百姓提供适合自身特点的体育健身场所，极大的满足了农民体育健身的需求。随着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效性实施的不断深入，乡镇政府对农民身心健康的认知水平逐渐提升，本着“新民、便民、利民”的健身原则，利用农闲时间举办符合农民，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类体育比赛，让农民在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还享受健身活动的乐趣。为了提高农民群众参加健身锻炼的机会。百丈镇还增加了体育建设活动场所和活动设施，特别是百丈镇首届人民运动会为广大老百姓提供了体育竞技平台。到目前为止，百丈镇先后成立了镇文体服务中心、镇健身苑、国民体质监测点、老年活动室和篮球场、网球场各1个。并在管辖的6个行政村、1个社区建造了1-4个健身苑点、室内老年活动室，其中有53个村建有篮球场和乒乓球场地；健身秧歌、腰鼓、下棋、羽毛球等活动成为当地老百姓的普遍爱好。

2009年和2010年成功的创建了“杭州市体育强镇”和“浙江省体育强镇”，现更进一步创建“国家级体育强镇”，更好地引导农民群众加强自身锻炼，积极开展有利健康的文体活动。以强健的体魄、坚定的信念、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创建新农村建设中，促进了百丈镇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求知、求美、求乐已成为百丈镇农民群众的新时尚；同时，农民健身运动已成为百丈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滨州市邹平县好生镇为了实现村村建起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目标，镇政府推出相关政策，各村每新建一个门球场由镇财政补助4000元。目前，该镇常年参加门球运动的村民有800多人，固定门球队42支(有的村可组织多支球队)。据不完全统计，该镇中心门球场和各村门球场组织的各类赛事已达1000多场次。以上实例说明，建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特色乡镇公共体育服务管理模式，对农民参与健身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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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永忠 任玉勇 李建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