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教育发展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简单阐述了“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现状，同时，重点说明了重新界定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建设以兴趣为主的教育模式、互联网技术开发受众研究机制、博物馆教育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等相关对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移动教育发展现状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移动教育发展现状分析论文 篇1：

技术推动教育变革

摘要：文章结合海淀区教育发展现状，通过对海淀区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从数字教育到智慧教育发展的探析，提出了“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的核心理念，探讨了相关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并探索了海淀区智慧教育发展的技术路径。“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理念的得出为海淀区智慧教育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教育发展带来重要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教育变革；海淀区；智慧校园；智慧教育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特别强调，“信息技术对教育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海淀区是国家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新近又被列为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辖区面积4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348.4万人，相对首都其他核心城区，地广人多的特点比较突出。同时，海淀区辖区内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汇集，中小学校200余所，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优势明显，这成为海淀的教育文化与科技优势。但另一方面，海淀区人员结构复杂，山前山后经济文化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较大，如何借助教育信息技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使海淀丰富高质的教育资源更好地为区域内常住人口、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儿童学生所共享，是摆在海淀区教育发展面前的重要任务。

围绕着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核心目标，海淀区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乃至教育变革的推动作用，通过实地调研、统筹规划、实践探索，走出了一条由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由数字教育到智慧教育的教育变革之路。

二、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理念与模式的转换。

海淀区教育信息化发展乃至教育发展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是人们对海淀教育公平、均衡、高质发展的需求与教育信息化尚未能确保教育满足以上需求的矛盾，而解决这一根本矛盾的基本出路在于遵循“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的核心理念，借助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实现海淀教育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的跃迁及数字教育到智慧教育的转型，为此，要实现一系列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的转换。

1.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的发展与跃迁

通过调研，我们对海淀区校园教育信息化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校园教育信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从而提出了智慧教育成熟度模型，见图1。

如上图所示，校园教育信息化有一个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逐步过渡的过程，而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呈现一种质的飞跃。数字校园的基本特征是：（1）进行了各种交互性信息系统建设，基本实现了“校校通”；（2）初步进行了教学资源建设；（3）在管理方式上是按照计划机制进行建设并开展相关技能性培训；（4）教学方式以授导式教学为主；（5）对教师教育技术能力进行初级培训与考核；（6）学生仅具有基本的信息搜索、获取、加工的技能。智慧校园的基本特征是：（1）各种信息系统进行了优化、完善；（2）不仅高标准实现了“班班通”还高标准实现了教师空间、学生空间“人人通”；（3）在管理方式上以恰当的评价与适当的监控为主；（4）教学方式采取移动学习、社区内学习、大规模协同学习等形式；（5）制订智慧教育教师标准，对教师进行国际高质量认证等；（6）重视学生的信息加工、创造等技能以及信息道德与伦理的培养。通过调研发现，海淀区学校大多正处在上图中的第二、第三个层次上，亟须实现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的跃迁与发展。

2.数字教育到智慧教育的转型与发展

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的发展与跃迁，同时也昭示了数字教育到智慧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所谓数字教育，即数字化的教育，就是将数字信息技术用于教育领域，力图使教育的某个组成部分及某一运行环节数字化的教育形态。按照通常的理解，只要教育的某个组成部分或某一运行环节进行了数字化，就可以称之为数字教育。基于这个层面的认识，即使教育的整个组成部分或全部运行环节都实现了数字化，从本质上来讲仍是将传统教育改头换面而己。因此，数字教育属于较低层次的教育信息化，数字教育需要转型和升级。所谓智慧教育，即智慧化的教育，就是主要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并旨在打造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泛在化的新型教育形态和教育模式。按照这一全新认识，智慧教育强调最新教育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适当而全面的应用，强调整个教育组成部分或全部教育环节有机化、智慧化的内在协调与统一。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的高级发展形态，是数字教育转型升级的方向所在，必将对传统教育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和改变。

结合海淀区教育实践，将智慧教育与数字教育相比较，可以看出，智慧教育呈现出一些更为突出的新特征，具体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面向未来教育的主要理念，是新世纪信息技术与教育发展深度融合的必然境界，是教育信息化从量变到质变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技术革新的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理念与模式的转换

作为智慧校园、智慧教育的建设者与参与者，海淀区的教育管理者、广大教师、广大学生及广大市民需要实现一系列理念与模式的转换。

（1）在教育理念上，主要是确立以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的思路。要通过智慧校园、智慧教育建设促进实现教育均衡、高质发展，从而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使优质教育资源为全体人民所共享，为人们的终身学习服务，从而促进学习型社区乃至学习型社会的实现。

（2）在智慧教育建设理念上，主要是实现从传统办学思想到现代办学思想的转变。要把智慧教育建设放到教育事业发展的首要地位进行统筹、谋划、布局和落实，以智慧教育的发展促进教育的整体提升；要致力于全面实现技术和教育的深度融合，形成技术与教育的智能无缝连接，以促生未来新型学习形态与人才培养模式；还要树立全社会办教育的思想，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智慧教育建设中来。

（3）在教学模式上，主要是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以教师为中心”是我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虽然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但却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智慧教育是“尊重学生个性、因材施教”的教育，在智慧教育背景下要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进行转变，这样不仅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更能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4）在学习模式上，主要是实现学习模式“根本性、多向度、全方位”的变革。在数字教育阶段，学习者通过网络去寻找学习资源，而在智慧教育阶段，位于“云”和“端”等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会通过学习分析技术自动智能地推送给学习者，实现信息找人。海淀区未来的学习将是开放的、泛在的、协作的，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多向度、全方位的变革：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个体学习为协作学习、变机械学习为探究发现学习、变基于网络的学习为基于云的移动学习和泛在学习。

三、技术推动教育变革——技术路径的选择

在全面把握海淀区智慧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基于“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理念，海淀区对全区智慧教育发展的路径进行了统筹规划，并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确保规划的落实，这主要体现在智慧教育的建设框架及其实施上。海淀区智慧教育的建设框架可以概括为：建设三类智慧环境、提升为四类人群的智慧服务、建立五个保障体系、实施六大板块工程。如图2所示：

1.建设三类智慧环境

为打造适应信息时代发展、适合2l世纪数字原著民健康成长的学习生态环境，海淀区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语义网、移动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和完善能感知学习情境、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适学习资源与便利互动工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评测结果的三类智慧教育环境，分别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智慧云（教研）中心，支持学校教育的智慧校园和支持终身教育的智慧型学习社区。如图3所示。

智慧云（教研）中心主要是整合现有各类软件系统，促进应用系统贯通与集成，建成基于统一数据环境的集成化、智能化的海淀区智慧教育公共云平台，为全区师生提供“人人通”空间等基础支持服务，实现全区通用教育业务的集中化管理和信息资源的按需分配。支持学校教育的智慧校园主要是研制智慧校园能力成熟度模型（如图1所示），完善各级各类学校的信息化设备，体现教学硬件资源的均衡配置，高标准实现“校校通”、“班班通”和“师师通”。支持终身教育的智慧型学习社区主要是积极推进支持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混合的智慧型学习社区建设，为海淀区师生及公众提供个性化的支持与服务，进而创建物理环境与虚拟环境相融合的学习型城区。

2.提升四类对象的智慧服务

为体现智慧教育以学生为中心，面向对象服务的理念，海淀区智慧教育力图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技术在学科教学、教育科研、师资培训以及教育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全力做好面向学生、教师、管理者与公众四类对象的服务，持续推进智慧学习、智慧管理、智慧教研和智慧服务等四大应用（如图4所示），从而促进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服务、师资队伍和教育管理五个现代化的实现。

推进智慧学习主要是广泛推广信息化的学习方式，通过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层次融合达到教学质量与学生素质的大幅度提升。推进智慧教研主要是创设良好的网上教学教研环境，建立基于网络的教师协同教研平台，使得优质学校教师的智慧能够向薄弱学校、社区、社会辐射，形成具有海淀鲜明特色的区域性网络教育体系。智慧管理主要是在“教育管理基础数据”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决策”方面推动深层次应用，实现教育的智能决策、可视化管控、安全预警和远程督导以及构建一体化智能运维体系等。推进智慧服务主要是为公众提供智能沟通服务、即时教育信息服务、优质教育资源服务、意见建议反馈服务等。

3.实施六大板块任务

为实现打造三类环境的宏伟目标，切实做好面向四类对象的智慧服务，结合海淀区智慧教育发展现状，初步规划并逐步完成六个板块的任务，分别是：智慧教育云中心建设板块、智慧校园建设板块、智慧型学习城区建设板块、智慧教研素质提升板块、智慧学习应用推进板块、一体化智能运维板块等。这六大板块的总体逻辑架构如图5所示。

通过以上六大工程板块的任务完成，结合探索教育云平台与智能终端在学生学习、教师工作、课堂教学、教育管理、工作场所的无处不在学习（泛在学习）等领域的典型应用，最终为各级领导、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提供最需要、最适合、最准确、最便捷的智慧教育服务。

4.建立五个保障体系

为确保以上各大工程板块的顺利实施以及智慧教育总体目标的达成，海淀区智慧教育着重持续加强理念、组织、资金、制度、标准等五个方面的保障体系。

（1）理念保障。主要是从智慧教育建设的高度，以“技术推动教育变革”为核心理念，及时实现教育理念、教育管理理念的变革，促进教学模式学习模式的转变，不断破解海淀区教育所面临的教育难题，不断提升海淀区教育质量水平。

（2）组织保障。主要是在海淀区智慧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导下，完善并充实海淀区智慧教育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成员库，完善学校等教育机构智慧教育小组及其运行机制，贯彻“一把手”负责制，切实做到职能明晰、责任落实、协调统一，从而形成海淀区智慧教育建设的合力。

（3）资金保障。主要是本着“财政驱动、社会参与、多方开源”的原则，以海淀区智慧教育财政资金为主要投入来源，在妥善利用并主动争取国家、北京市教育信息化专项转移财政资金的同时，充分发挥海淀区智慧教育财政资金的杠杆与导向作用，引导并撬动社会资金积极参与海淀区智慧教育建设，促使形成海淀区智慧教育建设多方投资、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有利局面。

（4）制度保障。主要是以国家、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为指导，制定《海淀区智慧教育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并不断完善海淀区智慧教育各项规章制度，确保智慧教育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规范操作，提高效率。同时以创新的精神科学设定、不断完善各方工作机制，为技术推进海淀区智慧教育发展添动力。

（5）标准保障。主要是加强智慧教育标准采纳、建设与应用，在积极采纳教育部、北京市制订的相关教育信息化标准的同时，建立海淀与国家和北京市教育信息化标准和规范相衔接的区域性智慧教育技术类、管理类标准、环境配置规范和应用绩效评估规范。

四、结论与展望

在“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理念及智慧教育技术路径的指引下，海淀区智慧教育建设初见成效。如中关村二小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和智慧教育理念，初步实现了多址、同步、同质办学，使中关村二小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共享，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理念的确立与施行，是海淀区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从数字教育向智慧教育转型升级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必将对海淀区智慧教育更高层面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会给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教育发展带来重要启示与借鉴。相信在“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理念的推动下，海淀区智慧教育必将有力支撑海淀区在全市乃至全国“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率先建成学习型城区”重大目标的实现，从而创办国内领先、世界水平的海淀教育。

作者：傅首清

移动教育发展现状分析论文 篇2：

关于“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思考

【摘要】    本文简单阐述了“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现状，同时，重点说明了重新界定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建设以兴趣为主的教育模式、互联网技术开发受众研究机制、博物馆教育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等相关对策。

【关键词】    互联网+    博物馆    教育模式

引言：

将博物馆教育与互联网模式合理的融合，不仅可以提升博物馆教育的魅力，还可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在进行博物馆教育宣传工作时，需将网络平台的优势发挥出来，促使“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一、“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现状

针对当下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工作状况，在进行简单的分析后，发现部分博物馆还未了解自身在互联网中的教育位置，同时也并没有把“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工作当做当前自身重要的工作内容，使得整体的“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工作迟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尽管大部分的博物馆已建设了导览系统，可整体的导览体系所包含的教育资源、数据还不够全面，同时还并未覆盖到博物馆的各个角落。整体的教育信息、资源也缺少连贯性、时效性，阻碍了“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工作的发展[1]。

社会大众在个性化的学习中，仍需逐渐完善、提高，但因现阶段的博物馆无法科学、合理的运用互联网技术，做好受众分析与研究工作，同时也无法了解受众的需求，进而导致后期博物馆教育宣传工作，在开展阶段时的教育内容上，与受众需求的内容存在差异，致使整体的博物馆教育工作效果下降[2]。

二、“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策略

2.1重新界定博物馆教育服务

当前，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博物馆教育可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进而达到多学科与博物馆的融合，并能渗入到不同的领域当中。传统的博物馆教育活动模式，需及时做好时间、地点合理规划的工作，并要求博物馆中的从业者具备丰富的从业经验，可完成多方面的协调任务，而教育活动的场馆、时间限制着活动效果，且受众人数有限。

博物馆教育渗入互联网技术时，将“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理念为主导方向的同时，合理利用互联网技术，可打破传统博物馆教育中的局限性。网络平台能将博物馆、受众间的互动加深，博物馆也可开设体验式的教育活动，进而达成教育宣传的目的。“互联网+博物馆教育”主要是依靠博物馆资源，面向所有社会公众群体，供给非正规公益化的服务。

“互联网+博物馆教育”附属于社会教育领域。博物馆教育的定位受博物馆自身的非正规教育、公共属性两个因素影响。一方面，工作人员依照博物馆的公共性，将以公平性与公益性为中心，通过互联网的途径，使博物馆资源进行社会化共享。另一方面，按照社会上的地域非正规教育状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可运用互联网技术，逐渐充实教育内容、方法，以完善、弥补正规教育的缺点。例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可参照社会教育内容，设定出可持续、可推广的教育模板。

在可持续、可推广的教育模板推出后，博物馆参照“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理念，进行互联网思维中的自身教学、教育模式的创新。自主打破自身经历、宣传途径等方面的制约，科学的运用互联网仿真体验式活动的模式，将历史、建筑、考古、美学、经济等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提升博物馆的教育成效。

2.2建设以兴趣为主的教育模式

依照“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特性，博物館完全可以将兴趣度作为主导方向，并将数据收集解析作为前提，全面运用个性化教育指导、文化创意产品、声光电展示等项目，达成系统、连贯的宣传教育模式。

首先，博物馆可在数据收集分析时，将每位观众当做信息收集的基本来源。通过利用APP、语音导览等渠道所产生的指向性数据，了解每位观众关注的教育方向、文物信息。

其次，利用各渠道收集的观众喜好、需求及教育倾向后，博物馆应将文物图片、文字展板等资料为重点，并通过互联网的声光电技术展示，给观众详细、全面的讲解博物馆内文物的历史信息及来源，确保受众的体验感。条件稍好的博物馆也可运用互联网技术，把馆内抽象、难以理解的文物转换为形象、生动的虚拟情节，以提高博物馆内文物教育的吸引程度。

再次，因博物馆内文物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许多参观者只能在博物馆宣传教育中进行简单、被动的学习，不仅可能导致整体教育的效果、效率逐渐降低，还可能导致博物馆的文物教育资源，因未被合理利用而浪费。在新受众研发体系运行的基础上，可适当借鉴其他博物馆的先进经验及理念，例如，由故宫博物院研发的《韩熙载夜宴图》、《紫禁城祥瑞》、《清代皇帝服饰》、《故宫展览》等同系列的APP，运用移动互联网与数据处理相融合的模式，以数字、科技化的形式，给观众提供个性化的免费展览信息服务。

最后，博物馆也可在特定的展览宣传日，经过互联网平台，先收集观众所喜爱文物的信息，而后调取相关联的文物，并在互联网平台对指定文物的历史背景、历史价值、相关人物等信息，实施全面、详细的宣传教育，以便大幅度提升“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效果[3]。

2.3互联网技术开发受众研究机制

在当前“以人为本”的社会中受众的位置不可替代，不仅是博物馆教育的主要因素，也是衡量博物馆教育的主要标准。在新形势中，博物馆中的管理层需加强重视受众在博物馆教育中的作用、地位，并完善、更新自身的教育意识、服务理念，建设系统的博物馆教育中的受众研究体系，以此为基础完成以受众为主体的新型博物馆教育方式。

首先，对受众实施分对象、分层次的研究，以差异化的模式帮助受众收集、共享成果与资源。博物馆教育中的受众因教育背景、生活阅历、个人年龄等多方面的差异，对博物馆教育产品的理解、需求也各有不同，无法做到全面的照顾，进而直接影响博物馆教育的效果，使得博物馆在进行教育宣传时，并不能让所有观众吸收、接受。

为此，博物馆教育的实施者需对受众群体进行全面的了解，进而实施分类研究，确保在开展教育活动时获得良好的效果，同时，还需基于不同的教育产品，设定多样的实施方案。

例如，首都博物馆的“读城”展活动，实施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教育活动，活动组织者在活动中专门研究了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征，在设定讲解词的内容、深度与教育活动的强度、形式时，皆会按照青少年的需求实施教育活动。对于中老年人教育活动的安排，需按照生活经历、心理特征设定，全程贯通着怀旧的感情认同要素，使中老年人在博物馆教育活动中也可深入、全面的参与其中。合理的实施分对象、分层次的社会教育活动，使不同群体在同主题的教育活动中，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

其次，在当下互联网发展的趋势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受众需求、跟踪传播效果，逐渐成为可能。受众自主参与、线上和线下的交互式体验、公众平台的关注、推广，给博物馆教育的大数据研究提供了信息来源。例如，首都博物馆的“读城”展活动，组织受众构成专业队伍，全程参与教育中的策划、实施、后续活动中，实时跟踪活动及时修正、完善博物館的教育活动，进而达成受众需求。

最后，在进行受众研究体系工作时，博物馆人要自我学习、提升。只有完全掌握理论基础与社会教育的创新理念，才会更好的利用互联网思维，达到研究受众的目的。

2.4博物馆教育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

博物馆教育中结合互联网技术，将博物馆传统的教育模式，逐渐演化为开放式的共享模式。博物馆将互联网作为平台，吸纳各种领域的信息、资源，进而在资源层面中完成了跨界融合。

空间上的跨界是博物馆的外部与内部的结合，从而实现了资源的开放共享。博物馆内部的多种服务行为，即是教育的表现形式，与其他部门合作使教育资源更加充实。例如，博物馆在运用数字虚拟技术进行展示时，需与多媒体、宣传、展览等多部门进行合作，使受众体验到动态化的展览模式，增强受众体验教育活动的真切性。博物馆需加强与宣传部门间的合作，使原有的点状信息转化为线性信息，确保信息的时效性、持续性，社会资源为博物馆外部的资源，可将博物馆相关联的资源逐渐渗入到教育资源中，例如，博物馆面对中小学生时，需将博物馆教育、学校课堂与图书馆服务相结合，使各领域各行业的资源共享，可让中小学生获取校外知识。

博物馆教育的组织者角色与内容间进行跨界融合，多种资源开放共享。利用互联网技术，让博物馆的传统教育模式，转化为共享开放模式，使专业领域的信息、知识及资源的垄断状态被打破，让全部受众能够创设、使用及分享知识，覆盖面逐渐扩增。

处在开放式的互联网环境中，博物馆还需从自身发展的立场出发，整理多种资源，如，网民的观点及学术研究人员所提出的看法、观念等，皆可采纳借鉴。运用互联网建设平台，利用视频、自媒体对博物馆教育的信息传播，积极构建博物馆服务、互联网二者的深层次融合服务。

2.5设计网络问卷做好调查工作

目前，博物馆教育主要的宣传对象有中小学生、成人观众、领导层三者，面对中小学生开展博物馆教育宣传工作时，需提前询问学生对历史方面的了解，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方向，以充实学生历史知识为目标，举办适宜学生学习的博物馆教育活动，进而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方面的学习与认知。针对成人观众设计网络问卷时，博物馆教育的宣传人员需提高对网络问卷平台的重视程度。

因成人观众在日常生活中会频繁使用智能手机，所以宣传人员可将设计好的调查问卷传输、下载到观众的手机软件中，不仅填写调查问卷时方便、快捷，还可保证观众浏览手机时，能有效的填写调查问卷保证实效性，为后期的博物馆教育宣传树立更加明确的目的。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中的主要推动者，自身蕴含着不可预估的力量，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由此可见，做好此类人员的宣传调查工作更为重要[4]。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新形势下的博物馆教育，需结合互联网技术，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的同时，给观众提供个性化的展览信息服务，进而提升“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1]许婷婷.跨界融合，教育新态——互联网+下博物馆教育资源的开发实践探究[J].文渊（中学版），2019，000（001）：188.

[2]宁梦莎."互联网+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的思考[J].读与写（上，下旬），2018，015（028）：241.

[3]贾希希.”互联网+”时代下博物馆宣传教育策略探讨[J].中国民族博览，2019（7）：218-219.

[4]张晓瑜，刘效廷.浅谈”互联网+”与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新发展[J].中国民族博览，2019，157（01）：236-237.

作者：王小红

移动教育发展现状分析论文 篇3：

基于我国10项人工智能规划与政策的内容分析

收稿日期：2020-06-1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务费专项资金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19JDGC003）。

作者简介：章小童（1991-），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交互信息检索、信息行为、情报理论与方法。樊振佳（1984-），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社会问题、数据治理。

通讯作者：李月琳（1970-），女，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信息行为、交互信息检索、健康信息学、信息系统评估。

摘  要：[目的/意义]文章旨在揭示相关政策的主题结构特征及其涵义，为政策精神传播、政策制定与优化、产业布局与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过程]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对我国国家及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不同层级省市的共10项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各省市及国家人工智能政策的内容分布呈现出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特征。最后，揭示了已有政策中文件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为相关政策制定和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政策分析;内容分析;话语分析;产业情报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20.12.002

〔

Content Analysi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nning and Policies in China

Zhang Xiaotong  Li Yuelin*  Fan Zhenjia

（Depart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Business School，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policy analysis;content analysis;discourse analysis;industrial intelligence

自1956年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3个阶段[1]。60多年的演进，特别是脑科学、超级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取得的突破和进展，使得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深刻的改变，也进一步驱动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3]。人工智能发展问题已成为当今时代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我国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机遇、构筑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先发优势等问题上积极应对，相继出台了多项发展规划政策文件。2017年7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2]。此后，全国各省市为响应国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规划和工作安排，纷纷制定了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文件，如《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浙江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智能贵州发展规划（2017—2020年）》等，这些政策立足于各省市的具体发展状况，遵从国家人工智能总体发展原则，展示了我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蓝图。对这些政策文本的分析可揭示国家及各省市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工作任务结构分布、工作重点和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助力政策精神的传播和发展规划的落地实施，也为未来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发、基础理论发展、支撑服务体系创新等工作探明方向。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借助内容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对我国各项人工智能政策进行分析和解读，着重回答以下问题：

1）国家及各省市人工智能政策文件内容主题结构有何特征？

2）人工智能政策內容中的核心话语分布及重点任务有哪些？

3）当前人工智能政策文件的话语性实践指向存在哪些不足？

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揭示政策文本的主题分布特征及其核心话语，为相关政策制定和优化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政策分析已成为情报学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关问题也已成为不同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从研究主题分布来看，出现频次较高的领域有财政政策分析[4-6]、经济政策分析[7-8]、金融政策分析[9-11]、公共政策分析[12-14]、税收政策分析[15-17]、产业发展政策分析[18-20]，这6个主题的文献数量较多、研究问题较深入、研究成果丰富，为国家的产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研究方法来看，内容分析[21-22]、话语分析[23-24]、扎根理论编码技术[25-27]、文献计量法[28-30]成为近年来政策分析领域备受欢迎的方法[31]。其中，介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内容分析法最为常用[32-34]。由于内容分析是通过词频统计来揭示内容主题或概念的分布结构特征，很难把握内容背后的内涵或关联关系，因而在一些政策分析研究中，使用内容分析法的同时常佐以话语分析[23]，从而使得政策分析结果更具深度和系统性，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也由此成为政策分析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工具[29]。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基础理论研究[35-36]、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37-38]、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应用研究[39-41]、人工智能社会问题研究[42-44]，而专门针对人工智能政策文件的分析研究在已有文献中为数不多。已有的几项研究[45-50]虽初步探讨了人工智能政策的相关问题，但多以内容归纳解读为主，量化、系统性分析较为少见。随着国家及各省市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文件的出台，有必要对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以揭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趋势和导向。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内容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对我国人工智能政策进行分析，以揭示相关政策的主题分布特征及其涵义，为政策精神传播、政策制定与优化、产业布局与发展提供参考，也为未来人工智能政策分析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在2018年8月发布了《中国智能化发展指数报告（2018年）》，该报告显示我国各省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大致分为3个梯队。以此为依据，选取了3个不同梯队中各3个省市及国家层面共10项人工智能政策文件作为分析样本，包括第一梯队的北京、上海、浙江，第二梯队的天津、四川、辽宁，第三梯队的吉林、贵州、黑龙江。样本来源如表1所示。

2.2  研究方法

2.2.1  研究路径与技术路线

研究结合内容分析的量化描述和话语分析的深度建构的方法特性，对人工智能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系统性分析。首先，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内容分析类目的确定参考了政策文本中的各级标题名称，词

频统计过程中对近义词、同义词、指代词及其关联关系进行人工识别和处理;其次，借鉴话语分析的研究思路，结合政策文件所处的具体话语情境，分析文本的话语指向和分布特征;最后，从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文本话语中阐释国家及各省市在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布局与工作安排政策中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并探究相关内容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为了更好地分析各省及国家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政策文件的文本，本研究遵循“问题的提出→数据收集→分析方法与步骤→研究目标”的研究路径，发挥内容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的特性，挖掘相关政策文本中主题结构和工作任务分布特征及其内涵，为政策解读和政策优化提供参考。详细研究路径如图1所示。

2.2.2  研究方法与分析示例

1）内容分析：分析单元、类目编码与词频统计

由于政策文本内容较为规范，与一般的文本数据相比，其主观性冗余表述较少，且语言精练，语义明确，故而采取逐句语义分析、编码的分析策略。编码过程由初始编码、一级编码、二级编码、核心内容4部分组成，示例见表2。因为不同政策文件内容在表达和用词上存在差异，为了提高编码的效率和有效性，初始编码前对相关文本语料进行了人工语义相似性识别和处理，其过程如表3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过程，可以获得结构稳定的类目表，从而可以对不同层级的类目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如表4所示，是对《智能贵州发展规划（2017—2020年）》核心内容“重点任务”的编码和词频统计结果的示例，其他政策文本编码和统计结果结构与此类似。基于词频占比结构，可对人工智能政

2）话语分析与话语性实践

本研究通过对人工智能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揭示文本内容所建构的意义，从而能够深入解读内容分析的结果。话语性实践理论是指一群人遵从话语建构的意义来进行实践活动，即人工智能发展政策内容作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实践活动的指导方针，将一一走入社会实践，成为现实。基于此，我们结合内容分析结果，对政策文本的话语性实践指向展开进一步分析，对政策文本中体现出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同一性、差异性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3  政策内容结构分析

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文件中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智能经济、智能社会等3个主题下的词频较高，分别为312次、285次、222次，合占比约55%，可见其表征的是政策内容的核心主题。政策内容指出重大科技项目实施和军民融合路线是建设智能社会、发展智能经济、构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路径，如图2所示。智能社会主要聚焦于智能服务、社会治理智能化、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社会交往共享互信等方面，体现出智能社会新常态需要新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来维持其正常运行的政策特征;智能经济方面最关注的是“产业智能化升级”，即对已有产业或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任务，智能企业建设发展和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战略目标也是国家发展智能经济的重要任务。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关键共性技术体系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基础，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服务支撑。

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虽然人工智能发展水

平同属于第一梯队，但其人工智能政策内容结构却存在一些显著性差异，如图3所示。北京市人工智能政策各项工作内容主题结构分布中，人工智能产业化、人工智能创新体系、人工智能融合应用3项在主题内容结构中占比均超过了10%。政策内容强调向产业集群（占比20%）方向发展，并希望在已有发展基础上，逐步构建人工智能创新体系（占比17%），此外还着重强调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切实地改变或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上海市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则从多元生态（30%）、人工智能产业聚集发展（26%）、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场景（24%）和人工智能科研前瞻布局（12%）4个方面进行规划，直接对主要任务或重点任务进行分解，各项工作内容主题项目划分较为精细，不同主题下主题词频次分布也较为均衡，“扁平化”特征明显，如图3所示;浙江省人工智能政策的主题结构中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示范应用（24%）、关键性技术（13%）、人工智能产业化（14%），相较于北京、上海等省市，浙江省的政策内容更注重示范应用（24%）、关键共性技术（13%）的发展，而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建設的总体规划详细内容不多。

以四川、天津、辽宁等省市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第二梯队的人工智能发展政策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图3所示。四川省人工智能政策各项工作内容主题结构分布中行业应用示范（22%）与重点产品培育（19%）占比较高，此主题结构分布特征与四川省产业发展基础和技术水平有关。其中，行业应用示范工程包括智能物流、智慧文旅、智能社会治理、智慧农业等8项任务，智能物流和智慧文旅占比均较高，这应与四川省的地理环境特征及丰富的旅游资源有较大相关性。天津市在产业智能化升级方面重点关注智能制造（4%）、智能交通（3%）、智能农业（3%）、智能金融（3%）、智能医疗与健康（3%）、智能文化创意（3%）、智能家居（2%）以及智能商贸物流（2%）。天津智能科技创新生态建设政策强调对京津冀地区资源的整合利用以及产业空间布局，并强调对智能软件、智能硬件、智能传感器、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项目的培育。辽宁省人工智能政策中，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包括人工智能创新平台（13%）、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11%）、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9%）3个部分，高端高效智能经济包括人工智能新兴产业（9%）、产业智能化升级（9%）、智能企业（4%）、人工智能创新高地（2%）。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位列第三梯队的省市，因其本身的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其人工智能政策有着较强的地域特征，如图3所示。贵州人工智能政策主题内容占比≥10%的有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18%）、智能农业与智能服务业（16%）、人工智能新兴产业（10%），主要任务涉及政府、民生和社会智能化、智能农业与智能服务业、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以及智能制造等8项内容，智能制造占主体结构的12%。另外，智能农业与智能服务业是贵州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方向，这与贵州省以农业和旅游业为重要支撑的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关联。医疗健康智能化、智能城市建设的内容比重较大，这也与贵州省目前整体经济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发展现状有关。黑龙江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占比31%）也具有较强的特色，其内部结构包括群体作业智能机器设备、订单农业大数据平台、林业智能装备、知识图谱、基因组大数据智慧健康产品等12项内容，其中，林业项目是各项目中的重点支持对象，这与黑龙江的产业结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有较大关系。吉林省人工智能政策对智能经济发展（29%）、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25%）、智能社会（15%）3个方面较为关注。由于吉林传统产业基础较好，“产业智能化升级”任务是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重点，他们也希望通过对人工智能高端人才、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人工智能公共科技创新平台以及关键共性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布局来构建吉林省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

4  政策内容文本分析

基于国家及省市10项人工智能政策的内容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借鉴文本话语分析方法，对政策内容进行更深入的综合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省市人工智能政策文本内容既存在同一性特征，又因不同省市产业基础和发展而存在差异性。这些同一性和差异性，一方面揭示了我国各省市人工智能发展的共同目标和一般路径，也反映出各省市因地制宜的不同发展策略。以下主要从各梯队省市及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文本内容结构及所反映出的实际问题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对已有人工智能政策文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探讨。

4.1  同一性分析

1）人工智能发展政策内容结构及主题分布的同一性

首先，政策文件结构具有同一性。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政策文件内容结构是各省市制定政策时的参考依据，其中“指导思想”是各项政策内容同一性最高的部分。各省市的政策规划与国家政策具有较高的战略一致，均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保障措施”以及“主要任务（或重要任务）”，体现了对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呼应与支持。其次，各政策面向的基本问题具有同一性。不同政策文件均反映出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面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已有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二是人工智能新兴产业的前瞻布局。从各省市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政策文件的主题分布结构可以发现，“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或布局”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两条重要路径，而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命是众多省市未来发展的重点工作。

2）人工智能发展一般路径的同一性

第一，各省市“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是未来工作重点，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前沿核心技术研究”“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建设”。从各省市政策文件内容结构分布中可以看到，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是决定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水平的关键。第二，人才培养是人工智能发展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发展依赖于基础理论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而这些工作的主体是人，人才是最核心的要素，各省市的政策文件都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第三，军民融合是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路径。政策内容多次强调军用技术民用化能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加速度，如无人机技术、北斗卫星导航定位、航天航空技术等军事领域高精尖技术的民用化将大大提高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是目前各省市快速掌握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促进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重要路径。最后，不同省市的政策均强调“人工智能应用试点示范”。与试点示范相关的主题词在各省市人工智能规划政策文件中出现频率偏高，反映出目前人工智能还没有一个较为通用和成熟的发展模式，各项新技术的融合应用需要大规模试点试用，以获得相关反馈，从而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

3）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问题的同一性

第一，民生问题是第一位的。从国家及各省市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出，“智能农业”“智能医疗与健康”“精准扶贫智能化”“民生服务智能化”等主题词出现频率较高，政策指出不论人工智能发展被提到怎样的高度，最后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民生问题。第二，社会治理智能化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问题。“社会治理智能化”是各政策文件中主题词出现频次较高的一项内容，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状态，和谐有序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或社会秩序维护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需要重点关注。

4.2  差异性分析

在内容结构分布上，不同省市的政策文件在目标、基本原则、指导思想保持一致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征。上海、天津的政策文件结构较之其他省市，其政策视角和内容结构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上海、天津等省市人工智能发展的各方面规划工作做得较为细致，而贵州、吉林、遼宁等省的政策则更突出主要任务或重点任务。不同省市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考虑到各自所在地域的经济基础、地理环境特征、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因素，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如北京、上海等省市人工智能发展基础相对较好，其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更偏重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与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而四川、贵州整体经济基础相对差些，其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更强调宏观、微观一起抓，具体表现在主要任务中的内容篇幅较大，主题词类目多且细。另外，黑龙江省的“林业智能装备”“基因组大数据智慧健康产品”，贵州省的“精准扶贫智能化”“生态环保智能化”，四川省的“智慧文旅”，浙江省的“智能文创”“智能消费服务”，天津的“人才引进”“区域协同创新”，这些主题词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文本中的分布，也是各省市在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因地制宜”的结果，旨在结合自身特色、特点，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5  人工智能政策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及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政策分析可描绘出我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蓝图，对已有人工智能政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讲，从宏观视角来分析和比较国家及不同省市间政策规划可以进一步阐释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状态，进一步“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思想，正确地理解区域发展与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实践方面来讲，好的政策会有较好的话语性实践指向，好的人工智能政策的落地实施将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策分析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探究已有政策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或需完善的地方，这也是此文的核心研究内容。基于以上分析，发现当前人工智能政策可能存在一些话语指向性不足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5.1  人工智能人才教育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

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不仅涉及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研发人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人才的专业教育，还涉及人工智能社会生存理念、生活能力、社会伦理的通识教育。此外，教育阶段涉及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等不同阶段，相应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理念也需要政策层面的指导。虽然，各项政策文件对“人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的认识非常一致，各项政策文件对人才培养、引进和储备问题也非常关注，但是，相对于其他方面，人工智能人才教育的发展规划存在不足，文本中涉及人工智能教育的政策细节相对偏少，还需要优化和完善，进一步突出人才教育工作任务的重要性。

5.2  点面结合的合理性需要进一步优化

从政策文件主题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来看，部分省市的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布局的点与面结合不是非常合理。部分省市的人工智能政策内容翔实、全面铺开，但其政策内容过多强调了“面”的完整性，而忽略了自身的经济产业发展条件，使得其在重要工作安排和重点突破方向上不够明确;而另有部分省市又过于强调特色产业的人工智能化发展，在全局规划的“面”的把握上稍显不足。过分关注重点突破可能会影响全面布局的协调性和完整性，过于强调全面发展，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局限下，又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所以，点面结合的合理性是各省市在政策优化中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5.3  因地制宜的考量还需再充分

在制定人工智能政策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条件、人才状况和经济及产业基础，从实际出发，不可盲目跟进、攀比。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的省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明确自我定位，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工作。一些省市的政策对当地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的考虑可能有些欠充分，政策制定上强调向发达地区看齐，这样会使得部分政策内容有失理性，这将导致政策实施困难。因而，在进一步的政策优化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需要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循序渐进的发展策略，避免急于求成，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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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沫含）

作者：章小童 李月琳 樊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