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

2022-04-20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具有重要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巩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以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消费主义为代表的错误认知却消解着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影响了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篇1：

中国传统漆器上人物叙事题材发展的借鉴与传承

摘要：传统漆工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凝聚着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思想智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统文化的活态实践。梳理传统漆艺人物叙事题材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中国传统漆器中，人物叙事题材主要以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文人雅士、世俗百姓等几类呈现，其发展在内容上主要有立体式题材和平面式题材借鉴，在传承方面主要体现为纹饰造型和装饰色彩等方面。

关键词：漆器;传统漆艺;人物叙事题材

一、人物叙事题材在中国传统漆器上的呈现

中国是世界漆器的发源地，历经夏商和西周的工艺累积。至战国时期，漆器行业有了大发展，成为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实用为主的漆器开始取代青铜器，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人物叙事题材也开始出现在漆器装饰中，其内容主要有车马、狩猎、歌舞、宴乐等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题材，以及神仙、半人神兽等表现的神话人物题材。人物叙事题材在中国传统漆器上的呈现主要分为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文人雅士、世俗百姓等几类。

（一）神话人物

中国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其中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故事是把人作为创作原型，运用夸张的手法对其进行神化或妖魔化，它表现出古代人民对自然的斗争精神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向往，对中国传统漆器装饰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传统漆画主要的人物叙事题材，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神、人”相映的巫神色彩。神话人物是日用品上最为常用的漆绘题材，这类图饰往往表现出“人神杂揉，光怪陆离”的艺术世界。另一类是丧葬用具上的巫神题材。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极为丰富，古人对丧葬仪式极为重视，这些自然就反映到了丧葬用具上的图饰中，常有巫神题材作为一些丧葬用具的图饰，这为我们了解人物叙事题材在漆器中的运用及工艺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材料。

二是工艺品上的佛教人物故事。佛教文化对中国影响深远，人们常常把幸福寄托于未来世界，从各个方面把佛教意识，灌输到生活中去，所以常常以佛教人物故事作为一些工艺品的装饰主题。南京幕府山六朝墓出土的漆器漆盘和耳杯，杯内红漆底的中央，画着一朵含有莲实的莲花。莲花与佛常是分不开的，画佛像一般会巧妙的利用生活中一切动植物等元素融入到作品里，创造出不同于大自然的形象。唐代时期的人物题材内容就有传说的羽人飞天等。

三是“八仙”等祝寿图饰。“八仙”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是指道教中广为流传的八位神仙，曹国舅、韩湘子、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李铁拐、吕洞宾、何仙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故事，如“八仙过海”、“八仙祝寿”等等。在传统民俗文化里八仙图均有祝寿的涵义，具有吉祥寓意，民间认为的八仙祝寿可获无缰之寿的祥瑞。“八仙”事迹跟市井生活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他们与百姓生活更贴切，所以明清时期八仙故事受到群众喜爱、流传不衰。因此，八仙人物、八仙图是中国传统漆器上的常用题材。

（二）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是构成历史文化的重要要素，所以也是中国传统漆器图饰中运用的主要题材，主要表现在先贤烈女、王侯将相等题材内容上。

先贤烈女题材是中国美术领域出现的崭新气象，绘画中开始强调“鉴戒”，是在壁画、卷轴画中出现得较多的题材内容，自然给漆器上的图饰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品是北魏司马金龙墓彩绘漆屏，该漆屏风由四幅长卷拼接，每个方格中绘有独立的故事，皆有精彩绝伦的人物表现，所绘故事内容大都取材于古代史书或民间传说。其人物画的叙事风格手法娴熟，色彩明艳，构图疏密有致。这些人物表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寓意，起着宣讲封建教义的功能和“教忠孝，劝风俗”的作用，较前代都得到了艺术层次的极大提升。

王侯将相也是中国传统漆器中的重要人物题材。作为上层贵族群体，王侯将相题材的漆器人物画往往具有“故事性”的特征。如三国时期的朱然墓出土了漆器彩盘人物画，该墓出土了大量的彩绘漆盘，是目前为止发现描绘人物故事数量最多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季札挂剑图》、《童子对棍图》、《宫闱宴乐图》等等。

（三）文人雅士

自古文人多诗情，文人自古多隐逸情怀，从伯夷叔齐、介子推，到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人物，乃至近代的李叔同，这类人物比比皆是，自然也成为中国传统漆器上人物叙事题材的主要来源，这类题材主要归纳为诗意生活和文苑隐逸两大类。

随着经济文化繁荣和发展，文人在思想上超然脱俗，生活上追求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这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也反映到人物漆器装饰图上，漆器上的人物图饰很多都体现出重情趣，求意境的生活。如清宫旧藏（明永乐）的“剔红黄鹤楼诗意图葵瓣式盘”，黄漆素地雕朱漆花纹，盘心雕天、地、水锦纹地，右侧天空中一人乘鹤而去，四周白云掩映，树木参天。左侧楼阁耸立，酒幡隨风飘舞，楼上和庭院内的几位老者向天空施礼，人物形象更是悠然自在。

此外，中国古代文人多隐逸情怀，因此文苑隐逸也成为了漆器装饰的叙事题材，其内容非常丰富，如一些抚琴图、携琴访友图、烹茶图等大量出现。画面也是描绘一些老者坐于庭院，或老者抚琴，或孩童携琴等一些悠闲之态的隐逸生活。

（四）世俗百姓

世俗百姓体现在人们对社会里的一种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自然也会折射在绘画上，漆器上就有许多反映社会风俗习惯的图饰。主要分为两类型，民风民俗和市井生活。

风俗画是一种以社会生活习俗为题材的人物画，其主要特点是贴近百姓生活，从不同的角度上反映了世俗百姓的生活状态。如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亲迎图》再现了战国时期楚国贵族迎亲的完整过程。漆器上的人物叙事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风俗文化有极大的价值。

人物叙事的漆器图饰自出现以来，其题材多与上层贵族生活、政治宗教文化等有关，直到宋代才开始有明显的世俗倾向。如南宋时期表现市井生活的《沽酒图》漆器，选取于生活中常见的老翁沽酒的场景，画面表现一老翁，坦胸赤足着，肩上扛着一拐杖，拐杖上系有一串铜钱，似带有微醉的状态从山中走来。画面中的人物、景色都勾勒得极为生动自然，又有大量的留白，给人清新安逸的舒适感，是一幅浓厚的市井风俗作品。

二、人物叙事题材的发展借镜与传承

（一）内容上的借镜

中国绘画中漆器上的图饰表现形式应属古代美术中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形式的发展与中国其它绘画发展在内容上是有着紧密联系，画种之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漆器上的图饰内容一开始并不是独立存在发展的，它本身的艺术表现和它的艺术精神价值，同样借镜于青铜器、瓷器、画像石、壁画等一些早期画种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

1.立体式题材内容借镜

立体式题材主要是指青铜器、玉器等立体造型器皿上的人物画。中国传统思想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制度上的道德规范，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美术创作中起着主导作用，也影响着漆器上人物画的纹饰等。以巫神色彩为主题内容的神话人物题材相互影响。我们熟知的三星堆出土的代表蜀国的青铜面具，夸张的眼睛，特别是眼球极为突出，上挑的阔眉，似鹰的鉤鼻，嘴角往上翘起接近耳朵的根部，双耳巨大，似桃尖形状。在其形如兽耳的耳朵里侧，刻有复杂的图案，似为了与人的形象有所区别从而加强神性特征。实际上当时大部分青铜面具都有眉眼描黛，口鼻涂朱。

2 平面式题材内容借镜

平面式题材主要是指壁画、画像石、缂丝画等平面造型上的人物画。人物绘画伴随着如帛画《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等绘画的形式出现而存在，不同的绘画形式之间在题材内容上具有相通性。

以“古圣先贤”为主题内容的历史人物题材相互影响。在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屏风是有关孔子图像的又一新发现，汉代也是目前考古中发现孔子图像的最早时期，在之前的孔子画像更多的是出现在一些画像石和画像砖、壁画上，而这次的海昏侯墓发现的漆屏风上的孔子画像，实为难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一时期绘画题材上的内容是相互影响，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孔子见老子”局部图就是孔子画像里的代表之一。所以不管是漆画还是壁画，在历史人物题材中“古圣先贤”内容上基本都是互相影响，运用绘画的语言表现同样的思想，也与当时存在的社会环境是有密切联系的。

以“八仙”等祝寿图饰为主题内容的神话人物题材相互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宋、元以来，人们把“八仙故事”的民间传说描绘得丰富无比，神采飞扬，成为百姓心目中神仙的总汇与顶级代表。而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同样以八仙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一方面作者为了在书中宣扬道教的宗旨，劝诫世人，舍弃虚假的荣华富贵等等，以追求得道成仙。另一方面，将这种民间传说故事赋予神话，使其呆板的神仙更具有生活意趣。与此同时，将神仙跟市井生活巧妙的融为一体，使其更加生动、贴切。所以在生活中，八仙故事更受到群众们的喜爱，而且流传不衰。

由上能看出人物题材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时代所折射出来的产物，不同的绘画形式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实际上是统一的，且同一时期不同的绘画形式所表现的思想性也是一致的，这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有紧密关联的，因为表现出的人物叙事是所属时代人物画的文化思想内涵。

（二）形式上的传承

中国绘画中漆器上的人物形式上的发展与中国其它绘画发展也是有着部分联系，一开始也并不是独立存在，它本身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样传承于青铜器、壁画等一些早期画种的影响。

一是装饰色彩上的传承。装饰色彩上的传承在漆器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也是凸显在先秦时期，受巫术信仰思想的影响，色彩被赋予了特殊的涵义，并赋予其象征寓意，只有符合、贴切这种传统观念的模式才被认可为一种吉祥寓意。从我国的壁画和彩陶来看，所用的色彩大多为黑红为主。这两色在慢慢美术历史长河中，长期占领着主导位置。可以说这二色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愫，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如战国时期，楚人认为，“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黑，晦也，如晦冥时色也。”所以战国时期出土的很多楚国漆器都是以黑红为主，黑、红两色自古就被认为是死亡和生命的象征，是生命的延续，生死交替的更换隐喻，所以古代把黑、红大量运用在棺木上用来隐喻人死后还能继续在另一界过同样的生活，曾侯乙墓漆棺上就是黑红两色纹饰，基于楚人对生死观念和色彩观的相互交融，使漆棺上更是附着有一层神秘和尊贵的气息，也符合当时巫术之说。

二是纹饰造型上的传承。人物漆器纹饰的变化在新旧时期发现得不多，所以在其他器物上的传承也相对较少，大部分是动植物纹饰造型的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物叙事题材的出现，一些器皿纹饰的丰富给漆器纹饰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巫神题材不仅在内容上与其它绘画相互借镜，在纹饰上同样传承其它绘画纹饰。先秦时期的巫术活动比较活跃，汉代时期最常见的吉祥玉器就有羽人飞天纹饰造型，用以辟邪等作用。如曾侯乙墓漆器内棺上的纹饰也绘有引魂升天的羽人驱鬼逐疫的方相氏造型，是以灵魂升天的半人半神兽人物纹饰形象呈现。唐宋时期，在纹饰造型上又有了变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先秦时期青铜器、玉器等上面的那种狰狞、恐怖的人物纹饰。出现的对美满生活充满向往的花鸟纹、持荷童子纹，纹饰造型变得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明清时期影响逐步扩大的世俗文化，使得玉器、漆器等其他纹饰也发生了变化，思想上表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现“事事如意”、“五福捧寿”等这样的谐意隐喻的纹饰。因此，更是出现众多的山水人物纹、吉祥图案纹等等。

参考文献：

[1]康延.平遥漆器产业现状研究[D].北京服装学院，2012.

[2]胡兰凌.马口陶“八仙坛”装饰纹样的艺术特色[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11）：19-20.

[3]张飞龙.中国古代漆器纹饰艺术衍化研究[J].中国生漆，2009，28（01）：10-36+48.

[4]金帛.寻访闻所未闻的秘境[M].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5]袁渊. 中国写意人物画的表现与发展[D].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3.

[6]王意乐，徐长青，杨军，管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J].南方文物，2016（03）：61-70+50.

[7]胡兰凌.马口陶“八仙坛”装饰纹样的艺术特色[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11）：19-20.

[8]吴海广.楚漆器艺术的审美意蕴[J].湖北社会科学，2010（12）：196-198.

[9]闵娇. 曾侯乙墓器物图饰美学特征研究[D].西南大学，2011.

[10]王倩茜. 中国古代人物漆绘的演变源流[D].南京艺术学院，2012.

作者简介：

罗文娟（1990-），女，汉，湖南株洲人，硕士学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漆艺术语言。

基金项目：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人物叙事题材在传统漆器上的应用研究》，课题编号2019XJYB001。

作者：罗文娟

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篇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具有重要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巩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以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消费主义为代表的错误认知却消解着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影响了社会凝聚力的形成。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相结合的致思理路，应当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巩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通过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做实与做强相结合、增量与提质相结合、明道与优术相结合，深入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活化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增加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的服务供给、遵循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普遍规律，不断优化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方式方法，提升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

关键词：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社会认同;观念共识;凝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11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着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47。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十四五”时期文化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之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3]31

当今中国社会思潮复杂多样，不仅包括传统文化中优秀和落后的思想，也包括外来文明中积极和消极的思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发布实施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核心思想理念，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4];二是中华传统美德，如“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4];三是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4]。基于此，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审视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机理，进而提炼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巩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具体路径，可裨益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

重要作用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伴随着文明的演化汇集而来，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产物，不仅能够显著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习俗、文学艺术、思维模式、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等文明形态，更能够集中反映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的“弘扬”在《辞海》中的含义指“大力发扬，使之广泛称颂和传播”。这种“称颂和传播”其实就是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认同与观念共识。何谓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5]15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脱离社会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幻想，从社会日常生活过程中“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5]152。这一“反射”和“反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形成观念共识和社会认同。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以观念共识的达成为主要标志，其立足点在于“认可、接受”。它能够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5]181，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使得社会成员从被动遵循到主动维护。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主要表现在心理认知、行为方式和价值信仰三个层面：在心理认知层面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社会大众对意识形态蕴含的立场与观点的认可及其引发的情感共鸣，在行为层面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社会大众对意识形态原则的自觉践行与方法的自发运用，在价值信仰层面表现为社会大众为意识形态内蕴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追求而不懈奋斗、矢志坚守的内生动力。

由上可知，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与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具有内在相关性。其一，共同的评判标准。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都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都围绕人，依靠人，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创造性作用。都观照人的价值与利益，把人民群众的接受与遵守当作评判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效果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程度的首要标准。其二，共通的发展规律。优秀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社会职能都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并同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相适应。社会认同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能，其所呈现出的“认知、接受、遵守和维护”的演变规律更是同“大力弘扬、使之广泛称颂和传播”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要求相契合。其三，统一的实践特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135。无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还是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都以实践为统摄，都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土壤和实践根基，其实践功能都聚焦于凝聚、整合社会共识进而引导、规范社会大众的心理与行为。其四，相融的价值理念。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文化价值观念为核心，意识形态社会认同以政治价值观念为核心，二者在社会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层面相融交织。[6]32-39而观念共识的达成是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关键连接点。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文化因素，作为观念形态的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其凝聚的观念共识更是尤为深刻的意识形态力量，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行为和信仰选择。从这个层面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是巩固和增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过程，也是观念共识达成的过程。正是因为这种内在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发挥巩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建设好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必须最大限度地在社会层面寻求最广泛的价值共识与观念认同，而绵延相传、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对巩固和增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在任何时代都“永不褪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巩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7]143。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致力于广大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信仰、价值和行为取向，进而夯实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基础。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93意识形态是一套抽象的思想逻辑体系，比如，意识形态强调的对虚假意识与拜物教批判、对权力合法性的辩护、对统治阶级利益普遍性的说明等等，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是阳春白雪。文化，尤其是日用而不知的社会意识、习惯與风俗，是让意识形态融入社会大众日常生活逻辑表达的桥梁。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集中表达和呈现，能生成意识形态社会认同所需的主体意识。意识形态要想实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就必须从观念上建构一套人民群众自己理解和掌握的思想体系，使得意识形态从纯粹的理论形态转变成文化形态，让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取向成为社会大众普遍追求的心理态势。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有中国底色和民族特色，更具有现实适应性和实践合理性，更契合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9]28-38比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追求的“以人民为中心”“爱国主义”“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阐释和实践运作中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位卑未敢忘忧国”“和无寡”“利天下”等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符合中国大众的价值预设，是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的精神坐标。

二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应对影响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7]143。而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治国理政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致力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进而防范意识形态风险。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假借“现代文化”或“时代文化”的外衣，试图将西方价值观念上升到人类的“普遍价值”。它们鼓吹自己的文化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文化，并以此评价、诱导、改造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进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销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社会把“中国梦”污蔑成“宪政梦”、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诋毁成“新殖民主义”、把“中国移民潮、留学热”现象归结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失败论”，最后上升至“中国崩溃论”。美国的蓬佩奥还污蔑孔子学院“不是文化机构，而是招募间谍的机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驳到：“美国自己文化与价值观信心哪去了？”[10]当代中国面对着各种意识形态风险，尤其是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与西方舆论场的污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使中国始终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底色与主体特色，更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抵御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侵袭的免疫力，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11]40-45

三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益于将其内蕴道德追求升华为社会核心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7]143。《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指出：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华传统美德，不仅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更“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志”。[12]而“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志”，其实就指向了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重点任务，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12]等传统美德更好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之中，从而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任务。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内化的非正式规矩，并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守与认同发挥教化作用。而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必然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其内蕴的崇高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与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相融交织，往往能够整合社会共识，弥合价值分歧，形成共同信仰，引导人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个人品德，从而达成不同群体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可，并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检视尺度。

二、警惕错误认识对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消解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3]313当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在增强和巩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过程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新时代的中国，互帮互助、无私奉献、勤劳致富等优秀传统文化观念深刻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以大众话语的形式常态性地出现在高校、社区、企业、学术界、网络空间等领域。“撸起袖子加油干”“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忘初心”更是成了时代流行语与中国人民的精神坐标。中国传统文化产业日益勃兴，呈现高产值、多样化、集群化、IP化的显著特征，如故宫博物院、西安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都开发出了高效益的文化创意产业。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有力地促进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巩固了意识形态社会认同所需的物质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浅层次的文化元素“走出去”逐渐升级为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走进去”，不断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共同价值理念，激发了国际社会公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折射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更加全面和深入。[14]136-143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15]101当前，必须警惕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及其对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负效应。

一是文化保守主義倾向容易增加对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干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简单复古，照搬传统文化追求的某些做法，却忽视了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弘扬。一些国学班过于追求穿汉服、行拱手礼等重形式轻内容的仪式。其二，以古代今，把传统文化视作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部分人披着“新儒学”“传统文化复兴”外衣鼓吹以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9]28-38，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三，盲目排外，排斥他国文明的有益成分，忽视了不同国家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与存在共通之处。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是错误的，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性与社会思潮的复杂多样性并不矛盾，忽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忽视了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不仅容易故步自封，也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沟通和互鉴，更冲击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影响了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效果。

二是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容易削弱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根基。文化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去中国化、去主流化和肆意改造。有的高举着“国际化”和“与世界接轨”的口号，痴迷和崇拜西方文化，甚至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和唯洋是从。他们力图阐释和分析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症状，并试图“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质就是“以西代中”。面对西方鼓吹“非意识形态化”“淡化意识形态”等诸多或明或暗的挑战[16]，有的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存在共通之处”的科学观点片面地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同质性”，不能分清二者在文化发展道路上的“关系与问题域”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选择逻辑。有的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虚无，肆意歪曲能够支撑本民族文化自信的史实、事件、人物或作品。比如，认为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主义者。[17]26-28当代中国，文化虚无主义肆意解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意涵和核心要义，片面地崇媚和追逐西方文明，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长此以往，会消解中国人民的民族品格、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动摇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发展与重焕活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更会带偏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价值导向，进而削弱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根基。

三是文化消费主义倾向容易加大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难度。文化消费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功利化和过度娱乐化。为迎合市场需求、流量或收视率，过度商品化包装一些非遗项目，将传统文化中的特定价值理念“心灵鸡汤化”。部分文艺作品更是存在过度娱乐化现象，其真实文化内涵与基本旨意却逐渐消失。需指出的是，文化消费主义伴随着商品符号系统的文化解码，将人们不断发展的精神文化需求歪曲为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其实质是一种“虚假意识”。文化消费主义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拉动经济，但这并不代表能够有效、持久、健康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文化消费，会腐蚀意识形态社会认同所需的主体人格与精神力量，其蔓延的本位主义与功利主义价值观，带给人们的是文化狂欢中的精神失落和文化消费后的思想寂寞。它无形之中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裹挟在消费至上的价值系统与资本逻辑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之间的情感共情、行为共意与价值共识，更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日渐式微。

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巩固

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

面对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意识形态效用日益凸显和意识形态认同日益重要的新形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之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积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善于“以文化人”[15]104。而社会认同的实现程度则是评判“以文化人”成效大小的核心标准。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巩固我国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应有之义。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返本”与“开新”相结合。既尊重传统，厚植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又注重创新，活化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使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更具活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过程中，“返本”就是指在厚植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不断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巩固中华文明的探源成果。更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结和提炼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传统文化为依托，构建包含传统文化课程的学科体系、根植于中国文化并能够聚焦中国发展的学术体系和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并能够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尤其要推动大中小学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活化”是指活化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相结合，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拓展传播载体，健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制度，着力打造“文化中国”的国际文化名片，办好文化博览会、国际进口博览会和北京冬奥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突破文化保守主义的狭隘取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变为创造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驱动力，进而为巩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提供源源不竭的力量来源。

二是“做实”与“做强”相结合。不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更好地融入社会日常生活，加强文化强国建设，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坚持文化反思，使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更加坚实。“做实”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更好地融入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着力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促使书法、戏曲、国画、民乐等进校园、进课堂，讲好优秀传统文化公开课，抓好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培养立场正、信仰坚、业务精、表达强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者，能够在“线上+线下”“事前+事后”和“国内+国外”阐释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意涵。坚持并完善党管文化阵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让意识形态社会认同更加坚实有力。“做强”是指做好文化强国建设。为此，要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前进方向。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找寻中国人民的普遍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鸣”。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涌现出来的人民至上、众志成城、舍生忘死、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就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也是中国抗疫取得显著成效的秘钥。要始终坚持文化反思，不走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邪路，使我国“文化强国”形象在国际舆论场具有强大的辨识度和好感度，筑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基石。

三是“增量”与“提质”相结合。增加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的服务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质量，以避免陷入被资本绑架的“流量消费”陷阱，使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更加有效。“增量”解决的是传统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旨在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传统文化产品的供给侧改革，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为思路，注重市场导向和群众需求相结合，加强传统文化产品与现代工艺生产流程的衔接，提升传统文化产品生产的效率。政府要加大优秀传统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资金补助、政策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扩大生产，鼓励建设一批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品生产基地和体验街区。运用好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提升资本在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生产与服务中的正效能。而“提质”聚焦于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质量。一方面，着力推出优秀传统文化精品。在传统文化产品的创作、传播、展示、流通的各环节都要强调高标准。主动适应时代审美变迁，多出“颜值”和“内涵”并举的精品，大力推出讴歌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传统文化精品，而不是片面地追求“网红化”。另一方面，着力打造传统文化知名企业。鼓励传统文化企业数字化管理和品牌化运营，不局限于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肩负起传播中国价值、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的责任。

四是“明道”与“优术”相结合。既遵循一些传统文化弘扬的普遍规律与基本原则，又重视优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使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更加长久。马克思认为，传播媒介是思想传播与精神交往的中介，源于生活又指导生活。[18]“明道”指遵循弘扬传统文化的普遍规律与基本原则。要坚持人民立场，把准群众脉搏，依托社区、景区、公园、文艺培训机构等场所，建设开放的、免费的、常态化的非遗传习所、传统体育锻炼馆、经典文艺充电站等，与人民共建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紧跟时代步伐，感受时代脉络，适应新时代传播特点，找准切入点。比如，《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广受好评，就在于它能够找准定位，以感人至深的诗句为切入點，呼应中国人民追求真、善、美的普遍情感。“优术”指优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善用多元载体，除了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媒介载体之外，通过传统文化遗址、博物馆、文化节活动、国风音乐、园林建筑、美食武术、传统节日等打造多样化的传播平台。聚焦网络平台，将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网络文学、网络电影、网络音乐、网络剧集、网络直播，努力达到“即看即熏陶，即悦即收获”的状态。融合数字技术，延伸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场域，重塑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形态。比如，“数字敦煌”就利用VR、大数据、虚拟空间等技术改进展陈方式，全景式展现了百态千姿、迤逦妖娆的飞天形象。它不仅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提升了社会大众参与感，让人们在立体、逼真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及其精神内核。由此，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度与喜爱度日益增加，以文化人的功能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自然将日益巩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4]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1-26，（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邵彦敏，白兮.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J].理论探讨，2019，（5）：32-38.

[7]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肖琴.传统文化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中的作用[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5）：28-37.

[10]侯佳欣.华春莹回击：对自己文化与价值观的信心哪去了[EB/OL].环球网，（2020-9-7）.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3zmvhxkTRye.

[11]王永贵，李新丰.提升文化软实力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6）：40-45.

[12]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N].人民日报，2019-10-28，（1）.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项久雨，侯玉环.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三重意蕴[J].江淮论坛，2019，（5）：136-143.

[15]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6]贺瑞虎.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应对探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05-110.

[17]孙丽珍，李泽泉.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本质及治理[J].红旗文稿，2018，（9）：26-28.

[18]吴学琴，左路平.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本群的媒介思想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1-9.

（责任编辑吴楠）

作者：李潇翔刘爱莲

飞天美学意蕴管理论文篇3：

由战国、两汉漆画探究楚艺术的审美情趣

【摘要】战国、两汉漆器、漆画艺术是我国古代艺术门类中的一朵奇葩。它记录和承载了这一时期荆楚之地楚人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情趣、民风民俗和精神追求等。本人在考察、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围绕“由战国、两汉的漆画探究楚艺术的审美情趣”这一主题，从战国、两汉漆画的概念及风格表现形式；战国、两汉漆画特色与楚艺术审美情趣探研等视角，分析、探究了相关问题。

【关键词】战国秦汉；漆器漆画；楚国艺术；理论研究

在古代，漆画是附属于漆器之上的装饰图像，其绘制技法、题材以及所表露的时代风格和民俗情调，均反映出当时绘画艺术的一些特征。从对战国、两汉漆画的探究中，寻找到楚人的艺术审美情趣，继而探究楚人在漆画艺术上那种“社会性偏爱”的原因，为当代绘画艺术借鉴传统绘画思想和技法探索开创性的思维依据，是我们研究的基本目标和追求。

一、战国、两汉漆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及特征分析

战国、两汉漆器、漆画艺术在中国艺术历史长河中既有时间慨念，也有地域意义。从时间上讲，中国的战国时期主要是指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奴隶制彻底瓦解～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统一六国，而两汉即西汉和东汉，是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国，到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结束。在这样一个近800年的历史时间里，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科技进步，漆器、漆画上沉淀了许多这一时段显要的事件人物和文化审美情趣。从发掘的漆器、漆画作品上看，这一时间段的作品尤以荆楚大地为最多，有着十分鲜明的楚文化特色，更多地反映出了当时楚国的文化和“楚民”的精神追求。

（一）漆器与漆画关系辨析

漆器是我国古老的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所谓漆器，从工艺上讲，就是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和美术品。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就是可以抛光到可与瓷器媲美。所谓漆画，实际上是指从习惯上认定的漆器上的精美图案。“漆画”二字界定了漆画的特质，它脱胎于漆器，又区别于漆器。在人们看来，漆画虽为一种绘画形式，但她也区别于其他绘画方式。因而漆画的发展不能脱离其基本特质，否则，就丧失了漆画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在战国两汉时期，漆画所依附的载体是漆器，讨论漆画一定不能忽视了漆器发展的历史。从漆器工艺发展的过程来看，战国时期漆器种类开始繁多，由于漆器的精美、艺术和实用，在战国时期漆业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史记》载：“庄子，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① 可见漆艺在当时之重视程度。精美实用的漆器在战国时已经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件有家具如：几、案、床；小件有用品如：豆、盒、鉴；乐器有瑟、钟鼓架、竽；兵器有盾、矛、弓；陪葬品有棺、镇墓兽等。在这些漆器上，各类优美精致的纹饰图样鲜活地记载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民风等史料。在我们看来，漆画是漆器与绘画的完美结合，在绘画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二）战国、两汉漆器图案形式分析

分析战国、两汉的漆器图案，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感悟漆器图案向“漆画”艺术渗进的基本过程和脉络。廓清“漆器”与“漆画”的相互烘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微妙界限，更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楚文化的渗透力量。最初的漆器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后来才赋予了它审美的功能。研究中发现，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漆器和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漆器，总是相依相伴，相互衬托而行。一般来说，以实用为目的的漆器，主要在民间，以审美为目的的漆器，主要在宫廷。帝王可以动用世间资源，召集天下能工巧匠，精心制作宫廷漆器，其作品无论是艺术水平、技术含量或图案描绘，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综观这一时期的漆艺术及其图纹，主要有祥云纹、草叶纹、几何纹、瑞兽凤鸟纹、人物拜天画、花蕾花瓣纹、仕女孝子画、柿蒂纹图案等，从这些图案中，反映出楚国人的精神向往、礼仪祭拜、民俗风情、文化特色和审美情趣。

（三）战国、两汉的漆画艺术特征及表现形式

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征象和标志。基于这样的概念，战国、两汉漆画艺术确实彰显出了它的鲜明特征。漆画是从数千年漆艺传统中走来的民族画种，它与水墨画、油画等绘画形式的总体艺术要求基本一致。但漆画之所以能够独成一类，关键在于早在战国、两汉时期漆画形成过程中，它那独特的材料工艺、纹饰寓意、色调追求、精神信仰、民俗情趣和美学品格在中国绘画历史中的定位，是其他绘画艺术形式难以流传和表达的。特别是漆画的美学品格，这个独特的美学品格来自大漆的特殊魅力。正如水墨画要建构在水墨、宣纸的基础上，油画要建构在油彩、画布的基础上一样，漆画要建构在以大漆为主要媒材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分析战国、两汉的漆画特征对我们探究那一时期楚文化的审美情趣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特征实际上已为我们廓清了一幅战国、两汉漆画中蕴含着的楚文化的审美情趣的基本框架和脉络。

二、战国、两汉漆画的独特价值及楚艺术特色

在考察大量的漆器、漆画实物和图片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几乎每一件漆器物件作品上，我们都能发掘出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精神、生产、民俗、礼仪相关的几种或十几种关于楚文化的各种信息。仿佛是“创作人”有意识的历史作为，为我们留下的“漆画版史记”。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战国、两汉时期的几乎每一件漆器、漆画物品，实际上都是文化含量极其丰富的“人文矿石”。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楚艺术受秦艺术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原因是秦统一六国后，两代秦王时间很短，总在忙于政务，当心楚人起势造反，对包括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高压禁止。尽管如此，楚艺术精神却给汉代艺术以极大的影响。秦亡汉兴，一代楚风在汉初大行其道。汉王刘邦以及他的许多重臣都是楚故地人士，因此，他们建立政权后上层社会普遍喜欢楚文化。所以，汉代的漆画样式和风格大都楚风楚韵浓郁，几乎没有其他艺术风味能与之相提并论。

漆画和楚文化有着十分深刻的联系，一是从发掘的漆器物品看，大量的漆画物品出现在当时的荆楚一带；二是被发掘的漆画大多是反映楚国先民的文化风貌和生活习俗；三是汉代从朝廷到民间，操办国事家事总会在器物上遗存浓厚的楚风俗。我们若把楚文化比作天，漆画就是翱翔于天空的大鸟。考察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楚文化的渊源、深厚、浪漫、诡异对战国、两汉时期漆画的影响就是这样“天与鸟”的关系。战国、两汉时期漆器业发达，所以人们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从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的绘有图案的漆奁，到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等，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艺术地位。由于漆画艺术特有的功能和作用，那时的官家和贫民都对它有一种“社会性偏爱”，那就是在漆器器物上寄托或寻求一种生命性延续和精神追求，从而将楚艺术中的浪漫、诡异气息在漆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张扬出楚文化和楚艺术的浓郁特色。

三、战国、两汉漆画的审美情趣探究

从理论上讲，审美情趣是以个人爱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审美倾向，具有主观偏爱性质。因此，它与人的审美鉴赏能力、审美知识积累和审美标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依本人的历史知识、思辨水平和对战国、两汉漆画艺术的品读理解，笔者认为对这一时期漆画艺术的审美情趣探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优美飘逸——楚技艺

在对楚漆画艺术图式的分析鉴赏过程中，我们心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异常强烈的生命活力，弥漫着一种动感绝美、洒脱悠扬的运动精神。楚文化浸润下的漆画图景，总是力求化静为动，技法应用中，蕴含着一种活泼强烈的生命力。仅以那些繁复多变的云气纹、卷涡纹形态为例：楚漆画中，常见的就有十多种形态。有云海纹、流云纹、飘浮的云气纹等，无不充满飘逸的优雅动感。“纹样流动轻柔，画面诡谲飘逸”是楚文化审美情趣的突出表现。此外，楚人擅以曲线造型，因为曲线不与环境冲撞，曲线最能传达大自然生生不已的运动感。对此，中华文化以“曲生吉，直生煞”来解释。曲线造型在楚艺术中尤为明显，特别是漆盘、漆卮、漆棺上的图案，无不曲线轻盈婉转，奔腾流动，传达出生命之美和生命的律动感。在考察中我们发现，有些漆画作品多以舞蹈的凤凰为题材，凤体全用回旋流畅的线条构成，恰如敦煌艺术中飞天的舞姿，融化在腾跃的旋律里，极尽婉转、袅娜、飘逸之美，十足地体现了楚人在对美的追求中特有的洒脱、自在和恢宏的气概。

（二）浪漫落拓——楚情怀

楚地、楚人、楚文化是一个整体，牵动这个大整体的“绳子”则是辉煌浪漫、狂放落拓的楚艺术。楚人在创意发展的过程中，奉之为精神情怀的法宝就是“顺自然、合‘天道’”。这样的情感基础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崇拜，使漆画艺术在图案的表现上更加恣肆灵动、浪漫落拓。如：长沙出土的帛画《男子御龙图》，天上、地下、人间连成一气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想象，写实的手法和精彩绝伦的色彩正是楚文化的崇尚。又如：湖北江陵出土的现存放于荆州博物馆的辟邪，通体一树根雕成，抽象传神。抽象的整体与具象的细节完美结合，给人一种充分自由的遐想空间和看似不合时弊的落拓风格。表现出艺术对生命本体的诠释和工匠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怀。这些都充分说明浪漫的老庄思想在漆画繁盛的战国、两汉时期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当然，尽管这一时期许多漆画作品，多以一种恢诡谲怪的虚幻性审美氛围刺激、征服我们的感觉，使我们形成了楚漆画多是“表现多于写实”的审美心理定势。但是，透过这层浪漫精神的氛围，我们发现，楚人对原形结构的准确把握依然是来源于他们所处的现实生活。浪漫只是一种情怀。

（三）喜鸟崇凤——楚情趣

“魂乎归来，凤皇翔只”，一句屈原的楚辞让我们联想到楚漆艺的崇凤情趣。在楚漆画中最多见的是形色各异的凤鸟形象。楚人不仅尚凤而且尊凤，甚至把君王比喻成凤。这与楚民族祖先崇拜有密切联系。无论是神圣的巫术仪式还是日常的生活装潢装束，他们一刻也离不开凤凰这一祖先魂灵的化身。凤凰已成为楚人心目中最崇高的民族魂。例如：湖北出土的曾侯乙墓中的彩绘凤纹漆棺。棺内髹红漆，棺外黑漆为地，周身用红黄金三色绘满龙凤纹。无论在色彩上还是纹样结构上都可看出凤比龙更重要。楚漆画中最雄健的凤可以说是荆州博物馆的“虎座鸟架鼓”。她以踞伏的虎为座，凤鸟昂首立于其上，具有超过任何一方之神的威力。从立意上看，正是楚人将凤看作自己力量的化身，让兽中之王老虎也不得不俯首称臣。出于图腾崇拜的遗风，楚人尊凤而贱虎，在楚艺术中凤永远是主角。凤鸟是楚人最喜欢的纹样，在战国、两汉时期的漆器、漆画上主导性的存在着。“如果说青铜器是龙的世界的话，那么，楚漆画则是凤鸟的天下”。所谓百鸟朝凤、凤鸣楚天等，彰显的都是楚人喜鸟崇凤的情趣，体现的都是楚人浓郁的不服输精神。

（四）仰天拜礼——楚仪俗

任何艺术形态都是人们精神意象物态化的结果。战国、两汉时期的漆画艺术图式造型奇特，色彩丰富，想象玄怪，风格浪漫，同样也是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反映。考察战国、两汉漆画图案构成时，我们发现漆画艺术中特有的巫之玄想、神之泛华、道之壮阔、骚之艳丽是构成其精神文化的基本因子。也正是这些基本因子，反映了楚艺术原始的仰天拜礼的巫风仪俗。在发掘的漆器、漆画艺术中出现的巫风仪俗画面，更证明了战国、两汉时期无论宫中还是民间对祀神、卜巫仪俗的偏爱、尊崇甚至是向往的史实。在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楚墓出土不少髹漆木雕镇墓兽。其造型多作兽头大耳，身披鳞甲，头顶插鹿角，双目圆睁，张口吐舌，前爪持蛇似欲吞食。这样的造型，非鹿非虎非龙非牛，其内涵神奇诡谲，显示出“信巫鬼、重淫祀”的风俗。相传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神，以祀上帝，礼群神”。 ②即使在一般的楚贵族中，卜巫也非常普遍，即便是一代骚人屈原在受谗、忧愤、心迷意乱时也曾去太卜家问神明，用占卜来做决定。可见，楚人信巫好鬼、仰天拜礼的风俗是非常普遍。这些仰天拜巫礼仪对当时的社会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也全面体现了楚人的审美追求、审美情趣和审美创造。

（五）重黑喜红——楚视觉

“色彩强烈，朱墨孑遗”不仅是楚文化审美情趣的视觉追求，也是精神崇拜。楚人尚赤，源自远古的图腾观念——对火神祝融的崇拜。漆画黑、朱二色，地、文互换，对比强烈，使纹饰达到“生成天质见玄黄”的艺术效果。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龙凤纹漆棺，大面积黑地衬托红、黄色图象，金粉点点闪烁其间，显得幽玄神秘。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几乎每一件漆器、漆画作品，都仿佛是能工巧匠在一个朱红或是在一个漆黑的物件上，按照上天的旨意或意愿鬼斧神工般地雕饰着情趣、精神和信仰。我们甚至认为红色与黑色是楚人的生命颜色。

其实，从自然选择颜色逐渐生成为文化和审美的表现因素，楚先民们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获得我们今天的“红”的色彩概念。在远古时代，“红”的概念是和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血”或“火”等。在那时，第一个被人们看作是生命体或生命现象的可能就是“火”。当然，“火”的熄灭就是“黑”，也就是灭亡。因此，生命的“火红”兴旺与生命的“黑灭”死亡，使先民们联系到生存与消亡这个和命运息息相关的最根本的主题，在数百年的发展变化中，楚人将红与黑抽象成了一切器物着色的基本视觉并发展为整个国度的审美情趣，不能不说先人们的智慧真正超凡。

结语

战国、两汉漆画艺术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漫漫历程，期间由早期的简约、中期的缤纷发展到后期的繁复。这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种类。根据我们考察，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很少有哪个艺术画种能像漆画那样与自身所处的社会融糅得那么得体，依附得那么完美，彰显得那么贴切，融洽得那么一致。正如美国的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讲的那样：“以象征符号和神话为特色的原始艺术和古代艺术，以强有力的方式激发思维结构活动，因而必然会在全世界各种文化中反复出现。” ③我们由战国、两汉漆画探索楚艺术的审美情趣，其目的就是要在认真考察研究这一时期漆器、漆画艺术的基础上“捉其优美、抚育光大、放其高飞”，以期达到为我们绘画艺术的学子们寻觅到“古为今用”的路子来。

注释：

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②《太平御览》卷五二六引桓谭《新论》

③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社会生物学》

参考文献：

[1]陈振裕.《战国秦两汉漆器群研究》〔M〕.文物出版社，2007.

[2]王组龙.楚漆器艺术的审美表现特征〔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3.

[3]吴海广.楚漆器艺术的审美意蕴〔J〕.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4]杨莉.漆画与汉代漆器的传承关系〔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杨向东.论漆画的特异性〔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6]李福成.略论漆画的视觉质感与漆语言的精神指向〔D〕.学位论文2008 - 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

[7]张晨.中国传统漆艺文化艺术研究〔D〕.学位论文， 2007 - 南京林业大学：设计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