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论文

2022-04-22

[提要]近年来社会新闻中的热点之一，就是食品安全事件，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正在日渐升温，我国正在试图通过食品召回制度的建立，缓解群众的不安情绪，维系企业的信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论文篇1：

抗战时期《宁夏民国日报》社会教育内容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抗战时期《宁夏民国日报》上刊登的社会教育实践报道、宣传标语、部分社会新闻报道及专副刊内容，均有启迪民智、传播知识、规约民众、动员抗战、促进社会教育运动等功能，但限于当时宁夏交通通讯条件落后，民众知识水平低下，社会整体的学习氛围差，报纸价格昂贵、发行量小等诸多因素，这些社会教育内容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关键词：《宁夏民国日报》；抗战时期；社会教育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北方民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民国时期宁夏本地报刊中的社会事件报道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XYSWC03

一、引言

民国初年，在将西方国家作为参照系的比较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社会落后的“多方位性”[1]，也认识到了要摆脱贫弱落后，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需要有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高素质国民作为必要保障。

于是，在爱国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和当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社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至全面抗战前夕，全国的民众教育馆超1500所[2]，同一时期发行的社会教育类报纸有17种，社会教育类期刊多达140种[3]。

但当时学界对社会教育概念的界定却并不明晰。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等概念错纵交织的含义中努力为“社会教育”寻找边界清晰的确切定义。本文采用当时使用比较普遍、当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即社会教育是民国时期家庭教育、普通学校教育以外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4]。

二、《宁夏民国日报》中的社会教育内容

全面抗战爆发后，沦陷、交战省份的社会教育活动基本停滞。1939年，教育部命令在战区和接近战区的省市尽量恢复民众教育馆，后方省市尤其要加强社会教育。以此为契机，宁夏设立了民众教育馆，进一步推行社会教育[2]。

宁夏省没有专门的社会教育报刊，但《宁夏民国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宣传、推进本地社会教育运动的职能。

（一）与社会教育组织、实践相关的报道

《宁夏民国日报》每期两个版面，大部分内容转自中央通讯社[5]，当地报道、专副刊、广告等内容不足一版。在本地报道中，与社会教育活动相关的内容占比较大。这些内容主要为政府部门关于社会教育的公告，以及社会教育机构的建设情况和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状况。

抗战期间宁夏全省有70余万人口。1941年该省总人口为73万[6]，而此前一年全省所有国内专门以上的学校毕业生仅34人，肄业者17人[7]。这一时期《宁夏民国日报》中也有对各中小学师资匮乏的报道。這表明，当时宁夏民众的整体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因此，宁夏多地组织了规模较大的识字运动。从当时的报道来看，识字运动高潮出现在1939年前后，此时关于各地通俗图书馆建设、民众识字活动开展的新闻频现报端。

禁烟教育是宁夏社会教育的另一个主题。鸦片的种植、吸食不仅压缩了粮食的种植面积，而且导致烟民身体孱弱，农业生产难以为继。《宁夏民国日报》上的戒烟教育报道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比较集中的报道出现在1939年至1940年前后。其时宁夏在省垣及周边市县先后设置了数处戒烟医院，每期接纳数百人进行为期三个月左右的集中戒烟。但该地区种植、吸食鸦片已久，戒烟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在其后的几年间，仍有零星的戒烟报道。

其他社会教育活动报道内容还包括各类讲演、戏剧表演、漫画展、标语宣传等，它们经常在一次活动中组合出现，地点多选在人流量大的闹市。例如，据1939年6月28日的报道《某战区抗战漫画宣传队由绥西前线返抵磴口在磴口通衢要街举行漫画展览观众人山人海情绪异常热烈》[8]记述，这次活动不仅举办漫画展，还组织当地师生进行了抗战标语张贴宣讲。全面抗战初期，这类活动的组织者有学校师生、政府机构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1940年以后，民众教育馆经常参与组织。民教馆设立后，除开展前述活动，还经常组织各类文体竞赛、卫生扫除、观影活动等。

（二）社会新闻中蕴藏的教育意涵

《宁夏民国日报》上的本地社会新闻数量极其有限。在仅有的社会新闻中，除了若干刻意追求反常、迎合读者猎奇心理的报道外，也有一些借对社会现象的臧否传达社会教育理念的报道。如对某匪犯结伙行劫和某人偷盗行为终获惩处的报道，告诫民众要知法守法；对严厉处罚贩卖烟土行为的报道，提醒民众戒烟运动的严肃性；对某公职人员拾金不昧行为的报道，倡导民众要发扬社会美德；对自愿参加识字班等社教活动典型案例的报道，鼓励民众提升自身知识素养；对各地青年踊跃参军入伍盛况的报道，倡议青年从戎报国；对社会各界积极献金献粮的报道，引导民众为抗战慷慨捐资等等。

其中，有一篇刊于1939年5月27日，题为《欲海难填恋奸情热：奸夫淫妇害本夫；子报父仇凶手伏法：克尽孝思哭生母》[8]的报道比较有特点。该报道陈述了省内妇女刘氏与一男子长期私通，败露后合谋杀害丈夫张某并将其弃尸黄河，刘氏和张某的儿子发现后往县府告发，后经审判，行凶两人被公开正法，其子抱刘氏尸体痛哭的事件。这篇报道通过对刘氏行为的批判和对其儿子做法的肯定，反映出报道者的基本立场，即在情与法相遇且互不相容时，该报的态度是恪守法律。

（三）配合时事的宣传标语

《宁夏民国日报》会根据时事变化不定期设置栏目登载一些宣传标语。这类标语大都具有教育大众的意涵。大多数情况下，每次刊载的标语有几条到十几条不等，同一内容的标语一般会连续数期刊出。如1939年4月13日及其后几天登载的“第二期抗战标语”八条，倡议“精诚团结”“积极奋斗争取国家生存”“加紧建设充实抗战实力”等。1940年9月8日，刊登“扩大兵役宣传标语”十条，强调“服行兵役是国民应尽的神圣义务”“当兵杀敌是光荣的事业”。9月13日，刊登“征募寒衣运动宣传标语”十一条，倡导群众向前线官兵募捐寒衣，指出捐寒衣的行为等同于上阵杀敌。1943年1月14日刊登的“训练国民兵标语”十五条，提出保卫国家是每个国民的基本责任，受了国民兵训练，才能更好地保家卫国[8]。

与前述标语形式不同的是，1942年5月上旬，该报连续五六天开辟近四分之一的版面刊登单条、大字号标语，倡导“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中人力物力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工作效能！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等。1945年7月间，该报又刊载字号较大的单条标语，倡言“富户献金献粮，等于献身疆场”“有钱多献争取荣誉！！”等[8]。

总之，这一时期该报刊载的标语，都围绕为国奉献、团结抗战的主题，带有明显的思想动员和社会教育意图。

（四）丰富多样的专副刊内容

《宁夏民国日报》的专副刊数量达20余种，其中副刊以“西北角”“朔风”“银川”等为代表，均为综合性副刊。专刊可分为以“新认识”为代表的学术性专刊，以“地政专刊”“司法专刊”“卫生专刊”“军事专刊”“农业推广”“国防科学”等为代表的服务性专刊以及以“革命生活”“青年”“社教专刊”等为代表的社会性专刊。

综合性副刊的内容有连载小说、诗歌、短评、杂文等，每期主题和内容体裁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都脱离了早期副刊的“消闲性”意趣，另含意有所指的严肃主题。学术性专刊主要介绍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如“新认识”在不同期分别刊载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政治学的新释》《社会学新论》《论教育学》《历史学简论》等文章[8]。服务性专刊旨在为读者提供服务性的知识和信息，如“司法专刊”经常刊登财产继承、司法独立、公证制度、婚姻关系、妇女权益等方面的内容，每期还开辟“读者问答”栏目，答疑解惑；“农业推广”刊登作物介绍、培植技术、烹饪技巧、家禽防疫、农业合作社简介等内容，并提倡农村集团婚礼；社会性专刊多发表评论性、倡议性文章，如“革命生活”中的《祖国之爱》《怎样去学习》《“严肃生活”之我见》《人生问题之研究》《谈修养》，“社教专刊”中的《新的认识与新的努力》《新县制下之社会教育推行问题》，“青年”中的《我们要保持青年的热情》《工作领导与精神感召》《青年如何训练自己》等文章[8]，都意在提醒各特别团体和普通民众在抗战救国的艰难环境中坚定信念、锤炼能力、提升觉悟，做对国家、社会有价值的事，过有意义的生活。

三、《宁夏民国日报》社会教育内容的功能

（一）传播知识，增进民众常识

抗战时期宁夏民众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情况前文已略有述及。这点也能从《宁夏民国日报》对省内各地极力推行识字运动的报道中得到佐证。多数民众不识字，更遑论对各领域专业知识的了解。该报学术性、服务性专刊登载的农业、司法、卫生、国防、军事等方面的常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对当时文化环境比较荒芜的宁夏来说，客观上具有普及常识、传播知识、启迪民智的功能。

（二）规约民众，维持地方治理

由于交通通信不便、民众知识素养较低、社会基层组织管理松散等，宁夏经常出现政令不畅或执行不力的情况，因此，报端常见政府机构“重申前令”，对民众的越轨行为进行警告。这样的报道如《省当局重申前令彻底管理粮食严禁包庇贩运出境》《省府重申前令严厉禁止赌博》《本省当局重申前令根绝烟毒》等[8]。《宁夏民国日报》上除了登载政令正文、公告启事外，还通过新闻报道，专副刊中的知识性、评论性、倡议性文章，从侧面传布政令，在思想和行为上对民众进行规约，以维持地方治理。

（三）统一思想，坚定抗战决心

《寧夏民国日报》刊载的宣传标语、社会教育活动报道，以及各专副刊形式各样的内容，基本都涉及抗战救国的核心主题。这些内容通过描述的、抒情的、评论的、倡议的方式，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调动民众团结一致的抗战思想，坚定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四）及时宣传，推进社会教育

《宁夏民国日报》的社会教育内容除了具备对公众的启迪、激发、引导、组织作用外，其关于社会教育机构建设、社会教育活动开展等内容的报道，也起到了宣传和促进社会教育工作的作用。可以说，当时宁夏省当局利用该报对社会教育运动边宣传边推进，以宣传促推进。

四、《宁夏民国日报》社会教育内容传播效果的探讨

如果说前文对《宁夏民国日报》社会教育内容及功能的陈述、分析主要涉及“传播内容”，那么“传播效果”则是这部分探讨的重点。而对社会教育内容传播效果的探讨还涉及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三个因素。

以作为传播者的宁夏民国日报社来说，在抗战大背景下，《宁夏民国日报》的经费、物资支持经常得不到保障，报社运作捉襟见肘。在抗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该社只设一名记者、一名编辑，采编能力弱[9]；报纸因纸张短缺、机器崩坏等数次面临停刊；受通货膨胀、纸价不断上涨因素的影响，数次上调报价，至抗战胜利前夕，每月定价达430元，与当时一斗白米的价格相仿[8]。在传播渠道方面，其时宁夏各地公路基础设施落后，省内主要的交通工具仍是由牲畜牵引的车辆，交通通信极为不便。从传播对象角度来讲，该报当时的订阅量平均在1000份左右，订户多为机关团体，个人订阅很少[9]。

而作为社会教育主要对象的普通民众，绝大多数散居在基础设施落后、消息闭塞的农村地区，他们生活窘迫、食不果腹，疲于应付各种天灾和人祸，即便能在识字运动中获得基本的识读能力，也没有形成读报习惯的氛围，没有闲情发展智识，没有余资订阅书刊[7]。因此，发行《宁夏民国日报》起到的社会教育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五、结语

《宁夏民国日报》中的社会教育内容形式多样，在客观上具有普及知识、传布政令、启迪民智、动员抗战等社会教育潜力。但如果对关乎传播效果的报社运营状况、报纸价格、报纸配送条件、订阅群体特征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会发现相对昂贵的报价、落后的交通通信条件、贫苦交加的民众、惨淡的阅读学习氛围、极低的报纸订阅量等，共同导致该报的社会教育内容难以到达普通民众，因此也不会对作为社会教育主要对象的普罗大众产生实质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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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臻.民国时期民众教育报刊的办刊宗旨与编辑理念[J].青年记者，2017（32）：116-117.

[4] 杨才林.民国社会教育论纲[J].甘肃社会科学，2011（2）：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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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忠礼.宁夏近代历史纪年[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280.

[7] 崔幼玲.论民国时期宁夏报纸业发展滞后的原因[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5（4）：93-97.

[8] 南京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宁夏民国日报（1-5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1）156，92，18，88；（2）216，226；（3）40-142，486；（4）360，220-228，314；（5）372-380，24.

[9] 李萌，程旭兰，宋师孔.建国前的宁夏报业[J].新闻大学，1995（2）：45-47.

作者简介曹天府，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

作者：曹天府

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论文篇2：

食品召回制度初探

[提要]近年来社会新闻中的热点之一，就是食品安全事件，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正在日渐升温，我国正在试图通过食品召回制度的建立，缓解群众的不安情绪，维系企业的信用。通过对国内外食品召回制度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基本探索，进而寻求一条能够覆盖多层次、多领域的全方面的食品召回制度体系，完善目前已初步构建的食品召回制度，同时通过建立一个食品召回网络，可使食品生产企业兑现基本诚信要求，使消费者能够真正放心的购买和食用我国商品。

[关键词]食品安全；召回法律；责任；完善

[作者简介]董文晶（1978—），女，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民法，公司法。（山东泰安 271018）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J14WB62）；山东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青年项目（13XSKC004）

作为“最会吃”的民族，饮食文化在我国历史悠久，人们对于“吃”的重视程度更是不言而喻。正因如此，从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始，到恒天然的肉毒杆菌、肯德基的冰块菌落超标，到湾仔码头的细菌门、上海福喜的问题肉，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触动，公众将怀疑的目光聚焦到食品安全这一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方面。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从小作坊的粗制滥造有毒有害物质滥用到大厂家甚至知名国际品牌产品检测中的不合格甚至致害现象，人们对于食品生产者的信任值不断下滑。为此我国先后出台《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希望基于监管制度和引入西方国家的食品召回制度等来抑制这一现象的继续恶化。这些措施虽然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我国国情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很多根本性问题无法仅靠几部基础法律去解决。本文把重点放在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存在的根本问题，思考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全面系统的食品召回体系上，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体系。

一、食品召回制度概述

（一）食品召回制度概念及其实质

对于食品召回制度的定义，并未有国际性的标准概念，大都由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在相关法律中涉及。作为最早建立食品召回制度的国家，美国在联邦法规（CFR）《健康和人类服务的食品、药品管理部门》中对食品召回的定义是：“当已经进入市场的商品违反了相关法律，被采取诸如查封等法律行动的情况下，企业对该商品撤架或其他处理的行为。”根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的规定，食品召回是指收回目前市场销售的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违反了食品检验局相关法律规定的产品。我国建立食品召回制度起步较晚，对于食品召回制度的定义只出现在2007年颁布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中：“本规定所称召回，是指食品生产者按照规定程序，对由其生产原因造成的某一批次或类别的不安全食品，通过换货、退货、补充或修正消费说明等方式，及时消除或减少食品安全危害的活动。”不同国家赋予的含义虽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却高度一致，即，“食品均已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且违反一定法律法规造成食品的不安全性。”

（二）建立完善食品召回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屡见不鲜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消费者对国内食品生产企业产品的信任极度降低的前提下，消费热情也会减弱。因此，建立食品召回制度能够为消费者树立消费信心，认为购买的食品是具有质量保证的，一旦发现有质量问题商家也会积极解决，使处于消费弱势地位的公众能够得要应有的安全保障。从食品生产企业自身角度来说，对其生产的产品负责，是其市场诚信的基本体现，对于问题产品不闻不问的企业，终将被消费者摒弃，被市场淘汰。而从国际角度看，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即进入世界贸易的更广阔天地，我们的目光不能再仅集中于国内，而是应当积极主动的向外拓展，展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如推广和销售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食品，以物美价廉的食品工业产品占据国际市场一席之地。因此，作为市场背景共通的基础，发达国家一直以来施行和推动的确保食品工业产品质量和消费信用的食品召回制度，我国必须与国际要求接轨，在国际标准下制定适合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食品工业产品在法律领域是可以受到切实保障的，食品生产企业是具备充分的市场信用的，其产品是可以放心购买的，从而塑造更优良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更有利于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

与此同时，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由于我国法律制度体系并不健全，食品安全执法体系的发展背景也存在较大差异，仅通过照搬西方国家的食品召回制度无法满足国内对于食品安全保障的需求，我国食品产品种类众多，生产经营者层次差异性大、分散度高，依靠出现问题后再尝试召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缺陷食品乱象。而与此对应，消费者面对进口产品完善的保障制度，往往会放弃国内产品转而购买进口产品，对于我国国内消费水平起到限制作用。因此，不仅要建立食品召回制度，而且要完善构建一个食品召回体系，实现与世界接轨的食品召回链条，保护我国消费者最根本的权益。

二、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

（一）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发展历程

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发展起步较晚，计划经济和小农意识的束缚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施行市场经济体制，食品工业产品种类的增多，商业发展的兴起，加之层出不穷的食品污染问题，让人们越来越注重食品的质量安全。1995年实施的《食品卫生法》首次出现了“公告收回”的相关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和不符合营养、卫生标准的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这时的召回还停留在违规处罚的阶段，是针对违法者进行的处罚措施。

2002年起，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大胆试行“召回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首次设立了商品召回制度，即一旦发现产品存在严重质量缺陷，经营者应当通过大众媒体公告等紧急措施，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销毁，这无疑迈出了构建召回制度的第一步。

民众图书馆服务策略之一就是注重全民的参与性，尤其重视弱势群体的阅读需求。民众图书馆正如徐旭先生所言：“是全体人民的图书馆，凡属圆颅方趾，不论其智、愚、贫、富、老、幼、男、女均可进馆享受服务”。[6]现代图书馆做阅读推广工作时，应本着包容、开放和公益的原则，让所有喜欢阅读的读者都平等地享有读书的权利，推广中尤其要关注老人、儿童、残障人士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共享阅读的权利。另外，图书馆应积极宣传鼓励政府部门、有社会担当的企业、社会团体及爱心人士等都参与到阅读推广中来，积极组织图书募捐活动，让全社会共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健康、长效发展。

（四）青少年是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对象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个人学习能力提高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所以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的一个最重要阶段。当前，受传统的应试教育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我国青少年群体阅读形势并不乐观。2014年发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0-17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76.6%，人均8.45本，其中14-17岁青少年图书阅读率为88.3%”[7]。被誉为“知识殿堂”的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之一，应将青少年作为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对象，引导其积极阅读，帮助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担当起推动其阅读的社会责任。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层次的青少年，图书馆可相应地分阶段、分层次组织各类阅读辅导活动，如针对学龄前儿童可以以讲故事的形式引发他们对知识的兴趣；针对小学生则可以把科普知识嵌入到各种猜谜活动、竞赛活动、绘画表演等阅读辅导活动中，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针对年龄层次高些的青少年，则可以通过各类图书馆知识讲座、专题辅导、读书交流会及读书之星评比等方式，培训他们良好的阅读习惯。

三、结语

民国时期的民众图书馆，以贴近民生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的阅读习惯，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阅读水平。如今“民众图书馆”已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但其在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很多实践经验，都可为我们现代全民阅读推广所借鉴。

[参考文献]

[1]沈固朝.民众图书馆的现代意义——读李小缘先生的《民众图书馆学》[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1）.

[2]魏硕.民国时期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

[3]于厚海.社会阅读视域下的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初探[J].图书馆，2015，（1）.

[4]马宗荣.现代图书馆[C].上海：中华学艺社，1928.

[5][6]徐旭.民众图书馆学[M].上海：世界书局印行，1935.

[7]息慧娇.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在京发布[EB/OL].（2015-4-20）.http：//www.chuban.cc/yw/201504/t20150 420_165698.html.

[责任编辑：上官涛]

作者：董文晶

民国初期图书馆社会教育论文篇3：

图书馆权利视角下的民国初期社会阅读探微

摘要民国初期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通俗图书馆等的异军突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的推波助澜，为社会阅读的勃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而图书馆对民众图书馆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则是社会阅读发展的根本动力。民国初期社会阅读的发展过程，贯穿并体现了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权利思想和理念。

关键词社会阅读图书馆权利民国初期图书馆

分类号 G259.296

0 引言

阅读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社会阅读是基于公民图书馆权利的社会化的大众阅读行为。早在公共图书馆出现之前，不论是西方的皇家图书馆也好，还是我国的古代藏书楼也罢，它们都只是为少数贵族及社会精英服务的藏书机构，普通民众既无读书的权利又无阅读的能力，因而社会阅读也就根本无从谈起。近现代图书馆为公众的阅读而生，自从19世纪中叶近代图书馆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就致力于成为社会公众进行阅读的一个没有门槛的场所[1]2。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宣告了图书馆“不但是一种社会机构，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使得社会中每一个公民获得了自由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权利”[2]，从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阅读才成为一种可能。公民的这种“自由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权利”，正是公民的图书馆权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社会阅读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图书馆的重要使命和核心价值，就在于其通过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图书馆权利，进而保障和推动社会阅读的发展。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比西方约晚半个世纪之久，加之“国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不能识字”[3]，因而直到晚清末期我国的社会阅读仍然难有起色。民国政府成立后，社会教育活动蓬勃开展，通俗图书馆等新式图书馆异军突起，加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及新图书馆运动的推波助澜，导致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图书馆权利状况也为之一变，社会阅读由此逐渐风生水起、蔚然成风。正如“19 世纪中叶英美等国公共图书馆产生的社会推动力就是城市工人阶级与社会底层人士的阅读困难”[1]3一样，民国初期社会阅读的兴起与发展，正是得益于图书馆对民众图书馆权利的尊重、捍卫与维护。民初社会阅读的发展过程，处处体现并贯穿着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权利思想和理念。

1 民国初期社会阅读勃兴的时代背景

1.1 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

民初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为社会阅读提供了重要平台。我国在清末以前一直实行精英教育，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在这种教育体制下，阅读已经异化为极端功利化的个人行为，成为少数学生士人借以考取功名的唯一途径，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基本上与阅读无缘，因而社会阅读就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壤。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终于废除了科举制度，并开始尝试通过社会教育以“开民智”。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高度重视社会教育，在教育部特设社会教育司，从此社会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而且跟阅读之间具有先天性的联系。沈祖荣先生认为，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就“是以文字、图书等为工具，去化育人民。并不要类似强制的方法，而人民往往乐于自动地去接受这种教育”[4]216。在社会教育的大背景下，阅读不再是少数人独占的特权，而是改良民众、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图书馆之作用，系补助学校教育所不及，养成人民乐于读书之习惯，提高人民道德和文化素质，进而有利于改良社会”[4]14-26。不难看出，图书馆人已经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推行社会阅读的重要使命，通过“开展大量的诸如阅读活动、讲演会、故事会、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确立了开创图书馆界新时代的信心，同时其大量的活动和取得的效果，也广泛为社会所认可”[5]。由于这一时期的阅读活动被赋予了社会教育意义，因此社会阅读的兴起和普及必然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了。

1.2通俗图书馆等异军突起

通俗图书馆是社会教育中通俗教育阶段的产物。《通俗图书馆规程》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同时规定通俗图书馆不征收阅览费。通俗图书馆的藏书不仅文字通俗易懂，内容贴近民众生活，而且实行免费阅览，加之其数量多、分布广、形式灵活，便于一般民众于休息娱乐之际，增进常识和涵养性情，尤其每逢节假日时阅览者多数倍，“且取阅图书，争前恐后，大有应接不暇之势”[6]。通俗图书馆在全国各地都广受欢迎，前来阅览者甚众。1917年8月，林传甲在呈教育部《请整顿图书馆以广社会教育文》中曾作过比较，通俗图书馆和图书馆在阅览人数上存在着不同，如“京师图书馆阅览人数，本馆不如分馆，而分馆不如通俗图书馆……在天津、奉天等处，亦以通俗图书馆较为发达”[7]261。还有一种能与通俗图书馆媲美的是流通图书馆。1925年4月，浙江陈独醒先生自行创办的浙江私立流通图书馆，堪称我国流通图书馆之嚆矢。“流通图书馆者，搜集中外古今图书，用各种流通的方法（阅览、到馆借，通信借，陈列，巡回、车送和代理）使无地处、时间、性别、保证等的限制，而无所取酬的借予全社会的民众阅读，以达其普及教育之目的”[8]。流通图书馆“将社会上各种读书需求网罗进来，而不论这种需求之巨细、人数之多寡，在推行社会阅读方面可谓不遗余力”[9]78。通俗图书馆和流通图书馆是民国初期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创举，之所以能成为社会阅读的重要推手，就是因为其在本质上体现了对民众阅读权利的尊重与维护。

1.3 新文化运动等推波助澜

1915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推崇以“自由、平等”为道德核心的个人本位主义，提出要彻底改造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一些留学西方的图书馆人如沈祖荣、胡庆生等学成回国，他们到各地宣讲、普及西方图书馆知识，继而拉开了新图书馆运动的序幕。“新图书馆运动的主旨之一就是抨击封建藏书楼的保守弊端，引入美国公共图书馆‘开放、公共、免费’的理念”[10]，这对传统的图书馆理念形成了强烈冲击。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的旧道德、旧传统和神权宣战，同时大肆宣扬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基本原则和精神。这些运动的相继开展和先进理念的广泛传播，导致民众的权利意识空前增强，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已成社会共识。在此舆论氛围下，图书馆人趁势而为，提出了“图书馆者，国民大学也”[11]的响亮口号，大力倡导图书馆走向民众，主张“图书馆要和社会打成一片！要使全国人人皆能使用图书馆！要使图书馆内的书没有一本不充分的应用！”[12]；对于社会阅读，图书馆人更是高度重视，提出要“使图书馆中无一社会不读之书，社会上无一不读图书馆中书籍之人”[13]11-13 。在图书馆人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一股前所未有的大众学习风气开始形成并蔓延全国，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阅读图景自此已初见端倪。

2 社会阅读中蕴含的图书馆权利理念

民初的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图书馆人通过推动社会阅读履行了社会教育的职责。由于受到西方先进理念的影响，他们在教育中“表现出对民主的追求，对图书馆事业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作出了很好的诠释”[9]151。民初的图书馆人推动社会阅读从无到有、由衰而兴的历史过程，实际上也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权利理念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程。

2.1 平等阅读的理念

民国初期的社会教育以平民教育思想为主要遵循，在教育对象上主张有教无类、一律平等，强调公民具有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教育权利平等的理念体现在图书馆利用上，就是要破除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包括“时间的限制、程度的限制、职业的限制、年龄的限制、金钱的限制、手续的限制和陈列的限制”[14]等；体现在社会阅读上，就是对民众平等阅读权利的尊重。李小缘先生指出，“人人皆有资格为读者。皮匠、铁匠、小工、瓦匠、木工、学生、住家的、有钱的、无钱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没有界限，一齐欢迎”[15]10。杜定友先生也主张，“图书馆之招待阅者也，无贵贱，无老幼，无男女，无主仆之别，而皆一视同仁”[16]。图书馆先人们的这些思想和理念，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奠定了社会阅读发展的思想基石，彻底摒弃了以往对读者“唯身份是取”的各种歧视与偏见，赋予每一个公民以公平、平等的阅读权利，因此堪称为我国社会阅读史上的一场思想革命。诚如李小缘先生所说的：“无论男女老幼，无等第，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者也”[15]12 。尤为可贵的是，图书馆人不仅为民众的平等阅读权利摇旗呐喊，而且为保障和实现这些权利而不辞劳苦、躬身践行。如很多图书馆开办了识字班，让不识字的民众学会识字，然后再为其提供图书阅读，从而解决民众利用图书馆能力上的不平等；针对大多数民众虽有阅读需求，但迫于生计所累而无暇光顾图书馆的现状，他们创设了流动书车或巡回文库这些服务形式，“将所藏书籍，推广于民间，以俾大多数民众均能获得阅览的机会”[17]，从而解决民众阅读机会上的不平等；即使对年龄尚小的儿童也一视同仁、平等待之，“苟年龄太幼不能诵读者，则为之备置图画”[13]22-24，凡此种种，图书馆人对民众平等阅读权利的尊重与维护，由此可见一斑。

2.2 自由阅读的理念

民初的新文化运动、新图书馆运动和五四运动等大力宣扬西方的民主与自由理念，强调民众具有接受教育的自由权利，这对当时陈旧僵化的学校教育体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并为开放式的社会教育提供了舆论烘托。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学校教育是按照同样的教材来实施教学，学生没有选择教材和读物的自由；而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图书馆，则是“因人、因地、因时、因事，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宿的教育途径，来实施以图书为中心的教育”[18]，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喜欢的读物来学习。自由阅读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也是图书馆社会教育的显著特点。民国图书馆学家杨昭悊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阅览人爱阅览什么书，就阅览什么书，爱什么时候来阅览，就什么时候来阅览，兼程并进也好，仔细探讨也好，没有学籍的限制，无论什么图书馆都是这样的”[19]。杜定友先生对读者的阅读自由则有进一步的阐释：“读者对于科目的选择，要求有充分的自由；对于各论题的轻重，也可以自由认定；对于学习时间和进步的速率，尤其要自由计划，量力而行。有些是要学一种实用的科学，以收实效的；有些只求扩充自己的眼界，增广人生观念，有些是辅习以前教育不足，有些想另辟蹊径。所以，各人旨趣不同，不能一概而论”[20]。这些尊重读者阅读自由的理念，相较以往“即使他们（短褐布衣者）幸而能够索书披读，恐怕馆里的职员，对他们还要特别的监视”[21]的那种情形，民众阅读的自由程度显然已经今非昔比。为切实保障民众的阅读自由，图书馆在文献的收藏和利用等方面也是煞费苦心。如通俗图书馆的藏书在内容上，打破了“经史子集”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而代之以浅显易懂的、适合普通民众口味的图书，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需求自由选择；还有，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先生所力行倡导的开架阅览方式，则更是尊重民众自由利用图书权利的开明之举，这些做法对于扩大社会阅读群体、增强社会教育效果功不可没。

2.3 免费阅读的理念

尽管公民享有平等和自由地进行阅读的权利，但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底层平民来说，社会阅读的普及仍面临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即公共图书馆对阅览者实行收费。公共图书馆对阅览者收费在民国初期几乎是普遍的做法，尽管通俗图书馆可以免费，但并不是图书馆的主流。民国政府颁布的《图书馆规程》中虽然明确了图书馆是“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7]21，但又规定对阅者可“酌收阅览费”[7]22。其收费方式主要为出售“观书券”，出售“观书券”所得的费用，时称“券费”或“券资”。图书馆的收费制度一直饱受业内人士诟病。沈祖荣先生曾与别的国家进行过对比，对收费弊端痛心疾首，“然各图书馆证券取资，亦足阻碍来学之心。……盖图书馆为公共求学之所，应持开放主义，不取分文以资提倡。欧美图书馆，无一取资者，日本公共图书馆亦然。故阅书人纷至杳来，倍形踊跃。中国仿而行之，沟诱导人民阅书之良法。况取有限之资财，生极大之障碍，所得亦不偿所失”[7]33，可谓言之切切，直砭时弊。李小缘先生也强烈呼吁“省内或市中人民得享受不纳费而阅书之权利”[15]16。在图书馆界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下，我国近代图书馆的收费服务逐步被免费服务所取代。1927年民国政府出台了《图书馆条例》，废除了旧规程中“图书馆得酌收阅览费”这一条款，这才从制度上彻底消除了免费利用图书馆的障碍。民众免费阅读权利的实现，是民众的图书馆权利得到解放的又一重要标志。

2.4 对弱势群体的阅读扶助理念

民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积弱积贫，文化发展也极不均衡，绝大多数民众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其中包括妇女、失学儿童和占全国主要人口的农民等。即使图书馆实行免费服务，这部分人群也会由于阅读能力方面的障碍而无法成为读者，因而成为社会阅读的弱势群体。图书馆人对此深感责任重大，他们想方设法“使一般的民众都到图书馆里来，换句话说，就是图书馆须负了先锋官的使命，勇猛地打进民众的阵伍，先以华佗的妙手回春的仁术潜心的去医治一般的文盲，等他们得见了天日，然后效法解粮官的行动，奋慎地尽量的去填补他们的大欲！”[22] 由此可见，图书馆人并没有因为大多数民众是文盲就推卸责任或放弃努力，而是从提高民众的识字能力着手，在此基础上再为其提供阅读服务，充分体现了图书馆人推行社会阅读的责任担当。针对“民众不识字者占大多数，故需要图书的对象不多”[23]这一状况，图书馆或开设识字处或开办识字班，帮助不识字的民众学会识字。面对妇女社会地位不高、受教育较少的实际，有的图书馆开设了妇女识字班或妇女补习学校、妇女读书会等，对妇女的读书予以帮助，甚至还为因各种原因不能来馆的妇女开设了家庭巡回文库。此外，为了给来馆不便的民众提供阅读服务，图书馆还“于本馆外，别设分馆，图书流通处，图书代借处；办理巡回文库等。于是距图书馆较远的民众和不能离家的老年人、产妇等，也得沾图书馆的恩惠了”[24]。由于农民肩负着沉重的生产和生活负担，加之农民的阅读意愿也不强，因此农村的社会阅读状况要比城市糟糕得多，推行社会阅读也要比城市困难得多。但是图书馆人并未被困难吓倒，而是提出对农民要“设立识字处、问字处、代笔处等解决农民的急需的生活问题……要利用流通的方法把书送到农民面前，要踏着实地来任事、绞尽脑汁为图书馆想出路、真诚地跑进农民的队伍、牺牲些自己的个性去将就劳苦大众”[25]。图书馆人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对弱势群体予以阅读扶助的现代图书馆权利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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