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

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 篇1：

民国时期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发展

摘要：本文分析了民国时期南京、北京和青岛三个重要城市的规划概况和建设特点，梳理了当时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对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体系发生的影响，阐述了西方权威话语背景下民国城市规划实现本土化的精神诉求与传承方式。

关键词：民国时期；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实践；本土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城市建设的政策和措施。1919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实业计划》来促进城市建设，涉及城市的交通、产业发展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地方自治制度，并颁布一系列法规保证制度实施。该时期恰逢在西方接受到规划教育的一些中国学者回国，促成了当时如南京、北京、青岛等一些著名城市规划实践工作。

一、南京《首都计划》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为改善清朝末期鸦片战争对城市造成的破坏和遗留问题，开始着手制订南京城市规划来维护国家稳定，政府聘请了美国设计师墨菲（Murphy Killam Henry）、古力治（Ernest P.Goodrieh）为顾问，以及国内建筑师吕彦直等专家协助规划的编制。1929年底，《首度计划》制订完成并公布于众，这是中国规划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关于南京的完整规划方案。宏观上以科学、美学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优秀的经验和思想，微观层面以中国传统形式为主体。在城市空间上避免“长条形”发展，采取均衡的圆形布局，主干道避免街区对角线式的格局。

《首度计划》涵盖了南京史地概略、人口推测、首都界限、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路面、市郊公路计划、水道改良、公园及林荫大道、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的安排、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28项规划内容。规划中的重点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区的选址、建筑形式及道路系统的选定。道路系统采用了美国的方格网式和放射状的布局，而市郊则是采用了蛛网式路网。至1935年方格网式道路系统基本完成，并且在林荫大道布置污水、雨水的排泄设施，结合西方先进技术与材料，在形式上本着“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也”“颜色之配用最为悦目也”“光线空气最为充足也”和“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也”这四个原则，表达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城市规划实践。

二、北京《北京都市计划大纲》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民国时期北京城市的政治、经济、文教、规划、社会生活日益衰落。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做了一系列积极的努力。《大纲》计划内容包括都市计划区域、街市计划及新街市计划、地域制、地区制、交通设施、其他公共设施、都市防护设施和保留地九个部分，该计划体系完整，范围涉及内外城及四郊。《大纲》将北平定位为政治军事中心和特殊的观光城市，规划范围包含郊区，以正阳门为中心，东至通州，南至南苑，西至永定河的西部山地，北至小汤山，约3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同时对于城市分区要求在尊重旧街区原状的基础上，分为专用居住、居住、商业、混合、工业等不同用途的区域。地区制分为绿地、风景、美观三种地区。同时《大纲》拟在西郊建立一个新区，以容纳枢要机关及与此相适应的住宅生活设施，并且对交通设施做出了详细规划。《大纲》对北京的民生、社会、产业等多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但是其本质是为支持侵华战争，方便日侨居住而制订的，无法真正的解决最主要和最根本的问题。但在技术层面上来看，借鉴了西方“卫星城”和绿带规划理论，产生居住隔离，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之间的居住工作隔离，同时城市产生了居住区、商业区、混合区、工业区，结合实际，科学布局，结合城市本身的特征。同时强调了城市布局轴线，对于一些城市的市政系统也有自己的考虑和沿袭。

三、青岛《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初稿）》

1935年，当时的市长沈鸿烈先生主持《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初稿）》，其中以实用、美观、新旧街区连续、时间延续、历史保护原则，将整个城市根据实用性质分为行政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和港埠区，对整个城市的道路系统进行设计，并对道路进行分级，分成干路和支路两个道路等级。同时，规划还涉及到景观绿地规划，添加了公园、森林、广场等典型的城市空间要素，在此基础上统筹设计了市政系统，减少城市的卫生问题。《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初稿）》规划方案比较成熟，思想比较系统全面，融合了西方功能分区，道路网规划等的方法与思想，切实为青岛的城市发展提供很多的帮助。但不足是规划手法比较注重形式，模仿西方城市规划模式的痕迹比较重，造成了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呈现带状结构发展，与早期的城市规划设想不太符合。

四、近代城市规划实践本土化发展特点

1.对民族形式的精神诉求。晚清到民国，中国被遮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阴影下，从城市建设到建筑样貌，形式亦然，西方的影响已如新文化运动般的迅猛。早期的规划实践大体上是模仿西方的城市规划建设，借鉴西方的城市规划思想如：“田园城市”“城美化运动”“城市绿带（大伦敦规划）”等。然而，城市建设方面的文化反思和自觉却不曾一刻停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使是受制于人，仍未忘记文化上的本性。以南京首都计划为例，对南京城内、城外进行功能分区：在紫金山南麓设中央政治区；在明故宫一带设商业区；以中山大道为发展轴，与城南旧区（南唐故城）；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化教育区和计划中的市行政区相连，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结构。这种城市中轴线北端设置中央行政区的做法，是唐宋以来“择中立宫”“于北辰位立宫”的文化延续；内城、外城的设置，也是悠久历史传统的承接。

2.对建筑风貌的中式改良。民国时期很多港埠城市，在面临西方新古典建筑风格的冲击之下，都催生出带有折中意味的新民族主义建筑风潮。这种风潮的影响下，建筑的整体比例借鉴了古典主义的美学规律，建筑造型中也不乏拱门、回廊、舷窗等域外形式。然而细看时，又有坡屋顶、抬梁、飞檐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只是建筑形式上更为精简，造型朴素大方，不拘泥于琐碎的细节。再看建筑材料，从晚晴开始，砖、水泥、石材和玻璃等西方工业国家的建筑材料，打破了木材在建筑中建造和构造的主导作用，砖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石材立面成为主要的建筑形式。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近代建筑采取了更具本土传统色彩灰砖，而非一味地模仿欧美的红砖材料。可见，无论是从建筑造型到建筑材料，都有设计师弘扬本土精神的尝试。

3.对城市问题的本土思考。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本土化特征的适应性转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民国早期，城市规划实践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和手法比重很大，整体上还不能做到与中国当时城市的具体实际进行良好对接。但是，早期的城市规划已经能够将西方的经验较好地运用，并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市政工程的便捷性、公共卫生的安全性、城市面貌的独特性。尤为可贵的是，早期的规划实践也开始考虑本土城市的城市问题与城市特征，表现出一些城市本土化的特征。如青岛市的城市规划实践，就充分考虑人口与港口城市的特征，同时也重点考虑城市的卫生环境问题，形成独具自身城市特色的城市排水系统。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呈现出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与现实需求的融合，切实的从城市问题出发，呈现一些城市本土化的特征并且慢慢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周健民.论民国时期《首都计划》的历史地位[J].中国名城，2013，（04）：53-56.

[2]董佳.國民政府时期的南京《首都计划》——一个民国首都的规划与政治[J].城市规划，2012，36（08）：14-19.

[3]王亚男.日本侵华时期《北京都市计画大纲》的制订及其历史影响[A].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研究所、首都博物馆.北京学研究文集2006[C].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研究所、首都博物馆，2006：12.

[4]齐峰.日伪时期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产生的原因与性质初探[J].首都博物馆丛刊，2008（00）：134-145.

[5]袁春晓.青岛民国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建设（1929-1937）[D].青岛理工大学，2016.

作者：左辅强　王梅　许峰

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 篇2：

《北京档案史料》2017年第2辑内容提要

《北京档案史料》2017年第2辑共刊布了以下六组馆藏档案史料：

1917年京师地方教育史料一组/鹿璐选编

内容提要：本组史料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京师学务局印制的《京师地方教育处所一览表》，从中可见民国六年地方教育机构有公私立学校、女子学校、师范学校、国民学校、半日学校、蒙养园、实业学校、公众补习学校、通俗教育讲演所、公众阅书处、阅报处等多种形式；二为民国六年京师学务局所属各校上报有关附设露天学校的开办经过和实在情形的呈文。

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建筑法规史料选/王海燕选编

内容提要：自1929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九年间，北平市先后多次制定或修正建筑规则及其附属的房基线规则、厂商承揽工程取缔规则等，目的是强化监督，以保障社会生活的安全有序。本组史料主要包括北平特别市建筑规则、修正北平特别市厂商承揽工程取缔规则、北平市房基线规则、修正北平市建筑规则等，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建筑行业的管理状况。

1946—1948年北平市政府征募新兵工作史料/王永芬选编

内容提要：国民政府在1927年至1936年实行募兵制，1936年正式颁布《兵役法》，规定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义务，并由募兵向征兵转变。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正常征兵不能满足各部队兵员补充之需，很多地方采取征兵和募兵并行。1944年冬，国民政府令各省发动10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制发《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等法规，发动受过教育、年满18岁至35岁、身体合格的知识青年志愿参军。1946年以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急需扩大兵员，军队募兵出现雇买顶替，演变为强拉硬抓，自愿服役者极少。

1946至1948年北平市政府为完成征兵任务，制定公布了系列相关规定，成立兵役协会、禁役免役缓征缓召审查委员会等组织，以及制定在市区招募新兵联系办法等等。为防止北平市现役及龄男子逃避兵役，特制定了《北平市现役及龄男子管制办法》，以保证战时军需。本组史料反映了这一时期北平市征募新兵工作情形。

1946—1948年北平市妇婴保健工作史料一组/苗明玉选编

內容提要：民国时期北平市妇婴保健工作始于1930年成立的北平市立卫生局保婴事务所，日伪时期停办，1946年11月复员，1947年2月改称北平市立妇婴保健所。其工作业务范围有所扩容，大致可分为门诊检查、产前产后检查、外出接生、产前产后访视、婴儿健康检查、防疫注射、训练助产人员和产婆等。虽然面临经费短缺的严重困难，但北平市的妇婴保健工作在这段时期内仍能积极筹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组史料反映了北平市妇婴保健工作相关情况，从中也可以了解民国时期妇婴保健工作水平及开展情况。

20世纪50年代北京科联成立及初期工作史料/王海燕选编

内容提要：1950年8月18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开幕。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两个组织。作为“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的地方机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简称“北京科联”）于1952年成立，“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北京分会”（简称“北京科普”）于1953年成立。1958年北京科联与北京科普合并，成立了北京市科协筹委会，1963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正式成立。本组史料主要为有关北京市科联成立及初期工作的会议记录、计划、报告等。

1958─1959年朱德视察北京市工厂企业史料一组/孙刚选编

内容提要：朱德同志在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期间，曾十分频繁地到基层各个行业视察指导工作，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仅在1958年10月份，朱德在北京地区就视察了石景山钢铁厂等十数家单位，1959年10至11月，朱德又视察了北京地区的数十家工厂企业。每去一家，朱德都详细询问被视察单位的生产经营、职工生活等情况，并及时给予各种指示和明确的意见。各个单位对于朱德的视察过程大都留有或简或详的记录或汇报。本组史料即这些被视察企业对于朱德视察经过的汇报辑录。

此外，本辑还刊登了李自典的一篇研究文章《警察与近代城市交通管理——以北京为例》。

民国时期城市交通管理论文 篇3：

当代纪实文学创作中的“广东现象”

摘要：广东当代纪实文学创作特色鲜明、势头正盛，呈现出赶超全国的良好态势，已构成其令人瞩目的“广东现象”。广东作家在题材选择方面，能放眼全国、立足本土，在多样化中凸显地方特色;在形式探索方面，能不懈求索、勇于开拓创新;在主体立场方面，能守望沉重、敢于担当等。他们的创作丰富多彩，但主要成就还是在有关“问题—改革”等方面。其代表作家，主要有杨黎光、喻季欣与陈启文等。

关键词：纪实文学;广东现象;杨黎光;喻季欣;陈启文

新时期以来，中国纪实文学创作高潮迭起、发展迅猛，大有取代“虚构”而雄霸文坛之势。在这方面，京津冀、江浙与山东等省市表现尤为突出。但就其发展趋势而言，广东、湖南等地却后来居上，大有赶超全国之势。就广东而言，继东莞成立中国作家村后，近年不但成立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而且采取有力措施，组织、出版系列丛书等。具体来说，省作协决心“以报告文学为突破口，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研究以全新的理念、途径、政策和方法扶持优秀作家，以机制、项目、选题、活动等推动长篇报告文学创作”[1]。因而组织“改革开放再出发”专题与《红色广东》丛书、《南粤英雄》丛书、粤籍左联作家传记丛书[2]，并已出版《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丛书等。[3]正是其不同凡响的突出表现，使我们不得不关注纪实大潮中的“广东现象”，并重新审视其发展、特色与成就等。因而，笔者特以杨黎光、喻季欣与陈启文等作家为重点，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首先，在题材选择方面，广东作家既放眼全国，更立足本土，在多样化中凸显地方特色。本来，与虚构创作不同，在题材选择方面，纪实作家更注重从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实际出发，以乡土或家乡为根据地，但就广东而言，它在这方面更为鲜明、突出。如杨黎光、喻季欣与陈启文等，虽非“土产”而为外省“闯入者”，但因其长期生活在广东而被这片改革热土所“同化”：如果说，陈启文因其相对“迟到”而乡土特色不够鲜明的话，那么，杨黎光和喻季欣则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他们分别以深圳与广州等地为中心，而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广东的改革社会全貌。

如杨黎光从《灵魂何归》到《横琴》与《家园》等，其题材聚焦于他所工作的深圳;《瘟疫，人类的影子》《大国商帮》《中山路》与《脚印》等，则“辐射”至深圳周边的广州、中山与汕头等地。喻季欣的创作大多取材于广州，只有少数反映珠海、肇庆等地：除主编的《东江纵队抗日英雄传奇系列》等外，他的其他创作也几乎全以广州为中心。其中《神圣红绿灯》“把广州的城市交通管理放到一个较大的背景下，放到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坐标上”[4]，从“城市交通管理”这一角度反映了广州的改革新貌;《海归南天》在系统回顾广东非凡的“海归”历史的同时，重点“报告”了广州市政府首创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对广东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逐梦世界》，通过“广交会”这一中国会展的“领头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具体、形象地透视了新中国在“走向世界”中追逐梦想、艰难前行的非凡历史。而《大地正兴旺》与《心桥永远》等，也写的是广州附近的肇慶高新区与港珠澳大桥建设等。而陈启文的创作虽不限于广东，但近年也有深入反思“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与总结深圳改革等的长篇力作《海祭》和《为什么是深圳》等。

当然，这一点也表现在其他作家与历史题材创作等方面。如王国梁的《沧海英雄》不但写了汕头的钢铁战士麦贤得及其“硬骨头”精神，而且写了英雄“军嫂”——麦贤得的妻子李玉枝的忍辱负重与无私奉献等。而在“问题—改革”创作等方面，也还有雷铎的《世界第X特区——深圳》《中国第二岛》与李士非的《热血男儿》《转型期报告》等集中反映深圳、海南等经济特区建设的作品;而陈秉安执笔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等，则报告了深圳经济特区从提出设想、奠基创业到初步繁荣的历史过程，并揭示了其成功奥秘，也探讨了某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尤其是他的《大逃港》揭示了被尘封多年的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隐秘侧面，即发生在当今深港边境的“大逃港”现象，从而不但肯定了从广东省委到宝安县委的一批真正共产党人，而且指出“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沿海的宝安县”等。而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则以广东为中心，以谢非等人为重点，通过创办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和邓小平南方谈话等重大事件，以点带面地反映了中国改革30年来的非凡历史与壮阔画面。

其次，在形式探索与文体建设等方面，广东作家也勇于开拓、特色鲜明、成就显著。在这方面，杨黎光最为典型——如其自述，他的创作可分为“人”“事”“思”3个不同阶段。即1993—1998年“关注的是社会变革中人的命运，人的困惑、蜕变、沉沦和爱情”，其作品有《灵魂何归》《打捞失落的岁月》《美丽的泡影》与《梦醒魂不归》等;1998—2008年“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重大事件”，其作品有《生死一线》《瘟疫，人类的影子》与《惊天铁案》;2008—2018年主要“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其作品是《大国商帮》《中山路》《横琴》与《家园》4部曲。就文体探索而言，“第一阶段主要是以细腻的描述，写人物的命运，重点是人。第二阶段是从探究的角度，挖掘社会重大事件的渊源，重点是事。第三阶段，以宏观视野，追寻近代中国艰难的现代化历程，重点是思辨”[5]。

事实的确如此。他的《灵魂何归》从人生轨迹、心理变化与情感世界的角度，探讨王建业等从“好人”到“犯人”的主客观原因，从而总结某些人生哲理与经验教训。《打捞失落的岁月》也从人生、人性的角度和情感、婚姻、性爱的深处，探讨腐败、堕落分子的犯罪原因与灵魂世界。这种通过人物命运、从人性等角度揭示人生哲理的审美选择，也表现在他最近的《脚印》等作品中。21世纪以来，他不但继续聚焦法制、关注改革与探讨问题，而且在人物描写与“情理融通”等方面更向其广度与深度掘进。如《惊天铁案》不但再现了香港特大绑架案的侦破过程，而且对“世纪大盗”张子强的犯罪心理等进行了深刻挖掘与理性分析。《寻践新路》以具体数字和扎实资料，宏观、理性地反映了深圳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事迹。《中山路》“在历史与现场的纵横交错中，全面地展开了人与事、景与物的现场报道和历史回放，在热情洋溢的历史叙述和理论思考中，再现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和强国梦”[6]。而《大国商帮》则“以粤商为蓝本，以国际国内商业发展史为背景，以商人、商业和国家命运为思辨维度，追寻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轨迹”[7]。尤其是《瘟疫，人类的影子》从科学的角度，以思辨组织素材，说明“非典”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人类与“非典”等未知疾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等等。

在对报告文体的探索与创新方面，经较长时期的探索，他已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思辨体”。这种文体，既是作者的自觉追求，也是其创作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从《灵魂何归》到《瘟疫，人类的影子》，再到《中山路》与《家园》等，可明显看出其发展轨迹：如果说，“探微”和“溯源”虽有较多理性思辨，但还是以“人”为主、以“人”带“思”，那么，“追寻”与“思考”则是以“思辨”为主，以“思”带“人”、以“思”观“事”。正如作者所说，他到中山市是“为撰写我的‘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的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中山路》做研究”[8]，到横琴“是想写一部有一定深度和参考价值的反映我国新30年改革的思辨体报告文学”，因为，“一些作品最缺的就是立意”[9]等。在这里，作者所强调的“立意”，实际上不只涉及报告“怎么写”等形式技巧，而且关系到其“是什么”等价值观念问题。即他认为，文学报告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是“思想”，其作者应是有责任担当的“思想家”。正是如此，他强调主体介入，强调理性思辨，更强调“经世致用”。因而正如有人所说，他的“思辨体”的特色，一是“作家主体的空前凸显”，二是“将‘思辨’大量植入”，三是“沿着思辨的发散确定写作内容，不受具体题材制约”[10]等。

事实的确如此。如《中山路》“以史为经，以论为纬，经纬交结，在历史与现场的纵横交错中，在客观沉静的历史叙述与理性思辨的理论思考中，再现了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和强国梦”，或者说，它“站在世界近代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上，以遍布中国的‘中山路’为由头，以孙中山的革命与人生轨迹为主要线索……追寻、探考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11]。《横琴》“以珠海横琴新区为新30年改革样本并对其改革发展的成败得失进行‘十个观察与分析’”[12]。尤其是《大国商帮》，虽以徐润、唐廷枢与郑观应等人为描写重点，但从其篇章结构、内容体例与叙述风格，尤其是从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与资料注释等方面来看，它却具有更多理性“思辨”，更类似“文学化的研究报告”或经济学著作，即形象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家园》也是这样。它以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为着眼点，围绕“城市病”与“城市化”等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既有学者式的宏观描述，又有诗人的激情点评，更有小说家的精妙叙事，视野开阔，文思飞扬，剖析独到”[13]。总之，如果说，《大国商帮》追溯的是“一条线”，即探索粤商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意义，《中山路》考察的是“一条路”，即研究民国时期提出的“实业救国”之路的意义与成败，《横琴》解析的是“一个岛”，即通过横琴考察改革向纵深发展后的试验点“自贸区”的创新与局限，那么，《家园》则记录的是“一个点”，即通过深圳罗湖的“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探索包括“城市病”治理在内的“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14]等。

总之，如同胡平的“学术体”及“思想美”等观点一样，杨黎光的“思辨体”创作与强调作品“立意”等观点，也为文学报告的文体发展与观念更新作出了独到贡献。它进一步说明：当今的纪实创作，不但继续在向历史与文化等领域“扩张”，而且越来越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化”倾向——只不过胡平侧重政治、社会与国际关系，而杨黎光则专注于经济、工商与“现代化”罢了。

在艺术探索方面，喻季欣也有较突出表现。这一点，在他的《心桥永恒》与《跨山越海》等“大桥系列”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在此，我们须先提及新近的“大桥文学”现象。即在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前后的一年左右，集中反映该大桥建设的纪实长篇，先后有长江的《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曾平标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周强的《虹起伶仃：逐梦港珠澳大桥》、何建明的《大桥》与喻季欣的《心桥永恒》等。而其中广东作家又是创作主体：除喻季欣的《心桥永恒》与《跨山越海》外，还有曾平标的《中国桥》与周强的《虹起伶仃》等。

综观以上长篇可知：它们虽题材相同、时间相近，但由于其“客体”丰富且“主体”各异，因而其特色互见、异彩纷呈。如长江的《天开海岳》更多通过对工程主要负责人的采访，以对话等“新闻调查”形式，挖掘其表象后的“问题”与“内幕”。何建明的《大桥》以林铭总工程师等“人”和岛隧工程等“事”为重点，在展现新一代建桥英雄风采的同时，激情讴歌了新的时代与民族精神。曾平标的《中国桥》与周强的《虹起伶仃》等，则以材料扎实、人物众多与反映全面等见长。而喻季欣的《心桥永恒》虽出版在后，但也有其“后来居上”之处。即在内容上，他不求“大而全”，而只选择胡应湘、朱永灵与林铭等主要人物及岛隧工程等为重点;在写法上，他不求描写细腻，而从个人感受与时代精神等方面入手，努力概括和提升其“启示”意义，以突出“一国两制”框架下3地政府的“珠联璧合”，和大桥“是一国之重器，是珠联璧合的时代经典”等;在语言与编排艺术等方面，则更注重图文并茂等。而正是这种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才构成作品整体氛围上的“诗情画意”。这一点——尤其是其语言的哲理诗情，又具体表现在如下层面：一是标题的“点睛”概括，二是各章前的“诗意”提示，三是内容中穿插的“哲理”议论等。

《跨山越海》既是《心桥永恒》的“姊妹篇”，又是作者的創新与超越之作：它不但在内容上由“一桥”发展到“七桥”，由“十年”扩充为“七十年”，而且在构思立意与思想艺术等方面，更由“诗情画意”上升为“史诗”追求等。而正是通过以点带面地描述中国的“桥梁现象”及其“大桥经济”等，作品就在“桥梁大全”的基础上，不但再现了新中国70年的建桥史，而且从一重要侧面，反映了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等。而在“诗”的方面，《心桥永恒》所表现出的特色，在《跨山越海》中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即它不但保持而且发展了图文并茂与哲理诗情等。如作品7章的标题分别为：万里长江起宏图，铮铮铁骨“争气桥”，九派浔阳壮河山，虎门桥向新里程，开发开放浦江潮，曲尽其妙海天阔，“超级工程”梦复兴;其节、目标题中有如下之题：实干兴邦，时代乐章的启奏与华彩;弦歌不辍，历史长河流淌凝固乐章;继往开来，70载奋斗谱就壮丽史诗等。总之，《跨山越海》从“桥”与“国”，“人”与“史”及“诗”与“文化”等方面，既为“大桥文学”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总结，也将其提升到了新的“史诗”高度。

也许，与赵瑜、胡平等侧重“问题”报告的作家相比，喻季欣的创作还缺乏批判的强度与思想的力度;与何建明、张平等注重“典型”描写的作家相比，还缺乏描写的“精”度与人性的深度。但他也有其优势与特长：一是记者、教授等丰富阅历使他眼界开阔、积累深厚，能博取新闻、文学与学术之长;二是他长期生活于广州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因而既有稳固的创作根据地，又能把握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动向。如此，也就形成了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即：真实、厚重，信息密集;简洁、明快，诗思蕴藉。而他的这种“个性”创作，其价值与意义在于：

第一，在文体探索方面，为“文学”报告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即作为记者型作家，他一方面坚守新闻的“真实”，一切从采访、调查的实际出发，坚持“言必有据”，杜绝任何虚构;另一方面，又立足“文学”本位，追求“史诗”风范，在语言的简洁与哲理思辨等方面下功夫。因而，其创作就既与“新闻”划清了界线，又不同于传统的报告文学，而是一种创新了的“文学报告”——相对于胡平的“学术体”、王宏甲的“政论体”与杨黎光的“思辨体”等而言，或许可称为“新闻体”。

第二，在形式创新方面，为“宏观综合”与“史诗叙事”的有机融合等提供了新鲜经验。即在题材上，他极少写具体的一时、一人、一事，而至少是写某一部门、行业或现象，甚至是一座城市的“多时”“多人”与“多事”;而在写法上，又在该大“点”上进行“面”的发散，并尽量勾连古今、联系整体。如《海防风采》写的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海警支队，《跨越时空》写的广东邮电移动电话发展10周年，《神圣红绿灯》写的广州城市交通管理，《大地正兴旺》写的肇庆高新区，《雪域苍穹》写的广东第七批援藏工作等，都是这样。尤其是《海归南天》《逐梦世界》与《跨山越海》等，不但立足广州、放眼全国，而且纵览今古、连通海外：前者通过“留交会”与“广交会”，从其特定“窗口”，既从纵向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人才“海归”与外贸进出口等方面的非凡历史和光辉成就，又从横向上俯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有关形势与变幻风云;后者由港珠澳大桥而至全国的7大桥等，从“桥梁建设”的角度，既从纵向上透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历史，又在横向上反映了武汉、南京、上海及港澳等众多城市与地区的人文地理与政治、经济等。因而，它们不但进一步体现了“宏观综合”与“史诗叙事”的有机融合，而且更表现了作者对“史诗”风范及其审美品格的自觉追求等。

最后，与形式探索紧密相连，广东作家还表现出鲜明的“主体虔敬”与沉重的责任担当等。这一点，我们可以陈启文为重点进行考察。与杨黎光等一样，陈启文的创作也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特色鲜明，能不断创新、追求，力争既超越自我又超越别人。如《袁隆平的世界》不但在写科学家方面有一定突破，而且在文体形式等方面有新的开拓;《海祭》不但向历史的深层掘进，而且表现出思考的深沉与学术的凝重等。尤其是《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中华水塔》与《为什么是深圳》等“国情”系列，将“生态”与“问题—改革”等有机融合，更体现了当代纪实文学创作发展的新趋势。

其中《袁隆平的世界》实际是对《共和国粮食报告》的延伸与深化，即与其“粮食”主题等一脉相承。但有关袁隆平的创作已达数十种，如何既超越别人也超越自我？作者的做法是：不但将作品定位于“报告文学”，而且自觉要求立足“当下”、严守“真实”、深度“还原”[15]。如此，我们看到，以往的同类创作虽也涉及袁隆平的“科学”与“精神”等，但大多是按“传记”的要求或从“传记”的角度，着重写其“人生”。而该作则不只在广度上包括“人生”“科学”与“精神”等，而且在深度上，将“科学”写明白、到位，将“人生”与“精神”内化为生命意义，提升至哲理高度;不只歌颂其奋斗与成就，而且揭露其问题等。因此，作品不只叙述人物“做了什么”与“是怎样做的”，而更揭示“为什么这样做”和“这样做的价值与意义何在”等。正是这样，作者对有关杂交水稻、分子遗传与转基因等知识下大功夫，努力从专业角度去理解，以使读者具体认识袁隆平的“科学世界”等。而作者正是通过揭示其“生命态度、生活哲学、人生智慧”“还原和阐释他坎坷不降其志、风尘不辱其身的精神成长史”，并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行了“广义思考”[16]。而正是如此，作品就凸顯了立体、真实的“科学家”与“农民”高度统一的袁隆平。

《海祭》所写的“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与以往同题材创作相比，无论在思想力度、学术厚度还是在形式创新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与超越。首先，在构思立意上，作者不满足于一般的“歌颂”林则徐等民族英雄，或“再现”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而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在“还原”其真相的同时努力探讨“人与历史”等问题。其次，在写人时，作品在再现林则徐等英雄并肯定其伟大民族精神的同时，又对林则徐、琦善与道光等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等进行了理性的学术思辨。总之，作者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厘清和回答：中华民族对泛滥成灾的鸦片烟毒要不要禁？如果没有林则徐掀起的禁烟运动或虎门销烟，鸦片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中国没有胜算把握，是否应放弃抵抗？等等[17]。最后，在方法、形式上，作品采用“国运与命运”的复调叙事，“以点带面、以点穿线”。即“将清朝的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林则徐的个人命运……互相穿插，互为背景又互为因果，形成互文，一边追问，一边推进，力图使国运和命运同时得以双重展现”[18]。

然而，综观作者创作可知，他题材最集中、价值也最厚重的，还是其“国情”系列：它不但进一步发展了以往“问题—改革”创作中的“全景式”与“宏观综合”等手法形式，而且在题材内容与审美选择上，将“问题—改革”与“西部”“生态”等融为一体，从灾难、粮食、水利与环保等方面，更全面、系统地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分国忧”“献国策”等方面的责任担当。如《南方冰雪报告》在报告2008年的冰雪灾害及其抗灾斗争时，不仅是人与事、情与理的“综合”，还有宏观与微观、歌颂与批判等方面的“综合”：不但针砭了时弊、洞察了人性，而且从医学、心理学与生态学等方面，探讨了如何防灾减灾、改善人与自然之关系等。《共和国粮食报告》探讨的虽也是“三农”问题，但又不限于“三农”，而是以“粮食”为视点，以半个多世纪为经，以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为纬，在天、地、人、时交织的立体系统中，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思中国的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正是如此，作品在写人与叙事、理性与“文学性”及歌颂与批判、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达到了较好融合[19]。

作者： 章罗生 陆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