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论文

2022-04-26

内容摘要：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分散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封建国家权利无法触及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基层，乡村社会为地方士绅所控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民国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民国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论文篇1：

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校与私塾的博弈（1912—1937）

关键词：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校;乡村私塾;博弈

摘要：1912至1937年，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于乡村社会且相互博弈。一方面，乡村小学校强势进场，政府通过制定奖进、改良、改造乃至直接取缔的政策，压缩私塾在乡村社会的生存空间，乡村私塾遭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乡村小学校办理成效不彰，出现乡村学龄儿童进入小学校就学的占比较低，师生人数普遍过少，常有学生缺席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乡村小学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乡村私塾反获乡民优选。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分别作为新式教育和旧式教育的代表，交织与博弈于乡村地区，反映出这一时期乡村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与复杂。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Rural Primary Schools and Private Schoo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37）—An Investigation in Anhui Province

LIU Li-na（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China）

Key words：Republic of China;rural primary schools;rural private schools;game

1912年《普通教育暫行办法》颁布后，小学校逐渐成为国家通过现代学制系统在乡村地区普及初等教育的正式组织机构，其发展程度，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初等教育的普及化水平。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分别通过颁布与小学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从制度上规约着小学教育发展的方向，而且规划着小学校这种现代教育组织的发展。鉴于1912至1937年，乡村小学校多以乡村初级（初等）小学校（1—4年级）为主，本文将乡村小学校界定为设立于乡村地区的初级（初等）小学校。

从研究地域的选取来看，民国时期中国的乡村社会在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研究一地乡村社会，可达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本研究以安徽为考察中心，是因为安徽在民国时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地理位置上，安徽位于中国东南部，历来是农业大省，省域内既有自然条件优良的地区，也有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相对靠前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类似中国整体情况的缩影。文化传统上，安徽境内既有如徽州这样的传统文化发达的地区，也有如皖西大别山区这样文化相对闭塞的地区，还有如芜湖这样由埠口发展起来的通商地区，具有多样性。因此，无论是从自然地理、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还是文化传统上，安徽的乡村社会在民国时期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912至1937年，随着现代学制的推行，小学校遍设乡村，但却时常难以为继，乡村私塾依然拥有相当数量的生源。小学校与私塾在乡村社会并存，二者相互博弈。

一、乡村小学校强势进场，乡村私塾遭受冲击

民国建立后，伴随着政府颁行的一系列现代教育制度，乡村小学校在政权作用下被强势置入乡村社会。一时间，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乡村地区。同时，乡村小学校作为基层教育组织实体，在教育功能，尤其在传授基础知识的层面上与乡村私塾有着共通之处，存在着取代乡村私塾的可能性。

（一）乡村小学校随着现代学制的推行强势置入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中普遍开设小学校主要得益于教育行政机关的强势推进。1912年，《小学校令》规定“初等小学校由城镇、乡设立之”。[1]6631914年，《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更是明确了小学校的设立标准，“凡学区内居户周密，满五百户以上者，设多级小学校，满二百户以上者设单级小学校。……不满二百户之村集，得设联合小学校”。[2]496此后，《国民学校令》《学校系统改革案》《小学暂行条例》《小学法》《小学规程》等中央一级初等教育的纲领性文件都延续了在乡村设立小学校的规定。

1912至1937年，安徽省初等教育的发展以遵照执行中央各项法令法规、规章制度为主，各县教育行政機关在乡区普遍开设了小学校，从普及情况和数量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达到了鼎盛。在各县设立的小学校中，常见于乡村地区的初级小学校数量是递增的，例如，怀宁县1929年有32所[3]，1930年增加到了66所[4];桐城县1929年有49所[5]，1930年增加到了108所[6]。乡村初级小学校的设立地点均位于乡区，以怀宁县为例[4]，县域内乡村小学校的设校地点基本不重复1，校址的选择具有明显人为规划的痕迹。

可见，小学校的设立是教育行政机关组织化行为的结果，是现代学制系统的一部分，是承载国家意志、受国家强制力量保护的。由此，小学校随着现代学制的推行而强势置入乡村社会。

（二）政府私塾整理政策压缩了乡村私塾的生存空间

民国建立后，私塾未被纳入现代学制系统，中央出台了众多整理私塾的政策。1914年，《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对私塾的政策是“采奖进主义，期渐同化于学校”。[1]739“奖进”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塾师进行考核甄录，允许考核优秀的塾师直接充任小学代用教员，另一方面是将按照改良办法改良的私塾转为代用小学。至二三十年代，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全面地掌握了初等教育的办学情况，各地整理私塾的政策逐渐以改良和取缔为主。

1912至1937年，安徽省根据中央整理私塾的相关政策，颁行了一系列省内的相关规定。例如，1928年《安徽改进私塾暂行规程》规定“在义务教育未普及以前，暂许私塾开设”[7]64，但允许开设和办理的私塾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1929年颁布了《安徽省各市县取缔私塾办法》。除了取缔不符合标准的私塾外，省教育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私塾进行改良，将达标的私塾改为小学校。《安徽省二十四年度改进私塾办法》和《安徽省二十五年度教育行政计划》，都专门针对整顿私塾问题提出了协助辅导办法。安徽省整理私塾的政策在乡村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甚至成功将部分乡村私塾改为了乡村小学校。例如，1936年，颍上县“南照集塾师徐心甫等组织塾师改进会改良私塾，成绩优良，裨益义教，应予奖励”[8]。桐城县“陈侠小学所辅导之日新，育小，倪家墩三私塾，棕阳小学所辅导之本端，育英二私塾，复兴小学所辅导之养正，日新二私塾，孔城小学所辅导之油榨岗，吉冲岭，小陡岗，三十里铺，笃山，大关六私塾，改进成绩尚属优良，应一律改为代用短小”。[9]

综上，1912至193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各项私塾整理政策，无论是奖进、改良、直接取缔还是改造，其结果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减少私塾数量，压缩私塾在乡村社会的生存空间。

二、乡村小学校办理成效不彰，乡村私塾获乡民优选

私塾的优势在于办学规模小、办学形式灵活、适应性强，在乡村社会尤其普遍。小学校是现代教育系统中制度化组织机构的代表，其早期设立与举办受制于教育行政权力的强度。与城镇相比，乡村离权力中心较远，教育行政的强制力量帮助小学校设立于乡村，而其能否取代乡村私塾，扎根乡村并推行现代教育，则取决于乡村小学校的办理成效。

（一）乡村小学校办理成效不彰的表现

1.乡村学龄儿童进入小学校就学的占比较低

1913年，庄俞曾在《小学教育现状论》中写道，“市乡之间触接于眼帘者，其为可爱可敬之儿童不可胜数也，试引而问之，尔肄业何校，则曰，否否，吾家贫不能读也，或曰，吾少失怙不能读也，或曰父母以谋生为急，与其学书不成，无宁习一技片长，犹得稍助家计也。其有在校数年不待毕业而戛然中止者，大抵亦此数因耳”。[2]800可见，儿童失学的情况十分普遍。以安徽省为例，1923年安徽省学龄儿童数约占人口总数的10%，而小学生数仅占人口总数的0.49%。[10]236-2371929年，安徽省进入初级小学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数占学龄儿童总数的比例上升到了7.7%[11]43，但由于办理较为规范的小学校普遍集中于城镇地区，乡村地区学龄儿童入学的比例依然很低。例如，1930年，怀宁县学龄儿童不就学率达38.5%[12];和县为75.5%[13];休宁县为37.7%[14];太平县为70.8%[15]。此外，潜山县“各级小学学生人数太少”[16]。宁国县“各普小学生，每多不足额数”。[17]颍上县“张家庙第六，武大庄第八，半个店第五，赵庄第十，强营子第十二等初小校;学生总数，均不及二十名，为数未免太少”。[18]桐城县“公私立小学及短期小学，大都学额不足”。1可见，安徽省乡村地区进入小学校就学的学龄儿童人数普遍较少，即便适龄儿童充足，乡村小学校仍普遍缺乏生源。

2.乡村小学校师生人数普遍过少

乡村地区的小学校，尤其是乡村初级小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人数普遍过少。有的小学校教职员仅一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员，既是校役，又是伙夫。例如，怀宁县1930年学龄儿童总数达33 530人[12]，而1931年在乡村初级小学校中就学的学龄儿童仅2 456人。怀宁县乡村初级小学校中学生最多的84人，最少的22人;教职员最多的6人，最少的1人。66所乡村初级小学校中仅1位教职员者占三分之一。[4]仅从数量上看，乡村地区接受现代教育的学龄儿童的规模较小，在乡村地区从事现代教育的教职人员群体规模也很小，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小学校在乡村社会并未受到乡民的普遍认可和推崇。

3.乡村小学校常有学生缺席学校教育教学活动

现代教育一个突出的特征在于将精确的“钟点”引入校内的时间管理中，“在‘钟点’中，学生的一切行为都被钟点所囊括，被填充到不同时间段内的活动在‘开始’和‘结束’间被赋予明显的时间意义，并在时间的调配中完成集体的组织与协调”[19]，时间被赋予了教育的意义。学生对校内时间安排的遵守程度不仅能够反映学校的管理水平，也能反映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对现代教育规约理解、认可与信仰的程度。当常有学生缺席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时，管理不规范的表象下是乡村小学校对现代教育精神的普遍忽视。以安徽省为例，乡村初级小学校中，学生的缺席现象不仅普遍而且严重。例如，潜山县五区区立第四初小“学生一年级一班，原系十二人，实到五人，二三年级一班，原系二十六人，实到十六人”。[20]宁国县“县立第九初小学生在冬季缺课特多;县立第二十六初小每日缺席学生占三分之一;县立第六第三十一第三十三暨私立育材丽山等初小学生仅寥寥数人”。[21]歙县私立桂林小学“学生分六个年级，合共出席者不足十五人”。[22]学生日常缺席过多，不仅直接影响教育教学工作，而且松散的管理本身也给乡村小学校的声誉带来了负面影响。

4.乡村小学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

乡村小学校的办学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办理成效优良的，也有办理不善的。优良的乡村小学校以办理新式教育、推动乡村教育现代化为己任。例如，“怀宁县车形小学、世则小学、颍上县甘罗乡村教育社、黄麓师范附属小学、歙县行知小学和歙县许村仪耘初级小学等，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改变了脱离实际的死板僵化模式，学生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既动脑又动手，学得生动活泼”。[23]119其中，怀宁县车形小学，不仅教育教学质量较高，而且校内的很多事务都由全体师生共同参与，师生关系融洽，同时带动了当地乡村社会的发展。[24]与之相反，办理不善的乡村小学校多以套取经费或把持当地教育权为主，其办学目的偏离了应有的方向，其成效可想而知。例如，怀宁县“第二学区第六初级小学校长江志絜，本人不在学校，借曹姓私塾为校舍，年给曹教员数十元，其余由教育局领到之款，归伊净赚”。[25]阜阳县“乡间各学校都在当地豪绅操纵把持之中，小学无一良善者”[26]，“全县划分为十学区;县立及区立学校，共有三百所之多！而究其实际，冒一块招牌领经费的多，办得有几分像学校的，就很难乎其选;若要在这三百所学校当中，找一所形式内容，都不愧为一个学校的学校来，就恐怕踏破铁鞋都找不着”！[27]乡村地区虽然遍设小学校，但办学质量悬殊太大，尤其办理不善的乡村小学校不仅不能给予学生优良的教育，而且给小学校——现代教育组织机构的典型代表贴上了“萧条”“萎靡”“堕落”等负面的标签，阻碍了乡村小学校及现代教育在乡村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私塾深植乡村社会获乡民优选

面对乡村儿童接受初等教育的需求，小学校虽然遍设乡村，却常因办理成效不彰，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可。同时，私塾深植于乡村社会，获得乡民认可，成为其子女就学的优先选择。

1.乡村私塾分布广、数量多

虽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一直致力于改良或取缔私塾，但据统计，1935年私塾“总数共计85 291所，已改良者为31 365所，占36.77%，未改良者为53 926所，占63.23%”。[28]287安徽省除岳西、蒙城两县外的六十县私塾共计14 388所，已改良者只有3 372所，占23.44%，低于全国13.44个百分点。[28]331安徽省、县各级督学常用“私塾林立”“私塾发达”“私塾充斥”等来描述乡村私塾在乡村地区数量多、分布广、影响大的情形。例如，和县未改良的私塾就占总数的76%。[29]29

2.乡村私塾生源较乡村小学校充足

私塾在中国社会存在的时间较长，乡村民众已对私塾产生了心理认同。“普通百姓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尽管科举没有了、皇帝没有了，由于他们对子女教育只求能写会算，也就并不觉得上私塾有什么不好。出于文化上的惰性，他们甚至从心理上排斥新式学校”。[30]146在安徽省的乡村地区，乡民在小学校和私塾之间，优选送学龄儿童进入私塾学习的不乏其人。例如，怀宁县“殷实人家子弟，仍在私塾读书，不进学校”。[31]和县居民“不遣子弟入学则已，若遣子弟入学，多先私塾而后学校”。[32]乡民将私塾作为首选并非仅因其学费低廉，在某些地区，情况甚至恰恰相反。1932年颁行的《小学法》规定，小学校原则上不收学费，即便收费，公立小学每人每学期初级不超过1元。1935年，和县每所私塾平均有学生14人，平均收费每人每年5.9元[29]29，即每人每学期大约3元，几乎是公立小学收费标准的三倍，即便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学龄儿童在私塾就学。

3.乡村私塾较乡村小学校更获乡民心理认同

农耕文明背景下，中国的乡土社会相对稳定和封闭，人们习惯于坚守熟习的传统。从教育组织实体看，乡民对早已熟习的私塾有着较强的心理认同。首先，私塾在乡村社会存续的历史弥久，曾为文化传承、宗族兴盛乃至个人成长成才作出过贡献。例如，晚清黟县宏村万氏塾学不仅招收本宗族子弟，还招收本村其他宗族和周边村的子弟，培养其成人成才，影响較大。[33]其次，私塾的教育教学目标能够根据地域特征作出及时、灵活地调整。例如，万氏塾学因地处徽州，自然、社会和文化等背景决定了生活于该区域的人们必须直面生存问题，因此，明清时期的徽州人淡化了“四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等级身份性，而以治生为准衡。由此，万氏塾学的教育目的除了传统的“读书仕进”外，还有“学以治生”，[33]满足了乡民的多重需求。最后，乡民对子女接受教育的现实需求主要集中于满足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如能识字、会记账等，而私塾的教学内容“大半为契据、婚丧对联、吊文、年对、书信、记账等应用文”[34]，与乡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契合度较高。乡民对私塾产生了较强的心理认同后，即便私塾客观上受到了外源性现代化的冲击，但因他们对新式教育的优势没有真切感知，故不能立刻从心理上放弃对乡村私塾的认同转而信仰乡村小学校。例如，1926年歙南源口镇致中小学校校长王延龄在学校成立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即提到，当时的乡民普遍认为：“从前蒙馆教授诗书等等，照你们说不切于实用，难道眼前这种‘大狗逃’‘小狗叫’的书，反切于实用么？我们很有些疑而不解的。”[35]313

4.乡村私塾同化了部分乡村小学校

小学校作为新生事物，未被乡民普遍认可与接受之前，要想生存下去并得到良好的发展是较为困难的。同时，乡村初级小学校领取的划拨办学经费十分有限，例如，1931年怀宁县约有94%的乡村初级小学校的常年经费只有150元，[4]吸引和留住生源成为其生存下去的关键。在乡民未对小学校产生足够信任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乡村小学校选择了一条看似可行却有碍于现代教育发展的捷径，即效仿乡村私塾。以安徽省為例，怀宁县第一学区第六初级小学校“只算一所比较进步的私塾”[36]。宁国县县立第四初小“无异私塾”[37]。和县众多小学校“名为学校，实乃私塾”[32]。潜山县第三区日新初小“校长陈之纲，头脑冬烘，教员数人亦极迂腐，教学方法不合，系一纯粹私塾”[38]。安徽省督学李光烈曾到阜阳县视察，结果发现：“一个女子小学里，里面的女生，有十分之八裹着脚的，我就问问这个学校的校长，你为什么不要你的学生们放脚，他说，假使要他们放脚，她们的父母，马上就不准她们上学，我这学校马上就要关门大吉。”[26]乡村小学校被乡村私塾同化，看上去是乡村小学校为求生存的无奈之举，但实质上反映的却是私塾深植于乡村社会，乡村小学校在未扎根于乡村社会之前无奈妥协的尴尬境地。

三、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的博弈反映出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

1912至1937年，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分别作为新式教育和旧式教育的代表，交织与博弈于乡村地区，二者在乡村社会的博弈既有形式上的也有质量上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形式上主要是二者数量的多少与办学规模的大小，质量上主要是二者在办学理念与办学实践中呈现出的现代性与传统性。总体上看，1927年之前，在兴办小学校和改良私塾的政策背景下，乡村小学校入场，乡村私塾被奖进改良，二者并存，虽有博弈但并不激烈。1927年之后，在遍设小学校和取缔私塾的政策背景下，二者的博弈日趋激烈，呈现出相互交织的复杂样态，既有乡村小学校的妥协，又有乡村私塾的求新，似乎有一股力量将二者拉入了同一个角力场。这股力量是由中国外源性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与传统的博弈带来的，既是复杂交织的，也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具体表现为现代教育不可能完全剔除传统教育的内核，传统教育也不可能完全阻止现代教育的萌芽，即现代教育中包裹着传统教育的内核，传统教育中蕴含着现代教育的萌芽。

（一）现代教育中包裹着传统教育的内核

这一时期，乡村小学校在未普遍融入乡村社会、取得乡民信任的前提下试图代替深植乡村社会的私塾，其难度可想而知。事实也证明，这一时期办理成功的乡村小学校几乎都是在其教员融入乡村社会、取得乡民信任后才真正扎根于乡村，进而推动现代教育在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例如，歙县许村仪耘小学刚成立时，同村私塾中的孩童在父母师长的纵容下欺负小学校的教员，原因主要在于乡民误认为小学校的教员就是过去传教的洋先生，对小学校完全不了解。黄教员主动与村人交流，熟悉后运用科学文化知识为同村人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乡民才越来越信任黄教员和这所新开设的小学校，进而信仰现代教育。[39]

安徽乡村教育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外源性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在于，其现代化的发生总是以原有历史的突然断裂为前提，某种程度上，它必须通过截断某一社会原有的历史进程、改变其原有的历史向度，才能在没有自然生发出现代要素的社会中制造现代化的起点。基于历史的惯性，外源性现代化社会中原有历史传统中的某些部分，总是会被经历变迁的人们以记忆的方式悄然保留下来，即便从形式上看，被其保留下来的部分可能就是所谓的应该被历史淘汰的东西，或与现代化进度不一致的东西，但在人们的观念、情感等方面却依然被大众普遍认同。小学校在乡村社会的出现，并非基于传统教育在乡村社会时间延续维度的、自然产生的结果，而是由新政权通过新的学制，用规定和规范的方式，以外力置于乡村社会的新的教育组织机构，其目的在于通过新的教育组织形式承载改造传统教育、践行现代化理念的现代教育。当乡村小学校作为现代教育的典型正式组织并被置入乡村社会后，它首先是一个新鲜事物，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融入乡村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传统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40]2，既包含了精华，可能也包含了糟粕。乡村小学校要融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刻的乡村社会，势必要尊重传统，但如果将“尊重传统”简单等同于“模仿私塾”，则极易与现代教育背道而驰，因为乡村私塾未必都是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相当数量的乡村私塾传承的所谓传统，本身可能就包含了大量陈旧落后的内容。中国的现代教育虽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但其必定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也是现代教育应该包含的内核之一。

（二）传统教育中蕴含着现代教育的萌芽

这一时期，乡村小学校的办理虽然没有普遍出现理想中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也不乏办理成功的典型。同时，乡村私塾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主动向现代教育转型的努力与尝试。例如，塾师马晓东，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倾向于改良，所授课程，除传统私塾所授课程外，还开设了地理、历史和应用文，自行创作地理歌，便于学生记忆，仿照现代教育的管理方式，设有课间休息，课余有自由活动。[41]31-33塾师梁俊卿，自1906年开始任塾师，对学生要求严格，注重启发诱导，强调学思结合，主张教材革新，对刚入学的儿童，选用当时教育部编审通过的教材，例如《国文读本》《历史指南》等。[41]33-36这两位塾师办理的都是乡村私塾，却在教育过程中主动尝试使用现代教育的教材，开设现代教育的课程，运用现代教育的管理方法，其中已然有了现代教育的影子，乡村私塾中出现现代教育的因素正是现代教育扎根乡村社会，爆发生机的萌芽与希望。

乡村私塾中萌发现代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少见，安徽之外的其他地域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柯文的分层理论为我们体察中国社会在被现代化冲击后反应的结果的样态、程度和特征等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框架，即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空间的维度看，随着自外而内的社会层次的逐渐深入，外源性现代化冲击产生的直接的现代化反应的强度越来越微弱。这也意味着，乡村社会处于与外源性现代化冲击力的着力点最远的位置上，与之相应，传统依然是维持内层带社会运行的核心动力与规范来源。这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越趋近于乡土，西方化程度越低的原因。但这毕竟是从宏观的视角用比较的方法来看待整个中国社会，如果将视线聚焦则会发现，处于中国社会最内层、最基层、传统性保留最多的乡村社会同样出现了现代化的因素，无论其是人为注入的，还是乡村社会中原有的因素受到外部社会现代化的激发或联带作用而自发产生的。从结果的形式上看，在某些领域，即便传统战胜了现代而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经历过博弈的传统必定不再是原来的传统，经历过博弈的现代也未必是其原初的模样。因此，乡村私塾中现代教育的萌芽虽是塾师主动为之，却并不是在基于中国农耕文明上的传统教育中自然、自发生成的，而是外源性现代化冲击中国社会后产生的结果。

博弈是不同主体在共同场域内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而相互作用的过程，二者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对立又有妥协。“现代”与“传统”经常被用来指代现代化场域中两种发展向度不同的社会性质和形式。“现代”常用于指代先进、繁荣与进步，而“传统”更多成为落后、萧条与停滞的代名词。实际上，“现代化进程和传统形式的结果经常是一种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源于一定程度的相互支持，而不是对立双方的相互碰撞”。[42]322小学校与私塾在乡村社会博弈的根源之一正在于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在这一历史时期既相互交织又相互博弈的特性。从精神内核看，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并非完全对立，现代教育中包裹着传统教育的内核，传统教育中蕴含着现代教育的萌芽，二者是博弈的关系。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在乡村社会中的博弈，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乡村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与复杂。传统教育在转型过程中与现代教育在共同的时空维度经历了自我审思与重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乡村教育的现代化提供了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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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

作者：柳丽娜

民国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论文篇2：

民国时期乡村学校与村政现代化

内容摘要：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分散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封建国家权利无法触及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基层，乡村社会为地方士绅所控制。民国时期现代学校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得以凸显，学校作为现代国家的组织机构更深地嵌入到乡村民众的日常政治生活中，成为联系乡村与政府的重要媒介，深入探讨民国时期乡村学校与乡村政权的关系，必能更加清晰展现近代乡土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

关键词：民国时期乡村学校乡村社会现代化

一、乡村教育式微

乡村是农业社会的根基，中国社会的稳固与繁荣关键在于中国乡村是否稳定。清末民初，整个民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挽救危亡，政府在教育方面实行了一系列举措，如兴办新式学堂、废除科举、毁庙兴学等，标志着代表国家政权的新式教育开始逐渐迈向乡村。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相继颁布《1912-1913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壬戌学制》等，但在中国乡村实行后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弊端，乡村文化危机凸显：“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习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可见”【1】。

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日益衰败，社会无序化彰显得十分鲜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界知识分子对乡村社会颇为关注并身体力行躬耕于乡土社会，以教育为工具进行社会改造。1927年至1930年，陶行知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院，从事乡村教育实践。陶行知认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必须进行“根本改造”，因为这种乡村教育教人“看不起务农”，把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不会生产劳动，只想往城里跑，这是死路一条。他认为应该“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教育要与农业携手为农民服务，要农民自立、自治、自卫，过幸福的生活”[2]。1920年，晏阳初留美返国后到处进行平民教育实验，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思想，并于1924年在河北定县创办平民学校，推行平民教育。晏阳初认为中国乡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由于这四大疾患的存在造成了民族衰老、堕落、涣散。1933年平教会出版了《定县社会调查》，并针对四大病症提出了“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主张。

1.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乡村教育日益衰败

清末，清政府曾下令将“各省书院于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国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3]城市、乡村教育资源的失衡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如民国学者吴景超就人才集中于都市现象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都市之所以能出大人物的缘故，便是因为都市中百业发达，大人物有用物之地。一个只有几千人的乡村是养不起一个文明全国的医生。即使这位医生，是在乡下生的，他壮年的事业，一定在大都市医院里。乡村养不起好医生，也养不起大教授”。[4]费孝通也认为，“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一是他们并没有利用新的知识去改良传统社会，一是产生了一批寄生性的‘闭阀’阶层，既不能从生产中去获取生活，只有用权势去获取财富，从这方面说，现代新教育不但没有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一种副作用，成了吸引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点像‘采矿’，损失了乡土社会。”[5]

2.新式教育与乡土社会背离

新式学堂的新教学安排与乡村实际生产生活相冲突，且学校学费较贵，乡村中接受新式教育多为地主阶级，贫寒子弟无法承受。加上教科书更换频繁，教育内容不切合乡村实际需求，专对科学理论知识进行抽象灌输，缺乏应用性。陶行知曾有过经典性批评：“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锦，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虫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6]与此相比，传统私塾没课程设置及时间安排相对随意性与私人性。

乡村文化是乡村学校教育的精神沃土并以独特的文化价值魅力而存在发展。张济洲认为：“教育与文化处于同构互生状态，两者之间互为涵化，具有相互渗透性、整体性和制约性，因而乡村教育改革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将文化要素作为一种独立的支持背景。教育改革必须主动进入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真切感受认知民众的教育需求和文化习俗，而不是根据政府的一纸命令强迫乡村百姓认同接纳，在老百姓那里，教育与生活是一体的而非游离于生活之外”[7]。

二、乡村社会的裂变

中国传统社会以乡村为基础，传统文化来自于乡村，引领社会历史发展。但“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曾经一直是不正常的。名流高士常居乡下。正像F.M.莫特所指出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别极小，从这一点上，中国可能是唯一的国家”[8]。民国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发展越显荒凉呈陡然下降趋势。

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封建迷信在乡村产生巨大影响。清末民初，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不如西方，是因为中国传统知识落后，封建迷信盛行。民国政府曾为此做了一些努力，1912年4月，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始能与世界竞争。”用政权力量去除民间“旧染污俗”[9]。1913年，内务部颁布《严禁巫术令》；1928年10月，内政部拟定《神祠存废标准》；1930年3月，内政部公布《取缔经营迷信物品业办法》。政府严行取缔封建活动举措，但是，这种对于相沿多年的风俗采取自上而下的改良不会得到民众的参与，许多落后风俗和社会问题禁而不绝。

近代社会剧烈变化使得婚姻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新式婚姻于清末时期已出现。1920年，《东方杂志》发表景藏的一篇文章《婚姻制度》，对于当时婚姻现象进行了解析。景藏认为古今中外婚姻状态可分为五种：掠夺、买卖、聘娶、允诺、自由。在当时的社会买买婚姻并未尽除，特别在广大农村，作为婚姻铁则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得各种婚姻陋俗持续存在。1935年，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拟定《倡导民间善良习俗实施办法》，专门对何谓善良之婚姻习俗进行界定。该《办法》提出四点意见：（1）提倡男女平等之合理婚期，逐渐改善旧式婚姻制度；（2）提倡集团结婚，依据集团结婚办法，普遍定期举行；（3）限制早婚恶习，保持种族健康；（4）举办婚姻登记，确定夫妻身份。[10]

三、乡政现代化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迫于外力交逼及西方政治思潮冲击，各项现代型事业次第开展，传统政治组织已难应付此新局面，古老帝国开始了现代化政权蜕变之路。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作为乡村传统权威代表的士绅成为国家在乡村社会的代理人，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但这种政权形式是依照西方政治思潮人为设计的，并由上而下强制贯彻实施的，并没有达到它的初衷。在广大乡村地区，地方权力精英假自治之名，益行扩张其权力，乡村事务为传统士绅所宰制。

民国建立后，随着王朝国家向政党国家转型，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企图将权力延伸至县以下的乡村，加大对乡村社会控制动员以及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积极推动县以下基层组织建设。1928年7月，国民政府法制局草拟《县组织法》，经多次讨论复议，于次年6月正式公布。其后又制定《县组织法施行条例》、《区自治施行法》、《乡镇自治施行法》、《县自治法》等自治法规，粲然大备。[11]1928年9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以县为自治单位，县以下组织为区，区以下为村里，村里以下为闾，闾以下为邻。即区——村（里）—闾—邻四级模式。[12]1929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县组织法》，将村（里）改为乡镇，县以下仍分四级，区—乡（镇）—闾—邻。每县分4至10区，每区由10至50年乡镇组成；县内100户以上村庄称乡，100户以上街市地方称镇，但乡镇均不得超过千户；乡镇居民以25户为闾，5户为邻。闾邻制取代明清乡里制度打破了绅士来调节地方与国家关系格局，将国家权力直接贯穿乡村社会，扩大政治参与范围。1934年颁布《改进地方自治原则》，改县——区——乡（镇）—闾—邻，五级制为县、乡两级并推行新县制。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适应战事需要，国民政府加大向基层社会渗透扩张，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大量吸收新党员，尤其到了40年代，国民党扩大组织网络，在各县党部以下增设区分部，增建三青分团，后来还将党团合并，增加党员人数，以扩张其社会政治基础。同时，1939年开始实行“新县制”，着力构建“区——乡（镇）——保——甲”四级模式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中央政令由省到县、区、乡、层层下达，连甲长也成为国家政权的“跑腿”。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一直构筑到各家各户的大门口。国家政权的扩张和渗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蒋介石的设想中，一个党政双管齐下的“全能主义政治蓝图”是这样的：“政的系统：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乡镇——保——甲——户；党的系统：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党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蒋介石特别要求基层党部吸纳保、甲长入党。他说：惟有保甲长都是本党忠实的党员，革命力量才有确实的基础；唯有本党党员踊跃参加保甲，我们才能够真正实行三民主义。 1946年民国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县以下为乡（镇），乡（镇）内之编制为保甲，县的面积过大或者特殊情形者得分区设置……这一规定，将乡镇纳入了国家正式的行政区划范围内。保甲制度，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通过保、甲、区的权力分配，实现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的直接控制。

国民政府推行“保甲法”排斥了乡村中乡贤或长老的权威地位，政府任命的保长、甲长、区长取代了乡村中教化权力：保长负责维持新学、修筑道路，并为整个国家的近代化从事各种公共事业，传达上急政令、完成征收赋税等责任。清末民初乡村基层政权结构处于频繁的变动中进行，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扩张，造成传统乡村政治权力失衡。不管是晚清的“地方自治”还是民国时期“新县制”都只是停留在机构建立和身份委任表面上，并没有对基层政治现代化的整合。随着国家政权组织内卷化，乡村政治文化陷入整体性危机——绅士城市化，乡村精英离乡，劣绅横行乡村，百业凋零，农村破产，乡村文化趋于荒漠化。

四、结语

随着科举废除和新式教育兴起，乡绅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破坏了千年来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的常规继替。学校在培养乡村民众政治素养，实施政治动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抗战期间，学校在宣传观念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范围不仅在校内，还涉及偏远乡村。实际上除了政治宣传外，学校作为一个现代机构往往会被动员参与实际的基层政治工作。

但是要构建出相对完整的乡村基层政权，需要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乡村民众的支持。按照战前和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规定，保甲人员需符合一定标准，例如保长需为师范学校或初级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曾任公务员或在教育文化机关服务一年以上者，曾经训练及格者；曾办地方公益事业者等。这意味着受过学校教育的民众更有可能参与到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中来。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及1940年实施国民教育制度后，乡村的中心小学和保国民学校就更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机构了，而是实现“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自治”政治机构。一批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初、中等的学校毕业生，成为基层政权组织的中坚力量。

国家政权力向乡村基层渗透过程中，学校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这种国民党组织扩充和党政机构向下延伸的背景下，那些受过不同程度学校教育的乡村民众，不但被吸纳进了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也被吸进了国民党组织。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批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乡村民众开始在乡村基层的行政、党务、民意机构（乡镇代表大会）扮演各种政治角色。虽传统私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也还占一定比例，但已不是基层政权组织的主体。

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寻找各种摆脱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现代化方案，从而在全球现代化大潮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在种种现代化方案中，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就是根本性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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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与社会变迁》（项目编号2010q1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作者：涂三

民国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论文篇3：

我国乡村治理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

摘要：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模式与乡村治理体系已经远不能适应这种新变化的需要，探索和研究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已经成为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必须要完成的课题。对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与传承进行梳理，结合三种政府形态的划分理论，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自治、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立足现实，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乃是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

关键词：乡村治理；服务型政府；自治；农村社区

乡村一直是我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乡村治理也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乡村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我国乡村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乡村社会分化加速，原有的整体性社会逐渐走向多元化，无论是靠乡规民约、礼俗伦理还是行政命令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能完成多元社会的整合，更不能促成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按照贺雪峰教授对乡村权力结构的划分，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无政治村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乡村三种权力主体，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的统治型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力不从心的疲态，优化与整合乡村社会新的权力构成是实现乡村治理的首要任务。此外，党和国家也将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作为新时期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无论是从我国当前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考虑，还是从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着眼，深入探讨和研究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发展，促进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学术界与实践界所要共同完成的任务。

一、统治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自治

近年来，有的学者根据人类历史上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形态，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虽然这种划分过于粗糙，并且对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并不完全适用，尤其是后工业社会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似乎断言过早。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社会发展的历时性规律被打断，共时性却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大特点。邓正来教授曾经指出，“当下的世界结构实际上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了一种‘双重强制’，它在自然时间向度上为中国的发展引入了两个外部性的‘未来’。一方面，这种世界结构经由经验制度及其地方性知识层面的全球性示范而对中国形成了强制——这是一种制度和理念层面的强制，它在中国的自然时间向度上强设了一个‘现实的未来’(亦即第一现代世界)；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结构经由建构‘风险社会’或‘生态社会’而对中国形成了强制——这是一种我所谓的经由话语建构而形成的强制，因为它在中国的自然时间向度上强设了一个‘虚拟的未来’或‘假想的不确定性风险’(亦即第二现代世界)。”[1]因此，正在经历“压缩的现代化”的中国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2]学界关于人类社会的三阶段论虽然简单，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清晰地解释当下我们国家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国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农业社会，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上的自然经济供养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帝国体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历代帝国都把建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体系作为实施政治统治与维系帝国存续的头等要务。这种依靠权力层级控制的统治型政府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但是这一体系，无论是权力集中能力，还是权力渗透能力都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国家权力没有直接渗透于乡村社会。早在秦、汉时期，为了组织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一直延伸到乡村，实行类官僚统治的乡(亭)里制。但是自唐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实行‘强干弱枝’，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和基层权力弱化，乡村社会实行官民合治的保甲制。由于中央权力对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的统治鞭长莫及，使得权力愈来愈分散于社会，由此形成两个极端：一极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形成中央的绝对统治；一极是实际统治社会的权力高度分散于各个村落共同体。由此形成上下分立、国家统治与乡村社会分治的治理体系。”[3]“王权止于县政”的帝国政权建设恰恰说明了国家权力向下渗透能力的不足，县作为帝国体制的最下一级政权，其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属于体制精英，代表帝国权威。而县之下的乡村，则由非体制精英，即乡绅治理。由此形成了一个“县官治县，乡绅治乡”的权力格局，更造就了一个官僚帝国之外的乡土社会。

在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体制之下，中国的乡土社会主要处于自治状态。在乡土社会里，作为非体制精英的乡绅是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之一。乡绅主要由下面几类人员组成：具有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者、由纳捐而获得身份者、乡居退职官员、有军功的退职人员和具有武科功名者。[4]乡绅属于“居乡之士”，是“一群特殊的会读书的人物”。[5] 他们源于地方，归于地方，对地方性的知识与乡民有着共识性。并且，他们要么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未能入仕的贡生，要么是致仕在家的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体制性权威色彩，因此具有一种“非正式权力”。[6]在帝国体制的乡土社会里，乡绅一方面与帝国权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封建王权在乡土社会的代理人。因此，在两千余年的统治型政府体制下，虽然“上下分立、国家统治与乡村社会分治”一直延续，但是，在这种貌似松散的治理模式之下，乡村社会并没有脱离帝国的统治而分裂成诸国林立的局面。依靠乡绅这一非体制精英，乡民实现了与帝国权威的上下联系。另一方面，大量的史料显示，乡绅阶层并不依附于封建皇权，甚至还经常代表乡民的利益与地方官吏对抗，“自咸同军兴以后，绅权大张，虽举贡诸生皆得奋其口舌与地方官长为难。”[7]所以，这时的乡绅又充当了朝廷与乡村之间的“减震器”，是封建王权统治与乡土社会自治之间的“缓冲带”。他们的存在，减少了封建王权与乡村治权之间的摩擦，增强了农业社会的弹性，使得统治型政府体制得以存续，庞大的帝国机器得以灵活运转。

乡土社会的非体制精英除了乡绅之外，还有把持和支配着乡土社会实际权力的各种村落共同体的家族长老、部族头领和地方强人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社会靠血亲为纽带将整个宗族连结在一起。而每个村落共同体往往是由一个氏族发展而来的，在这种村落共同体中，辈分高的人自然就成了这一共同体的权威，这个天然权威依靠长期形成的宗法族规来处理本共同体的事务，这种情形被费孝通先生称为“长老统治”。[8]此外，部族头领和地方强人也是乡土社会中重要的非体制精英，他们对于统治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自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非体制精英与乡绅相比，并不具备体制性权威，与封建王权的距离更远，他们牢牢地掌握着本族、本地方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权力，他们依靠族规或者暴力，处理着本族、本地方内部的事务以及族与族、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体制之下，帝国王权的高度集中，使得基层社会趋于离散，最终造就了乡村自治的乡土社会。在这个自治的乡土社会中，游离在帝国体制之外的非体制精英们担负起了乡村治理的重任，他们与无政治村民一起维持着一种特别的乡村自治。

二、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

19世纪中后期开始，古老的帝国处于危机四伏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列强环伺，接二连三的军事战败，造成了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的狼狈局面，强国兴邦、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摆在了清王朝的眼前；另一方面，内患迭出，频频爆发的农民起义，使得帝国政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在这种情势之下，清王朝为了应对内忧外患，开始了国家转型的变法改革。19世纪后期“国家转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构能够覆盖全部领土的政权组织体系。于是，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开始了‘政权下乡’，国家试图通过基层政权建设将离散的乡土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3]首先，科举取士的官员遴选制度日趋松弛并最终被废除，作为乡土社会非体制精英之一的乡绅阶层从制度上失去了依靠，原有的乡绅从此没了体制性权威，并且乡绅这一非体制精英逐渐从乡土社会中消失，帝国与乡村之间连接的桥梁从此塌陷，乡村自治力量被大大削弱。其次，连年战乱不仅极大地破坏了基层政权组织，还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乡村地区社会生产停滞，伦理秩序遭到破坏，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村落共同体被打乱，作为乡土社会非体制精英的家族长老、部族头领以及地方强人等也逐渐淡出了乡土社会，乡村自治的另一主体力量被消灭，乡村自治日趋式微。在此背景之下，晚清政府开始了“新政”，“新政”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重组，加大了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力度，试图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重新整合中国的乡村社会。自此时起，统治型政府体制开始向管理型政府体制转型，建立在此体制下的乡政村治模式开始萌芽。

晚清“新政”开启了“政权下乡”的大门，“王权不下县”的帝国旧制被打破。魏光奇教授对晚清“新政”改革和重组政权组织与治理体系的思路进行了概括，他指出，“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官治’，二是‘自治’。所谓‘官治’，就是由国家派官设治，一方面扩充和健全州县国家行政，另一方面建立乡镇一级行政机构，从而将地方社会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兴办和管理纳入国家行政的轨道；所谓‘自治’，就是在国家行政之外，或在国家行政的基本框架之下另外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以本地人、本地财办本地事’的行政系统。”[9]这两条思路，一方面将原本离散的基层政权行政权力整合起来，并以制度的形式予以格式化；另一方面，它将国家政权的触角伸到了乡村，重新构建了乡村社会的治理体系。晚清“新政”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辛亥革命就将晚清政府送进了坟墓。随后的国民政府并没有放弃国家权力的整合与乡村治理的变革，而是以“民权”为基础，以“民治”为目标，主张实施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10]20世纪上半期国民政府时期，基本上是按照孙中山的理念来构造基层政权组织体系的，只是这一体制的内核精神基本上停留在文本上，没有能够具体实施。由于政权整合与乡村治理改革是以服务于军事征伐为目的的，这一时期的政权开始延伸到乡村，农民有史以来可以面对面地与国家政权机器进行交往，但国家机器施予农民更多的是暴力强制、征缴税役。从这一点看，政权组织对于农民的功能与传统社会没有质的不同，反而还因为政权的下沉，而更具有直接的掠夺性。[3]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巩固新生政权和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政权下乡”被进一步深化。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乡镇人民政府，从基层起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政权组织，使得征税单位、土地所有权和政权结构完全统一起来，从而使得旧中国的农村的赢利型经济不复存在，为新中国建设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把农村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使政权有效地延伸到了县与村之间的层次，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治理”。[11]通过土地改革与剿匪反霸等运动，消灭了乡村地区的地主、宗族势力以及地方强人等传统的非体制精英，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构成。“革命的意识形态彻底颠覆了村庄精英的评价标准，阶级斗争则以现实的运动实现了乡村精英的整体性更替。在传统精英被消灭、被打入社会底层的同时，革命又按照新政治的意识形态标准，去寻找和形塑新兴的村庄精英。”[12]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国家用社会主义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方式取代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存方式，国家通过管理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而将农民整合到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之中。”[11]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说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态使得村庄几乎所有权力都被掌握在体制精英手中，非体制精英缺乏基本的影响能力。”[13]至此，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模式开始偏向，乡（镇）政权建设力度加大，村庄自治空间被大大压缩。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小岗村走向全国，农村的土地使用制度开始解冻，“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开始解体，进而引发了乡村治理的新一轮改革与重构浪潮。首先是政社分开。1982年1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宪法修订草案报告》中“关于国家机构”的章节里明确写到：“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建设”，“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权。人民公社将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改变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建立乡镇政权。1982年l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指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显得很不适应。宪法已明确规定，在农村建立乡政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再次是生产大队、生产队向村民自治组织转变。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纷纷建立，农民开始了自己选举管理者、亲自参与村庄治理的乡村公共生活。这一系列的改革最终形成了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体制，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14]这一乡村治理体制中，体制精英取代了非体制精英，与无政治村民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

三、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作治理

如前所述，我们国家目前正受到“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发展困境。一方面，工业化基本完成，GDP增长速度持续走高，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村庄经济国家化”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资源向工业领域的过度供给，使得中国农业发展停滞不前、农民增收困难重重、农村景象萧条败落，更造成了城乡二元分治的不良结构。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关于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亨廷顿曾经给出过解决意见。他认为，“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15]亨廷顿认为，靠市场的自由逻辑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可能导致这一问题的加剧，只有依靠政治途径，才能重建社会的统一性。工业社会中的那种管理型政府体制已经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改革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寻求一种能实现城乡联动、城市反哺农村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寻求和建立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模式，并非意味着“乡村无政府主义”，而是要求乡（镇）政府从全能型的管理型政府体制下解放出来，“从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搞运动、围绕中心工作转的工作方式和治理模式，转向群众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从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转向自治式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16]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服务型政府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管理型政府，正如丹哈特所说的那样，“效率”与“生产率”虽然依旧被服务型政府所关注，但是，“民主”、“社区”、“公共利益”等在价值位阶上应该高于它们。这也正是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这一改革要求，将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改革的目标。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低一级政权组织，是国家政权体系的神经末梢和窗口，它直接与基层民众打交道，加快乡（镇）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体系的基础，更是改革乡村治理模式的关键。并且，从现在乡村的内外部环境来看，打造基层服务型政府的条件已经具备。

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乡村治理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在欧洲，“主要突出了赋予农业新价值的乡村治理；农民的角色与价值不再只是农作物的生产者，他们已被赋予维持世人所赖以维生的大地和提供更高品质的物品的使命。加拿大纽布朗斯维克斯省（New Brunswich）自1995年就通过了‘地方自治法案’来调整乡村的一系列权力结构。”[17]其次，从国内改革来看，农业税改革和发展乡镇企业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激发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活力。一方面，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补贴等政策，使得农村的富裕农民逐渐增多；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复苏了乡村经济，而且培养了一批农民企业家、技术能手、致富状元等农村新兴人才；另外，城乡户籍制度差别的逐步消除，加速了城乡社会流动，乡村地区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造就了一个新兴阶层——农民工。无论是富裕农民、农民企业家、技术能手、致富状元，还是致富返乡的农民工，他们构成了当下乡村的新兴非体制精英，他们不仅关注乡村经济的发展，还有着强烈的乡村治理参与意识。“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现阶段新的地方精英，并开始在中国政治经济中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而这也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地方精英、地方大众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模式，这种新的关系模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地方政治的重要因素之一。”[18]这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分化，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形成了转型期一种不同于帝国体制下的“新乡土中国”，这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建立服务型政府下城市、乡（镇）、村落之间合作共治提供了条件，更为促进乡村社会中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无政治村民之间的合作治理提供了主体性力量。

服务型政府体制下乡村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从宏观层面来看，应当建立一种城市、乡（镇）、村落三级联动，城市反哺乡村的合作治理体系。在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说明，党和国家已经将“城市反哺农村”作为新时期的一项战略任务，建立城市、乡（镇）、村落合作治理模式成为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途径。首先，城市可以将城市社区建设的先进经验向农村地区推广，加快农村地区社区化建设进程。其次，城市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第三，城市可以经常开展人才、文化下乡活动，将先进的理念注入农村。第四，乡（镇）政府要放松对村落的管制，为村民自治提供足够的政治空间。总之，应加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建立起三级合作共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从微观层面来看，应当实现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优化与重组，建立一套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与无政治村民合作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模式。首先，作为乡（镇）干部、村干部的体制精英应该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变传统的“地域型”的乡（镇）政府和村组行政建制为“功能型”乡（镇）政府和村社区自治组织。其次，充分发挥乡村非体制精英的治理作用，不仅发挥其经济致富的带头作用，还要将他们纳入乡村治理的体系中来，发挥他们在财富、知识、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和自治功能。第三，培养乡村无政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自愿参与意识，使其参与到农村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中来。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度时指出，“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119]正是这种自治精神形成了自治公民的爱国意识，他们热爱社区事业，是家园建设自发又强大的力量。所以，传统的乡村治理都忽视了无政治村民的作用，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必须重视无政治村民的力量，实现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与无政治村民的合作治理。

四、小结

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农业社会统治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自治，工业社会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正在向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合作共治转变。漫长的历史发展，既为中国的乡村治理积累了经验借鉴，也使其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一方面，农业社会下的乡村治理虽然是帝国体制政权建设的一种无奈，也存在很多不足，但是，那种“王权止于县政”、乡村社会由非体制精英治理的自治状态却也为当下中国乡村的自治改革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统治型政府体制下养成的村民对权威俯首帖耳的臣民性格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依旧存在，管理型政府体制下造成的村民被动接受管理与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冷漠心理也并未消失，而这恰恰给建设乡村合作治理模式造成了基础性障碍。构建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作治理必须立足于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主观结构系统”，即对权力、法律、政策和管理方法乃至于更深层次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进行变革，进而深入到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质性构成部分，从其“价值结构系统”[20]对整个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进行总体把握和认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欣迪·斯凯克特曾经说过：“在今天，我们必须重新界定公民的作用了。他们已经从政府服务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了创造社区特定性格的积极的活动者。这说明公民已经成为其社区管理的一部分，他们承担着社区责任，而不是把自己要么看作是孤立的地方政府服务的消费者，要么看作是政府对立或反对的力量。” [21]所以，培养乡村居民的公民品格与公共精神，激发他们参与农村社区公共生活与公共管理的志愿参与精神成为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模式的首要任务。

在转型期的中国，“在国家的正式权力资源之外，各种根植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的权力资源得以涌现，非体制精英的权力就是建立在这些资源之上。非体制精英由于握有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社会资源，可以对普通村民形成支配关系，而逐步具备对体制精英的挑战能力。在村委会选举中，非体制精英可以利用自己在选民中的影响力来决定谁能最终当选；在村级治理事务中，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对村民的动员能力和广泛的村外联系，形成对体制精英行为（村级权力运行）的监督；非体制精英由于没有正式身份和责任，具有表达社区利益的主动性；非体制精英也可能利用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向体制精英提出治理建议或谋求特殊利益。”[13] 对非体制精英的合理引导成为构建新型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的关键，在改革乡村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合理发挥其对体制精英的制衡与监督作用，保证乡村自治的健康发展；又要培养非体制精英的合作意识，发挥其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身优势，保证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的达成。总之，优化与重组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力结构，是建设代表国家权威的体制精英、代表民间权威的非体制精英与日益觉醒的无政治村民三者合作共治的必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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