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摘要】云南省作为我国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频发的自然灾害、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严重制约了云南省农田水利建设及农业的发展。本文试图以云南省农田水利建设为主要线索，论述民国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篇1：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论纲

摘 要：通过收集和整理清至民国期间曲靖地区的水利碑刻资料，本文试图了解曲靖地区的水利发展和社会变迁。一方面，这有利于扩大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这也为当今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的发展和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清至民国；利碑刻；论纲

1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意义

水利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水利事业的规划和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①清至民国水利碑刻是了解曲靖地区水利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记录了这一时期曲靖水利设施的概况，水利纠纷的处理原则，用水的规则。水利碑刻提供的信息为今天曲靖水利建设和改革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研究清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文献，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尽管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以往水利史研究往往局限在水利发达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抑或是华北和江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特别云南地区，水利史研究较为薄弱，因此，通过水利碑刻资料，对曲靖地区水利史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水利与曲靖地区的社会变迁，进而扩展到云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同时，可以为反思中国“治水社会”和“水利共同体”理论，提供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可以丰富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

2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现状

水利碑刻既是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又是水利史的研究内容。国内学界对水利碑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利碑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水利碑刻见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方志，如，《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建国后各级政府编纂的地方志和水利志中，如马宁主编的《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云南省水利厅《云南水利志》、《昆明水利志》，专门的碑刻资料有《河东水利石刻》、《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云南名碑名塔》、《楚雄历代碑刻》、《宜良碑刻》等，具体到曲靖地区有《曲靖地区水利志》、《陆良水利志》、《师宗县水利志》、《曲靖文物志》等。另一方面是借助水利碑刻资料进行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田东奎著《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董晓萍、（法）蓝克利著《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3），代表性的论文有胡英泽“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利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涉及曲靖水利研究的有《民国年间云南曲靖恭家坝水利纠纷》、《元明清云贵高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上述研究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条件。

国外学者关于水利碑刻的研究，除了进行资料收集，如由白尔恒、蓝克利、魏丕信主编的《陕山地区水资源與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更多是以水利碑刻为载体进行水利史的研究，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观点（《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此观点为基础形成了很多成果。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学者在继承和批判魏特夫治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了一系列论文，相关成果见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 1974 年）。

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的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江南，而对地区西南的曲靖鲜有问及，同时，其侧重于常态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对于非常态下“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水利纠纷的研究提及较少，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3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内容

本研究循序渐进地探明以下三个问题：

①“有什么”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资料的概况；

②“是什么”的问题，即通过分析清代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资料，了解曲靖水利建设和发展情况，进而分析曲靖社会变迁；

③“有什么用”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的当代价值。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

①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地区（主要范围包括富源、沾益、麒麟区、陆良、马龙、会泽、宣威、师宗和罗平）水利碑刻的分布情况；

②水利碑刻的内容特点；

③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社会史研究；

④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开发和建设的当代价值。本研究通过运用新材料，即通过收集到的碑刻资料分析曲靖水利建设，并采用新方法，即利用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曲靖水利建设情况。

本研究试图得到的主要观点是：

①清至民国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②水利建设不仅重视经济效益，还关注社会效益；

③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建设对当下水利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注 释

①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1/29/c_121039106.htm下载于2016-4-20。

参 考 文 献

[1] 杨祖诲.曲靖地区水利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2] 本书编纂委员会.曲靖文物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3] （清）毛玉成.咸丰南宁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

[4] 史军超.云南名碑名塔[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5] 丘勤宝.云南灌溉问题[J].云南建设，1945（1）.

[6] 吴绍墨.云南农田水利事业的检讨[J].云南建设，1945（1）.

[7]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

[8] 汪家伦，等.中国农田水利史[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9] 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走向田野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7.

[10] （美）卡尔·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1] （日）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M].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

[12] 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3] 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4）.

作者：杨天虎

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篇2：

民国时期云南省的自然灾害与农田水利

【摘 要】云南省作为我国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频发的自然灾害、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严重制约了云南省农田水利建设及农业的发展。本文试图以云南省农田水利建设为主要线索，论述民国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民国 云南 农田水利建设 自然灾害

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不但是生命之源，工农业之本，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和谐之基础。早在原始社会，人类祖先就意识到了水的重要性。大约在五六千年以前，我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就被华夏部落选为栖居之地，他们在那里靠种植、养殖与渔猎繁衍生息，孕育出华夏文明。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从河流两岸孕育出来的。最早的农业也是在河流两岸展开的，因为那里有肥沃的土壤、方便的水源和茂盛的植物。自从进入农业社会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水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干旱会使庄稼枯萎减产，洪水会使庄稼绝收，甚至还会让人家破人亡。因此，古人长期处于对水的恐慌之中，如龙的传说和大禹治水就反映出炎黄子孙对管水、用水、驾驭自然的美好愿望，而解决这些的关键则在于兴修水利，若水利建设不过关，工农业无法生产而人民生活以及人类的生存环境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旱涝灾害出现频率高、波及范围广、来势凶猛、破坏性极大。当春旱发生时，因无足够的水灌溉，使得多种作物不能及时播种，普遍形成晚播晚发。《宋书·五行志二》：“晋海西泰和四年十二月，凉州春旱至夏。”唐代诗人杜甫《喜雨》：“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可见旱灾危害之大。而当洪涝发生时，不但淹没房屋，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且还卷走人类居留地的一切物品，并淹没农田，毁坏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从而造成饥荒。洪水还会破坏工厂厂房、通信与交通设施，从而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共发生较大水灾1092次，死亡万人以上的水灾每5～6年即出现一次，这种局面到现代尚无根本的改变。①

我国古人也早已意识到水利工程之重要，孔子曾经作《论语·秦伯》，高度赞扬大禹的美德说：“禹，我没法和他相比。他一生吃着粗糙的食物，尽力孝敬祖先；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只是在祭祀时才着礼服，却尽力于开发水利。对禹，我真的没法和他比。”②康熙帝曾将河工、漕运和平藩作为朝廷的三件大事，题字悬于宫中柱上。乾隆帝更是深知其中利害，他曾晓谕大臣：“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防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缓急可资。是以川泽、陂塘、沟渠、堤岸，凡有关于农事，务筹画于平时，斯蓄、泄得宜，潦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灌溉之利，非诿之天时、丰歉之适然，而以赈恤为可塞则也。”③

云南省境内地形、地貌千差万别，年降雨量分布差异明显，季风性气候显著，加上各地植被状况、蓄排水能力不同，从而气象灾害频繁，特别是在气象灾害中干旱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性。据《云南气象灾害总论》记载：云南省气象灾害中干旱、洪涝灾害占66%，其中旱灾占42%。旱灾发生频率由四周向滇中、滇北地区逐渐增加，在金沙江沿线的楚雄北部、东川、大理北部是旱灾频率最高的地区，其中楚雄的元谋县是旱灾频率发生的最大中心。相反，发生旱灾最少的区域是德宏、西双版纳、迪庆和思茅。

近代，旱灾对云南贫困地区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对贫困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首先，旱涝灾害易引起农民的骚乱，如民国时期，国家借助政权力量，推行消除迷信的政策，人们祭祀祖先、神灵的大量寺庙和祠堂被拆毁，或改建成公共场所。一旦发生旱涝灾害等现象，灾民就把这些看作是对神灵的亵渎，使得社会冲突变得更加严重。如1933年云南省某地干旱，受灾民众“把持久的干旱归咎于破除迷信的宣传，认为这种宣传触犯了专管雨水的龙王爷”④，造成了当地农民的骚动，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1942～1944年连续三年的大旱，与其后的涝灾，使得“广南灾民无食，纷纷外出觅食，盗匪猖獗，拦路抢劫日益严重”⑤。其次，旱涝灾害使得“饥民迁徙流离，饿殍载道，生活无方，铤而走险，治安受到影响”，民众的恐慌心理使得土匪、强盗有机可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再次，旱涝灾害危害生态环境的稳定。试想，哪次旱涝灾害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民国时期的云南，人口增长达到历史的顶峰，致使其生态环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落后的耕作制度和农民为了维持生产盲目地开垦，使得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旱涝灾害发生的频率更高、破坏力更强，便出现“自然灾害←→抛荒←→开荒”这一重复循环的现象，这样就加重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加剧了云南乡村社会的混乱。而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来解决，这样易受灾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特别是抗旱防洪的能力，有利于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以及社会和谐与安定。

注 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水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414

②周魁一.水利的历史阅读[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592

③周钟岳等原撰.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九）（李春龙、江燕点校）[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4

④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02

⑤云南省广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南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1：20

〔责任编辑：林劲〕

作者：郭秀

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篇3：

浅谈嵩明县上游水库

摘 要：嵩明县地处昆明市北部，境内河流众多，且源近流短，加之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因此，嵩明县的水利建设比较突出。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嵩明县各大河流上有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库，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上游水库即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关键词：修建水库；灌溉农田；蓄水

中国有悠久的水利建设的规模和技術。从传说中大禹治水以来，除水害、兴水利的活动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经济的基础，而且是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历代政府无不重视水利建设。从邗沟到都江堰，从芍陂到坎儿井，从京杭运河到黄河改道，充分体现了“治水者治国”的理念。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后，兴修水利，充分利用水源，向水旱灾害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云南省也修建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

一、上游水库概况

嵩明县上游水库是嵩明县现今最大的水库，位于嵩明盆地北端嵩阳镇东北约6公里，大坝全长360米，坝高16.5米，顶宽6米，库面开阔，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的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总库容2610万平方米，控制径流面积213.5平方公里。担负着下游三镇5.6万亩农田灌溉及省花卉示范园区的供水及下游集镇村庄等近20万人、贵昆铁路、昆曲及嵩待高等级公路等交通干线的防洪保安任务，年供水量达3000多万立方米 。

二、“以蓄水为主”的指导思想

光绪二十四年（1898），贡生查连升写过一篇文章《开挖嘉丽泽海可以除水旱而广土地，兴农业而开财源论》的文章，提出先在下游疏通河道排除水患，然后在上游筑坝蓄水的设想。民国三十三年（1944）云南省建设厅对嵩明县嘉丽泽做过一次规划，但范围很小。建国后，政府曾对自然地理情况和历史上水旱灾害分析研究，确定了“以蓄水为主”的指导思想，一反民国时期“先泻后蓄”的作法。

“以蓄水为主”水利思想可以将嵩明县自然条件的有利方面积极利用起来，修建蓄水工程，雨季把洪水积蓄起来，旱季用以灌溉，同时蓄水也可控制调节洪水，减轻下游洪水威胁。上游水库在果马河上游，果马河上游属暴雨中心地带，年降雨量为1076毫米，年径流量一亿一千万立方米，最大洪峰出现在1909年和1933年， 1909年的最大洪峰为88.3立方米/秒，1933年为139.1立方米/秒，枯水季节最小径流量为0.5立方米/秒 。修建水库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雨水条件。另外，上游水库右岸是与河流平行的普家山，左岸是土丘及较开阔的谷地，坝址以下地势逐步扩展进入嵩明坝区，库区地势平缓。水库大坝横梗于羊街平坝通往嵩明坝子的咽喉山口，库身较为宽阔而呈带形，是比较理想的建库地形。

上游水库修建后，控制了牛栏江上游径流面积的四分之一。

三、修建上游水库的意义

（1）防洪

嵩明县是水灾高发地区。自弘治十三年（1500年）至1985年水旱灾害资料分析，嵩明县近500年间出现水灾40次，平均每12年一次，呈现出“十年一遇”的周期性。县北部的果马河即是水灾泛滥之地。

果马河上游因河道弯曲迂回，断面窄小，加之沿河农户在河中设坝拦截河水灌田，涨水时节坝拦拆除不及，难以宣泄，决堤成灾，嘉丽泽周围有将近三万亩田年年被水淹没。另外，龙津桥附近与普沙河交汇成一段成“之”字形，每逢雨季，龙津桥东的渠道形成“倒挂金钩”，水似倒流，河湾村常被水淹，“灶洞捉鱼”是为常事，田亩动辄“三年两不收”，倚伴区东部田园，变成沼泽。因此有民谣云：“月亮出来月亮青，有囡莫嫁河湾村， 半夜三更涨大水，全家老小动哭声。月亮出来月亮白，沿河好田种不得。种下庄稼不得收，全部冲下嘉丽泽。” 从俗语和民谣中反映出来的是果马河的水灾带来的极大危害，它不仅威胁着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危害了当地百姓的生命。

上游水库即是截流果马河而建，在防洪溢洪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水库分挡水坝、输水涵洞、两条溢洪道，溢洪道按500年一遇的洪水校核，泄流量115立方米/秒。

（2）灌溉

嵩明县自古有“十日无雨即旱”的说法，旱灾平均每18年一次，小程度的旱灾也是平均每6年一次，历史上曾出现过连续六年没有栽下一棵秧的记载。五十年代，水库兴修蓄水，缓解了旱情。1959年春耕生产季节，嵩明坝子遇大干旱，几个月未下过一次透雨，因上游水库蓄了三千多万方水，水库蓄的水沿灌溉渠道，流向村庄田野。至此之后，水库周围地区，包括倚伴、杨桥、小街、四营、小新街、嘉丽泽农场六个地区19个乡得以享受灌溉的利益，1400亩旱地改为水田。

近年来，杨林工业园区在上游水库实施调水方案，整个调水工程分两期进行，一期日供水量为5万立方，二期日供水量为10万立方，解决杨林工业园区及周边职业教育基地、长松园片区、嘉丽泽片区等供水困难问题。

（3）拉动经济效益

首先，税费征收。1961年开始征收水费。当时是本着“量出为入”的原则，每亩征收0.5元。1964年4月灌区代表会议决定提高水费征收标准为：（1）自流灌溉大春每亩收一元，小春每亩收0.5元；（2）提水灌溉，国家排灌站负责提灌的每亩收2元，社队自建提灌的每亩收0.6元；（3）不论自流灌溉或提水灌溉，每亩均征收水费粮半市斤。1976年调整为：自流灌溉每亩收1.2元（大春0.8元，小春0.4元）；提水灌溉每亩收0.6元；水费粮每亩征收1市斤 。

其次，综合经营。水库有养鱼水面3000亩，从六十年代起就逐步开展以养鱼为重点的综合经营，1975年起又先后开挖鱼种池22个，总面积50亩，修建了鱼苗孵化设施。围绕渔业生产的需要，建盖了酒厂和养猪场，以及运输业务。1975年至1981年期间，国家投资23.1万元，管理所自筹11万元，扩建生产设施。1977年至1980年省水产研究所曾在水库搞养鱼试点，年平均投放三寸鱼种20万尾，1979年成鱼产量第一次达到20吨。

（4）带动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发展

首先，公路。自水库修建以后，库区各村都修了与干线联结的公路，交通便利。1963年，下普渡村的大路加高一米，修通了横跨水库的第一条通道。1968年由水库受益社队出工，国家拨款23000元，在尖山村东北修筑了一条长400米，高7米，顶宽6米的跨水库通道，解决了東西两岸的交通问题。

其次，隧道。蛇山隧道是上游水库的配套工程，隧道凿通后，避开易塌险段，减少输水损失，满足了下游用水需要。

再次，治理排灌河流。果马河自水库以下至牛栏江全场14公里，经1966年和1972年两次治理成为排灌两用河流，用水季节，利用河槽，通过26座涵、闸、渡槽等设施，输水灌溉沿岸农田一万五千亩。

最后，修东干渠。渠首自输水涵洞消力池末端的分水闸起，沿果马河左岸由北往南至嵩昭公路19公里处穿过公路，然后沿蛇山梁子西坡延伸七公里绕过山嘴，再沿蛇山东坡又南折流往北，至龙街附近进入平坝区。1963年进行了几次扩建，所有桥、涵、闸都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皮石支砌的永久性建筑。

（5）形成文化资源

上游水库修建后，为纪念这一壮举，1959年修建上游水库纪念碑。碑青石，碑体为方柱型，高1.52米，边长0.4米。正书，阴刻。正文137行，满行17字，共2300余字。碑文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言，追溯了历史上的果马河给沿岸人民造成的严重灾害和上游水库修建的全过程及水库建成后嵩明坝子发生的巨大变化。

碑文中反映了水库修建时用工、用料、技术创新的详细情况以及水库的技术参数，是研究当时水利建设的珍贵实物资料。同时，碑文中用民间小调的形式反映了水库修建前后当地人民生活的情况，以碑刻的形式保留民间小调在昆明地区目前是首次发现。2002年7月25日，嵩明县人民政府公布“上游水库纪念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月17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布“上游水库纪念碑”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6）体现时代风貌

上游水库修建过程中，遇到诸多的困难，而其中所体现出的奉献、团结、苦干巧干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借鉴的。

淹没区四百多户农民，以牺牲自身利益的奉献精神，主动让出土地。再者，上游水库工程大，需要人力多，直接受益的小倚伴、王四坝、东马、正义、本营、龙海等乡的农民，自动打破乡界社界，合同协作，积极出工，非受益的新街、杨林、大树、马营、南营、小营、鼠街、核桃、龙保等乡的农民，也自带粮食，自带行李，自带农具，到工地上参与建设。此外，因技术工人缺乏，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边作边学，弯扎钢筋、搅拌浇灌混凝土、开采、支砌石料、烧石灰、烧红土、化验土料、检验质量等技术在劳动者中熟练地应用。工具改革飞跃发展，实现了车子化、机械化，提高了工效，加快了速度。四个月的时间涌现出300多名模范人物，锻炼出近千名各种技术能手，节约劳力35万个，节约经费 20万元，多快好省地修好了水库。

结语：

嵩明县上游水库的修建，有效抑制了水旱灾害，增加了灌溉的面积，带动了库区经济的发展，充实了嵩明县的文化资源，它是嵩明县水利建设成就的突出代表。过去的成就是今后的新起点。现今上游水库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水库有潜在的“带病”运行的风险，有些水利设施因为年代久远有所老化，除险加固、更新改造的任务还非常重；以养鱼为主的水体综合经营潜力还有待挖掘，大水面的养鱼经验不足，单位面积的产鱼量低；库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任务重等。这些问题也是嵩明县水利工程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看待这些水利工程，不仅充分发挥起作用，而且达到与环境相和谐发展的目标。

作者简介：郭山云（1959-），男，云南昆明，文博馆员，嵩明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大专学历，主要从事文博工作、云南地方史及中国史研究，有浓厚的历史研究志向。

作者：郭山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