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异议处理的信贷管理论文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出防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机构及时处置风险资产。商业银行有效减少不良资产余额，是降低金融风险和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与累积受到经济运行周期、政治负担、信贷扩张与内部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基于异议处理的信贷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基于异议处理的信贷管理论文 篇1：

一起房屋抵押贷款纠纷及其启示

本案为虚假贷款纠纷中名义借款人已经获得法院判决其未向银行借款，而银行未能及时删除其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提交的有关该虚假贷款的信息，以致名义借款人无法从银行再借款而引发的纠纷。本案的根源在于虚假按揭贷款，因此涉及两个诉讼，一是关于名义借款人与贷款银行之间是否有借款法律关系，另一诉讼则是在前诉结束后，银行未能及时删除有关不良信用记录而对名义借款人是否造成名誉侵权问题。

基本案情

借款合同真伪之诉

2005年12月12日，W银行白云支行以借款合同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判令：解除其与柳惠洋、广州市伟成大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成大公司）签订的《住房抵押贷款合同》；柳惠洋偿还借款本金584511.98元及利息，伟成大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W银行白云支行对抵押物的价值享有有优先受偿权。同年7月12日，原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W银行白云支行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作出后，W银行白云支行不服一审判决遂上诉至本院。

柳惠洋于2003年1月与伟成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柳惠洋向伟成大公司购买南大大厦3层007号商铺。柳惠洋以分期付款方式按期付款，在2002年12月1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10%，2003年3月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10%，2003年4月前支付全部房价款的10%。W银行白云支行于2003年3月19日与“柳惠洋”、伟成大公司签订《住房抵押贷款合同》，约定：W银行白云支行向“柳惠洋”提供100万元的贷款用于购买伟成大公司的南大大厦商铺，期限5年，从次月起等额还款付息60期；借款人连续三期或累计三期未按期还款，W银行白云支行有权解除合同、提前收回贷款并处分抵押物；借款人每逾期一次，应向W银行白云支行支付人民币100元作为违约金等；伟成大公司对该贷款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抵押合同签订后，W银行白云支行将贷款100万元划入伟成大公司账户。截至2005年11月1日止，“柳惠洋”欠供款已达3期且累计期数达22期，经W银行白云支行多次催促拒不还款。对于W银行白云支行向法院举证的《住房抵押贷款合同》、借款借据、承诺书，经过对其中的“柳惠洋”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结论为检材与W银行白云支行没有异议的柳惠洋笔迹样板非同一人书写。该案二审期间，W银行白云支行提交了一份柳惠洋（甲方）与伟成大公司（乙方）于2005年7月6日签订的《双方协议书》，协议约定：“（1）甲方将该商铺的所有权退回乙方，由乙方继续向该商铺的抵押权人（贷款银行）继续供款；（2）甲方将该商铺所有权退回乙方，甲方应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该商铺交易过户手续，而办理该商铺交易过户手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支付；（3）该商铺的所有权归属乙方，乙方有义务承担该商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包括：银行贷款、贷款利息等），如因乙方逾期还贷而受到银行警告和追诉的，概由乙方处理和承担，而该商铺所产生的债务债务与甲方无关”。柳惠洋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伟成大公司对该协议书上“李力政”的签名表示不清楚，但不申请笔迹鉴定。柳惠洋在该案二审期间表示其没有完全支付南大大厦商业用房3层007号商铺的购房款。

基于上述查明事实，二审法院认为：根据笔迹鉴定结论，可认定《住房抵押贷款合同》、借款借据、承诺书并不是柳惠洋签订，也不是柳惠洋的真实意图表示，《住房抵押贷款合同》、借款借据、承诺书对柳惠洋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定柳惠洋没有向W银行白云支行借款、伟成大公司也就无须就柳惠洋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认定W银行白云支行无权要求对抵押物的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并驳回W银行白云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案件中柳惠洋确实购买诉争房产，但其二审表示没有支付完毕该购房款，故柳惠洋无须举证来证明其自己已经付清购房款；W银行白云支行二审期间虽然提交了柳惠洋签名的《双方协议书》，但该协议书没有写明协议所涉及商铺及贷款的具体情况，难以确定协议中的商铺及借款即案件涉及的商铺及贷款，即使协议中的商铺及借款即案件所涉的商铺及贷款，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柳惠洋确认其向W银行白云支行借款及愿意还款的字样，故依此协议不能认定柳惠洋向W银行白云支行借款。2007年4月5日，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驳回W银行白云支行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名誉侵权之诉

2007年7月，W银行白云支行以柳惠洋、卢英伟、伟成大公司涉嫌诈骗银行贷款向广州市公安局报案。原审诉讼中，W银行白云支行并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相关书证材料。经原审法院去函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该支队于2008年12月10日复函二审法院，并提供柳惠洋在该支队所经办的伟成大公司李力政挪用资金案中的询问笔录。笔录中，柳惠洋亦陈述其就南大大厦商业用房3层007号商铺的购买未向W银行白云支行贷款。原审诉讼中，柳惠洋提交了以下证据：（1）柳惠洋于2008年7月22日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的其个人信用报告，报告显示：至2008年5月27日，柳惠洋个人信息报告贷款明细表显示柳惠洋在W银行白云支行贷款已逾期还贷，最近一次还款日期为2005年12月19日，当前逾期期数为33期（逾期还贷状态记录显示为“7”，即逾期180天以上，正常还贷状态记录显示为“N”）。其中，该信用报告并注明：“除本人声明、查询记录和异议标注外所有的信用信息均是从各家银行或是其他各类机构采集所得；报告的生成依据是截止报告时间为止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从商业银行和其他部门采集到的有关信息；如本人对信用报告中的内容有异议，可以联系数据报送单位或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征信管理部门或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2）柳惠洋于2007年3月28日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征信管理处提交的《个人信用报告异议申请表》。申请表中，柳惠洋以其未向W银行白云支行借过贷款为由要求取消逾期贷款记录。经原审庭审质证，W银行白云支行对柳惠洋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确认信用报告中所显示的逾期还贷的贷款即是本案争议的购房贷款，但认为信用报告中已明确报告性质以及涉及双方争议时的救济程序，柳惠洋已经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行使了自己的权利，这恰恰可以证实W银行白云支行的行为没有给柳惠洋造成权利上的侵害。原审庭审中，柳惠洋明确其就本案所提诉讼请求的第一项，要求W银行白云支行停止侵权行为，即是要求W银行白云支行撤销柳惠洋个人信用报告贷款明细信息中其就南大大厦3层007号商铺向W银行白云支行贷款以及该贷款逾期还款的记录。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柳惠洋、W银行白云支行之间是否就南大大厦3层007号商铺存在住房抵押贷款的合同关系，法院生效判决已就此作出认定，本案不再赘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于W银行白云支行向征信服务中心所报送的柳惠洋贷款及逾期还款信息，W银行白云支行在生效判决已认定柳惠洋未向其就房屋买卖进行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仍未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柳惠洋未贷款的真实信息，从而导致柳惠洋在征信服务中心存在和保留不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W银行白云支行该不作为行为对柳惠洋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侵权。同时，根据该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柳惠洋不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可能会对柳惠洋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柳惠洋现起诉要求W银行白云支行停止侵权即撤销柳惠洋就南大大厦3层007号商铺贷款以及该贷款逾期还款记录的诉讼请求合法，对此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如下：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W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撤销柳惠洋就南大大厦3层007号商铺住房抵押贷款以及该贷款逾期还款的记录。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W银行白云支行负担。

争议的焦点问题

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银行方是否对被上诉人存在名誉侵权行为。

银行方认为其未实施侵权行为，理由是没有证据证实W银行白云支行实施了上述侵害行为，并认为所谓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首先是银行系统内部的参考信息，对其查询有严格的程序审核，而非随意公开，有关柳惠洋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W银行白云支行未到处宣扬，亦没有公然揭露。对于被上诉人称因前述信息导致其无法申请到银行贷款或信用卡，但没有证据证实银行不受理其申请的理由是因为本案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有关个人信用信息记录是银行审核是否受理有关业务的参考依据，但只是其中一项参考依据，其他的审核资料还包括申请人的资产情况、收入状况，家庭情况、工作性质等等，有关个人信用信息记录并非起决定因素。W银行白云支行所报送的个人信息记录对柳惠洋并没有造成损害结果。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柳惠洋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判决是正确的，并认为信用报告是人民银行提供的一个信息平台，其中信息内容由其他商业银行提供，人民银行没有办法取消；信用报告形成之后，W银行白云支行提供的信用报告严重影响柳惠洋获得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影响其享受各方面的金融服务。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W银行白云支行确认其将内容为柳惠洋尚欠涉案贷款未归还的信息报送给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中心，涉案（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045号二审判决生效后也未作更改。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的以下规定：征信服务中心根据生成信用报告的需要，对商业银行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进行客观整理、保存，不得擅自更改原始数据（第九条）。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规定（后面未注明的文件，皆为该文件）：个人可以或委托他人向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地市中心支行征信管理部门，或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征信服务中心)提出书面异议申请（第一条）。征信服务中心接到异议申请后，应提取该异议申请人的信用报告，对异议信息进行确认。信用报告没有错误或错误已更正的，征信服务中心应当通知征信管理部门或直接回复异议申请人。异议信息存在的，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在异议申请人的信用报告中对异议信息予以标注，并立即启动内部核查程序（第五条）。征信服务中心内部核查发现异议信息是由于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数据处理过程造成的，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对异议信息予以更正。内部核查未发现问题的，征信服务中心异议处理人员应当立即填写《个人信用报告异议信息协查函》，并通过专用邮箱发送至报送异议信息的商业银行进行外部协查（第七条）。异议信息经核查确实有误的，商业银行应当在答复外部协查结果的同时，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更正信息。商业银行不能在接到外部协查函的10个工作日内报送更正信息的，应当在外部协查回复函中说明不能及时更正的原因。异议信息经核查没有发现错误的，商业银行应当在答复外部协查结果的同时，向征信服务中心提供能够证明核查结果的相关材料。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第九条）。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的相关规定，个人信用报告中贷款及逾期还款信息等个人信用信息是由商业银行负责报送，由征信服务中心进行整理、保存，征信服务中心不得擅自更改原始数据；如果发现信息不准确，则由征信服务中心根据商业银行提出的纠错报告进行更正；针对个人提出的异议申请，征信服务中心先进行内部核查排除是否由于数据处理过程中造成的异议后，发出外部协查函让报送异议信息商业银行对异议信息进行核查，根据其答复的核查结果进行处理。因此，个人信用信息虽然是由征信服务中心负责操作，但具体内容是依据商业银行所报送的信息进行处理。本案中，关于个人信用报告中柳惠洋贷款及逾期还款信息，是W银行白云支行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W银行白云支行在生效判决已认定柳惠洋未向其就房屋买卖进行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仍未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柳惠洋未贷款的真实信息，从而导致柳惠洋在征信服务中心存在和保留不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W银行白云支行该不作为行为对柳惠洋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侵权。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贷款等业务，可以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因此柳惠洋不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确实对办理各项金融活动存在不良影响，W银行白云支行上诉主张没有损害结果的产生，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

对银行的几点启示

银行应客观承认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信息，对有关当事人的信用记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不只是供有关机构或者个人参阅的内部信息。本案诉讼过程中，上诉人简单的以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信息是银行系统内部的参考信息，且基于其使用范围和程序的严格控制，而否认这些信息对有关个人产生的重要影响，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银行已经将这一系统的个人信用信息作为其向有关人发放贷款的必经审查手续，而且许多银行已经将进入这一系统地名单列入其信贷管理系统的刚性控制审查机制。

征信信息系统有关信息的真伪责任应由商业银行承担而不是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管理部门承担。从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来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所录的个人信用信息虽然是由征信服务中心负责操作，但具体内容是依据商业银行所报送的信息进行处理。商业银行对信用信息的真实性负直接责任，除非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机构在处理和管理信息过程中存在过错并导致有关信息失真，否则商业银行难于转移有关责任。

要谨慎对待所报送个人信贷有关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之核实，并应及时更正有关过时或者不当的信息。由于商业银行掌握着有关信用信息的基础资料，银行有必要根据相关客户信用资料的变化适时向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管理机构办理变更。从当前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管理的实务来看，较为普遍的一类是银行的虚假按揭贷款因法院裁决名义借款人不是真实的借款人且无须承担任何还款义务，则商业银行应该及时依据法院裁决办理相关信息的纠正，否则银行将陷入被诉。实际上，一些基层商业银行往往基于对法院裁判的不满，但是合法的救济手段已经穷尽，法院裁判认定虚假按揭贷款关系中名义借款人无任何义务的文书已经生效，而银行面临贷款悬空的两难境地，以致不愿意办理将名义借款人的不良信用记录及时进行删除。这种做法虽然在银行内部管理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面临的法律诉讼及败诉风险是必然的，甚至引发一定的经济损失。

银行应该谨慎并及时处理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有关信息的异议事件。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的相关规定，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有关个人贷款及逾期还款信息等的内容由商业银行提供，征信服务中心则负责整理、保存，征信服务中心且不得擅自更改原始数据。针对有关个人信用信息提出的异议申请，征信服务中心先自行检查和核实，如果有关信息异议问题不是在其处理环节中发生，则及时向商业银行发出外部协查函进行核查，银行应该及时回应这些异议协查函，否则银行将面临不尽职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山西分行）

作者：刘楠

基于异议处理的信贷管理论文 篇2：

新一轮不良资产的形成机理、清收障碍与处置创新

摘 要：十九大报告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出防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机构及时处置风险资产。商业银行有效减少不良资产余额，是降低金融风险和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与累积受到经济运行周期、政治负担、信贷扩张与内部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当前银行外部市场环境低迷、内部资产质量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清收处置不良贷款面临着很多问题与障碍。商业银行需要借鉴国际和国内经验，积极探索运用非诉手段和法律手段清收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应构建被执行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遏制规避执行行为，提高清收处置效率。同时，培育良好信贷文化，加强人员队伍管理和培训，树立前瞻性防范理念，依法行使债权人权利，加强风险管理，开展对客户、产品、行业风险的全流程监控。

关键词：不良资产；形成机理；清收障碍；处置创新

作者简介：杜尔玏，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生（上海 20003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3.009
引 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十九大之前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作为金融风险累积的源頭之一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不良资产是金融资源在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形成错配现象的客观存在。对此，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完善风险管理框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推动金融机构真实披露和及时处置风险资产。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防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机构及时处置风险资产，其背后正是基于近年来我国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下行压力。特别是在2015年后，各类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连续多月低迷，中国经济从整体上出现了“四降一升”的新形势，金融风险加速聚集。经济下滑进一步引发了企业债务风险，使得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形势日益严峻。

据中国银监会统计，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将近1.5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4%，贷款损失准备28236亿元，如果包括关注类贷款，则问题类贷款可能高达5万亿，约占GDP的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按照贷款企业收入能否覆盖银行利息的测算，中国金融体系中约有1.3万亿美元的商业银行贷款存在潜在损失风险，约占所有贷款的15.5%，由此可能使得银行产生约7560亿美元的潜在损失，约合人民币4.67万亿元，占到GDP的7%。[1]由此可见，中国新一轮不良资产处置潮已经到来，需要不断对不良资产处置方法加以创新。

不良资产作为影响银行业健康发展的“毒瘤”，严重制约着银行机构乃至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对商业银行来说，有效降低不良贷款率、减少不良资产余额，是提高核心竞争力和降低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当前市场化和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充分认识不良资产的内在成因，运用各项手段清收处置不良资产，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新一轮不良资产的特征与形成机理

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形成与累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政策、银行自身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体系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基本可以分为两轮处置潮，一次是1999～2005年的第一轮处置潮，第二次是2014年以来在经济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不良资产处置。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本轮的不良资产与上一轮不良资产高峰期有着不同的特征。

（一）新一轮不良资产的特征

首先，从不良资产的涉及范围来看，上一轮不良资产主要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贷款质量相对比较差，多为担保借款，大多企业存在改制情况，而本轮不良资产虽然分布更为广泛，但以民企为主，贷款手续相对规范，抵押物品充足，逃债相对少；其次，从债务处置的难度来看，上一轮不良资产多为“政策性”坏账，职工权益多，债务没那么复杂，而本轮不良资产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由于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所致，涉及民间借贷，债务关系大多很复杂；第三，从不良资产所产生的宏观经济环境来看，上一轮不良资产处在经济上升周期，资产一直快速升值，但本轮不良资产处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风险因素多，不确定因素多，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对商业银行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经验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新一轮不良资产的形成机理

1. 经济运行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处于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发展，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动力较弱，经济形势整体上不容乐观。国内经济下行，大宗商品价格涨幅回落，企业效益下滑，政府部门财政收入增长下降，许多企业面临着经营问题，利润水平出现下滑，偿债能力减弱，资金链断裂引发系列企业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时有发生。部分企业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贷款逾期现象日渐增多，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普遍下降。在这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加剧，又会反过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产生负面效应。

实际上，宏观经济状况是否良好可以直接影响银行资产状况，并进一步影响银行信贷投放。在经济上升周期，企业的经营状态通常较好，银行信用风险降低，资产质量保持相对良好。但在经济下行周期，由于部分企业生产经营业绩会下滑，甚至产量缩减或破产，无法按时足量偿还商业银行贷款，进而直接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德意志银行曾经采用弹性分析方法，对经济周期波动与美国银行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GDP增长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大型银行的贷款不良资产率将提高0.3个百分点，小型银行的贷款不良资产率将提高0.6个百分点。[2]这一实证结论表明，宏观经济状况与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存在显著的关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数量具有典型的逆经济周期现象。

2. 政治负担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内生性

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中国不良资产的产生相比发达经济体，更多地体现为政府行为、政府干预市场。[3]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政府部门往往出面干涉国有银行，要求其向资金需求较大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形成了大型国有企业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和对私人部门资金需求的“挤出”，进而导致金融资源错配、经济效率低下，社会经济成本大部分由银行承担，其结果必然是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额上升。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承担着支持“三农”的重任，其不良资产率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常年位居第一。不仅国有商业银行如此，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和地方商业银行同样存在类似的动态博弈关系，在财政分权体制和以GDP为导向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存在过度利用商业银行信贷资源支持地方国企融资和促进GDP增长的动机。以上原因最终导致了不良资产不断积累。

此外，社会融资结构不均衡以及金融领域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也是促成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内生机制的重要原因。在中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占比较大，大部分企业普遍缺少自有资金，只能通过银行贷款缓解资金紧张压力，商业银行成为企业进行融资的核心。[4]而一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比较滞后，金融领域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交流平台建设不完善，公开监督机制不健全，信用环境较差，使得信用风险全部积聚到商业银行，一旦企业经营效益不好，必然影響到银行贷款，导致不良贷款不断增加。

3. 外部竞争、信贷扩张与内部经营管理缺陷

近年来，各类体制的银行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数量猛增，据统计已经达到3800多家。各类银行机构为抢夺市场份额，往往通过降低贷款利率、降低贷款门槛和要求等方法来获取客户。有的商业银行采取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方式，这些都可能导致银行信用风险加剧。例如，许多商业银行为了获得客户，对贷款客户资料和信息的贷前审查把关不严，缺乏严格的的贷款风险分析和结论，从而提高了银行发生不良贷款的概率，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方式都可能导致银行信用风险加剧。随着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共同影响，商业银行为了开拓市场，谋求自身业务不断发展，普遍出现了“重速度、轻管理、重规模、轻质量”的思想，过度追求速度和信贷规模，这也是引起信用风险和不良资产增加的原因。

银行机构内部管理问题。在经营策略方面，部分商业银行缺乏科学发展的意识、理性和能力，未能协调好业务发展与资产质量、经营结构、经营效益的关系。具体来说，对整体经济形势的研判不准确，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下，没能够科学判断未来的下行趋势，导致对信贷投放的方向和信贷结构没能做出合理的调整。在信贷管理方面可能存在把控不严，很多商业银行贷前调查不充分，对企业经营者的信用、企业信用等级、贷款发放的可行性和风险情况没有进行认真、科学和合理的评估；贷中审查把关不严，审贷分离、集体决议等制度流于形式；贷后管理没有深入细致处理，对其中的风险缺乏及时有效的防范机制和手段。而且部分贷款合同、抵（质）押和担保合同等信息不完整、不严密，这都构成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还有一些银行从业者以贷款谋取私人利益，大量发放各类人情贷款和关系贷款，这也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余额上升的一个关键原因。
二、不良资产清收处置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我国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不良资产的上升成为制约银行机构发展和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源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在当前银行外部市场环境低迷、内部资产质量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依法清收处置不良贷款面临着很多问题与障碍。

（一）市场化和非诉讼清收处置方面面临的问题

在不良资产处置手段方面，商业银行可以采用依法扣收、贷款重组、打包转让等不同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各方面原因导致银行无法充分有效利用上述方法。首先，金融资产牵涉到国家利益，综合对不良贷款处置过程中道德风险担忧，以及对国有资产安全、债权转让与社会稳定等方面考虑，监管部门通常对金融债权受让主体加以严格限制，使得商业银行并不能自由行使债权转让权，也难以按照市场化规则对不良资产进行定价和转让；其次，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政策迟迟未能落地实施，相关实践难以推进，[5]使得商业银行很大程度上只好依靠法律手段保全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处置时间延长、损失大、成本高，致使银行无法快速清收化解不良贷款；再次，许多商业银行缺乏统一抵销、扣划和清算的部门，以行使抵销权进行主动扣收效果不佳，仅依靠各地方分支机构单独催收，致使力量分散，清收效果受到限制。

（二）仲裁和诉讼清收处置方面面临的障碍

1. 银行内部信息不对称，容易丧失依法清收的最佳时机。不良贷款清收和处置是极具专业性、技术性和实践性的业务内容，要求商业银行内部各大部门之间信息互联和相互协作，但由于各个部门之间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法律合规部门常常无法及时介入不良资产清收处置，使得商业银行容易丧失依法清收处置的最好时机。当前，尽管众多商业银行建立了不良贷款的五级分类原则，对潜在风险贷款、违约贷款和不良贷款构建了统一的管理机制，但实际上由于银行内部信息不畅，信贷部门在贷款出现风险之初很少向法律合规部门征询意见，法律部门对违约贷款及其潜在的风险情况也并不了解。所以，当银行信用风险暴露时，信贷部门才会要求法律合规部门介入，但常常已经失去了运用法律手段化解资产风险的最佳时机。

2. 金融产品在设计时未能充分考虑清收处置问题。随着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兴起，银行金融业务模式和流程不断创新，新型金融产品颠覆了传统信贷业务流程，越来越虚拟化。商业银行相关金融产品在设计时未对清收处置环节进行综合考量，给法律清收不良资产造成了许多问题和障碍。金融消费者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手机移动银行、信息交互、POS机具等电子渠道，主导发起、办理各类银行业务，相关证据材料都以电子数据的方式进行存储。诚然，该类业务以“高效”“便捷”“闪电借款”“随借随还”等特点为金融消费者带来全新融资体验，但其高度无纸化、自动化、电子化等特点也导致在搜集证据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清收处置效率。

3. 征信体系不完善导致诚信环境缺失。由于当前中国个人征信体系还不完善，社会诚信文化尚未嵌入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随着银行贷款纠纷案件的增多，借款人、担保人及法院对银行诉讼的态度也逐渐变化，借款人、担保人由过去的相对配合逐渐转变为千方百计寻找银行瑕疵进行抗辩或设置障碍，以期减少或免除部分责任，给商业银行法律清收不良资产造成困扰。例如，有的企业故意以“工程款优先”“執行异议”等理由另行提出诉讼，阻碍执行进展；有的借款人签署长期租赁合同设置执行障碍。根据《物权法》规定，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还有的企业在法律清收过程中利用各种手段逃避签收法律文书，限于法律规定，立案、审理、执行等各个环节均需要公告送达，每次为期2个月的公告期，使得法律清收处置效率低下。

4. 胜诉案件执行难，执行手段缺乏强制性。对于不良资产的法律清收处置，商业银行最担心的问题是“赢得了官司输了钱”，虽然有的商业银行获得了胜诉，但判决书却成一纸空文，这些案例里面，少数情况确实属于债务人没有能力偿还，但多数情况确实是债务人对还款责任的故意逃避。执行法院和经办人员在办理执行案件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更多以协商方式处理，多以主持执行和解方式应对执行事务。而在债务人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甚至故意拒不履行的情况下，也不愿意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及时处置和变现担保财产。执行手段和措施缺乏“强制性”，强制执行演变成自愿履行。对于抵押房产或其他担保财产，存在抵押房产涉及长期租赁，个人唯一住房出屋难问题，法院出于维稳、和谐执行考虑，往往强制执行力度有限，直接影响到抵押房产的处置。
三、国内外不良资产清收处置经验和方法

不良资产的清收处置是不良资产交易和投资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不良资产价值的关键途径。总结国际和国内不良资产清收处置的经验做法，做好不良资产的清收处置实际工作，对于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银行业不良资产清收处置的经验

不良资产不仅存在于中国银行业，全球各国商业银行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不良资产问题。国外商业银行根据各国发展情况，不断创新不良资产处置和管理方式，形成了债转股、发行政府债券、培育资本运营机构、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形式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1989年，美国为了防止储蓄贷款机构的倒闭，成立了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mpany， RTC），来接管储蓄贷款机构的不良贷款进行集中处置。[6]瑞典由政府主导成立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吸收银行坏账，帮助银行恢复经营秩序，形成了一种“好银行-坏银行”模式。韩国、日本等全球大多数国家借鉴了上述模式，例如，日本曾为处理不良资产，成立信用合作购买公司（Credit Cooperative Purchasing Company， CPCC）；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设立新的机构——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orea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KAMCO），采用创新方法处理了许多不良资产。此外，美国还建立了计提呆账准备金制度；墨西哥政府发行政府债券，向银行提供无息政府债券购买不良贷款；等等。总之，国外银行业不良资产清收处置手段大同小异，但都离不开政府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支持。

对于不良资产清收处置这一在全球银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各国的处置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但在核心内容和思想上却是基本一致的，大体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专门不良资产管理机构，把“有毒资产”与“好资产”相分离，折价出售，从而提高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不仅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进来，发挥政府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主导作用。例如，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不良资产的历史高峰期，政府部门及其推出的政策，均在损失承担和资金提供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主要采取了多个方面的积极措施，如创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为不良资产清收提供政策依据，等等。

二是成立专门机构处置不良资产。由政府出资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坏账银行”，专门负责剥离或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这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坏账银行”的核心能力是多重价值发现能力和高效率的处置能力，能有效解决资本约束等深层次问题，有助于发挥规模效应，灵活选择不同的清收处置方式。

三是实现不良资产的市场化。从国际经验来看，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提高不良资产的流动性。[7]美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在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上遵循的基本思路都是先通过那些不良资产管理机构接管不良资产，然后逐渐提高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并借助证券市场交易平台或其他交易平台将不良资产市场化。

（二）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主要方法分析

近年来，受到经济新常态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也进入加速爆发期，不良资产增长快速，面临越来越大的消化存量不良资产的压力，因此，商业银行必须不断探索不良贷款处置和管理手段，在此基础上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模式。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清收方式主要有打包处置、资产证券化、破产清偿以及法律清收等。打包处置就是组合一定数量的债权、股权和实物等金融资产，形成资产包，然后把资产包通过债务重组、招标、转让、置换、拍卖等方法进行处置。[8]打包处置的优点是可以防止资产贬值；实现不良资产的批量处置，提高处置效率，增加经营效益，能够尽快改善银行资产结构。不良资产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的一个类别，其特殊之处在于基础资产是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的不确定性较大。不良资产证券化就是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一部分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出售给一个具有特殊目的的实体，这部分资产经过组合，成为金融市场上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证券。不良资产证券化面临的挑战在于估值难度很大，对商业银行的技术要求高。法律清收包括司法诉讼在内的多种法律手段、措施和程序的运用，既可以通过直接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申请公证执行等非诉法律手段实现清收目的，也可以通过直接诉讼执行借款人、保证人收回贷款。破产清算是指对于一些难以持续经营下去的企业，把作为债务人的企业的资产进行清算变卖后按照偿付顺序进行偿付。

四、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方法和提升资产质量的路径

清收和处置不良资产关系到国家经济政策和外部法律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商业银行作为清收处置的主体，合理利用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以专业化、效益化、精细化为原则，创新思路，多措并举，积极清收处置不良资产是各大银行积极探索的方向。

（一）创新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法

一是在产品设计阶段融入清收处置考量因素。如上文所述，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设计研发阶段未对清收处置环节的问题进行综合考量，为日后清收处置不良资产造成了许多问题和困难。对此，商业银行应在产品服务设计阶段，将产品和服务的清收处置方案与用户需求、收益水平、市场前景等各方面的要素一并进行统筹设计和考量，根据不同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和流程不同，分别预估产品、服务的风险场景，模拟产品和服务的清收处置过程，并以法律视角对清收过程中的每一项环节进行审查、核实和论证，发现问题后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补充相关要素，确保清收处置方案的成本可控、依法合规和有效可行。

二是构建被执行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遏制规避执行的行为，提高清收处置效率。自2009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各类案件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的网络平台。银行应充分利用该平台，对被执行人相关信息录入不全面、信息内容不准确或信息发布不及时等提出建议，确保被执行人信息的社会公开和社会监督。规避执行是目前不良资产处置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规避执行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无偿转让房产、多列支出、虚假债务诉讼等，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债务人有能力履行但抗拒执行或消极履行的行为。对此，商业银行应主动配合司法机关，提供相关线索，通过运用审计手段，落实财产报告制度、必要时通过司法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强化执行力度，尽量减少执行清收的违约损失率。

三是创新非诉清收处置不良资产的机制。目前，金融债权转让市场化改革尚有许多限制因素未能解决，比如金融债权合理定价机制、金融债权转让后社会稳定问题及金融债权处置过程中道德风险等，导致金融债权转让难以市场化。对此，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创新，探索快速清收处置不良贷款的新思路。银行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清收处置不良资产时，应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价方式确定转让价格，防止暗箱操作导致资产损失和流失，实现资产处置回收价值最大化。此外，还应当考虑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对金融资产进行充分论证和评估。应严格按照监管制度和规章操作，采取债权转让方式进行不良贷款清收处置，不以提高受偿、寻找买家、促成交易等理由与债权受让方签订任何形式的回购协议或兜底承诺协议，确保债权转让合法合规。

四是积极探索运用法律手段清收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创新运用法律手段清收不良資产的思路是各大银行积极探索的方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物抵贷方式的创新运用。在新形势下，银行要发挥以物抵贷对清收不良资产的积极作用，可适当纵向拓展业务，发展咨询、收付、担保、代理、租赁等中间业务，有效降低不良资产余额。二是债权转让交易的合理运用。根据结构效益理论，将难以清收的不良资产进行分类打包，转让给第三方专业机构，将会极大优化资产结构，降低不良资产风险。三是完善和发展银行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非常缓慢，银行业资产证券化尚在实践中摸索前进。银行应抓准机遇，积极试点实行资产证券化清收不良贷款，积累经验，提升能力。

（二）提升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路径

首先，培育良好信贷文化，加强人员队伍管理和培训。努力在银行内部形成管理完善、服务优化的良好信贷文化，让各级员工始终对“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三大经营基本原则及其先后顺序保持应有的敬畏之心，使风险合规意识内化于信贷业务人员的心中。此外，还需要不断提高人员素质与业务发展的匹配度，以提高资产质量。例如，开展富有针对性、案例式的培训，所有从事资产业务的员工必须经过岗前培训，并通过相关考试，获得资格认证后方可上岗；及时编制更新工作手册、案例汇编、营销指引等，帮助基层员工掌握风险控制要点和营销重点，帮助基层行员工更好地掌握银行内部最新的产品和信贷政策。

其次，树立前瞻性防范理念，依法行使债权人权利。商业银行应加强法律风险管理，让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贯穿信贷业务全流程，让合规操作成为每个银行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风险防范不仅仅只是事前预防，依法行使权利也是关键。在贷后管理中，应加强对债务人经营活动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运用代位权、撤销权、抵押权等权利，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是防范债务人恶意转移资产，银行如发现这类问题，应立即向法院起诉行使撤销权，依法撤销债务人恶意转移资产的违法行为；二是识别、防范债务人各种逃废银行债务行为，银行只有进行贷后动态监测，关注企业经营发展方向，盯住资金流向，才能防患于未然；三是防范债务人消极维权现象，银行发现此类问题后可行使代位权，代为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以债务人的债权偿还银行债务。

第三，加强风险管理，开展对客户、产品、行业风险的全流程监控。随着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商业银行应不断增强监控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在监控体系建设中运用好信用风险监控系统，积极关注客户资金流向，有效地化解客户融资风险，对存在可疑资金流向问题的客户加强核查，持续开展对银行的融资客户、产品、风险等方面的监测预警及跟踪管控。同时，按照大户融资余额规定质量管控负责人，定期落实对大客户的回访工作。定期召开大客户分析会，及时对重大事件、新闻披露客户的重大负面报道予以关注，对环境保护、产品质量、产业政策、安全事故、高管事件等可能对银行资产形成风险的事件快速反应并启动应急预案，同时报告有关情况，加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四，完善激励考核制度，强化责任追究机制。考核既是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发展的导向标，也是提升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重要抓手，可探索建立银行客户经理递延薪酬制度，一部分奖金在业务发放后暂不发给客户经理，而是可以根据风险结果对是否发放这部分奖金做出选择，如果业务发生风险并形成损失后可扣除这部分资金，如果业务结束后未发生损失则将奖金兑现给客户经理。此外，商业银行应严肃查处不合规行为，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并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对违规员工、不适合留用的人员及时处理和调整。对于一些典型案例，银行内部需要认真分析其形成原因，以此达到有效警醒他人、杜绝风险事件和提升资产质量的目的。

结 语

2017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四大“累积风险”的领域，即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报告中把不良资产列举在各大风险的首要位置。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十九大报告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也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新一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是我国当前和将来面临的一个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如果对此不加以适当清收处置，因不良资产所产生的信用危机可能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清收处置是全球性难题，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清收处置中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如因银行内部信息不对称容易丧失依法清收的最佳时机，金融产品在设计时未能充分考虑清收处置问题，征信体系不完善导致诚信环境缺失，银行胜诉案件执行难、执行手段缺乏强制性，等等。对此，我国商业银行应总结国际和国内不良资产清收处置的经验做法，做好不良资产的清收处置实际工作。一方面，需要在产品设计阶段融入清收处置考量因素，构建被执行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遏制规避执行行为，提高清收处置效率，创新非诉清收处置不良资产的机制，积极探索运用法律手段清收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另一方面，需要培育良好信貸文化，加强人员队伍管理和培训，树立前瞻性防范理念，依法行使债权人权利，完善激励考核制度，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加强风险管理，开展对客户、产品、行业风险的全流程监控。

参 考 文 献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Potent Policies for a Successful Normalization.”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GFSR/Issues/2016/12/31/Potent-Policies-for-a-Successful-Normalization， 2016，4.

[2] 张龙清：《经济下行周期中的商业银行风险初探》，载《西南金融》2008年第11期.

[3] 杨盛昌：《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体制性成因探究》，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8期.

[4] 李枫：《“中小企业贷款难”与贷款结构和经济结构优化》，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1期.

[5] 蒋照辉：《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证券化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再探讨》，载《上海金融》2015年第11期.

[6] 张汉飞、张汉鹏：《国外解决银行不良资产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载《经济问题探索》2005年第7期.

[7] 衷诚斌：《AK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防范与化解策略研究》，广东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8] 赵联盟、李志刚：《打包处置不良资产：商业银行的新选择》，载《中国金融》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

作者：杜尔玏

基于异议处理的信贷管理论文 篇3：

金融执行积案的困境及对策

摘要： 受经济下行等因素的影响，金融执行积案近年来居高不下，带来金融债权受损等多重危害，并存在着债务人缺乏契约精神、法院审执配合力度不够、抵债资产处置变现难等诸多困难。对此，建议从规范银行信贷运作、完善社会征信体系以及健全法院金融案件执行工作机制等方面探索执行难破解之道。

关键词： 金融执行积案  困境  对策

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对银行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不断发酵，市场信用风险频频暴露并大量转化为不良贷款诉讼案件，而金融纠纷案件的执行难成为了金融和司法的难点。因此，本文结合金融工作实践，对金融执行积案面临的困境及应对之策进行探析，希冀对改善金融积案执行工作有所启示。

一、金融执行积案及其危害

金融执行积案是金融机构依据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公正执行文书、仲裁裁决等具有可执行性的法律文书，向有关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因法律、执行程序、当事人等因素导致执行期限超过6个月，仍未执行完毕的案件。受经济下行、产能过剩、外需不振以及刺激性政策后遗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金融执行积案的数量和金额居高不下，且与“担保圈”模式盛行、企业破产关联性大，银行债权人担保权利难以实现。从银行视角看，金融执行积案增加了银行坏账损失，压缩了银行信贷杠杆能量，损害了银行合法债权，危及了金融安全，侵蚀了诚信机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法院的权威性，对法制金融秩序构建和法制国家建设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二、金融积案执行面临的困境

由于金融借款纠纷特点及银行自身风险控制不健全等原因，我国金融执行积案当前总体上仍存在着执行时间过长、执行成本过高、执行效果不好等问题。具体而言，该类案件的执行面临以下诸多困难：

（一）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债务人缺乏契约精神

目前，金融借贷纠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只有少量债务人能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多数债务人不配合执行且往往利用社会信用机制漏洞以层出不穷的方法、手段来规避执行、逃废债务。在此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度和政府纵容企业逃废银行债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少涉案企业资金链断裂后，企业主卷款“跑路”或下落不明，法院诉讼文书无法直接送达，因而导致大量案件采取留置或公告送达方式，案件执行周期被拉长，难以做到快执快结，增加了案件执行难度。

（二）银行法律风险意识不强，信贷管理有待强化

金融案件执行难表面上看是执行环节的问题，实际上根源仍在于银行法律风险意识不强和信贷管理有漏洞，贷前调查不深不全、贷后管理不到位、担保设置不规范、权利行使不及时等问题都为日后执行积案埋下严重的风险隐患。同时，一些银行工作人员法律风险意识淡薄，对担保的设立审查不实不细，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对贷款方资信的正确评估及对贷款资金运作情况的后期有效监管，无形中增加了执行风险。虽然我国《合同法》《物权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债权人代位权、撤销权、参与分配制度等多项救济权利，但从目前进入执行程序的金融纠纷案件看，银行在处理金融纠纷时尚未用足法律救济手段，诉讼时效意识和财产保全等意识不强，使得借款人趁机转移财产而丧失执行良机，导致日后贷款无法收回，法院判决难以执行。

（三）司法行政机关处置不当，审执配合力度不够

个别地方法官为片面追求调解率或急于结案，在案件审理时，并未完全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或者基于当前的社会环境而硬生生促成当事人达成几乎不能履行的调解协议，造成案件不能执行。还有的法官为了提高执结率而强制下达执结裁定，导致金融机构再申请恢复执行非常困难。此外，对于同一抵押物，除法院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有权机关在实践中也可进行查封，但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涉案财产处置的自由裁量权较大，银行的优先受偿权往往无法得到充分保护。

（四）资产评估拍卖不规范，抵债资产处置变现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评估拍卖中介服务已成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组等处理抵押财产和涉诉资产的重要部分，但從执行积案清理角度看，抵质押物评估拍卖及抵债资产处置上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使执行程序受阻。如个别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不实，评估价值严重脱离市场价格;拍卖市场还不成熟，流拍情况常发生，尤其是生产设备等财产的拍卖常无人问津，拍卖成功率较小，影响了执行案件的进度和效率。而且不可忽视的是，一些被执行人的财产往往因各种原因而无法实际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最后实现的债权可能远低于其享有的债权。

三、推进金融积案执行的对策

金融执行积案越多意味着信贷资金沉淀、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性越大，直接影响银行自身利益，甚至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笔者认为，金融案件执行工作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其积案的控制和清理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通力合作，持续努力才能逐步加以完善：

（一）增强全民守法重信意识，完善社会征信体系

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企业发展的生命，是个人立身的根本。要根治金融案件执行难问题，国家应大力普及诚信教育和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守法重信意识，构建以诚信为本的社会征信体系。依法通过贯彻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将“老赖”信息向社会定期公布，并依托社会征信体系推出定向通报制度，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进行信用惩戒，从源头上降低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

（二）强化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规范银行信贷运作

银行应严把放贷关，认真执行“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风险防控制度，加强对贷款抵押物及担保企业资产的调查了解，尤其对于金额较大的金融借款，确保担保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人员应增强依法办事理念，杜绝“人情贷”“关系贷”，及时跟踪调查和分析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断提高对贷款风险的预警能力和规避能力。此外，可探索实践信贷变现方式，丰富债转股等多元化资产处置途径。

（三）完善法院金融案件执行工作机制，加大集中清理专项活动力度

与金融案件审理相比，金融案件的执行更需要专业技术，法院应加强执行人员队伍建设，抽调精专人才充实到一线执行队伍中，必要时可尝试成立金融执行庭来专门负责执行金融案件，不断加大积案执行专项清理活动。同时，法院应进一步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密切与公安、税务、工商、出入境管理、房地产管理等部门的联合，对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给付财产义务的被执行人，通过严格限制其市场交易行为、行政许可与行业准入审批等办法，促使其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提高案件执结率，达到案结事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四）实行法院与金融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信息交流和共享

金融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银行应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建立专门联络员制度，负责管理金融案件执行维权工作，做好日常具体工作的对接与沟通。同时，通过银行业协会平台，银行和法院执行局定期每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执行法官可针对审判、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疏漏，通过司法建议方式予以反馈，以健全银行信贷制度，防范金融风险。此外，对于欠贷不还的被执行人可协商在金融系统内部进行通报、曝光，从而在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一种联防机制，使信用差的被执行人在各金融机构无立足之地。

（五）建立健全评估拍卖监管机制，发挥行业协会专业管理作用

为防止被执行人滥用评估异议拖延执行程序，对于执行异议的审查应秉持尽量不停止执行和限制重新评估的原则。对于出现问题的评估拍卖机构，国家应制定严格的检查处置机制，确保评估拍卖机构向社会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服务。同时，建议评估拍卖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专业管理的作用，利用其优势加强对评估拍卖从业人员的业务资质管理，确保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法律事务部

作者：何修崟 黄磊 葛庆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