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学理论创新研究论文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博古通今、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毛泽东的军政生涯中，读书、研究始终是其兴趣所在，职业革命家、政治家是其主要身份，业余学者则是其第二个身份。作为学者，他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卓越的建树。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共史学理论创新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共史学理论创新研究论文 篇1：

研究生视角中的党史学科建设与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

[摘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共党史学科已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领域。在新形势下,党史学科的继续发展面临着学科定位、理论创新、师资力量、学生培养模式及目标等方面的新挑战。积极应对挑战,实现党史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研究生;中共党史专业;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学科作为一个研究生专业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经过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博士教育与培养,大批党史人才不断涌现,各种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加强,为学科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还存在或者将要面临一系列问题。

一、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不明确,学科归属模糊,社会认同度低,渐趋边缘化,学科特色逐渐淡化。中共党史专业是一门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本身就具有“双重身份”。它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在具有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中,一般把它设立在政治学系中。而它本身更具有历史学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但又不同于古代史、近代史等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党的历史,一部分是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而第二部分不能归入历史范畴,所以它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独立性。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仍不是很明确,在学科归属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根据宋俭教授和丁俊萍教授的概括,中共党史的学科定位大体上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是中共党史学科应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这也是目前实行的国务院学科目录分类;第二种是认为中共党史学应归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当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四种观点都具有合理性,又都有失偏頗,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社会认同度不高,有人称之为“伪科学”、“边缘学科”等等,“直到现在,不仅在一般老百姓,就是在一些干部、学者眼中,党史是否是一门学问仍存在诸多质疑。”[1]中共党史学科一直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似乎中共党史学科的价值已不再那么重要,其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资政育人的学科特色不断退化。如何正确进行合理的学科定位,提高社会认同感,是今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2.学术研究很难突破传统思维和政治环境束缚,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理论创新不足。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在《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的序中对党史研究所做的评价那样:“繁荣中尚有不足,简言之,曰浅,曰窄,曰粗。”中共党史作为研究生一个专业,应该发现新问题,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框架,提出新理论,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基本研究领域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党史,二是党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侧重的是党史研究,涉及党建的研究不是很多。而党史研究中又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研究不多,宏大叙事的研究思路,使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很难做到深入透彻。此外,对一些“历史禁区”研究的成果也不多,许多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在原有的框框中打转,理论创新不足。近几年来,关于党的建设研究理论不断丰富,尤其是在基层党建与民主自治方面有了一定突破。但是,这些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往往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而不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不出新的理论观点,党建研究的发展没有精深的理论为依托,即使提出了一定的理论,也很难在现实中落实,实用性不强,学术与应用相脱节。

3.硕士、博士导师资源严重匮乏,且科研任务重,无暇顾及学生问题。总体上说,近几年来,研究生的培养规模稳中有升。研究生人数的增多与师资力量的紧缺形成了一对突出的矛盾,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老师指导的学生数目增多,只能进行“牧羊式”的管理培养,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培养质量。有些硕士生导师兼带博士生任务,有的还从事一些行政工作,平时又要承担课题,进行科研工作。这样一来,导师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学生的方方面面,培养出的学生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下降。为了解决这对矛盾,有些高校就迅速培养青年教师,将其晋升为副教授,取得硕士导师资格,甚至破格晋升。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他们的各方面的能力如何,莫衷一是。他们本身的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总之,我国各高校和党校系统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与师资力量的匮乏的矛盾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时地有效地解决导师不足的问题,要切实提高导师的整体素质和水平,要建立监督机制与考核制度,对不合格的导师坚决处理,甚至取消其硕导或博导资格。党史专业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规模应适当缩小,真正做到提高学生培养质量,而不是贪求学生数量。

4.研究生培养目标不明确,培养模式单一化、模式化,束缚学生自由发展。针对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制定的培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有失偏颇。在过去的很长时期内,培养的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主要是面对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和党政系统研究部门的,大部分都属于学术型。近几年来,研究生毕业之后从事学术科研事业的人数大大减少,大部分都趋向于应用型,毕业后大都从事一些服务性行业。但培养目标没有随着这一客观情况的变化重新修订,而是按照原来的培养目标一刀切,没有按照学生自身的特点和择业取向进行区别对待。

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也有单一化、模式化的弊端。在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一般分两个时间段,前一个时间段是各种课程学习的阶段,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选修课等等,这些课程的选择余地很小,教师的教授方法一般是传授式的,而且每届研究生学习内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培养出的学生“水平相当”。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学位论文写作。这是展现导师指导能力和学生研究能力的一个平台。但是,论文写作也有模式化的倾向,大部分学生由理论到理论,由概念到概念,没有创新,找不到新的角度,研究内容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都不大。中共党史专业的论文写作,应该注重调查研究,运用时政的方法获得一手资料,在资料中发现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生甚至导师都忽略了这一点。

对单一化、模式化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如何进行改革,如何让学生自由发展,是摆在党史学科建设面前的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5.研究生中共党史理论基础差,创新能力不足,社会实践少,就业日益困难。目前在全国高校中,只有三所高校开设了党史专业的本科学位点,大部分党史专业的研究生都是从别的专业考入的,他们在成为硕士研究生前,没有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共党史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造成理论基础普遍较差。成为党史专业的研究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毕业后也不打算从事党史方面的相关工作,对党史专业不感兴趣,学习的热情不高,所以理论知识也很难提高。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创新能力也必将达不到各方面的要求。

此外,这门“冷专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很难有一席之地。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实践机会较少,没有更多的平台让学生发挥。就业问题是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许多学生自从成为一名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开始,就业的压力就已经存在,伴随整个研究生生活。相关老师和部门对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指导不足,许多招聘信息的通道不流畅,也未对学生的就业压力进行适当疏导,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日益困难的被动局面。

二、新时期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对策与路径

1.合理解决中共党史学科归属问题,加强实证研究,不断创新,开拓党史研究新局面,增强社会认同感。“学科属性与学科归属,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与基础。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属性与学科归属,给予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应有的更为准确的学科定位,不仅是目前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建设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在这方面能得到学术界和有關主管部门的积极回应,以使这一影响和制约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和繁荣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2]的确如此,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学科的属性与归属,尽快解除这一问题对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桎梏。在研究内容上,要注意学科理论创新,避免对同一问题的重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实证方法的运用,深入基层,挖掘史料,收集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在珍贵的历史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加快党史学科理论研究的创新,开拓党史研究新局面。把党史研究与党建实际结合起来,加强学科实用性,服务现实。此外,还应加强学术交流,办好各种学术杂志,让人们切实感到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学科的社会认同感。

2.突破传统思维束缚,避免宏大叙事,从微观着手,研究“小人物”、“小事件”对大历史的影响。以往的党史研究,着重对大人物、大事件的考察,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比如说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大人物的学术研究,对中共创建、武装割据、工农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的各种会议、党的各种决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继续对这些重大人物和事件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很难再有新的突破,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研究思维,避免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加强地方史的研究,从“小人物”、“小事件”中以小见大,发现大历史的轨迹,从另一个侧面对“大人物”、“大事件”进行研究。一来,由于以往对“小人物”、“小事件”的研究发掘较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激发研究者研究兴趣。二来,通过对这些“小”的研究,来佐证“大”的研究的科学性。尤其在研究地方史时,一定要结合地方实际,从地方收集资料,用史料说明问题,形成研究特色,从微观角度研究“大人物”、“大事件”的真实面目,揭示历史真相。从微观角度研究党史将是今后党史研究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3.加大党史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多层次的师资力量,提高导师科研水平,切实关切学生的发展。决定党史学科的兴衰和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是人。党史学科的导师必须加强责任感与使命感,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为学生负责,为自己负责,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负责。在提高现有师资队伍素质的基础上,还应该注意发掘培养具有党史素养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加强对其的培训力度,他们关系到党史学科未来的发展,这是党史学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但是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用良好的政策导向和合理的激励机制,促其成长,为党史学科的进一步繁荣作出贡献。党史学科师资队伍水平的高低,一是体现在学术科研成果上,一是体现在学生培养的质量上。所以,党史专业的导师,一定要切实关注学生的发展,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留下足够的空间,激发起学习研究的兴趣,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身上,更不能放任自流,不管不问。以此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推动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和导师科研水平的不断进步。

4.明确党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制定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力争学校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因人而异地确定培养目标,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确定不同的培养模式,一般应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两大类。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目标应当而且必须向多样化方向发展,让学生学以致用,与实践相结合,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构建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新体系,以培养各层次的党史人才,服务社会。2009年,南开大学开全国高校之先河,在经济学院对硕士研究生实行试点分类培养,在同一专业内分“学术应用型硕士生”与“学术研究型硕士生”两类培养方式,学生可以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形式。两套课程培养两种类型的人才,既符合学生兴趣,又适应了社会需要。为了保证两类硕士生的培养质量,南开大学从筛选、教学安排、再到论文指导等各方面都制订了相应措施,效果明显。这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值得具有党史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单位思考和借鉴。

5.培养学生对党史专业的兴趣,提高理论修养,提供实践机会,开拓就业渠道。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要用我们的历史来教育青年,让他们懂得革命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作为党史专业的研究生,更应该关注历史、关注党史,培养对党史学科和党史专业的兴趣。要努力让学生认识到党史学科的重要性,开发新的前沿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解决新的现实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对党史学科的兴趣,提高党史学科的理论水平。此外,党史专业研究生的各个培养单位应与社会协调起来,提供更多的实习实践机会,给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平台。培养单位要与就业服务中心等部门加强沟通,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将各种就业信息及时提供给学生,拓宽就业渠道。

参考文献:

[1]刘建辉.党校系统党史学科发展的几个问题[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1).

[2]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08(3).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

作者：冯志军

中共史学理论创新研究论文 篇2：

毛泽东与历史研究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博古通今、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毛泽东的军政生涯中，读书、研究始终是其兴趣所在，职业革命家、政治家是其主要身份，业余学者则是其第二个身份。作为学者，他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卓越的建树。哲学方面，他著有《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作品；文学方面，他的文章、诗词，都卓然成家；历史方面，他虽然没有专门著作，但博览群书，熟读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倡导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史学理论和观点成一家之言，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术研究兴趣浓厚，熟读《二十四史》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1957年，他提出在二届全国人大不连任国家主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摆脱杂务，有时间研究重要问题。他说：“……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他所希望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两类，一类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58年12月9日，他在审阅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决定时，认为不担任国家主席，可以让自己“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既是一项政治工作，也是一项学术研究工作。

毛泽东的学术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当时，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通过寒窗苦读一举成名，然后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仍是很多读书人的理想。受这种传统影响，毛泽东最早的志向并不是投身革命，而是在学问上脱颖而出，成名成家。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他给父亲留下一首诗，表达了自己一心向学的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后，毛泽东主要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间长达5年之久，他一生学问的基础奠定于此。当时，他的兴趣集中于文、史、哲3个领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他与老师、同学经常探讨、交流研究学问的方法。1915年6月25日，他在一封写给同学的信中，宣称自己“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1916年2月29日，他在写给另一位同学的信中，开列了77种书目，认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他还与同学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在老师杨昌济的指导下，定期研讨哲学和伦理学问题。

由于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一方面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另一方面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此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去当一名学者，而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帝反军阀的职业革命家道路。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学术研究的兴趣一直保持着。工作之余，他最大的兴趣和爱好就是读书。除了马列著作外，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而在中国古代文史典籍方面，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下的功夫最深。

1952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他阅读古籍的需要，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木刻本《二十四史》。此后，他对这部书反复阅读，手不释卷，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 1975年，他已经82岁高龄，重病在身，由于患白内障，视力不好，但他还坚持读《二十四史》。自己不能看，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后来他的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他就自己读。从1952年到1976年长达24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书中的许多人物传记，他还反复读过多遍，例如《南史》韦睿传、《新唐书》徐有功传和马周传、《后汉书》光武帝纪等，他至少读过5遍以上。阅读过程中，他写下了大量的批注。据统计，在这部木刻本的《二十四史》上，毛泽东在15种史上写下了198条批注，共计3583个字。批注文字中，最少的是两个字，最多的一条写了914个字。除了批注文字外，毛泽东还作了大量的批画和圈点，批画和圈点的符号在书中随处可见。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阅读之勤、用功之深、内容之熟、见解之精辟，很多专业的历史学者都难以望其项背。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可以看出，毛泽东具有不是专业学者但胜似专业学者的史学素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史实常有独到和精辟的论述，这与他熟读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古代历史典籍是分不开的。

号召全党研究历史，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

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也向全党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任务。1938年10月14日，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向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提出了学习和研究的任务。他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在这里，他把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即中国历史摆到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就是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体现出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有这些，都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特点，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

把研究中国历史摆到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重要途径，反映出毛泽东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高度重视。

由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是从近代历史发展演变而来，近代史更贴近实际，因而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毛泽东最为重视近代史的研究。1941年5月19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批评党的干部和党员对于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重视不够。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由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不了解，于是只能“言必称希腊”，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革命经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除了要求全党认真研究现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向全党郑重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正是在他的重视和号召下，中共党内的范文澜、何干之、胡绳等历史学家，在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最早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毛泽东不仅号召全党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本人也曾有志于这一方面的研究。1939年1月17日，他在给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由于革命工作繁重，他的这一夙愿始终没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过多项重要建议。1957年初，他为了提倡“双百方针”，多次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在1月份举行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在讲到“双百方针”的时候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真理是同错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人善事是同恶人恶事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斗争作比较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恨蒋介石，但蒋介石是个什么王八蛋，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蒋介石全集。”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要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2月29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他提出要让人们经风雨、见世面，了解国际情况和敌人的情况，然后说：“蒋介石他讲了许多东西，有许多著作、演说，听说有这么长，我就赞成出全集。”“你要研究研究历史，他是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后来，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蒋介石全集》没有出版，但毛泽东的这项建议显然推动了学术界对蒋介石的研究。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受陈毅下达的任务，组织何干之等历史学者开始撰写《蒋介石传》。1965年，历史学者李侃等也开始着手编辑《蒋介石言论集》。这些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中断，但开启了学术界研究蒋介石的先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展蒋介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提出应该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说：“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周恩来不久即在广东从化召开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上，布置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并交由经济学家许涤新组织实行。这项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一度中断，但在编写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得以完成，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陆续出版了3卷本、220多万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从一个重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倡导中共党史研究，奠定中共党史学科基础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不仅是中共党史的重要创造者，而且最早倡导和组织中共党史研究，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毛泽东选集》等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基础。

毛泽东倡导中共党史研究，主要缘起于编辑《六大以来》一书。编辑这本书，本是为召开中共七大准备材料。毛泽东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由于逐篇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深刻地认识到十年内战后期，王明、博古等人统治中共中央期间，中共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对这条错误路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人甚至根本否认存在过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不可能成功召开七大。为了确保七大召开成功，必须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中共历史上各个时期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所犯的错误，提出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他还说：“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这个发言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任务，并初步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线索和方法。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这次会议后，中共高级干部组成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开始进行整风学习。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规定高级组的学习“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我党二十年历史”，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41年的历史，在当时是全部党史的内容。

毛泽东任组长的中央学习组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第二个阶段是全面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1942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为了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和意义。他说：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认为，通过研究中共党史，可以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以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来指导当前的工作。“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二是明辨是非，统一思想，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除此以外，他认为，研究中共党史，还有一层目的和意义，这就是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创造些新的东西”。所谓“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新的理论创造。所以，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共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报告中，毛泽东阐明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对象和内容。他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认为，研究中共党史，是要研究“整个党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毛泽东强调“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一是具有现实针对性，弄清路线是非是思想整风的需要；二是抓住了中共党史的主线。中共党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中共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而展开的。当然，如果把全部中共党史理解成一路线斗争史，也是错误的，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歪曲。

在报告中，毛泽东论述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他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共党史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研究。他强调要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中去研究，“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古今中外法”。历史的发展过程，比如辛亥革命以来的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历史发展过程的各种对立面，比如中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这就是“中外”。这里的“中外”是引申意义上的。他特别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对立面的研究。认为只有弄清楚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面的情况，才能深刻了解和认识中共路线政策的发展过程。因此，他提出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

在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和论述。他把中共党史分为3个阶段：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并分别论述了这3个阶段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革命力量和中共的政治路线。这种分期主要是为了集中批判这3个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做出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分期漏掉了中共的建党时期，因此它是有缺陷的。毛泽东自己也说：“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但这种分期是对中共党史最早做出的分期，为对中共党史进一步做出科学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最早论述了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历史时期的划分，对于构建中共党史学科的体系、指导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个报告形式上是一个工作报告，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是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离不开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在这一方面，毛泽东也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延安时期，他主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3本重要的党史文献。如前所述，毛泽东主编《六大以来》本是为召开七大搜集和准备材料，并没有汇编成书的打算。后来为了给中共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材料，他提议将六大以来历史文献汇编成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他对每篇文献进行了认真的审核，除了通读全文外，还对某些文献的题目做过修改，使其更加醒目，让读者通过题目便能大概知晓文献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按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对文献进行了编排，首先将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分为8个专题——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然后将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按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的中共历史文献519篇，共约280万字，1941年12月印制发行。这是第一部大型的中共党史文献。

《六大以来》出版后，毛泽东又应党员干部的要求，主编了《六大以前》，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共收入文献184篇，其中大部分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分上下两册。1943年，毛泽东又在《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基础上，挑选能够代表和反映中共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文献，编辑了《两条路线》一书，作为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这3部文献集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献整理工作的开端。这3部文献集挖掘、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不仅为延安整风提供了中共党史学习和研究的系统材料，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文献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他对篇目进行了精心的挑选，收入选集的文章都是各个历史时期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对各篇文章进行了认真的校阅，有的做了文字上的修订，有的做了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他亲自起草了部分文章的题解和某些重要注释，并审阅和修改了所有的题解、注释。《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不仅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文献和重要的理论指导。中共党史学科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以《毛泽东选集》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所以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史，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总的轮廓，总的思路，总的过程，都有了。”

贯通古今中外，史学理论和观点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说：历史研究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毛泽东虽然没有写出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贯通古今中外，其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既兼收并蓄，又自成一家之言。应该说，毛泽东在历史研究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功能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的古为今用的理论众所周知。除此之外，他对历史研究还强调过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历史研究可以提高和加强人们的人文素养。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有历史知识。他说：古人讲，“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跟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其中“古”就是历史，就是“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所以，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通古今，也就是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第二，历史研究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创新。他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问题的新理论。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他认为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现状，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事实上，毛泽东的不少重要著作，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

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许多富于启示意义的见解，比如古今中外法、阶级分析法、历史还原法等，都为学术界所熟知。迄今为止，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历史研究中还特别强调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满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就是要求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和引用，同时又要重视对史料的分析和综合，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和理论。这一观点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毛泽东说：“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的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一见解对于历史研究中处理断代史研究与通史研究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它说明，通史研究要建立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

毛泽东的著作中，常论及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发展进程，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这一方面，他有不少如珠妙语，做出了很多见解深刻、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经典论述。

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原因，他说：“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例如，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他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例如，关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过程，他说：“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个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黄埔军也曾受到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这段话，实际上勾勒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基本纲要。

例如，关于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例如，关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

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当然不全是泰山不移之论。某些理论和观点的不足，早已为学术界所认识。但瑕不掩瑜，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毛泽东的史学理论、方法和观点，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矿，值得不断地深入挖掘。○

题图 毛泽东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荣辉

作者：彭厚文

中共史学理论创新研究论文 篇3：

中共党史研究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 要：从中共党史政治功能的角度来看，党史研究所具有的资政和育人功能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从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看，充满活力即富于争鸣和创新精神的党史研究，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进程本身，也应成为党史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中共党史；和谐社会；政治功能；学术功能

中共黨史学与一般的历史学科相比，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因此，除学术功能外，中共党史学还有“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功能，体现着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的统一、政治功能与学术功能的统一。而无论是从其学术功能还是从其政治功能来看，都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党史研究的资政功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1］35可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呢？

首先，通过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执政经验，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从江西瑞金红色政权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在一个局部地区执政的政党。延安时期，这种特点尤为鲜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成为一个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几十年的执政历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党执政的历史，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重视总结和借鉴党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2］

进入新世纪，党员和领导干部中增加了许多年轻同志，他们不仅没有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苦斗争，而且许多人也未能直接参与“文革”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党的历史和经验缺乏系统、深刻的了解。而这些党员和干部却承担着继往开来、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要使他们成为合格的领导人才，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系统地了解党的历史，深刻记取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十分必要。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和指导现在，更不可能正确地预见和走向未来。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对党的过去没有深刻的了解，就不可能胜任今天的领导职责，更不可能承担起明天的历史重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55年来的执政经验进行了总结，形成了六条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即：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3］5-7这六条经验是在对党的历史尤其是执政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代表了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当然，实践在不断发展，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对今天的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为指导，继续深化党的执政经验研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今后党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其次，通过研究党的建设史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3］31如何搞好党的建设？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历史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方面，党八十多年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党的建设的历史。我们党从建党那一刻起，就十分重视自身的建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自身建设的经验，为今天党的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财富。因此，加强和深化党的建设史研究，是新形势下搞好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所在，它本身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任务。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一是从思想上建党的历史及其经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进行革命道路的探索中，也在苦苦思索如何解决党内成分混杂、思想不一的问题。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内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规定了新党员的入党条件。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提出，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发展党员不是看成分和阶级出身，而是看对党的主张的态度。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1945年，党的七大规定了各种阶级成分和出身的人入党的条件、程序等，标志着“从思想上建党”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党继续探索思想上建党的办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对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今天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形势下，强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既是对党的历史上注重思想建党传统的继承，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实质上是个理论创新问题，即用发展了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正如李君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上所指出的：“实践走到哪里，历史也就走到哪里，理论创新也就走到哪里。理论研究离不开历史研究。”［4］离开了历史研究的理论研究不可能有所创新。不认真研究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史，理论研究的结果很可能是全盘否定或者停滞不前，而不可能实现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还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的结果。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痛苦的经验中学习。”［5］既然党的历史已经提供了惨痛的教训，党就不应该犯同样的错误。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我们同样应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新形势下中国改革、发展的新情况结合起来，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结合起来。

二是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及经验。之所以特别突出地提出这一问题，不仅因为它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重要，更因为这方面的失误曾经给我党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危害。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陈独秀的家长制、李立三的一言堂及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曾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党内民主集中制逐步被破坏，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日益严重，伴之而来的则是“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和“文革”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破坏，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小的弯路，这个惨痛的教训来之不易，永远值得我们记取。为此，尤其应重视并深化党内民主建设史的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中之重。

二、党史研究的育人功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1］21－22这就告诉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实现这些目标，说到底是一个育人的过程。在社会思潮多样化和传媒工具迅猛发展的今天，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党史研究在育人方面的优势。

党的历史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蕴藏着丰富的“育人”资源。

一部党史，雄辩地说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運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结束了近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

一部党史，表明新旧社会两重天。旧中国是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凋敝、国势衰弱、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仅仅50多年的时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放眼祖国大地，社会稳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真可谓是人间奇迹。

一部党史，包含了众多的先进模范和先进事迹。在党的历史上，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他们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抛头颅、洒热血，辛勤耕耘，忘我工作，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时代颂歌。

可见，党史具有丰富的育人资源。在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教育方面，党史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党史研究工作者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我们要处理好学术研究与党史知识普及的关系，编写各种通俗的党史读物，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各种纪念活动、电视艺术、图片展览、革命纪念景点、现代传媒等渠道，发挥党史研究育人的功能，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涵盖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社会各个领域充满活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笔者认为，作为学术领域的“活力”，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争鸣与创新。

首先来看争鸣。党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除资政育人的功能外，本身也具有学术功能。但由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的政治性与学术性往往被简单地割裂开来、绝对地对立起来，强化政治性而弱化学术性，甚至以政治性抹杀、否定学术性。最终的结果是：在党史研究中，跟着领导人的讲话走、跟着纪念日走、跟着运动走的“注经式”、“逐风式”的“成果”俯拾即是，而非常时期一度十分猖獗的“以论代史”、“史从论出”，以及“御用史学”、“影射史学”更是极端的例证，使“百家争鸣”变成了“一家独大”。表面上看，这样的学术界没有争鸣，一片风平浪静，“和谐”无比，实际上，这种死气沉沉的“和谐”下隐藏着的却是矛盾重重。建国后一个时期，党在文化领域内以政治思想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错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6］这就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党史研究来说，以“双百方针”为指导，允许和鼓励不同意见的探讨和争鸣，这才是真正的和谐，是充满活力的和谐。

再来看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活力”是跟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想像一个没有创新的社会会充满活力。创新包括各个领域的创新，学术领域也不例外。没有学术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成为空谈。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理应不断进行学术创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乃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于自身的特殊性，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科性质方面还存在不小的争论，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指导理论上都缺乏创新，在学术观点上也缺乏突破性成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6］中共党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也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积极进行学科体系、研究方法、指导理论和学术观点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结语

中共党史特殊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密切关系。无论是从资政的角度，育人的角度，还是从党史自身的学术功能来讲，党史研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任务本身，也对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理应成为今后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可以把党领导人民促进社会和谐的历程作为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积极进行社会史的研究，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江泽民.论党的建设［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24－225.

［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郭德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8.

［6］中共中央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Ｎ］.人民日报，2004－03－21.

责任编辑：王清明

作者：蒋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