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行政诉讼受案研究论文

[摘要]机动车的出现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然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随着机动车的发展，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更加频繁。为了更好地整治道路交通秩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问题愈发显得重要。文章主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内行政诉讼受案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内行政诉讼受案研究论文 篇1：

社团罚的受案标准研究

摘 要：近些年来，对社团罚求告无门的事例时见报端，学者们大多主张依据法律法规授权的规定，将这类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实践表明，传统授权理论在社团罚的受案标准问题上存在诸多局限，而完全摒弃这一理论又不现实。故有必要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协调权利保障与社团自治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对授权理论作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为法院审查社团罚提供可行的标准。

关 键 词：社团罚；受案标准；授权理论；授权规范体系

收稿日期：2012-08-25

作者简介：赵延聪（1986—），男，山东日照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宪法与行政法。

本世纪初的几个热点事例，特别是长春亚泰、广州吉利诉中国足协两例，使人们认识到对社团罚加以监督和制约的必要性。但在长春亚泰诉中国足协案中，尽管学界和舆论一再呼吁，法院的结论却是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予受理。那么，法院判断受案范围的标准何在？传统授权理论在社团罚问题上有何不足？如何完善？这些问题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社团罚这一概念。“社团”可以是任何依据章程设立的社会组织，“罚”可以是罚款、警告、内部通报、行业曝光、集体抵制、市场禁入、开除会籍等多种形式。因而在性质上，社团罚既可以是社团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实施的行政处罚，也可以是一般的惩戒行为。

一、授权理论的局限及相关研究

在我国，有关社团罚受案标准的通说是授权理论。该理论主要内容为：“从被授权组织形态上看，包括各种公益机构（如社会团体、协会、学校） 、事业与企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从被授权组织权力来源上看，它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直接授予，即来源于国家；从被授权组织行使行为性质上看，它行使所授权力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从被授权组织法律地位来看，当它在行使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授行政权力时，具有与国家行政机关基本相同的法律地位，能够发布行政决定和命令，承担行政法律责任。”[1]

授权理论的规范主要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关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之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规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第25条又补充了规章授权的情形，且明确了被授权组织的主要类型，即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和其他组织。①社团属于其他组织的范畴，但诚如有学者所言，与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相比，社团在组织性质、管理对象、行使权力的依据、管理目的等方面都具有其特殊性。[2]实践中，法院一旦受案，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将不得不面对许多与一般行政诉讼不同的问题，如排除法院管辖的约定、社团内部规范的效力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授权理论显然没有能够给予足够的关照。因而，笼统地将它们归于一类，适用相同的受案标准，显然缺乏针对性。

另外，传统授权理论还存在授权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尽管学界对行政主体理论和行政授权的讨论由来已久，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规范支持，至今仍无法对于何为“授权”、“授权”应满足的条件、遵循的程序等基本问题形成共识，这使得法院在实践中难以把握授权的具体界限。以长春亚泰诉中国足协案为例，传统授权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第31条第3款的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中国足协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而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关于对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足球队处理的决定》本质上是国家行政管理行为，系具体行政行为，故人民法院应予受案。[3]

这一思路看似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强，但实际是过于牵强和不切实际。因为，中国足协的管理权限相当宽泛，成份也十分复杂。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形下，法院对其管理行为不可能不加甄别地一律加以审查，这也有违社团自治的基本原则。而在“授权”标准不明晰的情况下，法院又很难判断社团的哪些行为应受审查，一旦受案，很难在国家法律体系内找到充足的法律依据来判断社团罚的合法性。因为，社团作出处罚的直接依据往往是其内部的规定，如此例中足协处罚的依据都来自于《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等内部规范。

对此，有学者试图摒弃传统的授权理论，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探索新的社团罚受案标准。如戚建刚主张借鉴英国的经验，以公共职能为视角，对中国足协管理性行为的行政可诉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审查标准。[4]林峰则通过比较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法院关于自治组织的行政可诉性之判断标准，并对他们的经验予以总结后，认为苏格兰模式对我国更具借鉴意义。[5]（p29-52）不过，由于缺少对本土实践的关注，其提出的标准往往可行性不足。如戚建刚提出如果有事先约定的其他有效救济途经时，则司法不得干预，这一标准就忽视了约定的合法性。中国足协排除司法审查的“约定”见于《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62条，但了解中国实际的人都知道，足协章程的民主性和正当性是很值得商榷的。而且，赋予足协内部的仲裁委员会以最终裁决权，其公正性也难令人信服。

应当说，西方国家这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域外经验，为社团罚受案标准的讨论提供了横向比较的坐标。一方面，授权理论是依据现行立法构建起来的，且已经融入了司法实践；另一方面，它也是我国行政法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与行政主体等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国法院不可能完全抛弃以立法为基础的授权理论，像英、美国家那样依据判例独立发展出有关受案范围的标准。比较可行的思路应是：对现有授权理论的框架作必要的修正，以加强司法审查的可行性。而上文的分析显示，授权理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适当地界定“授权”，以清晰地厘定法院对社团罚的审查范围。

二、“授权”的严格限定

要彻底解决授权模糊的问题，显然需要立法上对授权作更明确和具体的规范。但由于授权主体和授权规范层次的多样性，短期内在整体上很难有可观的改变。这种情况下，从权利救济和有效利用司法资源两方面考虑，人民法院既不应如理论主张的那样一律受理，也不应目前实践的做法那样概不受理。合理的思路应该是，确定切实可行的标准，选择性地提供救济。本文即沿袭这一思路，试图对授权规范体系作进一步的梳理，并设定其应符合的必要条件，以期为法院针对社团罚的行政诉讼受案提供可行的参考。

一般论及授权规范，即指社团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如长春亚泰诉中国足协案中依据《体育法》第31条第3款。但上文的分析表明，若使对社团罚的行政诉讼得以顺利进行，仅有此抽象和概括的规范依据，显然远远不够。此种情形下，构建更充分的授权规范体系即显得十分必要，而所谓“授权规范体系”即指社团罚的规范依据的总和，也可理解为针对社团罚行政诉讼的依据。本文所理解“授权规范体系”，大致由原始授权规范、辅助授权规范和社团规范三类规范组成，下面对其分别作简要的介绍：

所谓原始授权规范，即指社团罚的最初规范依据，是赋予社团惩戒权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这也是通常意义上所言的授权规范，区别于后两类规范的最大特点是赋权性，即是授予社团一定的权力，如《体育法》第49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此条即赋予了体育社会团体处罚竞技体育活动中违纪违规行为的权力。但对于其处罚权的具体内容、行使方式、程序等诸事项则由后两类规范来明确，故源规范的另一特点即是其抽象性和概括性。另外，原始授权规范的法律位阶一般较高，目前而言，只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才可构成。

辅助授权规范是指国家法律体系内源规范以外的有关社团罚的法律规范。辅助授权规范是对原始授权规范的进一步落实，故其位阶一般较原始授权规范低。在内容上主要体现为“授权”内容具体化和明确化、社团处罚权行使的具体规范等。辅助规范内部的成分亦可能很复杂，位阶上或差别很大，法院在判断时需作适当的考量和梳理。

社团规范，即社团为具体实施社团罚而制定的各类规范，包括社团成立时制定的章程，也包括此后的各种管理规定，如长春亚泰案中的《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等诸规范。这类规范虽不属于国家法律体系，但却往往是社团惩戒权行使的直接依据，故对法院判断此类案件同样不可或缺。不过，法院在具体审查惩戒权时，对于相关社团规范的适用与否应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笔者认为，包括以上三类规范在内的授权规范体系，只有明确以下相关事项，才可使“授权”成立：一是授权的对象，即被授权的社团必须明确单一，如《体育法》第49条中的“体育社会团体”即为授权对象要素；二是授权的事项应尽可能明确具体，如《体育法》第49条中处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即是此方面的内容；三是惩戒措施应有一定的限度。如限制人身自由的惩戒措施，社团原则上不能实施，对劳动权的限制也应有一定标准等。

当然，在不同的领域对授权规范的要求也会有所差异，可行的途径是通过司法实践的探索和经验总结来完成标准的确定，这个过程中司法解释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且，标准也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授权”的严格限定也是相对的，随着授权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这一标准对于法院审查社团罚，将逐渐不再成为障碍或挡箭牌。因而，本文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思路的阐释，而不是凭空创造标准。

授权规范体系的另一功能在于为法院审查社团罚提供规范依据。当然，在具体审理案件时，法院对上述三类规范适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原始授权规范和辅助授权规范均属于国家法律规范体系，法院对其中的法律、法规规定须“依据”；而对于规章则可“参照”；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审查使用。尚不明确的是社团规范的适用问题。从法理上讲，社团规范不属于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其效力自然又下位于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但是，考虑到维护社团自治和有效处理纠纷的需要，建议法院可以选择性地参考社团规范。尤其应当尊重社团章程的规定，因为章程是一个社团的“宪法”，是社团自治的保障和象征。对于与相关法律规定或者基本法律原则相抵触的社团规范，法院可完全不予考虑。

三、补充标准和说明

为使法院在审查社团罚时有充分的依据，笔者对“授权”作了十分严格的限定。这会使许多社团罚因不具有完备的授权规范而“幸免于”法院的审查，从而可能导致司法救济的真空。为此，设置相应的补充标准十分必要，同时这也有助于解决授权理论对社团缺乏针对性的问题。

一是重要性标准，即如果是对公民基本权利或公民、组织的其他重大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社团罚，则虽不具完备的授权规范，亦仍有司法审查之必要。如有学者主张：“如果公益机构的行为侵害了其内部成员重要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和其他基本权利，如重大数额的罚款，剥夺内部成员的劳动权、休息权和受教育权，开除会员资格等，法院就要考虑该行为应受司法审查。”[6]这一标准是从社团罚所加诸对象的角度确立的，与权利救济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当然，这一标准的具体实施，仍然要以尊重社团自治权为前提。

二是从社团角度看，如果是官办的、具有垄断性质的组织，如我国的足球协会、律师协会等，法院对其社团罚更有审查的必要。因为垄断性可能会使同样的处罚措施具有悬殊的严厉程度，如开除会籍在非垄断性社团中对被惩戒者导致的至多是重新选择社团的不便，而在垄断性社团中则可能意味着他短期甚至终生失去了从事某一行业的自由。这一标准在国外已有实践，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对那些占垄断地位的大型社团以及那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有着相当重要地位的社团和协会与一般社团的区别原则”，对前者压缩其自由裁量的空间，并适用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7]

三是如果社团内部已经存在较为完善和有效的救济机制，而相对人（包括被惩戒者和利害关系人）弃之不顾，或者在内部救济没有显失公正的情形下，仍寻求司法的介入，法院可援引穷尽内部救济的原则拒绝审查。这主要是出于对社团自治的尊重，尤其在目前社团因过多依赖政府而导致独立性不足的情况下，很有强调的必要。

不过，在适用上述标准时，应注意区分社团成员起诉和非成员起诉的情形，因为社团内部的救济机制一般只适用于其成员，故前者较后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司法之外的救济。因而，非成员对社团罚提起的诉讼，法院应适当降低受案的门槛，尤其是穷尽内部救济原则，其适用应受限制，甚至不予适用。因为社团对外实施的惩戒，或者内部惩戒对外部的影响问题已经无涉社团自治的核心利益，或者此种情形下，社团自治本来就应受到更多的限制。

以上几个标准只是参照学者的研究总结而得，实践中则可能需要根据具体情形作相应调整，或应用新的标准来审查社团罚，这其中司法解释的作用仍然值得强调。而且，标准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和排斥的，实践中需要综合考量和运用。

补充标准扩大了“授权”的范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审查依据。此时，法院可参照适用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或者运用相关法律原则解决相关争议。因为按照授权理论，社团罚若被确定为依授权而为，则其在性质上即为行政处罚。但因其主体的特殊性，所以不宜直接适用针对行政机关设置的行政处罚法律规范。当然，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司法的自由裁量权。

构建多元救济机制才是解决社团罚的途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对待社团罚，本文秉持的基本态度是司法的审慎主义，不主张不切实际地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这是社团自治的需要。司法需要对社团罚采取审慎的态度，那么权利救济上的不足如何弥补呢？笔者认为，构建包括内部申诉和裁决、第三方仲裁、行政诉讼等在内的多元救济机制，才是治本之道。尤其是第三方仲裁机制，与内部救济和司法救济之间可形成良性互补，既可避免内部救济在公正性上受到的质疑，又可克服司法在专业性和效率方面的不足，如与各国体育协会并立的体育仲裁委员会等。可喜的是，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社团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和第三方仲裁的相关问题。[8]

总之，以社团为代表的第三部门的发展和成熟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在自治传统和实践均不甚见长的我国尤甚，它们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磨合、调适的任务也不会在短期内完成，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极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

【参考文献】

[1][2][6]戚建刚.论公益机构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J].法学，2003，（07）：29-32.

[3]罗璇，曹斌.面临尴尬：长春亚泰状告中国足协[J].中国律师，2002，（03）；潘新美.中国足协作为行政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J].行政与法，2005，（03）；马怀德.权利救济真空需要填补[EB/OL].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9399，2010-10-01.

[4]戚建刚.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诉中国足协案再评析——以公共职能为视角[J].行政法学研究，2004，（03）：31-37.

[5]林峰.论足协及其他自治组织的行政可诉性——中国与三个普通法管辖区域的比较研究[A].公法研究[C].商务印书馆，2004.

[7]宁昭.论德国法上的社团罚——兼论现行中国法上的社团罚[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17.

[8]郭树理.体育组织内部纪律处罚与纠纷处理机制的完善——以中国足球协会为例[J].法治论丛，2003，（03）；高升.我国体育协会内部纠纷的法律救济——以体育仲裁与司法介入的关系为中心[J].体育科学，2009，（08）等.

（责任编辑：徐 虹）

Research on Cognizable Standard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Zhao Yancong

Key words：corporal punishment；cognizable standards；authorization theory；provisions about authorization

作者：赵延聪

国内行政诉讼受案研究论文 篇2：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探析

[摘 要]机动车的出现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然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随着机动车的发展，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更加频繁。为了更好地整治道路交通秩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问题愈发显得重要。文章主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交通事故认定行为。

[关键词]交通事故认定；性质；行政确认；完善

在经济社会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作出的交通事故的认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证明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本身，不是对交通事故案件的最终处理决定，但认定书中必然包含责任划分的内容，势必导致对交通事故的处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往往会使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产生合理的质疑。但由于我国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争议往往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性质

（一）目前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性质的争议

1.证据论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中已经明确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直接属性，随即公安部门便取消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重新认定程序，人民法院也相应地不再受理当事人因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提起的行政诉讼。这使得当事人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方面认为损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无法得到救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是一种鉴定行为（鉴定结论）。但是，究其本质交通事故认定与鉴定行为还是存在区别的。

2.具体行政行为论

诚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是种具体行政行为，如有学者即提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交通行政管理机关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其他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实施的一种行政确认性行为”，“应当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当可诉”，①刘星、李娜两位教授也认为“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一种典型的公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②具体而言，具体行政行为论的学者又细分为两个派别，一部分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属于行政裁决行为，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属于行政确认行为。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

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或授权单位针对特定的人或事所采取具体措施的行为，其行为的内容和结果将直接影响某一个人或组织的权益，且该行为不能够对今后所发生的事重复适用，它具有行为对象的特定性和具体化，属于某个个人或组织，或者某一具体社会事项”。③

1.从实质层面正确认定具体行政行为

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两种学说来区分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一种是看行政行为所规定的内容能否重复适用为标准，若不能重复适用则是具体行政行为。一种是看期限的限定，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项而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可以针对未来发生的事项。由此来分析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它是针对事故发生的当事人双方作出，对象是特定的，再从期限上看它是在事故发生后作出的，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交通事故认定这一行为的核心在于责任认定，而不是一般的事实认定。因此，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2.正确认清公安机关的职权

行政确认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认、认可、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④虽然其“并未直接处理事故当事人，但它却产生了间接的法律效果，是事故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也就是说，责任认定的作出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⑤故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这种责任认定从实质上说是一种具有确认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首先，从行政行为的依附性上看，交通事故的认定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主导的独立操作的行为。其次，从行政职能上看，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行使道路交通管理职权，运用行政职权对社会秩序（交通秩序）进行管理的一种手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当事人双方会间接产生一定的法律关系，或者说会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一定的影响。所谓间接的法律关系，就交通事故认定书而言，在意思表示内容方面公安机关也只是对交通事故当事人情况、交通事故基本事实上加以肯定、认定，而没有直接对当事人双方规设相关的权利或义务，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客观事实的认定对当事人双方均会导致一定权益的得失，或者是法律关系上的改变。因此，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进行认定的行为符合行政确认行为的本质要求。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从我国现行行政法律与立法精神上看，应属受案范围

根据我国权力机关的职能分配，立法机关负责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改；行政机关是立法机关的具体事务执行机关，相对来说其体系比较庞大、冗杂。而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审判机关），检察院（监督机关），其职责是在保证司法独立的基础上对国家行政权进行监督，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也表达了同样的分权的意思：如果行政者也是法官，他就有可能把他有义务实施的规则的含义加以扭曲以适合自己的目的。⑥因此为了更好地让行政权发挥自身的作用，司法权需要运用一种“刚柔并济”的手段来对其进行制度上的监督。⑦

（二）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出发，应属受案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对于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秩序、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文化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以及行政相对人法律意识的增强，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愈发地适应不了现实生活中的相关案件的处理。因此有必要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⑧另外，从我国现行的行政法立法宗旨和构建和谐社会来看，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行政诉讼立法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三）从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上看，应属受案范围

19世纪的西方国家处于资产阶级初步发展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专制与教会统治，相应地在行政法上以“天赋人权”与“个人主义”为启蒙思想。在大陆法系表现为“公权力理论”，英美法系表现为“控权论”，到20世纪随着各国疆域的扩大，政府逐渐将“手”伸到经济、教育、文化、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到20世纪后期，很大一部分国家才逐步过渡到“有限政府”。现代英国法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采取排除的方式来列举，再来看大陆法系的典型——法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它采用的标准有：公务标准、公共权力标准、法律关系、法律规则标准等。我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发展时间里，也不可避免地采用积极行政的理念，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也必须与之相适应。⑨

三、交通事故认定的救济与完善

首先，在交通管理部门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专门监督交通事故认定的制作过程与当事人的投诉。这个可以借鉴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制度与合议庭制度，具体操作上是从技术鉴定等专业领域采取自愿报名与甄选两个环节最终选择出具有资历的“人民监督员”，在每次的认定过程中由他们与交通管理部门内部人员共同监督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在有异议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最终决定。

其次，通过再审制度保障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官通过细致地查看事故认定书和其他相关证据材料，便有可能发现其制作过程中存在的关键性错误，进而能够以关键证据不足来推翻之前的交通事故认定，让交警部门从新鉴定。另外，法官看程序是否合法，他可以从做出事故认定书的交警人员入手，看他们是否具有鉴定资格。在执法过程中应当相应地公开案件处理的进展，避免一些简单地、粗暴的方式，尽量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完成认定行为。

最后，引入判例。在多元开放的社会制度特征下，应该多多吸收外来法律判决经验，在切实做好法的继承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法的移植工作（法的创新）。这一法律判决经验的借鉴为我们在处理不服交通事故认定案件中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引入判例。法官、学者等法律大家可以收集、整理国内发生的已经被受理的交通事故认定案件，还应当有意识地甄选一些国外的比较典型的案件，最后汇编成为一本案例集，编印成册分发到各级人民法院，供法官与交通管理部门人员学习。当出现相似案件时经过本院审委会讨论并报送高院同意后方可引用。当然，上述构想的操作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因而我们的借鉴绝不能脱离法律经验、社会现实生活和法的本土资源。

[注释]

①参见刘星、李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研究》，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5期。

②参见李亚妮、严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研究》，载《风险管理》2007年第37期。

③④参见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128-129页。

⑤参见展万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性质及行政可诉性研究》，载《行政与法》2001年版第29期。

⑥参见昂格尔：《法律格言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⑦参见林孝文、冯少辉：《论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载《行政与法》2008年第6期。

⑧参见李亚妮、严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研究》，载《风险管理》2007年第37期。

⑨参见蓝华生：《行政管理创新与行政法制衡》，载《福州大学学报》

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韦淑玲（1991—），女，广西罗城人，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作者：韦淑玲

国内行政诉讼受案研究论文 篇3：

2011年中国法治亮点回眸

2011年，是中国法治“发力”的一年，法治进程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出现的一年。用“发力”这个流行词形容2010年中国法治进程的主题，也是恰如其分的。立法领域，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刑法修正案(八) 充分彰显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的修法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执法和司法领域，重拳出击酒驾醉驾行为，醉驾入刑成效显著，并且成为考量公安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考卷。

亮点之一：刑法修正案（八）的加减乘除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醉驾飙车、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买卖人体器官等被定为犯罪；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入罪门槛，增加了食品安全渎职罪；加大打黑力度；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完善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从宽规定；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等。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的修改非常大，涉及条文有50条之多，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彰显着保护民生的立法原则，使我国刑罚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刑法在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形象地说，本次刑法修改具有“加减乘除”的特点。所谓“加法”，就是本次刑法修改加大了醉酒驾车、飙车、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将公众深恶痛绝的醉酒驾车、飙车以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严重危害群众利益行为定为犯罪。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意味着只要有醉酒驾车、飙车的危险驾驶行为，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将适用刑法进行处罚。醉驾、飙车属于高度危险的行为，不能等到危险行为发生了严重后果再治罪。

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刑罚力度。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从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到皮革奶事件，食品安全始终触动着老百姓的神经，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力度势在必行。食品安全犯罪最低也将被判处有期徒刑；对于罚金，没有规定数额上限。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相关责任人同样将受到刑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修改还增加了有关“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使得“社区矫正”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刑法文本中，解决了令司法界长期头疼的社区矫正法律依据问题，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正式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是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建立的重大标志，符合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的国际刑罚文明潮流。

所谓“减法”，就是本次刑法修改大幅度削减了死刑罪名，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占中国刑法死刑罪名的近五分之一，改变了以往死刑罪名上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状况。此次取消死刑罪名迈出的步子很大。现行刑罚结构总体上能够适应当前惩治犯罪、教育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需要，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等问题。此前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高达68个，根据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适当取消一些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不会给中国社会稳定大局和治安形势带来负面影响。对于依然保留的死刑罪名，还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实社会治安的情况，惩治犯罪的需要，以及人民的意愿再进一步研究和取舍。修改后的刑法还对一些特殊人群的犯罪作了具体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所谓“乘法”，就是要做好修法后的制度完善工作，以本次刑法修改为契机，乘势而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本次刑法修改的乘数效应。例如，以刑法确立“社区矫正”为契机，进一步给力社区矫正立法，加快出台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进一步完善现行社区矫正制度。刑法修正案（八）有关“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只是解决了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问题，内容相当原则。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进一步确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

所谓“除法”，就是有关部门以本次刑法修改为契机，抓紧进行法律法规清理，消除与刑法修正案（八）冲突矛盾现象，修改或废止与刑法修正案（八）冲突的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规章，切实维护刑法修正案（八）作为基本刑事法律组成部分的权威性。

一言以蔽之，本次刑法修改体现了“加减乘除”的修法特点，充分彰显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亮点之二：刑事诉讼法15年后的大修

刑事诉讼法迎来了15年后的第二次大修。全国人大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后，1996年对该法进行了首次大修。近年来，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背后暴露出来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问题均指向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学术界和实务界要求再次呼吁大修。

2011年8月2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8月30日公布了草案及说明。这次刑诉法修改的面较大，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这次修改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完善了刑事诉讼中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并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等原则。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最突出的修改在于完善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除了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外，还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草案明确规定，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等言辞证据应当排除、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

近亲属可拒绝作证，也是草案的重大亮点。对于证人作证方面较大的突破,是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只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草案规定，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对这些人除外。中国自古就有“亲亲相隐”的传统，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所谓“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这与世界部分国家的法律理念相契合。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规定，体现了刑事诉讼“以人为本”的精神。

律师辩护制度进一步完善。目前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履行辩护职责时经常遇到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三难”问题，虽然在2007年修改的律师法中对此都有了明确规定，但现实执行很不理想。对此，修正案草案也作出规定，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案件外，律师可以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利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非现行刑诉法中必须经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同时根据草案，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将均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草案还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记录封存制度，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对逃匿的腐败犯罪分子、恐怖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及时采取必要的冻结追缴措施等规定，为预防和惩治腐败及恐怖犯罪起到积极作用。

亮点之三：民事诉讼法从小修到大修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民事诉讼法（试行），此后在1991年由全国人大制定了现行民事诉讼法。2007年，立法机关首次作出修改，针对当时突出的再审难和执行难问题作出了修改，基本属于小修小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10月24日首次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10月29日公布了草案及说明，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意味着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已经提上最高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主要变化体现在检察监督、法院管辖、回避情形、证据及证明、送达、保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特别程序、再审程序、执行程序、涉外送达等方面。

完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成为此次民诉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民诉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接收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的手续，增加规定促使当事人积极提供证据。针对有的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不及时提供证据，故意拖延诉讼的情况，草案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予以训诫、罚款、赔偿拖延诉讼造成的损失、不予采纳该证据。

为了加大对“老赖”们的惩处力度，进一步解决“执行难”，此次民诉法修改强化了执行措施，专门增加规定，对逃避执行行为进行制裁，并提高了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等行为的罚款额度。“执行通知”是在法院执行前，先告知当事人法院即将执行的一项制度。执行通知制度的设置本来是为当事人自觉履行提供一个时间阶段和机会。但当事人收到执行通知后，往往不履行义务，而是转移财产逃避执行。有人戏称这种执行通知制度等于是给当事人“通风报信”。针对这一弊端，此次草案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人民检察院有权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如法院对民事案件审理不公，检察院可提检察建议。民诉法原先只规定了抗诉一种监督方式，草案规定的监督的范围从民事审判活动扩大为民事诉讼,监督的方式从原来的抗诉扩大到检察建议和抗诉方式。增加检察建议的方式，有望加强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亮点之四：21年一成不变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已经启动

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通过后已经实施21年，迄今尚未作出过修改。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人士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启动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

现行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由于案件受理范围规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而各类规范性文件，比如通知、意见、红头文件、会议纪要等出台时缺乏监督，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显然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当务之急。司法实践证明，采用概括式和列举式的方式，以及具体行政行为标准和人身财产权标准规定行政诉讼的范围，客观上限制了法院的受案范围，也限制了原告的诉权，对保障公民、组织的正当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法治秩序均很不利，有必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作必要调整。现实生活中，打着红头文件的旗号侵犯公民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有必要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以约束红头文件，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有望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201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试点法院就第一审行政案件中,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行政案件,探索适用简易程序。在保障行政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给予当事人最快捷高效的权益救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较明确、争议较小的行政案件，一些采用独任审判的简易程序可以满足当事人追求公正的基本要求，同时可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过去采取一刀切、一律不适用简易程序的做法，使得行政诉讼制度缺乏机动灵活性，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理。

亮点之五：婚姻法司法解释引起空前的社会热议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8月12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首次明确在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规定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该新规一公布，在社会各界引发空前的热议，并且掀起了一轮夫妻房产证加名的热潮。不少人认为，女性在婚姻中的权益被弱化。广州一家保险公司甚至顺势推出了国内首款女性婚姻保险（据浙江在线2011年12月6日报道）。不少网友认为新婚姻法是男人的“福音”，保护了在婚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损害了弱者的利益。有人认为，一般都是男方买房、女方装修，离婚时房产升值，女方净身出户，这种结果不公平。北京、南京、浙江宁波等地已先后出现适用该解释的首例案件，其中多案涉及人们最关注的离婚后房产分割问题。

专家们呼吁，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宣传力度，女性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在婚姻中的财产权利。婚姻中的风险是存在的，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不明白自己的财产权利。专家解释，很多父母在子女结婚时倾注毕生积蓄买房，而且一般不会签署书面协议明确房子没有子女配偶的份，用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行为表明态度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尤其从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角度出发，该条规定对防止因部分年轻人中存在着“快速结婚、快速离婚”的“闪婚”现象，给一方父母带来的巨大损失，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尽管不少专家学者出来“澄清”或“解读”，婚姻法司法解释依然带来了各地房产证“加名”热潮。

据介绍，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起草理念就是，准确适用婚姻法，在其缺乏具体规定时，参照有关物权法、合同法等的规定精神，尽量增加解释的可操作性，统一执法标准。从媒体反馈的情况来看，有些民众对婚姻法解释(三)的规定存在误解，有人认为该解释对弱势群体的女方保护不力。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一)、(二)、(三)的规定精神，不能机械地适用，更不能割裂开来。

一条司法解释引发社会热议，或许是司法解释制定者最高法院始料未及的，也让不少专家学者大跌眼镜。看来，关涉公民基本权益的重要司法政策的制定也要像立法一样充分征求和吸纳民意，同时宣传和普法工作要紧跟。

亮点之六：醉驾入刑成效显著

醉驾入刑堪称2011年执行最给力的法律条文。公安严格执法、法检公正司法，一些醉驾的警察、公务员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高晓松这样的名人也难逃半年拘役。醉驾入刑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树立了法律的权威，彰显了公安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形象。

酒驾醉驾早已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的“醉驾入刑”规定赢得社会各界的喝彩。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后，酒驾的现象明显减少，酒后不开车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酒后代驾生意也颇为火爆。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具体地讲，醉酒驾驶机动车，即驾驶人的血液酒精检测含量达到或超过80毫克/100毫升。危险驾驶犯罪行为一经查实，将有可能处1~6个月拘役，并处罚金。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消息，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实施7个月来，公安机关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切实发挥法律的教育惩戒作用，酒后驾驶行为数量同比大幅下降，治理成效明显。据统计，2011年5月1日至11月30日，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机动车201153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4.5%。其中，醉酒驾驶机动车33183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3.7%。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介绍，对查获的酒后驾驶行为，公安机关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对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对经侦查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一律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截至2011年11月30日，全国公安机关已侦查终结并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19836件，其中，法院已判决10060件。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5月9日，音乐人高晓松在北京市东城区驾车与前车追尾，造成四车连撞，4人轻伤。5月17日，法院对高晓松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高晓松醉驾被判刑一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名人现身说法的反面教材。

醉驾案件审理成为考量司法机关的一份特殊试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醉驾者的身份地位如何，无论是权高位重的官员还是风光无限的明星，都必须接受刑罚的制裁，任何涉案人都没有刑事豁免的特权。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有亮点的地方也有盲点。回眸2011年中国法治进程，我们也看到一些阳光下的阴影。如扶起跌倒老人反遭诬陷的事例屡见不鲜，扶起跌倒老人居然成了一个法律难题；名人李阳多次对其美籍妻子李金实施家暴还大言不惭地声称老婆孩子都是他的实验品，法律却对家暴行为颇为无奈；西安疯狂的渣土车居然不到一年时间就撞死了51人，交管部门理应承担执法不力、执法不作为的失职责任，不是副市长一句道歉可以轻描淡写抹去的，这么多的交规和警力难道真的管不了一辆渣土车？！

法治的阳光永远普照大地，让我们告别2011，共同期待2012中国法治奏响新的凯歌。

（作者系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刘武俊